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
冲突
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六十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自觉对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开和掩盖。结果，中国今天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仍像半世纪前一样遥远。
可能的解决方法
现在是我们清楚地认识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现实而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使她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这个问题可以有三种解决的办法。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它的侵入；可以一心一意接受这个新文明；也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既然今天没有人坚持抗拒政策，我的讨论将只限于后两种态度。
选择性的现代化
乍看起来，选择性的现代化似乎是最合乎理性的上策。因此，这不仅是国内的提倡者，也是自命为中国之友和中国文明的热爰者的一些外国作家所鼓吹的一种最有力的态度。我甚至可以说，这是迄今任何思考过中国文化冲突问题的人所持的唯一认真和明确的态度。他们告诉我们，中国发展了灿烂的文明，这个文明绝不能在盲目接受西方文明当中丢掉。这些好心的忠告者们说，务必十分谨慎地从西方文明中选择那些不致损坏中国艺术、宗教和家庭生活中的传统价值的东西。总之，对现代文明的某些方面可以作为必要的恶来接受，但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
不受欢迎的变化
现在看来，这种态度究竟如何呢？实际上，这是说中国必须改变但又决不能改变。拆掉一座城墙，总会有人同声反对，理由是这座城市将失去中世纪的古雅。北京最初铺设电车道时，许多美国游客看到电车穿越这座城市的中心而深感遗憾。几乎现代化的每一步都会遇到这样的指指点点。工业化已破坏了人们的家庭生活并使他们放弃了祖先崇拜。现代学校教育使中国的书法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课本用白话文，使学生不能用古文作文了。小学生不再背诵孔子的经书。电影正在赶走中国戏。禁止缠足是好事，可是丝袜子太贵了，现代舞蹈吓人。妇女解放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剪短发、抹口红搞得过火。如此等等。
幸福与现代化
有一次，一位来中国游历的哲学家坐滑杆翻越一座崎岖小山。他在舒适靠椅上听到抬滑杆的唱一支他觉得好听的歌曲，不觉听得入迷，并从中得到启示，悠然陷入哲学遐想：像中国人这样的人力驮兽在担负沉重苦役时仍保持唱歌之乐，这远比现代工厂的工人为自己的苦命鸣不平要强得多。他担心中国实现工业化之日，工厂不仅会毁掉一切精美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而且也会扼杀中国苦力一边工作一边唱歌的欢快精神。
对选择性的现代化的认可
这样一来，国内外的忠告者们都认为中国必须走选择性的现代化的道路，即尽量保持她的传统价值，而从西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须的东西。
传统价值安然无恙
我曾经也是这种选择性过程的倡导者之一。不过现在我表示后悔，因为我认为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要。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如果领导人在前进道路上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止步不前，结果是毫无进步。
接受现代化
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近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不再谈论抵制西方文明，只是因为中国的保守主义已在选择性的现代化的理论伪装下找到庇护所。她在采用西方文明某些方面如电报、电话、铁路和轮船、军事改组、政治变革以及新的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微小的进步，大多是外国特权享有者或担心民族灭亡和崩溃的中国人所强加的。这些方面的进步没有一项是出于自觉自愿或明智的了解而引进到中国来的。甚至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充分了解他们所主张的东西。仅在几年以前，1898年维新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歉然地自认道：“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西学为何物，亦不知如何去学。我们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旧东西已经不够用了，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领袖人物本身浅薄如此，当然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真正的热忱或坚强的信念。
保存国粹
果如所料，要求改革的第一个浪潮被政府中反动分子镇压下去后，知识界立即发起了一个新运动，即“保存国粹运动”。这个运动中的许多支持者又同时是后来推翻满清的革命党的成员。这个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这个保守主义最近几年有突出表现。有人在反对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时经常使用“打倒文化侵略”的口号。
工具与进步
直到最近几年才听到有人坦率发表现代西方文明优于中国的和一般东方的旧文明的议论。一位年逾花甲的思想家吴稚晖老先生于1923-1924年发表了他的宏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在文中大胆宣称中国旧道德的总体都是低级的和粗浅的，欧洲种人在私人道德上和社会公德上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都超越其他神族之上。“他们是所有这些种族中最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民，他们的道德总体是高超的。”他劝告中国的知识分子把所谓的国故扔到茅厕里至少三十年。在此期间，用一切努力加快步伐建立像尘沙一般干燥的物质文明。他对被已故梁启超先生等保守思想家斥为濒于破产的现代科学文明大加颂扬而不惜余力。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一种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世界的进步全靠工具数量的增多。而科学又是工具制造的最有效途径。”“我们相信文明愈进步，工具就愈繁多，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就愈接近，那些现在阻碍人类智慧的困难问题也就愈容易得到解决。”
国际性的经验
这些话出自一位花甲老人之口这件事就值得注意。吴先生曾受教于江阴南菁书院，这所学院是当地最后的重镇之一。他曾在日本住过，也曾在英法两国呆过几年。他对西方新文明之了解不下于他对东方旧文明的了解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