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与英方领导层的良好关系成了他的最大优势。他的朋友包括了主要政治家、皇家空军将领、海军将领以及在他司令部工作的各级英军参谋军官。只有英国陆军将领是例外，尤其是蒙哥马利和布鲁克这两位领导与他交情泛泛。否则，艾森豪威尔与英方的关系本可以更上一层楼，为英美的同盟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1942年7月，当艾森豪威尔千方百计为英美团结的思想做宣传时，英美在战略方面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团结可言。英方想在1942年秋进攻北非，而艾森豪威尔（已在7月份晋升为中将）想为1943年4月进攻法国的“围歼”计划做准备。如有必要，为了吸引东线德军的兵力，他还想在1942年底实施“锻锤”行动进攻诺曼底。
他认识到，“锻锤”行动实际上形同自杀，但他写道：“我们不应忘记，我们争取的目标就是让八百万苏联人继续参与战争。”如果不在苏军濒临崩溃时施以援手，就会犯下“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失误”。
但英方不愿参加“锻锤”行动。当时，罗斯福想在某个地点发动攻势，而美国陆军不够强大，无法独立行事。丘吉尔表示，除非在北非发动进攻，否则1942年内不再考虑此类计划。罗斯福决定出兵北非。
得知这一决定，艾森豪威尔深感沮丧。他认为，1942年7月22日，也就是做出这一决定的那天，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相信，出兵北非的决定（行动代号“火炬”）代表了被动防御的思想。
对艾森豪威尔本人而言，这一决定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马歇尔决定让他担任“火炬”行动的司令。艾森豪威尔收起疑虑，全力投入工作。他相信，英美盟军在战争中的首次攻势必将取得胜利，而在此过程中，英美军官将学会协同工作。因此，他在盟军司令部设立了一个由两国参谋人员组成的机构。
艾森豪威尔坚决维护英美同盟的做法富有传奇色彩。在这方面，流传着许多故事。有一个故事说道，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他听到一个美军军官在克拉里奇酒店喝酒时吹嘘美军要教英军怎么打仗。艾森豪威尔“闻言大怒”。他叫来一个副官，让他安排那名军官明天上午来报到。副官离开办公室后，艾森豪威尔对伊斯梅低声说：“我要让那个狗杂种游回美国去。”结果那个军官被遣送回国，好在是坐船回家。
一周之后，艾森豪威尔听说一名美军军官与一名英军军官在盟军司令部发生了争吵。他调查后认定，错在美军军官。于是他下令将此人降职，并遣送回国。涉事的英军军官前来拜见艾森豪威尔，分辩说：“长官，他只是叫我狗杂种而已。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只是一种口语化的说法，有时甚至用于表示亲热。”对此，艾森豪威尔答道：“据我所知，他叫你英国狗杂种，情况就不一样了。我的决定不变。”
盟军司令部位于圣詹姆斯广场边的诺福克大楼。艾森豪威尔的副手是马克·克拉克。海军司令是坎宁安上将，对此任命艾森豪威尔十分高兴。由英军地面部队组成的英第一集团军将由肯尼思·安德森中将指挥。一部分美军将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完成作战准备后登船，横渡大西洋，直接前往突击滩头阵地。艾森豪威尔告诉马歇尔，自己想让巴顿指挥那支部队。马歇尔表示同意。从英国出发的美军组成第二军，将由劳埃德·弗雷登多尔少将率领。弗雷登多尔是马歇尔指定的人选，艾森豪威尔对他并不太了解。但是马歇尔向艾克保证，弗雷登多尔绝对属于最优秀的将领。
根据自己的经验，艾森豪威尔认为，最重要就是自己的参谋长究竟由谁来担任。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人选，沃尔特·史密斯准将，目前在陆军部任总参谋部秘书。艾森豪威尔为了史密斯向马歇尔提了无数次请求，但马歇尔就是不放人。双方相持到8月底，马歇尔终于让步，同意史密斯前往伦敦。
直到战争结束，史密斯一直追随在艾森豪威尔身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个长着方下颌，有着普鲁士人相貌的参谋长掌管着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他决定谁能见、谁不能见上司，负责处理多数行政事务，在办公室中执掌否决权，经常代表艾森豪威尔出席各种会议。他总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在代上司发言，代表了上司的思想。艾森豪威尔完全信任史密斯，认为他是“天赐奇才，是能纵观全局却又能处理好细枝末节的大师”。数年后，艾森豪威尔称赞史密斯堪比独腿之人的拐杖，是“完美无缺的参谋长”。
史密斯患有胃溃疡，所以气色不好。他的脸不时由于胃痛而扭曲，但旺盛的精力却使他忙个不停。虽然他在执行外交任务时表现得温文尔雅，但在办公室里却令人生畏，下属在他面前个个胆战心惊。他大喊大叫，恫吓甚至辱骂部下。
有次他在自己办公室里召开一个会议。秘书露丝·布里格斯（这位举止优雅的女士后来曾竞选罗德岛州州长）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史密斯吼道：“滚出去。”在惊讶的布里格斯小姐还没来得及缩回去，他就转身对围坐在桌边的军官们说：“先生们，你们要原谅她。她是个白痴。”
史密斯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担当盟军司令部内各位助理参谋长与艾森豪威尔的交流渠道。对于这一工作，他可谓得心应手。他抵英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对一位朋友说，史密斯“做工作举重若轻”，“我希望自己手下有十几个这样的人。倘能如此，我就可以买根钓鱼竿玩玩，每周给家里写信，说说自己在战争中取得了多大的战绩。”史密斯有两个副手。一个是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兼最喜欢的桥牌搭档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另一位是英军约翰·怀特利准将。整个战争期间，格伦瑟和怀特利都与艾森豪威尔在一起工作。
艾克的生活就是没完没了的协商、会议、争论、旅行与视察。他身边经常有围观的人群。但他向玛米抱怨道：“这是种孤独的生活”，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金鱼缸里”。他“无家可归……也没时间锻炼”。在旅馆的房间里，他经常自问：“为什么玛米不在这里呢？”他告诉妻子，自己想念她，因为“你对我有帮助……甚至能够提高我的办事效率。请好好照顾自己。”
像二战期间数百万其他美国人一样，艾克不得不面对长期分离带来的交流问题。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打电话，不能讨论工作，连“我爱你”也似乎早就成了陈词滥调。艾克自己都说：“我提笔在手，总是会想‘除了告诉她我一切安好、仍然爱她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别的呢’？”
战争期间，艾克给玛米写了319封信（他讨厌提笔写信，只有对玛米是例外；有次由于事务极其繁忙，他口授了一封信，对此玛米显然很有意见。从此他再也没这样做）。这些情书封封情真意切，虽然在文学上算不得精品，但作为战争期间丈夫写给妻子的信，它们送上了不可或缺的慰藉。
“对你的思念，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他如此写道，然后又告诉她，自己把她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就在我的眼前”。他说自己总是想念着她，希望能多写信，让她知道“你是我唯一的爱人”。在玛米46岁生日那天，他写道：“我已经与你相恋二十六年”，“你的家和儿子是生活给予我的最好的礼物。”他担心她的健康，一直希望两人能在一起。
他幻想两人能前往迈阿密度三天假（“一想到这，我就激动不已”），也想到了他们的未来。他希望自己能解甲归田，“养几头猪、几只鸡，有一间好的酒厂，我们就像生活在佐治亚州的穷夫妻那样开心！……我知道，不管这支笔写得如何笨拙……你会从字里行间读到我对你的思念。再次希望我们能在属于自己的房子中相伴一生。”
他信中的许多主题都是战争中的男人常说的话。他担心玛米衣服买得太多，担心要付的收入税太高。他告诉她，要给汽车换油，而且隔一天要把车开一下。
他注意到飞逝的时光。“明天是9月24日。要是艾基还在，已经25岁了。真的有点难以相信，是不是？现在我们本该是祖父祖母了。可我们不是，真是遗憾！天哪，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老得可以当‘曾曾祖父’了。”
信里提到得最多的，是约翰和他在西点的学业。8月9日，艾克写道：“我非常牵挂他，心里很难受。”像所有父母一样，他想知道为什么约翰写信不勤快点。艾克在信中流露出了舐犊之情：“毕竟，他在酷热的夏季每天早上可能要四五点钟起床，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或是冬天时不戴手套，用冻得皲裂的双手完成学业，如此一来要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开始写信。——也有可能他觉得写封信其实并非难事！”
在信中，他们也讲了不少朋友们的消息。艾克通常会写些与米基、布彻或泰克斯·李有关的事。中年男人总会做些很不妥的事，艾森豪威尔5月份结束旅行回到伦敦后，就曾向玛米热情地描述过凯·萨默斯比。
可想而知，听说一个漂亮活泼的年轻女性突然间成了丈夫生活的一部分，玛米的反应当然很冷淡。在下一封信中，艾克安慰妻子：“这次他们派了一名作风传统的英国人当我的司机。他为人可靠，头脑清醒，对英国的边边角角了如指掌。”他再也没有提及凯，也没有说到她成为自己秘书的事。
艾克的困难在于，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报道，因此玛米了解凯的所有情况，知道她是“艾森豪威尔家庭”中的重要成员。难免有流言蜚语说到这位将军与其前任司机。在1942年夏，这种传言毫无根据：凯已经订婚，即将出嫁，艾克与她从未有过单独相处的时间。但了解这两者的人都清楚，他们喜欢在一起聊天，说说事，讲讲笑话，这一切足以引发谣言。10月27日，艾森豪威尔给玛米去信时，可能想到了这些风言风语。“我曾经喜欢过某些人，为她们着过迷，但没有与别人谈过恋爱，也不打算再娶。”
虽然艾克不能谈论工作，但他借给玛米写信的机会，发些只有她能够理解的不满。他没有充足的睡眠时间，烟抽得太多，英国的饭菜很糟糕，没机会看电影。他毫不夸张地向她描述自己工作的复杂性和要求：“在这种地方，司令官……必须有点像外交家、律师、赞助商、推销员、社交迷、说谎者（至少可以摆脱社交活动）、江湖郎中、演员、残暴的工头、慈善家、小说家，其次还得是……一名军人！”接着，他有些惆怅地写道：“当兵不再是喊‘弟兄们，向后转’这么简单了！”他向玛米承认，如果哪天日程上写着“没有会议”，自己就觉得开心。“我都不愿意听到那个词。”
最重要的是，艾克利用这些战时给玛米的信来清理思想。在这半个小时中，他的心中没有战争，只有她、约翰和一起生活的日子。他写道：“看到这里的不幸，我为某些地方某些人仍能拥有相对轻松的心情而感谢上帝……我希望你能开心——可我多么希望你能在这边生活！你无法想象，在华盛顿的那些艰难岁月里，你曾给我的工作增添了多大的动力。只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至少是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我现在懂了。感谢你。”
艾森豪威尔计划于11月2日前往直布罗陀岩山（译注：直布罗陀岩山（Rock of Gibraltar，或被称为“海格力斯之柱”或其拉丁语名“Calpe”）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巨型石灰岩，英军将其用作防御工事，在山内修建了复杂的地下出口与隧道系统。人们经常用“如直布罗陀岩山般固若金汤”来形容这一地区的军事基地。）接管该地最好的通信中心，并在那里指挥进攻。但由于天气恶劣，当天飞机未能起飞。11月3日也是如此。到了4日那天，艾森豪威尔命令面有难色的保罗·蒂贝茨少校（此人堪称陆军航空兵最优秀的飞行员，后来曾驾驶“艾诺拉·盖”号战机执行首次原子弹投掷任务），不要理会天气，立即起飞。六架B-17“空中堡垒”克服引擎故障与恶劣天气，并且击退德军战斗机的一次攻击后，终于安全运送艾森豪威尔及大部分参谋人员飞抵目的地。
飞机艰难着陆后，艾森豪威尔动身前往位于地下的司令部。地下洞穴就是他们的办公室，空气湿冷，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虽然有种种不便，但能够指挥直布罗陀（大英帝国的象征之一）仍然使艾森豪威尔兴奋不已。他在日记中潦草写道：“我一定得有个孙子，否则当我胡须灰白，坐在南方静静的河岸边垂钓时，身边没人听我开心地讲这个故事。”
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暗自窃喜。他指挥的英美盟军即将对中立领土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进攻。他们心中只希望法国殖民地的军队能将自己视为解放者，而不是入侵者。艾克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位可以合作的法国高级军官，但未能如愿。深感不满的他勃然大怒：“那些法国佬心里只有自己！”
巴顿率领的进攻部队已经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登船。虽然它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仍距目的地卡萨布兰卡有数千里之遥。更让人担心的是，卡萨布兰卡沿岸有世界上最高的海浪。英军舰队需要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军队可能会趁机发动袭击。没人知道法军的下一步反应。
简而言之，初次指挥部队参加战斗的艾森豪威尔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及军事考验。同他一样紧张的参谋人员迫切需要他的领导。这是他数十年来研究的课题。而此时，正是他证明自己具有领导能力的好机会。
结果，他不仅运用了领导能力，而且学到了新知。他曾经为自己的回忆录写了一个简介，但最终决定弃之不用。在那份草稿中，他写道，直布罗陀“那些令人心神不宁的时刻中”，“我初次意识到，无法躲避的紧张与压力会逐渐摧毁领导者的忍耐力、判断力与自信心。参谋人员出于职责，不时向指挥官展现最坏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了压力。”艾森豪威尔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只有“保持乐观，并在指挥中展现出来。没有自信、热情与乐观的指挥，就很难取得胜利”。
艾森豪威尔还认识到，“乐观与悲观能够感染别人。它们传播时，由上至下的速度要快于向其他方向扩散的速度。”他看到指挥官乐观向上的态度还有另外两个好处：一，“这种习惯减少了一个人丧失斗志的可能性。”二，它“能够对身边的人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决定自己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举止都要体现出必胜的乐观精神——任何悲观与失望都只能留给我自己。我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巡视整个部队，微笑着接见每位将士，拍拍他们的背，确确实实地关心他们提出的问题。”
从那时起，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满脸笑容掩藏了内心的痛楚与无奈。
当然，作为领袖人物，艾森豪威尔的成功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他曾经在别的场合说过，领导的艺术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然后引导民众自觉地执行这些决定。他写下了在直布罗陀学到的经验，只是出于谦逊，这些话没有收录在他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这些文字是对领导能力的经典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