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艾森豪威尔对于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但在此过程中，他并没有陷入冷战初期席卷美国的那种歇斯底里，也并没有将苏联人视为超人。美驻苏大使比特尔·史密斯曾在寄回国内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无所畏惧。”艾森豪威尔由衷地表示同意。他说道：“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拥有强大的力量。忘记这一点，哪怕只有一秒钟，也是个严重的错误。”
1947年10月14日，艾森豪威尔五十七岁。不久之后他将离开五角大楼（杜鲁门已经答应过他，他的参谋长任期不会超过两年）。他已经拒绝从政。作为一位五星上将，按规定来说他是终身服役，年工资为1.5万美元。但他没有存款，也没有地产、股票或债券。
他将做什么？住在哪里？在整个成年阶段，他不用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军队早就已经安排妥当。
他收到的邀请数不胜数。大公司想请他去当总裁或董事会主席。他们提出了“丰厚的薪水”，艾森豪威尔告诉岳母，“如果大家说某个职位的目的只是借我的名气替公司‘打广告’，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它。”因此，他想在某处一个不大的学院里当个校长是最佳选择。这样工作几年，他就准备正式退休了。他和玛米想回到圣安乐尼奥去，在威斯康星州西部过夏天。
1946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发表演说，然后作为汤姆·沃森的客人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沃森是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成员，正在物色校长人选。艾森豪威尔当时的答复是，哥伦比亚大学找错了人——这所大学应当去找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是个富有经验的教育家。沃森回答说，哥伦比亚大学请的是将军您。艾森豪威尔说，接下来两年内自己无法脱身，因此当时无法考虑沃森的建议。
十三个月之后，沃森前来拜访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米尔顿说：“我很懊恼。”沃森再次请他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并强调“我在这个职位上能为公众作出重大的贡献”，还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说会在生活便利、费用及报酬等方面向我提供良好的条件”。艾森豪威尔仍然说米尔顿是哥伦比亚大学想要的人选；沃森则一再重复哥大要的是将军，催促他尽快答复。艾森豪威尔不喜欢受人催促，所以告诉米尔顿，如果沃森催自己马上答复的话，他就说“不行”。
沃森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接受这一职位，他就能免受政治上的胡乱猜测。这一说法正中艾森豪威尔的下怀。值得注意的是，外界普遍认为沃森及其他富有的共和党校董邀请艾森豪威尔，目的就是想让他出马竞选美国总统，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47年11月，沃森曾“劝告”艾森豪威尔“不要与这政治行业有什么瓜葛”。实际上，沃森及多数哥大校董都是杜威的支持者，希望杜威能够赢得1948年大选，然后连任至1956年。
曾经作为无数次重大决定的艾森豪威尔发现，这次选择的过程极其痛苦。他告诉史密斯：“这几乎是我生平第一次做出直接与我本人有关的决定，”为此他“不得不与自己的全部本能作斗争”。
1947年6月23日，艾森豪威尔致信哥伦比亚大学，表示如果哥大正式向他提出聘请，他将接受任职。他说，他和玛米再三犹豫，想到自己要居住在纽约而“有些沮丧”，但是经过数小时“焦急不安和认真的思考之后……最终的选择还是哥伦比亚”。他坚持，所有的校董在发出邀请之前，必须理解他与沃森达成的口头协议的性质和范围。协议规定，他不参与纯学术性的事务，不负责筹措基金，没有过多的应酬，也没有繁重的行政琐事。
那么他到底做些什么事呢？用他的话来说，他将“遵循广泛和自由的原则，全力为大学本身提供内部领导，在民主国家中倡导基本教育思想。”哥伦比亚大学根据这些含糊的条件，请艾森豪威尔出任其校长，年薪为2.5万美元。他接受了邀请。他将于1948年6月毕业典礼后就职。
艾森豪威尔担任陆军参谋长共27个月。当任期过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困难的时期，挫折远远超过成就。”在1946年10月，他抱怨道：“我的生活就是一长串的人事、预算和计划问题。我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
因此，他很高兴将这一职位移交给布雷德利。交接仪式在1948年2月7日举行。就在他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室时，艾森豪威尔口授了告别文告《致美国军人》。在文告中，他谈到了自己近四十载的军旅生涯，对陆军及其成就表示自豪，对自己的事业深感满意。他最后这样写道：“今天，我只想对你们这些仍在服现役和已经离开部队的军人说，我最感自豪的一句话始终是：‘我是你们的战友。’”
然后他穿过大厅向陆军部长的办公室走去，并在那里主持了布雷德利的就职宣誓典礼。杜鲁门总统为艾森豪威尔的服役优异勋章添上了第三枚橡树叶束（译注：表示他第三次获得该勋章）。根据事先的协定，在艾森豪威尔一家当年5月移居纽约市之前，他们将继续住在一号寓所。
他的前景应该说相当不错。他可以继续领取陆军的薪水，不久之后还能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薪金。他终于空出了一段时间（1948年2—6月）来撰写自己的回忆录。1946至1947年，出版商曾与艾森豪威尔接洽，要求他撰写回忆录。12月，道布尔迪出版社的社长道格拉斯·布莱克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威廉·鲁宾逊（艾森豪威尔与此人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了知交）来找艾森豪威尔，指出艾克撰写回忆录是对“历史”应尽的职责。每次艾森豪威尔与出版商谈话，他们总是向他解释各种选择，还有首次连载版权、第二次连载版权、电影版权、翻译等各种问题，把他说得晕头转向。他比较中意布莱克和鲁宾逊提出的方案，也就是一次成交，出版社买断所有版权。接下来数天，艾森豪威尔发现出版社提出的这笔交易还有更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在谈判中非正式地担任艾森豪威尔法律代表的约瑟夫·戴维斯告诉他，对这笔稿费他只需付资本利得税，而无须支付个人所得税。
这个消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艾森豪威尔为此咨询了财政部副部长，得到了官方解释，证明戴维斯所言非虚。艾森豪威尔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如果他将手稿及相关版权全部卖掉之后，就有权只付资本利得税。财政部告诉艾森豪威尔，这种事早有前例。于是，艾森豪威尔同意撰写回忆录。布莱克和鲁宾逊向他支付了63.5万美元，他交了15.875万美元的税。他实得近50万美元，成了一名富翁。
这本书多次重印、连载，以许多不同的版本问世，并被翻译成22种语言。它卖了数百万本。据说，在20世纪之中，只有本杰明·斯波克超过了他。
为了给写书做准备，艾森豪威尔开始阅读格兰特的《回忆录》。这是最好的蓝本，而艾森豪威尔也充分借鉴了它。他收集了自己战时的信件、报告、日记及其他文件。他雇用了三个秘书，把工作移交给布雷德利之后，他立即开始写作——确切地说，是口授。他的做法是每天早饭后7点钟开始工作。午饭时，他经常与编辑一起进餐。他会继续口授至晚上11点。2月的大部分时间，再加整个3月和4月，他都是每天坚持工作16个小时。他称之为闪击战，不但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很少能够做到，甚至许多年纪比他小的人也办不到——他为了遵守这一作息时间，投入了极大的决心、自制与专注。他从不抱怨，事实上反而很喜欢重温战争。书写完后，还能领到一大笔稿费，可以让他退休时买下夫妻俩想要的一处住宅，这使他大感振奋。
《远征欧洲》一书出版于1948年末，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赞扬。人们称赞作者的谦逊、坦率、公正、机智和博大的仁慈之心，将其称为美国最佳战争回忆录（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格兰特的回忆录），还说这“可能是自恺撒撰写战记之后，最优秀的军人撰写的历史作品”。《远征欧洲》不仅给艾森豪威尔带来了经济上的保障，还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在20世纪80年代仍极为畅销），使他的声望剧增。这本书的确配得上艾森豪威尔本人和他对国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