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老，他有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A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A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是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牺牲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A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仍就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他说：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鹂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雾：
飞来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同时在北平《晨报·学园》发表）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志摩纪念
周作人
面前书桌上放着九册新旧的书，这都是志摩的创作，有诗，文，小说，戏剧——有些是旧有的，有些给小孩们拿去看丢了，重新买来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衬页上写了这几行字：“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买得此书。”
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矻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便是像我这样外行也觉得这是显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志摩的诗，文，以及小说戏剧在新文学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我这里只是笼统地回顾一下，觉得他半生的成绩已经很够不朽，而在这壮年，尤其是在这艺术地“复活”A时期中途凋丧，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了。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大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别派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稀有的奇人了。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哪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A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四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哪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呻吟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哪里道得出一份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于北平。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志摩在回忆里
郁达夫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
这是我托杭州陈紫荷先生代作代写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联。陈先生当时问我和志摩的关系，我只说他是我自小的同学，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份的死。
做挽联我是不会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对句。而陈先生也想了许多成句，如“高处不胜寒”，“犹是深闺梦里人”之类，但似乎都寻不出适当的对句，所以只成了上举的一联。这挽联的好坏如何，我也不晓得，不过我觉得文句做得太好，对仗对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的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至于哀挽诗词的工与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了。我不想说志摩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我不想说他是如何如何的可爱，我也不想说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记忆里的志摩来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见一次他那副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与音容。
大约是在宣统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学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候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A对面。
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当然总也还是一个小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总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
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在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
像这样的和他们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两次也上了他们一点小当之外，我和他们终究没有发生什么密切一点的关系，后来似乎我的宿舍也换了，除了在课堂上相聚在一块之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晓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中，改入了一个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关门的教会学校。从此之后，一别十余年，我和这两位奇人——一个小孩，一个大人——终于没有遇到的机会。虽则在异乡飘泊的途中，也时常想起当日的旧事，但是终因为周围环境的迁移激变，对这微风似的少年时候的回忆，也没有多大的留恋。
民国十三、四年——一九二四、五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有一天风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仔细一看，他的头，他的脸，还是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高大了，和他并立起来，简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样子。
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已经锻练成了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从这年后，和他就时时往来，差不多每礼拜要见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要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喂，老×，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
正在这前后，和他一次谈起了中学时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张大了眼睛惊问我说：
“老李【编者按：老李为老沈之误，系指沈叔薇。】你还记得起记不起？他是死了哩！”
这所谓老李者，就是我在头上写过的那位顽皮大人，和他一道进中学的他的表哥哥。
其后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于是美丽宏博的诗句和清新绝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积多了起来。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后，北京变了北平，当时的许多中间阶级者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叶。有些飞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黄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复在歧路上徘徊着，苦闷着而终于寻不到出路。是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头，我又忽而遇见志摩。
“喂，这几年来你躲在什么地方？”
兜头的一喝，听起来仍旧是他那一种洪亮快活的声气。在路上略谈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里坐了一会，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赉公司的轮船码头。因为午前他刚接到了无线电报，诗人太果尔回印度去的船系定在午后五时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这老诗人的病状的。
当船还没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还不能够交谈的时候，他在码头上的寒风里立着——这时候似乎已经是秋季了——静静地呆呆地对我说：
“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为太果尔这一回是刚从美国日本去讲演回来，在日本在美国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从这一回之后，两人又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时时来往了。可是一则因为我的疏懒无聊，二则因为他跑来跑去的教书忙，这一两年间，和他聚谈时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头一天喝酒的时候，我和董任坚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当时杭府中学的旧同学之一，席间我们也曾谈到了当时的杭州。在他遇难之前，从北平飞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闯到了他的寓里。
那一天晚上，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聚在那里的缘故，谈谈说说，竟说到了十二点过。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后会才兹分散。但第二天我没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了，因为他的灵柩到上海的时候是已经殓好了来的。
文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像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它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记
上面的一篇回忆写完之后，我想想，想想，又在陈先生代做的挽联里加入了一点事实，缀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谈志摩的散文
梁实秋
我一向爱志摩的散文。我和叶公超一样，以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以上。志摩的可爱处，在他的散文里表现最清楚最活动。我现在谈谈志摩的散文的妙处。
志摩的散文，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永远的保持一个亲热的态度。我实在找不出比“亲热的”更好的形容词。他的散文不是板起面孔来写的——他这人根本就很少有板面孔的时候。他的散文里充满了同情和幽默。他的散文没有教训的气味，没有演讲的气味，而是像和知心的朋友谈话。
无论谁，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志摩提起笔来，毫不矜持。把他心里的话真掏出来说，把他的读者当做顶亲近的人。他不怕得罪读者，他不怕说寒伧话，他不避免土话，他也不避免说大话，他更尽量的讲笑话，总之，他写起文章来真是痛快淋漓，使得读者开不得口，只有点头只有微笑只有倾服的份儿！他在文章里永远不忘记他的读者，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和你指点和你商量，真跟好朋友谈话一样，读志摩的文章的人，非成为他的朋友不可。他的散文有这样的魔力！例是无须举的，因为例太多。没有细心咀嚼过志摩的散文的人，我劝他看《自剖》、《再剖》、《求医》、《想飞》、《迎上前去》（俱在自剖文集里），他将不仅在这几篇文章里感觉文章的美，并且还要在字里行间认识出一个鲜龙活虎般的人。
文章写得亲热，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不是能学得到的艺术。必须一个人的内心有充实的生命力，然后笔锋上的情感才能逼人而来。据我看，有很多人A有模仿志摩的笔调的样子，但是模仿得不像，有时还来得呕人，为魄力不够而只在外表上学得一些志摩的Mannerism自然成为无聊的效颦。志摩的散文有很明显的Mannerism（这个字不好译，意思是文体上一个人所特有的种种毛病），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有他的风调（Style），风调是模仿不来的。只有志摩能写出志摩的散文。
志摩常说他写文章像是“跑野马”。他的意思是说，他写起文章来任性，信笔拈来，扯到山南海北，兜了无数的圈子，然后好费事的才回到本题。他的文章真是“跑野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文章本来用不着题目，随他写去，永远有风趣。严格的讲，文章里多生枝节（Digression）原不是好处，但是有时那枝节本身来得妙，读者便全神倾注在那枝节上，不回到本题也不要紧。志摩的散文几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质，不比是说理的论文，所以他的“跑野马”的文笔不但不算病，转觉得可爱了。我以为志摩的散文优于他的诗的缘故，就是因为他在诗里为格局所限不能“跑野马”，以至于不能痛快的显露他的才华。
“跑野马”不是随意胡写的意思。志摩的文章无论扯得离题多远，他的文章永远是用心写的。文章是要用心写要聚精会神的写才成。我记得胡适之先生第一集《文存》的序里好像有这么一句：“我这集里有一篇文章不是用心做的。”我最佩服这个态度。不用心写的文章，发表出来是造孽。胡先生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方面较多于散文艺术方面；志摩的用心，却大半在散文艺术方面。志摩在《轮盘》自序里说：“我敢说我确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我最佩服这个态度。《轮盘集》里有两篇《浓得化不开》，志摩写好了之后有一次读给我听，我觉得志摩并不善于读，但是他真真用心的读，真郑重的读。想见他对于他的作品是用心的。诚然，他有许多文章都是为了报纸杂志逼出来的，并且在极短的时候写出来的，但是这不能证明他不用心。文章的潦草并不能视所用时间长短而定，犹之是不能视底稿上涂改的多少而定。志摩的文章往往是顷刻而就，但是谁知道那些文章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了几久？看他的《自剖》和《巴黎的鳞爪》，选词造句，无懈可击。志摩的散文有自觉的艺术（consciousworkmanship）。
志摩的天才是多方面的，诗，戏剧，小说，散文，他全来得。记得约翰孙博士赞美他的朋友高尔斯密好像有这么一句：Thereisnothingthathedid not A狅狌犮犺andhetouchednothingthathedidnotadorn.大意是：“没有一件事他没有干过，他也没有干过一件他没干好的事。”志摩之多才多艺，正可受这样的一句赞美。不过我觉得在他所努力过的各种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杨振声
十一月十九日夜里十二点了，忽然接到济南来的电报，说是志摩在开山机焚身死！天啊，我的眼睛可是花了？揉揉眼再看，那死字是这般的突兀，这般的惊心，又是这般地不可转移！电报译错了吧？那是可能？查了再查，这志摩与死万不能连在一起的观念，竟然由这不肯错一字的电码硬给连上了！电报的错字每每有，为什么这回它偏不？但常常有些奇突可怕的事变，吓出一身冷汗后，醒来竟只是一个噩梦。这回敢不也是？但愿它是！四周望望，书架，桌椅，电报，为什么又这般清晰，这分明又不是梦！志摩，他是真死了！
记得我们最后的一别，还是今年六月里在北平中山公园，后池子边上，直谈到夜深十二点以后。那是怎样富有诗意的一个夏夜！
月亮没有。星斗是满满的。坐在枝叶蓊翳的老柏树底下，对面是古城下一行的路灯，下面池子里的鱼泼剌泼剌地飞跳，身子松松懒懒地斜靠在池边的长椅上，脚跷在临池的栏杆上，眯着眼吸烟，得，这是多好的一个谈天的环境与谈天的姿势！
于是我们谈到星星的幽隐，谈到池鱼的荒唐，谈到古城上楼阁的黑轮，谈到池子里掩映的灯影，谈到夏夜的温柔与不羁，谈到爱情的曲折与飘忽。最后，又谈到他个人的事情上去了，如紫藤的纠缪，如绿杨的牵惹，如野风的渺茫，如花雾的迷离。我窥见他灵感的波涛，多情的挣扎！那是多有趣味而又不能发表的一段呀！
时已半夜以后了，露水把火柴浸洗，烟都抽不着。沉静着听那夏夜的神秘吧。忽然远远的幽幽的来了一阵音乐之声。
“听，那故宫的鬼乐”！他说。
那音乐真像似从故宫方向来。“你想这音乐是在幽宫的一角，几个幽灵泣诉故宫的旧恨好呢？还是在千门万户的不夜之宫，三千女魂一齐歌舞好呢？”是我问。
“唔！你去幽宫吧，我得先看了歌舞，再到幽宫去找你。”他弯了嘴笑。
我们寻着音乐声往东走，经过一段幽凉的长路，到了来今雨轩。也不见有跳舞的音乐。
“这音乐真来的古怪！”他侧着耳朵说。
出了公园的前门，我们又顺着天安门东走，高大的城根下，只有我们两个影子。
“小曼来好几封快信催我回去了。”他有所思地说。
“你怎样还不走呢？”
“等飞机呀！”
“干吗必须坐飞机？”
“快。”
“你等上一星期呢？别顽皮了！乖乖的坐车去吧。回首坐船，到青岛还得来见我们，我们陪你逛崂山。”
“飞机过济南，我在天空望你们。等着，看我向你们招手儿吧。”
“我明天也就要回去了。”
“怎样快！几时见？”
“你一准到青岛来。”
“好吧。”
志摩，你是答应我们了！但我们等来等去，等到了你一个惊心的消息。
许多朋友来信说，“志摩死了，我们哪里更找到像他这样一个可爱的人！”
是的，我们的损失，不只是一个朋友，又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更重要的，是人类中失掉了一曲《广陵散》！
谈到诗，志摩实在给了它一个新的体魄，虽然在音节上还未能达到调谐A完美。可是，只要诗得了新的体魄，它不自然会找一个适当的调子吗我常想新诗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然是胡适之先生们打破旧诗的樊笼，促成新诗的雏形，然在这一阶段中作白话诗的都还脱不了旧诗的气味。只在形式上把诗的用字白话化，把平仄的拘束给打破了。而内容上还不能算是如何的新。及至志摩，以充分西洋诗的熏陶来写新诗，不但形式一脱旧诗的窠臼，而取材、用字、结构及气味，都不是旧诗而是新诗了。为方便，可说是到了第二阶段。如他初期的《婴儿》、《白旗》、《毒药》诸篇，具有何等的力量！但这种散文式的诗，到底是丢了诗的主要成分——音乐的美！志摩诗的进展，音节渐渐地西诗化，这是看得出来的。但从单音字与复音字的不同，中西语调的差异，中国新诗的音节，不是可以整个西洋化的。这必从中国语言中找出它自身的音乐来才使得。所以第三阶段，就是新诗音节的追求。自五年前闻一多先生与志摩在《晨报》所创办的《诗刊》，以致今日新月出版的《诗刊》，都是在这一方向努力的行程。而志摩的《猛虎集》已较《志摩的诗》音节为调谐。仪容也整饬了，虽然我们还盼他不失掉初期的力量。谁知在这最后的奋斗中，我们正想看他伟大的成绩时，他却飘然而去呢！
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地。比之于诗，正因为散文没有形式的追求与束缚，所以更容易表现他不羁的天才吧？
再谈到志摩的为人，那比他的散文还有趣！就说他是一部无韵的诗吧。节奏他是没有，结构更讲不到，但那潇洒劲，直是秋空的一缕行云，任风的东西南北吹，反正他自己没有方向。他自如地在空中卷舒，让你看了有趣味就得，旁的目的他没有。他不洒雨，因为雨会使人苦闷；他不会遮了月光，因为那是煞风景。他一生决不让人苦闷，决不煞风景！曾记得他说过：“为什么不让旁人快乐快乐？自己吃点亏又算什么！”朋友们，你见过多少人有这个义气？
他所处的环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没听见他抱怨过任何人；他的A事受旁人的攻击多了，但他并未攻击过旁人。难道他是滑？我敢说有一个认识他的朋友会有这个印象的，因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与你计较是非罢了。他喜欢种种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迹和宇宙的宝藏。哪怕是丑，能丑得出奇也美；哪怕是坏，坏得有趣就好。反正他不是当媒婆，作法官，谁管那些！他只是这样一个鉴赏家，在人生的行程中，采取奇葩异卉，织成诗人的袈裟，让哭丧着脸的人们看了，钩上一抹笑容。这人生就轻松多了！
我们试想想这可怜的人们，谁不是仗着瞎子摸象的智慧，凭着苍蝇碰窗的才能，在人生中摸索唯一引路的青灯，总是那些先圣往哲，今圣时哲的格言，把我们格成这样方方板板的块块儿。于是又把所见的一切，在不知不觉中与自己这个块块儿比上一比，稍有出入便骂人家是错了。于是是非善恶，批评叫骂，把人生闹得一塌糊涂，这够多蠢！多可怜！志摩他就不——一点也不。偏偏这一曲《广陵散》，又在人间消灭了！
……
志摩你去了！我们从今再没有夏日清晨的微风，春日百花的繁茂！我再不忍看那古城边的夜灯，再不忍听那荷花池里的鱼跃！假若可以换回的话，我愿把以上的一切来换你。你有那晨风的轻清，春花的热闹，夏夜的荒唐！
你回来！我情愿放走西北风，一把揪住了你！
二十年十二月 青岛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志摩的最后一夜
韩湘眉
志摩！你是永不回来的了。不由我们不相信，这最怕像地狱那样的凶耗是真的了。这一阵冷透我们骨髓的厉风，吹来已是三星期，我们最后的，疑心妄想的希望，也终归泡影了。从此以后我们悲哀所凝成的一团永不化的冰要与生俱存了。
我们坐在曾经多次作过你卧室的房间，对着这一炉熊熊的火，心里却只有冰霜。想起你，未进门来，笑语先闻，一进门后，屋内顿时变态，连一桌一椅甚至于壁上挂的画，都从你得了特殊的生气。咳！我们不敢回忆，也不得不回忆，因为你在我们万料不到的时候，偷空去了，“长翅膀了”是你自己的话，撇下给我们的只有这回忆，你的风趣，足以醉人，犹如美酒。你的热闹的谈笑，比这一炉火更能御寒。你十八日的那夜是特别的活泼，特别的兴致好，天哪，谁料到那便是你一生最后的一夜！谁梦想到你在十二小时以内就归到那永不回头的家乡！
志摩！你是十一日由平南来的，那日我们同聚到送你上车回沪。十八日那天，你早车来宁，我们未接到你的信，下午不在家。那天天气极好，我同友人在明陵、灵谷寺一带游玩，及至返家，已是黄昏光景。到家后知道你已来过，就悔晚间又有约，一会儿，你的电话来了，知道你在何竞武家。
“是的，我来过了，晚上再来，我明天一定飞。”我怪你不写信，我们晚间有约。
你说：“你们早点回来，我十点钟在家等你们。”
我说：“你九点半就来，我们一定早回家。”志摩！我们若早想到这或是A们此生末次的叙会，那即是渥林缤诸神的宴会也不去了。现在呵！摩！我们空留无穷的惆怅和懊丧。你果是九点半左右到家的，那时两儿皆在梦中，你尚问起他们。你独自烘火，抽烟，喝茶，吃糖果。志摩！在你那独坐的当儿你想些什么？那时曾否从另一世界有消息传来？志摩！你曾否听见轻微的，遥远的声音呼唤你？你又同得你眷爱的“法国王”（猫名Dagobert）玩耍。它在你家住过两年，你说你常搂着它睡。我因你去北平，将它领回。每次你来，它总跳伏在你的怀里，可怜的猫，从此不用它再想有那般温存它的人。随后杏佛来电话，你就邀他来家。我们回得家来，已是十点多钟。我们因赴此约，竟减短了末次与你相聚的时间。我们未进门，已听见你们的笑语声。一见面是何等的欢欣！你与我的信，曾有“见到你们如同见到幸福”，我们每次见你也就忘却了尘世的倦烦。你与歆，除了是天天见面，一别重逢便像两个孩子似的互相搂抱着。朋友中只有你能使他忘却天时人事的惆怅，显示出那孩提般的心肠。志摩！你去了，我们精神上老了十年。
“志摩，我们来迟了，累你等候。”我说。
你说：
“我很舒服，烤火，吃糖，杏佛又来了。”接着你又说：
“好，来来！我们继续讨论上次未完的题目。”因十一日那夜我们曾谈论人生与恋爱。我们当时最注意的便是你的胖，因你十一日那天过宁时与往常无甚差异，相隔不过一星期竟胖多了，长脸几乎变成了圆脸了。歆海说，从认识你以来，从未见你有那夜的胖。我说你定是在上海作BooBoy（小女言，Good Boy），乖孩子吃得饱，睡得足的缘故。你说：“哪里，说起又该挨骂了，我这一星期平均每夜睡不到五个钟头。”
那是你因屋里热已将长袍脱去，这时再使我们注意的，是你穿的西装裤子。你虽然平时蓝得发绿的裤子也穿过，这半截的西装，在你身上却是绝无仅有的。这裤子你穿着又短又小，腰间尚破着一个窟窿，你还像螺旋似的转来转去，寻一根久已遗失的腰带，引得我们大笑，你说是临行仓卒中不管好歹抓来穿上的。志摩！这是你末次给我们的一点康健的笑，志摩！此后我们怕是哭多笑少了。
接着你就交你带来的东西：有俞梅小姐的一件大衣，我第二天午后才差人送去，她收到衣服你已与世长辞了！再就是你带与两儿的糖果，同你那天A金陵咖啡馆吃茶带回的糕饼。谁知他们的糕饼未吃完，他们的徐伯Boo Boy已经永不能见面的了！可怜小易安（小女），她听见你在飞机里烧着了也哭泣不止，弟弟，你的“小傻子”只会问：“哭什么？哭什么？”
我们常说，只有志摩可同时做祖、父、孙三代的朋友。想我这两儿长大，将来连徐伯伯也不认识，也不记得，就这一点已够人心伤！
你又说你会相手，你从前也曾说过，我们都拿出手来。你指着我们手里的细纹说：那是主智力的，那是主气的，那是主生命的，你的生命线（line live）是特别的长，志摩！
说笑之间，我似忽有所感，我说：
“Suppose something happens tomorrow，”志摩！（明天出事怎样）你顽皮地笑着说：
“你怕我死么？”我说：
“志摩！正经话，总是当心点的好。司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不留意地回答：
“不知道！没有关系，I always want to fly.”（我一向要飞的）我以为那几天天气晴朗，宜于飞行。半晌我又说：
“你这次乘飞机，小曼说什么没有？”你连笑带皮的说：
“小曼说，我若坐飞机死了，她做Merry widow.”（风流寡妇）杏佛接嘴说：
“All widows are merry.”（凡是寡妇皆风流）我们都笑起来。志摩！谁梦想得到！早知如此，我们一定用新麻绳将你捆起来，不许你动，锁在屋里，不让你出门！但你那酷爱自由，不惯束缚的灵魂！我们坐着谈笑，涉及朋友，涉及你此后北京的生活，涉及一把乱麻似的国事，不觉已是深夜，杏佛要走，你说：“一同去罢！”平时你住北平，我每次请你致意朋友，这番竟一字不提，也算奇怪。我们握手话别，我说：“杏佛还来，志摩是不常来的了！”据杏佛说我那夜说此话时，连‘常’字也掉了。他也不以为奇怪，我却记不清了。志摩！难道我的下意识知道那是我们末次的聚会么？我既问起飞机，为何不追究下去？我第二天为何不起早去送你？那天有雾也许可以把你劝回。从此我要天天问这永没有答案的问句了！临行时候，杏佛在前，你转过头来，极温柔的，似长兄的，轻吻了我的左颊，谁想到这便是你永诀的表A了！悲哉！我与歆要送你们到大门，你们不许，我们各道晚安，我：“志摩！去了北京，即刻来信，免得我们挂心。”你答应着，我又说：“Let us hear from you before the week is out.”（不出这个星期就来信）你说：“一定。”再便是汽车关门，汽车喇叭声，去了，可爱的志摩！永不回头！
你当晚回到何竞武家里住宿，你说因他家离飞机场近，你是那样怕给你赶不上那遭殃的飞机！你与何竞武的信，真“我此番飞机运亨通”之句！你喜坐飞机，当然是诗人的喜爱凌空驾虚，然而年来你奔南跑北，仍弄得一个青黄不接，所以更喜欢“揩油”，白坐！那阔人们置了飞机不坐，你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坐到一架要命不要钱的飞机，可爱的志摩！
我不必为你发牢骚，志摩！因为你从来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不与人计较短长，你超过这一切。然而你这几年来的生活，天晓得！是够你受的。你何尝没有雪莱（Shelley）《西风》（Odeto the West Wind）里的哭声：
“I fall upon the thorns of life，Ibleed！”（我跌倒在生命的荆棘里，我流鲜血！）我们的志摩！
但是的确，适之说的不错，只有你才配这样死，只有这样一个万想不到的，猛烈的，充满诗意的死才配我们的志摩。你那美妙的灵魂是坐着古以色列先知圣人Eliyah（以利亚）的火车火马，千百天使拥护着直升上了那光明的所在。志摩！你已不忧不愁，不惆怅，不颓废，不听见人世的呻吟，再没有那“而视茫茫，而发苍苍”的时候。剩下我们哪！还太息，还泪流，还捧着一颗破碎的心往冷风里送。志摩！你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江上的清风，山中的明月，都映着你的灵光。志摩！你是一首永不朽灭的，美妙的，伟大的诗！
二十年十二月十日于南京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方令孺
再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惨烈？这真像是处在迷离的梦境，不信志摩会这样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带着人类所有的创痛去了！今后再看不见志摩，所有他的朋友，谁的心中不失去那蕴育着的和谐的韵调？所有知道他的年青人，谁不哀悼？只有志摩的心是永远同年青人的心合拢，而以生命注挹的。昨天下午在凌叔华家里，沈性仁，张奚若夫人同叔华都在座，大家都哀悼志摩。叔华说，几年前他们有一个快雪会，是在雪天里同很多朋友游西山，后来志摩做一篇文章纪游，叔华把他这篇文章抄到一个本子上，头一页上写一副对联，（我不会背原文）意思是俯临高处看溪壑里的云雾的景致，上面戏题志摩先生千古。这次志摩将离北京的时候，叔华无意中给他看了，他还说，“哪就千古了呢？”谁知道竟成谶语！他们都叹赞志摩有温存的性质，肯为朋友间的事尽心，并且他又是那样有兴致有毅力，能同世界的文艺活动衔接。
张奚若夫人垂泪说：“我们这一群人里怎么能缺少他呢！”
沈性仁黯然，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
那时候，房里已浸透了青蓝的光，半轮冷月挂在带几片残叶的树枝上，一阵乌鸦飞过，一室的人都沉默了。
“人事真是无常吗？”梦家来信这样伤感。我想去年在南京看见志摩，是比这时候早三个月的天气吧，记得虽然感到一点秋意，可是在葱茏的梧桐树上才缀上几片黄叶。有一天刚上灯的时候，梦家，玮德，同一个聪明的女A子，在我家里等着志摩。一会他来了，穿一件灰色的长袍，那清俊的致，使我立刻想象到李长吉杜牧之一班古代的诗人。我们登园后的高台，看河水印着暮云，志摩同我家老仆谈那一道古桥的历史。晚上我们都在橘子色灯光下围坐，志摩斜靠着沙发，在柔和的神态中，讲他在印度时的事。说，晚上睡在床上看野兽在月光下丛林里乱跑，又有獐鹿绕着他卧床行走。那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成年人的心——同孩子一样笑乐。门外有一架藤萝，他走的时候对我说：
“在冬天的夜里，你静静的听这藤萝花子爆裂的声音，会感到一种生命的力。”
其后我往来上海北京，总是看见他有灵活的精神，不衰的兴致。对着他，这沉重的心减却分量！所以有一次我给玮德信上说，我们悄悄的看，志摩背上不是也蹁跹着一双小翅膀？想不到他真的在天上飞去！
志摩去了，第一的打击，是此刻新诗的前进，鸟瞰中国诗歌的变迁大势，新诗运动是现今颇重要的时期，志摩是这时期最起劲，而且号召有力的人，这就是因为他肯得吹喇叭，加以他自己的笙箫又吹得异常嘹亮，我常想，像他那样有无限无边的写作力，是因为他有一个不衰老的心，轻和的性格，同火热的情感。从自己心里烧出的生命，来照耀到别人的生命，在这种情态下吐出来的诗歌，才能感到灵活真诚。读志摩的诗，像对这壁炉里的柴火，看它闪出夭矫上升的火焰，不像那些用电光照出的假火炭。读他的文章，使人想到佛经上所载的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有彩色的羽毛，有和悦的声音，听的人没有不被他感动。现在再听不到他新颖的歌声！可是，不消灭的是他的心。藏在文字里，永远传给后人！
虽说在这衰颓的时候，在横蛮抑压底下，志摩是超脱了。我相信，在那最后一刹那，他决没有想到地上，只惊叹着大自然的威猛。但是他的生存的朋友们，这黝黯的生活，谁再能给以激励！
十一月二十二日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悼志摩先生
储安平
这年代随处爱给人忍受一份不可言说的苦难，摆着晦涩的脸，教你气促。全是秋冬景象，一切都挂上死亡的颜色，等着长青芽还远。国度如深山里的小部落，睁着眼睛看别人家的长进和热闹。孕成的大乳石，只要凶运一到，便是一声吓倒人的崩坏。黑漆里有的是伤感的袭击。
虽然时季在一种窒塞的国难的气息中，可是对于这一颗大星的陨落，志摩先生的罹祸，我相信在一般困乱的心槽里，当更渗下了一滴苦汁。他关切的朋友和他忠信的读者，将全感到他们自己的损失；为我们的诗人志哀着。十年来中国文坛的收获，志摩先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由他来砌起一座楼屋，正还待他的经营。每个人，对于这熟悉的名字，都有一种亲昵的感情。他的恩泽是一道最和丽的光，大家都收到他的照耀。
我初次认识他是在五年前的一个春天。那时，有若干人想排演一个脚本：《茶花女》，在华龙路新月书店三楼谈话，在座有余上沅先生江小鹣先生吴瑞燕女士这一些人。志摩先生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虽然这一次谈话以后也没有再问闻，可就在那时，我感到他的热心永远是大家一个最好的监督。
过后一两年，他收下了光华的聘书。一次更接近的通气是不消说得的。这人初看上去，和他应酬似乎很费力。可是你和他熟悉了，你便明白这正是他的率直，他的诚挚，他诗人的节气。他对于后进，有的是一份提拔的心热，如他在《诗刊》第二期上说：“做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见，除A你不去找他，要不是，一开口就像十年前的老朋友，不跟你来一些套。”（有时虚套只是一种骄傲。）
要他写东西有一丝苟且是不来的。他在《猛虎集》上说，他有时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或一个字眼也得拼忍成天半日。字眼一到他手就全标出了它们自己的分量。这认真是我们绝大的师法，我说不仅是在文学的努力上，便是在为一切学问或为人上也一样。
在他自己的功绩上，散文的成就比诗要大。他文笔的严谨，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散文原是诗的扩演，他曾对我说，内涵是它的骨骼，辞藻是它的外表；一座最牢的房子，外面没来一些现代美的彩色与轮廓，仍不能算定成它的建筑上的艺术。他的文章，各色各种爽口的好水果全有。你读过他的作品，便知道，香艳的如《先生，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哀悱如《我的彼得》。
我最末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一月里。那时我预备去北平。有一天去看他，三个钟头前，他正从北平回来。听见我也上北平去，说：
“好极了，咱们的朋友都在向北平流。往北平只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远像一只蜗牛般的躲在屋子里。”
年青是他的本分。在《自剖》里，他自己说：“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他的兴趣永远是雪天的白瓣，他的灵感永远是波涛的汹涌。
为了自己文学修养上的稚浅，我想往北平后，常去他处承教承教。有一天张东荪先生告诉我说志摩先生已经到了北平，在第二天，我又为了别的缘故，回到了南边来。去年春天编《今日》，问他要稿子，他来信时还记得念到这江南的好妩媚；我在西湖时，曾经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
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
但是天不为这荒芜的中国文坛多延留几年这卓越的诗人。就在“一球光直往下注，嘭的一声炸响”里，炸倒了这破碎的文坛上的中柱。
当我有一天晚上读了第一家登载了关于他罹祸的不幸消息的Evening Post（是家璧拿来我看的）以后，我的意境中，一时体味到一丝说不出的苦涩，一A至大的哀悼。我跑到或写信给每一个关切志摩的朋友或读者，报告们这一份不能补给的大损失。
三月江南又是一片好春光。在今夜，在这十六分外圆的月亮下，凭我向往对他的一宗刻实的信心，写下这短短的两千字纪念他。我祝福他在天的灵魂永远的轻松着；他的精神永远是不死的。
十一月二十二日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怀志摩先生
何家槐
我正在急切地盼望寒假，因为志摩先生北上时，曾经说了又说：“寒假我准回上海，一到我马上通知；你如不回家，又可时常到我这儿玩。”
我成天就只想到这个——寒假的到来。他临走，火车就要开的时候，还忘不了叮咛我用功英文。说我寒假去看他，要留我住几天，考试考试我半年来的成绩。他说要我念名家的诗，济慈的，比方说，他希望我能学得像一个样子。他说得那样恳切，那样真诚，真叫我感动。这半年来，我身体不好，又兼国家多患难（宣传请愿就花了我不少的光阴），实在无心情念书。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一无成绩。我真怕面对面的试验，那太难，太不易蒙混。没有真货色，你就得脸红。但我还是很盼望寒假。我每每幻想一个大冻的寒夜，一炉熊熊的白火，前面坐了我们两个人，像师生，又像兄弟；旁边蹲着他最疼的猫——那纯粹的诗人。它一定滚动着灵活的眼，半了解半怀疑的，向着我们望。空气又暖和，又宁静，白发苍然的竺震旦（即泰戈尔）先生，怪舒服地坐在大椅上，注视着寒冷的门外。在一阵寒暄以后，我照着预定的课程取出诗集，朗声地念了起来。我英文根基浅，那深奥的诗，我一定不能完全了解。我也准不会念得准确，念得流利。听了那艰涩的、吃力的声音，看了那一半惭愧，一半懊丧的样子，他准会发笑。我实在继续不下了，他一定会开导我，像教师，又像父兄，那样的和蔼！如果我还是不懂，我想他还会像平日一样地取笑我说：“家槐，你的聪明还不及它——”指着他那纯粹的诗人。怕我误会，他又会连忙解释：“当然这是说笑的。”……多么生动的幻A！我以为再过一个月就会实现了，谁料我的梦竟永远成了泡影！
志摩先生待人，真是再温柔再诚心不过的。不论老小男女，谁都爱他的脾气。我性情原是很忧郁，很固执，他时常劝我学活泼一些。不论在口头或通讯中，他始终眷眷地叫我去了书呆子气，叫我举动不要太呆板，太刻画，要我多交际，衣服也不要穿得太随便，起码要成个样子。我答应是答应的，但从不曾照做。“江山好移，本性难改”，这话是真的。我虽想努力振作，结果还是懒得不成话，落拓得异常。虽是因为穷，大半还是因为自己太不要好，太不自爱，太不会修饰。我从不戴帽，头发长得像狗毛，不修面，也不刮胡子；而且不论季候地穿着一件长衫，一双从不擦油的皮鞋，走路一拖一拖，讲话一顿一顿，眉头老是跟谁斗气似的紧蹙。那种落魄，颓丧，破烂的样子，给一个愉快，漂亮，爱谈笑，不喜欢沉闷的人瞧了，如果不是这样好讲话的志摩，谁容受得下？谁耐烦，谁愿意周旋！但你看，他不但不怕麻烦，反而很欢喜同我一道。有时我坐在他的书房里一连几个钟头，简直“守口如瓶”的，缄默着不则一声。那种沉默真叫人气闷。我现在想起自己的那些阴阳怪气，毫无理由地给人不欢，真后悔。看我很忧郁，很烦心，他老是不安似的问：“什么事使你这样烦闷？我看着你的样子难受。”是的，究竟什么事使我这样烦闷？这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只觉一片灰黯，渺渺茫茫的，不知道什么是苦闷的原因。我心地太窄，不开朗，什么事我都只看背光的一面。生气与欢乐，在我仿佛是全没有份儿。我的成天呆着脸，不快活，连自己也不无能为力。所以听到他的话，我只有苦笑。这当然更使他难堪。在这种时候，他只得跟我枯坐，硬着头皮活受罪，因为我的心一沉，谁也挽回不了我的欢乐。我自己忧心如焚，就埋怨到人家，我最怕在自己无光的面前，出现带笑容的脸。但一见了他，我就全改了脾气。反而在这种最难得高兴的日子，最爱去找他，找到了又觉无话可说，无事可做。就只在他那里呆坐几点钟，也似乎足以慰我。因此他在一礼拜内，受到我闷气的总有几趟。但他从不曾对我表示不满。他老是那样和气，那样可亲，那几乎是慈爱的，殷殷垂问的态度，使我感到人情的温暖。我记得每次去，他老是要握一握我的右手，又紧又长久，有时他还似乎很高兴地叫：
“好久不见了呢。”
“不是前礼拜曾来过吗？”
“喔，是的，你似乎又瘦了一点。”
“我觉得天天消瘦下去，你猜我几岁了？”
“二十三四吧。”
“二十一，你怕不会相信？”
“那有什么不可信的？”
“你已三十多，但看来，还是你年轻。”
“你瞎说！”
看我很不乐，他总是笑着，走近我的身边说：“你太沉闷了，我实在替你担心。你真像一个乡下的孩子！你应该多结交朋友，正当花时的青年，还不应该像花草一样的新鲜吗？”我听他讲，点点头，但还是沉默。在这种使人难过的氛围中，他不是朗声地念几句英文诗，就是看一看钟说：“快十二点了，我们吃饭吧。”
吃饭的情形，我也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上桌，不知怎么的，我就显得很拘束，眼睛看着碗，仿佛不好意思大胆吃菜的样子。看了我那一筷是一筷，一瓢是一瓢，严谨到极了的举动，似乎很使他不安，大声地叫“家槐吃火腿”，“家槐吃鱼！”看到我不动，也不回答，于是他就替我夹了一大箸，放上我的碗。有次他要我吃虾，我回答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惯。”“这有什么不会的——”他很温蔼地笑着说，“只要咬去就行了。”
今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在电车上忽然头昏脑胀地感到一阵眩晕，原因是中痧。在郁达夫先生家里吃了十滴水，就觉得比较清爽，到成和村的时候，已经全好，不过还有点软弱。他没有起来，家里吃了十滴水，就觉得比较清爽，到成和村的时候，已经全好，不过还有点软弱。他没有起来，我就随便拿了一本小说看，不去惊动他。后来吃饭了，我在无意间说及早上的发痧，他不及听完，就连忙很惊惶地叫人买药，一面责问似的向我说：“现在怎样了？好过不？为什么不早点叫我？真是不懂事的孩子……”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眼病。我是有沙眼的，据医生说。我的眼睫毛不时内卷，一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痛苦得要命。他时常劝我医，我自己却随随便便，打算得过且过地马虎过去。他的急甚于我自己，每次来信，总有几句跟下A差不多的意思的：“你的眼，我一想起便系念。身体是不能不顾管的，不论哪部分一出毛病，即受累无穷。你的眼既已不好，千万不可在光亮不适处或已感到疲乏时勉强做工。眼睛关系太大，你非得养好。我想你不妨向家里单独要一点治费，趁这时治好。你年纪正轻，也不必过分急于成名。沙眼到瞎眼是极近的，万不可玩忽。你那不在意似的宽心，真使我替你着急……”其实我也何尝是宽心？我家境清贫，筹学费已是不易，我一人念大学就累得全家受苦，哪忍再为了我的一只眼，再向他们压榨？这苦衷，只有志摩先生知得最明白，因为只有向他我是什么话都会讲的。他最欢喜人坦白率直。有一次，我忍耐不住告诉他说：
“我虽想马上就医，但没有钱……”
“向家里要过没有？”
“没有。”
“也许你父亲会寄一点的。”
“那自然，但我不忍……”
“真为难——”他沉思了一刻说，“那么你问过医生吗？”
“问过。”
“他说怎么医？”
“先开刀。”
“就是这样？”
“是的。”
“那费用一定不贵——”他忽然很高兴似的说，“我替你负担就是。”
我没有话，在那时，我能说些什么呢？客套的感谢是无用的，他最恨虚伪，最恨敷衍。他时常说：“下次客气话不准再说了，况且我并没有帮你什么忙。只要你诚诚心心把我当一个老阿哥看，我就快活……”他就只爱“诚诚心心”。当着他那真诚的笑容，谁能说一句假话？我性急，但他从容的时候是很从容，一急却比我还急。他那股天火似的热情，不允许应做的事有一刻迟缓。就如那一次，他马上给我钱，要我立刻上医院。那也是冬天，外面是阴霾的云，刮得人倒的风，我真不愿离开那舒适的沙发，那温暖的火炉。但他不容我再坐，拖我起来，把我送出门外。他又怕我只图省钱，所以一连告A我四次，说我如果三等不干净，可住二等，钱不够尽管打电话给他，总能够替我设法。我真的住了二等。刚到院一天，我就接着他的来信：“难为你在这大冷天，雨天，一个人闭着一双眼，在医院里干闷。我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多写一点给你解闷。你眼未好以前，我劝你不必急于写文章。眼睛是大事情，我们没有它，天地就昏黑。你先养好，痊了再计划做事吧……在院时以多睡静养为宜，切不可过度劳神……”
我小说写得不多，一半因为懒，一半因为生活太不安定。而且我的性情也躁急，什么都想速成。一篇小说往往写得很粗率，本来还有许多可写的，但为了早点把它结束，早点送它出去试命运，我就糊糊涂涂地把它结上一条尾巴。譬如去年暑间最炎热的日子，我竟一口气写成了一万多字，在两天以内。（那当然是糟！）他往往为了我的这种坏脾气担忧，说我原很可以写，如果用心点，竟许有自己不意料的成功等候着。但我不潜心修养，不向更高处呼吸，更深处着想，得到的一定只是小成。他像这样地劝我，始终是很温和，很真诚恳挚的。我又不时的愁穷，不高兴多写文章，他老是很郑重地戒我：“文章你能写，当然要继续向前努力。写好文章是终身的愉快，穷是不碍的，况且写文章的谁不是穷？……”
我从不曾向他要字，今年暑天突然想到要他写一张屏。我也从不曾送他礼物，也是今年夏天，我从家里带出一只洋——其实还不到一只洋的鲜梨。一共只二三十个，他还是拼命地不肯全受。
“我只要十个尝尝味就行——”他坚持着说，“你得带几只回去自己吃吃。”“亏你这样远的路带了出来，”他又问，“可是很甜？”“是的，”我回答，“又甜又清凉，包你喜欢。”我一边说，一边把梨从小网篮中取出，放在桌上。“你不受，烂也要烂在你的家里——”我比他更坚持，“我千辛万苦地带出来就是为你。”看我说得很认真，很严肃似的，他大声地笑了。“那么你也非得带回去四只。”他竟不容人分说的，硬把四只梨投入我的网篮，于是他大声地笑了。喔，我怎能忘了他那又活泼，又天真，又洪亮的笑声！
还有一次，我在他的抽屉里乱翻，看他的许多信简。过几天去的时候，他很严正的责问我：“家槐，你为什么看我的私信？你知道这是犯法的，许多夫妻竟因此离异。”但那严正只是一刹那的。看见我不声响，生怕我难堪，A是他又很温柔地：“不过我是不要紧的，你千万不要介意。”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向他要张小照，留个纪念。他说到北平后再寄给我，因为没有现成的，我以为他随口说说，一定要忘掉，哪料在十一月十六日的下午，我竟意外地收到了。这是一张最近的留影，精神很好。在十九日早晨，我还发了一信，说照片已到，谢谢他不曾忘掉答应。哪料信刚发，我就看到报上他惨死的消息了。这惊人的死，我如今似乎还不能信，谁料这离奇的天命？但事实明明摆在我的眼前，我明明眼见他的灵柩回上海，眼见他那宁静的，在永远安息中的，灰白的脸孔。我不能自欺，这残酷的殒落，终于不容我否认。想起他死时的惨，以及生前的种种，我哪能禁住中怀的摧痛？
“……最初消息来时，我只是不信，那其实是太兀突，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经几回梦见你生还，叙述你历险的始末，多活现的梦境！……”他在五年前，曾经这样沉痛地伤过双栝老人。现在我竟有机会转借来悼念他自己了。我已永无机会再见他，再听他谈话，再握他那又肥又白的双手。生与死的界线，已把我们毫不容情地隔绝。除了一张小照，我就无处再瞻仰他的遗容；除了一些信，一张屏，我也无处再可以亲他笔墨，多难料的骤殁！他最关心我的第一集小说。他原把它介绍到新月，因为一时支不到稿费，又替我转送到大东。那里印得慢，生怕我焦急，又只得把它交还新月。为了它，他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受了多少麻烦。他临走时向我说：“你的集子出来时，我倒要仔细看它一遍，替你写点批评。”谁料我的集子还不曾出，他已永离人世的罗网，重归来处，将来睹物怀人，叫我能不黯然！
他最爱的娘，她的死给他很大的痛苦。有机会马上去亲那另一世界的母爱，他的许多亲人，竟许跟他自己说的一样“在坟墓里的那一边开着天伦的怀抱，守候着他们的志摩，共享永久的安闲……”而且他也曾说过“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只是投入了一种异样的冒险。”所以这半空的死，或许是他巴望已久的解化。那另一世界，也许是他认为更美，更诗化的，更永远的和谐，但在这荒歉的中国文坛，却始终是个无法补偿，无可挽回的损失。想到他未完的伟大的使命，和想他那不散的诗魂，定在泰山的极巅，当万籁俱寂的五更天，恨绵绵的，怅望着故乡的天涯！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志摩师哀辞
赵景深
我对于文学发生兴趣，是由于两位师长的鼓励，一位是洪北平先生，一位便是徐志摩先生。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济南”号飞机失事，志摩师竟遇难惨死，实深痛惜。徐师的诗和散文，尤其是诗，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有很大的地位；倘天假以年，必能更有闪耀的光辉。现在我先写一点追怀的话；他日有暇，还想详细的介绍他的诗文。
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实是新诗，在小说只出了两三本的时候，新诗倒出了十几种。当时人们写惯了无韵诗和小诗，徐师忽以西洋体诗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内刊出。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康桥再会罢》，每行字数相等，标点或句读常在每行之间，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也许徐师的纸幅过短，或是他的字迹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达到纸的末端吧，于是排字的人把这首诗按标点或句读分行了。这样既无音节，又参差不齐，不能一样长短，便变得与无韵诗无别。徐师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我于胡适、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名字外，又记住了一个徐志摩。我常想能够认识这些位先生，以致钦佩之诚。
后来知道徐师是在英国康桥大学专学文科的，于是就更加钦佩了。因为我虽是喜爱文学，只受了洪师一年的训诲，此后改习了两年纺织工业，不曾继续得到良好的导师。恰巧一九二三年南开大学开暑期学校，内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学。当时我和友人们有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社员议决，天津的社员一致加入听讲，于是都报名入学。其中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赓A等都是学员。可惜讲期太短，两星期只讲十小时。此外徐师还公开讲未来派的诗：这两种演讲我都有记录，收在我的《近代文学丛谈》（一九二五，新文化书社版）里。
徐师曾拿一首英译的哥德的诗要全班听讲的学生译，我得了第一奖，是大幅的哥德的照片。如今时有迁移，哥德的照片已经遗失，只剩下一张法郎士像的明信片，还存在我的匣中，作为徐师的纪念。
课余我常和几位朋友到徐师的宿舍里去访问。每在绿荫之下，蒙着太阳的光照，听徐师谈讲文学。他问我看过莎士比亚不曾。我说不曾看过，只看过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他劝我看一看原书。但我终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不曾去看，有负徐师介绍的美意。
绿波社天津总社社员曾于徐师的讲演结束后，请他茶叙，藉为话别。当时并共留一影，现此影尚在我的照相册中。席间徐师问起我将来的志愿：“你是否以文学为业呢？”我说：“我是这样的想。”徐师摇了摇头说：“太难，太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
徐师刚离天津，我就失了业，天津《新民意报》为了文学副刊不受读者欢迎，或是节省经费，或是为了他故，便将我裁撤。我便写信给徐师，想译稿为生。他便介绍我替《晨报副刊》译小说，给我的复信说：
……我十一离京去北戴河，不久即为祖母病危急急的南回。老人的病竟不起，她生前爱我最深，而弥留前竟不能通一言为诀，甚令悲怆！关于译小说，盼即直接与博生通信（附言介绍）。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吉白龄亦可堂试。我大约月底方能到沪，泰氏（指泰戈尔）如来，则十月初偕同北上，尔时当可会面。（一九二三，九，六。）
后因振铎兄介绍我到长沙去教书，便不曾译小说，但徐师的盛意是深感的。在长沙两年的教书生涯里，也常看看晨报，知道此时《晨报副刊》已由徐师编辑，几乎每天都有他的长篇文字。我以前知道他的笔是不大勤快的，现在忽然如此大量生产，真使我非常惊讶，对于他的精力表示钦敬。《诗刊》也于此时产生，造成了今日的西洋诗体。我所译的一首哥德的诗也在这时刊了出来。《巴黎鳞爪》、《自剖》、《落叶》、《翡冷翠的一夜》几乎都是此时的成绩。可以说一九二五年是志摩师最有收获的可纪念的一年。
与徐师一别就是两年半，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天，方才第二次在上海与他相晤。我知道他到了上海，便写信给他，想去看他，并索赠《志摩的诗》（中华仿宋字排，华装）。当时他复了我一信：
太对不起你了！你信到后，我就想专程去看你先不通知你，但新年来为私事在沪杭路屡次往复，不曾腾出空来，所以没去成，也没回信，请你原谅。明天（元宵）我上午到振铎家里，我叫他约你也去，不知便否，盼望你见面。我听说你快成家了，而且是苏州亲，先贺喜你，不是我俗套，因为迟早躲不了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在远，说实话，诗集明天带给你。（一九二六，一，十四。）
苏州亲就是指我的前妻马芝宝，他自己也不远，大约也不必加注解了。
我为了家贫无力完姻，只得临时赶译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财产》出来，拿了译稿去见徐师，想换一点钱用。那时徐师和他的父亲以及儿子阿欢都住在旅馆里。时候是早晨，他们都刚起来。徐师的父亲正在剃头，他很胖，很诚朴，完全与徐师两样，既不瘦削，亦无翩翩的风致。阿欢大约十岁左右，倒很像他的父亲，用一句旧小说上的话，生得“眉清目秀”，徐师说：“赵先生会讲童话，你请他讲给你听吧。”阿欢便缠着我讲，我只得讲了一个安徒生的《大小克劳司》给他听。我正在指手画脚的时候，志摩师弯着腰从门外骑着小脚踏车进来，叫喊说：“你看爸爸骑你的车！”阿欢拍掌大笑。
后来我又与志摩师谈诗，问他对于自己的诗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他说是《无题》，后来我将这首选在我的《混合国语教科书》第二册里。
他收下了《活财产》，以备编《晨副》之用，预先给了我四十元稿费。加以叔父资助我数百元，我便草草结了婚。
结婚后便到绍兴教了一年书，又到海丰教了半年，回沪时是一九二七年夏天，正逢徐师等在华龙路开办新月书店的时候。我把新诗集《荷花》结集起来，想因徐师之力，在新月出版，但徐师劝我暂且不要出版。我因为好胜心切，终于后来交给开明出版了。徐师，请恕我没有素养，现在我已谨慎写作了。
从这时起，我便不曾离开上海，四年半的上海生活间，时常在笔会和其它A会席上遇见徐师。因为忙于衣食，师友均疏，此后便不曾特地去访徐师，一九二七年有一次的访问，我曾写了一篇《是妈妈！》收在当军上海妇女慰劳北伐前敌兵士会纪信刊里。谁知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访问了呢？
我的前妻死后，我又与李希同女士结婚，徐师特地来喝喜酒，还送了一个极雅致的满缀着红玫瑰花的椭圆花篮；为时不过二年，想不到我竟要送徐师的白花圈了！
最近徐师的《猛虎集》出版，我买了一本来读，正在这样想念，这本诗集里已由晚唐的绮靡风格移向宗教的虔敬了，谁知这竟是他最后的著作了呢？
徐师的散文集题作《自剖》，封面画着他的面容，一把红刀把他的面容分作两半，旁边是些圆圈，海扇之头。以迷信说来，这似是预兆。红刀是红火，圆圈之头就是飞机内的机件。集中并有《想飞》一篇。难道徐师真的应了预言了么？
像徐师这样文采华丽，连吐一长串的珠玑的散文作者，在现代我还找不到第二个。丘玉麟虽还有一点近似，总觉显露堆砌的痕迹，不及徐师的灵活。
记得朱自清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徐师的恋爱小唱如《雪花的快乐》之类的确是值得称赞的。
《自剖》文学集有《哀思辑》，不想竟临到我为徐师写哀思了。白采、罗里芷、胡也频、朱大律……一个个地夭折，现在徐师又与世长辞，唉，人生的变幻无常呵！命运，命运，他的力量是这样的大，我现在才明白为什样徐师这样的爱哈代并且要我也译《哈代》！
一九三一，十一，二十七。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送志摩升天
张若谷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
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
他们正走着说话（师徒二人，都是犹太的先知。）
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后不再见他了！
——《旧约·列王纪》下，第二章
志摩：
你是一个善写哀思文章的能手。你记过你的祖母之死；你悼过你的表兄沈叔薇；你伤过你的忘年交双栝老人；你吊过刘叔和；你哭过你的可爱的小彼得。昨日吊人的，今日却被人吊了。在你生时，你是一个不觉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的达观者。但你也想到“在这后的呼吸离窍的俄顷，不能轻易的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如今，你竟然穿着雪白的长袍，冉冉的升上天去了。在天国里，究竟有没有人情的温慰，你不是已经和你的祖母，爱子，至亲，好友们欢然重晤吗？志摩，希望你在天之灵，托梦给你人间的亲友们，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吧。
志摩，你是一个诗人。有人说：“诗人便是先知。”你的确也是一个先知。这一次你坐飞机升天，决不是偶然的事。在你五年前的旧作《想飞》里你早已给我们预泄了天机了。
“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回看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掷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去这圈子！
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嘣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在当初，谁都只当是你的一时游戏的笔墨，是所谓诗人的幻思和理想。到如今，有了事实的，实现和应验，我们才知道那篇《想飞》，是你的一种真实的自剖，是一种先知的预言。但是总怪我们太不聪明了，为什么一直须等到事情的结果呈露在我们眼底以后，才会想起了你的预言呢？志摩，你是一预言家，你是一个诗人！志摩，朋友们都说你死得太凄惨了。有几个和你素未谋面也没有读过你的作品的女学生，听见了你的死讯，大家都表示无限的惋惜。她们爱怜天才的一番盛情，想你在天有知，也必有动于衷。但是，一般的人，只惋惜你死得凄苦，他们决不是你的真正知己。他们不会了解诗人之死和俗人是有不同的地方。志摩，我自信是了解你的朋友中的一个，虽则当你在世时我们很少相互罄吐的机会，当你的灵柩从南京运回上海时，我也没有一临凭吊；我却早从你的作品中认识了你的思想和信仰。
志摩，你不但是诗人，是预言家，你还是一个哲学者。有人称过你是“诗哲”，或许在你自己听了也要不以为然。但是在你《再剖》文中，你已经供招过你的人生观：
“我信我们的生活至少是复性的。看得见觉得着的生活是我们的显明的生活，但同时另有一种生活，支配前一种的生活，比是我们投在地上的身影，形体是不可捉的，但它自有它的奥妙的存在。它是你的性灵的或精神的生活。你觉到你有超实际生活的性灵生活的俄顷，是你一生的一个大关键！
我这时候就比是一个人初次发现他有影子的情形。惊骇，耸悚，猜疑同时并起，在这辨认你自身另有一个存在的时候。我这辈子只是在生活的道上盲目的前冲，只是无目的的奔驰；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现在在哪里，该怎A走，这些根本的问题却从不曾到我的心上。但这时候，突然的，懊的，我惊觉了。”
志摩，我现在也无须再来和你叨叨絮絮地讨论这些玄妙问题。如今，你已飞出了这一个圈子，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另一种生活，你都已经恍然大悟身历其境了。在你生时，你不是说过“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可畏”吗？因此从生入死，在你看来，“只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实的世界，又投入了一种异样的冒险”（悼沈叔薇）。“乃人生自生至死，如勃兰思德的比喻，真是大队的旅客在不尽的沙漠中进行，只要良心有个安顿，到夜里你卧倒在帐幕里也就不怕噩梦来缠绕……如果我们的生前是尽责任的，是无愧的，我们就会安坦的走近我们的坟墓。”（《我的祖母之死》）志摩你生时既然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当你灵魂在脱离了肉体飞上天的俄顷间，一定毫不感什么痛苦或惊骇。因此，我对于你的死，不哭，也不悲伤，我只有怅惘。志摩，请你相信在我的心里还留着对于你的相当的怀念。
志摩，凡是知道你死况的人，都哀悼你死得太惨苦。我却独自要赞美你的死，你的死是一首诗，你死得真美丽！
从你的预言《想飞》一文中，我想象到你那一飞冲天到半天空的情景。你随身带着一只你出门不离身的装文件的皮箱，这里面有稿本，有日记，有信件，大都多是见不得人面的。（志摩，你真是一个可人儿，那许多见不得人面的日记和信件，如今都成为灰烬了，一切和那些秘密信件有关系的她们和他们，从此都可以高枕而卧了。）你坐在“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的鸟形机器里，荡漾在无穷的碧空中，飞。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地飞！一起就冲着天顶飞！高入了云，高出了云，还是向上飞去。那时你忘却了世界的一切，人间的一切，你只是赞美着青天和白云，你也不觉得机器的震摇，你也没有听见机器的炸响，一刹那间你的灵魂，冉冉的上升。朵朵的彩云跳过来拥着你，望着最光明的去处升去，只留下你的遗蜕，跟着一蓬烟火直往下泻。应验了你抄在《迎上前去》一文中的诗句：
我不辞痛苦，因为我要认识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
到最后那时辰见我的真，
见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迟疑！
志摩，你那样的死，不是值得我们赞美的吗？我在此赞美你的死，赞美你的升天！
最后我要抄这几句你生时爱读的达文謇的话，送给你的在天之灵，当作我的追悼文：
这人形的鸟会有一天试他第一次的飞行，
给这世界惊骇，使所有的著作赞美，
给他所从来的栖息处永久的光荣。
Requiescence in pace Amen。
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纪念志摩
陈梦家
【十一月十九日是徐志摩先生遭难的周年忌辰。陈先生此文原定在第四期发表，但因脱稿稍迟未及随版付印，不得已只可搁置到本期发表。——编者。】
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他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他去了，永远的去了。我们还是常痴望，痴望着云霄，想再看见他来，像一道春光的暖流，悄悄的来。不能说这全是痴，我们不知忘掉了多少事，惟独这春光火焰似的热情的朋友，怎样也难使我们放下这痴心：我们要的是春光，火焰，要的是热情。听这秋声萧萧的摸索四野衰败的芦草，我们记起过去的一个秋天：怎样的那冰凉的秋天蹑进我们衰芦似的心里，教我们怎样说，那一刻间不能信的信息，教我们怎样信，他一飞去的神捷，唉，我们怎样再能想！
在这秋天的晚上，隔院小庙一声声晚磬袅袅的攀附在这一缕青烟上，游魂似的绻绵，我彷佛听他说：我在这里。我翻开这四册诗集，清水似的诗句，是那些片可爱的彩云，在人间的湖海上投过的影子。现在那翩翩的白云，又在天的那方，愉快的无拦阻的逍遥？
我们展开这几卷诗，是他偶尔遗落下的羽毛，彷佛看见他的轻盈，丰润，温存的笑。他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在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写的，那些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那种热情，他对于一切弱小的可怜的爱心，
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
我拜献，拜献我胸肋间的热，
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
我的诗歌——在歌声嘹亮的一俄顷，
起一座虹桥，
指点着永恒的逍遥，
在嘹亮的歌声里消纳了无穷的厄运！
真的，他有的是那博大的怜悯，怜悯那些穷苦的，不幸的，他一生就为同情别人忘了自己的痛苦。那在大雪夜用油纸盖在亡儿坟上的妇人，那些垃圾堆上拾荒的小孩，那些乞儿冷风里无望的呼求，那个黑道中蹒跚着拉着车的老头儿：这些不幸永远振撼他的灵感。他的慧眼观照一切，这古怪的世界横陈着残缺的尸体，又是那热情引他唱起“毒药”的诗，他也为着恐怖的“白旗”呼唤。在“现实”恶毒的阴黯中，他总是企望着一点光明，企望着这老大民族的复兴：
古唐时的壮健常萦我的梦想：
那时洛邑的月色，那时长安的阳光；
那时蜀道的啼猿，那时巫峡的涛声，
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浔阳！
但这千余年的痿痹，千余年的懵憧：
更无从辨认——当初华夏的优美，从容！
摧残这生命的艺术，是何处来的狂风？——
缅念那中原的白骨，我不能无恫！
在他第一集诗里，许多小诗是十分可爱的，《沙扬娜拉》，《难得》，《消息》，《落叶小唱》和《雪花的快乐》，到如今我们还是喜欢来念。十年A初创时的新诗，只留下《志摩的诗》这惟一的硕果。这些诗，不光是丽，它还有爽口的铿锵的声调，如像一首残诗：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光润，赶明儿，唉，
石缝里长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霉！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草，谁给喂？
十五年，志摩在北平约一多子离等聚起一个诗会，讨论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他们在《晨报》有过十一期的诗刊。从那时起，他更用心试验各种形式来写诗，他自认他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至少是技巧更进步了。那开篇的一首长诗——《翡冷翠的一夜》——虽则热情还是那么汹涌，但他能把持他的笔，教那山洪暴发似的热情化做一道无穷止的长河。他向我说过，《翡冷翠的一夜》中《偶然》、《丁当——清新》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两期诗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出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
他的努力永远不间断，向前迈进，正如他从不失望的向生命的无穷探究。十年来对新诗这样不懈怠研求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总有一条路可寻，”他说。“我们去寻。”我们看他（我们自己要不要惭愧）不管生活的灰尘怎样压重他的翅膀，他总是勇敢的。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但看那生活的逼迫，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人不能受，他忍受。他有一种“信仰的勇敢”，在一切艰难上，他还是急切的求“一条缝里的一点光”，照亮他的一点灵犀。可惜这世界
不论你梦有多么圆，
周围是黑暗没有边。
到处有“经络里的风湿，话里的刺，笑脸上的毒”，但是“凶险的途程不能使他心寒。”有时候他
陷落在迷醉的氛围中，
像一座岛，
在蟒绿的海涛间，不自主的浮沉……
但他还是“迫切的想望，想望那一朵神奇的优昙。”我们全是大海上飘浮无定的几只破帆，在蟒绿的海涛间，四下都是险恶，志摩是一座岛，是我们的船坞。这生命的道路太难走了，崎岖，曲折和无边的阴黯，一听到
他唱，直唱得旅途上到处点上光亮，
层云里翻出玲珑的月和斗大的星……
我也是这些被唱醒的一个，听他说：“一起来唱吧！”十九年的秋天我带了令孺九姑和玮德的愿望，到上海告诉他我们再想办一个诗刊。他乐极了，马上发信去四处收稿；他自己，在沪宁路来回的颠簸中，也写成了一首长叙事诗——《爱的灵感》。他对青年人的激励，使人永不忘记。一直是喜悦的，我们从不看见他忧伤过——他不是没有可悲的事。
二十年夏季他印了第三集诗——《猛虎集》。他希望这是一个复活的机会。集子开篇的一首《我看见你》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首抒情诗。还有那首《再别康桥》，我相信念过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这类可爱的小诗，在他后期写的更多，更好——我们想不出如何说他好。我们一读他的诗，只觉得清，——不是淡——清得见底的；隽永和灵奇的气息。我们说不对。
我不敢想去年冬天为什么再去上海，看不见他了，我看见是多少朋友在他灵前的哀泣。他知道，一定会笑我们忘不了的凡情，他好像说：“我只是飞出了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和原先一样好。赶明儿你们也得来，可是我等不及你们的，我会飞去第三个世界！”呵！你永远在飞，这世界留不住你！
洵美要我就便收集他没有入集的诗，我聚了他的《爱的灵感》和几首新的旧的创作，合订一本诗——《云游》。想起来使我惶恐，这曾经由我私拟A两个字——《云游》——竟然做了他命运的启示。看到他最末一篇稿——《火车擒住轨》，只彷佛是他心血凝结的琴弦，一柱一柱跳响着性灵的声音。
真的，志摩给我们的太多了：这些爱心，这些喜悦的诗，和他永往前迈进的精神，激励我们。这年头，活着真不容易，“思想被主义奸污”，感情卖给了政堂。……志摩争的就是这点子“灵魂的自由”，他要感情不给虚伪蒙蔽。他还要尽情的唱，顾不得人家说“这些诗材又有什么用”。看这十年来，谁能像志摩在生活下挣扎，不出声的挣扎，拨亮性灵中的光明，普照这一群人，不知道光明是什么。
“诗人是一种痴鸟，一种天教唱歌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自有另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它把温柔的心窝抵着蔷薇的花刺，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它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唉，这一展翅的飞逝！我们仰望白云，仰望白云上的星月，那儿是你！也许你，在另一个世界上，享受那种寂寞；也许你
你己经飞度了万方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但我们还是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二十一年十月抄记于海甸燕京。
（文中所引诗及文句，皆出自志摩集中。）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五期）
弔诗哲——徐志摩先生
唐二酉
中国航空公司给了文学界一个炸弹！
我们的诗哲——徐先生，谁能意料到他会死在空中呢？
应当是上帝的不对，在他的领域中，竟不知道保佑我们贵重的诗人，摧残了人间的艺术！
唉！我们的诗哲——徐先生死了！是中国文学界的不幸！是后进的诗人们的不幸！
中国的诗，自适之攻破了固旧的壁垒之后，新诗人们蜂拥而进；在郭沫若胡适之刘大白汪静之徐志摩等之势下牢牢地占住了神圣，高洁的诗坛。
适之占了诗之平凡，沫若占了诗之雄壮，大白占了诗之清丽，静之占了诗之悯感，我们的诗哲——徐志摩先生占了诗之真挚与畅快。
然而现在啊！胡适之被哲学累住了；郭沫若转入社会学之道了；刘大白有些气馁；汪静之有些幼稚；只剩了徐先生来支撑中国诗之台架而现在又死了！我哭啊！不只哭徐先生，我哭中国的诗坛我哭中国的文学界！
不好读诗之我，自看了章衣萍的《枕下随笔》上某段话说“俄国某人批评徐志摩的文章说‘有点糊涂，不大清楚’”之后脑之深处遂刻入了“徐志摩”三字，以后就渐渐看了些徐先生的作品；志摩的诗，现在约略还能背得几首。——于是，我才认识了徐志摩。
我认识了徐志摩，是前年——中学时代的事了；到现在还不满三年，而我们的徐先生便真的升入了诗之国了！在诗人，死并非苦事，而苦者仅是我们这般求知若渴的青年呵！
英国有雪莱，我国有徐君，这是我们自豪的地方；而且雪莱在人间也是活了三十年；然则徐先生之三十而亡，我们当作何想象？
小曼君，请不要哀哭了吧，中国之徐先生正如英国之有雪莱。
但是，我们诗坛上的明灯到那里去了呀？！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业广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天津《大公报》）
我所认识的志摩
张奚若
志摩的惨死是中国新文艺界莫大的损失，这是人人知道的。中国新文艺界对于他的长逝将有许多哀悼和纪念，那也是不问可知的。我非文学家，也非艺术家，对于文艺家的徐志摩不敢有所论列。我所要说的只是关于“人”的方面的徐志摩，换句话说，就是志摩的人格，志摩的风度。
第一，志摩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朋友。他的惨死消息传到各处后，知己的朋友无不为他落泪。许多朋友好几夜不能成寐，老在想着他和他的死。这一半固然是由于他死的情形太惨，引起人类的同情心，但大部分恐怕还是因为大家对于他感情太深的原故。志摩这个人很会交识朋友，他一见面就和你很熟。他那豪爽的态度，风雅的谈吐和热烈的情感，不由得你不一见倾心，不由得你不情愿和他接近。他的朋友恐怕一大半都是这样征服来的。熟的朋友对他更加喜欢，因为他那不拘形迹的地方使你认识他的天真，他那没有机心的地方使你相信他的纯洁，他那急公好义的地方使你佩服他的热诚，他那崇尚理想的地方使你敬慕他的高尚。除过这些以外，再加上他那到处的温存和永久和蔼，就不由你不永远屈服于他的魔力之下了。普通一个人，尤其是富于情感的人，生平大概总有几个最憎恶或最仇视的人；同时也被几个人所憎恶，所仇视。但是志摩却是一个例外。他一生是没有对头，没有仇人的。他对于人生一切小仇小怨概不置意，他是超乎这些以上的。因此，人人都相信他是好人，人人都和他过得来。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那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那一种不是靠他在那裹做粘合物。这是他伟大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许A朋友敬他，爱他，永远不能忘他的地方。
第二，志摩是一个学问极博，方面极多的人。一般人仅仅知道志摩是一个诗人，其实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何尝限于诗的方面。他的散文有人以为还在他的诗以上，虽然他自己不是这样想。他的戏剧，他的小说，都有它们的特别价值和地位。这还只是指文学一方面言，若是他仅仅是一个诗人或一个文学家，那恐怕还不足以见他的气度的宏大，兴趣的宽博。文学而外，在美术方面，他对于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都有极浓的兴趣和很深的了解。我记得十年前在欧洲时，每次见面，他不是讲达文期（Da Vin‐ci），拉福尔（Raphael），梅开安吉禄（Michael Angelo），席珊（Cézanne），马体斯（Matisse），皮卡叔（Picasso），就是谈贝多芬（Beethoven），瓦格纳（Wagner），杰考夫斯克（Tschaikowsky），再不然，就是鼓吹罗丹（Rodin）或赞赏Gothic建筑。我承认我对于这些东西，这些人物，所有的兴趣，都是由他引起的。他在遇难的前一日由南京写给北平一个友人的信中，还在大谈石涛的画和类似的题目。然而他的聪明，他的天才，当然也不限于美术方面，他对于科学有时也感很大的兴趣。当我一九二一年和他在伦敦重聚时，他因分手半年，一见面就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近来作了一篇文章，料我无论如何也猜不着他作的是什么题目。我笑谓大概不是自由恋爱，就是布尔歇维克主义。他说都不是，原来他作了一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来这篇文章登在上海出版的《民铎》杂志上。据说梁任公先生对于相对论的最初认识还是由他这里来的。这虽然不能证明他对于相对论有甚高深的理解，但他的天才不肯为文学或艺术所束缚，他的兴趣方面之多，亦可窥见一斑了。他不但对于各种学问有极强烈的兴趣，对于人生本身也有极深切的认识。上自道德哲学，下至轮盘赌，他对之都有同样的兴致，都有同样的了解。因为他的方面特别多，所以他的交游特别广。旁人不能认识的人，他能认识；旁人不能了解的事，他能了解：秘诀全在此处。
第三，志摩的理想。一个真诗人总有他的理想。雪莱有雪莱的理想，拜轮有拜轮的理想，志摩也有志摩的理想。倘使志摩没有他的理想，则他那多方面的天才均将减色，均将没有多大意义。志摩的理想，和他的人一样，是很广大，很不容易拿一两个字来形容。粗浅的说，他的理想是在希望人类品性的改良。因为他不满意于现在的人，同是又希望他能改良，所以他处处崇尚A纯洁，崇尚“同情”，祟尚“勇敢”，所以他处处攻击“虚伪”，攻“仇恨”，攻击“怯懦”。他有一首诗的末尾两行是：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
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我们读此，可以想见他的理想在也胸中是如何的沸涌了。
归结一句话，因为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死了，我们的损失也就特别大，也就特别无法补偿。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新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
二十年十二月四日
我们一天埋头报纸堆中，对于文艺界的事，知道的太少，许多有名著作，未曾读过。所以听见徐志摩先生的惨死，想写几句志悼，都不能着笔。
徐先生的作品，从前见过一点，清新俊逸，感觉到不凡。泰戈尔到上海讲演，徐先生作翻译，我在场听的，认识到他的才调和趣味。其后在北平会见过，又常听见张奚若先生说他的为人，所以深信他是一个非凡的天才者！
人生往往有当面错过的事，和徐先生同在平津间，平常以为总有见面畅谈的机会，不料竟然错过了！
我平常偶然想起文艺界的前途，总觉着徐先生应该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人，因为难得有这样天才和素养。所以认为徐先生还不是已成的文学家或思想家，定是一个有成功伟大的文学家或思想家资格的人。这些希望，现在竟然幻灭了，有多么可痛可惜！
右载一文，是奚若应允我的请求，特别给本报作的。今天北平有许多徐先生的友人，给他开追悼会，所以将奚若的文，今天刊载出来，也借此表示我们的悼意。（记者志）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大公报》）
狮子（悼志摩）
胡适
（狮子是志摩住我家时最爱的猫）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
软绵绵的它总不肯走。
我正要推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
两滴眼泪湿了衣袖：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
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二十年，十二，四夜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五期）
惜志摩
烟波钓徒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
——《自剖文集·迎上前去》
在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记得，我夹着书向图书馆走，“到礼堂听讲演去！”“谁讲？”“徐志摩！”那时的我对于他丝毫没有加以注意——“paper还没做呢！谁有功夫去！”据说志摩在我们学校里讲演有过好几次了，但我相见这是第一次，不幸没耳眼福的我，连这Firts and Last可以一瞻他丰采和一味他风趣的机会都在毫不经意之中轻轻地错过，在我毕生的回忆中又添上了一个遗憾！
恶耗传来以后，我哀他！但我哀的为的却不是他从百尺高的地所坠落下来的惨伤和重死。我惜他！但我惜的为的亦不是他是我所爱读的一个作者。我之哀他惜他为的是中国将来文艺的花园中又枯萎了一朵鲜明美丽的花！我相信他现在一切的作品不过是他天才发展的一个起首，譬如他是一朵正在绽蕊的花儿，骤然间遭了意外的摧折，这能不逗起任何有心人的哀痛和惋惜？
蓦地里我想起了印度诗人的泰戈尔，英国写剧家兼小说家的萧伯纳和高斯华绥，及今年四月间逝世的本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独得者瑞典抒情诗人Erik Axel karlfeldt，这几位哪一个不是白了头发的文豪，我常和同学们谈说：伟大作品的产生在乎作家有伟大的修养和伟大的生活，现在中国没有A大的作家和文艺作品的质的贫穷，就是因为这步功夫还没有做到；国文艺作家之中，志摩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如果上帝再给他二十年活着做文学上修养的功夫，谁敢说他不就是中国的哥德或丁尼生？
以上决不是我一味的辜惜和臆测，他个人的本性便是一个明白的显示！他的思想，他的感情，都使我们看得出他是这么一个人！他，能不以小小的摧折而退缩，他，更能不以小小的痛苦而颓丧，冒险——痛苦——失败——失望，在他，却以为“存心冒险的就得打算他最后的失望”；但他更指明了“失望”和“绝望”决不相同！这他要具有多明晰的眼光！多伟大的思想！我再录下一节他在《自剖文集》的《迎上前去》一文中明示我们的坚确的见解：
“我相信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
叶公超在他悼志摩的文中——《志摩的风趣》——很能道着志摩的一语就是说他——志摩——相信“领略到人生的趣味就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假使人人事事都能和我们的理想一致，谁还能忍受这种凡俗？人生的兴趣还在哪里？我记得好像是Stevenson说过这么一句话：The joy of life is not in achievement but in struggle to achieve，志摩就信心这个，所以志摩作事能够“永不败兴”，能够“爱一切生活”，这在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生命的信徒”，他自己曾反复地承认过许多次，他在迎上前去中曾更加重地说：
“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初起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他接着说：“我决不容忍性灵的颓唐，那是不可救药的堕落。”这一些思想——这一些感情——志摩的本性！岂不就是志摩将来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的一个明示？但，他死是一件事实！成功的光明从此永远被那死的阴影遮挡！中国文艺的园中这朵花儿——是玫瑰，是牡丹，是腊梅我可不认识——也就这样永远地枯萎再没有开枝的一天了！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十二月一日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六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
读杨丙辰先生在百科学会讲演辞
韩文佑
我读完这篇文章，觉得十分不平，十分难受。杨先生说：“徐志摩一生好玩，态度浮动，不深刻……他的离婚，他的交朋友，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这与我所见到的徐先生恰恰相反，我不知杨先生何所见而云然。
我见到徐先生这样沉着而深刻的剖示他自己：“我不是诗人……‘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原文见《翡冷翠的一夜》卷首）“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这次印行这第三诗集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猛虎集》序文）我见到他对于艺术是如此的挚爱：“……手持猛虎集，泥吾再三读。状其威声势，破彼音律梏……”（秋岳先生哀志摩见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北晨艺圃）他的态度又是如此的忠实而严肃：“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像的长须！”“我再没有话说……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猛虎集》序文）“天才的限制，我无可如何；但对于文章之艺术，我却永远在殚精竭虑的求它更能精工，更能美好。”（《轮盘》序文。手中无书，录其大意。）“将来把他的书信发表了，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朋友的通信里，他也是怎样的不苟且，不了草，怎样的惨淡经营。”（追悼会中胡适先生致词大意）在译歌德的《四行诗》时，他说，……这里这三道译文，我觉得都还有缺憾，我很盼望可以引起能手的兴A，商量出一个不负原诗译本。（现代评论第三十八期）在译波特莱尔的死尸时，他说，“我这里大胆也仿制了一朵恶的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他那异样的香与毒……”（《语丝》第三期）
杨先生说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不知读了上面所示的他的自述，（原文，非引文。我的引文只在指示原文的出处。）将谓如何。他还说过，他的诗“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一年只淘成一首，”一见《猛虎集》序文及《翡冷翠的一夜》卷首）如此吝啬的给与，能说是好玩么？他觉得自己的诗的灵感已经消失，以后未必再能写作，就说因此这一卷诗，大约是末一卷吧。（翡冷翠的一夜卷首）这样约态度，能说是好玩么？我再随手举出几首他的诗：《问谁》，《难得》，《盖上几张油纸》，《翡冷翠的一夜》，《偶然》，《庐山石工歌》，《猛虎集之献词》，《我等候你》，《拜献》，《他眼里有你》，《再别康桥》，《杜鹃》，《黄鹂》，《山中》，——与他的任何一首诗，我请杨先生指出他的“好玩”之所在，只一句我也满意。杨先生批评他的诗“精神萎靡不振，气势散漫无归，而意旨晦涩难明。”说他作诗的态度是“好玩”但全篇那样的长却不曾举一句他的诗作为例证，示天下以大公，这是使我十分不能心服的。而且就在那篇文中，杨先生自己也有矛盾在，“过于追求腔调的铿锵”，“拼命在那里想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与说他“好玩”岂不是矛盾，好玩的人，只能写些游词，儿戏正业，岂肯勤勤恳恳，苦心焦思的去追求腔调的铿锵，去拼命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
举出他的诗已可不必再举他的散文，若必要举，则我觉得《追悼我的彼得》一篇已足说这篇文章也是出于“好玩”，我问杨先生忍心否？
我不是徐先生的朋友，但我敢断言他对朋友的态度决没有一点的“好玩”。例如他的《难得》诗中说：“在冰冷的冬夜，朋友，在这冰冷的世界，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这是“好玩”么？他惨死之后，多少他的朋友，他的读者，为他痛哭流涕，为他发出深沉永久的哀思，这岂是“好玩”的人所可致？
离婚（与第二次结婚）在他的一生中是最重大的事，杨先生说他“好玩”“轻薄的爱。”但我们看，他在离婚前致其夫人张女士信，说“故转夜为日，……皆在此矣。”（据胡适先生追悼志摩一文中所引。见二十年十二月A日北晨学）离婚后致其师粱任公先生书，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夫岂得已而然哉？”（追悼志摩文中所引）这两段书信杨先生是读过的，胡先生文中又说：“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杨先生也读过的，而竟说他的离婚是“好玩”，我不知杨先生何所见，我不解杨先生之用心！
他怎样严肃怎样苦辛的去追求爱？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追悼志摩文中所引）
近年他的家庭生活大概是十分不幸，但我们读他的诗：“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大猛虎集献词）又“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我等候你）这是何等的忠贞，何等的坚强与迫切！我愿问杨先生从那一单字之中见到他的“好玩”，他的“轻薄的爱！”
杨先生可以不爱他的诗，可以分析的或悬出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诗，说他的诗不符标准。
杨先生可以不爱他的诗，可以分析的或悬出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诗，说他的诗不符标准所以不好，甚至于说他因此不是诗人，甚至于杨先生可以说他的死连追悼会也不值得开，这都可以，但是他的忠于艺术，忠于人生，由他自己的书信诗文中，天下后世，昭昭可见，杨先生却以莫须有的态度说他“一生好玩”，“如此的不厚道，如此的不公平，如此的厚诬死者，无论如何，我决不能为杨先生恕！”
【附言】
我觉得十分歉然，为征引的方便，不得不把徐先生的诗文割裂截取。限于篇幅，许多引文又不能全录，只能录出首尾两句，请读者自己寻读。更无暇多多列举，以我的浅见来解释诗人的各方面。——比如在拜献中，他说：“给他们，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我拜献，拜献我胸肋间的热，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具这样普遍的同情，博大的挚爱者，在古今诗人中，我们能数几人？同样的人类的爱也肫挚的表现于盖上几张油纸、古怪的人间、在不知名的道旁……诸诗之中。又如在《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中，他说：“顺着我的指头看……辞别了人间，永远。”在《天国的消息》中，他说：“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想见了天国！”我们见到他对于天真与永生（其实这是一体）是如何的渴慕，如何热烈的奔赴。在他的诗里，处处见到他的对于人间丑秽与罪恶之愤怒与攻击，对于真善美的探求猛进，对于光明与永A之一心奔往。我切愿读者取来他的全部遗著，仔细的读几遍，庶几可认识诗人的真纯与肫挚，并且视自己的天缘得到几分灵感。
（二一十一年一月十七日，于清华园）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一期）
徐志摩与德国之表现派
郑寿麟译
本刊顷承郑寿麟君（北平文津街一号德国研究会）惠告，北京大学教授德人洪涛生君（V.Hundhausen）以德文译编之《琵琶记》剧本，现经德国爱好艺术之人士，于本年一月十五日，在柏林Lyceum Club公演。按洪涛生君歆慕中国文化，致力文学作品之翻译，成绩甚伟。已译成德文者，计有：《中国诗人》，《庄子》，《卖油郎独占花魁》，《西厢记》（以上均一九二六年），《陶渊明》（一九二八年），《琵琶记》（一九三○年），凡六种。前年春，洪君在北平天津亲自导演《琵琶记》（德文）时，本刊曾有简单之记述。又去年十二月六日（徐志摩君追悼会）之日，洪君曾以德文撰纪念徐志摩文，刊登天津德华日报。该文对徐志摩君推崇备至，谓其以诗人之资格，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推翻旧模型，新开辟道路，业已成功。篇末附录徐君《雪花的快乐》一诗，并由洪君译之为德文诗。洪君又谓徐志摩君可比西方之浪漫派，而异于西方之时髦的表现家。但洪君此文篇首曾引德国表现派诗人施达德来儿Ernst Stadler之诗一首。此诗今由郑君译为中文，观之可略知德国表现派之主张。郑君所译该诗如下：
模型与门闩必须破坏，
世界当穿过开通的管子，
模型是和平，愉快，乐天的满足，
我偏要掘翻土块。
模型要束缚我，压制我，
我却将我的存在驱到大千世界。
模型是明白而没有慈善的，
我却要追寻昏昧的人，贫乏的人
我要毫无限制的解放自身
使我充满了生命。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一期）
我对于徐志摩的认识
唐诚
“但是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土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姆指给掐死的。天呀！那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那天我们这些细嗓子可以豁免混充大花睑的急涨的苦恼。”
——徐志摩《猛虎集·序文》
“徐志摩是仅有大诗人底浮光，而无大诗人底实质的。……我们试看所称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席勒，葛德，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的，那个不是……才能得以达到他们那伟大的成就，伟大的人格呢？”
——杨丙辰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
我在本刊第二百零九期中，读了杨先生那篇论徐志摩的文字之后，我就联想起徐志摩《猛虎集》的那段序文。志摩不愧有自知之明，而杨先生也的确称得起是志摩的知己了。
一个作家的最后评定，原不是他同时代的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们所能确定的。所以像什么追悼会上的演说词，什么哀悼专号里的纪念文，其意义原不过等于一副挽联，一首挽诗，一篇祭文，一块碑志而已。从友谊的立场说起来，当然有它们的意义在着，可是若从文艺批评的观点来看，那些文章，也不过是韩退之的谀墓文字一类而已，本来不甚靠得住的。杨先生这次A认乎其真的定要推翻他们给志摩的私谥——大诗人——天才，定要打志摩的“诗圣”“诗哲”的招牌，似乎太过于认真了。其实几十年几百年后，世人对志摩的批评，究竟怎样，我们固然无从知道，就是当代的人，也没有给志摩一个公认的评价。就是志摩本人，对于他自己的认识，也并没有自视特高，想插足大诗人之列，这有《猛虎集序》文为证。就是他的朋友们也并没有把志摩算做莎土比亚葛德但丁同等的大诗人——天才。他们至多，只不过拿他和雪莱相提并论而已。
然而志摩毕竟是诗人，是天才，假如诗人和天才不一定必须莎士比亚葛德但丁那样的人才配称的话。李杜韩白固然是诗人，温李冬郎也还是诗人；苏辛周姜固然是词家，温韦正中也还是词家。内容之雄浑深厚与轻新微妙，至多借以判别作者之大与不大，伟与不伟而已，却不能赖以断定作者是不是诗人。文艺欣赏本来主观的成份居多，所以志摩的作品，是不是好诗，不是旁人用文字说明可以拥护或打倒的。志摩的三部诗集，才是最坚实的凭证。大家读了他的诗，自会鉴定的，我现在凭记忆所及，随便提出几首来，我个人认为的确是诗，是好诗。散文诗如《婴儿》、《毒药》；土白诗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歌谣体如《盖上几张油纸》、《海韵》；长篇如《康桥再会吧》；短章如《天国的消息》、《偶然》以及《一块晦色的路碑》。
不过志摩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假如有相当的贡献时，据我看，并不在他那些诗篇的本身，都在他那创造的精神和尝试的工作上。志摩的诗，我个人以为的确是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十几年来可贵的一宗收获。但是绝非杨先生所要求的“对于人生有最深切的认识及最正当的了解”，“反映全时代的痛苦欢乐，全民族全人类的一切情感”，而“用最优美和谐的形式吹嘘到了纸上头去的”，“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一致的个体”的那种理想的作品。虽然我个人怀疑这种理想的作品曾否有过，然而志摩的作品，不能算是“登峰造极”的作品，这是无庸疑议的。所以我说志摩的诗之本身，对于新文艺之将来，其贡献并不能算怎样的大。可是志摩他那种运用西洋诗的格律来创造新的诗体，居然有了相当的成功，这一点我认为是志摩和他的朋友们的功绩。有人说他们这种工作，只是抄袭，只是模仿，那能算得创造？我觉得不然。中国诗的格律，无论怎样的演变，终没有跳出阴阳平仄的范围，A言变而为五言，古体进而为近体，诗演为词，词化为曲，都离不了阳平仄。现在志摩他们居然独辟蹊径，应用西洋诗的抑扬轻重的音尺到中国诗里来。中西文字，根本不同，这能不说是一种创造吗？现在他们这种试验，距完成为期尚远，（鄙意若望完成，恐怕非先体验出一种新的读法不可。此非题内之文，容另详。）然而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可能性了。将来倘使继起有人，这便是划分时代的一种运动。艺术的作品，无论怎样总不能不凭借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吧。否则，仅是一点意像，绝不是一件艺术品。就算最空虚缥缈的音乐吧，也得凭借音调节奏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不然，悲多汶纵有更多的音乐的意像，恐怕也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了。诗歌是比较有实迹可寻的艺术，当然更免不了形式的限制。这一点，我知道杨先生是一定赞同的。不过他理想中之诗的质与形之关系，是“一点精妙和谐的内心为它（诗）整个的底盘，而一切表面的精彩，譬如说声调与形式，俱是要由这一点内心里发露了出来，然后才能令人们觉得，它是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个一致的个体，一首好诗。”所以他主张“每一首诗都各有自己的一个形式。”换句话说，杨先生是反对“诗有定形”的。这种理想，当然极高，但是事实可能吗？语言文字是这样的圆满无缺的表现工具吗？我们极普通的意念，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尚且有时而穷，何况极微妙的诗歌呢？任你多么伟大的天才，恐怕也不能超越这种语言文字自身的限制吧。形式变化最自由的，莫过于散文了，然而散文也有散文的极限呵。而意像呢，那是极富有变化的东西，所以杨先生的那种理想，恐怕不易实现。莎土比亚、葛德、席勒、莫理哀、但丁诸伟大诗人所写的诗，不也是限于一定的形式吗？
我相信内容与形式，确乎有相当的关系，譬如说，一首绝诗的内容，不能装到古风的形式里去。一首小令的词，不能演而为近慢，元曲的内容，不能移而入词，所以散曲究竟是散曲的意味，绝不能与词相混，都是这个原故，而新文艺之所以要另创新文体者，也是这个原故。但是其相关的程度，也就止于此，如若不然，那就根本无文体之可言了。
因为杨先生批评徐志摩的出发点在此，所以上边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现在要回到本题了。杨先生指出志摩的缺点在于偏重形式，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论断。然而人的才能究竟有限，我们假如知道志摩一面是在写诗，一面还在尝试诗的形式时，我们便可以宽恕他的诗内容欠充实的缺陷了。我A能希望一个在试验室里做试验的人，要像工厂里的工人，那样纯熟老吗？志摩的诗，露出“努力从事粉饰雕琢的破绽”，原是当然的结果。然而他的诗，居然能够“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优美”，不已经是难得了吗？
大凡创造或是最初应用一种新文体的人，都是费力不讨好的。譬如介绍十四行诗到英国文学里去的Waytt吧，他自己做的十四行诗，当然比不上斯宾塞、莎土比亚、华茨华斯、雪莱、罗色蒂他们，然而这创始之功，却不能说小，所以Wyatt在英国文学史里，依然有他一席的位置。志摩现在干的工作，也就是Wyatt当年所干的工作了，不过中西文字差的太远，所以更难讨好罢了。不幸志摩早死，未能竟其全功，现在只有盼望他的朋友们，继续努力，有以成其志而已。
杨先生要在志摩身上就发现到莎士比亚、葛德，那样伟大的诗人，未免太早，当然要失望。志摩的朋友们把他比做雪莱，虽然有几分相像，恐怕也有点过分。我现在希望他做中国的Sir Thomos Wyatt（1503—1542），我想志摩是当之无愧，至于继起者，有没有斯宾塞莎士比亚一流的人，已死的志摩是不能代为负责的。
编者按：本文作者唐诚疑为唐钺之误。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二期）
论诗人徐志摩
张露薇
——对于杨韩吴唐诸君的文章之批评并敬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先生
按：自本刊近顷登载杨丙辰（第二百零九期）、方玮德（同上）、韩文佑（二百十一期）、唐诚（二百十二期）诸君评论除志摩君诗之文后，一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北平晨报学园亦刊登吴世昌君《论志摩》一文。嗣后本刊收到关于此题之来稿甚多。今选登张露薇君一篇，本问题就此结束。其余诸君之作，以限于篇幅，概从割爱，分别退还。其中重要者，有（一）杨丙辰君回答韩文佑君文，解释彼原作中“妤玩”二字之意义。谓徐君一生“作事（离婚，交友，写文章，作诗）底动因，皆为浅浮的外表所诱惑，而无悲壮深刻的意志与澄澈宏阔的识力来把许多从各方面说皆不利于他的诱惑斩断的”，故称之曰好玩。（二）济南李鲁人君文，谓徐君甚有功于新诗运动，但其所作未为精到。又谓新诗以爱情颓废为主，乃其缺点云云。
又按：张露薇君此文甚长，前半今略去不登。其大意可撮述如下：【1】批评必须有明确之立场，且须负责。不当为字句之攻驳，亦勿徒作虚浮之颂誉。【2】细阅《晨报》哀悼除志摩君诸文，惟胡适君能略言徐君之理想，吴其昌君能略状徐君之生活，外此则林徽音君及叶公超君（叶君文载本副刊二百零二期）之文颇能显示徐君之生活与价值。余皆无益之谀词而已。【3】批评徐君之诗者，仅见三篇。一为《小说月报》十七卷朱湘君论徐志摩的诗，二为《北晨学园》哀悼专号中于赓虞君志摩的诗，三则杨丙辰君之A。以上三篇，皆褒誉徐君之作。【4】杨君文有一定之立场，并非谩骂，惟欲于朦胧云雾中将徐君之真价值显露于人间而已。惜韩文佑、吴世昌、唐诚三君误会此旨，徒事辩驳，流于感情意气。以致双方隔膜甚多，几变为琐屑及滑稽之论争。予今作此篇，自抒所见，未敢苟同，亦并无左右袒。视诸君或异撰耳云云。此下可接读张君原文。本副刊编者识。
徐志摩是个什么形象的人，我实在不知道，据他的朋友们说，是漂亮得了不得。因为漂亮，所以可爱，因为可爱而会写诗，所以是古今少见的大诗人。我承认志摩是诗人，但是他的诗人的成分并不是纯洁的，也不是如他的朋友们所称他是怎样空前伟大的天才，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诗，所以尽说些阿媚奉承之词，而损污了志摩的诗之真正的价值。的确，我相信，志摩是诗人，志摩有天才，但是他的天才没有发展到极点，所以这位不幸的诗人只是一颗陨星。我们除了怜惜之外，再难以加上什么毁贬之词，这是真情。然而，为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我们对于志摩的诗之批判不妨苛刻一点。有些人总认不清这点，往往以为批评某作家的作品，便是批评某作家的本身，这真是绝大的错误。
为了说明忘摩的气质或天才，我们不妨学学斯宾诺沙（Spinoza）的哲学意旨，把志摩分成“诗人的志摩”和“凡人的志摩”两部分。我曾说过，志摩是有天才的，从他的诗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诗人的志摩，的确是我们可以崇敬的人物。在他的诗里明确地表现出他的个性，有一种特异的美点。他有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哲理，他有他的丰富情感，他有他的特异的风趣，然而，你如果细细的考察起来，都染着现世纪病态的情状之浓厚色彩。任你拿出那一句来，总没一句是健全的艺术，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这不能怪他，他的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污点，要怪，你也只好怪这不谐和的时代——杨君的批评忘记了这点，所以他的批评只是以诗论诗，而并未考察一下志摩的诗之来源，以明了他何故“追求腔调的铿锵”，“只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一种真挚坚贞的性格”。我以为，这就是杨君的文章最使人感到有遗憾的一点。至于如韩吴二君者，不批评杨君批评的立场，而只意气从事，我们读者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志摩的一生是求美求爱求自由的，这不容我们否认。美是人生最高的目的，爱是人生最真挚的快慰，自由是人生最美妙的理想。世界上能否有真美真A真自由，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需要美，需要爱，需要自由，这是人类普遍的要求，摩登少女最求美，浪漫青年最求爱，狱中囚徒最求自由，然而我们并不能以其所求，而直称之为“诗人”，直称之为“伟大的天才”。这种追求者是否是一个诗人，完全在于追求的方式。合于方式的追求，便是诗人；不合方式的追求，便是凡人。因此，我们观察一位诗人，我们便不得不观察他的气质。正如培根所说，诗是一种谎话，我们要从谎话中再去认识诗人，这才是我们了解诗人的途径！
志摩的诗大约可以以其诗集之卷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志摩的诗的时期，第二是翡冷翠的一夜的时期，第三是猛虎集的时期。
【一】在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受了太戈尔及当时时谓“新诗”的潮流之影响，所以，除了雪花的快乐等几首情诗以及其他几首胡式（胡适之式）的人道诗而外，多半是哲理诗。哲理之入诗，本来就勉强，把哲理拖进诗行里，更是勉强而又勉强。我的意思是说，好的诗可以含着哲理，这种哲理有诗的灵感后才使人感到的；并非先有了哲理，硬把哲理用诗行表现出来。志摩初次的诗篇多犯了这点毛病，因为硬把太戈尔式的哲理添满诗行，虽然得了“诗哲”的雅号，但是诗是失败了的。其原因就是，哲学是理智的追求，诗歌是情感的描摹，理智与情感根本矛盾，根本冲突，相反相成的机会只不过是偶合的事实。所以，要企图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志摩的第一本诗集之失败就在这一点。其次，占一部分的胡式人道诗，也是同样的失败。这失败的原因自然要归罪于当时的文学运动，因为诗人本有好奇心，有了新的形式或新的意境他总要试一试的。当时的思想界庞杂混乱的堆着一些零碎的思想，什么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什么易卜生式的社会斗争………贩运者便大喊其口号，居然的登宝座称孤道寡的自命“思想界的权威”了。志摩受了这种时代的影响，便写出他的太平景象、盖上几张油纸、一小幅的穷乐图、先生！先生！等等含着人道主义的怜悯与伤感色彩的诗，虽然描写的技术是比胡适君的人力车夫进步，但其意识之不正确，语句的滑稽，实在使我们不敢相信这类的诗是志摩的杰作。在这本“献始爸爸”的诗集里，有几首情诗，倒是很好。除了那首有名的《雪花的快乐》而外，其余如《她是睡着了》、《我有一个恋爱》等诗，还含着真实的灵感。我以为，志摩的诗最成功的，还算他的情诗，其余者虽不忍说一句“卑A足道”，但是总比情诗差得多了。
【二】想起了读《翡冷翠的一夜》，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自然对于诗的了解还不深刻，说对于诗还不如说对于“情”，因为此集中多半是情诗，而我没有充分的共感之能力；但当时对于徐志摩这个人就存了很好的印象，觉得他的诗实在是当时诗坛的异彩。志摩死后，又拿起来诵读，才知道里面的含蓄竟是那样的充分。我觉得，如以志摩自己的三本诗集相比，《翡冷翠的一夜》是天堂，而其余的都是地狱。其原因就是，在这本诗集里，充满了幽柔的神韵，真挚的情感；也许写诗的时候，正是生活热狂的时候，所以自自然然的曼吐出滴滴的珠玉来。他那时代的生活，无论如何我要肯定是比较充实的，只有从充实的生活里，才能写出情感充实的诗行。我们玩味着那些诗行，也就不免悠然的神往。假若容许我瞎说一句，我说，那时代的志摩是正追求着“爱”，也就是在那时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多，因为他追求爱真挚的关系。正如杨君所说，要有“一种坚贞的性格，高尚伟大的思想”为着“爱，美，自由的全盘的基础”。的确，这时代的志摩，是伟大的诗人徐志摩，不但有着诗人的才分，而也有着写诗之充分的情感。集中如《偶然》、《海韵》都甚完美，其余如《决断》、《梅雪争春》、《半夜深巷琵琶》、《再休怪我脸沉》以及《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翡冷翠的一夜》诸诗，亦皆有真实的灵感，而获得部分的成功。不过其中也有不满人意的，第一种就是似乎同情于劳动者的诗，如模仿有名的《伏尔加船夫曲》的庐山石工歌，也只好有胡适博士称赞不止（见《白话文学史》）。第二种就是写得太轻浮的诗，如《新催妆曲》、《运命的逻辑》、《又一次试验》都没有深刻的灵感，不但没有深刻的灵感，写得也有点滑稽，这真是美中不足的事。如以本集之两部分比起来，自然是第一卷比第二卷好得多，恐怕在那时志摩的生活最充实吧。
【三】第三卷诗的出版，是在志摩的诗渐受群盲讥评之后。大家都以为志摩再不能产生什么诗了，所以他鼓着勇气刊行第三本诗集，要借此告慰他的朋友，让大家知道他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见《猛虎集》序文）。把握着这一本诗集，在听到志摩惨死之后，我简直是不肯释手。志摩的诗句终究是志摩的诗句，说句浅薄的话，的确写得漂亮。不过，这本诗集中的诗行有的流于愤激的狂暴（如《西窗》A后），有的流于浅薄的说理（如《哈代》等），有的写得太勉强（如《残破》等），有的写得太粗糙（如《秋月》等）。虽然这部诗集也许费他的工夫最多，但是远不如《翡冷翠的一夜》的成功。考其原因，大约在这时期，他的诗人的成分最少。因了生活的失意，现实的重压，他不得不想着凡人的理想，不得不为着生活挣命，知道他的生活的人，自然会觉得我这几句话的不错。这时期的志摩已脱了“公子哥儿”的花衫，两肩担上无限的烦愁了。也幸，也不幸，我们的诗人在生活的悲愁最浓的时候飘然仙逝，我们固然失掉了一颗灿耀的明星，而在他自己，却永脱了生活的烦苦的担负。唉，想起来，心里便不能不凄然，一位天才的运命竟是如此，把读着的猛虎集，却更使我们当了珍贵的礼品了。
总之，这三本诗集，已表示了志摩天才的伟大，虽然并没有极大的成功，但其成功的诗句，已是彀我们吟咏一时了。我觉得在批评他的诗的文字里，杨丙辰及朱湘二君还比较使人满意，他们对于志摩的天才似乎尚有深刻一点的了解与同情。至于韩君，为了证明徐诗的真挚，吴君为了说出志摩是诗人，堂堂皇皇的责骂杨君，而只提出一两句不重要的话讨论（天知道，他们是在讨论！）真是使人失望。尤其是吴君，无头无尾的空发一阵狂论。自己既“于新诗根本就不很懂”，偏要批评批评志摩的诗底文章，我们不知道这是否矛盾？既“专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九期杨丙辰先生一文而发”（请问“而发”什么），也请先读懂了杨君及文副编者的文章再“发”！
现在，我不愿对志摩的诗说什么解释的话，其实这些话都在我的《徐志摩的批判》一书中说得很详尽，那本书也许最近就能展在读者之前，任人指正了。但是，真杀风景，我还不能不说几句志摩的诗之缺点的话。
【1】第一，我觉得志摩的诗太注重于表现，而不注重于悟解（communi‐cation）——不但徐君是如此，现代的文学家大多不注意于这一层。无论表现得怎样好，但是没有在悟解上下功夫，究竟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对于人生的灵感总不能牢固的捉住。譬如，朱艾斯（James Joyce）虽然表现得惟妙惟肖，达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极峯，但悟解的成分太少，终究是一种现代文学的病态之发展。
【2】第二，志摩的诗式（即诗之形式）用得太死——创造新体诗的形式，志摩还算是第一个人。他那样冒险的运用西洋诗的形式，我们真佩服他的冒险的精神。“拼命在那里想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这是我绝对赞成的，我以为，诗没有健全的形式简直不能成为诗。可惜，志摩的诗是太讲求了形式，太西洋化，太不顾中国文字的毛病，所以虽然努力的去实验，终久没有真正的成功。诗要有形式，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形式要随诗质而变，绝不可拘泥于一种，这就是说，形式是要活的，并不该死死的用活的情绪填死的诗行。志摩犯的毛病就在于此。不过，这并不能深责志摩，而且要感谢志摩，因为，我觉得中国诗的前途，其形式非西洋化不可，志摩开其端，不过没有“化”得尽善尽美罢了，并不是说此路不通，我们还须跟着志摩的步踪走！而况志摩的诗式，有些地方还真正的成功了呢。
比较起来，志摩的情诗写得最好，我们爱，也只爱他的情诗，因为那里边充满了真实的灵感。可惜褒者一意的褒，贬者一意的贬，并未分析一下志摩的诗，所以，如韩吴二君，空发了一阵情感的闲话，究竟还没有说出志摩的不“好玩”在什么地方。“好玩”二字虽然是刻薄一点，但是并不像韩吴二君解释得那样浅薄。很浅显地说，两个小孩子为着一具玩物而争执，结果连哭带闹地打架，打完架还是好好的朋友。虽然他们的争执是很真挚，是很起劲，但是好玩仍然是好玩。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斗争，并不是为真理而斗争，所以，不管其当时是如何的热烈，而结果仍然是一次好玩的把戏。转而看一看志摩，他追求美，追求爱，是具着一部分的真诚，但他追求自由，则不免染了一般感伤主义者的色彩，只得咒诅，只得嘲骂，只得叹息，而不为自由而斗争——这一点，便是拿着“追求自由”一事儿戏，便是好玩，不去真正的加入争自由的斗争里，便不是真诚地去争自由！不真诚地去干一件事，而偏偏地去干，这态度就是为的争自由有意思，争自由能舒心中的气愤，这态度也就是好玩的态度！何况，志摩所求的美是个人的美，所寻的爱是个人的爱，所争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在这时代，个人的美，个人的爱，个人的自由有什么用？这是不是时代的意识，时代的要求？
也曾说过，志摩的诗有一小部分的确写得在“好玩”这个批判的语句之下。譬如说他看了“新娘”紧锁着眉尖，便猜疑她心中的心事，于是说“你快向前，到礼台边，见新郎面！”（新催妆曲）这样他便有了调笑的诗料了。再如他坐在火车上见到“上车来老妇一双”，曲背，头秃，齿耗，这还不A骂她们，她们坐在窗前，我们的诗人便把她们比做“畏葸的，呢喃的像一对寒天的老燕”（古怪的世界），于是他又有诗料了。再如选在中学课本里的名作《一小幅的穷乐图》的写法，更是滑稽。诗人走在垃圾堆旁看见了奇景，仔细的描写一阵，最后竟把“穷人”和“狗”并论起来，觉得“还有夹在人堆里趁热闹的黄狗几条”，于是他又有诗料，开了心了——这几个例已足证明志摩的诗在“好玩”方面的也有，杨君的话也未必是无的放矢。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绝不该深责。只要不是疯狂，我们对于他都具着深切的同情。志摩的诗无疑地带了一些浪漫派诗歌的色彩，恐怕是为了环境所拘，结果在诗中透露不出多少时代的意识，这是憾事。但是，志摩这个人在对于他的作品一方面，恐怕是一点也不骄傲，不但不骄傲，而且极其虚心。我们只要看看《志摩的诗》的再版竟删去十几首诗的一件事，就令我们佩服志摩的精神。像志摩这样的诗人是建筑在“疯”与“狂”两个字上，疯到极点，狂到极点，便是他的最美妙的诗句流露到人间的时候。然而，真可惜，志摩那样的天才，在他的生前竟没有几个人批评他，使他登峰造极做成中国空前伟大的诗人。
我读过杨君之文章，关于志摩的诗之发展没有登峰造极这一点，他是责难志摩的近友的，这点我觉得很对，因为一个天才的养成，批评家是负着最大的权威的。我们真怀疑他的一些朋友们就只会“哀悼”，只会赞扬吗？杨君的批评立场是否靠得住这是问题，但其余韩吴唐三君的责难，正表明三君不懂杨君的意旨，这一点，我们是深觉得足以惋惜的。我希望批评家能取真诚的态度，省得笔墨往来，误会重生吧。（譬如吴君文内多有责难文副编者之言，岂料文副编者正是对志摩同情之一人，屡次刊登赞扬志摩之作，众人共见，为什么吴君还要这样说法呢？）
谈论诗人的志摩，就此而止。
最后，我更希望文副的编辑先生坚决实行自己的主张，不必采登一些无思想无主张的答辩文字，充塞篇幅；而且，这场论争，亦请就此结束，再有回声，任之好了。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五、二一六期）
志摩怎样了
方玮德
记得还是前年的秋天，志摩在南京教书。有一次他约好我们骑驴子上栖霞山看枫叶，但到那天他留在上海，后来只来了一封信，劝我们别急，总有一天会偿这餐红的宿愿。去年栖霞山的叶子正红的时候，志摩死在开山的岩下（我不知道开山的叶子又怎样红）。今年又是一个秋天，我来到北国，西山的枫树已经红够了，可是志摩的宿愿又怎样呢？
志摩死了一年，这一年中间，许多人对于志摩各有不同的论调，好像志摩这人是盖棺以后无从论定的。我想有许多人攻击志摩，无非是对于他的生活有所不满，因而说他的作品全不是充实的。而另外一些欢喜志摩的人，又说志摩的生活是十分使人惬意，所以他的作品也非常可喜。两种不同的意见，志摩的毁誉参半。那么我们要真正明白志摩这个人，只有研究他全生活的内容，至于诗——他唯一的贡献——那不过是他的生活上随时的表现罢了。志摩是旧气息很重而从事于新文学事业的一个人。在这里我所说的旧，不一定是指时代或是一切属于形式的意思，志摩的旧乃是一切心灵上与感官上所富寓的一种对于过往的虔敬与嗜好。虽则他狂喜青春，爱好新奇，窥探将来，但他也同样爱好典型，抚摩陈迹，欢喜庄凝的不朽。我们略略接近志摩生活的人，不难知道他这一生的嗜好往往多沉浸在这思古的幽情里面。他崇拜太戈尔，他崇拜哈代，这因为（他自己说）他欢喜他们以长久的经验与观察，而传给我们一种极纯厚极古老的灵珠子。他从这古老的珠子里，思索出许多人生的蕴味与结晶的智慧。以此智慧，他砌成他自己平日生活的墙壁。他的思想如同爬山虎，就爬住这墙壁向上长。因此他的作品也往A是用旧的气（甚至于外形）来从事他新的创造。他的新诗偏于注重形式，虽则这是他自己的主张和受西洋诗的影响，但他对于旧诗气息的脱离不掉，也颇可窥见。他的生活不论是好是坏，可是他一直有向往古人的意味。无一时一刻不给他自己放在古人的灵魂里，也无一时一刻不凭借古人去发展自己。单看他解释济慈的《夜莺歌》，便可以知道他对于某一种意境之能深入。总之，他带着思古的气息过他的生活，试他的创作，这中间虽有许多地方不容易被现世人所了解，可是他这生活的全部精神已是十分可爱的。
至于另一些人毁谤志摩，那又是因为做人的基本观念不同。那些人是不大承认古老是有价值的，即是新奇和将来于他们也不一定有意味。这些人的论调我们无须辩白，我不愿意在我们这是非的世界里谈判我们的是非。志摩文学上的事业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愿望的成功，那是无可讳言，但他这半生做人精神已是可贵。另外他待人处世那副热肠，那样真切，也不易得。我们失掉一个得用的东西，总都要记挂半天，除非是寻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里才略为安慰些。但是寻不着的话呢，那在这凄漠的国度里，谁又能禁止我们对于志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怅？因此我十分哀痛地写成此短文，并不怕将为林语堂先生所笑。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五四期）
追伤志摩
方玮德
我现在只能空空地记起了你，
正同你也能空空地记起了我们；
你身后的寂寞原是件寻常的事，
伤心的是我们身前全有颗寂寞的心。
当你走的时候，你留下只来只一堆粉，
人们都喊着你变成神，变成星，
变成泰山上的彩霞，你死是奇迹
我知道你心中说：我死了，完了，你们再不用费神。
如今你真走远了，无处寻你的踪影，
每份记忆里早疏忽了你，如同秋天树叶落地；
你听，在这深深的夜里，可会有一丝声音？——
“志摩，你走了，你走了三年，我忘不掉你！”
（原载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二一期）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从文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的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寻这样一个人说说话，一个没有，一个没有。
我想起他《火车擒住轨》那一首诗：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
这里那里还正有无数火车的长列在寒风里奔驰，写诗的人已在云雾里全身带着火焰离开了这个人间。想到这件事情时，我望着车厢中的小孩，妇人，大兵，以及吊着长长的脖子打盹，作成缢毙姿势的人物。从衣着上看，这是个佃农管事。
当我动手把车窗推上时，一阵寒风冲醒了身旁一个瘦瘪瘪的汉子，睡眼迷蒙地向窗口一望，就说“到济南还得两点钟。”说完时看了我一眼，好像知道我为什么推开这窗子吵醒了他，接着把窗口拉下，即刻又吊着颈脖睡去了。去济南的确还得两点钟！我不好意思再惊醒他了，就把那个为车中空气凝结了薄冰的车窗，抹了一阵，现出一片透明处。望到济南附近的田地，远近皆流动着一层乳白色薄雾。黑色或茶色土壤上，各装点了细小深绿的麦秧。一切是那么不可形容的温柔沉静，不可形容的美！我心想：为什么我会坐在这车上，为什么一个人忽然会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我不相信这个人会死。我计算了一下，这一年还剩两个月，十个月内我死了四个最熟的朋友。生死虽说是大事，同时也就可以说是平常事。死了，倒下了，瘪了，烂了，便完事了。倘若这些人死去值得纪念，纪念的方法应当不是眼泪，不是仪式，不是言语。采真是在武汉被人牵至欢迎劳苦功高的什么彩牌楼下斩首的，振先是在那个永远使读书人神往倾心的“桃源洞”前被捷克制自动步枪打死的，是给人乱枪排了，和二十七个同伴一起躺到臭水沟里的，如今却轮到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一切痛苦的记忆综合到我的心上，起了中和作用。我总觉得他们并不当真死去。多力的，强健的，有生气的，守在一个理想勇猛精进的，全给是早早的死去了。却留下多少早就应当死去了的阉鸡，懦夫，与狡猾狐鬼，愚人妄人，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想起生者，方使人悲哀！
落雨了，我把鼻子贴住玻璃。想起《车眺》那首诗。
八点左右火车已进了站。下了火车，坐上一辆洋车，尽那个看来十分忠厚的车夫，慢慢的拉我到齐鲁大学。在齐鲁大学最先见到了朱经农，一问才知道北平也来了三个人，南京也来了两个人，上海还会有三四个人来。算算时间，北来车已差不多要到了。我就又匆匆忙忙坐了车赶到津浦车站去，同他们会面。在候车室里见着了梁思成，张慰慈同张奚若。再一同过中国银行，去找寻一个陈先生，这个陈先生便是照料志摩死后各事，前一天搁下了业务，带了夫人冒雨跑到飞机出事地点去，把志摩从飞机残烬中拖出，加以洗涤、装殓，且伴同志摩遗体同车回到济南的。这个人在志摩生前并不与志摩认识。
见到了陈先生，且同时见到了从南京来的郭有守，我们正想弄明白出事地点在何处，预备同时前去看看。问飞机出事地点离济南多远，应坐什么车。方知道死者遗体昨天便已运到了济南，停在城里一个小庙里了。
那位陈先生报告了一切处置经过后，且说明他把志摩搬回济南的原因。
“我知道你们会来，我知道在飞机里那个样子太惨，所以我就眼看着他们伕子把烧焦的衣服脱去，把血污洗尽，把破碎的整理归一，包扎停当，装入棺里，设法运回济南来了……！”
他话说的比记下的还多一些，说到山头的形势，去铁路的远近，山下铁路南有一个什么小村落，以及向村中居民询问飞机出事时情形所得的种种。
那几天正值湿雾季，每天照例皆是雾。山峦，河流，人家，一概都裹在一种浓厚湿雾里。飞机去济南差不到三十里，几分钟就应当落地。机师王姓，本来是个济南人，对于济南地方原极熟悉。飞机既已平安超越了泰山高岭，估计时间应当已快到济南，或者为寻觅路途，或者为寻觅机场，把飞机降低，于是砰的碰了山头发了火。着了火后的飞机，翻滚到山脚下，等待这种火光引起村子里人注意，赶过来看时，飞机各部分皆着了火，已燃烧成为一团火了。躺在火中的人呢，早完事了。两个飞机师皆已成为一段焦炭，志摩坐位在后面一点，除了衣服着火皮肤有一部分灼伤外，其它地方并不着火。那天夜里落了小雨，因此又被雨淋了一夜。这件事直到第二天方为去失事地方较近的火车站站长知道，赶忙报告济南，济南派人来查验证明后，再分别拍电报告北平南京。济南方面陈先生经过出事地点时，是二十的中午。棺柩运过济南时，是二十一日下午。当二十二我们到济南时，距出事时已经三天了。
我们一同过志摩停柩处时，约九点半钟，天正落小雨，地下泥滑滑的，那地方是个小庙，庙名似乎叫“福缘庵”。一进去小院子里，满是济南人日常应用的陶器。这里是一堆钵头，那里有一堆瓦罐，正中有一堆大瓮同一堆粗碗，两廊又是一列一列长颈脖贮酒用的罂瓶。庙内房屋只有一进三间，神座上与泥地上也无处不是陶器。原来这地方是个售卖陶器的堆店。在庙中偏右墙壁下，停了一具棺材，两个缩头缩颈的本地人，正在那里烧香。
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各人皆看到那个破产的遗体了，我们低下头来无话可说。我们有什么可说？棺木里静静地躺着的志摩，戴了一顶红顶绒球绸纱小帽，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角上一个大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脱尽，与额角上那个大洞，皆为向前一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得生气勃勃，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志摩。这就是他？他是那么安静的一个人？躺在这个小而且破的古庙里，让一堆坛坛罐罐来包围，便是另外一时生龙活虎一般的志摩吗？他知道他在最后一刻，扮了一角什么样稀奇角色！不嫌脏、不怕静，躺到这个地方，受济南市土制香烟的门外是一条热闹街市，恰如他诗句中的“有市谣围抱”，真是一件想象不及的事情。他是个不讨厌世界的人，是一条热闹街市，他欢喜这世界上一切光与色。他欢喜各种热闹，现在却离开了这个热闹世界，向另一个寒冷沉默的虚无里走去了。
各人都在一分凄凉沉默里温习死者生前的声音与光彩，想说话说不出口，仿佛知道这件事得用着另一个中年工人来说话了，他一面把棺木盖挪拢一点，一面自言自语的说，“死了，完了，你瞧他多安静。你难受，他并不难受。”接着且告给我们飞机堕地的形式，与死者躺在机中的情形。以及手臂断折的部分，腿膝断折的部分，胁下肋条骨断折的部分。原来这人就是随同陈先生到过出事地点装殓志摩的。志摩遗体的洗涤与整理皆由他一手处置。末了他且把一个小篮子里的一角残余的棉袍，一只泥泞透湿的袜子，送给我们看。据他说照情形算来，当飞机同山头一撞时，志摩大致即已死去，并不是撞伤后在痛苦中烧死的传闻，那是不会有的。
十一点听人说飞机骨架业已运到车站，转过车站去看飞机时，各处皆找不着，问车站中人也说不明白，因此又回头到福缘庵，在棺木前停下来约三个钟头。
一个在铁路局作事的朋友，把起运棺柩的篷车业已交涉停妥，上海来电又说下午五点志摩的儿子同他的亲戚张嘉铸可以赶到济南。上海来人若能及时赶到，棺柩就定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上车。
正当我们想过中国银行去找寻陈先生时，上海方面的来人已赶到福缘庵，朱经农夫妇也来了，陈先生也来了。烧了些冥楮，各人谈了些关于志摩前几天离上海南京时的种种，天夜下来了。我们各人这时才记起已一整天还A曾吃饭的事情，方邀到一个馆子去吃饭，作东的是济南中国银行行某先生。吃过了饭，另一方面起柩上车的来报告人伕业已准备完全。我同北平来的梁思成等急忙赶到车站上去等候，八点半钟棺柩上了车。这列车是十一点后方开行的。南行车上，伴了志摩向南的，有南京来的郭有守，上海来的张嘉铸同志摩的儿子，留下在济南，还预备第二天过飞机出事地点看看的，为北平来的几个朋友。我当夜十点钟就上了回青岛的火车，在站上车辆同建筑，一切皆围裹在细雨湿雾里。这一次同志摩见面，真算是最后一次了。我的悲伤或者比其余朋友少一点，就只因为我见到的死亡太多了。我以为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方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这些人理解志摩，哀悼志摩，且能学习志摩，一个志摩死去了，这世界不因此有更多的志摩了？
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是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也就因为这点感觉，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他的话。我希望的是志摩人虽死去了，精神还能活在他的朋友间的。
（原载：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二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