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in Delwarte
[比利时]
1958年出生，现居瑞士。1980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翻译系毕业后，通过政府间奖学金项目来到中国，在北京学习了两年汉语。此后，在亚洲生活了十四年，主要从事与金融市场相关的工作，同时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1996年，回到欧洲，定居瑞士。2011年，重新开始学习汉语，并创立EastWest LifeStyle（东西生活）公司，为中国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其中包括让中国人了解、体验欧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旅游项目。现在仍定期到中国旅行。
我将讲述一个西欧人生命的一小部分。这个观察敏锐又充满好奇的西欧人的个人历史，恰好与中国历史上过去四十年的深刻变革相互交织。通过我的故事，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重温整个或部分时期。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给你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而且是非常个人化的见证，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像中国这样一个迷人的国家发生的长达四十年的巨变让我深受感动和影响。
我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追溯到1980年9月。1979年，我申请了一个政府间奖学金，可以在中国生活和学习两年。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她有点儿像一座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却刚刚醒来的火山。我清晰地记得电视上的一段报道。那是1976年，毛主席刚刚去世。我看到有很多中国人穿着相同的衣服，在天安门广场上哭泣，我不能理解。中国看起来很神秘，又如此遥远。我不懂中文，我几乎没有读到过任何关于中国的消息，但我年轻，充满冒险精神，非常热衷于发现这个世界——是我的父亲给了我探索未知世界的基因，我把这篇文章献给他。
在我亲爱的中文老师杨燕的帮助下，我选择用中文写这篇文章。这是对中国、中国文化尊重和依恋的标志。
火山刚刚醒来：1980年至1982年
1980年9月8日，我独自一人到达北京。当时我21岁，精通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我迫切想学习汉语。80年代初那两年我在中国学习、生活和旅行的故事，像一张单色图片，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还相对落后，然而紧追猛赶，中国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攀升到毋庸置疑的经济发展高度。
布鲁塞尔—巴黎—卡拉奇—北京，多么震撼！你在巴黎登上法国航空公司波音747，第二天，在你抵达时，仿佛你的腕表被调后了一个世纪，一切都显得古老而简陋。
比利时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本来应该来机场迎接我，可是他忘了。在机场没有人说英语，最终有一名机场员工通知了大使馆。这是我跟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也是第一次失望。整个城市主导色是灰色，老百姓是蓝色，军队是绿色。那一路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官方的几辆罕见的黑色轿车以及几辆发动机轰隆响的三轮车。哦，我还忘了提拥挤的公共汽车、满载乘客的卡车（有男人直接睡在车顶上），还有马车，还有第一次看到的紫禁城、第一次涌上来的强烈情感。
在大使馆，他们把一辆自行车装在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我们前往在海淀区的北京语言学院。办完一些手续之后，我被带到我的房间——123号房间，这个房间在一个漫长而光线不足的走廊的尽头。这不是监狱，但看起来有点像。这是我第二次失望。我把手提箱放下，倒在床上：在这里待两年？我犯了什么罪？
头几天非常痛苦，我不认识任何人，课程尚未开始。几天后我才打开我的行李箱，仿佛飞回欧洲仍然是一种选择。然后我在食堂认识了其他外国学生：法国人、墨西哥人、说英语的人和来自非洲各地的人。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但没有中国学生。
为了吃饭，我们得买饭票，我们通过很小的玻璃窗口跟他们沟通。几个服务员在巨大的金属盆面前忙碌着，盆子里混杂着各种食物。我们拿着各自的金属碗排队买饭，就像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里。我不懂中文。我用手指告诉他们我的选择，然后坐在挂着大型红色横幅的墙前吃饭，我并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
和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一样，一些建筑物立在篮球场前，女孩和男孩的公寓当然是分开的，在每个建筑物的门口站着一名门卫，他们整天都在杀蚊子，并通过扬声器向住户宣布有人打来电话。我们可以自由出入我们的公寓楼或邻近的楼而无须出示证件，但少数前来公寓的中国学生或老师并非如此。这是我第三次失望，因为我是一个专门学语言的人，而我刚刚意识到，在这种隔离的环境中学习和练习中文并不容易。
我决定骑上自行车去探索校园。有几个出口由门卫守卫，校园外面的几条道路很宽阔却看起来一样，因为担心迷路，我并不敢走太远。校园里还有一家小商店出售面包、奶酪、饮料和其他食物及小饰品。你也可以在那里寄东西。邮票很漂亮，我很自豪地装饰寄给家人的第一封信的信封。慢慢地，我觉得我的新生活正在好转。我并不孤单。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天气也还不冷。在我身边，其他的外国学生似乎很开心。我经受住了考验。
课程开始了。每周五天，每天上午4个小时。我期望取得快速的进步。我和其他讲法语的学生——马达加斯加人、突尼斯人、瑞士人一起进入初级班，我记得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也被分在这个班。教授讲了一些法语。我很快意识到学习材料不会让我以足够快的速度和系统的方式进步。同时，在这些难以理解而且缺乏实用性的课本上，语音、声调、汉字等都一股脑儿地砸过来。几周后，我仍然不知道如何用中文介绍自己、读钟表或问路。一切都必须死记硬背。我必须找到另一种学习方法，最重要的是把我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
练习一种语言的最佳方式是尽可能多地跟讲这种语言的人接触。现在这个道理对你来说似乎显而易见，但对1980年的中国不是。因此，我决定每周去中国学生食堂几次。饭票是不同的，中国学生食堂的饭票要比我们外国学生食堂的便宜得多，但食物不一定更糟糕。我了解到外国学生食堂的饭菜价格和中国学生食堂的截然不同。中国学生当时每月生活费在20元左右，6个人共用一个与我的房间大小相同的房间。我每月的奖学金是120元。
在晚上和周末，校园周围几乎没什么可玩儿的。我利用空闲时间骑车探索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因为我还不认识街道的名字，我只能靠数一数那时在北京城内还有的小河道来记路。这非常令人沮丧。的确，我既不会说中文，也不会写中文，不会查字典。不过至少，在宽阔的大道上，成为数百名车手之一也令人兴奋。我们都在交通红灯前排成一排，像数百匹马准备开始比赛。他们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开一辆豪华车的外星人。骑车时有人会靠近我，并试图跟我说话。我带着茫然的微笑回应，继续前进。你必须知道，当时自行车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昂贵，购买并不容易。你必须在友谊商店先登记然后等待，或请外国人帮你购买一辆。有时候我会坐公共汽车去市中心，公共汽车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都是满的，在冬季和在夏季一样，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据说是为了疏散强烈的大蒜味和其他气味。有很多时候，有人会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给我让座。原则上我是拒绝的，但面对一再的坚持，我有时会接受，除非是一位老人或一位孕妇。我记得在日常生活中，外国人从来没有被“平等”对待——我们被崇拜，被误解或疏离。你可以试着将中国想象成一个被隔绝的而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无法接触的大国，就好像有10亿人住在海上的一个岛上。然而，中国还是有望对外部世界常敞开大门的。
北京语言学院定期为外国学生组织免费团体出游。我们被带到某个中国歌剧院、某个传统音乐会或某个体育赛场上。1981年在北京举行的让·米歇尔·雅尔（Jean-Michel Jarre）电声音乐会，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难以置信！人们被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的音乐和舞台效果震撼，音乐会本身和着迷的观众都让我感受颇深。
一点一点地，我的朋友圈和熟人圈越来越大。我在语言学院学习期间，一位中国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来自上海，在法语系学习。我们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比大多数人都更加开放。他是唯一一个我可以真正进行语言交流的人。那时他教我中文，我纠正他的法语。感谢他，帮我更好地理解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我经常邀请他在学院附近的中关村小餐馆吃晚饭。当然，他并没有钱回请我。我曾经帮助他在友谊商店购买限量产品。这个朋友是一个雄心勃勃、足智多谋的男孩，比如他戴着从香港买来的夸张的眼镜，穿着红色皮夹克，试图通过冒充海外华人来瞒过门卫。遗憾的是，自1982年9月我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相信如果他读到这篇文章能一下子想到我说的是他。
当时，提供给中国人的所有食物和生活用品都是定量的，如食用油、肥皂、大米、肉类、棉花、汽油、淋浴用品等。人们通过配给券来购买所有东西。很容易想象，这导致了一些人得不到充足的东西。为了买到更多东西，他们会去自由市场。那里的价格要高得多，食物更加多样化，鸡肉比国营市场卖的更加肥美。
让我们回到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上。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属于一个单位（或团体）——一个工作单位、一个学习单位等，外国人的信息全部登记在册并会被定期检查。要拜访老师或朋友，你必须在单位大楼入口处登记：个人身份、你要访问的人的姓名、你的单位名称、到达时间、可能的离开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交流比较受限。这个制度限制了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方式。最好的聚会方式是去公园。我们可以骑自行车离开学院，不过大家都一个一个地分开走，好像我们不是一起的，回去的时候我们也彼此间隔一百米。我非常喜欢在北京骑自行车。我发现了胡同的生活、公园里的武术，参观了寺庙，也发现了像琉璃厂一样令人兴奋的地方。每一站、每一扇推开的门、每次见面，都是一个新发现。我曾经非常喜欢坐在附近公园的老人旁边，听听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的鸟唱歌，或者听一名二胡演奏者的琴声、一名歌手的歌声，而其他人正在下棋。不过吸引是相互的。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每次给出相同的答案。我特别欣赏的是他们的言论自由，仿佛经历了许多历史和生活的考验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听了他们的故事，但我不能全部理解。
1981年1月，在农历新年前后，我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了第一次旅行。它由北京语言学院组织，仅限于外国学生。这意味着两周内没有中文课或者中文的练习。我早就计划好在旅行结束时不跟着团队返回北京，而是要和一位法国朋友一起到南方省份去。为了能够在中国旅行，我们必须申请旅行许可证，需要说明有效期、目的地、交通工具和随行人员的姓名。当时，外国人只能参观26个城市。语言学院带我们去的是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和长沙。在长沙之后，我们两个又去了广州、桂林、昆明，最后是美丽的西双版纳，这里离老挝、越南和缅甸不远。在1981年，我们的旅行距离遥远，交通工具又有限，因此这种旅行就好像环球旅行一样困难。我们清楚地知道，大多数中国人由于时间和金钱所限没有机会去参观这么多美丽的地方。
这次旅行真正令我大开眼界。首先，我发现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庞大，在地理、气候、语言、民族和文化上存在多样性。我习惯了在北京听老师讲标准的中文，而旅行时各地的方言和口音让我无所适从。更令人惊讶的是，那时中国在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好像我们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大型机床、保养不善的车辆和一些工程设施，但没有高速公路，私人财产很少。火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要说这个，我需要单独写一篇文章。我要说的是，我很喜欢这种交通方式，因为它可以让我跟人们近距离接触；可是我也不喜欢，因为火车上不舒服，总是挤满了人、水果，甚至有动物，更不用说臭味、噪声、厕所缺水以及极其有限的坐下或睡觉的空间。
我们遇到的中国人几乎与外国没有任何联系，除了通过几部老电影或罕见的电视报道可能了解一点儿以外，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那时，当我意识到西方人享受的很多东西在中国还比较欠缺时，我感到难过，如优质医疗护理和教育、社会福利、企业自由竞争等。我尽量避免做肤浅的比较。
作为一个习惯于自己的社交方式、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的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统一化的社会——没有机会也没有动机要脱颖而出，没有动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层次。每个人都穿着相同的衣服，有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自行车、同样的薪水和相同的配给票。
当然，我的分析是不完整和不成熟的。我必须说，没有人帮助我了解中国社会。我只用我的眼睛和短暂的人生经历来观察当时的经济和政治选择。我那时在北京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幸运地拥有食物、衣服、住所、医疗保健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口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许多学生可能会感到不适，一方面，因为高等教育的机会有限，他们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获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他们知道毕业后他们将被分配到不是自己选择的单位。这就解释了他们经常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出国留学的原因。
在中国的两年中，我旅行了很多次。目的地非常多，但还没有到过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西藏、内蒙古和海南等地。
1981年9月，我申请转到北京大学。我们住在更舒适的、全新的、今天仍然存在的房子中。有空的时候，我会去中文系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跟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说标准的普通话不同，北京大学的老师来自中国各地，口音也很重，我根本无法听懂他们说什么。然后我决定跟一位曾在法国任教的教授上私人课程。我不得不在天黑时去他的家，以免被邻居看到。
我在中国的第二年过得很幸福，在上课、发现、遇见和旅行之间度过快乐的时光。事实上，我通过旅行学到的东西比上学学到的多多了。尽管我对中国内地和我的朋友都很留恋，我还是决定离开。也许我过早地来到了这里，也许我太早离开了——青春的急躁。
1982年9月14日，我的离开几乎和我的到来一样痛苦。离开朋友时，我必须克服深深的悲伤和无助感。在那一晚，我搭了一班火车前往广州，然后离开了。四十年后，我仍然相信这儿是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两年的地方。
火山喷发：1989年至2018年
后来，我回到欧洲并在瑞士定居。作为一个成熟的见证者，尽管距离很远，我仍以钦佩的眼光遥望中国的快速发展。通过参观、我与中国朋友的接触和我在过去三十年的阅读，我跟中国一起成长，一起成熟，而我与西方的关系也因此深刻地改变。
在2010年，尽管我担心再一次回到中国会让我太怀念以前我了解的中国，但我最终还是再访中国，去参观上海世博会，这是现代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个重大展览。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里，以西方的社会进步标准来看，这个国家向前推进了一百年。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新的：浦东的天际线、道路网络、机场、火车站、现代化的住房、灯光璀璨的购物商场……最重要的是产品供应充足，也十分多样。没有人能预测到这样的经济奇迹。在我看来，更自由的经济政策、外国投资的涌入、企业的自由竞争、勤奋的人民和更高标准的高等教育，是中国可以取得世界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三天的时间里，展览数不胜数，规模庞大，我们只参观了10多个展览馆。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就。我们非常喜欢中国馆。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中国人对外国馆具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展馆如此骄傲。
上海和北京都成为巨大的新城市。快速浏览一下1980年的北京城市地图就说明了一切。在经历物资匮乏和出境受限的时代后，现在，人们可以自由购物、旅行、购买住房、出国留学，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相同。
除了更丰富的财富、无与伦比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之外，在今天的中国，两个现象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企业自由竞争和更为个性、多元的个人发展。有趣的是，第一个促进了第二个。我要赞扬中国辛勤工作和不甘平凡的人们为自我发展而不懈努力的企业家精神。坦率地说，我完全不相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使用相同的配方会取得一样的成功。中国人是关键因素，这可以在整个亚洲甚至更远的地方得到验证。如果在有利的环境中使用正确的工具，它们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今，中国人拥有很强的购买力，可以在中国和海外自由旅行，这是我在中国经历的那个时代不可想象的。许多人可以乘坐高铁和飞机，这几乎和他们的父母以前乘坐公共汽车一样普通。汽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自行车，一个高效的地铁网络让我们在短短一个小时就可以横跨北京。
我的父母曾在1981年夏天来中国看我，我们一起在中国各地旅行时，父亲提出了一个很有预见性的问题：每个中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的话会发生什么？那时他已经对未来有了先见之明。
近年来，我们开始看到大批中国游客团来欧洲游玩。虽然经常受到时间和财力的限制，但受到强烈的来欧洲的梦想的驱使，他们在短短十天内从西向东或从北到南穿越欧洲。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旅行。如果我们在旅行期间的目标只是与朋友或家人共度美好时光，欣赏并拍摄非凡的景点、景观和纪念碑，这就将我们的体验减少到好像在拍一部电视纪录片。就我个人而言，我努力超越这个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鼓励我的客户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关注点、文化、习惯和习俗。
无论我们是将1492年欧洲对美洲开始殖民化，还是将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作为一个标志，欧洲都用了数百年时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而中国，在政治、社会、技术、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层面，似乎想在五十年内赶上这一切。
冒着可能让你大吃一惊的风险，我想说，中国看起来像一个有天赋而且很勤奋的孩子，在学习走路之前就学着跑步。因为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中国的旅游业还不够成熟，人们行色匆匆，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必须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生活和学习，以弥补浪费的时间，摆脱束缚，发现世界，丰富自己。这是我每次去中国的主要印象。
我当然知道中国庞大的人口对国家资源的巨大制约。而事实是，在许多方面，中国比世界其他地区领先一步。但是，在许多方面，我又禁不住认为它已经发展得太快了。
通过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面对挑战并战胜困难的能力。现在，中国的近14亿人民必须迎接时代的新挑战，同时巩固新近取得的成就。
往返于中国的旅行深深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今天，通过我的公司“东西生活”，我可以让我的客户享受中国曾经赋予我的裨益——旅行看世界。我希望，跟随“东西生活”到欧洲旅行的中国客户，能够经历和感受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遇见当地居民时的欣喜，与我当年曾经感受过的喜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