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编写主要参考了俞兆鹏《朱熹的反腐倡廉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萧伯符、汪庆红《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章志远《略论包拯的惩贪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张全明《包拯的反贪理论与实践探微》（《华中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等。
为实现官僚队伍对天下众务的高效管理，中国古代对官吏采取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立法，建立起完善的责任制度，强制官吏尽职守责；二是通过规劝告诫，对官吏进行为官从政的思想道德教育。因此，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于潜移默化中感化官吏的官箴，成为中国古代治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形式。
鉴于历史的教训和宋代的反腐败实践，宋代统治者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反腐倡廉思想。
第一节对于腐败危害性的认识
在宋代社会中，政治腐败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官吏贪污受赃、行贿受贿，以致贪赃成风。仁宗时期，与太祖、太宗时相比，北宋王朝的政治腐败现象已成蔓延之势，官吏贪污之风已愈刮愈烈，其危害性也越来越大，且日益凸显。
对此，以包拯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较全面地看到了贪污腐败的各种病态。包拯认为：“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黩货暴政，十有六七”，特别是地方“州县长吏等，其间不才、贪猥之尤甚”《包拯集校注》卷三《请先用举到官》。。这表明，当时的官吏贪污已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从贪污的官吏看，既有大官，也有小吏；既有京朝显宦，也有地方大员；既有行政长官，也有监察要臣。受到包拯弹劾或惩治的贪官或有贪污行为的张尧佐、张方平、范宗杰、石待举、王逵、王涣、任弁、魏兼、张可久、张若谷等可为其代表。其贪污的表现也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如包拯的奏议中即列举有贪污自肥、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违法经商、勒索“羡余”、馈送“苞苴”、监守自盗官府财物、恃势强买他人房屋田产等形形色色的贪污行为。他们“旦方受署，夕已望迁，广纳苞苴，交结势要，市恩售进，惟恐不及，其财利丰耗，馈运欺隐，未尝校视，则建明利害，裁制出入，岂暇留心哉？”《包拯集校注》卷四《请令江淮发运使满任》。
包拯一生全力倡导廉政，自奉廉洁；反对腐败，惩治贪污。他认为，反腐倡廉就是要使廉吏得到鼓励和支持，贪夫感到恐惧和害怕，从而使廉风大兴，减少和杜绝贪污行为的发生。他曾多次上书，要求朝廷奖励“廉干中正之人”。同时，要求朝廷依法严惩贪赃枉法之徒，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他还在《请赃吏该恩未得叙用》一文中反复强调，贪官“既犯赃污，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复以官爵”；“以赃滥致罪者，乞不一例录用，所贵赃吏稍知警惧”。在《请重断张可久》一文中又再重申：“其诸色人等所犯，即依旧条施行，所贵贪猥之辈，稍知警惧”。因此，他甚至对颇有名望的三司使张方平因“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之事，也斥为贪赎“无廉耻”之为；而且要求朝廷严肃法纪，严厉惩治这种以权谋私的贪赃行为（《长编》卷一百八十九，嘉祐四年三月己亥条）。他的这些言行，表明了他力主劝廉惩贪之见。
对于贪污腐败的危害，包拯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大大小小的官吏唯利是图，唯赃是求，枉法徇私，给赵宋王朝带来了各种严重的危害。其具体包括：
首先，大量官吏的各种贪赃枉法之举，造成了广大百姓生活更加贫困，伤害了国家的根本，从而使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激化，继而直接威胁到赵宋王朝统治的稳定，在本质上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包拯集校注》卷四《请罢天下科率》），“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贪于宠利者，惟务聚敛，掊克于下，前后刻暴，竞以相胜，前者增几十万，以图厚赐，后者则又增几十万，以图优赏。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疮痏天下，于今未息”《包拯集校注》卷三《论赦恩不及下》。。
其次，贪官污吏的违法犯赃行为导致了宋王朝的财政亏空更加严重，使其财政危机有如火上浇油，严重地危害着宋王朝统治的物质基础及其基本职能与效率。本来，宋王朝的皇室之奢、兵众之费，冗官之禄、外患之忧与“赏赐”等早已使其入不敷出；而各级官吏贪污营私、或化公为私、或损公肥私，将国家大量的财税与实物收入归为己有，或侵占挪用、或行贿受贿等则进一步使其财政收支捉襟见肘。故包拯指出，贪官污吏“诛求于民，无纪极尔，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臣以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包拯集校注》卷三《论冗官财用等》。。
再次，贪污腐败导致了宋王朝法制废弛，如同虚设。官吏执法不公，有法不依，违法不纠，且自身肆意枉法犯赃，舞文弄法，甚至以贿额钱财代法，以致法制既滥且乱，弊端百出。包拯认为，当时幅员至广，官员至众，“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
最后，许多官吏的各种贪污受贿行为，还必然会引起整个吏治的败坏与腐败之风的蔓延。正如宋人所说：“夫贪吏临民，其损甚大，或则屈法，或则滥刑，或因公以逼私，或缘事以行虐，使民受弊甚于蠹焉。蠹盛则木空，吏贪则民弊。”《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九月庚子。在这种情况下，“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苏轼文集》卷八《进策别·课百官》。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朝野，由此可见一斑。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广大百姓如遇强“贼”，深受其害。
南宋中期，文官武将贪污之风盛行。除上述朝中擅权奸臣结党营私大肆贪贿之外，官府向民间搜括所得财物，不少也被各级官员、将帅所侵占。有关文臣武将贪污的事实，史不绝书。南宋中期，军费被武将侵盗的情况尤为严重。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在《戊申封事》中曾揭露说：“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
朱熹对奸臣窃权和官吏贪污的相互关系及其危害性有较深刻的认识。他曾多次向孝宗上书指出：“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今之监司，奸赃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这就是说，地方官的贤良与否本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利害，而当时的地方官大多是贪官污吏，是朝中当权派的关系户，是靠奉迎上司结党营私上台做官的。朱熹认为，如果不及时改变奸佞窃权结党营私的局面，“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因为它必将使“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辛丑延和奏札二》。，造成社会的动乱。
朱熹还斥责那些靠阿谀贿赂当官的佞臣，都是变乱纲纪和败坏风俗的奸险小人。因为他们“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啗则啗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至于那些通过掊剋士兵、贿赂皇帝近臣而升为将帅之人，朱熹认为都是些毫无智勇才略的庸夫走卒，由他们去率领军队只会削弱边防，“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朱熹认为，当官的目的是为百姓办点好事，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他指出，有些官迷“只爱官职”，表面上装作清廉的样子，实际上是私欲很强的人物。朱熹强调为官要公正，各尽其职。朱熹所谓的“公正”，是要杜绝亲友的私情求荐。朱熹曾对宁宗说：“凡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复较量，勿循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有不当者，缴驳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以上见《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朱熹这里所说的“公论”，是指“公议举人”，即从庶族士绅阶层中来“公议”人选，体现了任人唯贤的原则。他认为，从民间“公议”推荐出来的人，总比那些靠“交结权势”对之“献谀”而当官的人，要可靠得多。关于防止官吏贪污的主张，朱熹不仅见于言论，还贯穿在他为官施政的实践中。朱熹在当地官方时，每到一处，特别注意察访贪官污吏的劣迹，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弹纠和严惩。
朱熹积极反腐倡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当然，朱熹要使之长治久安的国家不过是南宋封建王朝，他要竭力维护的纪纲也仅仅是封建等级伦理制度，他的所谓“公心”只是出于对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关心。但是，在封建制度尚处在鼎盛时期的宋代，朱熹要求维护皇权和统一政令，反对奸佞窃权和结党营私，是有其进步性的。尤其是朱熹要求官员勤政廉政，一心为公，反对贪官污吏，关心人民疾苦，不仅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生产力的发展，即便在今天，也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强调以法治理
宋代统治者深谙以法致廉的道理。宋太祖以优遇士大夫而闻名，但他“尤严贪墨之罪”，“独于治赃吏最严”。他指出：“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夺小利，蠹耗下民，繇兹而作矣。”《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七十八《幕职官置俸户诏》。因此，“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宋大诏令集》卷二百《改窃盗赃记钱诏》。。他多次公开告诫臣僚：“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尤其要“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宋史》卷三《太祖纪三》。。宋太祖认为，治国安邦当以法律严格约束“无厌之求”者，并在诏令中把贪污受贿与严重危及封建统治的十恶重罪相提并论，规定当处死的会赦不原，该流放的逢恩不还。他雷厉风行，亲自抓了若干大案要案，并“用重法治之”。正如南宋史家李焘所说，其时“受赃弃市者多矣”。宋太祖下令处死的贪官，仅见于记载的就达二十余人。宋太宗继承了宋太祖的做法，他即位不久即下诏重申：“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宋史》卷四《太宗纪一》。宋真宗也提出：“列辟任人，治民为要，群臣授命，奉法居先。”《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一《政事·文臣七条》。
宋代一些臣僚亦对以法治理腐败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论断。
包拯十分强调法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是涉及国家至治或至乱的关键要素，并多次强调法律、诏令等是“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在他看来，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还在于“法存划一，国有常格”；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立法行法，是整顿吏治、遏制腐败的必要手段。只有国家有常法，且认真贯彻执行，才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结果。他规劝宋仁宗说：“伏望陛下临决大政，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包拯集校注》卷二《上殿札子》。
包拯曾上疏说：“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俱矣。”《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贪污不但要受到国法的制裁，而且要受到家法的惩处。如包拯曾制定了这样一条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包拯集编年校补》卷四《家训》。包拯的子孙，也都一直恪守家训，为官清廉，深受世人的称赞。包拯清醒地看到，必须依法严惩贪污，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他指出：“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朝廷法令行则易治。诚哉，治道之要，无大于此。”《包拯集校注》卷二《上殿札子》。法律是反贪治贪的重要武器，在制定和运用法律上，既要有惩贪、除贪的治标之策，又要有防贪、禁贪的治本之举，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
司马光说：“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若治国无法，“虽尧舜不能以致治也。”《司马光集》卷四十八《乞不贷故斗杀札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叶适说：“士人顾惜终身，畏法尚义，受财鬻狱必大减少。”《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四《吏胥》，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