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不恰当地增删原作品名的信息。为了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有时可采取加译或减译的方法。加译是指为了完整地表达原文的意思，保证译文句法、词法结构的完整，补出原文中隐含的语义、省略成分或言外之意等。减译是指在不失原义的条件下，减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成分，使译文更简练。这样处理不但不违背“忠实”的翻译原则，而且能使译文真正忠实于原文，使读者能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本意。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译者可随意添加、篡改、遗漏或删减原文的信息。加译不能改变原文信息内容的质和量，减译不能有损原文的语义。如阿川弘之的『山本五十六』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记述了山本五十六的一生，包括他的生活经历、军事思想、治军风格和指挥艺术等。该作品名是表示人的专有名词，这种情况多可直接照搬过来。这部作品目前有三个中译本，只有一个译本按照原作品名翻译为《山本五十六》（解放军出版社，1987），译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山本五十六是一个推行扩张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军事家，希望读者能辩证地看待这个人物。另两个译本分别是《荒海之鹫——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海军出版社，1989）和《偷袭珍珠港——山本五十六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这两个译名都增添了解释性的说明，表示出译者对山本五十六的评价和态度。事实上，山本五十六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急先锋，是日本帝国海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世界上都有很大影响。因此，译名中对山本五十六的修饰说明不免显得多余。而由于该作品的中心并不是叙述山本五十六策划的偷袭珍珠港事件，因此第三个译名增加的信息不仅多余，且与作品内容不吻合。与此相反，也存在随意删减原作品名信息的情况。如曾野绫子的『諦めない女』译为《女人》（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删减了原作名中「諦めない」（不死心的）这个重要的修饰语。宫泽贤治的『セロ弾きのゴーシュ』译为《大提琴手》（译林出版社，1994），删减了里面包含的作品主人公「ゴーシュ」（戈修）这个重要信息。这些被删减的信息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应根据原作品名如实翻译过来。总之，翻译时不能因一些词汇不好翻译或因中日文化差异造成的“词汇空缺”而回避困难，把该信息省略掉。
此外，也少量存在由于对日语词汇理解有误导致的译名不准确。如将三浦绫子的『青い棘』译为《青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后改译为《绿色荆棘》（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就忠实于原文了。谷崎润一郎的『蓼喰ふ虫』的正确译名应该是《各有所好》，却有人望文生义将其译为《吃蓼的虫子》。
四、译名比较混乱
日本的文学作品一旦翻译成汉语出版发行，便在中国的翻译文学中有了自己的“身份和户口”，并随之得到读者的认同。同一部作品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译名，便容易造成混乱，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对于已有中译本的日本文学作品、尤其是名家名著，如果这些作品的译名基本上能表达原作品名的信息，译者在重译时最好依据约定俗称的原则不轻易变换译名。如果确实要改动，一定要持慎重的态度，确保新的译名比原来的译名能更准确地表达原作品名的信息。比如，关于夏目漱石的『吾輩は猫である』的译名有几篇探讨性的文章。 该作品名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輩」带有妄自尊大的语气，使用的句式「～は～である」是一种郑重的书面语表达方式，书名体现了作品的叙事者——养在知识分子家中的一只猫既自傲又文绉绉的性格特点。但是，现代汉语里没有与「我輩」完全对等的词汇，一般的陈述句也没有书面语和口语的明确区分，译名很难把原名的意蕴完全表达出来。在此情况下，几位译者都把该作品翻译为《我是猫》，做到译名与原名的信息基本对等。罗明辉（2002）也指出，在没有更合适的书名之前，还是使用《我是猫》这个约定俗称的译名较好。
就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同一部作品有多个译名的情况大量存在。其中，有一些译名较之前的译名有所改良，更能体现原作的内涵和神韵。如芥川龙之介的『地獄変』原来直译为《地狱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让读者不明所以，后改译为《地狱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变得通俗易懂了。村上春树的『風の歌を聴け』原译为《好风长吟》（漓江出版社，1992），后改译为《且听风吟》（漓江出版社，1999），更加符合原义，也更具文学色彩。但是，有很多重译之作的译名跟早期的译名相比并无明显改善。有些译名差别不大，只有个别文字的变化。如渡边淳一的『ひとひらの雪』译为《一片雪》（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和《雪花》（珠海出版社，2002），『分かれぬ理由』译为《不分手的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和《为何不分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有的译名虽然文字上差别较大，但读者能联想到其所指内容是一致的。如井上靖的『蒼き狼』先后被译为《苍狼》（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一代天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和《成吉思汗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有的译名则差别甚大，很难让人想到是同一部作品。如村上春树的『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译为《奇鸟行状录》（译林出版社，1997）和《发条鸟年代记》（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渡边淳一的『愛のごとく』译为《色之酷》（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爱如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和《最后的爱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かりそめ』译为《萍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和《瞬间美人》（珠海出版社，2002）。
造成上述译名的混乱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同时期不同的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翻译，或同一个译者随时间的变化对自己之前的译名进行了修订。如芥川龙之介的『藪の中』先后被译为《莽丛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和《竹林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夏目漱石的『それから』先后被译为《从此以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和《后来的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二是同一时期不同的译者各自翻译，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森村诚一的『悪魔の飽食』在我国的翻译比较具有代表性，兼有以上两种情况。该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被译为《恶魔的饱食》（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食人魔窟——日本关东军细菌战部队的恐怖内幕》（群众出版社，1982）、《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部队恐怖的真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恶魔的暴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恶魔的盛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之后又出现了几个译本，分别是《魔鬼的盛宴——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纪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解密》（学苑出版社，2003）和《魔窟——日本细菌部队的可怕真相》（群众出版社，2004）。该作品的中译本多达八个，每个译名都不尽相同。
造成这种译名混乱的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译者的翻译理念、对汉日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以及出版社吸引读者的策略等。其中，对外来语的处理渐渐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日本文学作品名中的外来语日益增多，对这些外来语可利用工具书进行回溯还原翻译。如林真理子的『ミスキャスト』（《错位》）、吉本芭娜娜的『ムーンライト?シャドウ』（《月影》）、渡边淳一的『マイセンチメンタルジャーニイ』（《我的伤感的人生旅程》）、村上春树的『世界の終りとハードボイルドワンダーランド』（《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等。但是，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因对外来语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不同而导致的不同译名。如渡边淳一的『メトレス 愛人』，书名中的「メトレス」源自法语，和「愛人」是同义词，是情人的意思。但是，两者又有语义上的差别。「愛人」大多在经济上、精神上依靠男人，给人以娇弱的印象。「メトレス」的本意则是女主人、女强人、女教师，由此派生出情人等意思，指那些经济独立、不依靠男性、有自己的事业并与男性有恋情关系的女性。祝子平采用音译的方式将该作品译为《曼特莱斯情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竺家荣则采用意译的方式将其译为《独立的情人》（珠海出版社，2002）。再如，村上春树的『スプートニクの恋人』描写了一个沉迷于写作的女青年堇，陪同一位她爱恋的、比她年长17岁的已婚女子去欧洲旅游，最后在希腊一个小岛神秘失踪。堇把她爱恋的对象称为“斯普特尼克恋人”。斯普特尼克是苏联1957年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意为“旅伴”、“伴随者”。该书的译者也分别采取音译和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人造卫星情人》（漓江出版社，2001）和《斯普特尼克恋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村上春树的『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原作品名中的单词虽然很简单，却也有多个译名，如《舞吧，舞吧，舞吧》（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青春的舞步》（译林出版社，1991）、《跳！跳！跳！》（漓江出版社，1991）、《舞！舞！舞！》（漓江出版社，1999）。此外，有些作品使用了用片假名表示的词语，但并非外来语。如黑柳彻子的『窓際のトットちゃん』，书名中的「トットちゃん」是作品的主人公。因该作品是半自传式的，所以也可把主人公看作是童年时代的作者。译者对「トットちゃん」大多采取了音译的方法，但中文译名也各不相同。中译本有《窗旁的小桃桃》（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窗旁的小豆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窗边的小豆豆》（南海出版公司，2003）和《窗边的小姑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只有《窗边的阿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将「トットちゃん」译成了作者的小名阿彻。
五、结语
关于翻译的策略，有直译与意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等。在翻译实践中，我们要结合原作的内容、书名的文化内涵等进行全面的考虑，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品名的信息。多数情况下可按照原作品名的字句结构翻译，有时则可不拘泥于原作品名的结构和词语的直接意义，根据其主旨进行翻译。也可根据作品的内容，脱离原题进行翻译，选择符合汉语习惯的说法。如樋口一叶的『たけくらべ』描写了两个少男少女之间朦朦胧胧、若有若无的初恋。作品名的意思是比身高，这是一种典型的儿童行为，将其译为《青梅竹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非常妥帖，中国读者也易于理解。但是，这种改译必须建立在吃透原作内容和精髓的基础之上，做到貌离而神合、形异而神似，否则便可能成为胡译、乱译。总之，日本文学作品名虽字数不多，要译好却非易事。本文就此问题谈了些粗浅的不成熟的看法，期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把该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使今后的日本文学作品翻译出更多精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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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明辉．“吾輩は猫である”的汉译处理：兼谈书名的翻译问题[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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