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林姑娘正在山坡上，背脊的汗一边湿着一边就干了。她丢开了那小竹耙，她用手像梳子似的梳着那干草，因为干了的草都挂在绿草上。
她对于工作永远那么热情，永远没有厌倦。她从七岁时开始担水，打柴，给哥哥送饭。哥哥和父亲一样的是一个窑工。哥哥烧砖的窑离她家三里远，也是挨着嘉陵江边。晚上送了饭，回来天总是黑了的。一个人顺着江边走时，就总听到江水格棱格梭地向下流，昔是跟着别的窑工，就是哥哥的朋友一道回来，路上会听到他们讲的各种故事，所以林姑娘若和大人谈起来，什么她都懂得。关于娃儿们的，关于婆婆的，关于蛇或蚯蚓的，从大肚子的青蛙，她能够讲到和针孔一样小的麦蚊。还有野草和山上长的果子，也都认得。她把金边兰叫成菖薄。她天真地用那小黑手摸着下江人种在花盆里的一棵鸡冠花，她喊着：“这大线菜，多乖呀。”她的认识有许多错误。但正因为这样，她才是孩子。关于嘉陵江的涨水，她有不少的神话。关于父亲和哥哥那等窑工们，她知道得别人不能比她再多了。从7岁到10岁这中间，每天到哥哥那窑上去送三次饭。她对于那小砖窑很熟悉，老远的她一看到那窑口上升起了蓝烟，她就感到亲切，多少有点像走到家里那种温暖的滋味。天黑了，她单个沿着那格棱格棱的江水，把脚踏进沙窝里去了，步步地拔着回来。
林姑娘对于生活没有不满意过，对于工作没有怨言，对于母亲是听从的。她赤着两只小脚，梳了一个一尺多长的辫子，走起路来很规距，说起话来慢吞吞，她的笑总是甜蜜蜜的。
她在山坡上一边抓草，一边还嘟嘟的唱了些什么。
嘉陵江的汽船来了。林姑娘一听了那船的哨子，她站起来了，背上背筐就往山下跑。这正是到先生家拿钱到东阳镇买鸡蛋做点心的时候。因为汽船一叫，她就到那边已经成为习惯了。她下山下得那么快，几乎是往下滑着，已经快滑到平地，她想起来了，她不能再到先生那里去了。她站在山坡上，她满脸发烧，她想回头来再上山采柴时，她看着那高坡觉得可怕起来，她觉得自己是上下去了，她累了。一点力量没有了。那高坡就是上也上不去了。她在半山腰又采了一阵。若没有这柴，奶妈用什么烧麦粑，没有麦粑，晚饭吃什么？她心里一急，她觉得眼前一迷花，口一渴。
打摆子不是吗？
于是她更紧急地扒着，无管干的或不干的草。她想这怎么可以呢？用什么来烧麦粑？不是奶妈让我来打柴吗？她只恍惚惚地记住这回事，其余的就连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了。奶妈是在哪里，她自己的家是在哪里，她都不晓得了。
她在山坡上倒下来了。
林姑娘这一病病了一个来月。
病后她完全像个大姑娘了。担着担子下河去担水，寂寞地走了一路。寂寞去夫，寂寞地来，低了头，眼睛只是看着脚尖走。河边上的那些沙子石头，她连一眼也不睬。那大石板的石窝落了水之后，生了小鱼没有，这个她更没有注意。虽然是来到了六月天，早起仍是情凉的，但她不爱这个了。似乎颜色、声音，都得不到她的喜欢，大洋船来时，她再不像从前那样到江边上去看了。从前一看洋船来，连喊连叫的那记忆，若一记起，就有羞耻的情绪向她袭来。若小同伴们喊她，她用了深宏的海水似的眼光向她们摇头。上山打柴时，她改变了从前的习惯，她喜欢一个人去。奶妈怕山上有狼，让她多纳几个同伴，她觉得狼怕什么，狼又有什么可怕。这性情连奶妈也觉得女儿变大了。
奶妈答应给她做的白短衫，为着安慰她生病，虽然是下江人辞了她，但也给她做起了。问她穿下穿，她说：“穿它做啥哟，上山去打柴。”
红头绳也给她买了，她也说她先不缚起。
有一天大家正在乘凉，王丫头傻里傻气地跑来了。一边跑，一边喊着林姑娘。王丫头手里拿着一朵大花。她是来喊林姑娘去看花的。
走在半路上，林姑娘觉得有点不对，先生那是从辞了她连那门口都不经过，她绕着弯走过去，问王丫头那花在哪里。
王丫头说：“你没看见吗？不就是那下江人，你先生那里吗？”
林姑娘转回身来回头就走。她脸色苍白的，凄清的，郁郁不乐的在她奶妈的旁边沉默地坐到半夜。
林姑娘变成小大人了，邻居们和她的奶妈都说她。
（首刊于1940年第1号《天下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