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他的一篇《自评文》中，这样来形容他写作时的感觉，虽然有点不够那么谦虚，但却道出为文真谛：
“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其所当行，常止于其不可不止。”
如此大喇喇地评价自家文字，也只有如此豪放不羁的大师，才敢张嘴说出来。也怪，除了同辈的王安石，直陈其绌，除了后辈的朱熹，径指其短，数百年来对他持非议者，还真是不多。
这篇《自评文》，不知因何而写，也不知因谁而写，最后这两句话，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倒是值得所有执笔为文的人，奉之为座右铭的。因为，文人的书写手段，由古代的笔墨砚台，到近代的钢笔墨水，到当代的电脑输入，其便捷程度，今非昔比。快有快的好处，快也有快的坏处，萝卜快了不洗泥，快也为粗制滥造者开了方便之门。
如今，一位作家，一年写数部长篇小说，觉得自己光彩，一位文人，一年出十本八本书，甚至引以为荣。这种以为地里收成越好越高兴，粮食打得越多越快活，而获得莫大满足的庄稼人心理，成为当代作家生产精神食粮的指导思想，想想也是蛮可悲的。
正是追求这种数量上的高产，可想而知，或信马由缰，横生枝节，东拉西扯，胡诌八咧，行其所不当行，令人不堪卒读；或拖泥带水，尾大不掉，当断不断，狗扯羊皮，止其所不当止，如同患了痢疾，里急后重，那屁股总擦不干净。所以，唐代诗人祖咏，在考场做应制诗，摆明了要做十二句，只做了四句就交卷，这种“止其当止”的为文范例，重温一下，也许不无益处。
祖咏，洛阳人，生卒年月不详。属于盛唐前期的田园山水派诗人。
公元724年（开元十二年），他到长安应试。唐代的科举制度，到玄宗朝，开明经与进士两科取士。明经要好考些，录取率为十之一、二，进士要难考些，录取率为百之一、二。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现在也难推断祖咏入场时的年纪。从他交往较多的同辈诗人王维、储光羲来看，祖咏考中的这年，他也该是近三十岁的人了。
他的主考官为杜绾，《新唐书》有名无传，唯知出身高门望族。这位主持考政的学官，我很钦佩。因为他不那么教条主义，而且心怀宽荡，按今天的话来说，能够接受，或虽不接受，但能够理解新鲜人类的新颖创造，实在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讲，在学界，稍有成就者，对于后进者的尝试，动辄挑剔打压；在文界，名声响亮者，对于初学者的创造，往往鄙蔑不屑，这也是屡见不鲜，看多了看久了，也就见怪不怪的事情了。因此，在学术界，新芽之崛起，在文学界，幼苗之成长，要是碰上这班老爷，倒霉是注定的。祖咏属于幸运者了，赶上了这么一位相当明智而且理智的考官。
换个主，说不定早把考卷扔进纸篓，还要召来申斥一顿的。
进士考，分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而杂文考，只需就题作诗与赋各一篇。唐人重诗，是唐诗繁荣的基础，而官方提倡，更是推波助澜。诗写得好坏，事关大局。祖咏进场以后，拿到的诗题为《终南望余雪》，限五言排律一首，六韵十二句。
祖咏这样写他的应制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只四句，二十个字，就交卷了。
宋人钱易在《南部新书》里，提到了这则文坛佳话。“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思尽。”’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卷二十，也有记载。清人编《全唐诗》，在此诗下加注：“有司试此题，咏赋四句即纳，或诘之，日意尽。”
无论是“思尽”也好，“意尽”也好，只要“尽”了，就搁笔。这就叫“止其当止”。终南山在长安的西南，站在城中眺望，只能看到山的背阴一面，而且还是高耸入云的峰巅部位。因为雪停了，天晴了，山顶那皑皑积雪，在落日的余晖里，显得格外的光亮，可在城里的这个傍晚时分，那寒冷的感觉也益发的袭人了。
确实，诗写到这里，仔细想想，接下来真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因为题目摆在那里，写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主考官杜绾，虽然“诘之”，但听到这个考生的回答：“思尽”，也就理解，也就宽容，也就不因他只写了四句而扣分，最后三场考下来，终于中式，终于释褐，成为进士。
苏东坡说，“所可知者，常行其所当行，常止于其不可不止。”其实，行之匪易，止则更难。因为行的驰骋空间相对要宽阔些，而止的选择余地则相对是有限的。所以，止到好处，也就是“止于其不可不止”，恐怕是每个写作者，都会碰上的难题。
明代的谢榛，前七子之一，在《四溟诗话》卷二里，谈论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大篇决流，短章敛芒，李杜得之。大篇约为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为大篇，敷演露骨。”
为什么当代一些作品，越写越长而越臭，越写越多而越糟呢？就是不甚了然“止其当止”的道理。“意尽”了。“思尽”了，就不必再“码字”下去。一碗米，加三碗水，煮出来为饭；一碗米，加五至六碗水，煮出来为粥；一碗米，加一百碗水，煮出来，除了增加排尿量以外，别无益处。
祖咏的止，值得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