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已经十分昏暗，这时，他被一阵可怕的叫喊声惊醒了。天哪，这是一阵什么叫喊声啊！一阵阵那么不自然的声音，那样的哀号、狂叫、咬牙切齿声，眼泪、殴打和谩骂，他还没有听见过，也没看见过。他也想象不出这样的残暴和这样的狂乱。现在，他忽然听到女房东的声音，不觉猛吃一惊。她痛苦、尖叫、边哭边数落，匆忙地、急促地、不连贯地，所以弄不清楚她在哀求什么——当然在哀求别再揍她，因为她在楼梯上遭到了毒打。由于愤怒和发狂，揍她的人变得那么怕人，听起来只是一片嘶哑声，但这个揍她的人也还在说什么，也说得很快，含混不清，急不可耐，上气不接下气。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像一片树叶般地哆嗦起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浑身软弱无力，倒在沙发上，但已经不能合眼了；他躺了约摸半个钟头，心里痛苦非凡，并且吓得要命，真受不了呀，这么大的惊吓他从来没有经受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130~131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这是一段女房东遭到暴打的逼真描写，但实质上却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烧中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从常人走向罪恶的杀人之后的灵魂惊颤，是他在杀掉女房东后灵魂颤抖的自语和坦白。而终于第一次因故到了警察局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则在颤抖中开始了辩驳和抗争：
……从远古的时代起，到后来的莱喀古士、梭伦、穆罕默德和拿破仑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制定了新的法律，从而破坏了被社会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从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当然，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有时十分天真的人们为维护古代的法律而英勇地流血）能对他们有利。甚至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这些恩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至于我把人分成平凡和不平凡的两类，我承认这样划分有些武断，但是我也并不坚持数字上的不可变更。我只是相信我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也就是，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是说，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表新见解的人……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并乐意听命于人……第二类人呢，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或者想要去破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302~303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然而，在索尼雅面前，在爱的面前，拉斯柯尔尼科夫为罪恶辩驳的灵魂又因爱而发生了变化：
杀了人后，我不会成为谁的恩人，或者一辈子像蜘蛛一样，把一切东西都捉到网里，从它们身上吮吸活命的血，在那个时刻，我应当毫不在乎的！索尼雅，我杀人的时候，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而是别的东西……这一切，我现在都知道了……你要了解我：如果我那样思考问题，我决不会再杀人。我必须弄清促使我出此下策的另一个问题：当时我要知道，要快些知道，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还是不能越过！我敢于俯身去拾取权力呢，还是不敢？我只是发抖的畜生呢，还是我有权力……
……
可是我是怎样杀的呢？难道人家是这样杀人吗？难道人家像我当时那样去杀人吗？……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不是老太婆！我就这样一下毁了我自己，永远毁了！……是魔鬼杀死这个老太婆的，不是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487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爱是伟大的。当宗教和爱成为一体时，就是罪恶的灵魂也会发出耀眼温暖的光芒。法律可以不追究一个人的罪恶，但活着的灵魂不会对这些不管不顾。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切，皆源于他是罪人，是个杀人犯，又有一颗活着的灵魂。灵魂是罪恶的敌人，又是罪恶的同党。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灵魂是罪恶的敌人还是朋友的挣扎和抗争，它让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刻一分一秒也没有安宁过，直到那颤抖的、活着的灵魂战胜了他罪恶的内心，成为罪恶的胜利者：
他（拉斯柯尔尼科夫）贪婪地向左右观看，神情紧张地细瞧着每个东西，但他的注意力怎样也集中不到一个东西上；一切东西都悄悄地溜过了。“再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月，我将会坐在囚车里驶过这座桥，被押解到什么地方去，那时我会怎样看这条河呢？最好记住它。”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是一块招牌，那时我会怎样念这些字母呢？”……
……他忽然想起了索尼雅的话：“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磕头，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们也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的人：‘我是凶手’！”想起这些话，他不觉浑身哆嗦起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最后几小时里，他心里这么强烈地感到束手无策的苦闷和惊慌不安，所以紧紧地抓住这个涌现出那纯洁的、从未有过的和丰满的感情的机会。这种感情和疾病发作一样，在他心里骤然涌现出来：像一星火花在心灵里燃烧起来，突然像火一样烧遍了全身。他一下子浑身瘫软了，泪如泉涌，他立即在地上伏倒了……
他跪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他站起来，跪下磕头。
……（路上那些向他叫喊的声音）使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敢叫喊“我是凶手！”可是这句话也许要从他嘴里跳出来，但及时缩住了。他沉着地忍着这些叫喊，不朝四下看一眼，径直地穿过胡同向警察局走去（自首）……（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612~613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一个前大学生从行凶杀人，到为自己的行为自我辩驳，再到最终经受不了自己灵魂对自己的审判而去亲吻肮脏的大地后到警察局自首——洋洋四十五万言的《罪与罚》，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颤抖浓墨重彩地刻写出来。这种超越人之常人生命的灵魂真实，在二十世纪伟大现实主义的行列，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没有比他的写作更有力的例证。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发出了照耀人类的光芒——并不仅仅是为了灵魂真实而停留在死灵魂的血肉上。让灵魂呼吸的真实发出照耀人类精神之光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阿廖沙对罪恶与苦难的理解，比拉斯柯尔尼科夫更为宽阔和博大，因此，这灵魂的光芒也更为耀眼和温暖：
他（阿廖沙）在门廊上没有停步，就迅速地走下台阶。他充满喜悦的心灵渴求自由、空旷和广阔。天空布满寂静地闪烁着光芒的繁星，宽阔而望不到边地罩在他的头上。从天顶到地平线，还不很清楚的银河幻成两道。清晰而万籁俱静的黑夜覆盖在大地上，教堂的白色尖塔和金黄色圆顶在青玉色的夜空中闪光……阿廖沙站在那里，看着，忽然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拥抱大地，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他这样抑制不住地想吻它，吻个遍，他带着哭声吻着，流下许多眼泪，而且疯狂地发誓要爱它，永远爱它。“向大地洒下你快乐的泪，并且爱你的眼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三部第一卷“阿廖沙”末段。）
让灵魂深度的真实发出照耀人类精神的光芒，这是在灵魂真实上“大灵魂”与“小灵魂”的区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刻写出了无数人物灵魂的实在，也让阿廖沙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等在人物的灵魂上闪烁、照耀出大灵魂的光芒。这种对灵魂真实的追究和提升，使陀氏完成了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超越和对真实最终穷尽的刻写，使后来者面对现实主义的主旨——真实时，宛若一棵小草在大树下的无奈生长，所有的努力，都必须在那树下呼吸和摆动。正因为这样，让人们感到二十世纪文学的变化，既是自然随时间的到来，也是一种十九世纪真实的强大对二十世纪写作的逼迫。
6真实相互
把真实区分为控构真实、世相真实、生命真实和灵魂深度真实，这其实是在写作中把浑然天成刀劈斧砍为零七碎八。但也正因为一个屠夫武断残暴地把一个生命肢解开来，我们才得以深入到生命体的内部，看到生命的五脏六腑和对生命有害无益的阑尾。控构真实正是一个人体的阑尾，世相真实是人体的皮肉，生命真实是现实主义之人体的骨架，而灵魂真实是人体之骨髓。有了这些，才完整地构成了现实主义的人体结构，包括对文学百害无益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控构现实主义。
当然，在今天中国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复杂性在于这四种真实境层彼此的隔离又都有网漏的存在。第一层真实很容易就可以突破层隔，借来或盗得第二层真实的脸谱，来化妆或装点自己的空洞。这也是第一层控构真实在前社会主义时期合法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与“成熟”。中国读者单纯得可爱，面对文学的真实，常常如从远乡进城的孩子，要么憎恨文学如农民工对城市的情感，要么热爱文学如那单纯的乡下孩子，觉得都市的垃圾箱和厕所都好得无以言表。控构真实的空洞写作，只要去世相真实中借一些人物世俗的脂粉，都可以让一些拙劣、投机的批评家和乡下孩子般可爱的读者击掌、欢笑和落泪，在报纸、电视和网络媒体上攥起双拳来欢呼和跳跃。一些永远都是好好先生的批评家和今天发达而失去良知的媒体合谋欺骗着读者。读者被蒙骗在鼓里，相信控构真实是多么的生活、存在和真切，因为那些故事中的人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面向他们要教育的众生说了几句世俗的人话、粗话和做了吻合世俗行为的几个动作。比如那些拿奖小说和泛滥在影屏中着力控构的典型人物之“新英雄”，因为爱骂人和敢于向女性表达粗鲁的爱，而被读者、观众和因顶着批评家的帽子混饭而日理万机的读书人谈论表述为“史诗”和人物画廊中新的“这一个”。其结果，得利的是作者和那些批评家，被污辱和被损害的是被愚弄的读者们。
控构真实常常越过真实层的网漏去借来世相真实的技法来掩盖自己的空洞、虚假和向权力献媚的姿式和行为，但它决不会在越过世相真实之后，再向生命真实去讨要和请求。因为世相真实多可证明它的“真实性”，而生命真实却可恰恰证明它的虚伪性。一如这些人总是拿鲁迅来佐证自己的深刻和正确，而决不会真的在写作中把鲁迅之笔握在自己手里样。
其实，在世相真实中，最成功的周作人、张爱玲和胡兰成，是可以给他们许多切实营养的，可又恰恰因为政治立场的隔阂让他们无法接受周作人、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写作与作品。沈从文也是他们最好借鉴以修饰自己文学性的装点和挂饰，可毕竟沈从文的许多小说，又远远走进了生命之真实。《边城》的空灵又是控构真实中难以接纳和融入的。高尔基也不被人提及了。保尔·柯察金也不被人提及了。文学失去了源头的榜样，总会有一种被悬置的摇晃，这是控构真实在文学内部的不安与焦躁。但无论如何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以为控构真实是如气球和芒刺的关系样，一捅就破，会真相大白，瘫倒在地，那就大错特错了。控构真实是在发展的，向世相真实的靠拢不仅是技法和无奈，而且是它“艺术”的完善和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