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艾森豪威尔仍然表示拒绝。他告诉布利斯：“这个人就是想出名。总统公开对他提出批评，正中他的下怀。”这只会“增加这个跳梁小丑的号召力，使他得偿所愿”。艾森豪威尔认为，这就是麦卡锡的主要动机。艾克说，自己知道“事情很糟糕”，承认“有时几乎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但不管羞不羞愧，他就是不愿采取行动。
即使艾森豪威尔不想理会麦卡锡，别人却办不到。科恩和沙因控制了新闻，把国家大事挤出了报纸的头版。美国海外图书馆藏书问题在国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欧洲，反响可能会更大。通用电气的菲利普·里德报告说，“欧洲民众严肃认真地对待麦卡锡及其手段，令人惊异”，并说“美国之音”这个美国主要宣传机构内“士气低落”。他向艾森豪威尔建议，“与麦卡锡公开摊牌”，以改变欧洲人认为他“姑息养奸”的印象。
6月14日，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艾森豪威尔终于表了态。这次演说中，他没有用讲稿。一开始，他随便谈了谈学院的生活、高尔夫和爱国精神。接着，他倾身向前，告诫毕业生们：“不要成为焚书者中的一员。不要以为毁灭缺点存在的证据，就能掩盖缺点。不要不敢去图书馆，什么书都要读。”
这番话在报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有关人士猜测艾森豪威尔终于对麦卡锡动手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天，杜勒斯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要取消前些日子对海外图书馆藏书的限制。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不要购买或收藏那些宣传共产主义的书。”6月17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梅里曼·史密斯问总统，达特茅斯的讲话是否“批评了麦卡锡参议员所代表的思想”。艾森豪威尔立刻出言否认。
他温和地说道：“梅里曼，你在我身边工作了很长时间，应该知道我从来不评论别人。”他说，自己反对“思想压迫”，但又说，“如果国务院烧掉一本号召其他国家人民成为共产党人的书，这就不属于我所说的范围。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其是，毁掉那些书。”这是不是表示他赞成焚书呢？不，并非如此。
在内阁会议上，他的态度同样暧昧。6月26日，他告诉杜勒斯，由于情况令人尴尬，自己想请国务卿杜勒斯就藏书政策再次发表声明（此前已经发表过七次声明）。倍感厌烦的杜勒斯说，“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烧书，一是出于“对麦卡锡的恐惧或仇恨”，二是想使国务卿觉得难堪。艾森豪威尔说，他“不能想象在与共产党作斗争时采取鸵鸟政策”，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美国图书馆替共产党做宣传。他说，自己知道德国民众确实“喜欢我们的图书馆”，也很自豪地知道在波恩的图书馆中，有一本“严厉批评我们的书——讲的是莱茵河之战这方面的事”。杜勒斯最后终于摆脱困境，发布了另一个指示。指示规定，海外图书馆中的书应当“与美国、美国人民和美国政策有关”。这时麦卡锡已经对新的目标下手，艾森豪威尔从而没有与这位参议员公开决裂。
艾森豪威尔拒绝批评麦卡锡受到了普遍批评。批评的声音并非只是来自于民主党人，批评的对象也并非只是麦卡锡。人们说，艾克作为将领是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但作为总统，他却不是个政治领袖。
艾森豪威尔认为，人们批评他拒绝发挥真正的领导力，其实属于误解。批评家们看到的是外围问题，而他关注的是主要会战，如税收、预算、朝鲜战争、国防开支水平、对外援助和世界和平这个普遍问题。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在关键问题上，自己实施了果断、直接、有效的领导。他动用了浑身解数，如与国会领导人暗中会面，说服内阁成员，分配官职，通过记者执行会和演讲来影响公众舆论。在重大问题上，他旗帜鲜明。虽然在每个问题上，他都遭遇了强烈的反对，但每次都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对每一位总统来说，税收都是个问题，但艾森豪威尔尤其为此而苦恼，因为共和党坚持，不管赤字多大，仍要立即减税。为此，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纽约州77岁高龄的国会文员丹尼尔·里德提出一项法案（众议院法规第一号），原定于1954年1月取消由于朝鲜战争而增加的11%个人所得税，现在提前于1953年7月1日实施。他还宣布，打算按计划在1953年7月30日停收朝鲜战争超额利润税。这两项措施可能会使政府减少约30亿美元的收入。艾森豪威尔一再表示，在预算平衡前，他不会同意减税。他想推迟减税，延长所得税11%的提高。
战线就此划定。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我利用了所有理由、论点和手段，运用了一切私人和间接关系，设法说服里德主席。”但这些办法无一奏效。艾森豪威尔向其他共和党议员明确表示，如果他们想在官场上得到照顾，就必须在税收方面投票支持他。这个办法争取到了部分议员。艾森豪威尔请塔夫脱发挥他的影响力，塔夫脱参议员不情不愿地做了。当年7月，艾森豪威尔终于得偿所愿。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承诺削减联邦政府的开支。这一点说动了塔夫脱。4月30日，艾森豪威尔在国会领袖会议上简要说明了下一财年的预算，塔夫脱大吃一惊。虽然预算案大幅削减了国防开支，但它仍然不能使塔夫脱感到满意。他强烈反对以略低于杜鲁门时期水平的标准继续提供外援，不相信政府无法进一步削减开支及平衡二十年来首个共和党主导的预算。
塔夫脱满脸通红，提高嗓门厉声说道：“我对政府部门今天提交的计划深感失望。”话毕，台下已开始争论不休。
艾森豪威尔打断了大家的争论。他说：“让我们从头谈起。”他紧盯着塔夫脱说道：“我们全球战略的基本点并不难理解。”欧洲决不能放弃，但也不能由我们全盘接手。我们必须使它更加强大。“其次是中东。我们的石油资源有一半在那里。我们不能让它落入苏联人手中。”东南亚是另一个关键点。我们必须在越南支持法国。塔夫脱想完全依赖部署在美国的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尔对其嗤之以鼻：“只靠报复不能使我们得到安全的保障。”美国必须保持自己的实力地位，否则苏联“不经战斗就能将这些地方逐渐占为己有。”随后，他向塔夫脱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国防政策。
最后的结论很简单：“我不能使我国的安全面临危险。”会议就此结束。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塔夫脱并没有“深思熟虑的判断力”，因为“他想用急躁粗暴的方式来探讨重大、严肃甚至关键性的问题。”在谈到自我控制时，艾森豪威尔给塔夫脱下了个颇有说服力的评语，“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对别人施加影响。”
现如今，每一位总统面临的困难，除了战争与和平这个基本问题外，最重要的应该是国防预算的多少。其他一切——税收、赤字数额、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对苏关系——都与国防部的开支直接相关。艾森豪威尔的所有主要目标——和平、减税、平衡预算、避免通胀——都取决于他对国防预算的削减。
他知道这一点，也决心要达成目标。实际上，他决心从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杜鲁门的国防政策感到不满。正如塔夫脱所说，1945至1953年，军费以惊人的速度上下波动。在朝鲜战争前夕，杜鲁门把军费削减至135亿美元。艾森豪威尔反对这样大幅度减少军费。他经常说，自己认为如果杜鲁门没有匆匆忙忙地遣散军队，迫使陆军在1948年从韩国撤回部队，就绝不会发生朝鲜战争。到了1952年，杜鲁门计划为国防投入500多亿美元，要求美国在1954年（即所谓的“最大危险年”。据五角大楼称，苏联在那一年将拥有一枚氢弹，并掌握了运载手段）时最大限度地扩充兵力，接近于全面战争的水平。
艾森豪威尔告诉共和党领袖们，这种按预估日期做事的言论“纯属胡说”。他说：“我一直反对到某一天必须拥有多少部队的观点。有些人说，‘到某一天要有多少部队’，这种鬼话骗不了我。”他想要的，是根据国家的能力，稳步地增加兵力。但他宣布自己的计划后，各兵种都极力反对。本来能在杜鲁门建军计划中得到最大份额的空军尤其不快，空军认为，到1954年时，自己必须拥有141个飞行大队，否则就无法履职尽责。因此它立即公开批评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