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鹏程人生与事业的道路上，有一个值得镌刻碑碣的时刻--一九八○年冬，一个雪云厚重、朔风恣肆的日子。
傍晚。衣着齐整、准备外出喝喜酒的岳鹏程忽然接到通知，说县里有几位同志要到大桑园了解点情况，让他和几位干部在家里等候一下。“准又是来挑刺剥皮的！”
放下电话，岳鹏程只好强忍住喝喜酒的兴头，吩咐让人准备酒菜待客。
伊春之行的成功，刺激了岳鹏程大展才略的鸿鹅之志。他志在必得，志在必成。
跨渤海，上鞍山，下广州……事业和权势成十倍二十倍地膨胀兴隆。一时间，大桑园成了蓬城地面上出现的一尊令人胆颤心惊的怪物。在万目睽睽中，工商、税务和纪检、司法部门的一些干部，更把全副精力倾注到这个怪物身上。他们不时跑来检查工作，挑刺盘查。挑刺盘查毕，还要熏熏嗓子，品品厨师的手艺，捎带一点“偶然想起”需要的“小玩艺儿”。对于这些人岳鹏程极其抵触和头痛，但也仅仅是抵触和头痛而已。
饭菜做好，佳酿备齐，等来的是一辆碾得雪雾飞旋的警车。警车上走下戴着宽边眼镜的县委工作组尹组长和有着公检法不同身分的工作组成员。尹组长把莫名其妙的干部们召集起来，宣布了县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决定：对有严重经济犯罪行为的党支部书记岳鹏程，隔离审查；对羸官等几位与此案有关联的人，实行保护性措施；发动干部群众迅速查清问题，以严惩罪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
不容任何质疑或询问，岳鹏程被押进大队部隔壁的厢房。羸官和几个被点了名的干部，也被分别送到几个不同的地方。其他大队和木器厂的干部被留下来，责令连夜揭发岳鹏程请客送礼、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投机倒把，以及搞个人家天下和独立王国的罪行。“早揭发早回家，有罪的免罪，无罪的立功；晚揭发晚回家，有罪的不兔，无罪的没功；不揭发的别想回家，有罪的严惩，无罪的加罪！这就是原则！这次县委是下了决心的，岳鹏程的性质也是已经确定不移的！谁也不要抱什么幻想！”尹组长不时旋转着高度近视的眼珠，不厌其烦地反复交待着政策。
打击来得太突然、太沉重了，以致使所有的人都堕入迷雾苦海，连棵救命的小草，一时也无法抓得到手。
当晚，没有一个干部获准离开大队办公室。消息是第二天早晨，通过工作组的舌头，传遍大桑园的“领士”的。
木器厂的电锯停止了转动，已经习惯了噪音的村子，好象一下子停止了呼吸。
不知所措的工人们、村民们蹲在雪地里，蹲在大街两边的石阶上，相互打探和传递着动静。那些等了一夜的干部家属们，拥在已经成了工作组总部的大队办公室院内，哭着嚎着，要自己的丈夫，骂自己的丈夫。
因为岳鹏程和羸官经常为了厂子的事晚上不回家，加之昨晚银屏发烧，忙于找医生和照料，淑贞是村里最后一个得到消息的人。她赶到大队部时，大多数干部和家属已经回家去了。工作组的两个组员听说她就是主犯的老婆，立即把她“请”进屋里，要她交代和揭发问题。
“我要见岳鹏程！你们把他关到哪儿去啦？快让我去！”
“见岳鹏程不难，就在那边厢房里。”一个戴着宽边墨镜、穿着警服的工作组员，潇洒地晃着大鬓角，优优雅雅地说，“不过你得好好表现表现，让咱们哥儿们少熬点眼。”
淑贞不等他说完，推门便向隔壁厢房去。
“哎？”两名工作组员连忙追出，扭住淑贞的胳膊：“你要干什么？你敢不老老实实的？”
“我要见岳鹏程！我男人！你们管不着！”
淑贞甩开来，推开了通向隔壁的院门。但没等她跨过门槛，就被猛力地揪了回来。
“好一个泼妇！敢给咱爷们儿来这一套！”戴墨镜穿警服的组员，熟练地拧过淑贞的胳膊，向地上一揉，又踢过一脚去。
淑贞被摔到地上，又被揪起来。脸上、胳膊上、身上满是血迹、泥土。
“你们这些不讲理的东西！你们凭哪一条王法把岳鹏程关起来？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算不完的帐！”
淑贞又向厢房去，但又一次被踢倒了。街上等候的群众闻声而来，把一座小院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哭泣有人抹着眼睛。
“要讲理？要王法？要算帐？”戴墨镜的警察，好象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耍威风的机会，解下铜头宽边腰带，在人们面前晃悠着：“行啊！去讲啊！去要哇！
去算啊！可你找得到咱爷们儿头上？有本事找县委黄书记去！是黄书记派我们来的，这就是理！就是法！你想算这个帐，就怪不得咱爷们儿啦！”
呼啸的腰带落到淑贞身上，又在众人头顶飞舞。
淑贞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鼻尖、嘴角、额头挂着血迹也挂着愤怒。那愤怒在人群里传播开去，整个院落掀起一重骚动。
匆匆赶来的尹组长，不知是害怕惹起众怒，还是另有心思，急忙制止住警察，把群众“劝”出院去，并且让淑贞整理了一下，亲自把她领进隔壁的那个厢房里。
办公室院里发生的事，岳鹏程听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他怀疑某些地方出了误会，相信事情很快会弄清楚，因而极力避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会不顾一切后果，把那副墨镜砸成碎片，再一片不留地扎进那个畜牲的眼眶子里去！”
他搂着扑进屋来的淑贞，察看着她的伤痕，干涩的眸子里，也禁不住泛起了一重热潮。
“我的小贞，让你跟我遭了多少难……我知道我有错，有些事不该那么做，不该不听你和云婶的劝。”
前一段时间，为着木器厂请客送礼和去鞍钢搞钢材的事，以及与工商税务部门发生的几件矛盾，岳鹏程与几位支部委员发生了分歧。羸官告诉了淑贞，淑贞劝过岳鹏程，岳鹏程没听进耳朵里去。肖云嫂得知消息后，让孙女小玉把岳鹏程找去，好不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岳鹏程嘴上认了错，回来后却依然故我，并且撤换了去找肖云嫂的两名支部委员。
“可我一没贪污公款，二没犯那么大罪。还有你知道，这些年我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心，把大桑园翻了几个个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他们没有理由把我怎么样！”
淑贞用力点着头。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心里就是这么认定的。
她回家做好饭，给羸官送去，把银屏托给邻居照看，便又回到那又黑又潮，散发着熏人的霉臭气味，墙旮旯里时而还有老鼠追逐的厢房里。
天黢黑，厚重的雪云包围了整个天地宇宙。北风象张牙舞爪的狼群，疹人地呼号着，以集团的力量，向小屋发起一次次进攻。门窗被撕烂了，“狼群”带着助纣为虐的雪花，冲进窗棂门缝，用尖利的牙齿和爪子，撕扯着小小的厢房，和厢房里的生灵。
淑贞用单薄的躯体紧紧拥抱着丈夫。如果能够用自己的躯体燃起一盆火，让丈夫在自己的怀抱里温暖安然地度过这最后的一个夜晚，她也决然不会有半分犹豫。
的确是最后的。晚饭回家时，她已得到通知，让她为岳鹏程准备好要带的衣物，明天一早警车就要带人走。从尹组长那里，她看到了两天前就签发了的逮捕证。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为什么这般不公，一次次地把无情的狼牙棒，落到这位善良的女人身上！
天明了，让人诅咒的天明啊！
淑贞为丈夫擦去脸上的灰尘，用手指耐心地为他梳平散乱的鬓发，又从门旁抓一把雪，擦净自己脸上的血痕，把被揪散的头发整理好，把被揉脏的衣服揩净、抚平，重新穿到身上。她要让自己的丈夫体体面面地、安安心心地走。她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是无罪的，她要矢志不移地等待着丈夫归来。
早晨平静地过去了。
吃早饭的时候，一阵纷沓的脚步直奔厢房而来。淑贞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
然而跨进厢房中来的，既没有宽边眼镜，也没有铜头宽边腰带，而是一双双惶惑的眼睛，和一个个甜蜜而又尴尬的笑容。
“岳鹏程同志，我们是代表县委来的。你受委屈啦！受委屈啦！”
县委办公室高主任动情地连连擦着眼角。
“鹏程同志，十二分地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全家！完全是个别人的诬告陷害！
完全是个别人的无法无天！完全是……”
是天体一夜发生了逆转？还是四时颠倒、严冬盛夏突然转换了位置？
高主任慷慨激昂：“我们县委昨晚得到消息，马上召开了常委会。一致决定，立即撤回那个所谓的工作组，让他们检查错误，听候处理！”
原来工作组撤了，要不早晨这样宁静！
“县委认为，大桑园在响应党中央号召，发展农村经济改革中成绩是显着的，岳鹏程同志的功劳和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县委决定：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向岳鹏程同志学习的活动！”
直到这时，岳鹏程和淑贞才真的相信，那张早已签发的逮捕证失去了效力；才真的相信，他们已经重新获得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直到这时，高主任和随同前来的县委干部们，才想起他们所要表彰和学习的“功臣”，还坐在冰冷的厢房里，坐在落满雪花的稻草地上。
当天上午，岳鹏程、淑贞被专车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紧急治疗。一切费用报销之外，另发一百元健康营养补助费。
下午是全体干部、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原所谓县委工作组的错误，郑重宣布中共蓬城县委的决定。
晚上便开始了个别谈话和小组座谈，了解和总结大桑园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了解和总结岳鹏程勇于开拓、勇于改革的经验。
一直到了第三天中午，岳鹏程和淑贞才从羸官拿回的一张报纸上，得知了这一切戏剧性变化的真正原因。
那是四天前的一张市报。报纸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这里升起一颗明星）的长篇通讯。详细介绍了岳鹏程由一盘大锯起家，把“大丧院”变成“大富院”
“大福院”的历程。通讯旁边还刊登了岳鹏程的一幅笑容可掬的照片，一篇旗帜鲜明地赞扬和号召推广学习岳鹏程精神和经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长篇通讯末尾的署名是：本报记者程越。岳鹏程把通讯翻来覆去读了两遍，脑子里才墓地蹦出一个“程越”的形象：那是一个穿着紫红色羊毛衫，脑后晃着一束马尾巴，既时髦又随和的漂亮姑娘。
岳鹏程由阶下囚一跃而跻身于太阳系，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个年青漂亮的女记者程越，又一次来到了大桑园。
这次她是作为市委书记鲁光明的随员来的，与几月前的那一次不可同日而语了。
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娇女。父亲是党校教员，母亲是美术工作者。受家庭熏陶，她自小爱好文学。大学毕业后，靠着父亲的一位飞黄腾达的学生的帮忙，她被分配到市报文艺部当上编辑。那是许多中文系毕业生削尖脑壳想要占领的位置呀！
她得到了。她感到了满足。唯一使她不满足的，是那位自称“老报社”的部主任，压根儿瞧不起她。她先被分配负责影剧评介。第一次推上两篇稿子，就被毫不客气地全部打回来。接着又分工文艺随笔。编过三篇，算是跟读者见了面，部主任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个人根本没有政治头脑和逻辑头脑。于是又去负责散文和小小说。
这下好，她约了一篇稿子，部主任粗略一看便大光其火，在稿签上直书两行：此类黄色作品也要见报，可见编辑水平和思想意识急待提高！
作品不让发也罢，偏称“黄色”；编辑水平亟待（竟写成急待）提高也罢，偏偏还有“思想意识”四个字。程越当即拿着稿签找到部主任面前。
“主任，你说这篇小说是黄色作品，请问有什么根据？”
“根据？”部主任抬起秃了半边的脑壳，说：“把床上的事都写出来了，你还要什么根据！”
“哪得看怎么写，写的主旨是什么。写了床上不一定就是黄色作品！”
程越发现自己过于激动，为了避免把事情搞僵，缓了口气说：“主任，你干文艺工作时间比我长，读的书比我多。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这几年的不少好作品，都有过类似描写。我们总不能说这些世界名着和好作品都是黄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