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开始的时候，是一九七一年，我十三岁，读初二。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样子：很大的校园，一半以上的面积是菜地和树林。菜是油菜和蚕豆，树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满校园金黄，蜜蜂会嗡嗡地飞进我们的教室，引出女孩子声声尖叫。五月蚕豆花开，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尝过那花朵的滋味。校园余下的一半面积，四分之一盖满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师及学生的宿舍。灰砖灰瓦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连绵起伏，很是壮观。校园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桥和木桥分别连通学校的前门后门。冬天河水很浅，冰面结结实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上滑过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着下水戏耍的人很多，学校三申五令不准游泳，没用，直到有一天淹死了一个刚进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来，再没人敢下河了，担心死鬼在水下面拽他。
十三岁的那年我开始发育，个子长得跟我母亲平齐，胸前鼓出两个尖尖的小包，把手放上去，能够摸到里面硬硬的肿块。我以为我得病了，生了肿瘤，很是慌张，支支吾吾地告诉了我母亲。母亲伸手摸一摸我，什么也没说，只告诉我：“没事。”第二天她上街买回两个小号的乳罩，白色府绸布的，让我戴上。我不知道怎么戴，拿着乳罩发愣。母亲二话不说，一把抓住我的衣服，从头顶扯下，然后替我戴上乳罩，扣好背后的钮扣。
那天上学的时候，我又偷着把乳罩取下来了。乳罩丝毫没有减轻我的羞耻心，反而让我的胸部明显地挺了起来，把我衣服的前襟都顶出了一个弧度。我无脸见人。后来我没有办法，自己动手，用碎布头粗针大脚地缝了两个乳罩，前面是平的，完全地束缚住了我刚刚发育的胸部。我母亲看见了，什么也没有说。大概她少女时代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浓密，天热的时候，因为发根里透不进风，很容易发馊，走在太阳下，我自己都能够闻到那股热烘烘的酸味。母亲摁住我的脑袋，死命地给我洗头发，洗得不耐烦起来，索性操剪刀给我剪了个短短的“运动头”。她剪完了对着我左看右看，好像不够满意，又押着我到街边的理发店，让一个看上去和气的老师傅给我再修一修。“打薄！不要舍不得下手，她的头发太多了。”母亲说。她监督着老师傅摆弄我的头发，嘴里反复念叨这句话。
很多年中，“把头发打薄”成了母亲对我的发型的唯一要求。因为听母亲说得太多了，我有了很深的自卑感，在别人盯着我看的时候会脸红，总以为人家是看我头发的，而头发太过浓密是蠢笨的标志。
现在我的头发已经日渐稀疏。去理发店修整头发，年轻的理发师会拨弄我的头顶，提醒我说，要保养啊。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一天头发掉光了，我是戴发套好呢，还是去医院植发好呢？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我的个子瘦高，胸部扁平，两肩微微地有一点佝偻，剪着男孩一样的运动短发，紧抿了嘴角，目光严肃地校园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对我有丝毫的兴趣。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那件令我无地自容的事情。
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次来了例假。
我来了例假。我出血了。我的裤子已经湿了一片，粘乎乎的，冰凉凉的，甚至沉甸甸的。我知道我是来了例假，我的母亲在此之前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我，告诫过我。我没有想到例假会对我这样无情，像战争一样袭击了我，把我弄得措手不及。
我靠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后背紧贴着墙面，不敢动弹。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上课铃已经响过了，同学们都走进教室了，剩下我一个人面对操场站着，孤独而且绝望。我感觉血还在往下流，顺着腿根，蚂蚁一样地爬行，痒丝丝的。我的腰骨和小腹都在隐隐疼痛，酸胀，像是坠上了沉重的铅砣。我在想，我怎样才能让自己死掉，因为人死了就可以不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别人怎么嘲笑我羞辱我，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了。
阳光很好。油菜花金黄一片。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盘旋起落。几只白色的粉蝶夹杂其中，像飘来飘去的纸片。从教室前后窗里传出来此起彼伏的读书声。我听出我的语文老师的声音了，他在领诵一首毛主席诗词，用他的带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读得抑扬顿挫，非常卖力，也因此听上去非常滑稽。他是个瘦高瘦高的老头儿，我想像他驼着个背，一手抓着课本，一手别在背后，按住翘起的衣服后摆，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头一点一点的样子，心里忽然涌出一些淡淡的惆怅，好像我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似的。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他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布鞋，胸口的衣兜里别着钢笔，肘弯中夹了几本书，从办公室的廊下绕出来，大概准备走回宿舍去的，突然间看见了壁虎一样紧贴在山墙上的我，迟疑一下，改变了方向，穿过油菜地里的小路，向我走过来。
他一定觉得奇怪，正是上课时间，这个小女孩怎么会孤另另地站在这里，满脸惶惑，一副受苦受难的模样。也许他以为我是犯了错误，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面反省。或者我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走进教室。总之，我的孤独无助的形像肯定不同寻常，他是老师，不能不走过来关心一下，问个究竟。
他那时还不认识我，因为他是高中的化学老师。可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分配过来的，之前在海边的一个农场劳动过两年。他新婚不久，妻子也在我们学校工作，当打印员，专门打印讲义和试卷。他会拉手风琴，笑起来的时候眉眼灿烂，牙齿洁白，左边脸上还有一个很深的酒窝。其实也不是真的酒窝，是小时候跌跟头磕了腮帮子，留下这个凹坑。他喜欢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写下整黑板的化学公式，使听他课的学生能够记忆深刻。值日生在上完他的课后总是迟迟不擦黑板，原因就是那些公式写得太漂亮了，它们像盛开在教室里的花朵，怎么看心里都是舒服。
我认识他。关于他的细微末节经常在女同学当中传来传去，引出一些没来由的兴奋。高年级的女生甚至会三五成群守在他走过的路上，故意拿一道化学题问他，然后等他走远之后，瞄着他的背影，疯疯傻傻地笑。我实在不知道她们笑些什么，但是大家都那么注意他，我就不可能对他没有印象。
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很慌张。我往山墙上贴得更紧，恨不得顷刻间变成一道水流，被墙缝“嗤”地一声吸收进去，无影无踪。我的面孔绷得十分严肃，眉头皱着，目光中全是警惕和戒备。我在想，如果他发现了我裤子上的血迹之后，我要不要往墙上一头撞死。就这样，歪着身子，往前面猛跨两步，再冲回来，脑袋对着墙，“咚”一下子，完事大吉。
我把所有的动作细节都想好了。应该说我是个有条不紊、思路清晰的人。
他停在我面前，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起来：“你猜你像个什么？小刺猬。你要是身上有刺，肯定是一根一根张开来的。这么紧张，为什么？”
我把嘴巴抿得死紧，不说话。我期盼他问不出话来，就走过去，不再管这个闲事。
“哑巴？聋哑人？”他故意逗我，还弯下身，看我的嘴。
我笑不出来。我天生就不喜欢笑，现在更不可能笑。
他轻轻地“哦”了一声，大概感觉事情有一点复杂。歪着头想了一下之后，他问我：“哪个班的？要不要我叫你的班主任来？”
我瞪着他，拼命摇头。
“要不然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你看你站在这儿多不好，等一会儿下了课，南来北往的老师同学都会看见你，他们会奇怪，你也会难为情。”
他为我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场面，我一想到不久之后被众人围观的场景，真是绝望到了崩溃。我的两条腿开始发软，身子飘浮起来，不由自主地顺着墙壁往下出溜。他上前一步，及时揽住了我。这时候他盯住我身后，眉毛扬了一扬，显出惊讶的样子，因为我的身体离开墙壁之后，墙上留下了一处隐隐的血痕。
他开始明白了。
他明白了之后，动手把他自己的上衣脱下来，裹在我身上。他的衣服一直拖到我的腿根下面，恰好遮住了那块羞人的血迹。然后他拍拍我的背，柔声招呼说：“跟我走，我爱人在家，她会帮你。”
我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像他脚边的一条小狗，一道轻得没有份量的影子，一粒沾在他身上的灰尘，一抹趴上他肩头的阳光。我裹紧了他的衣服，轻轻松松地走，定定心心地走，安安逸逸地走。在那一刻，他是我的主宰，我的神灵，我的父亲，我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他，没有一丝羞惭和疑惑。
“你那时候那么瘦。”有一次我们爱过之后躺在床上，他用手在我的身体上比划了一下。“你的目光那么严肃，身架轮廓却完全是小孩子的，看上去很不吻合。你跟在我后面走，脚步子细细碎碎，也是小孩子走路的那种动静。我没有回头，但是我听得出来。我心里在笑，还有点感动，有些不同寻常的念头，好像我从此对你有了责任。”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九十代，距我们相识相爱，差不多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
我没有答话，往他身边更紧地贴了贴，脸埋在他的颈窝里，额头顶着他的下巴。我闻到他皮肤的温暖，就像春天走过油菜花地时，从阳光晒热的土地上升起来的暖意，有饱满的水汽，也有青涩的庄稼味。
床头手机响了。他歉意地对我一笑，拿了手机，到卫生间接电话。他不喜欢当我的面听下级汇报工作，或者作一些布置和指示。他离开床边时随手披了一件睡衣，从后面看上去，腰背依然挺拔，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我静静地在床上躺着，听见洗衣机在厨房里自动工作的声音，先是电机转速渐缓渐停，片刻之后“咔嗒”一声响，跟着水流哗哗地冲出，泄进下水道，洗水机的肚子里发出咕咕的欢鸣，好像一个人排泄顺畅之后的手舞足蹈。
如果一切安静，我在床上甚至能够听到冰箱压缩机工作时的轻微轰鸣，嗡嗡的，绵长而均衡的，对耳膜不造成压迫，反而让人的心里平静和安适，无端生出一些对寂静生活的感激。
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就这么躺着，耳朵灵醒，心也很灵醒，心里想到很多久远的事情，有一道看不见的水流在我的心里缓缓漫溢，偶尔汤泱起来，我整个的身体就跟着飘浮了，摇荡了。
对他的妻子，我并不阳生。事实上我跟她不止一次打过交道。我的记忆里，七十年代初期好像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我们书包里的课本大部份是讲义，有上面发下来的铅印的，也有我们学校老师自己编写，然后用油墨印出来的。我是我们班里的学习委员，他妻子是油印室的职工，每学期开学的日子，我会从她的手上领取讲义，然后抱着回教室，发给每一个学生。
她长得异常娇小，我十三岁那年，起码比她高出半个脑袋。她有一张饱满光洁的娃娃脸，脸上的皮肤粉白红润，鼻梁扁平，鼻头却有趣地翘了起来，嘴巴总是微微嘟着，嘴唇鲜嫩潮湿，半开半合，看去欲念十足，好像小孩子时刻盼望从大人手里得到糖果那样。只是在她笑起来的时候，才能从她眼睛周遭看到细细的皱纹，知道她实际上并不年轻了。
她很认真，每次我去领取讲义，她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确信无误之后，拿钥匙打开橱柜，把我需要的讲义抱出来，当我的面再一次点数。她的手同样很小，但是皮肤粗糙，手心手背满是裂纹，指甲坑坑洼洼，灰白无光，跟她孩子样的娇嫩面容相比，差异太大。有一次她发现我盯住她的手看，脸红了一红，说：“手上有油墨，每天都要用刷子沾了汽油刷，就刷成这样。”然后她把手藏到桌子下面，指挥我：“这些讲义，你自己点一遍。”
她不喜欢别人看到她糟糕的一面，而且掩饰得这么直接和笨拙，这使得她身上的孩子气更浓。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她是一个脆弱和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那一天，她很乐意地从她丈夫手中接管了狼狈不堪的我。她把我领到她的卧室，用木盆兑了热水，让我先脱掉裤子，洗一洗。我害羞，脸红得发烫，僵直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她就责备我：“怎么不听话呢？你在我面前有什么好怕的？”她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孩子在大人面前不存在隐私，她叫我脱，我就应该脱，爽爽气气地裸露身体，然后由她指导着完成整个的清洁程序。
我最终还是照她说的办了。因为紧张和难为情，我的两条光腿上起了密密的一层鸡皮疙瘩，膝盖都僵屈得变了形。
洗去污血，在她的帮助下，我使用了她提供给我的一切用物，最后穿上她的一条干净裤子。她的裤子我穿着太短，裤脚吊在脚踝上，裤筒晃晃荡荡的，走起路来像个演杂耍的小丑。她先是捂着嘴笑，然后放开声音哈哈大笑，一直笑到扑在床上。我绷住脸，紧闭住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笑成这样。她这么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别扭。
很多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在办公室里接到她的电话。
她的声音没有太多变化，仍然是那样细声细气，甚至娇声奶气，完全就是个喜欢撒娇的小女孩儿。“我昨天翻你老师的电话本，看见上面有你的名字。你还记得我吗？你听出我是谁了吗？”
我当然知道了她是谁。我有一点心跳，也有一点心虚，毕竟她是他名份上的妻子。
“原来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住着！可是你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她撒娇一样地抱怨。“星期天过来玩玩好吗？星期天我们都在家里，我让你老师别出门。快二十年不见了啊，我真是想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呢。”
我不能不去。我如果坚持不去，不知道她心里会怎么想。
我去的那天，买了一点礼物，是一个化妆品的礼盒。他出来开了门，脸上有欣喜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把那个礼盒接过去，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动作和神情也是水到渠成的自然。
那时候他已经是省化工厅的厅长，一个拥有硕士头衔的高级领导干部。
她从楼上走下来，穿着家常的睡衣裤，一只手扶着栏杆，走得很慢，几乎是一步一步挪动，比老人还要龙钟。我知道她一直生病，但是没有想到她的外形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她胖得像个发面团，是虚胖，暄暄的，糟糟的，腐白的皮肤一点光泽都没有。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客时也穿着睡衣裤，她只能穿这个，商店里肯定买不到适合她的其它衣服。她的那张脸还是娃娃脸，鼻头圆圆的，嘴唇半张半合的，只是脸盘比以前大了不止一圈。她的五官、皱纹、肤色和她看上去天真的神情奇怪地组合在一起，让人的心里感觉怪诞，甚至有一点轻微的震撼。
她拉住了我的手，喘气，笑，笑声虽然断断续续，但是清脆。她仰头看我，说我成熟了反而比以前漂亮了，以前太拘谨，老气横秋，不容易让人喜欢。接着她抱怨她的身体，说她已经病退很久了，是肾脏的毛病。她吃力地弯下腰，捞起一只裤管，用食指在脚踝处按了按，让我看那个按下去很深的坑。她腿上的确浮肿得厉害。
然后她转过头看他，用一种娇憨的口气责怪说：“你怎么不说话啊？”
他轻轻笑了笑，走过去为我的茶杯续上水。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心跳，也许脸上还有红晕，也不知道她看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