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是一个有着超常能量、精力和毅力的人。他的一生可以说体现了欧洲宗教改革的整个历史。他既是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又是传道士和政治家。他所生活的时代发生的所有重大的事件都可以在他身上反映出来。他是第一个翻译新约的人，接着他又翻译了旧约。他疯狂地向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力量弱小的新闻界投稿，寄送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论文及专题评论，目的就是为了捍卫公民询问和检查的自由——他认为，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利。但是，他的旺盛的精力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努力工作已经成为他一生的习惯。当他仍然是一名修道士时，他曾经在威藤伯格这样说自己：“我需要有两个秘书来帮我处理来往信件；我既是教区牧师和利滋考地区的公共池塘的管理员，又是托尔干的抗辩人和估税员，同时还是圣保罗学校的学员和圣歌收藏家，除了所有这些身份之外，我还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抗辩者和所有魔鬼的敌人。”工作、精力和决断是他一生中的惯常条件。当他看见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职责之路时，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使他回头。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会奋不顾身地走进蠕虫堆里，即便那里有很多魔鬼，如同瓦片盖在屋顶上一样紧紧地攀附在那里。
35岁以前，马丁·路德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是，35岁以后，他成为德国最多产和最受欢迎的作者。他的第一部出版物被极富个性地命名为——《决心》，堪称一个生活长期遭遇苦难的危险人物充满活力的，有着坚强意志力的表白。借助于他个性的活力，以及他强烈使命感的火样激情，他将一切都置于眼前。他的语言呼应各种声音和基调——有时，他的语言简短、精练、锋利如钢铁，有时，他的语言又如同一条强大的语词之流——滔滔不绝。同时，他继续他的欢快、健康的幽默，给他的妻子和家庭带来了无尽的乐趣，使他们的心灵因为音乐而欢呼雀跃；他常常演奏吉他和笛子，因此，他说：“音乐，那是先知的艺术；它是除了神学以外，唯一一种能够抚慰心灵的焦躁并且驱走人的罪恶念头的艺术。”但是，这些都还不是全部；他还把一些业余的时间用在钟表制作上。他可以一刻不闲地忙着。“当我被重大的苦难包围的时候，我宁愿冲进我的猪群里，也不愿意独自一个人待着。”他强烈的工作欲的确是非同寻常的。3年时间里，他写作并发表了446部作品。其中许多作品里都展示了他自己亲自设计的木雕作品；同时，他和欧洲当时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保持着联系。路德深深地给他的种族和国家贴上了他思想的印记。他致力于民众教育事业；德国能够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先知先觉的思想和个人超凡的影响力。
和马丁·路德一样，加尔文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正如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中的雄辩家和小宣传册子的作者一样，加尔文除了担任牧师之外，也是一个辩论的高手。他在青年时接受了严格而漫长的精神训练，并对学校所开设的功课门门精通。在年仅25岁时，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学院》——这部作品对和他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发表这部作品之后，他更加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每天都要给信徒布道，一周要挤三天时间给学生教授神学，同时和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联系，并和各地的神学家们进行各种观点的论战，除了所有这些例行工作之外，他还把自己剩余不多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文学创作上。他从日内瓦游历到德国和法国，每天坚持努力，没有任何松懈。在斯特拉斯堡时他曾经这样写信给朋友：“我从来不记得有哪一天我是不被各种各样的事务所缠身的。现在，有一位信使正在等待我把书稿的第一部分交给他，因此我不得不校订大约20页的内容；除了这件事之外，我还得去演讲，去布道，还要写四封信，处理一些争端，以及给十多个上诉人做出答复。”很多时候，他抱怨自己的工作时常被打断，并渴望着“漫长黑夜的到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有一些自由”——尽管这种自由并不是用来玩乐，而是用来做一些额外工作的。他每天都不分昼夜地工作，“不拘任何时间，在所有的时候都是如此”，即便是在遭受多种疾病的折磨时，也不例外。他之所以能够活到55岁，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极度节欲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态度。在他临终前病魔缠身的那段日子，他呼吸困难，但仍然坚持把《摩斯的和谐》从拉丁文翻译成了法文，并校订了对《起源》的翻译，同时还写了《对约书亚书的注释》这部作品。在做所有这些事的同时，他还挣扎着处理各地教堂的事务，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它们的诉求给予口头回答或者书面答复。他的朋友们纷纷劝说和恳求他要多多休息，但是他每次都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他们应该允许他去做上帝给他安排的工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
约翰·诺克斯同样也是一个有着不可战胜意志力的工作狂。他总是在不停地工作——教学、传道、劝诫，或者是组织集会；有的时候，这些工作是在躲避迫害者的搜索时做的，也有的时候，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些工作，勇敢地面对所有可能的危险。曾经有两年的时间，他在法国的一艘军舰上服苦役，在那里他和被迫害的胡格诺教徒以及其他罪犯一起，身上拖着沉重的镣铐，在鞭子的抽打下吃力地划着船。他最终获得了自由，尽管他的健康状况由于所受到的残酷折磨而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力却一点都没有被削弱。他怀着大无畏的精神奔波于各个地区，努力想要唤醒人们沉睡的良知和智慧之火。尽管当局宣称他是一名歹徒和叛乱者，但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因为他为大家所做的一切，他所到之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自发地在他身边形成一个保护网。他旺盛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他杰出的才能和不懈的勇气，还有他极度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热忱，使得他终于取得了胜利的结局。尽管他活到了67岁，相对来说可以称之为高寿了，但是他的传记作者仍然说：“岁月的流逝在他身上刻下的痕迹并不如由于工作所带来的身体上的极度劳累和心灵上的过度焦虑给他的损害多，他的去世更多的是因为后者。”他被安葬在爱丁堡的圣伊莱斯大教堂后面，莫顿勋爵当时看着他的灵柩说：“这里躺着一个永远不惧怕别人脸色的人。”约翰·诺克斯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约翰·威尔士（已故的卡莱尔夫人和珍妮·威尔士都是他的后人）；约翰·威尔士是长老会的牧师，由于反对主教制度，被放逐到外地。当得知自己的丈夫健康状况不佳，并希望回到苏格兰时，伊丽莎白找到了一个机会求见国王詹姆士，后者问她是谁的女儿。她回答说：“我的父亲就是约翰·诺克斯。”——“喔，诺克斯和威尔士”，国王说：“魔鬼从来没有配过这么好的一对。”“或许吧，”威尔士夫人回答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征求他是否愿意自愿离开。”她接着恳求国王允许她的丈夫重新回到苏格兰，国王回答说：“如果他服从主教的话，你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听到这个回答后，威尔士夫人抖出她的围裙说：“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宁愿把他的头放在这儿。”
约翰·韦斯利是首位建立卫斯理公会派和卫理公会派之间联系的人，他的刻苦精神和前面几个人相比毫不逊色。他是一个才智普通的人，但也是一个热心公益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在这些的推动下他所取得的成就堪称普通人的典范。约翰·韦斯利是一个勇于自我牺牲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工作狂。他没有一分钟时间是空闲的。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他每天早上都是在4时准时起床，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50年，只要有一位听众，他都会在早上5时进行布道。每年他都要旅行6000～8000千米——在旅行的过程中进行教学、传教和组织集会。在工作间隙，他挤出时间进行广泛的阅读，并写下了大量东西——他同时是他自己作品的印刷者和书商。然而，他并没有过分信赖书本，与之相比，他认为工作的热情更为重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一个门徒的教导中推断出来，他是这样说的：“你要警惕不被书本所淹没！一盎司（28克）爱的力量足以比得上一磅（453克）知识的力量。”他的组织才能和对行政事务的管理能力是非常卓越的，他一生中所创立的那些蓬勃发展的社团就足以证明这一切，在他去世之后，这些社团的发展势头仍是异常迅猛！
约翰·韦斯利有着准确的洞察力、坚定的意志力和清晰的思维能力。但是，和他的吃苦耐劳相比，所有的这些品质加起来所起的作用仍然显得微不足道，正是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激励着所有受到他的影响并以他为榜样的人。在86岁高龄的时候，他每天仍然要布道两次，有的时候是三次。在87岁那年，他这样写道：“感谢上帝的保佑！我没有松懈我的工作；我仍然可以布道和写作。”88岁时，他仍然坚持布道——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去世了。他把自己的长寿和勤奋归功于他的性格；从年轻时开始，他就一直属于那种对自己的欲望最有节制的人之一。但是他拥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对脑力劳动者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就是有能力随时入睡，应该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他自己承认从孩提时代开始，他就没有因为失眠而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
如果单从数量上计算——在这里不考虑质量问题的话——那么，有些人所做的工作量的确是极其庞大的。理查德·巴克斯特一生中写了145部风格独特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仅仅只是我所有五花八门工作中的一小部分。”笛福也在不停息地撰写着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和文字作品。查尔莫斯开列了一个包括174部作品的书单；尽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们了，并且其中的一部分只是一些小册子，但是那厚厚的九卷四开本《评论》却的的确确是出自笛福亲笔。当然，正如其他多产的作家所遭遇的命运一样，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人们遗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作品来说，它们在被创作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亡了。只有少数作品——或许这些作品在它们被发表的时候受到的评价也并不高——但至少它们可以流传到子孙后代手中。例如，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就被从一个书商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书商的手中，没有人愿意出版它。然而，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本书却比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受欢迎，它使得笛福最终为世人所知。
即便是在他们的时代里，一些多产作家的作品也是默默无闻的。有一次，一位绅士漫不经心地对《大不列颠政治纵览》的作者坎贝尔博士提到他希望能获得他的一套作品，结果，第二天早上他惊奇地发现一大车坎贝尔博士的作品放在他的门前，而所有这些书的价钱居然只是小小的70英镑！斯韦登伯格的父亲斯理德伯格主教一天到晚几乎是从不停息地使用印刷机。他说：“我认为10辆大车都没法把我所写的和自费印刷的作品拉走。”他的儿子伊曼努尔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一生中出版了超过60部作品，其中的一些印刷和装潢相当考究。
阿贝·布勒佛斯特写了一百七十多部作品，但事实上，流传至今的只有《马龙·勒斯科特》这一本了。德国皮鞋匠和作家汉斯·沙西的确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除了制作和修补皮鞋之外，他创作并出版了大约两百多部喜剧、悲剧、滑稽剧，此外还有七百多个寓言、以诗篇形式表现的讽刺故事以及圣诗等等。德国上世纪的编辑莫泽尔在死后留下了480部作品，其中有17部还未校订好。另一个德国人克伦茨独自一个人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到1796年他去世的那一年为止，已经积累了厚厚的8大开72卷。
布丰作品的质量已经得到当代人普遍一致的肯定。这些作品都是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总共有4大开36卷；然而，在他活着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书桌上耗费了50年。”为了进一步修改和润色《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来进行学习和研究。爱丁堡的罗伯逊博士是又一个勤奋的工作者——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上乘。《苏格兰历史》和《查尔斯五世的统治史》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他最好的历史作品。约翰·辛克莱也是一个工作狂。当他还在上大学时，他就对自己的时间做了这样的安排：睡觉，7小时；穿衣洗漱，半小时；用餐和休息，两个半小时；运动，两个小时；学习，12小时——这样就构成了24小时。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81岁那年，他的头脑仍然清晰如初。在他的一生中，除了针对各种主题出版了风格独特的367本小册子之外，他还出版了10部18卷的专著，并监督出版了另外4部作品，总计106卷。
和约翰·辛克莱相比，已故的里特列先生的学习习惯稍微有些不同。里特列先生最初是一名医生，然后成了一位政治评论家，最后成为一位语言学家。在62岁那年，他开始着手一项伟大的工程，即编著《法语词典》——正是这部词典使得他为世人所知。他几乎是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去做这项早先聚集了法兰西文学院所有成员的知识和能力仍然没有完成的事业。里特列先生的工作并不只是编著一本法语词典，而是详细注明每个单词的历史，包括它的术语、意义、发音、词语起源、定义以及同义词等，此外还在旁边附上那些从最优秀作家作品中挑选出的例子，以此说明它的具体运用和风格。或许世界上还未曾有这样巨大的工程由一个人单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他只用了短短14年。他是从1863年62岁那年开始的，到1878年时，他完成了原始的4卷——大约有3 000页，每页包括三个专栏。但是，要完成全部工作的话，还需要作另外一卷，即补遗卷——里面包括了四百多页增加的信息。
里特列先生自己描述了他在编著这本词典时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利用时间的。他每天早上8时起床，当佣人替他收拾房间的时候，他就拿着一些资料到楼下去看。9时整，他会准时上楼修改校样，直到早餐时间为止。下午1时到3时，他的时间花在《学术杂志》上，从3时直到6时，则用来编著字典。晚上6时，他会下楼用餐，大约持续1小时。尽管医生警告他一个人不应该在用完餐之后立即开始工作，里特列先生却经常违反这个规定，并且不觉得有任何坏处。从晚上7时一直到次日凌晨3时，他都聚精会神地编著词典。和约翰·韦斯利一样，他的睡眠状况非常好，从未受到失眠的困扰。第二天早上8时，他准时起床，和惯常一样开始一天的工作。一直到80岁时，他才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