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布彻写道：“艾克看上去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他承受的压力显而易见。自从我跟随他以来，他比以往要更显苍老。”随着登陆日期的逐渐逼近，每天都会出现数不清的问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部分问题则不可能得到解决。艾森豪威尔的脸上开始流露出越来越多的紧张与疲倦。特别是在视察训练演习时，他注视着即将受命攻打希特勒“大西洋壁垒”的年轻士兵们，神情更是复杂。他写给玛米的信也流露出焦躁之情。“霸王”行动开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在每封信中都会毫无例外地谈到战争结束后自己的退休计划，主要是幻想如何在温暖的地方逍遥自在地生活。
给玛米写信，实际上是他摆脱“霸王”行动的负担，自由思考某些问题的唯一机会。他趁机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某些感受。他憎恨战争，不想让年轻的士兵们献出生命。虽然他已经练就了“铁石心肠”，但他深知：“那些伤亡的消息将使全国各地的家庭深感悲痛。阵亡者的父母亲、兄弟姊妹、妻子与朋友势必难以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不再相信万物具有永恒的公正。战争要求人们具有真正的坚韧品质，不仅那些坚持战斗的士兵要做到这一点，那些牺牲了至爱亲人的家庭更要如此。”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这些考验与苦难之所以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某些人做了极其邪恶的事。但是有人认为，人类无须动用精神洞察力，仅凭智力就能消灭战争。但是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苦苦求索，却始终不得其解。当一个人情绪低落时，更是有理由为此悲观。”
艾森豪威尔与那些酷爱战争的将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无怪乎20世纪40年代千百万美国人认为，如果他们的亲人必须参战的话，艾森豪威尔才是指挥这支军队的合适人选。巴顿、麦克阿瑟、布雷德利、马歇尔及其他人都有他们的特殊品质，但只有艾森豪威尔才有这样强烈的家庭观念，知道每个伤亡的消息都意味着国内多了一个悲痛欲绝的家庭。
艾森豪威尔的关心既深切又真诚。1964年，他与沃尔特·克朗凯特一起制作了一部名为《纪念诺曼底登陆二十年》的电视专题片。克朗凯特问他，重返诺曼底时他在做些什么。回答时，他并没提到坦克、大炮、飞机、战舰、敌我双方指挥官的个性，也没有谈到胜利，而是说到了诺曼底美军公墓中的阵亡将士的家庭。他说，每次他来到这里，想到自己和玛米以后能有孙儿女，就倍感幸福，而想到国内那些享受不到这种幸福的夫妇，就忍不住自己的悲伤，因为这些人的独生子就埋葬在法国。
艾森豪威尔关心他的部队，在发动进攻前对部队进行了实地视察。他想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见到自己，也想让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士兵至少有机会看一看把他们派去作战的人。他设法与数百人进行了交谈。2月1日至6月1日的第四月内，他视察了26个师、24个机场、5艘战舰、无数仓库、商店、医院和其他地方。他会让士兵不按队列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然后发表一个简短讲话，并与他们一一握手。
他总是设法与普通士兵个别谈话。当然其他将领也这样做，但没人能像艾森豪威尔那样打动人心。布雷德利、巴顿、蒙哥马利及其他人会问一下士兵的军事特长、训练情况、所属部队和使用的武器。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问题总是问：“你是哪里人？”他想了解士兵的家庭，在参军前他们从事什么工作，战争结束后他们又有什么计划。他喜欢和他们讨论在德克萨斯州牧牛、在威斯康星州挤牛奶，或是在蒙大拿州伐木。对艾森豪威尔的同僚而言，这些人是士兵，而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他们是老百姓，无奈之下暂时卷入了一场不想打却又必须打的战争。每次他遇见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小兵，就会笑容满面。他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来自阿比林的兵，却始终未能如愿。艾森豪威尔平易近人，不拘礼节，真心关心士兵，因此英国和加拿大的士兵也像美国士兵一样反应热烈。
1944年春，艾森豪威尔在桑德赫斯特对毕业班做了一次即兴演说，这可能是他生平最好的一次演讲。他谈到了自己面对的重大问题，并提醒在场的所有人，他们幸福美好的生活与“霸王”行动的成功密切相关。他要学员们记住桑德赫斯特的伟大传统。他告诉这些新任命的军官们，就算有的士兵年龄是他们的两倍，也一定要做到爱兵如子；在士兵有过错时，要勇于承担责任。他也再次谈到了自己喜欢的话题。他说，连队就像一个大家庭，而军官就是家长，必须保证部队团结、顽强，训练有素，装备良好，常备不懈。据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公共关系军官索尔·史密斯称，桑德赫斯特毕业生的反应“非常热烈。他们非常喜欢他”。
在艾森豪威尔的大力推荐下，马歇尔挑选布雷德利出任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挑选巴顿指挥作为后续部队的第三集团军。在第三集团军正式成立之前，巴顿的任务就是在多佛指挥一支子虚乌有的集团军群，对敌实施欺骗。巴顿无法积极投入准备工作，比平常显得更加紧张易怒。为了提高自己在德国人面前出现的频率，他出席了许多公共活动。4月25日，在英国妇女主办的美军人俱乐部的开幕式上，他谈到了英美的团结。他告诉听众，这是个重要问题，“既然命中注定由英美来统治世界，那么我们彼此越了解，工作就越顺利。”报道这一活动的一名记者通过电报将这段话发了出去，并广为报道。各界开始对巴顿轻率的言论展开了猛烈批评，艾森豪威尔又遇到了麻烦。
他在递交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提到巴顿时说：“他显然不能很好地理智行事。他经常给您和陆军部制造麻烦，也不时让我为难，所以我正在慎重考虑，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马歇尔当天回电。“你肩负着‘霸王’行动的重责。”如果艾森豪威尔觉得此次行动没有巴顿也能成功，想要将他撤职，“那完全可以。”如果艾森豪威尔觉得他仍然离不开巴顿，“那么由我们两人分担压力，争取把他留下来。”
艾森豪威尔给巴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说，自己并不在乎报界的反应，但深感失望的是“你口无遮拦的做法……我多次警告过你，言行方面不可冲动……”这一事件使艾森豪威尔开始怀疑巴顿的“综合判断能力。它是高级军事领导的基本素质”。他在信中最后说，自己尚未决定做出何种处理，但在此期间如果巴顿再做出任何使陆军部或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尴尬的事，“我会立即将你撤职。”
5月1日上午11时，巴顿走进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巴顿这个逃避责罚的老手使出了浑身解数。他说自己深陷绝望之中，感觉自己恍若行尸走肉，但是如果“他们”同意，他还能继续战斗。为了帮助最亲爱的朋友摆脱困境，他戏剧性地要求辞职。虽然他戴着钢盔（艾森豪威尔在布希公园会见客人时，他是唯一一个戴钢盔的军官），但是脸上一副悔恨模样，像是一个无意之中闯了大祸而深感羞愧的孩子。
艾森豪威尔不忍心让“好哥儿们乔治”回国。他说，自己已经决定让他继续工作。巴顿泪流满面。他向艾森豪威尔表示感谢与忠诚。艾森豪威尔后来在描述这一情景时写道：“他像一个悔过的孩子，把头靠到了我的肩膀上。”结果，钢盔掉了下来，滚到了地板上。艾森豪威尔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可笑”，就结束了这次会面。
兴高采烈的巴顿笑着回到了多佛。他在日记中说他自己略施小计就骗过了艾克。他称自己能够保住司令一职“并非偶然”，而是“上帝的旨意”。
布彻从来没有像艾森豪威尔那样上巴顿的当。他说巴顿是“一个恭维他人的高手。他能把自己与艾克的分歧转变为对最高统帅的顺从”。布彻看到了艾森豪威尔所忽略的一面，但这件事情可以一分为二来看。巴顿自夸，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不可或缺，所以才会容忍他这样的怪才。此话倒也属实。他媲美伟大演员的独特个性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指挥官，对此艾森豪威尔心知肚明。当这起事件终于尘埃落定时，艾森豪威尔对巴顿说：“为了我们，你一定要将功补过，打几场胜仗。这样全世界的人才会觉得我有眼光。”
5月15日，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司令官们在西肯辛顿古老的圣保罗学校开会做最后的审查。圣保罗学校是蒙哥马利指挥的第21集团军的司令部（它也是蒙哥马利童年时就读的学校），会议基本上由他来主持。这次会议相当隆重，但规模不大。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出了精致的正式请帖。出席的有国王、首相及其他知名人士。艾森豪威尔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然后蒙哥马利登场。
一开场，他就向在场人士说明了盟军面临的问题：德军在法国驻有60个师，其中10个为装甲师，指挥这些部队的正是可怕的隆美尔。蒙哥马利称这个对手“一位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指挥官。自从他（一月份）上任以来，战局陡然一变。他最擅长破坏性攻击，善于制造混乱，喜欢精心部署后展开作战行动。他必定会竭尽全力……向前线调动手下的坦克部队，阻止我们的坦克登陆。”
德军士气高昂。他们相信，凭借水下障碍物、固定的岸防工事和星罗棋布、重兵防守的堑壕，足以将盟军阻击在滩头阵地。然后，隆美尔就会调集手下的增援部队。盟军情报部门报告，他在这方面拥有惊人的能力。蒙哥马利说，实施登陆后第二天，隆美尔在诺曼底可能有9个师参战；到第三天时，他将拥有13个师；第六天时，隆美尔可能会动用手下十个装甲师实施反攻。相形之下，盟国远征军的兵力集结较为缓慢，因此，德军有可能将参加“霸王”行动的部队赶下海去。
虽然前景黯淡，但蒙哥马利谈到盟军的情况时，显得颇为乐观。他一边讲述，一边解释，逐渐激动了起来。夺下滩头应该不成问题，他想在登陆当天就向纵深突破，“四面出击，迫使战斗向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他说，开战第一天自己应该可以攻下离岸32英里处的法莱斯。他想派装甲部队赶往卡昂，因为这“能打乱敌人的计划，在阻击敌人的同时积聚自己的力量。我们必须迅速拓宽战场，全力向内陆挺进”。“他说自己准备在第一天攻占卡昂，从该翼（左翼或东翼）突破德军防线，然后沿着海岸向塞纳河挺进。”
蒙哥马利说完后，英王做了简短的讲话。然后丘吉尔“慢条斯理地开始演讲。他声称，勇敢、睿智与坚定等优秀品质比装备更具价值”。
然后，斯帕茨、哈里斯、布雷德利和海军司令伯特伦·拉姆齐上将各自说明了自己的部队在这一伟大使命中的作用。心情不好的布鲁克无动于衷，对斯帕茨感到很不耐烦。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哈里斯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陆军和海军的阻挠，他可能早就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布鲁克更不放心艾森豪威尔。“我得到的主要印象是，艾森豪威尔并不是思想、计划、精神或指挥方面的领袖人物。”他担心这位最高统帅“只是个调协者。擅长交际，却只会倡导盟国内部的合作”。他怀疑，这些能力是否足以对付目前的任务。散会时（会议记录上写道：“军事领导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布鲁克仍然在摇头。
但是这次会议的确消除了丘吉尔长久以来的疑虑。1944年初，首相仍在怀疑横渡海峡发起进攻是否明智。有一次，他对艾森豪威尔说：“当我想到诺曼底海滩上放满了献给英美两国年轻人的花……我就有疑问……我就有疑问。”5月初，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共进午餐。他们告别的时候，首相突然激动起来。他眼中含着泪水说：“我和你要坚持到底。如果失败，我们就一起下台。”圣保罗会议结束后，丘吉尔告诉艾森豪威尔：“对于这计划，我的决心已定。”
但艾森豪威尔却从未有过怀疑。早在1942年1月，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到欧洲去战斗。”现在他比以往更有信心。正如他自己所言：“胜利已然在望。”
最后关头，他无法摆脱种种问题与担忧。5月29日，利—马洛里来信说，上周得到的情报显示，德军正在向美国伞兵即将空降的地区增派兵力。利—马洛里说，或许“滑翔机运载的兵力最多只有百分之三十可以用于对敌作战。”他断言空降行动可能“根本无法产生你所期待和要求的结果。如果有人认为海上进攻的胜利……取决于空降，他就存在严重的偏见。”他要求上级取消空降突击。经过认真考虑，利—马洛里认为只凭信件无济于事，因此他在5月30日拜会了艾森豪威尔，亲自说明情况。他提到两个精锐师（第82和第101空降师）可能会“惨遭不必要的杀戮”，并警告说损失可能会高达百分之七十。
艾森豪威尔后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令人苦恼的问题。”他知道布雷德利需要伞兵部队的支援。他独自一人在帐篷里想办法，最后认为，取消空降的风险更大。他打电话告诉利—马洛里，仍按原计划采取行动。
6月2日，艾森豪威尔驱车离开伦敦，前往朴次茅斯以北的索斯威克别墅。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庄园。它原本是拉姆齐海军上将的司令部，现在由艾森豪威尔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接管，作为他的前进指挥所。
在那里，他写下了着名的反攻动员令：“各位联合远征军的海陆空战士们：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去进行一场伟大的圣战，为此我们已精心准备了数月。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你们，各地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期望与祈祷伴随着你们。你们将与其他战线上的英勇盟军及兄弟并肩战斗，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推翻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暴政，保卫我们在一个自由世界的安全。我对你们的勇气、责任心和作战技巧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赢得彻底的胜利！祝你们好运！并让我们祈求万能的上帝祝福这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获得成功。”
6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索斯威克别墅还为自己的日记写了一个备忘录。这给了他消磨时间的机会，也让他能够剖析自己的烦恼。他最关心的是戴高乐。他口述了整整三段文字，解释了与戴高乐这个法国人打交道的难处。接下来就是天气问题。他抱怨道：“这个国家的天气根本无法预测。”如果天气变坏，他知道某些副手会建议自己取消进攻。这可能意味着数周的延误。他说：“那些不用承担直接责任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些压力究竟有多大。”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不理自相矛盾的天气报告，然后决定行动方案。比如，天气适于实施其他所有计划，但不适于实施空降，那时只有他能够做出相应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他是要冒险实施空降，还是推迟整个登陆行动，等待好天气的到来？
艾森豪威尔的帐篷之外刮起了风，天色阴沉下来。他必须尽快做出最终决定。他在再去见气象员之前写道：“我的想法是，大家一心希望趁下一次涨潮的有利时机开始行动，而天气如此变幻莫测，我们不应该期盼合适的潮汐条件与绝好天气同时出现。除非天气确实糟糕，否则我们必须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