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傍晚过来喂猪喂鸡的农民房东，不久我就见到了他。那一次他大概知道我们在他的屋里，他进到院子，咋咋乎乎喂完他的鸡和猪之后，院子里忽然地就沉寂下来，没了声音。我听不见他出院子的脚步响，心知不妙，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靠近屋门。我们那扇门是粗木板马马虎虎钉起来的，门缝的最宽处能塞进一个孩子的小指头。我站在门后，弯着腰，眼睛贴紧门缝，看见房东正在踮着脚尖爬那几级上楼的水泥板。他走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脚底下还是有声音，干脆轮流抬起两只脚，把鞋子脱了，拎在手里，只穿袜子爬楼。
那是个从外表看上去很像乡村知识分子的农民，四五十岁的年纪，瘦小，鼻子和下巴尖尖的，鼻梁上架一副黄色塑料边框的深度近视镜，隔着镜片可以看到他的眼珠突出得像两颗磨毛的杂色玻璃球。我不知道凭他这样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他能够看得见屋里的什么。人的好奇心和窥视欲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
他走到我们的门后，先歪过身体，侧耳听一听动静，而后就弯下腰，用他左侧的眼睛去就门上最宽的一条门缝。他脸上的镜片太厚太笨了，多少有点碍事，眼睛往门缝上凑的时候，镜片玻璃和木板接触发出一声轻微的碰响。他作贼心虚地吓了一跳，脑袋往后一缩，过好几秒钟稳下神来，手指把鼻梁上的镜架顶一顶，确信无虞之后，才慢慢地小心地重新把那只眼睛往门缝送过去。
这样，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在门缝内外怦然相遇。我是有备而去，他却是猝不及防。他在对上了我的眼睛的瞬间，身体像被黄蜂蛰了一样猛然弹直，嘴巴吃惊地张开，眼镜从脸上滑落下一半，赶紧用手去抓，才没有掉在地上粉身碎骨。他哆哆嗦嗦、慌慌张张把眼镜扶正，还下意识地抻一抻衣裳，这才逃一样地奔下楼去。
我转身靠着那扇薄薄的门，笑得几乎喘不过气。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去郊区农民屋的时间是一星期一次。不一定是在星期天。如果固定在这天，他的日程表就显得太有规律，令人生疑。常常在他工作稍有闲暇的某个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从各自的单位出发，到小屋里会合。出版社的工作时间极有弹性，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丢下书稿出发，最多在完事之后赶回办公室加一个夜班。
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是不是像美国电影里的应召女郎？
他正在给我削一个水果，听到这句话，手里猛然地抖了一下，抬起头，目光怆然地看我。刀刃已经在这一瞬间把他的手指尖划出一条伤口，血滴从破口处飞快地渗出来，一直流淌到指缝。
我扑上去抓住他那根流血的手指，紧紧捏住，放在嘴巴里吮。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这么无聊的话。
他用另外一只手摸住我的脸，目光缩回到眼仁深处，喃喃自语道，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那一年我刚好三十岁。他已经离开化工研究所，升任为化工厅排名第三的副厅长。时间就这样水一样地流过去了，在我们每星期一次的汗水和战栗中不知不觉过去了。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开始变得寡言，甚至整小时地握住我的手，凝视我，不说一句话。他不断地在心里反诘自己，是不是太自私，是不是太纵欲，是不是爱我反而害了我一辈子？每一次跟我作爱之后，他的内疚更甚，他会用两只手捂住脸，很久都不动，不让我看到他缓释和消解内心痛苦的过程。
他不愿意伤害我，又舍不得离开我。他不是圣人，又不是粗线条的对一切盲然无知的人。在理智和情感之间，他的内心活生生地撕成两半，辗转反侧，犹豫徘徊，熬煎得已经感受不到我们在一起的快乐。
我知道我应该找一个丈夫了。我必须结婚，必须有一个看上去稳定的生活，相对稳固的家庭，和他的交往才能够继续下去。
我不要让他内疚，也不想让他有一天转身离开我，仅仅是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公平。
接受一个并不相爱的人做丈夫，非常不容易。我嘴上说要求不高，心里总还是挑剔。出版社的同事陪我跟几位男士见过面，她们明显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几回的无效劳动之后，她们兴致大减，懒得再做这种陪书呆子读书的事情了。
我于是很郁闷。
一天在玉佛寺附近的小路上，我被一个算命的妇女叫住了。她先是笑眯眯地说，要免费送我几句话，因为我手上的掌纹预示我将要走好运。我当时一只手提着东西，一只手撑着伞，正匆匆赶路。我边走边回头揶揄她，我说你根本不可能看见我的掌心，怎么会知道我的掌纹？她快步跟上来，说不是看面相吗？你的面相在这儿呢，你是个知识分子，事业有成，四十岁以后会有财运，你的爱情……说到这儿她打住了，一边小跑着跟着我，一边偷看我的脸色。那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大马路边，她不屈不挠像影子一样粘住我。我回过头，愤怒地喝住她，我说你能不能不要缠住我？她的脸色一下子沉下去，嘴角撇一撇，很不屑地甩给我一句话：你婚姻不顺，结了婚也会离婚！
我对她笑一笑，说，谢谢你提醒我这句话。
她显然愣住了，莫名其妙地瞪着我，不明白我说这话是真心还是假意。
他的生日。我给他买了一条领带，还买了葡萄酒和烧鸡，然后打电话给他，约他去我们的小屋。他显然对我的约请没有思想准备，愣了一愣，十分为难地说，下班之后他要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关于小学升初中的志愿填报问题，挺重要。我问他，你妻子呢？她不能去吗？他说她肾病又发了，腿肿得厉害，血压也高，走不了路。他说话的声音很软，好像有一点陪着小心，怕我生气。
他妻子病了。他的养女小学升初中要他参加家长会。他忘了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所爱的人望眼欲穿要想跟他见一面。
下班之后，我心情灰暗地回到出版局的单身宿舍楼。在床边独自坐了一会儿，打开桌上的录音机，听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老柴的音乐把我心里的忧愁和哀伤推到了极致，我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想，要是现在手里有一瓶安眠药，或者有一把刀，我是选择服药还是割腕？什么样的死法对他的冲击更大？今后的日子里他会痛悔这一天没有及时来看我吗？想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眼泪顺着我的眼角淌到枕头上。
我爬起来，把葡萄酒瓶打开，倒了一茶杯，咕咚咕咚地喝着。喝了几口之后，忽然想起那一年在瑞丽时，骆京生说过，我是个酒量很大的人。既然如此，喝葡萄酒有什么意思？我就拿钱包出了门，从街对面的烟酒店里买了一瓶双沟大曲，用报纸包着，回到房间。
我的房间里一共只有两个杯子，搪瓷的那只泡着茶，玻璃的那只剩有葡萄酒，所以我打开双沟大曲后干脆不用杯子了，直接对住瓶口喝。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对酒当歌放浪形骸过，几大口热辣辣的烧酒下肚后，我有一种自虐的快感，我想要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喝到疯颠，喝到吐血，喝到晕眩，喝到死了一样的人事不知。
然而我是真的有酒量。我把瓶子里的酒喝到一半后，意识仍然清醒着。我开了门，到厕所去呕吐。脚底下轻飘飘的，整个人轻得像一片羽毛，没有一丝一毫的重量，好像吹口气就能飞起来。走廊里静悄悄没有人，出版社做编辑的都习惯了晚上埋头在房间里看书做学问，我此刻的快乐无人能分享。我到厕所，把胃中内容准确地吐进抽水马桶后，酒劲才开始真正涌上来，胸腔里火烧火燎，眼睛里一片红色，好像所看到的东西都隔着一层燃烧的火，或者是一层涂着鲜血的玻璃纸……
我扶着墙壁，飘飘忽忽走回房间，脑袋沉得再也撑不住，一头栽倒在床上。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大惊失色地叫起来：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样？天哪你喝了多少酒？
我在醉意朦胧中走错了房间，一头扎在了古籍出版社郭卫星的床上。他像拖死狗一样把我拖回自己房间里，帮助我脱鞋上床，还给我喝了水，绞了冷毛巾敷在额头，最后又把我桌上的酒瓶都拿走，怕我半夜里爬起来糊里糊涂当水喝下去。他说，我如果喝光那瓶酒，我保不定就会死了，酒精中毒死了。
这一切，都是第二天中午在出版局食堂里，他端了饭碗坐到我旁边，一五一十告诉我的。我愕然，对酒醉之后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记忆。我呆呆地看着他那张因为胖而有一点虚浮的脸，心里忽然涌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他昨晚怎么没有趁机强暴了我？他有过这个想法吗？要是他强暴我，我在下意识中的表现会是怎么样呢？
郭卫星从此开始接近我。他在我人事不知的时候搀扶过我，照顾过我，算是跟我有了一些肌肤之亲吧。男女间的关系就是这么怪，一旦有过了肌体的接触，哪怕是最最表层的，不经意的，非我所愿的，那么从心理到生理的感觉就可能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好像无形中对这个人有了义务，有了权利，有了深入进行下去的可能性。
我跟郭卫星虽然同在出版局工作，但是不在一个出版社，我做文学，他做古籍，我们之前也就是同住一层宿舍楼，见面有点头之交，互相之间丝毫谈不上了解。他一开始接近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啼笑皆非。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他这种性格类型的人一向都不能被我接受。在我们整个出版系统，他都算得是一个怪人，因为他不交女朋友，不谈恋爱，早早晚晚，上班下班，都是独往独来，形单影只。据传他早先的女朋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很快在美国结婚生子，把她和郭卫星之间的信誓旦旦丢到了脑后。郭卫星一气之下，性格就变得古怪起来，再也不愿意跟其他女性有任何超过工作之外的交往。
郭卫星迷上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种花养草。他养的花草中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物种，不过就是些文竹啦，月季啦，龟背竹啦，吊兰紫罗兰之类。他把花草当他的女朋友来爱惜，冬天一盆盆地搬到宿舍朝阳处，夏天再一盆盆地搬回背阴处，雨天要放到窗外特别搭制的花架子上，太阳出来了就赶快扯开雨篷让它们躲荫凉。我亲眼见到过他替那些花草“洗尘”，不是拿抹布沾水擦擦叶片就拉倒，是拿医用镊子夹了消毒棉花球，沾水之后，一只手掌把叶片小心地托起来，然后用棉球从叶根处到叶尖梢，顺着纹路和筋络，轻轻地一路擦过来，擦完了叶面之后，还要把叶片拎高，再擦一遍叶背，直擦得满盆草叶含露带笑，清新欲滴。他做这件事情时的耐心和细致，用“珍爱”来形容已经不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娇宠”，跟宠他心爱的女人、宠他亲生的孩子并无分别。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怪，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变态。
郭卫星刚开始接近我的时候，相当紧张，坐在我对面，双腿总是并拢得死紧，两手端端正正放在腿面，指尖微微弯曲，把裤子的膝盖处抓出一片皱痕，给我的感觉，像藤蔓植物攀爬在古树的枝干上，阴森，还有种不动声色的绞缠。
后来他慢慢地也就随意了。他到我房间里总是喜欢坐我的床，让我坐床对面的椅子，好像他是主人，我是客人。他坐好之后还要把鞋子脱了，双腿盘起来，两肘张开，搁在两边的膝盖上，跟北方老汉们的坐姿一模一样。其实他是地道的南方人。他告诉我说，他只有这么坐的时候身心才放松，才能够思绪如潮妙语连珠。
的确他很能说。他是轻易不开口，一开口便滔滔不绝，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政治历史，科技文化，天底下没有他不懂的事情。大概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侍弄花草之外的时间都用来看书读报，才读出来一肚子的掌故。
我不是被他的人打动了，是被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广博的知识面打动了。在我交往过的所有男友中，还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能说会道。有的时候，接受一个人，是从语言的点滴渗透开始的。
在一个雨天的中午，我跟郭卫星第一次上了床。那是一个星期天，食堂照例停伙，我又懒得在湿滤滤的天气里出门，就准备用饼干当午餐。郭卫星敲门进来了，手里拿着刚从外面买回来的两包熟食，还有两份热腾腾的炒面。他有先见之明地说，就知道你不会出门吃饭。他把两包熟食拆开，分别装进我的两个饭盆，抬头看看窗外绵无尽头的雨，搓一搓手，跟我商量：“我们喝点酒吧？”
我说我无所谓，我对酒没有任何感情。他点头说，他知道，但是，天不是下着雨吗？雨不是平添了旅人的愁肠别绪吗？我们都是在外飘泊的旅人啊，是无家可归的游子啊。他说完了，看我的表情，我刚有了点笑意，他马上跑回他的房间，拿来了酒。居然就是上次我喝醉之后，他从我房间拿走的酒。可见他也是个从来不喝酒的人。
我把瓶中的剩酒分别倒进两个杯子，端起其中的一个，跟他碰了碰。他笑嘻嘻地问我，为什么干杯？我想了想说，为友谊吧。他纠正我，不，应该是为爱，我已经爱上了你，今天就算我向你求婚。
我惊愕地看着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他把他的杯子清脆地碰到我的杯子上，要求我：喝一口。我不动，发着愣，思考怎样应付眼前的局面。我其实是准备了接受他的，只是还没有想好如何接受他。他催促我，喝啊，喝一口啊。喝啊喝啊。他的这一连串“喝啊”，就着窗外淅淅的雨声，仿佛对我起了催眠的作用，我下意识地就把杯子端起来，木里木呆地喝下一小口。
他跟着也喝了一口。一口酒下肚之后，他呛咳起来，满脸飞红，笑嘻嘻地说，好。他主动喝下第二口，又说，你喝过了，就是答应我了，太好了。他眼中起雾，目光迷离，一点都没有了往日的滔滔不绝，反来复去就是个“好”字。好，你答应了，太好了。他喝了第三口。
事后想起来，郭卫星其实是故意要把自己喝成那个样子的。他要向我求婚，又不敢开口，怕我拒绝，就少少地喝一点酒，借酒盖脸，这样，万一被我拒绝的时候不必太过难堪。
他得到了想要的回答，放心了，喝下第三口酒之后，他伸手过来，把我拉到了床上，让我坐在他的旁边，他自己还是盘着腿，北方老农民一样。你知道你是这一辈子让我动心的第二个人吗？本来我都打定主意要独身了，我要攒足钱买一座带庭院的小房子，种满花草，退休之后再读个老年大学，读园艺学，挺好吧？你打乱了我的计划。你呀你呀！你说这是好啊，还是不好啊？我似笑非笑看着他，回答说，恐怕不太好。他反驳我，不，很好，太好了。你是这世上第二个让我动心的人。他眼中雾气朦胧，喷着酒气的嘴巴凑过来，套在我耳朵上，问我：想不想？就在今天，现在，你想吗？他滚烫的额头抵住我的脸颊，赖在那里，不肯动。想吗？嗯？想不想？你说。
我认为他问得太多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面对一个深爱的男人，女人不会用语言回答得十分明确。想还是不想，是需要他自己作出判断的。
我不想。起码现在，跟郭卫星，我不想。但是我知道我不会拒绝。我想要结婚，而郭卫星算得上是一个适合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