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筋疲力尽。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轮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
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聊的空叹罢了。
我认为最重要的，李清照除了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之外，更有其令人景仰钦服的精神高度，那就是她南渡以后，这个单身女人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坚韧、坚定的人格力量。
应该是她从公元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到公元1134年（宋高宗绍兴四年）的7年间，她变了一个人似的从柔弱到强硬，从顺应到反抗，从低调到高亢，从躲避到作为，“载书十五车”，驭车干百里，在她独自南下的途中，那绝不认输，更不气馁的品行，那无怨无悔，绝不回头的性格，到底坚持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有过一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7年间，我想她就是靠这股精神支撑，才活下来的。我无法估量，十五车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每一车载重几何？人力推，还是牲畜拉？宋代缺马，全靠与邻国互市而来，此刻，自然全部用在战场上，那就只好老牛破车，蹒跚前行。这样一位富贵人家出来的闺秀，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女，将这批大约数十吨重，至少也要三至五个货柜才能装下的文物，从山东青州，运到江苏江宁。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辗转千里，那该是怎样艰难的旅程啊！
这时候，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少女时代那“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天真烂漫，找不出新婚时期“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的娇慵疏懒，而是“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一路拖累下来，再也无力振作起来的疲惫心态。那是要用多大的力气，多强的意志，才能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呀！
直到建炎三年，她大病一场，因时势日迫，只好将文物器皿再往江西洪州转移，尽管一路上被盗，丢失，“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干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全部家当以及背后所承担对于丈夫的诺言，对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真是不堪重负，然而，她不能停下来，不能就此罢手，继续一路追随高宗，由杭州、越州、明州、温州、台州……走下去。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后面是紧追不放的金兵，放眼是破碎的山河，周围是与她一样逃难的百姓。中国之有客家这一族群，是从北宋末年这次全民大迁徙开始形成的，无数中原士民都逃离金人的铁蹄而南渡求生。凄风苦雨，泥泞道路，兵荒马乱，食宿难求，行程之艰辛，生死之莫测，器物之沉重，前途之渺茫，难以用语言形容她的可怜，然而，她不倒下，也不能倒下，拖得沉重的脚步赶路。
李清照的一生，一个是文学中的她，一个是与丈夫赵明诚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文学中的她，是幸福的，快乐轻松的岁月，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何其短促？收藏中的她，这悲伤痛苦的日子，却是难逃难躲，难熬难耐，永无尽头。在《金石录后序》里，她这样写道：“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么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凄凉驿路，孤灯残烛，李清照的这篇充满血泪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惆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可李清照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她，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奔下去。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赓续吧！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具这种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中国土子，从启蒙那天起，就种下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中国知识分子，骨头并不十分坚硬，但到了异族进犯，列强侵略，帝国主义要亡我中华的时候，文化传统的自尊，悠久历史的自豪，也会大义凛然，挺直身子为家国效力。李清照明知那一无所有的结果，明知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起来，几乎变卖了自己全部资财而得到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这炷文化香火，断送在自己手中。
李清照，在前路渺茫的奔波中，在生离死别的苦难中，能够笔直挺立，能够铁打不倒，就是凭借着这股精神上的力量。
然而，这所有一切，对她来讲，宝藏也好，珍爱也好，包袱也好，祸祟也好，最后的最后，“得之难而失之易”，统统都付之东流，失之殆尽。
她怎么说？你简直想象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大明白，大智慧。“呜呼！……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这是一个何等豁达的心胸，这是一个何等高蹈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如何不让人高山仰止的中国最有天才的女子啊！
精神这东西，其实是很虚的，很空的，很泛泛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它又是极物质的，极实在的，极能起到作用的。尤其在遭遇到类似天要塌下来的紧急状况，岂止需要一点精神，甚至全部，而且舍精神外别无其他。在这一刹那间，你一无所能，你别无他法，但是，你不想被压死，你不想被掩埋，而且，你不能坐着等死，你不能就此拉倒，因为，你不甘自暴自弃，你不甘一死了之，于是，当你面对着这顷刻间就要塌下来的天，你必须站得笔直的危殆时刻，倒数计时，眼看完蛋，能支撑着你的，也就只有精神了。
没有这精神，你早就成为一摊泥，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有了这精神，你就是一个站着的人，一个即使身体压死，精神也会不死的一条汉子，这就是历史上和文学中的李清照。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作为文人，也许更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