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的暴露，其本质是暴露剥削阶级，包括作者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杜甫已经懂得“阶级”，他有的时候阶级偏见还很重。如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同情天下寒士，同情自己这一阶层的人，而对农村的孩子则大骂：“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就是阶级偏见，指“南村群童”为“盗贼”，失掉他本来有的“不为困穷宁有此”的胸怀。然而杜甫在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中确实看出了阶级对立的事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都写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在《兵车行》里，他把他自己作为一个道旁过者，同被征的兵谈话，被征的兵答他：“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因为积了这些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自京赴奉先咏怀》里写他自己到家时的情况才能写：“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这就把自己的家庭和“平人”分开了。其所思的“失业徒”，所念的“远戍卒”，在杜甫明明是有记忆的，他自己的家庭和他们比起来居于有特权地位之列。社会就是这样的阶级对立，一直到晚年，自己飘流在湖南，有《遣遇》一诗，写着：“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袍。”这无意中把杜甫是一个寒士的形象写得很生动，“花时甘缊袍”，而其“自喜”的心理也暴露得极有趣，就是侥幸自己这一家还没有到民不聊生的地步，睁开眼睛一看，到处是“刻剥及锥刀”！凡这些，都表现杜甫看出了社会上分两种人，一种是人民，一种是剥削阶级，他自己虽然穷困，是属于后一种的，“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暴露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要像杜甫这样的深入生活的人才能做到一些。深入生活的具体意义在旧时代就是深入到人民的痛苦生活当中去。要像杜甫的“夜投石壕村”，要像他在湖南真正地接触了“石间采蕨女”，要像他“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确实做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的道旁过者。这样的人才能暴露自己“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样的人才能写出《狂歌行赠四兄》这样的诗来：“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兄将富贵等浮云，弟窃功名好权势。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有时又啼笑皆非，很难分出是暴露，还是自怜，还是自己炫耀，如杜甫写过他长安过考的情况：“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又写他做官的时候怕遇见上司：“徒步翻愁官长怒”，请假不去又提心吊胆的，“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已令请急会通籍，男儿性命绝可怜！”所有中国的诗人，没有像杜甫这样的坦白的。陶渊明是很诚实的人，他写起诗来就是含蓄，所以含蓄的原故，是他怕他说的话不诚实，他不肯自欺，这正是陶渊明的美德，如他的《饮酒》的一首：“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回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他本来是问他自己，当初为什么跑得那么远呢？出来求官做呢？要答这一问，说是因为饥寒交迫，可以的，像什么“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正是好文章，然而陶渊明不肯这么说，他在早年家里还未必穷到这个地步，出来恐怕也是自己想做一做官，所以他的诗写着“似为饥所驱”，一个“似”字，就是含蓄的写法了。杜甫就没有这个含蓄，他是暴露。陶渊明的诗也反映了陶渊明未曾深入生活，他很快就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息驾归闲居。”当他真正遇到饥寒的时候，也只能说着：“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这表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问题，所说的“人皆尽获宜”，是他自己所属的这一个阶级的人。“理也可奈何”的“理”正属于维护其社会秩序的上层建筑的范畴，不像杜甫“自喜遂生理”的话暴露出一种“苟活”的心理，即是社会的不合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问题的确实不少，有些人向来称之为愤世嫉俗，其实是本阶级的矛盾，他们又喜欢歌颂自己，阮籍可以算是一个典型。阮籍作了《大人先生传》，所谓大人先生，当然是阮籍自己一流，就是对自己歌颂。他所刻划的裤裆中的虱，可谓真实得很，但这些虱也正是“君子”，“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所以阮籍所暴露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阮籍也是善于妥协的人，而在他的诗里把他的妥协也写得很美丽，也还是自我歌颂，像这样的形象：“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真非阮籍不能写，感情真实得很，很有气魄。他认为他同龙一样，能够“曲”，那么他的妥协也正是凤毛麟角了。凡这些，都说明一件事，知识分子能够把自己和劳动人民比是不容易的，他们注意的焦点是在一个阶级之中，所以像阮籍那样，“青眼”也是对本阶级的人看，“白眼”也是对本阶级的人看。只有唐代的杜甫，他深入生活，接近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他的诗就能歌颂人民，暴露剥削阶级，包括作者自己。后于杜甫有白居易，白居易的诗表现了暴露的性质，确乎是难得的，是白居易学习杜甫的暴露而且有所创造，他把暴露的主题给集中起来。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杜甫的诗和白居易的讽谕诗还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比如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属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质，杜甫的《垂老别》就不能如此说，它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而在黑暗的社会里总是有光明的，所以它歌颂人民。杜甫的暴露，暴露和人民对立的统治阶级，他自己也在内，白居易是自己居于人民之上，不过他确实要求做一个好官，如《新制布裘》所写：“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这依然是自我歌颂，即是歌颂知识分子。
上面的话，不是为得抬高杜甫而把别的人都贬低一些，不是的，只因为在古代作家当中难得有杜甫这个人，他能够暴露自己，歌颂人民。根据我们今天的学习，什么叫做暴露，什么叫做歌颂，还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必须接近人民，才懂得歌颂，也才懂得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对自我暴露感到亲切。鲁迅的《一件小事》应该给我们说明了一个规律，他的话该是多么亲切，“觉得他（一个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就是两个阶级的对比，这说明了暴露和歌颂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