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运动，就像久病垂危的病人倒气似的，忽而急促，忽而平缓，“指示”、“文件”来了，敲锣打鼓热闹一阵，传达不过夜，过几天又偃旗息鼓。大字报、首长讲话、批斗信息铺天盖地；红海洋、大辩论、大串联，花样翻新，搞武斗打派仗不一而足。造反派顾不上“牛鬼蛇神”，于是出现一族“逍遥派”，爸爸的“陪绑”和“陪斗”也就不了了之了。爸爸、妈妈在人身自由和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觉地帮助“革命群众”上大街写宣传标语，在机关里刻蜡板、印“最高指示”、首长讲话等。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爸爸、妈妈亲手刻印的小字报有厚厚的好几大本。
1967年清理阶级队伍，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由“大右派”、“大叛徒”又变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抄家、批斗、蹲“牛棚”。1968年，爸爸、妈妈先后被送到辽西盘锦“五七干校”。在盘锦妈妈的精神崩溃了，她患了精神病。一会儿说、一会儿笑，再过一会儿又放声大哭；清醒，迷乱。两天两夜未合眼，一直胡言乱语。她摔碎满口假牙，砸断钢笔，发誓说：“从此不写一个字！”然而，她的誓言并没有兑现。她于1970年7月在精神极度错乱中给“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写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退休（职）申请书》。其实这封浸透妈妈血泪的万言书才是她的真正绝笔。
这是妈妈第二次犯病，早在二十多年前，延安抢救运动时，她精神失常。二十年来，她经受了无数次的风风雨雨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可是，这一次她的神经犹如绷得太紧太紧的弦，再也承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一个精神病患者，谁都怕沾上手。造反派赶快去村外小窝棚找回种菜的爸爸，就让他们夫妻团圆。爸爸带着病人回沈阳，住作协辽宁分会的办公室里。沈阳城在秋冬交替的季节总是绵绵细雨夹着初雪，空旷的办公楼没有一丝暖气，寒气袭人。食堂早已停火，一日三餐爸爸要到外边购买，而妈妈一刻都离不开人。在那“狂热的年代”，谁能想象爸爸伴着疯癫的妈妈是怎样熬过一个又一个凄清的夜晚和多雪的冬日？又有谁能相信偌大九洲居然容不下一对风烛残年、为革命呕心沥血大半辈子的老夫妻。九、死难瞑目爸爸晚年，在精神尚未被彻底摧垮之前，在头脑还算清楚的日子里，他预感自己已经到了日薄西山、转瞬即逝的关头。回首往事，审视此生，让他唯一放不下、挣不脱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关于1934年被捕时期的历史结论。三十多年来它像一场睡不醒的噩梦，时时追逐着他、困扰着他，那似有似无的阴影，笼罩着他、压迫着他。这噩梦，这阴影挥不去、抹不掉。地狱般的折磨使他欲生无望，欲死不能。对于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长期从精神上折磨他、摧残他，比肉体上的酷刑更残暴、更难熬！这痛苦是语言文字无法表述的，是生不如死的。
1989年春，爸爸不止一次对子女、对采访者说：“看来问题不搞彻底，我是不能死。”“我，其他什么都可忍，唯独这件事决不能容忍！”当得知几十年前的同囚狱友多年来也蒙冤受诬历尽折磨时，他流着泪激愤地说：“这些人营救出来的不少，可是那些混蛋非要给打成叛徒！”1957年9月12日，他写给作协党总支和中宣部机关党委的材料中说：“在真理面前牺牲，我是心甘情愿的，让我不清不白地倒下，实在痛苦，因为毁的不是渺小的个人，却是真理。”他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去实践。为了真理，他可以抛家合业，可以置生死于不顾。
瞿秋白曾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1989年6月12日，爸爸已多时不能提笔，但仍然强打精神让我代笔给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信，恳请组织复查他被捕的一段历史。信中说：1957年反右时，作协总支关于我在哈尔滨被捕的历史曾做过自首的结论。当时我有书面申明记录备案。我不同意强加给我的自首结论。所谓敌人的“审讯记录”不足以证明是审讯我的真实记录。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我被捕期间没有出卖党，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变节自首的行为。
现在我已到了垂暮之年，将不久于人世。为了对党、对历史负责，再次恳请组织认真复查。殷切期望得出公正的结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肃反和反右，直至“文革”后的“三中”全会，这是爸爸第七次申请组织复查这段历史。《论语》中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难道，这是他即将离去时向人世间发出的凄婉哀鸣？还是为了维护人格尊严所做的最后抗争？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经研究同意他的申请并着手调查。他们查阅档案资料，走访当年的知情者，复查按部就班进行。其中，1937年参加革命的李清泉同志说：“1956年我是审干委员会成员，还是审干办公室负责人。审干办公室下分几个组，有些具体的我没管。但是罗烽的事主要我经手，专门去哈尔滨外调。但是，找罗烽谈话不是我，审干办公室的几个女同志还是挺左的。
“1956年审干不像肃反时那样了，已经平静了。审干工作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虽然具体的人有左的，但中央的政策有规定，整个气氛是好的。做结论一定要有根据，以材料作为根据说话，一般没有分析的成分在内。关于罗烽叛变自首在我脑子里没有这概念。没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叛变自首。我记得有两个根据，一个是胡起（本身叛变了）说罗烽和他都承认是共产党。第二个查满洲铁路局档案材料。‘满铁’管铁路，但主要是日本人搞特务工作。材料上说抓了几个共产党，其中有罗烽。但没说这几个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是自己自首的还是别人供的都没说。
“当时主要根据胡起的旁证。认为胡起自己已经承认是叛徒，他没必要再拉罗烽也是叛徒，所以是不是罗也承认了？在这一点上是分析了的。但是胡起承认就判刑了，而罗烽又没判刑。这情况又复杂了。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说你承认了就没事了。承认了也要判刑的。
“到反右时，调门提高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xx住反省院，而且在反省院发表文章，确确实实是叛徒。有证据，但也不算！经我手调查的×xx也是五进五出反省院，不算。人死了我才说这话……
“罗烽那种‘不要沾政治边’的情绪，我们都有。不管挨没挨整，整得厉害不厉害，都这样认为。什么事也干不了，也许在别的部门还能干点事。老挨整，有的时候觉得活得窝囊。在延安就很明显，‘鲁艺’一个山头，‘文抗’一个山头。当时我在鲁艺文学系。后来没山头了，‘文抗’的人都被弄到党校去了……”
参加当年营救罗烽出狱的离休干部姜德明回忆说：“我和罗烽于1929年同在呼海铁路传习所学习，当时他叫傅乃琦、傅玉睿。”毕业后他在局内车务段工作，我在外站工作。因为同学关系，时常接触。到1934年春徐乃健突然被逮捕了，不久听人说石城站的胡起、傅乃琦都被捕了。当时我们二期同学都很着急，多方探询，毫无音讯。当时我是旅客列车的列车长。后来车务段段长齐永延告诉我：‘老傅是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他是传习所一期毕业生，比我们年龄大，我当时说你是当段长的，门路比较多，得想办法营救他。转眼到了1935年春，有一天，齐段长告诉我说：‘老傅有个消息，他现在日本宪兵队的特高系在押。这是他的一个亲戚告诉他的。情况是他什么也未承认。’于是同学们都请齐段长进一步想些办法。又过了一段时间，齐段长说：‘他亲戚的亲戚家中有人在一个叫青柳还是青柳的日本人家里当保姆，也只能由她通个线，用钱运动一下，还可能放出来。’当时二期同学都同意出钱将人换回来。大家研究了一下，齐段长决定：
此事绝对保密，不许日本人知道。保密进行中不要露老傅姓名。
2．《捐启》前的文字要说：徐大哥老母病重，医疗缺钱，急需同学们捐助。
“局内齐段长负责，外站由我联络。一个月后我将《捐启》和钱一并交给齐段长，局内外共捐二百多元。傅家又将金银首饰卖了。钱集中转递给日本人青柳，又过十几天，傅乃琦无罪释放。后来他就离开哈尔滨去关内了。自傅乃琦走后，呼海铁路职工无一人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的。胡起过了两三年也出狱了。”
当年在满洲省委工作的毛×于1943年延安审干时也证实说：当时哈案牵连外县者有珠河、双城，此外未听说有别处，也未听说有呼海路和哈东区。
几经周折，我和当年与爸爸同囚一室的狱友王景侠联系上，他写给爸爸的信中说：“知道你和白朗身体都有病，但都在人间。我们这些同志能够活到今天，应该说是幸运的。从监狱一别五十余载，我们也都从青年到白发苍苍！
“你被捕用的姓名是傅玉睿，不是乃琦，是否？想起你，当然就会想到住在刑事科牢房里，白朗给你送的肉、饼、大酱、咸菜等食品，你都分给同室的同志吃。在那种困境中得一点食品多么不易，身体上多么需要！但你仍能保持那种有饭大家吃的共产风格，使少年的我很受教育。”
“关于我们坐牢的一段历史，都有痛苦的经历。……我们这些在敌人刺刀下活动的人成了党怀疑的对象、不可靠分子，将我们打入另册，不得重用。使我们怎能想通呢。……直到1987年7月31日辽宁省委才给我做出结论，承认是1933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几十年不承认我的斗争历史，离职为民后，才恢复了以前的历史，真叫人啼笑皆非！”
“你的历史问题需要我证明的话，可以请作家协会通过东北电子器材销售公司党委转告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8月7日作家协会干部部主任给爸爸打电话说：“50年代的旁证材料非常齐全，包括王景侠等人的均有，当时的结论是错的，应该推翻。我们已写好一份报告，只要给（党组书记）唐达成同志看一下就可以打印交本人看，如没有什么意见，签字即可纠正。估计在本周内解决。”
干部部主任还告诉爸爸：“陈云同志对你的印象很好。”听到此，翘首等待中的爸爸感到些许慰藉。他清楚地记得，1941年到延安时，陈云同志主持的中央组织部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审查后，做出恢复1929年党籍的决定。他似乎又看到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光芒，他的情绪由狂躁趋于平静，他继续等待着，等待党把那顶血污帽子摘掉还他以清白。因为爸爸是1950年中央任命的副部长，人事关系归中央组织部管，所以，作协党组需将材料上报中央组织部待批。然而，爸爸此时的身体及精神状况急剧逆转，心脏病刚脱险出院又因排不出尿住进协和医院。6月29日，耄耋之年的爸爸接受外科手术治疗。性命总算挣扎着挺过来了，但精神却彻底垮掉了。他不认识妻子儿女，不知道自己是谁，更分不清黑夜还是白昼。时而，悄悄对护理他的女儿说房门上装有窃听器；时而，又说暖气后面有枪。半夜里，他会突然下床抱起暖水瓶死死不放，喊叫说：“有人要跳楼！”爸爸病得一蹋糊涂，我们全家也被闹得手足无措。正当这时，作协派人来说：中央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1969年中组部下达的批文已经落实了。
中共中央组织部(79)改批字42号给中国作家协会的批文说：“同意你们关于罗烽同志被错划为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如果按照中央以上精神，作为旁观者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为他彻底平反了。假如不是全盘否定了反右中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如果不是否定了“自首变节”的结论，怎么能恢复党籍，怎么能连续计算党龄。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有的时候道理能讲通的，感情上不一定能接受。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斗争的人是无法理解那种感受的。当年整治罗烽、白朗的情景给目击者韦君宜留下深刻的记忆。尽管几十年过去了，然而，那场面仍然历历在目，余音绕耳。晚年她在《思痛录》中说：“……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疹人。简直使人觉得那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怕人！”旁观者尚且如此，那么对于蒙冤受垢几十载的当事人来说，人格所受到的伤害更是刻骨铭心的。甚至，在运动中不但自己被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而且株连妻子儿女。妻子白朗不必说，儿子原本在海军学院学习舰队指挥。毕业后，由于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也无资格登舰指挥。这无端的耻辱，使他觉得既对不起活着的亲人，更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
1961年，在最严寒的日子里，爸爸在《两过革命慈母墓未扫>；中写道：十年两度逝墓旁，意气萧疏泪几行。陵东坂西松尤劲，碑残椁冷日苍凉。非是阴忘慈颜面，无端风雨变沧桑。何时浑河注延水，菜子蒙山戏朝阳。祖母1952年去世，葬在沈阳东陵的浑河畔。是年底，爸爸调京。待几年后再度重返故里，不是荣归而是贬谪！他至死没有踏上祭扫亡灵的路。端木蕻良1993年说：“罗烽是孝子，老母亲走到哪带到哪。当时几乎没有人带家眷，更少有带母亲的。”罗烽作为人子，他是孝顺的，作为父亲他是慈爱的。儿女理解父亲的心情，为了了却父亲的赤子之情，1988年我代替体弱多病的父亲回沈阳寻找三十多年前碑失椁残的祖母墓。当我打电话告诉他已将陵墓重新修好时，可怜的爸爸在电话的另一端哽咽了，喃喃自语只有一句话：“下雨，不怕了！”
经历种种的磨难和摧残，对照眼前这简短的“落实结论”，爸爸总觉得太笼统、太含糊。人非圣贤，有上述想法也近情、近理。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些当事人怎样妻离子散，怎样家破人亡，怎样遭受屈辱……即使引天河之水，也难以洗刷他们几十年所蒙受的污垢。然而，好在爸爸对于世间的一切都茫然不知了，他又住进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了对与错，没有了是与非。他生活在永远的混沌中。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爸爸、妈妈的婚姻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也没有更多的罗曼蒂克。踏踏实实的生活多于浪漫的情调，道德上的责任多于情感上的缠绵，他们的婚姻纯属东方传统型的。他们彼此相敬如宾，是夫妻、是战友，更像师生，妈妈一直把爸爸视为老师和领路人。他们六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大多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度过的。诚然，这生活中有欢愉、有幸福，但也有痛苦、有波折，甚至有危机。他们长期处于紧张而不安定的氛围中，政治上、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抑，势必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