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我被突然袭来的尖锐腹痛弄醒了。黑暗中我伸手到腿间，摸到了一大片粘稠温热的液体。我头脑清醒地想，我保不住肚里的孩子了，这个用生命打扮了我、让我鲜艳和漂亮的孩子。
在疼痛的间隙里，我起床，穿上外衣，摸索出门，独自往医院走。我穿过睡意沉沉的楼道，走下灯光昏暗的楼梯，打开传达室的小木门，走到街道上。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自行车，我只能一个人挣扎着走。疼痛袭来时，我在路边蹲下，或者跪着，蜷着，反正没有人看得见。血水顺着我的裤腿往下流，鞋帮和鞋底都浸得湿透了，粘滑得走不成路。我汗如雨下，喘气如牛。
最后是街道上早起的保洁工发现了我，把我用垃圾车送到医院。
我的孩子已经成了形，医生告诉我，的确是一个女婴。
我把长途电话打到母亲的医院里，告诉她接踵而来的这两个噩耗。我母亲显然被我的消息打蒙了，足足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她没有说话，电话里只听见呼呼的喘气声。后来她就发出一声压抑的长嚎，她像我们那一带农村里哭丧的女人们那样，用唱歌一样的哭声哀怜我：“你怎么就这么苦命噢！”她忽然想起似的，止住哭声嘱咐说：“你等一等啊。”
我等了几分钟的时间。母亲从外科病房里叫来了我父亲。母亲认为这样的事情太重大，必须要父亲出面说几句话。父亲在奔过来接电话的一路上已经听母亲说了原委，所以思想是有准备的，他拿起电话后先喘气，喘得能开口了之后告诉我：“你别着急，我马上买票去北京。”
我让他不要来。我说一切事情都已经处理结束了，来也是白花钱，没有什么意义。我说我自己能够挺过去。父亲在这时候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坚决，他打断我的话，斩钉截铁地宣布：“钱的事情你不要管，我是肯定要去的，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去，你还要父亲干什么？”我母亲也在一旁说，是要去，去了让孩子对着家里人哭一哭，也是好的。母亲大概还惊讶我在电话里为什么没有哭。
父亲放下电话之后，心急火燎地奔北门车站买长途汽车票，结果忙中生乱，下台阶的时候一脚踩空，一屁股坐倒在地。过路人把他扶起来时，他发现他走不了路了，踏空的那只右脚顷刻间就已经红肿起来，脚趾头碰不得任何东西。拍片证实脚骨骨折。我父亲当场又气又急，恼恨得即刻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父亲的右脚打上石膏躺到了床上，需要有人照顾。哥哥的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夫妇两个习惯了做甩手掌柜，离了我母亲就不知所措。妹妹在幼儿园，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容不得她请假。我母亲这一急，眩晕的老毛病再次发作，跟着躺了下来，看见人影晃动都能够吐得昏天黑地。
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边一个躺倒在床，心里面想着我可怜我，又不能够很实际地帮助我。
可以想像出那段时间我家里的混乱情况。
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再三再四地请求我原谅。她说家里人这时候不在我身边是罪过。我告诉她，别的不要多想，照顾好父母最重要，他们年纪大了，经不住打击的是他们。妹妹问我，你真的能撑住，真的不需要我们去？我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对你讲一句真心话，不知道你能不能相信？我对骆京生的感情，恐怕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深。
我妹妹轻轻地“啊”了一声，就放下话筒。毫无疑问，她被我内心深处这个近乎邪恶的念头吓住了。
他在这时候赶到北京来，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他来之前没有买到票，用月台票混上车，补了张站票，二十多个小时，一路站到了北京。
我蹲下去，掳起他的裤腿，用食指在他肿胀的腿踝上按出一个浅浅的坑。他的腿因为充血过度，整个下半截都是紫红的，紫中带青，那个坑按下去之后，铜钱大的一块白色就清晰地显现出来，许久不散。
我抱住他的腿，额头抵在他的膝盖上，无声痛哭。我失去女儿的时候没有哭，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也没有哭，却在他的面前哭得一发不可收拾。我也不知道我是心疼他，还是心疼骆京生，抑或是心疼我自己。我埋了头，肩膀抽动着，全身都在颤抖。我真想让自己就这么缩成一团，蜷起的蛹一样，从此不再打开身体，不必再无望地面对世界。
他不准我再哭下去。他说我刚刚流了产，哭多了对眼睛没好处。他把毛巾搓软之后擦我的眼泪，叮嘱我要学会照顾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我紧紧地抱住他，不想再说一句多余的话。
他带来了两只活的乌骨鸡，准备给我炖汤喝。我们家乡的老风俗，生孩子和流产都要喝鸡汤。他告诉我，是他妻子的亲戚到省城出差，在他家里吃饭，闲聊时说到了我的事，他才知道一切的。他第二天一早匆忙上火车，除了这两只鸡，没有来得及买别的。
想像他一个大男人，带着两只活鸡到北京，一路上要忍受别人的多少不屑和鄙夷。我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他把鸡拎到我们单位的食堂里，自己动手杀了，开膛破肚，一只当即就煨了汤，另一只存放在食堂冰柜里。他把桌子移到我的床前，看着我坐在床边喝汤吃鸡肉，不允许我有一点点浪费。他说他已经跟食堂大师傅打过招呼，过三天再给我煨那另外一只鸡，到时候我只要去食堂连锅端回来就行。我放下喝汤的勺，惊慌失措地问他：你就要走了吗？才来了一天就要走？他无以为答，摸摸我的头，转过了脸，不再看我的眼睛。
他中午才敲我的房门，陪我度过了短暂的一个下午之后，要赶当晚的夜车走。临别之前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我觉得这样灵魂相依的时光也很好，比肌肤相亲的疯狂又有别样的好，所有的思念和嘱咐都通过手的相握传递过去了，我们是一定要为彼此好好活着的。
他最后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还是回来吧，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北京。”
冬季来临前，我调回省城，到出版社上班。八十年代中期，大学生还是国家的宝贝，到哪儿都会有人抢着要。我自己给出版社写信，说了我的学历和情况，毛遂自荐，他们很快回信，同意接收。到手续办妥，前后不过两三个月时间。
火车到站是在中午。站台上两边都停着车辆，汽笛声遥相呼应，车肚下喷出的白汽在湿滤滤的铁轨间盘旋，有一股陈旧和污浊的气味。远行的人们拖儿带女，行李都靠肩扛手提，一个个如同负重的骆驼。站台上的小推车里摆着零星的一些小食，售货员头发烫得像鸡窝，脸颊上长满冻疮的红斑，有一声没一声地吆喝着，胳膊肘撑在玻璃的食柜上，漠然注视着潮水般拥挤的人流。
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穿着米黄色尼龙滑雪衫，高举了一块接人的纸牌，逆人流而站，被行人和行李挤得东倒西歪，却还一心一意地坚守岗位，昂着脖子四下张望。
纸牌上居然写的是我的名字。
犹犹豫豫地走过去，我问他要接的人是不是我？他看我一眼，嘴巴一咧笑起来，确信无疑地点头，把纸牌揉一揉，揣到衣兜里，伸手去接我的旅行包。你就是我们所长的表妹？北京来的大学生？啊啊，北京很冷的地方呢。他没话找话地跟我寒暄，又自我介绍说他是所里的办事员，所长本来是要亲自来接的，不巧赶上厅里有个重要会议，早晨刚刚通知，非参加不可，只好把他派来代劳。
一看你就知道你是我们所长的亲戚，你们的眉眼长得很像。他很有把握地下了结论。
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他已经调离学校，是省化工厅所属化工研究所的副所长了。
我被那个殷勤的办事员剥夺得两手空空，只剩下肩头背着的装各种证件和票据的小包，在人流的裹挟中艰难出站。天虽然阴沉沉的，车站广场边的梧桐树叶已经落尽，风吹在脸上却没有刀割样的疼痛，脚下的泥土依然潮湿和松软，这就是南方跟北方的区别。
我几乎是一出站门就看见了他，他骑着自行车，飞一样地从远处穿过广场向我们冲过来，一路上引得好些人对他回头瞪眼，那样的莽撞、急迫和冒失，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年纪和身份的人。他跳下车之后呼呼喘气，满头冒汗，一边笑着庆幸，总算赶上了这一趟车。接下来他忙着把办事员手中的行李往自行车后架上装，惊讶我怎么只带回了这一点东西？我告诉他说，大件的行李直接托运到单位了。他回头招呼办事员，说是既然这样，不必劳烦两个人了，他一个人送我过去就行。办事员真心真意地赞叹一句：所长对老家来的人真是好。
他让我坐车去出版社，下车再跟他会合。我说，如果路程不算太远，我愿意跟着他走过去。我们就一起走，他走在自行车的左边，双手推着车把，我走在车的右边，一只手搭在车座上。我的心里很安逸很平静，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从此再不会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了。我故意地落后小半步，好偷偷看他侧面的脸，他脸廓的每一根线条都是柔和的，让我心里温暖的。他的肩膀端得很平，耳后的发际线清清爽爽，颈部的肌肉依然结实和流畅。他每走一步路，身子会轻轻地往前耸一耸，很有节奏，是他一惯的沉稳和优雅，那样一种处变不惊的安详，永远都能够把握自己的自信。
我把搭在车座上的那只手移过去，放在他的手背上。我的心里因为快乐而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