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对玛米的爱并不意味着他不能爱凯。至少在1942年夏至1945年春那段特殊的情况下，艾克爱过凯。有她陪伴在身边是他的幸运，也是盟国的幸运。在评价两人关系方面，最好的意见来自于休斯。早在1943年他就对泰克斯·李说：“不要管凯和艾克。她会帮助他赢得战争。”
艾森豪威尔的这种强硬立场准确地体现了上级指示的精神。这些指示收录在4月26日传达给他的参联会第1067号文件中。这份文件假定所有德国人都有罪，只是有些人的罪行更重。它禁止占领军向德军表现出任何亲善之举。它要求美军自行逮捕大批曾经参加过各种**组织的德国人，还坚持对德实施去**化，主要是清除那些在政府内或公私企业内占据要职的**分子。
这项政策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尤其是禁止亲善和清除占据要职的**分子部分更是不切实际。艾森豪威尔过了很久才领会这些浅显的道理。但是，人的本性迫使他转变观念。根本没有办法禁止兜中装满香烟和糖果的美国大兵接近德国姑娘。当时，多数德国年轻男性都关在战俘营里——他们的生活非常悲惨，因为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这些战俘的食物不得多于住在难民营里的人。斯大林告诉苏军，在德国只有未出生的孩子才是无辜的，而艾森豪威尔的政策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但美国大兵并没有将金发碧眼、饥肠辘辘的小孩子当成有罪的**分子，只管自行其是。
6月，艾森豪威尔承认在对待小孩子的问题上自己无法执行严禁亲善的规定。他当然知道禁止战士与德国孩子交谈，不许给他们糖块或口香糖的规定非常愚蠢。终于，禁止亲善的正式命令在7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小孩子除外”这句话。最后，禁止亲善政策成了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问题，悄无声息地被放弃了。
但是，美军继续大力实行去**化。这一行动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积极支持。实际上，他对去**化的坚决支持导致了他与巴顿友谊的破裂。
从艾森豪威尔看来，如果所有德国人都有罪是个错误说法，那么所有**分子都有罪就绝对没错。他下达了一系列命令，规定凡与**党有关系的人，不得在美军占领区内担任任何要职。手下的野战部队指挥官觉得这项政策不切实际。分管巴伐利亚的巴顿最直言不讳。8月11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写道：“由于所谓的去**化运动”，“许多缺乏经验或没有效率的人”在当地政府中任职。巴顿说：“在美国当邮局局长的人，不可能不讨好掌权的民主党或共和党；同样，在德国当官的人，不可能不口头支持**主义。”
巴顿继续任用**分子来管理巴伐里亚。9月11日，艾森豪威尔给巴顿去了一封信，在这个问题上给他讲道理。艾森豪威尔告诉巴顿：“归根到底，美国是作为**的对手而参战的。我们只有把每一个**活跃分子从重要的岗位上清除掉，并视情给予应有的惩处，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和**主义妥协……对这个问题无须多作讨论……我希望你能像战争期间那样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
艾森豪威尔发出这封信后，还亲自去拜访巴顿，以强调自己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说，自己希望能将去**化扩展到德国民众的生活，而不仅仅局限于公共职位。但艾森豪威尔无法说服巴顿。他向马歇尔报告：“他（译注：巴顿）不能完全同意‘和平来之不易’的观念，而且他本性难移，总是对部下或在公开场合胡言乱语。”
艾森豪威尔想说服巴顿，让他知道去**化对于建设一个新德国必不可少。而巴顿想要艾森豪威尔明白，红军是真正的威胁，德国才是真正的朋友。两位老朋友大声叫嚷，吵得面红耳赤，怒气冲天。为了争论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互不相让。巴顿讲了他对苏联人的看法，声称要把红军赶回伏尔加河去，这几乎吓坏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后来告诉儿子，他不得不撤巴顿的职，“不是因为他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准备干什么。”艾森豪威尔和巴顿一言不发地分了手。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免去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给了他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领导战区委员会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据艾克的某位传记作者说，巴顿回想起自己与艾森豪威尔决裂，就“相信他领会了亨利·亚当斯说过的一句金玉良言，那就是朋友当了官就忘了交情”。
10月12日，艾森豪威尔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纽约时报》报道，他“语重心长，数次痛批**分子”。他坚持实行去**化。事实也的确如此，与其他三个占领区相比，美占区对前**分子的拘捕、审讯与惩处工作更加深入。美军起诉了近三百万德国人，实际审判了其中的两百万人，惩处近一百万人。
在他的四周，在法兰克福，在柏林，他穿越德国和欧洲的途中，他看到战争造成的可怕破坏。德国破败不堪，令人无法置信，也无法将其修复。他告诉玛米：“我希望美国再也不用在欧洲发射炮弹。”他还对一位朋友提到：“当然德国今后一百年内也不想再见到炮弹；我知道，有些城市再也无法重建。”
在欧洲国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当属苏联。如果艾森豪威尔曾以为德国的惨状无人可比，那么8月份时他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他坐飞机以数百英尺的高度从柏林飞往莫斯科。从苏波边境到莫斯科，他看不到一幢完好的建筑。
原子弹的发展使他更加相信，战争过于可怕，再也不是可行的选择。他痛恨别人讨论“下一场战争”，也不允许他的参谋人员和下级探讨这种事情。他对巴顿如此雷霆，主要原因正是这点。巴顿不负责任地说要将红军赶回伏尔加河，这使艾森豪威尔大感震惊。
艾森豪威尔知道，和平首先取决于美苏关系。1945年夏，亨利·华莱士来信祝贺他在德国与苏联人和睦共处，他在回信中解释道：“作为一名理应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的军人，我相信友谊——也就是双方都有真心实意地想要增进美苏之间的了解——对于世界的安定绝对非常关键。”在6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问他是否会爆发“美苏战争”时，艾森豪威尔气得满脸通红。他断然重申，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他解释道：“你仔细想想，和平取决于全世界人民，而不是……取决于某个政治领袖……如果人民都很友好，我们就能拥有和平……我发觉，我遇到的苏联百姓是世界上最友善的人。”
这是他在演说、国会听证会及其私人信件中一再提及的主题。他不会天真地认为单凭友善就能消除美苏关系中的重重困难，但他相信，如果没有基本的友善与信任，就无法取得成功。既然“取得成功的另一种选择（译注：指战争）看起来如此可怕，使人不敢想象”，所以他才会坚持在友谊与信任的基础上接近苏联人。美苏两国在柏林必须展开合作，而他希望，自己在柏林与苏联人的联系与交往能够建立起一种“精神”。“它的影响将超出德国，扩大到我们各自的首都。”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我们最终能像朋友那样一起生活，在世界上像伙伴那样一起工作。”他还认识到，主要的障碍就是苏联对美国的猜忌与怀疑。他决心竭尽所能来消除这种猜忌与怀疑。
6月5日，艾森豪威尔前往柏林，与苏联人会谈，建立盟军管制委员会。他立即与格里戈里·朱可夫元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他们语言不通，但这两个军人非常投机。他们相互尊重，喜欢谈论专业事务、政治哲学和其他各种问题。他们还发现自己能够很好合作，很快达成了协议，同意美军撤离苏占区，同时西方各国派部队进入柏林。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中，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经常在一起。他们研究各自的战役，彼此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朱可夫前来法兰克福访问时，艾森豪威尔举行了盛大宴会。在颂扬朱可夫的长篇祝酒辞中（“联合国最需要感谢的人就是朱可夫元帅”），艾森豪威尔说道，他们两人都要和平。他们的心情如此迫切，“为了实现和平，我们不得不为之而战”。他又说，“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与历史上的其他战争相比，这一次更是邪恶力量与正义力量的对决。”
斯大林也想会见艾森豪威尔。他在5月下旬告诉哈里·霍普金斯，他希望艾森豪威尔能够在6月24日来莫斯科参加胜利大游行。美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希望艾森豪威尔接受邀请，并说“斯大林无疑很想见他”。艾森豪威尔无法参加胜利大游行，但同年8月，他在朱可夫的陪同下飞往莫斯科。整个访问期间，朱可夫都陪伴在侧。这是一次属于胜利者的访问，虽然各处的破落景象令人心情沉重。艾森豪威尔参观了许多景点，其中有克里姆林宫、地铁、一个集体农场和一家拖拉机厂。他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当时他把手搭在朱可夫的肩上，这使观众非常高兴。红场上举行了持续数小时的体育大游行，有数万名运动员参加。斯大林请艾森豪威尔登上了列宁的陵墓，这对既非共产党人亦非苏联人的艾森豪威尔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殊荣。
另一件殊荣接踵而至。斯大林为红军在1945年4月的做法向他道歉。当时红军直取柏林，而没有像斯大林承诺的那样向德累斯顿进军。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报告：“斯大林详细解释了突然改变主意的军事原因，并说我有权指责他不够坦白，但他希望我不要有这种误解。”
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斯大林对他表示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以便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他说，俄国人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美国的资金，还需要美国的技术人员和科技援助。斯大林对于艾森豪威尔富有同情的回答非常感激。艾森豪威尔离开后，斯大林对哈里曼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不仅战功赫赫，而且讲人情、友好、和善、坦率。他不像许多军人那样粗鲁。”
反过来，斯大林也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斯大林“和蔼慈祥”，他感到“一种真正好客的气氛”。在莫斯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我认为将来没有什么事能够阻止美苏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当他在莫斯科的时候，美国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突然之间，他意识到友好关系受到了直接威胁。他告诉一名记者：“在使用原子弹之前，我会肯定地说，我确信我们能在苏联保持和平。而现在，我不知道。我曾经希望这种炸弹不会出现在这场战争中……各国民众都在担惊受怕，每个人又开始觉得不安全。”
1945年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他出席了参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然后与玛米一起坐火车前往爱荷华州的布恩拜访那里的亲戚。他们一到那里，玛米就因患支气管肺炎，被紧急送往医院。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确定妻子“正在恢复”之后，回到了华盛顿，继续在国会委员会前作证。
11月20日，杜鲁门接受马歇尔辞去参谋长的请求，任命艾森豪威尔接任。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说他自己得了“喉炎”；实际上，他也患了支气管肺炎。但是他仍然坚持飞往芝加哥，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发表了关于战后防务的演说。然后，他又返回华盛顿继续作证。11月22日，医生让他在白硫磺温泉入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两个星期。12月3日，他出院，并在当天以参谋长的身份走马上任。他在医院的时候，给斯韦德·黑兹利特口授了一封信：“我现在接受的工作，不是别的，而是纯粹的责任。”
如果说，在德国担任占领军司令是一件吃力不讨好而且又不受人欢迎的工作，那么在部队复员期间当陆军参谋长更是一桩苦差。艾森豪威尔正确地预见到在通用军事训练及各军种的统一问题上，自己将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其他人员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在复员和战后陆军的规模及实力方面与国会展开较量。他在德国赢得了全面胜利，而作为参谋长，他必须经历痛苦的挣扎、妥协和退却，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怪他在出任这一职务后不久就在写给儿子约翰的信中说，“在指挥过一场战争之后，五角大楼实在过于狭小。”
作为陆军的发言人，他对自己的这一角色一无所知。除了伦敦市政厅的那次演讲之外，他从未在公众面前讲过话。现在公开演讲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似乎美国的每一个团体都想请他在年会上担任主要发言人，国会与陆军部并无多大关系的那些委员会也要他去作证，以便让政治家们有机会与艾森豪威尔合影。在他担任参谋长的第一年中，他在全国性组织里做了46场重要演讲，差不多每周一场。他曾13次在国会作证。第二年（1947年），这两个数字稍有下降，演讲30场，作证12次。
美国民众喜欢听他演讲。他演讲的内容和方式为他增添了更多的光彩。他演讲越多，送来的邀请也越多。他决定尽量减少自己露面的次数。他在电话里对一位着名的议员说道：“只会侃侃而谈的将军对我们的国家而言并非好事。”并婉拒了邀请。但是邀请仍然络绎不绝，他无法全部拒绝。
演说使艾森豪威尔接触到美国一些最富有、最有势力的人物。通常这些邀请来自各大学或文化团体的董事会主席，而这主席（不管他的具体头衔是什么）往往就是富商。有些人别有用心，想操纵艾森豪威尔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大多数人只是英雄的崇拜者而已。
他还没有走马上任，美国东岸的精英们就开始拉拢他。例如IBM公司的托马斯·沃生在1946年3月初到五角大楼来拜会艾森豪威尔，坚持请他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演讲。纽约其他大公司的领导也各有打算。他们通过自己在团体中大学中担任的职务来接近艾森豪威尔。
二战之前，他对美国商界领袖几乎一无所知。战争期间，他见过其中数人。到了1947年，他结识了数百名这样的大亨，包括财势榜前一百名中的很多人。许多人成了他亲密好友。他们在三十年代打桥牌时，牌友是其他少校夫妇；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和他们一起打牌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美国钢铁公司的主席或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
从1946年起，艾森豪威尔与富豪们的关系稳步发展，结果他的朋友几乎清一色全都是百万富翁。这些关系对艾森豪威尔有何影响，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批评者指出这些关系使艾森豪威尔具有了百万富翁的世界观，使他在财政及其他问题上特别保守。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受到了这些人的过度影响，甚至对他们有些敬畏。然而，事实与此完全相反——百万富翁们对艾克敬畏有加。就艾森豪威尔而言，他喜欢与那些思路开阔、自信满满、成功处理过重大问题，了解组织与生产的成功人士相处。他也喜欢这些人送给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