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在列奥纳多的科学记事本中，只在一处记录了有关他的孩童时期的情况。在一段关于秃鹫的飞行的文字中，他突然中断了叙述，开始缅怀一段涌现在脑海里的早年记忆：
“好像我命中注定了始终要和秃鹫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记得当我还在摇篮里时，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并用它的尾巴撬开了我的嘴，还多次用它的尾巴拍打我的嘴唇。”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童年记忆；毫无疑问，这是非常离奇的一种。它之所以离奇，是因为这个记忆的内容及它所属的年龄。一个人能够保留他在哺乳期的记忆大概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记忆都不能被看作是确定无疑的。列奥纳多的这个记忆所声称的故事——即一只秃鹫用尾巴撬开小孩的嘴——听起来太不可能、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对这一回忆的另外一种看法，在我们看来，可以解决这两个难点，更值得我们介绍一下。按照这一说法，有秃鹫的这一幕并不是列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他的幻想，一个后来形成的、并且被转移到他的童年时期的幻想。
孩童时代的记忆往往源于这种方式。完全不同于成熟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在经历这些事件和以后的重复叙述时，这些孩童记忆不是一成不变的。二是在孩童时代结束以后，在年龄稍长后才逐渐回忆起来的。在回忆过程中，它们被不断地改变和歪曲，并被用在以后的发展趋势中。所以总体来说，不能非常清晰地把它们从幻想中区别开来。比较一下远古人类史的着述方式，或许能够最好地说明这些幻想的本质。只要民族弱小，她就不会想到记载自己的历史。人们耕田种地，为了生存同他们的邻国争斗，拼力去争夺土地和获得财富。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不是历史学家们的时代。接着，另一个时代来临，这是一个反省沉思的时代。人们过去想要富强，而现在觉得有必要知道他们的起源和他们的发展历程。历史着述——起初用于保留一份现状的持续纪录，现在也可以借以回顾过去——收集了许多传统和传说，解释风俗和习惯中保留的古代痕迹，并以这种方式创建了过去的历史。所以，这种早期的历史是（历史学者的）信仰和愿望的表述，而并非过去的真实画面，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许多事情已经在这个民族的记忆中被遗漏，而另外一些事情则被扭曲了，还有一些过去的遗迹，为了迎合现在的观念而被错误地解释了。而且，人们写史的动机不是出于公正的好奇心，而是希望借此来影响他们的同时代人，鼓励和激发他们，或者在他们面前竖立一面镜子。一个人对成熟期事件的有意识的记忆，在各个方面都可以与第一类的历史着述[有关时事的记述]相提并论；而他的孩童时代的记忆，就其起源和可靠性而言，应该和一个民族的最早期的历史是相似的，因为这些历史都是后来编写的和带有偏见的。
如果列奥纳多关于秃鹫落到他的摇篮上的故事仅仅是他长大后的一个幻想，那么一个人就会认为在它上面花大量时间是不值得的。列奥纳多倾向于认为他对鸟的飞行的关注是命运的预先安排。有人可能满足于以他的这一倾向为基础来解释这个幻想。然而，低估了这个故事，一个人就会对列奥纳多有失公允，就好像一个人随便地否定那些在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发现的传说、传统和解释一样。尽管存在着歪曲与误解，它们仍然代表着过去的现实。它们由一个民族的早期经历构成，并曾经受到非常强烈的今天仍然起作用的动机的支配。如果利用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影响力的知识，可以纠正这些歪曲的事实，那么就可以轻易地揭开传说材料背后的历史事实了。同理，这也适用于一个人的孩童记忆或幻想。一个人以为他所记得的童年往事并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他自己也不甚了解的残存记忆中隐匿着有关他的心理发展中的最重要特征的极其珍贵的证据。现在，在精神分析技术方面，我们拥有了优秀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发觉这些隐含的材料。我们可以冒昧地，通过分析他的孩童年时代的幻想，填补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在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所获得的确定性感到不满意，我们就要这样来安慰自己：如此众多的关于这位伟大而又高深莫测的人的其他研究的命运都没有比这更好。
如果我们以精神分析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时间久了，它看起来并不那么离奇。我们好像能够回想起在许多地方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事情，比如在睡梦中；所以，我们可以冒昧地把幻想从它自有的特殊语言翻译成大家都能理解的文字。而人们都把这个翻译看作所指的是性欲的内容。一只尾巴，“Coda”，是男性性器官的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和它的代名词，在意大利语和其它语言中都是如此。这个幻想中的情形——秃鹫用尾巴撬开孩子的嘴巴，并在里面用力地四处拍打 ——与含阳，即把阴茎放进性爱对象的嘴里的性行为，是相似的。这个幻想在特征上如此完全地被动，这点是很奇怪的；而且，它非常像在女人或被动的同性恋者（指在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人的那个）的身上发现的某些梦和幻想。
我希望读者能克制自己，不要让一时的气愤而妨碍他继续关注这一精神分析，因为第一次将精神分析应用到一位伟大而又纯洁的人的记忆上，结果将是对他记忆的无法原谅的诽谤中伤。很清楚，这种气愤永远都不能够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意义；与此同时，列奥纳多用最明白无误的方式承认了这个幻想。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预期，或者，听起来更恰当些，我们的偏见——即这种幻想必定有某种特定的含义，正如任何其它的心理创造活动：一场梦、一个幻像或者一句谵妄。因此，让我们暂时先公正地了解一下分析工作吧，实际上它还没有最后发言呢。
在高雅社会里，把男人的性器官放进嘴里并吮吸它的爱好被认为是令人作呕的性变态。然而在今天的妇女中间，这种事却频频发生——在古代也是如此，就像古代雕像所表现的那样——对于处在爱欲中的人而言，这一爱好好像完全失去了令人反感的特征。医生们发现，甚至那些读过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或者从其他信息渠道中也没有意识到以口淫的方式有可能获得性满足的妇女身上，也发现了因这种爱好而产生的幻想。看起来女性可以毫不费力地自发地产生这种意愿的幻想。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的情形之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最纯洁的状态。它仅仅是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我们都曾经感受到愉悦的一种情形——当我们还处在哺乳期时，把妈妈的（或者奶妈的）乳头含在嘴里并且吮吸它。这一经历的感官刺激，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快乐源泉——在我们的心中毫无疑问地印上了无法抹掉的痕迹。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孩子熟悉了奶牛的乳房，它与人的乳房的功能并无二致，但它的形状与它在腹部下的位置使它像一根阴茎。孩童实现了他的性意识的初级阶段。这使他产生了令人厌恶的性幻想。
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列奥纳多认为他想象的那段与秃鹫的经历发生在他的哺乳期了。这个幻想暗含的内容只不过是对在母亲怀中哺乳——或者被哺乳——的回忆。像许多艺术家一样，以圣母和她的孩子为幌子，他试图用画笔把哺乳——人类美丽的一幕——描绘下来。实际上，还有我们没有理解、而又不能忽视的一点：这种回忆——对两性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被列奥纳多这个男人转化成了一个被动的同性恋的幻想。我们暂时把同性恋和在母亲怀中哺乳的联系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回想一下，事实上传统的观点的确把列奥纳多看作是一个具有同性恋情感的人。在这种联系中，那些对年轻的列奥纳多的指责是否公正和我们的目的是互不相干的。我们判定某个人是否是一个同性恋者（invert）的依据并不是他的所作所为，而是他的情绪姿态。
下面，我们感兴趣的是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另外一个令人费解的特征。我们这样解读这个幻想：这是她的母亲进行哺乳的一个幻想，而我们发现秃鹫代替了他的母亲。这只秃鹫从哪里来呢？它又如何碰巧在现在的地方被发现呢？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来自远方的想法涌上心头。把它弃置一旁，真是太引诱人了。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用秃鹫的画像来表示母亲。埃及人还崇拜一位母神。她被描绘成有一个秃鹫头、或者几个头，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秃鹫头。这位女神的名字读作姆特（Mut）。我们的单词Mutter （“母亲”）和它的读音相似，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那么，秃鹫与母亲之间具有某种真正的联系——但是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知道第一个成功地读懂象形文字的人是弗朗索瓦·商博良（Francois Champollion）（1790 — 1832），我们有什么权利指望列奥纳多了解这种联系呢？
古埃及人选择秃鹫作为母亲的象征，探究这一点的来历将是非常有趣的。现在，甚至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埃及人的宗教和文明都是科学的好奇心之对象：早在我们能够读懂埃及的历史遗迹以前，从尚存的经典古代文字记载中，我们就已经掌握了关于他们的某些信息。这些记载的某些作者非常有名，比如斯特拉波（Strabo）、普卢塔克（Plutarch）和安密阿那斯·马塞林纳斯（Ammianus Marcellinus）；而其它着作的作家都是无名小辈，而且资料出处和写作日期都不明确，就像贺拉波洛·尼洛斯的《象形文字》和那本流传至今的、以赫米斯·特里斯麦奇多士，一位神的名义的关于东方僧侣智慧的书。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获知秃鹫之所以被当成母亲的象征，是因为那时人们相信只有雌秃鹫存在；人们认为这一物种没有雄性。在古代自然史中，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单性的物种还有：圣甲虫——埃及人奉之为神灵——据信只有雄圣甲虫存在。
如果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那么，人们猜想，它们是怎么受孕的呢？贺拉波洛在一篇文章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些鸟会在飞行中停留，敞开它们的生殖器，风使它们受精。
现在，我们非常意外地到了一种境地。仅仅在不久前我们还认为荒谬并拒绝接受的东西，现在变得很有可能了。列奥纳多对一则有关埃及人用秃鹫来代表母亲的科学寓言非常熟悉，这一点是非常有可能的。他阅读广泛，他的兴趣涵盖了文学和学识的所有分支。在《大西洋古抄本》中，我们找到了一本他在某个特定日期所拥有的全部图书的目录，还有数不清的阅读笔记（都是有关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图书的）。如果我们可以依据里克特[1883]摘录的笔记来判断，列奥纳多博览群书。除了同时代的书外，自然史的早期着作在其中很具代表性；所有这些图书当时都已出版。实际上，在意大利，米兰是新印刷艺术的最主要城市。
在进一步的探讨中，我们偶然发现了一条信息。这个发现使得列奥纳多知道秃鹫寓言的可能变得确定无疑。贺拉波洛的博学的编辑和评论家，针对上面的引文（利曼斯，1835，172），做了如下的注解：“但是，为了反驳那些否认圣灵感孕的人，教会的神父们急切地接受了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作为从自然秩序中获得的一个证据。因此，在他们之中几乎都提到了这个话题。”
所以，秃鹫的单性的寓言和他们的受孕模式绝非琐碎次要的趣闻轶事。它不同于那个和它相类似的圣甲虫的传说；教会的神父们紧紧抓住这个证据，这样他们就有了来自自然史的证据来随时对证那些怀疑宗教史的人。如果在关于古代的最好记载里有秃鹫受孕于风的描述，那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不能在一个人类女子身上发生一次呢？既然秃鹫的寓言可能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所有的”教会神父们都经常讲述它。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通过这个如此广受关注的寓言，列奥纳多也获知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推想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经碰巧在一位神父那里或者在一本自然史的书里读到了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叙述，并且可以不依靠雄性秃鹫的任何进行繁殖。读到这里时，一个记忆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个记忆转化成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幻想。然而，这个幻想意味着他也曾经是这样的一只小秃鹫——他曾有过母亲，但没有父亲。这个记忆，以唯一的、可以表达这么重要的年龄的印象之方式，和他在母亲怀中哺乳时的快乐联系在了一起。教会的神父们所作的关于圣母及其孩子的暗喻——每个艺术家都珍爱的一个观点——在帮助幻想显得对他非常有价值和重要方面，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把自己看成和小基督一样，并不只是这一个女人的安慰者和拯救者。
在剖析一个童年幻想时，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其中的那些真实记忆和后来修改、歪曲它的那些动机区分开来。在列奥纳多的案例中，我们现在相信我们了解了这个幻想的真正内容：秃鹫替代了他的母亲，表明这个孩子意识到自己缺少父亲，只有他和母亲为伴。列奥纳多是私生子的事实正好符合他的秃鹫幻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把自己比作一个小秃鹫。但是，我们掌握的关于他的童年时代的下一个可靠情况是，大约到5岁时，他被接到了父亲的家里。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他出生后的几个月呢，还是在地籍簿（第81页）拟定前的几周呢？关于秃鹫的幻想，在这里是这样解释的：它似乎想告诉我们，在一生中关键的头几年里，列奥纳多不是在他的父亲和继母身边，而是和贫穷的、被抛弃的亲生母亲共同生活。因此，他有时间感受到父亲的不在。这似乎是我们从精神分析工作中得出的一个不够充分的、而有些大胆的结论，但是它的意义会随着我们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而增加。考虑到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这个结论的确定性又得到了加强。资料告诉我们，在列奥纳多出生的那年，他的父亲瑟·皮埃罗·达·芬奇与出身豪门的唐娜·艾碧拉小姐结婚。他们婚后一直没有生育，所以他就被父亲的（更确切些，是他祖父的）家庭收养了——一件在他5岁时发生的事情，现存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让一个结婚不久的、仍然盼望着生养自己的孩子的新娘在婚后不久就来抚养一个私生子，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一定是在失望中度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才决定收养这个私生子——他很可能长成一个有魅力的小伙子——作为对他们没有所希望生养的合法孩子的补偿。如果列奥纳多与独居的母亲一起生活了至少3年、或许5年，然后才变成有了父母双亲，那么这种情形就与秃鹫幻想的解释完全吻合起来了。到那时，已经太迟了。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里，某些印象已经定型，并且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已确立了。以后的经历永远都无法剥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人的难以理解的孩童记忆和以此为基础的幻想，都同样地加强了他的精神发展中的最重要成分。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秃鹫幻想证实的事实——即列奥纳多的最初几年是和他的生母共同生活的这一事实——将会在塑造他的内心生活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事态的一种必然结果是，这个孩子——在他的早年生活中，比其他孩子多面对一个问题——开始特别紧张地思考这个困扰他的问题。这样，在他还年幼时，他已经是一个研究者了。婴儿的来源、父亲与婴儿的起源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一直使他苦恼不已。这是一个模糊的猜测：他的研究和他的童年历史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这促使他在后来声称，他还躺在摇篮里时，秃鹫就拜访过他，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注定要调查研究鸟的飞翔问题。在下文里，要说明他对鸟飞行的好奇心如何起源于他童年时的性研究，就不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