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者的“国民性”的思想
在《伪自由书》里有一篇《再谈保留》，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曾说道：“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这“国民的弱点”的另一个名词是“国民性”，也是鲁迅自己用的。所以我们应该说鲁迅写《阿Q正传》的思想正是他早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即“国民性”的思想。
鲁迅把他所谓的“国民性”在《阿Q正传》里概括为精神胜利法，虽然还有别的东西，然而精神胜利法是最主要的。在鲁迅的杂文里本来有许多就是讲精神胜利法，他认为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如在《论睁了眼看》里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藉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这里面说到“亡国”，说到“光复旧物”，很显然是指中国屡遭异民族的侵略的历史说的。同时，如我们在讲鲁迅杂文时已经指出，鲁迅所谓“国民性”，按其实质是指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这里说的“怯弱”、“懒惰”、“巧滑”、“满足”、“堕落”就都是的，是对统治阶级专用的形容词，丝毫没有疑问。鲁迅因为当时还没有阶级观点，他把他所憎恶的阶级性认为是“国民性”，而且他是从爱国主义的感情出发，我们是很可以理解的。《阿Q正传》在两章“优胜记略”之后总结阿Q的胜利（其实是失败的反语）便写道：“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思想就是“国粹”的思想，“国粹”的思想就是亡国的思想，这是鲁迅在《热风》的集子里大声疾呼的。
“精神胜利法”，我们只要稍为思索一下，与劳苦大众显然是不相干的。鲁迅当时以及后来对此有过深刻的反省，他反省到自己，他不敢说他自己是否也包含在他所暴露的“国民的弱点”里面，如我们所引的《再谈保留》的话。他又要求一般读者反省，如《答〈戏〉周刊编者信》里面说：“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要求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反省。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鲁迅所谓“国民性”，不但按其实质是指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在鲁迅自己再作思考之下，反省之下，不是想到自己，就是想到作为读者的一般知识分子，决不是想到工农大众身上去。实生活当中的阿Q其人，鲁迅当然是想到的，如《〈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在《阿Q正传》里鲁迅告诉我们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在《〈出关〉的“关”》的杂文里他又明说“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作者以小城市中这样的阿Q作为模特儿来说明他的意思，即“国民性”（我们认为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性）的思想，是可以的。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则与“国民性”，精神胜利法，决不能说有相干之处。当然鲁迅当时没有阶级观点，然而鲁迅的思想是经得起分析的，我们分析鲁迅所有的文章，他所说的“国民性”按其实质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性。
2
“阿Q正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因为是半殖民地，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是半封建社会，所以要反对封建主义。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的，本国的封建主义是外国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里面的基础，所以反封建主义又同反帝国主义分不开。这在我们已经成了常识。这个道理在最初却是极不容易发现，在中国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时才发（现）了这个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的爱国主义者，都要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要在两个敌人的面前受考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鲁迅是最经得起考验的，他痛恨精神胜利法，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的表现。只是他最早不能懂得阶级分析方法，他把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怯弱、懒惰、巧滑、满足、堕落的劣根性叫做“国民性”，他揭露它，无非是希望中国发愤图强。就在一九二五年他写的《忽然想到》的题目里还有一条“还是一无所有”，我们在讲鲁迅的杂文时曾抄引过，现在把这一条再抄一遍：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这还是鲁迅认为精神胜利的危险。这正是五卅时写的。所以我们说鲁迅写《阿Q正传》，是从满清以来半殖民地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中国的统治阶级，既堕落，又满足，表现了一种阿Q主义，故鲁迅用一个小说人物的形象暴露之，这应该是合乎鲁迅思想的实际的。
《阿Q正传》的故事却写的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鲁迅虽然因为世界观的局限性没有写出新兴的工人阶级来，主观上他不知道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但他对于地主阶级表示他的真正的憎恶，客观上就是揭示，中国的问题不是“国民性”的问题，是推翻封建主义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是同时的。《阿Q正传》反映鲁迅思想的特点，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3
阿Q不是农民的典型
就研究鲁迅的思想说，与问题的本质无关而属于一个表现性的问题，就是阿Q是否是农民的典型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属于表面性的问题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仅仅是从字面上来的，因为在《阿Q正传》里，未庄是“乡下”，阿Q不是城里人，他在未庄给人做短工，那么从字面上联系起来，阿Q当然是农村中的雇工了。这就是表面性的问题。其实鲁迅笔下的“乡下”，每每是从广义说的，在《一件小事》里他就说“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这个“乡下”就指绍兴城。表面性的问题应该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现在这个问题在我们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许多论者都认为阿Q是农民的典型，而且认为鲁迅就是要写一个具有精神胜利法的落后的农民的典型，因为精神胜利法是各阶级所共有，写农民阿Q就是鞭策农民。有的论者又认为鲁迅当时已提出了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样，问题就太大了，确实应该分析清楚。我们先总地提一个意见，如果说精神胜利法是各阶级所共有，那么工人阶级有没有呢？鲁迅写农民阿Q，为什么不写一个工人阿Q呢？鞭策农民阿Q，就不鞭策工人阿Q吗？而且，说着各阶级共有，那么鲁迅已经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了，不然怎么叫做“各阶级共有”呢？这样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最重要之点是贫苦的劳动人民是革命的！
下面我们用两个题目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
鲁迅当时的思想不可能提出农民问题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引斯大林的话指示过我们：“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毛主席又说：“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很明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在早期他的思想里不可能有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就拿小说《故乡》来说，鲁迅是这样总结农民闰土的景况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说明农民问题的不容易认识，因为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根本矛盾是地租，鲁迅没有指明出来。鲁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不能从封建剥削上提出农民问题，他倒是从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出发提出妇女与儿童问题。在《灯下漫笔》里，引了《左传》的“人有十等”，他认为被奴役的“台”同统治阶级一样地是男子当权，“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他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其〔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非〔分〕！”鲁迅本来是一个叛徒，是“不安分”，就是说他的立场总是光明的，但因为缺乏阶级观点，言论就有不得要领的地方，离无产阶级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还要经过质变，我们对此必须分析清楚。决不能说鲁迅早期思想里有农民问题。他的小说《祝福》也正是他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的证明。他有的只是妇女问题。如果他思想里有农民问题，他就不写《祝福》这样的小说，写而故事也一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分析《彷徨》里的《祝福》，祥林嫂前后两次的夫家都是农民，最后一次“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是当时农村里可能有的事情，但这不属于中国社会的本质方面，写了来反而显得祥林嫂的死由与她的夫家更有直接关系，也就是与劳动人民有直接关系。总之农民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提得出来，鲁迅在写《阿Q正传》的时候是望不见的了。在《阿Q正传》里，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取着讽刺态度，借静修庵老尼姑的口说了出来。那天下午阿Q到静修庵。“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当〔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这是讽刺秀才和假洋鬼子“革命”。阿Q下午来静修庵，“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的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胡。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什么？’阿Q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阿Q更其诧异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老尼姑第一句问阿Q“你又来什么事？”在阿Q当然以为是她记得他春天来了，其实她不是的，她是“两眼通红”，她以为“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所以“你又来什么事”，所以“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在这里“你们”这个代名词分明是包括秀才和假洋鬼子和阿Q。鲁迅当时的思想里如果有农民问题，在小说里他怎么会讽刺农民（许多论者认为阿Q是的）要革命呢？鲁迅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讽刺投机的革命家，他认为阿Q也是的，所以当时有人认为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答复这个问题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阿Q正传〉的成因》）他明明地没有把阿Q当作农民阶级的农民看待，因为他的思想里本没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
二
阿Q的形象不是农民
我们从阿Q的整个形象看，阿Q是不是真的贫雇农？不是，完全不是的。鲁迅以“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贯穿阿Q的整个形象，开始是这样：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哙，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Q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只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鲁迅在讽刺阿Q的同时也讽刺“未庄的闲人们”，因为两方面都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但这个未庄偏有这么多的“闲人”，其中茶馆酒肆的空气很重，不像什么农村。一定要说阿Q是农民，是落后的农民的话，那么鲁迅为什么存心要这样写农民？岂不是怪事！接着是：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又是“闲人”的事。而且作者连到“状元”头上去了。在鲁迅小说的空气之下，把阿Q第一和状元第一相关联，是很有风趣的，小说的倾向性也是很强的，鲁迅讽刺阿Q也讽刺状元，原因是鲁迅写阿Q并不是写一个农民。如果一定说鲁迅是写一个农民，那我们认为小说的一切都失败了，这样写农民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也写得太不真实，首先没有作为农民阶级的农民的共性，当然也不能谈阿Q这个农民的个性。未庄也不像什么农村，一见面相互都是“闲人”。
接着写赌摊，写阿Q押牌宝，我们抄“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的一回：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兴高彩烈得非常：
“天们〔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了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在这里，阿Q当然是“本村人”，而“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这岂不是说未庄只有阿Q一个人在这里押牌宝？其实作者是故意弥缝这一句，实际未庄并不是农村，（阿Q也不是农民，“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如《〈出关〉的“关”》所说。然而“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的形象的阿Q写得极其真实，只要读者不拘泥他为农民的话。把这个形象当作农民，这个形象反而不真实了，首先他不能表现农民的共性，当然也就不能谈有农民阿Q的个性，个性必须在共性的基础之上。
接着写阿Q和王胡打骂，我们完全抄下来：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渺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鲁迅的小说，每每是在一番叙述之后，就插进人物说话，而“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里阿Q和王胡的一人一句就是好例子。对于说话时的动作也真是描写得无以复加。我们再抄下面的话：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这句话是孔乙己式的话，说出来合乎鲁迅所塑造的阿Q的人格，但要不拘泥他是农民的形象。
接着写阿Q挨假洋鬼子的打，我们读：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鲁迅在这里深刻地讽刺“忘却”，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件祖传的宝贝”，这显然与贫雇农无关，拿来写贫雇农就太不真实了。然而鲁迅所写的阿Q的形象极真实，我们谁读着都感得他的人物是从实生活来的，他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问题本来是非常明白的。
鲁迅刻划阿Q精神还表现在阿Q画花押和临刑唱戏上面，都是鲁迅的最沉痛的文章。我们读：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这依然是精神胜利！在“优胜记略”章的最后一句是：“他睡着了。”现在也是“于是他睡着了。”这里的形象决不是农民的形象！如果真是写农民，写农民在大堂上画花押，那就只需要这样的句子：“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这就悲愤极了。又好比被剥削了文化权不认得字的农民，在他被处死刑以前给他一张纸，一枝笔，他说着：“我……我……不认得字。”那就是最沉痛的文章，不需要更多的句子。然而鲁迅写阿Q的画花押也是极沉痛的，因为阿Q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这个形象又极真实，鲁迅刻划出来“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再读阿Q临刑唱戏：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这不还是精神胜利法吗？我们读着感得鲁迅写得太沉痛了。他当时没有阶级观点，他是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认为中国人（这三个字是鲁迅常用的名词，这里面没有排斥作者自己）不应该这样，他认为一切所谓“国粹”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只要稍一思索，没有贫雇农是像阿Q的，鲁迅在这里本不是写农民。若说写农民，鲁迅是会写的，如写《故乡》的闰土：“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就在《阿Q正传》里也给我们写了两个关在监狱里的农民的形象：“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鲁迅把这两个农民的形象刻画得多么深刻呵！阿Q的形象当然是深刻的，但他不是农民的形象。
阿Q的形象是小市民的形象。事情本来是如此。未庄不是真正的农村，同鲁镇一样，是鲁迅所熟悉的绍兴的代替词，所以在它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农民，都是些“闲人”。阿Q正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农民耕田的事对他并不相干，虽然他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所以当他奔赴静修庵时，鲁迅曾〔是〕这样写：“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这里的“村外”显然是城外的描写，阿Q不是农夫当中的数了。我们读《阿Q正传》，感觉到阿Q、王胡、小D之间有着共性，就是小市民的共性，当然，阿Q又有阿Q的个性，他不是王胡，不是小D，这一点也是非常显然的。鲁迅写的阿Q是市民当中的数。
4
“阿Q正传”反映了辛亥革命和批判辛亥革命
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时候曾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的，鲁迅的《阿Q正传》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反映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件事。
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辛亥革命农民没有参加，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传》的伟大的记载，鲁迅这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艺术乃超过当时的任何历史，中国当时的历史家写不出来的东西，鲁迅的小说里有了。《阿Q正传》里记载，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城里举人老爷把箱子运来未庄赵太爷家寄存，因为革命党要进城。而革命党进了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赵家遭抢。而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鲁迅还另外描写了两个乡下人，在监狱里。我们读：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鲁迅在这里显然不是讽刺阿Q，阿Q的答话是写得极其生动自然的。鲁迅简直是鼓动阿Q造反似的。革命了，而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一个乡下人因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而入狱，这便是阶级斗争。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在农村里，在政权集中的县衙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所以《阿Q正传》里面的监狱是如此。所以中国革命还要等待中国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农民运动。鲁迅小说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每逢写到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时候，作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而在描写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场合，好比辛亥革命的县衙门的监狱里，把革命的本质方面写出来了。
鲁迅当时的观点以为革命有真革命党有假革命党，象“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那大约是《药》里的夏瑜之类是真革命党，象赵秀才、假洋鬼子便是投机分子，是假革命党，小说里给以批判。“阿Q似的革命党”，——鲁迅也分明是讽刺的。他不能从革命的阶级这一伟大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阿Q正传》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从阿Q的形象看起来，在未庄里，独有这个流浪的雇工是欢迎革命的，他对革命的态度，足以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尽管作者没有意思把他来代表农民，但阿Q是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则毫无疑问。我们分析一下阿Q对革命的态度，从而看出辛亥革命之下被压迫被剥削者有怎样的反映，地主阶级又是怎样的反映，革命乃是两个阶级的斗争，那就如恩格斯所说的，“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给哈克纳斯的信》）下面我们就本着这个意思分析。
当城里的举人老爷害怕革命党进城，把箱子运到未庄赵家寄存，阿Q有这样的反映：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鲁迅在这里把阿Q写得太可爱，太真实，没有一句话不能代表阿Q的性格，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心理，他好容易说出“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可惜在辛亥革命时代这种声音都淹没了，这种声音在地主阶级压迫之下真是亲切。阿Q说，“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里的“投降”二字一点没有讽刺，只显得阿Q可爱，显得他真实，他没有法子表达他对革命的向往，（其实“向往”也是作家的词汇！）只好说“投降”了。他不知道象他这样对革命的认识是阶级觉悟。他是很荒唐的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叫做警惕性，所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我们推想，这“一群鸟男女”，“这一种可怜的眼光”，不但使阿Q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便是作者鲁迅也是的，中国的地主阶级确是太可恶，太可恨。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下没有警惕，嚷“造反了！造反了！”然而在革命完了之后他是有感觉的，他可能因此很有危险，所以“赵家遭抢之后，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如果他没有危险的预感，他为什么“而且恐慌”呢？所以鲁迅的小说反映的辛亥革命，表示地主阶级继续压迫人民。
阿Q嚷着“造反了！造反了！”他走过赵家的门口，“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阿Q临着革命的激昂的感情，（他的感情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的感情，在当时社会里是真正地有，鲁迅的小说也真正地写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
及至“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鲁迅在这里通过未庄人的意见把辛亥革命的情状极其扼要地绘画出来了，秀才通过假洋鬼子以四块洋钱买得“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这就是鲁迅批判辛亥革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赵太爷——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现在他的儿子进了“自由党”，因此他“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这是他心里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天下太平了，革命是假的。原来他害怕革命，他害怕革命就是害怕阿Q这样的人嚷造反，他简直怕阿Q在街上走路，——这表现着革命是阶级斗争。鲁迅现在写他“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这是多么真实地表现了社会面貌！所以此后赵家遭抢，阿Q快意——而且恐慌！四天之后阿Q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阿Q正传》写出了阿Q真正地遭受压迫，首先是赵家的压迫，他的精神确是一个受伤的人。辛亥革命使得他高兴，辛亥革命的结果又使得他害怕，在“恋爱的悲剧”里他吃饭发生问题，在革命的悲剧里他性命发生问题。鲁迅把他的阿Q的人格发展得极其真实，这一点鲁迅自己也是肯定的，所以他说阿Q的人格前后并不是两个。通过阿Q，到后来，即是在辛亥革命当中，他的精神状态有些不正常，然而也足以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表现出来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求革命，表现了革命的阶级的力量。当阿Q自认为他“投降革命党”之后——就是他承认革命，“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这就表示他对革命的认识，革命了不应该“样样都照旧”，他不应该“仍然肚饿”。他是正确的。既然“样样都照旧”，既然“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着就没有主意，“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这就是说没有办法只好同今年春天一样到静修庵去弄点什么充充饥。但春天是从后园进，“阿Q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现在是，“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这表示他懂得无视旧秩序了。我们认为他也是正确的。鲁迅当时当然不同我们今天分析他的《阿Q正传》一样分析阿Q，但他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总是的确的。到了地主阶级赵太爷“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往下阿Q的形象表现着精神失常，他投奔假洋鬼子，他在大堂上公然说“假洋鬼子不准我！”“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等等，我们读着不显得滑稽，只觉得真实逼人，虽然精神失常，表现他的被压迫被剥削的思想感情。他认为革命应该是代表他的利益的。倘若不准他“投降革命党”，他知道在这个太可恶、太可恨的社会里他就活不下去。我们读：
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躄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象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这里说阿Q“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是非常深刻的。阿Q的精神已经有些失常，但精神失常的原因是铁一般的社会存在反映在他的脑里迫之使然，他嚷过造反，连赵太爷都怕他，而现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还有路可走吗？接着赵家遭抢，于是阿Q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衙门里，在大堂上，在官和衙役要他“招罢！”的声势之下，他说着“我本来要……来投……”的胡涂话。“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什么？”“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鲁迅还写了一句“阿Q提起来便愤愤。”这是这个精神失常的人不能满足于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给我们写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悲剧。这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