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艾森豪威尔就职一月零几天时，《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问他：“您觉得新工作怎么样？”艾森豪威尔答道，自己从未想过或说过“我会喜欢它。我认为这不是一份能让某个人喜欢的工作”。
艾森豪威尔有些言不由衷。他在总统办公室内结束第一天的工作之后，曾在日记中写了不少厌烦的话，而实际上他觉得这份工作有意思，吸引人，有挑战性，令人颇有成就感。他曾经有一次（也仅此一次）承认，自己觉得战争期间与德军将领斗智“令人兴奋”。总统工作也是如此。
但总统面临的问题更为广泛，因此他就能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相互敌对的各派势力之间寻找妥协或权宜之计。对于他这个曾经担任过最高统帅的人来说，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的感觉的确让人飘飘然。他承认，每天处理各种重大难题让自己“倍感振奋”。
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创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在他执政期间及担任欧洲盟国最高统帅的一年半时间（1951—1952年）中，他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大力鼓吹这一概念。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呼吁“欧洲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要实现更紧密的一体化”。他派杜勒斯和史塔生遍访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首都，指示他们对欧洲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旨在建立一支全欧军队。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没有激励，就无法在欧洲实现政治团结，而欧洲防务共同体就是最好的激励。有关各国已经签署了创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协定，但法国迟迟不肯批准。艾森豪威尔想敦促他们采取行动。
【和平的机会】
欧洲人告诉杜勒斯，他们不可能增加对防务的投入；他们的想法是，美国应该提高自己在欧洲的核武库（当时部署了16枚2万吨当量的核弹）。艾森豪威尔提醒欧洲方面，“如果铁幕的另一边，一个只拥有二流工厂的落后文明能够拥有强大的实力，将我们吓得魂飞魄散。那么拥有潜在实力的我们应该可以通过生产、情报和勇气，建立起必要的对抗力量。”
因此，相关模式早已确定。艾森豪威尔决心迫使欧洲人增大对防务的投入，实现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杜勒斯非常招摇地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受到了广泛的报道。表面上他是在自行其是，而实际上却是奉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做事。艾森豪威尔密切关注着杜勒斯的行动，因此杜勒斯在旅途中每天晚上都要发电报，报告他当天说了什么，接下来一天又要说什么。杜勒斯传达信息，不制定政策。因此，艾森豪威尔要不时将犯了错误的杜勒斯救出困境，而他也乐意这么做，即使为此影响到自己的声誉也在所不惜。
北约是艾森豪威尔牵挂的大事，但是朝鲜战争具有更加直接的重要意义。2月1日，艾森豪威尔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商讨局势与可行方案。布雷德利简要地介绍了情况。他谈到最近的情况报告和克拉克将军的请求。报告中说，现在应该结束开城为非军事区的安排，不攻击那个地方是为了便于进行停战谈判，但现在谈判已经中止。艾森豪威尔问，是否有可能在开城使用原子弹，因为“该地非常适于使用这类武器”。他不喜欢这种方案，但“我们不能无限这样拖延下去。”
布雷德利认为，考虑使用原子弹并不明智。杜勒斯提到了道德问题“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规定，还提到苏联迄今为止成功地将原子武器列入了特别手段，与其他所有武器区别对待”。他说，自己认为“我们应当尽量打破这种错误的划分”。艾森豪威尔知道联合国和英法两国都会强烈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为此，他补充说道：“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他们提供三个或更多的师。”
2月17日，星期二，艾森豪威尔总统召开了首次记者招待会。他曾宣布自己会定期与报界会面，如有可能，每周一次。他还说，自己正在考虑允许电视摄影记者进入办公大楼参加招待会。八年之后，他共会见记者193次。从1955年起，电视摄影记者也能参与采访。因此，与美国历史上其他总统相比，他更愿意接受记者的提问。虽然批评者大加讥讽，取笑他说话颠三倒四，笑他在回答某个问题时坦白说自己“不知道”，批评他的回答不够妥当或是过于含糊。但他不管这一切，仍然自行其是。
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英语能力引以为傲。他也的确有理由骄傲。但是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会正确使用动词和名词，会写一些非常别致的句子，或是懂得如何措辞。他的目的是利用记者及后来的电视摄像机，与全国民众进行沟通。他的基本领导原则之一，就是不会与民众交流的人就不具备领导能力。通过记者招待会，他能够教育民众，通知民众。如有必要，甚至可以混淆视听。周二的晨会使他能够确定这周要处理的国家大事。通过低调处理某件事，他能够使这个问题不会成为报纸的头版报道；强调某个问题，他能使它成为全国关注的头等大事。总之，他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有危机，什么时候太平无事。当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某个问题时，他还能故弄玄虚。
他沿袭了战争期间及1945至1952年的做法，着力培养自己与报界人士，尤其是资深记者的关系。那些报道他度假情况的记者会收到邀请，享用刚钓到的鳟鱼，而烹制鳟鱼的人正是钓到这些鱼的总统本人。有时，他和记者们打高尔夫球。虽然他不能，也没有期望像在战争期间那样得到记者们的忠诚合作——当时他把记者们看成是参谋部的准成员——但是他绝不允许自己与报界的关系恶化至对立的地步。
当最高统帅和担任总统，显然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前一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执行罗斯福制定的政策，因此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只要着重谈自己如何履职尽责。记者不会问，更不会批评他的计划与意图。作为总统，他自己才是制定政策的人。因此，这意味着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要着重谈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此外，当他是将军时，所有记者都站在他这一边，而作为总统，他面前的记者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民主党人。虽然有这些差异，但不管艾森豪威尔是总统还是将军，他与报界建立并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总统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安德鲁·塔利问，艾克是否“发现除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外，还有别的秘密协议”。艾森豪威尔答道，没有发现。那么拒绝接受雅尔塔协定的事情又怎样？艾森豪威尔承诺，将向国会就此问题提交一份适当的决议案。他当时解释道：“我只是谈到了那份协议中可能加重人民受限制程度的部分，或者如你们所言，谈到了具有这些潜在含义的部分。”他这样说，就是向民主党人作出了重大让步。共和党的立场是，罗斯福已将东欧拱手让给了斯大林；而民主党人则坚持认为，罗斯福签订了最有利的协定，但是斯大林违反了自己的承诺。
波特兰《先驱报》的梅·克雷格问，他是否知道“许多国会议员认为这些协议毫无约束力，因为它们没有提交至参议院”批准。他当然知道，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哦，我认为，在我们的实践中，当人们作为美国的合法代表活动时，有些事情当然具有约束力——比如在战争中委任参谋人员这类事。这包括某些与政治、军事有关的领域。”
并不满意的克雷格继续追问：“您是否知道，许多国会议员也觉得，总统未和国会商议，无权带领我们参加朝鲜战争，也无权派部队前往欧洲？”艾森豪威尔打断了她的话：“这是我担任总统很久前发生的事。我正在想方设法解决寻找自己的道路，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想替别人收拾残局。”两周之后，克雷格再次发问。艾森豪威尔尖锐地对她说：“我没有翻老账的兴趣。”
艾森豪威尔还利用记者招待会向国会传递信息。有一个记者问，他是否会赞成保留超额利得税的法案，因为这项法案将于6月30日过期。他答道：“我可能说得不够准确，但是我想说的是，绝不会同意取消可能会导致国库收入减少的税收。”随后，他冲记者们笑着挥了一下手，离开了房间，让这些人自己去揣摩他话中的含义，给人一切尽在控制之中的深刻印象。
与多数总统一样，艾森豪威尔很难区别哪些攻击针对他的政策，哪些攻击又针对他个人。《新闻周刊》的肯·克劳福德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艾森豪威尔告诉一个助理：“我无法理解他怎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我一直把他当成朋友。”助理回答：“哦，他钦佩你，是你朋友。不过问题在于，他恨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摸着下巴，笑着回答：“他可能意有所指。”
实际上，在执政的头几个月中，他在共和党内遇到的困难远远多于与民主党的争执。2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共和党参议员们一时很难理解自己现在属于一个团体。这个团队包括白宫，而不是要反对白宫。”他这番话说的是保守派，尤其针对麦卡锡参议员。
艾森豪威尔与麦卡锡的争斗不可避免。麦卡锡不会把自己一夜之间赖以成为国际知名人物的问题转交于政府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政府内的共产主义。支持他的人并不少。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中的各委员会，决心利用自己的调查权来揭露那些接管了政府机构的不良分子。艾森豪威尔开始写上面那篇日记时，国会委员会仅对国务院这个部门就发起了11次不同的调查。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想参加。在221名共和党代表中，有185名申请参加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从1950年2月起，麦卡锡一直是反共潮流中的急先锋。
在1952年的竞选期间，艾森豪威尔的助理曾要求他谴责麦卡锡。他予以拒绝，因为他不能批判党内同志。现在，作为总统的他需要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而一般认为（艾森豪威尔也有同感），麦卡锡在参议院中控制着七或八票。
艾森豪威尔向参议院递交了国务院和驻外人员的任命名单，麦卡锡制造麻烦的机会终于到来。由于共和党占据了多数，艾森豪威尔以为这份名单必定会顺利通过。当他得知麦卡锡不愿批准自己的第一个任命时，又惊又怒。这个获得副国务卿提名的人正是沃尔特·史密斯。艾森豪威尔对他非常信任与钦佩。退一步而言，史密斯持保守观点——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共产党人。在杜鲁门执政时期，史密斯曾任中情局局长和驻苏大使。艾森豪威尔从未想到有人会反对史密斯的任命，但他早上从《时代》杂志上获悉，麦卡锡正在“关注”此事，因为史密斯曾为自己的老下属约翰·戴维斯辩护，他称戴维斯是“一位非常忠诚能干的官员”。而戴维斯正是麦卡锡大肆攻击的目标之一。麦卡锡对国务院内知名的共产党人开列了一份清单，戴维斯名列前茅，也是国务院内典型的中国通。从麦卡锡看来，史密斯称赞戴维斯，这说明他也可能是共产党人。
艾森豪威尔认为，把史密斯当成嫌犯的做法荒唐，令人尴尬。这使艾森豪威尔对麦卡锡主义的真正涵义有了深切体会。他开始痛恨麦卡锡，像当初恨希特勒一样。他决心像当初击败希特勒一样来打败麦卡锡，但这两次行动有很大的不同。对希特勒，他直接发动攻击，而对麦卡锡，他则是间接进攻，令人很难察觉，而且只对麦卡锡的垮台造成间接影响。艾森豪威尔进攻希特勒时动用了一切手段；而对麦卡锡，他把所有弹药都储备起来。战争期间，他坚持要求每个人以打败希特勒为主要任务；在担任总统的头几年中，他全力使人们不去理会乔·麦卡锡。
为什么有如此差异？除了国籍和党派关系这些明显的因素外，艾森豪威尔对自己不理睬麦卡锡的做法，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因。第一是个人原因。“我不想陪那个卑劣小人玩阴谋。”他曾对朋友这样说。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包括米尔顿在内都鼓励他这么做。但艾森豪威尔从来不说麦卡锡的不是。一次也没有。他向比尔·鲁宾逊解释自己的立场：“那些大声叫嚷，坚持要我挑战麦卡锡的人，其实就是那些吹捧他的那些作家、编辑和出版商。”他认为，这些人应该会觉得愧疚。他抗议道，“在我来到华盛顿之前”，麦卡锡主义早就存在，并抱怨说，随着麦卡锡被新闻报道炒得越来越红，“那些撰写新闻的记者们叫得更响，让我加入反对麦卡锡的行列。你和我都很清楚，也都一致认为这种做法会使总统这一职位显得非常可笑。”
艾森豪威尔拒绝谴责麦卡锡，不仅是因为总统的尊严，还因为他相信，不理会麦卡锡就是击败他的办法。他在日记中解释了自己的理由。“麦卡锡参议员急于上头版新闻，所以他准备走极端，以便大众媒体能够提到自己的名字。”
不理会麦卡锡，甚至对他姑息迁就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在参议院中需要麦卡锡的支持。部分顾问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杰克逊认为，与麦卡锡合作只会使他更加胆大妄为，从而使总统失去独立人士和温和派的支持。但艾森豪威尔坚持说，要谴责麦卡锡，应该是参议院出面，而不能让总统来做；而且只要听之任之，麦卡锡必将自取灭亡。杰克逊反驳道，讨好麦卡锡是蹩脚的算术（指参议院的选票）和更糟糕的政治策略。但是尼克松和白宫助理杰里·珀森斯要求艾森豪威尔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他们说，攻击麦卡锡只会分裂共和党，使他得到更多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机会。尼克松说：“要将他的影响减少到适当程度，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成为团队的一分子。”
这不是艾森豪威尔的想法。他从来没有把麦卡锡视为自己团队的成员。但是总的来看，麦卡锡主义是当时最容易引发分裂的问题。艾森豪威尔想要通过合作把国家团结起来，而不想通过对抗进一步分裂国家。麦卡锡背后，有数百万美国人的支持，在支持艾森豪威尔当选的选民中，这些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攻击或疏远麦卡锡，就是疏远他的支持者，将他们推离美国政治的中间道路。
此外，在政府内的共产主义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其实站在麦卡锡的一边。艾克不赞成的，是麦卡锡的手段，而不是他的目的或分析。2月25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想彻底铲除国内的共产主义。”
但他不是麦卡锡主义者。麦卡锡采用的手段，就是通过指控与调查，使美国人相互陷害，使得无辜的受害者蒙受不幸。这些手段本身都很邪恶。艾森豪威尔清楚这一点，对此深有感触，但他面对这样的事实：麦卡锡是他敌人的敌人，也是他许多朋友的朋友。因此，虽然艾克必须消灭麦卡锡，但他也必须教育自己的朋友，让他们重新回到主流之中，而不是疏远他们。艾森豪威尔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灭麦卡锡，或是让他自取灭亡。他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当麦卡锡参议员开始质疑他的老朋友比特尔（译注：史密斯的昵称）的声誉时，他还是对麦卡锡不予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