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要经过几个十字路口，几个丁字路口，哪儿是上坡，哪儿是下坡，哪儿的转弯处有什么店，那店门口的招牌什么样……我坐在后座上，特别爱给姥爷瞎指挥。
“前面该右转了！”
我的三个家
我父亲原是豆制品厂的股长。80年代初，他跟随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辞去工作，下海经商。我母亲最早在北京市二商局，坐办公室，后来她去了北京建工第五建筑公司（就是俗称的“五建”）在那儿的实验室当了一名会计。1990年，她离开了五建，出国去了加拿大。
父母先后放弃公职，下海打拼，他们的决定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的童年生活因此激起了层层波澜。
我生在北京，长在朝阳，户口随我老祖儿，在纺织部大院。我父母因为下海较早，没享受到“福利分房”的待遇，父亲便在朝外七条盖了一处小平房。平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五口人挤在那座小平房里。
我还有三个姑姑，大姑、二姑和小姑，有时父母工作忙，我就借住在几个姑姑家里。从小我就有三个家，平时住在朝外七条，周六、日住在国棉一厂宿舍，有时又和姑姑一起住，来回辗转。
北京，四季分明。春天，柳絮漫天，扎燕儿风筝飞得老高；夏天，蝉声嘶力竭地鸣叫，蛐蛐、蝈蝈一起合奏，冰棍两毛一根儿，想吃就得求大人，磨上好半天；秋天，秋风萧瑟，大片大片的银杏叶、枫树叶把北京的胡同铺上一层厚地毯；冬天，冬储大白菜，一吃吃到春，不觉得腻歪。
那会儿，日子很苦，我清楚地记得，朝外七条那座父亲自己盖的小平房，四壁透风，十分简陋。一到冬天，我就帮着大人搬煤、烧煤，可是还不太顶事儿，不靠近暖炉就冻得慌。冷，怎么办，忍着吧！后来，家里添置了电褥子，冬天才稍微好过点儿。
那时的生活虽苦，但是简单开心，日复一日，没什么大烦恼。直到父亲下海创业，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愁。
“爸，您干吗不去收废品？”
我父亲身材高大，眉目深邃，气质沉稳。80年代，他常穿一身呢子大衣，头戴贝雷帽，脚踏一双牛津皮鞋，整个人显得很有“派”。
父亲的成长环境十分优渥，我奶奶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而爷爷则经营运输公司，一直被富养长大的父亲，性格单纯，谈吐优雅，风度翩翩，颇有“贵公子”的气质。许多女孩都簇拥着他，拼命对他示好，但爷爷的家教很严，不许父亲随便交女朋友。父亲在爷爷严格的教育下长大，说话办事都很有规矩。他从小没为生计发过愁，直到“文革”时期，爷爷因经商而被归为“黑五类”，家境没落了，父亲才开始体味到生活的艰辛。但他还依旧保持着儒雅的风度，穿着也一直很有品位，无论走到哪儿，父亲总是女孩们注目的焦点。
我母亲从小相貌出挑，大眼睛，爱笑，留一头“大波浪”，是当年京城小有名气的美女。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橱窗里常年挂着一张母亲的黑白艺术照。据说后来她去加拿大时，还在当地的“华人选美大赛”中拿了名次。
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内敛沉稳的父亲与开朗奔放的母亲刚好互补，两人一拍即合。母亲身边其实也有许多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追求者，但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嫁给父亲。当年，这是一段人人称赞的佳缘，大家都说父亲和母亲很相配。
父亲初次创业，为稳妥起见，他先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领域，在金盏一带开办了一家豆制品厂，还承包了鱼塘，一边做豆制品一边做渔产养殖。金盏就在首都机场高速沿线，从朝外七条过去，如今看起来不远，当年去一次就算“出趟远门”了。父亲去一次厂里，一般得两天才能回来，每次出去都跟“出差”似的。后来他买了辆二手车，我家也一跃成了“有车一族”。
新中国第一批私家车是波兰引进的“菲亚特162p”，“p”即是“Poland”。这种车体形小、价格便宜，被北京人亲切地称为“小土豆”。很多早期下海做生意的老板都开“小土豆”，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它可以算是当年老百姓能买到的最经济实惠的私家车了。做生意赚了些，稍微有钱一点儿的则开“马自达”，在外企工作、收入高的大多开“皇冠”。“小土豆”虽然最便宜，但父亲买它也下了很大决心，毕竟那会儿有车的人还是极少数，“小土豆”算是父亲在创业上一笔很大的投资了。
有了“小土豆”，父亲去厂里方便了些，往返只需要半天了，但他工作繁忙，常常得忙到深夜，结果还是总住在厂里，一天到晚不着家。自从父亲开始创业，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很多。
父亲踌躇满志地想做出一番成绩，很拼，可是他毕竟初次下海，缺乏一些经验。我听他和母亲聊天时说：“厂里机器的产能和原来的不一样……不比从前……”说着说着，两人就争辩起来，争辩一不小心就升级成争吵，两人一吵就吵到半夜……
我家的小屋不足30平米，父母吵架时，我常常就在一旁，一听他们吵，我就心惊胆战，常常一晚难以入睡。我虽然害怕他们吵架，但还总是不由自主地竖着耳朵听他们争吵的内容。那些工作上的比较复杂的事我听不太懂，但核心意思能听明白，导致他们冲突的主要原因就是家里的生计问题。
父亲创业后，收入变得很不稳定，我们全家的心情也跟着父亲的收入情况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父亲时而也能赚上一小笔钱，他一高兴，就带我们全家下馆子，我就跟着沾光。父亲最得意的一次，赚了一大笔，具体数目我不知道，只是那个月，家里多了一个“大件儿”——一台多功能音响。那台音响能听磁带，能放唱片，还是双音箱设计，在80年代是极稀罕的“高科技”。
可是，父亲亏损的时候比赚钱的时候多，“下馆子”的情况是极少数。
那会儿，父亲一回家，我就观察他的脸色：如果父亲回家时笑容满面，春风得意，这个月就是赚钱了，这也意味着家里能过上几天平静快乐的日子；若是父亲进门时沉着一张脸，情况就有些不妙，多半是亏损了。接下来，家里免不了又要爆发一场大战。
母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为父亲的事业着急，为家里的生计操心，常常“忠言逆耳”，父亲因为生意不顺，心里本就不痛快，加上又好面子，哪儿听得进母亲的“忠言”？我父母虽然一个性格开朗，一个性格内敛，但两人其实都是极要强的人，这样两个人碰到一块儿，平时没矛盾还好，有了矛盾，谁也不愿意妥协，最终只有两败俱伤。
父亲心里一直背负着很大压力，因为他下海创业，没分到房子，我们全家才被迫挤在又小又破的平房里生活。父亲对此很愧疚，一直希望能早日做出一些成绩弥补家人。不过那时，我渴望的不是住更大更好的房子，而是一家人能温馨、快乐地在一起。我很希望能回到以前父亲拿死工资时的日子，这样父母就不会整日为“这个月亏一点还是赚一点”忧心忡忡，家里的生活也能回归安稳。
我家附近有个收垃圾的。有一次我好奇一问，问那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对方答：“300。”我一听，羡慕无比，300元在那会儿真不少。看他每天就坐在那儿，称一称别人拿来的破烂儿，几点开门、几点收工都自己说了算，看着也很轻松。我转念一想，兴冲冲地跑回了家，一推门，正看见我父亲，我不假思索地跟他说：“爸，您干吗不去收垃圾啊？一个月能赚300呢！也不累！”
父亲的神态有些疲倦，听我说完那句话，一语不发，我至今忘不了当时房间里的那种寂静，十分压抑，叫人害怕。父亲喃喃吐出一句：“小菲，你这么瞧不起我吗？”说罢，他眼圈红了，眼角流下两行亮晶晶的东西。我吓住了，吓得动弹不得，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父亲哭，也是唯一一次。
他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走过来抱住我，泪如雨下，把我衣服都弄湿了。小孩看见大人哭总是会觉得异常震撼，所以那一幕极其深刻地印在我记忆里——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觉得我瞧不起他，直到多年后懂事了，才知道自己当时的无心之言对父亲的伤害有多深。
可是，说出去的话就无法收回，父亲已经走上了创业的路，就不能再回头，我们全家的命运也开始像离弦的箭一般，从此向未知的方向飞驰。
“小菲，独立性很强！”
我小学在白家庄小学，周一到周六上学，周六上半天。
周一到周五，我放学后自己溜达回朝外七条，周六是姥爷接，姥爷骑车载我回国棉一厂宿舍。中午阳光最盛那会儿，小学门口挤满了家长，每个都翘首以盼。平时他们都跟我没关系，我会径直穿过他们，大踏步地走远。只有周六，我才四下寻找，姥爷一般站在人群后面，站在一个角落，推着自行车，我跑过去，心里美滋滋的。要是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就会很失落。
那时我才小学一二年级，第一次品尝到自己也理解不了的复杂情感，可是那种情感，我至今仍能回味。老师和其他大人都说：“小菲独立性很强，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做，小学一年级就能自己回家。”那时我的确经常自己一个人，因为父亲总去厂里，常年不在家，母亲工作也很繁忙，下班后还要照顾爷爷奶奶，一人扛起全家重担，几乎无暇顾及我。好不容易赶上父母都在家，他们还总是吵架，那时，我又想从家里逃出去。
我干什么事儿都自己一个人，不是因为独立，而是因为不得已。
放学后，我慢慢溜达回家，东逛逛西逛逛，到家晚了也没人问。回家就一个人写作业，作业写完后要不坐着发呆，要不自己出门接着漫无目的地瞎逛。我妈很晚才回来，做饭，做家务，忙得焦头烂额，没说几句话我们就睡觉了。
如果没比较，可能我会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自然。关键和其他同学一比，我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心里就别扭了。只有周六，姥爷接我的时候，我才成了“有家长接的孩子”。
姥爷骑车的路线是固定的，我记得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一路经过团结湖、金台路、红领巾公园……到家差不多一个小时，一路上有说有笑，一点儿不觉得长。我清楚地记得要经过几个十字路口，几个丁字路口，哪儿是上坡，哪儿是下坡，哪儿的转弯处有什么店，那店门口的招牌什么样……我坐在后座上，特别爱给姥爷瞎指挥。
“前面该右转了！”
姥爷就笑着回应我：“知道了！”
姥爷对我很好，零用钱一给就给一两块，在那个年代可是“大数目”。其实姥爷是母亲的继父，但他待我仍犹如亲生。姥爷载我回家的路上总经过一间游戏机厅，我贪玩，常缠着姥爷让我去玩会儿。姥爷不像其他长辈那样一看我玩游戏机就横眉立目、训斥阻挠，他总是顺着我。我爱玩儿“双截龙”，每每一玩儿起来就特别投入，有时会忘了时间。姥爷也不催我，就站在我身后笑眯眯地陪着我。其实，那会儿游戏厅里经常有小混混出没，他们看见我这种小孩儿，势必要劫我钱的，所以我一个人来心里就会不踏实，而姥爷在时，我觉得自己身后仿佛有一道庇护的墙，特别安心。
姥姥也很宠我，我总是磨着她借钱，每每都能得逞。我常常用从姥姥姥爷那儿磨来的钱买漫画，比如当时很火的《圣斗士星矢》，我买下后自己先看，看完了租给班上同学，一天3毛，一礼拜就能赚两块多，我再拿这笔“巨款”买新的漫画。如此，竟然也积累起了自己的“小金库”。如果没有姥姥姥爷给的“原始资金”，我这“小算盘”也打不起来。
我的童年，姥姥姥爷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给了我无条件的关爱，我至今回忆起小时候的事儿，他们慈祥的笑容都率先在脑海中浮现。其实我一直感觉自己的童年缺失了什么，但因为他们，那一点缺失就不是致命的。虽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内心的不安总是如影随形，但我没有长成一个孤僻、扭曲、偏执的人，心态一直比较阳光，这多亏了姥姥姥爷给我的爱。
每到周末去姥姥姥爷家时，我的心情就很放松，回爷爷奶奶那里时，我就又重新紧绷起来，除了平房窄小又破旧，父母总吵架外，还因为爷爷奶奶对我的管教很严格，不像姥姥姥爷那样宠着我、惯着我。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其实他们也很爱我，只是和姥姥姥爷的方式不同。
爷爷有一套严格的家法，当年他对父亲的教育也是如此：称呼长辈必须叫“您”，称呼父母不能叫“爸”“妈”，必须叫“爸爸”“妈妈”，吃饭时长辈没动筷子，晚辈绝不能动。还有许许多多的规矩，一旦违反了，就要被严厉惩罚。在家里，爷爷总是正襟危坐，高高在上，而奶奶同样是个寡言少语，严肃的人。她家世显赫，曾是满族名门的大小姐，清高自持，平日不喜欢和邻居来往（遇上打麻将的除外），和我的关系也比较疏离。
尽管爷爷的不少“规矩”在我看来实在有些繁杂，但他非常注重对我品行的培养，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日后看来，爷爷的教育对我是有许多正面影响的。商场中有许多诱惑，稍一不慎，就会被欲望折服，变得唯利是图。可爷爷严肃地看着我的样子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我虽然从商多年，但至今一直恪守着原则和底线，不会为了利益而无所不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因为爷爷当年对我严格的教育。
如果说姥爷给我的是如春风一般的温暖关怀，让我得以被滋养，得以保持着阳光的心态，那爷爷带给我的就是如冬日的西北风一般的历练、捶打，让我得以形成内心的道德准则，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们教育我的方式不同，但都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我。
不过，他们毕竟都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父母常年忙碌，我童年大部分时候都感到很孤独。这种孤独感伴随着我长大，如影随形。其实我小时候都不知道那种感觉叫孤独，只是觉得心里很空，很郁闷但又无从宣泄。
后来我一个人出国留学，整整七年在异国他乡，孤独感更为凸显。很多人都说，我那么小就出国了，读语言学校，读大学，读MBA，很多学校方面的手续都是我自己办的，找学校，辗转租房，我小小年纪就都能自己搞定，独立性真强！可是他们不知道，比起被人说“独立”，我更渴望能在家人身边静静地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会儿。我多么怀念那时周六下午和姥爷在一起的日子啊，身在当时当刻，从未想过那些美好的时光是如此短促。
蛐蛐、蜻蜓、父亲的心血来潮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1982年，国家把计划生育政策列为基本国策。生于1981年的我算是搭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头班车，我没有亲兄弟姐妹，童年的玩伴要么是同学，要么是院儿里的发小儿。幸好我还有几个表哥，他们放暑假时就爱带我出去玩儿，捉蛐蛐，逮蜻蜓。
现在北京夏天的蜻蜓少了，有时甚至得到郊外才能看见。那会儿一到夏天，满天都是，除了普通蜻蜓外，腹部全红的叫“红辣椒”，全绿的叫“老籽儿”，尾巴发蓝的叫“老杆儿”。“老杆儿”是雄性，“老籽儿”是雌性，这两种蜻蜓比普通蜻蜓体形大，也稀有，谁要是逮着一只，得显摆半天。
那会儿孩子的想象力也很丰富，逮着老籽儿后，我们把“老籽儿”放在一个小竹笼子里，挂着，觉得能吸引“老杆儿”。烈日当头，我和表哥还有院里的发小儿潜伏在不远处等，等一会儿就不耐烦了，玩儿别的去了。这种方法究竟能不能吸引来“老杆儿”，最后谁也没验证过，反正传言说可以，大家就深信不疑。还有一些别的颜色的，有一种体形巨大，腹部黄黑相间，据说叫“金刚”，还有灰的，传闻还有金色的，这样的蜻蜓极为稀有，很多小孩儿都吹牛说自己逮着过，实际每次连见都是惊鸿一瞥。
蛐蛐、蝈蝈、蚂蚱、蚂蚁，偶尔还有蝉、蜗牛，都是我们捕捉的对象。这里面，蛐蛐、蝈蝈、蚂蚱逮住了就养在家里。蛐蛐最多，因为最常见，还能互相斗，其他几种就是逮着玩儿的。
那时候，我们没电视，没电脑，没手机，捉蛐蛐成了我们最热衷的娱乐活动。蛐蛐捉住后，就放在我们自制的纸筒里，纸筒包得里三层外三层，厚厚的，即使如此，还是有厉害的蛐蛐能把纸筒咬出一个洞来逃走。不知道的，捉住蛐蛐后，兴冲冲地跑回家，拿起纸筒一看，底下早漏了，白高兴一场。这时要是邻居家的小孩儿满载而归，心里就别提多不服气了。
不只是我们小孩儿爱捉蛐蛐，大人也喜欢。父亲平时一副长辈的样子，不苟言笑，但其实也爱玩儿，也是捉蛐蛐的爱好者。那时最好的蛐蛐罐叫“澄江罐”，父亲本来收藏了好几个，但在“破四旧”时，大半都被砸了。幸存的几个年代久远，能追溯到清朝，颜色特别漂亮。
和父亲一起捉蛐蛐的场景，我至今难忘。
有时，父亲喝了些酒，心血来潮，说：“小菲，走！捉蛐蛐去！”
父亲带我去的地方很不寻常。有时他带我去铁道边，那儿的蛐蛐又黑又亮，个头儿比别处的蛐蛐都大，异常凶猛。有时他竟带我去坟地，坟地蛐蛐比铁道蛐蛐更厉害，可能是因为周围环境有很多磷元素，坟地蛐蛐的头都是紫的，体形比铁道蛐蛐还大一圈儿。要是用坟地蛐蛐和别人的普通蛐蛐斗，基本是稳操胜券。
每次和父亲一起出去捉蛐蛐，我心中都有点儿紧张，但也觉得比任何时候都高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总是缺席，一起去捉蛐蛐，成了我记忆中少有的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父亲和母亲常年因家里的生计问题争执。总听有人说：“夫妻俩越打感情越好。”但我父母不是这样，他们的感情被一次次琐碎的、没有结果的争执消磨，最终，两人选择了分道扬镳。
现在要我说，夫妻的感情会不会越吵越好？我仍旧持否定态度。两人在一起，偶尔有矛盾，有意见分歧很正常，但每一次争吵都会对彼此的感情造成一次损伤，尤其是那种各执一词，其实双方都有道理，并没有绝对的对错的争吵，更是没有意义。
我的童年是被争吵包围着长大的，因而我对平和的环境特别向往。如今，和老婆有矛盾分歧时，有时我也冲动，想和老婆吵，但大多数时候都选择让自己平静下来。除了为了我们的感情，还为了孩子。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和我一样，也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环境中长大，这样他们的内心就能更平和，更有安全感，多一些幸福感，少一些不安。
后来，父亲为了工作先去了云南，又辗转去了缅甸，做起了木材、地产生意。渐渐地，他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
父亲终于成功了，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不过一想起他，我最怀念的还是他酒过三杯后，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去捉蛐蛐时的样子，我战战兢兢地跟着他在坟地里穿行，他拉着我的手在铁道边低头找蛐蛐，那些时候，我比其他任何时刻都能感受到我们是父子，我们的心是连着的。
帅气的舅舅，留了个怪发型
我有个舅舅，1968年出生，比我大13岁。
母亲年少时就最疼舅舅。当年，姥姥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姥爷、母亲和舅舅跟随而去。“五七干校”的生活十分艰苦，姥姥姥爷忙于工作，舅舅年幼体弱，而母亲比舅舅大整整10岁，平日照顾舅舅的责任就落到了母亲身上。母亲既把舅舅当成自己的弟弟，又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无论走到哪儿，生活的际遇如何，母亲总是想着舅舅。
为了改善舅舅的生活环境，争取让舅舅到城里上学，母亲瞒着姥姥姥爷，只身一人偷偷回到北京，她四处奔走，竟凭一己之力，争取到了全家回京的资格。
母亲和舅舅从小相依为命，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因此在我的童年生活里，舅舅也是一个重要的人。
舅舅一米八五的大个儿，眉眼深邃，高鼻梁，很多人都说他长得像费翔。不过他的发型很奇特，影响了他“标准帅哥”的形象——前面是板寸，后面披着长发——走在街上，回头率200%。
舅舅爱玩，打扮也时髦前卫，在我心里他其实更像一个对我特别好的哥哥。
舅舅颇有艺术天分，他被东方歌舞团选中，成了一名国标舞演员，还参加过电影《顽主》的拍摄。不过他最擅长跳的是当时流行的“霹雳舞”。每次看舅舅跳舞，我都目不转睛，各种高难的翻滚，舅舅都能做得轻松自如，跟随着动感的节奏，舅舅的动作快得像闪电，我稍一眨眼，就会漏掉好几个精彩瞬间。不会跳舞的我，对舅舅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像个小跟班一样，喜欢跟在舅舅后面。夏天，他常常带我去团结湖公园捉蛐蛐。他手法娴熟，每次跟着他都能“满载而归”。
舅舅手巧，喜欢做模型，尤其酷爱做飞机、舰船模型。当时有一本杂志叫《舰船知识》，他期期都买，每期都反反复复地看。舅舅做的模型和现在那些零部件、说明书齐备的模型不同，他所用的素材都是在生活中找的。他一点点锯木头，精细地雕刻成所需的形状，再用胶水一点点粘。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竟成功地做出一艘1米5左右的尼米兹航空母舰。航母上的细节舅舅都精心制作，上面还有40多架迷你小飞机。我看得目瞪口呆，从此对舅舅的崇拜更多了一分。
周末，父亲开着126p去金盏（北京近郊，父亲厂房所在地），舅舅和我也常常跟着一起去。路上很颠簸，那台二手“小土豆”还经常“抛锚”——电瓶没电——我和舅舅常要帮着推车，千辛万苦，总算随父亲到了厂里。到了那儿，我们就帮着父亲卖豆腐，卖完了，还能分到十几块。
舅舅是个大忙人，精力充沛，他业余时间还去东四摆摊儿，卖皮鞋、皮衣，整日忙得马不停蹄。但他不像我父母一样整日在忙工作，舅舅忙的多半是自己的兴趣。他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童年的陪伴。至今回想，我脑海中都会浮现当年自己跟着舅舅满胡同乱串的情景。舅舅好像总有无数关于“玩”的想法，跟着他，我就总是特别开心。
那时的生活真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物质贫乏，但“玩”的创意总是层出不穷，几个石子儿都能玩得不亦乐乎，捉蛐蛐就能花去一下午。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可是心和头脑也被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填满，反而没有空间体验纯粹的欢乐了。
如果没有舅舅，我的童年会少很多很多欢乐。
母亲是个强人
母亲和父亲没离婚时，父亲工作太忙，常很晚到家，母亲一个人就要担负起照顾四位老人的重任，整日忙得不可开交。离婚后，两人挣钱变成一人，她又要赚我的学费，又要照顾姥姥、姥爷、老祖儿、老祖爷，全家都指望着她的收入。她不得不拼命干，把自己当成男人。我们相处的时光因此变得很少。
我记得只有一段日子，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比较多，那段日子让我很难忘。
那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每天下午三点多放学，我跑到她单位去，在她单位看书写作业。作业写完后，我常去她单位后身的荒地“寻宝”。那片荒地里经常能发现一些废铁，我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能卖一两块钱，再加上姥爷给的一两块，我在同龄小孩儿中就算相当富有了。我用这笔钱除了买《圣斗士星矢》的漫画外，还会用来买“洋画”。
80年代，时兴收集“洋画”。所谓“洋画”，就是一种邮票大小的硬纸片，上面印着“圣斗士星矢”“变形金刚”“花仙子”等图案，因为上面的形象大多来自外国，所以叫“洋画”。可以收藏，也可以和小伙伴玩儿“拍洋画”。
每个小孩儿都拥有一部分洋画，“对决”的两个小孩儿分别拿出一张自己的，手掌窝成半弧状，往地上一拍，借着手掌扇的风和吸力，有时能把地上的洋画翻过来。谁翻过来的，洋画就归谁。
这个游戏，我妈那代人小时候就在玩儿，她10岁的时候随父母下放湖北，就靠教当地小孩儿拍洋画，树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我长大以后，洋画也仍然在流传，只是图案在改变。直到几年前，有了智能手机，这种古老的游戏才没什么人玩儿了。
虽然我在当时小孩儿中算是零用钱相当富余的，但也有“闹饥荒”的时候。常去的小摊儿上进了新的洋画儿，赶上自己没钱，就只能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看。那时反正放学回家也没人管我，我能看上好几个小时不挪窝儿，把人家摊主都给看毛了。
童年记忆中，我和母亲最亲密的一段时光，就是那会儿常泡在她办公室的时候。她下班后我们一起回家，聊些我在学校发生的事儿。我爸不在家时，他们也没得吵，家里也很平和。那段时光是夏天，我和表哥、舅舅、发小儿到处逮蛐蛐的时候也是在夏天，夏天在我记忆里特别美好，悠闲、宁静、充满温馨。我一直跟别人说，自己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天，多年后我才懂，我喜欢的不是夏天，而是留恋夏天的人和事儿。后来，一切都变了，夏天还是那个夏天，感受却和当年不同了。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姓唐。唐老师教学认真负责，懂得因材施教。我那会儿比较淘，特好动，说话随我妈，直率，有时冲口而出，爱得罪人。搁别的老师可能挺烦我的，可是唐老师不，她看我体育成绩不错，在班里说话也挺有号召力，就安排我当“军体委员”。
军体委员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同学们上下操，列队，喊口号，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二、三、四！”军体委员起头儿，同学们跟着喊。我那时性格外露，爱显，这个出风头的活儿可是得了我的心，我干得特别来劲。有一回升旗仪式，我被选中带着全校同学喊号儿，那时我才二年级，六年级的同学都跟着我喊，我别提多得意了。
我的性格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尤其当时年纪小，老师喜欢自己，学习成绩就容易上去，老师要是不喜欢自己，总挑自己的刺儿，我就很容易对学习失去兴趣。
三年级那年，老师换了，来了个新老师，姓史。我感觉她不太喜欢我，好像总是针对我，没事儿就点我名儿，叫我站起来，批评我。我说话直，顶撞过她一次，她以后就更爱说我了。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件事，算是我小学时期的一个转折点，我的性格、心境，很多都随着那件事有所改变。
那时，父亲创业进展得不是很顺利，母亲每月也只有“五建”的死工资，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苦。母亲不甘心我们全家一直过清贫的生活，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出国。
1994年火过一阵子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很多人都看过，讲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头一批出国奋斗淘金的人的故事。我母亲就属于那一批。她当时决定去的是加拿大，她有几个亲戚在那里。
在国外，她最多时一天打六份工，起早贪黑，做的大多是重体力活儿。她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后厨帮工时，每天清早卸货，要扛18片肉排，一片肉排就好几十公斤。跟她一起工作的都是黑人男性，没一个人会帮她分担。就这样，她在加拿大辛苦奋斗了近两年，带回了2万美金，那是她日后开饭馆的“原始资本”，每一分都是用血汗换来的。
我妈出国了，再加上在学校不招老师待见，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从班上前几名掉到倒数的行列。曾经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孤独感，在那年尤为突出地体现出来。
那种孤独感，成为了我日后的心结。后来人生中，每当我遇到挫折不顺，当时那种孤独的心情就涌上心头，感觉像一个坎儿，我不知道怎么跨过去。
母亲出国了
我体育好，小学一年级就被选中加入体校学游泳。一三五去游泳，二四六则是练体能，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强度非常大。我经常一个人提着个红色的网兜，里面是泳裤、泳帽、游泳板儿什么的，自己去训练。训练太苦了，我心里总觉得委屈，有时候还没下水就哭了，边哭边游，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初中。
有一回，我又是一个人回家，路上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只山羊，看见我手里的红网兜儿，就像斗牛场里的公牛见了红布似的，直直地冲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呢，那山羊一下给我顶个大跟头，我飞出好几米远，大脑一片空白，几乎晕过去了。
有几个路人围上来，问我：“小孩儿，你没事儿吧？”我躺在地上缓了一会儿，慢慢爬起来，说了声没事儿，就继续提着网兜儿回家了。回家后，我也没和任何大人提起当天的遭遇。
我母亲在国内时，对我管教很严。数九寒冬，游泳队训练还在继续，一周三次，母亲逼着我去，一次都少不得。有好几次我实在不想去了，赖在地上躺着犯拧，母亲就揍我，揍得可真狠啊，直让我觉得还是去游泳好点儿。有一段时间我特怨她，可是她出国了，我对她就只剩下想，她不在国内时，我的游泳训练竟也一次没落下。
我和母亲的关系很微妙，像许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我们之间的距离总是掌握不好。她工作忙时，我们过于疏远，她想关心我时，我们的联系又太过紧密。
母亲在加拿大待了近两年，可是她走的时候，我们谁也不知道她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记得她上飞机的那天，姥姥、姥爷、老祖儿、老祖爷都来了，父亲、爷爷、奶奶也来了，全来机场送她，我的家人从来没聚这么齐过。在这么多人面前，我纵然有想说的话，想掉的眼泪，也说不出，掉不下了。
大家都挥手和母亲道别，纷纷嘱咐母亲在加拿大要小心，我也一直挥手，可是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其实挺茫然的。那时我刚懂一点儿事，知道母亲要出国，但没法想象母亲真出国会是什么样。直到她真的离开了，我才忽然意识到生活中空了一大块，平时一和我待在一起，就唠叨我、训我、管我的母亲忽然不在了。我理解了什么是“出国”，“出国”就是离得很远很远，想见到她，特别难。
母亲出国后，不知怎的我就病了，发高烧，好几天没去上学。
后来我出国时，每次给我妈打电话，她总训我，一会儿说我这个不小心，一会儿又说我那个不注意。我正是青春逆反期，她一说我就顶，我俩就在电话里戗起来，每次挂了电话都生一肚子气。
可是有一次她千里迢迢来看我，一看见她我眼眶就红了。我觉得自己特没骨气，可还是忍不住想哭。
这些年，母亲一直都在没日没夜地忙工作。2008年奥运会那会儿，她在兰会所接待外宾，穿着高跟鞋一站就站到夜里2点，睡几个小时爬起来接着工作。2012年冬天，下着大雪，大半夜，她突然高烧40度，车都开不动。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到了医院，医生说她的情况必须留院观察，这几天就要做个手术。谁想她天一亮就偷偷回“俏江南”了，打着点滴组织员工开会。这么多年，她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别人眼中，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小时候，我觉得母亲永远都是那么强大，好像无论什么事都难不倒她，无论什么都不会将她击垮。不过随着我年岁增长，自己也有了孩子，我才渐渐明白，母亲只是不把脆弱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甚至不展示给我。记忆里，母亲很少落泪，她常常笑，笑容很有感染力，透过她的笑容，她很容易把自己那份乐观、自信传递给别人。创业过程中，再苦再累，母亲也紧咬牙关，不抱怨，不放弃。我想，这就是她成功的秘诀吧。
母亲爱唠叨我，对我的管教也很严厉，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她总是先冲上去，挡在我前面。现在，我已经长大，而她渐渐老了，该是我挡在她前面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