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里斯哈诺夫感冒啦！
感冒算不上什么大病，在俄罗斯幅员辽阔的大地上哪天都会有人打喷嚏、流鼻涕、嗡声嗡气地说话和此起彼伏地咳嗽。谁会在意呢？
但卜里斯哈诺夫的感冒却成了大事，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大人物身上没小事。这位在交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仁兄是一位退役将军。虽然在其军旅生涯中未经历过什么大规模战争或局部冲突，但胸前的功章奖牌占据了大半个身子，每逢节日盛典他都因穿上缀满奖章的礼服而累得气喘嘘嘘，白胖的脸颊、粗短的脖子和耀眼的秃顶上会争先恐后地渗出密密麻麻闪闪发光的汗珠。据说他一生只开过一次枪，是他当上尉后擦枪走火了，子弹从酒馆坚硬的铁壁火炉烟筒的拐弯处弹了回来，先是“铛”的一下，接下来“啊”的一声，上尉的小腿肚子便穿了个洞。他摸了摸受伤的部位，盯着满手滴滴答答的鲜血，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和痛苦，他甚至还用舌头舔了舔手上的液体，然后笑了：“感谢上帝，幸亏是血，不是酒。”这个意外事故，为他带来了不少名誉和骄傲，很快就荣获了一枚勇士勋章。他的同伴们替他发誓作证说上尉是潜入敌军前沿侦查时而英勇受伤的。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将军在各种不同场合，无数次地撸起裤腿，把那块光荣的疤痕展示给众人看，赢得了中小学生、青年士兵以及贵夫人们的一致惊呼怪叫和唏嘘赞叹。这其中就包括情窦初开的冬尼娅小姐。她怀着不可遏制的一腔英雄崇拜激情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年届六十的退伍将军，终于成了他的第五任合法妻子。
然而，他竟然感冒了。
一次小小的感冒不会对他的健康构成威胁，但年轻貌美的妻子冬尼娅却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怎么可能感冒呢？堂堂的交通部高官，每天出入高档场所，身着华服，衣暖饭饱，即使在寒风凛冽的漫长冬季，也不会着半点凉的。对，一定是那个叫娜塔莎的小骚货抄写员干的好事，她的眼神里有蛇一样的毒芯，充满了淫荡的邪恶，无时无刻不在勾引摄取男人的魂魄。冬尼娅在纠结与焦虑的猜度中确信无疑，就是她，就是那个小骚货惹的祸。于是，她歇斯底里不依不饶地迫使丈夫给她个能说得过去的解释。鼻塞头疼的老将军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自己因何染上了感冒，他的所有解释在妻子看来完全是掩饰罪恶的无理狡辩。她一定要讨个说法，如果丈夫给不出个合情合理的结果，她就自寻死路，并扬言已将一封致命的遗书写好保存在自己的一位好友手中，只要她一出事，那封带有举报性质的“遗言”便会迅速地出现在大检查官的办公桌上，信中的内容涉及交通部的诸多见不得人的丑事，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要了老将军的命。
轮到卜里斯哈诺夫纠结与焦躁了。他不得不把下属和亲信召集起来，共同追查导致其感冒的主凶，要求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经过反复研判，大伙一致把时间和地点锁定在前天晚上的歌剧院。
“不，不，不，那天我已经感冒了，我记得很清楚，看剧时我还打了个喷嚏呢！”老将军摆摆手，又用真丝手帕擤了擤鼻涕。
“是的，将军，您说的对。但这几天您除了陪皇帝下了两盘棋，没去过别处嘛！”秘书弯腰暗示。
“只能是剧院，那里人多。一定在您座位的旁边有伤风感冒的人把可恶的病菌传给了您。一定是这样的。皇上不会的。”有人附和着。
“那好吧，你们要尽快查出这个人，我总得给夫人有个交待。”将军神情呆滞有气无力地打着哈欠。
按照这个线索，亲信们请警察局和戏院的朋友帮忙，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疑似感冒病菌的传播者——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一位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小公务员。不知他那天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破天荒地用给孩子买帽子的钱买了张座位不错的票，钻进剧院去看《歌纳维勒的钟》，还拿了望远镜，想把女主角看个仔仔细细，他当时“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阿嚏”，背后响起了一声炸雷，他的耳朵嗡嗡作响，脖子和后脑勺感到淋雨般的丝丝凉意。
切尔维亚科夫厌恶地扭过身子，刚想发作，突然眼睛一怔，原来后排雅座上正用手帕擦鼻子的秃顶老头正是卜里斯哈诺夫将军。他立即起立向老将军敬礼，老将军示意他坐下以免遮挡他的视线。其实，当时将军的心思并不在戏里，他正为娇妻未陪他一起看戏而胡思乱想。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怀疑年轻的妻子与一位骑兵少校有染。切尔维亚科夫兴奋地坐回了原位，不仅没有丝毫恼怒，甚至他倍感荣耀，他能与将军大人同场看戏，距离如此之近，连打喷嚏的唾沫星子都溅到自己脸上，那是何等的荣幸啊！这种机会可不是一般的小公务员能奢望的。
所以，当便衣警察找到他时，他十分起劲地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晚与将军同看一出戏的难忘情形。调查人员在做了笔录后要求他签上名字，并明确告诉他你是坐在将军的后排而非前面，另外，是他自己打了喷嚏，而不是将军。那个切尔维亚科夫好生蹊跷，坚持说他们搞错了。
“怎么会呢？我们是一级组织，怎么会搞错了呢？我们从没出过错！你大小也是个公务员，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你可要放聪明点。”大胡子警察的眼睛里露着一点凶光。
“那不行，事实不是这样的。我，我，我不能签字！”切尔维亚科夫小声咕哝着。
“那好吧，你不签字是吧？我们可没时间浪费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你好好想想吧，你可别干傻事啊！”另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白脸小伙子站起来拉着同伙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另一批警察把切尔维亚科夫扔到警局的看押室，对他进一步问话。这一次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连推带搡，还不时用警棍戳其胸口。生性怯懦的切尔维亚科夫脸色惨白，浑身抖动得像一片秋风中的枯叶，竟然尿了裤子，嚎叫着在笔录上签上了名字。有两位警察笑得抱着肚子蹲在了地上。他们没有立即释放这位“乖巧听话”的小公务员，而是先把他与新近抓捕的一些扒手、鸡奸犯、偷猎者和暴力攻击税务官的犯人关在了同一间牢房，等他“把裤子晒干后”再体面地回家。
只过了一个晚上，切尔维亚科夫就变成了一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活死人了，尿湿的裤子不知了去向。警察用脚踢了踢，说：“这家伙的身体还挺硬！”同监的狱友们跟看守说：“我们昨晚只是跟他讲了几个黄色笑话和几段恐怖故事，他就这样了，太可笑啦！”
正如契诃夫所说，切尔维亚科夫“身不由己地回了家，也没脱制服，躺在沙发上，死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当晚不出意外的话，切尔维亚科夫以后的日子可能更不好过。因为在呈给将军的案情报告上已把他定性为“一级谋杀罪”，文字中有类似“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等措词，有证据显示，这位“思想倾向一直值得怀疑”的小公务员，试图通过“打喷嚏”的行凶方式，巧妙恶毒地把感冒病菌传染给“令人爱戴”、“功勋卓着”、“德高望重”的将军“永远健康之躯体”。当事情败露后，嫌犯迅速被一种焦躁焦虑夺去了可卑的生命。
契诃夫的一位朋友，在警察局当文书（相当于今天的“新闻发言人”），给他生动完整地讲述了这个可笑的过程。契诃夫信以为真，随手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故事，题目就叫《小公务员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