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醉卧泸定桥
大渡河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也是因为这个，很多对历史并没有太多兴趣的中国人，还从政治教育课程，从各种影视作品中，听熟了另一个名字：石达开。
大渡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增添了一系列英雄的名字，和两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与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就在前些天，四川成都的报纸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十周年，还在轰轰烈烈炒作一件事：征集有探险精神的勇士，再次从全部撤掉桥板的泸定桥铁索上攀越大渡河天险。我不知道活动组织者的本意是什么，但善于发掘各种意义的记者在报道中说，这样，在国庆大典即将到来之际，这个活动可以再现当年红军飞夺天险的雄姿，借此可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云云。
如此一来，一次很有挑战性的历险活动，立即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后来，我没有再关注这次活动举行的结果，只记得从新闻配发的照片上看到一些人正在抽撤桥上的桥板。看到那些桥板，我想起1988年夏天，我们第一次来到二郎山下的泸定。一天黄昏时分，大家喝多了一点酒，由当时还在泸定县工作的作家朋友高旭帆陪着到桥上散步。
黄昏的光线里，大家的面目渐渐模糊不清，而西边的天空，最后的阳光把血红的晚霞照得分外明亮。强劲的河风吹得酒后的大家都有些踉跄。大渡河正在洪水期，汹涌的波涛声在山谷里激起巨大的回响。大家迎着河风趴在作为护栏的铁链上，看着西边那血红的晚霞一点点黯淡，最后完全消散，这时，我感觉到手下的铁链像蛇一样的冰凉。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谁带的头了，反正，在满天星光的照耀下，大家都躺倒在木头桥板上了。
跟冰凉的铁链大不相同的是，木头正在把白天蕴蓄起来的太阳光热慢慢发散。于是，被河风吹冷的身体感觉到了一种粗据然而实在的温暖。
桥头上的泸定县城正渐渐安静下去，河水奔挥的声音却越发响亮。有人在扯着嗓子唱红军长征的歌，唱关于大渡河的歌，即便使尽了全身力气，也盖不过大渡河波涛的歌唱。
我的头有些晕，便悄没声地把脸贴在了桥板上，因为木头上那粗粝温暖的冲击，也许还因为醉了酒，也许还因为别的什么，眼眶一热，泪水悄然滑落，无声而痛快地涌流，慢慢地洇开在杉木桥板上。在我心中，像画地图一样，一条红线蜿蜒而行，向西，向北。我知道，这是这条大河所来的方向，这条蜿蜒的情感红线，正是这条大河的千折百回。向西向北，那些茫茫群山哺育了这条河流，也哺育了我的身体与心灵。
就在这天晚上，我突然打定了主意，走通大渡河。顺着大河溯流而上，我就可以循着一条人们不常走的线路回家。
我发现，自己经常会给定一个自己的地理概念。如果我从泸定开始沿大渡河上溯，其实没有包含大渡河的下游地区。泸定以东以南，大渡河还穿过了好多个县，才最后在四川乐山市举世闻名的大佛脚下与青衣江和岷江汇合，再一起浩浩荡荡奔流向长江。也就是说，要真正走通大渡河必须从乐山大佛脚下开始。但在我看来，这段大渡河在我的心目中除了是一种地理，没有感情上的意义。属于藏族聚居区的大渡河，属于嘉绒藏族聚居区的大渡河应该从泸定开始。泸定是汉藏两个文化区结束和开始的地方。从地理上标识，河是大渡河，山是二郎山。
二郎山的名字，许多中国人都从一首歌里听熟了它的名字：
二呀么二郎山，
高呀么高万丈，
古树荒草遍山野，
巨石满山冈。
解放军，
铁打的汉，
要把那公路，
修到西藏。
如果不着眼于行政区划，只从文化分布来看，泸定就是西藏开始的地方。
不管是关于大渡河，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还是大渡河北岸高耸于四川盆地边缘的二郎山，在革命史歌唱性的乐观主义叙事中，都在不太具有空间感的中国人中间，普及了一种地理概念。
在今天，使泸定广为人知的，还有蜀山之王贡嘎山怀抱里的海螺沟风景区。这个风景区以温泉和雄伟的低海拔冰川知名于世。在这个地方，在从亚热带到终年积雪的雪线，一两天之内经历的数千米海拔高度，从中可以学习到真正的地理。当然，还可以学习植物学与动物学。我在山上就曾经被三条银环蛇上过一堂生动的生物课程。旅行结束之后，因此还写过唯一一篇以动物（银环蛇）来推动情节发展的短篇小说，名字就叫《银环蛇》。
在海螺沟的冰川与温泉盘桓几天后，同行的大队人马返回成都。我在泸定与大家分手，在高旭帆家里养精蓄锐几天，又去了一次康定，然后，于一个蕴雨的早上在康定车站乘上去丹巴县的班车上路了。
流经康定的折多河是大渡河的一条支流，水量不大，但在海拔急剧降低的山谷里，显得特别汹涌澎湃。公路沿着狭窄的折多河谷一路向下几十公里后，众山之中的山谷豁然开阔，道路也显得平缓一些，浩浩荡荡的大渡河重又出现在眼前。
宽大的河谷欲晴又雨，一些地方，被自天而降的灰蒙蒙的雨脚所笼罩，一些地方，被雨后的阳光照耀得格外明亮。这些都是我所熟悉的景象。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想下车行走。也许是上天的特别看顾吧，没过多少时间，班车就停下来。这次，是因为昨天晚上爆发泥石流，公路被阻断了。
这是班车第三次停下。
第一次，车开出康定不远，一个旅客大叫起来，原来是车顶的货物颠下去了。
第二次，是全副武装的公安与武警设了路障检查。他们挎着冲锋枪上车来，打量每一个人的脸，打量每一个人的行李，然后，下车挥动绿旗放行。我放在行李架上的红色的尼龙旅行包被打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里面除了一些干粮，一架笨重的珠江相机，几本书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他们也仅仅是注视而已，并没有要求我将其打开检查。
现在是第三次了，不需要人告诉，只要看看公路上排开的汽车长龙，就知道对汽车轮子来说，此路不通了。泥石流从毫无植被遮掩的陡峭山坡上流泻下来，黏稠的泥浆还在从上面破碎的山体上源源不绝地向下流淌，淹没了上百米的一段公路。泥浆还从山上带下来一个个巨大的石头，这些石头把公路路面全部挤占住了。
要是有人，有炸药，有推土机，清理这些障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没有人知道修路的人、炸药和推土机什么时候会来，也许在一分钟以后，也许要等上一两天。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于是，从车上取下背包，脱了鞋，挽起裤腿，蹚过齐膝深的泥浆上路了。对面公路上，也是长长的一列车队。这一段路上只有很少的树木，所以，许多人只能蹲在卡车的阴影里，躲开雨后初晴毒辣的阳光。当我穿过这长长的车队的时候，不断有人从车厢阴影里站出来，拦住我。
“老板要不要松茸？”
“老板要不要虫草？”
“老板要不要，要不要？”
我说不要，不要。这时，两个男人一前一后，把我堵在了两辆卡车中间。他们也不像前面那些人那样，拿出什么东西来，而是定定地看着我。直到看到我心里发毛，其中的一个才笑了：“朋友，有点沙金想出手，多少要一点吧。”
我说我不是收金子的人。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想解释怎么想走通这条河流，更不想向他们解释这条河流对我，对他们都意味着什么。
另一个人逼过来了：“你总该要点什么吧。银圆？文物？”
我都摇头拒绝了。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不知何故他们自己反倒露出了张皇的神色。
这回轮到我笑了：“我回家。回马尔康。”
“马尔康？你就这么走着回去？”
我说，也许什么时候又搭上汽车了。
然后，其中挡在我前面那个人努力把身子贴到车厢板上，让我过去了。
2.仙人掌河谷
阻塞在长长路上的车队终于远远地抛在身后了。
阳光落在两边光秃秃的破碎不堪的石山上，闪得人双目发痛发干。混凝土一样灰色的山坡上也有绿色，但不是树木，而是漫山遍野的仙人掌。
我只是在画报图片上才看到过这么多、这么巨大、这么千姿百态的仙人掌。图片里的情景是在墨西哥荒野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中国会有这样一个仙人掌丛生的荒凉地带。
特别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汉藏交界的地区，在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攀升的群山渐渐峭拔的地方，总会有这样一个荒凉的、大自然遭到深重蹂躏的地带。由北向南，嘉陵江流域是这样，岷江流域是这样，想不到大渡河流域的情形还要惨烈可怕。科学家把这种荒凉地带称为亚热带干旱河谷。他们还告诉说，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都是森林满被、和风细雨，但在长达上千年的战火与人类的刀斧之后，美丽的自然变出了一副狰狞的面孔。
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些森林一旦消失，整个自然生态将难以再恢复。
这个地带在一个国家的两个民族之间，而不是在两个敌对的国家之间，这种没有理性的对大自然的盘剥，最后造成了眼前这种令人发指的景象。这次旅行结束后，我特别注意地想搜罗一些资料，看看这些曾经风调雨顺、绿荫满山的地带，从什么时候起，落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可惜的是，无论在哪一种语言的文书中，我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记载。
曾经在西藏工作很多年的冯良寄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她的长篇小说《西藏物语》，一本是她编辑的原来叫作《康藏轺征》，现在取名叫《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的书。也许是因为当时手头正在写这本有关走进西藏的书，我对那本在1930年就真正走进西藏的书的兴趣，一时间超过了对冯良小说的兴趣。那本书的主人公刘曼卿是一个已经被淡忘的一时间的风云人物。这位刘曼卿女士是一个出生于拉萨的藏汉混血儿，藏族名字叫作雍金。她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为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所做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史料中说，刘女士此行往返于南京和拉萨达364日，是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她在拉萨和入藏的路上，“竭力宣慰中央德意，及告以中央垂念边陲之殷，故深得藏族群众及统领土司、喇嘛等之热烈欢迎，达赖亦延其为上宾”。返回南京后，她应邀在国民会议上做了关于西藏之行的专题报告，国民政府主席特地颁发褒奖状。奖励词说：“国民政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克宣党国怀来之意，无愧轺车专对之材用，特给予褒奖，以示奖励。”
我对这本书感到兴趣，因为她入藏的行程有一段与我的路线重合，在这重合的一段路线上，我想看看一个藏族人的记载是不是有别于其他人的记载。但我从她的行文里没有找到一个有藏族血统的人回到藏文化区域中，有什么灵魂上的共振的字句。倒是发现了“塞外孤征，感念曷既”等酸腐的语句。
我读有关西藏的书，选择的标准与读别的书大不相同，我知道这也是一种偏颇，但不能改变我在阅读中本能的取舍。我读西藏的书，第一就是从字里行间感受读者是在融入还是疏离，如果其中有太强大的另一种文化的优越感，那好，对不起，我只有放下。
我再从书架里找出这本书，是想看看，作者在泸定到康定的道中，在大渡河这段体现了人类最大程度暴力的河谷面前，有什么样的思考与记载。
可是，我仍然没有看到。
她好像没有看到那些破碎山体中的仙人掌。在我看来，这些仙人掌是大地里所残存的最后一线生机。
我继续翻检手边有限的有关藏汉交往的史料。其中一函四册的线装书叫《边藏风土记》，作者查骞，光绪年间由四川总督任命为里塘粮务同知。期间曾在这条路上往还，结果留下了这四小册文字。在第四册中，在泸定县条下，有关于这些仙人掌的记载：
泸定县境内，产仙人掌。草生树本，高逾寻丈，状恶多浆，触手滑腻。土人多种以代墙，密如排棘。其实四棱三棱，深绿绛黄，味亦甘滑，呼曰仙桃。按《本草纲目》：仙人掌状如人掌，故以名。多生石上贴壁，性苦涩寒。然未见泸定之多且大者。遍山幽谷，莫非此树，臭气薰人不可耐。
这又是中国读书人典型的书斋笔调了。
面对这种动人心魄的劫后的大自然，他能平心静气地去品味果实，想起在中医理论里的药用价值，那是一种我本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境界。
公路边，不断有穿着非藏非汉，面孔脏污的孩子，手里提着一筐仙人桃，期待着买主。虽然在烈日下行走，我口渴难当，虽然那些仙人桃散发出一种与无花果类似的沉郁的闷香，但我没有打算去品尝。我在想象过去这里曾经的青山绿水的景象。
与此同时，让人更加沉痛的是，我知道，对大自然的劫掠还在远方云雾遮掩的深山里进行。
公路下边，河道里浊流翻滚，黄水里翻沉碰撞发出巨大声响的，正是那些深山里被伐倒的巨树的尸体。落叶松、铁杉、云杉、冷杉、柏、桦、楸、椴，所有这些大树，在各自不同的海拔高度上成长了千百年，吞云吐雾了千百年，为这条大河长清长流碧绿了几百年，为这片土地的肥沃荣枯了几百年。但现在，它们一棵棵呻吟着倒下。先是飞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得不到荫蔽，最后，就轮到人类自己了。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无端就想到了故乡村子一片已经消失的桦林。
3.一片消失的桦林
现在，当我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跳动，突然想讲讲那片桦林的故事。
那片桦树林曾经存在的村子藏名叫作卡尔古，这个村子是一条古老驿道上一个重要的站点，所以，来往的回汉客商还给了她一个汉名：马塘。20世纪50年代，新建的人民政权修通了公路以后，这个地方在地图上便成了成都至国道213线一条叫作刷丹公路的支线上一个最小的圆点。所以，养路的道班既不叫这个村子的汉名，也不叫这个村子的藏名，而把这个地方叫作“十五公里”。
就在栽着“十五公里”的水泥里程碑那个地方，有一条小溪从山腰的树林里流下来。沿着小溪，一条小路爬上公路陡峭的路肩，隐入满坡的白桦林中间。
那是一条采药的小路，在那些白桦林间的一小座一小座的山崖上，我就采过木麻黄。那也是一条放羊的小路，因为桦林间有许多顺着山体倾斜的林间草地。这也是一条狩猎人的道路。记得曾有一个村子里的小伙子被一头小熊追赶，他逃出树林后，用石头把那头小熊打死在了公路上。
有人踏上这条小路，却只是为了饱饱地去喝一次泉水。从公路爬上山路不用二十分钟，就是那条溪流的源头。这眼泉水是卡尔古村四周众多泉水中最甜的一眼。但那泉水无论如何也没有桦树的汁液来得甘甜。
春天，村里的小学校放学后，那片桦树林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天堂。初春，钻进树林，只要用小刀在白桦修长的树干上割开一个口子，甜蜜清香而又微微有些苦涩的树液就可以流淌得满嘴满脸。
但我没有能够与这片美丽的树林度完整个少年时代。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四百公里外的四川省城传来文件。那里要修一个叫作万岁展览馆的雄伟建筑，是献给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领袖毛主席的。这个建筑有多大呢？曾经在红军队伍里待过一阵子的大队长说，比土司的官寨还要大。一个还俗的喇嘛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去过拉萨，所以他有资格说，土司算什么，毛主席的房子应该比布达拉宫还大。那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大，但砍伐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时间。不知是谁说的，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桦木，应该是红桦，而不是白桦。但是，红桦生长在比白桦更高的地方。于是，村里的男人们每天一大早上山，伐倒一棵又一棵修长的红桦树。黄昏下山，并把一大段一大段粗大的红桦树干滚下山来。
沉重的桦木下山时，显示了巨大的破坏力，小树、花草顷刻毙命，低处亭亭玉立的白桦也被冲撞得伤痕累累。林子里肥沃松软的腐殖土表层也被一道道犁开了。雨水一下，整天整夜，泥土与下面的砾石就往山下流淌。当年，那眼甜水泉的泉眼就被流沙深深淹没了。
然后，从公社，从县里来的人，拿着尺子一段段比量，合格的，就有一个人在断面上画上一朵葵花，中间写上一个鲜红的忠字。因此，这些木头不叫桦木，而叫忠字木。忠字木装上一辆辆解放牌卡车，和一辆辆叫反修牌的苏联造卡车，翻过村子背后分隔开了岷江与大渡河两大水系的鹧鸪山，到米亚罗，沿岷江的支流杂谷脑河过理县，再走五十多公里，在汶川县城威州镇与岷江正流汇合，出岷山峡谷，到都江堰，然后到达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
那么多卡车来来去去，寂静的卡尔古村是多热闹啊！
那时，我还没有比二十多户人家的卡尔古村更大的地理概念。
那时最大的愿望是等往桦树断面上画葵花的那个人高兴了，把画笔交给我，在他用铅笔填好的轮廓里，填出一朵中心无蕊，因此也无从结籽，却长出一个大忠字的葵花。
我，一个牧羊少年的手，曾经为拿起了那饱蘸油彩的画笔而颤抖过，因此我很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最终成为一个画家，而是操起了文字的生涯。也正因了这文字的因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循着当年运送忠字木的卡车所走的那条路线，第一次来到成都。所要寻找的目标，就是那座在卡尔古村人想象中比土司官寨，比布达拉宫还要巨大的建筑。
那建筑应该非常巨大，因为砍去了整整一面山坡上所有成材的红桦。
但我看到的建筑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辉煌。我没有想到当年的万岁展览馆是那样一种灰蒙蒙的颜色。在平原上，在一样灰蒙蒙颜色的楼群里，它一点也没有想象中那种圣殿的样子。我不能想象它会是这么一副庄重却远远说不上雄伟的样子，就像要不是亲眼看到，我不能想象鸽子敢于在这座建筑广场前的伟人塑像宽大的肩头拉屎一样。
因此，我为了那片永远消逝的红桦感到痛心了。
在这座城市出入久了，并成为她的居民以后，我慢慢熟悉了她的历史与地理，也就知道了，很多老成都人也在为这座建筑所在地曾经雄伟与沧桑的老城墙感到痛心疾首。
还是回到那片桦树林，因为她毁灭的过程尚未完结。又过了两三年，毁灭的命运降临到了那些白桦身上。
这回是北京城里发话：要准备打仗。
卡尔古村那么的宁静与僻远，很多时候被遗忘，但也有时候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准备打仗就是贡献出那片白桦林。村子里的男人们又带着刀锯上山了。白桦一株株呻吟着倒下。然后根据要求切成一定的长度，一定的口径。不合格的都扔在山上，不到两年就慢慢腐烂了。合格的就一垛垛堆在公路边上，等待着卡车队来拉到我们不知什么地方的兵工厂去。卡尔古村的人都被告知，这些白桦的用途是制造步枪、机枪、冲锋枪的枪托及其他木质部分。所以，这些白桦给我们卡尔古村带来了无上的光荣。
也许因为这种光荣过于抽象，所以，直到今天为止，许多卡尔古村的人还在为那些白桦感到惋惜。
其实，卡尔古村岂止是失去了这些白桦，我们还失去了四季交替时的美丽，失去了春天树林中的花草与蘑菇，失去了林中的动物。从此，一到夏天，失去庇护的山体被雨水直接冲刷。泥石流年年从当年的泉眼那里爆发，冲下山坡阻断交通。有一年，我从外地回家，就被泥石流阻在离家两三里路的车里，过了一个担惊受怕的晚上。
在那些白桦消失的同时，多少代人延续下来的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爱护也随之从人们内心消失了。村子里的人拿起了刀斧，指向那些劫后余生的林木，去追求那短暂的利益。也是一年春节回乡，经常在夜半时分听到村里人在公路边忙碌，把盗砍的林木装上出山的卡车。这种情景我曾不止一次看见。
就是这样，我目睹了森林的消失，也看到了更加令人痛心的道德的沦丧。
故乡在我已经是一个害怕提起的字眼。
那个村子的名字，已经是心上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而我的卡尔古村并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卡尔古村的命运是一种普遍的命运。所有坐落于我在这本书里涉笔的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的村落，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逃脱这种命运。
所以，我才在目睹了泸定段大渡河谷里那些漫山遍野的仙人掌时，就感到这是已经破碎的大地用最后一点残存的生命力在挣扎，在呼喊，在警醒世人良知发现。但是，那种巨大残酷的存在却没人看见。刀斧走向更深的大山，河里漂满了大树的尸体。当河水流送完这些树木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耳边流动的只是干燥的风的声音，而不是滋润万物与我们情感的流水的声音。几乎是所有动物都有勇气与森林与流水一道消失；只有人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得计的贪婪的动物，有勇气消灭森林与流水，却又没勇气与森林和流水一道消失。
要知道，在地球的生命进化史上，要是没有水，没有森林，根本就不会有人类的出现。
4.穿越在伤心地带
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趁着太阳出来之前的凉爽多赶一些路。上路不久，那些仙人掌终于消失了。但越来越巨大的山体依然破碎而荒凉。当太阳升起来，河风里那一点湿气一下就被蒸发了。太阳照亮了那些累累的岩石的时候，我的心中越发悲凉。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人类的伤口上行走。尘土，尘土，到处都是尘土。
尘土中间，反射着阳光发出刺眼光亮的，是许多石英与石棉的亮晶晶的碎片。
好在巨大陡峭的山体投下巨大的阴影，能让我在其间行走或休息，又可以感受到从河面蒸腾起来的一点点湿润的气息。在有森林、植被的时候，河水是在滋润群山，群山是在哺育着河水。而现在，河水却在这群山中充当一个趁火打劫的最后的掠夺者。等到河水把风与雨水带到河谷里的最后一点泥沙冲刷干净时，这些曾经生机勃勃的群山就要完全死去了。这正在走向死亡的世界不是一个狭小的地理概念，那是从四川盆地边缘纵深向青藏高原边缘的阶梯形群山达两三百公里的一个巨大伤痕。
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痕。
虽然这个伤痕地带也曾有过民族间的冲突与一些战争，但这些冲突与战争大多发生在冷兵器时代，还不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生态灾难。这个伤痕的造成，就是进入了现代史的近百年间，人类以和平的方式，以建设的名义，以进步的名义，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与生存的名义，无休止索取的结果。
我无数次地往返于这样一个伤心地带。
就是乘坐汽车，穿越这样的地带也会费去整整一天的时间，而在溯大渡河而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带，费去两天车程，也还走不出满眼的荒凉。如果是步行，那么，这样的行程就更加漫长了。
从泸定到丹巴，一百多公里的行程，晓行夜宿，我整整走了三天时间。
还能看到仙人掌，但已经是有意栽植在农家墙头上。那些黄土筑就的院墙，黄土筑成的房屋，年深日久地站在烈日与暴雨下，墙上斑斑驳驳显出了白色的盐霜。土屋前后，是绿得很深厚的梨树。梨树与土屋构成河谷平整台地上大小不一的村落。村落四周仍然是绿意深重的玉米与小麦。这样的村落，每到一两公里，在某个山湾里，会随着一片平整台地的出现，毫无预示地突然出现一个。很多个村子之后，会出现一个稍大一点的镇子，白墙青瓦。会有一个乡一级的政府存在。某一个院子里，会有一面国旗，披垂在烈日下，琅琅的诵书声从白杨树下的教室里传来。
在这种时候，我这人总会生出些奇怪的感慨。本来，我该视这种声音为这一地带的希望之声，但我却为他们的将来感到悲哀。就像为那些在破碎的山体中寻找最后一点青草的山羊感到悲哀一样。当一个地区在失去前途的时候，偏偏生产出一个满怀希望的青年、少年群体，那不正是一种加倍的悲哀么？
我想对未来乐观一点，但是，我无法克服掉内心深处这种要命的荒凉感。
因此，我倒宁愿人们生下来，就如路上相遇的放羊人一样，坚韧而又漠然。
在一个小饭馆里坐下来，放下背包，松开鞋带，汗水却越发地滚滚而下。饭馆里的大嫂递过来一条油腻的毛巾：“哥哥，你擦把子汗水。”
她头顶着一条青色间有刺绣的头帕，腰上一条彩织腰带，都是典型的嘉绒地区的妇女服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身上的阴丹蓝长衫，已是清末民初的满汉服装，脚上一双军绿色的解放牌胶鞋，又完全是一个现代中国服饰的标准农村版本。在这个地方，许许多多的中年男子的穿着，都是这种汉藏混合，并同时呈现出不同时代特色的打扮。
而她说“哥哥”那种腔调，“擦把子汗”那种用词，是一种汉语里四川口音与陕甘口音混合后，演变出来的一种特别的大渡河谷中段土著汉语的腔调。这个地区，在清朝乾隆以前，都是纯粹的藏族聚居区。是藏族历史上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在乾隆年间，清朝对当地的大小金川流域的赞拉与促浸土司前后用兵十余年，战后，藏族居民人口急剧减少。清政府以四川及陕甘兵屯殖于此地，所以，才形成今天这种人文与语言风貌。
传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事结束以后，留下屯殖的士兵们在河谷里跑马占地。骑上马，只抽一鞭子，直到马不跑了，自动停下来，这个范围里的土地、树林、草坡，甚至土著女人——因为战争，土著男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就都是这个人的了。所以，直到今天，当地的汉语里都还有一个表示土地单位的词：趟。你家这趟地今年庄稼长得旺实！
我问饭店的这位女老板：“你是藏族吗？”
我是用藏语问的，她盯着我，用汉语回答：“是藏族。”
我笑了。
她有些局促地解释，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听得懂藏语，但讲就有些困难了，她说：“结结巴巴，不蛮不汉的，说出来叫哥哥笑话。”这带地方，女人把不认识的成年男人，不论年纪大小，一律称为哥哥。她接着又问：“哥哥吃汉族的还是藏族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这条大河上游的某一条支流的支流上，我在黄昏时分寻找过夜之处时，曾遇到一个背水的女人问我，你住汉族的地方还是藏族的地方。现在，又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我要了藏族的东西。
于是，我的前面有了一碗奶茶。茶里的奶是象征性的，掺在茶里很稀薄，这不是掺入茶里的奶的数量的问题，而是奶的质量。这种奶是杂种奶牛的奶。而且，茶里还有花椒与薄盐的味道。茶刚掺到碗里，很多个头硕大的苍蝇便嗡一声扑了上来。院子门前，向着公路，孤独地立着一株巨大的柏树。这些河岸两边，过去，应该都是这种参天古柏的森林，中间夹杂着白桦与枫树。现在，却只剩下这株巨柏孤独地站立在骄阳下，团出一小块浓重的阴凉。我端着碗坐在这团树荫里，诗意不期而至，突然感觉到了脚下，那些泥土与砾石的覆盖下，是未曾风化破碎的巨大岩石。感到柏树的根须在泥土与砾石中游动伸展，感到根须像虬曲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抓住了岩石。打断我思路的是那位大嫂，她给我端上来一大碗嘉绒藏语叫“摆摆”，在拉萨叫作“土巴”的煮面块。当地的面很有嚼头。做法是先炒酸菜与朝天椒，然后掺水炝汤，再在汤里下面块。我喜欢这种吃食，一连吃了三碗才罢休。然后，顶着烈日继续上路。
再回头看那小饭馆时，才注意到柏树下还有一张台球桌。两个穿着想尽量时髦的小青年，正一杆杆地打发着似乎无穷无尽的时间。中午时分，自己投下的影子短到不能再短，就像是影子也睡着了一般。这个镇子也与大渡河沿岸许多小镇一样。低矮的房子挤在权作街道的公路两边。公路很安静。强烈而坚硬地反射着更多的热量与光线。刺得人有些睁不开眼。两边的房子却蒙满了灰尘，安静得如同一场梦魇一般。
这是大渡河流域这个荒凉的伤心地带的众多小镇中的一个，如果不是因了名字的不同，我实在分不开，这些镇子彼此之间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天晚上，我宿在路上的另一个乡镇。我不想在这里写出镇子的名字，也是因为，除了不一样的名字，这里的一切实在与前述走过的镇子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多苍蝇的小饭馆，门口停着运送木头的卡车，有一两株的柏树立在随便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勾起人一点点对一个遥远的山清水秀时代若有若无的怀想，那是牧歌的时代，那是水流清澈的时代，那也是民间诗人们留下最后记载的时代。
作为那个时代的余响，我请民间的智者为我翻译一段名叫《美好时代衰落》的民间文书。这部文书很少流传，一来，是因为民间愿意思考的人日渐凋零，而历史学家轻易将这种诗性的颇具概括性的叙述轻易摒弃了。但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其中这样写道：
后来，到了宗教不善寿命短促的时代，妖魔鬼怪兴妖作祸，坏心眼的人肆意害人，恶人发财爬上高位，傲慢专横不可一世。好人，对人无害的人胆小怕事，只落得贫困和倒霉。
书里还写道：
在此之后，宗教每况愈下，寿命更加短促的时代，在欠债和捐税的时代临近时候，国王在他的辖境内只有八千年的权力，一个国王会变成许多个国王。国王们自以为是，无视昔日好的宗教和经典。由于各人都过于自信，于是，各个国家就产生了各自的宗教与经典。
我觉得这是一种类似于《旧约全书》的概括则又有诗意的，象征多于信史的笔法。我非常吃惊，在这样一个日益荒漠的地带，竟然孕育出了这样的民间诗人与思想家。而现在，这样的人物再也不会出现了。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荒凉的地带，也是万劫难复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988年6月7日。
我躺在旅馆很多跳蚤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醒来，在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下打开笔记本，重温这些文字。这时，电灯闪了三下。我知道，这是小水电站的人，把控制台上的闸刀开关拉下，又合上，拉下又合上，拉下又合上，这是告诉小镇和周围通上电的村子的人们，要停电了。
十分钟以后，电灯熄灭，小镇便睡去了。
我起身走到窗前，听到大河在两岸岩壁间激起的沉雄回响，看到了岩石缝隙间，一些柏树在天空下的剪影。
于是，从背包里摸出一支蜡烛，写下了一首关于柏树的诗。名字就叫《俄比拉多的柏树》。俄比拉多不是这个小镇名字。我愿意为这些小镇取一些我认为好听的、不显得寒碜的名字。在嘉绒藏语中，“俄比”是种子的意思，“拉多”是在、还在的意思。我给这个小镇取的名字就叫“种子还在”。什么种子呢，当然是柏树的种子了。甚至连种子也不是，是柏树的一道影子罢了，是我个人心中一点无端的感触与怀想罢了。
在我写诗的青年时代，大多数诗行都写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破败而又简陋的旅馆里。
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在有些地方，为什么一家旅馆刚刚建成，给人的感觉就已经是破败不堪。
旅馆是这样，一些山间的城镇也是这样。
5.滞留丹巴的日子
再上路的时候，暴烈的阳光变成了无休无止的雨水。
密密的雨脚阻断了视线，只能看到面前很小一块地方，雨点使污泥飞溅。山坡上，汇聚的雨水一股股地冲刷着泥沙，从上而下，漫过公路，流到下面的河道里去了。雨下了还不到一个小时，本身就混浊的河水就变得更加黏稠了，散发着浓重的土腥味不断上涨。湍急的河水冲刷着河岸，不时可以听到河岸崩塌的声音。山坡上的泥沙被雨水冲刷下来，堆积到路上。现在，在公路上行走，就不得不越过一次又一次塌方了。如果是坐汽车上路，现在又该被阻断在路上了。
中午时分，雨终于停了。
稀薄的阳光钻出云层，照在浊浪翻腾的大渡河上。群山中多了一些劫后余生的树木。这时，一大片房屋参差不齐地顺着山势出现在大渡河左岸的山脚下。那是曾经走过的许多个小镇的集合。不用打开地图，我知道，丹巴县城到了。
大金川与小金川在县城边汇合，这条河才正式被叫作大渡河。所以，在大渡河的地理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一个我久想到达的地方。今天，因为一个突然而起的冲动，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时分，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在康定的时候，有朋友给我写了一封给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的信，这个书记还是现居北京的藏族作家杰米平杰的兄长。但当我踩着雨后街道上一个又一个水洼，找到招待所住下后，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随身的几百块钱和那张纸条时，这些东西都湿透了。房间里有三张床，我把钱一张张摊开在空床上，那张纸条却化成了一团纸浆。好在，有那个防水背包，再加上一块雨披，还给我留下了干爽的替换衣服，保全了我的笔记与诗稿，还有一叠写于泸定的叫作《银环蛇》的短篇小说初稿。
换好衣服后发现，踩了一上午的雨水，脚上的旅游鞋底与鞋帮完全分家了。
于是，穿着招待所的写了某某招待所红色字样的塑料拖鞋上街买鞋。
新的旅游鞋很柔软，穿上去，对行走了很多天的双脚来说，真是一种很好的犒赏。现在，我还能感觉到双脚在当时所感觉的暖烘烘的干燥的柔软。
我想，这双脚从跟定了我以来，从未像那一刻感觉到幸福无边。
在那一刻，这双因跟了我才患上风湿症的双脚会在从未有过的无比的舒适里，感觉到一个女人终于发现自己嫁对了男人的那种幸福。如果我们的脚有一种幸福哲学，会不在乎你驱使它丈量了不能穷尽的大地上的多少地方，也不会在乎你在有了钱后，给了它多么昂贵的名牌包装，更不会在乎是不是蹭到过许多鲜红的地毯。它的要求是动物性的、干燥的而不是黏糊糊的温暖，以及可以透到气的柔软。
从商店出来，我坐在新华书店的门前。
这是我买了隔壁杂货铺的一包香烟，换来了一条凳子，再把香烟点燃后，坐在太阳下面所揣摩的脚的幸福的哲学。正是有了这一次对双脚幸福感的揣摩，以后但凡看到有关革命史的电影，看到红色伟人与战士一起打草鞋，或者中国北方妇女坐在炕上满怀革命激情纳支前鞋底时，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了。
我知道这没有道理可言，但这世界上不讲道理的事情多了。我独自坐在电视机前，为了一两个镜头没有道理地感动一下，对人对事都没有任何妨害。时不时地来点小感动，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也是一种有益无害的心理体操。
还是回到丹巴。
我坐在新华书店隔壁杂货铺门口抽烟，揣摩完脚，便抬头望天。在这里，随便抬一下眼皮，是看不到天空的。看到的只是巨大的灰色山体。在那些山坡的高处很强劲的风驱赶着云团。阳光渐渐变得强烈起来。
终于坐到书店开门的时间，很低矮的一座房子，采光不是十分充足。正是我熟悉的那种小县城里的书店的格局。店面不大，陈列着供销社那种曲尺形的柜台。柜台玻璃后面的书，以及柜台后面的架子上的书，哪怕是刚出版的，一放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都会显出一种年深月久的样子，显出和店员脸上一致的懒洋洋的表情。
我向来喜欢这种书店。原因是很多在大城市书店里不会买的书，在这里你会掏钱买上一两本，作旅途夜深时的同伴。而这种书，也许是因为阅读的情境的关系，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这次我先是买下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编写的一部青藏高原的藏兽医药典。这本书采用了“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的那种开本设计，而且也采用了红塑料作为精装封皮。书是由若尔盖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此前我曾得到过这本书，是在访问一个老藏医时，他送给我的。过去，他是一个获得了格西学位的格鲁派僧侣，20世纪50年代被强迫还俗，回乡做了牧民。“文革”中，以革命牧民的名义被起用，执笔撰写这本初级药典。这位藏医在若尔盖草原上有很高的威望，我去访问时，他把这本译成了汉语的小书送给了我。但我却把这本书忘在了县委招待所。
而现在，我又重新获得了这本书。
在这里我还购得了第二本书，也是在逛大书店时绝不会购买的。这种书在20世纪之末的1999年，是很风行的一类了，但那时，还是相当冷僻的，合着该在这样一个无可无不可存在着的书店里出现在我眼前。
这本书是薄薄的一本，叫作《人·野人·宇宙人》。作者叫萧蒂岩。我在《西藏文学》上看到过一个同名的人发表的大幅的书法作品，是写珠穆朗玛的诗文。十年之后，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前两个月，我需要访问一些对西藏有所经历的人士时，扎西达娃从拉萨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这位老先生在成都的电话。
那天中午，在成都刚刚风行起来的川菜馆菜根香门前，我第一次见到萧蒂岩先生。不用介绍我们都认出了对方。
那天作陪吃饭的还有都在西藏文坛风云际会过的汉族作家马原和藏族作家色波。
再一次，萧先生又替我约了当年的南下干部、在西藏墨脱待了二十多年的民俗家冀文正先生。地点在成都肖家河的拉萨大酒店的茶坊。那天，我们喝着清雅的峨眉毛峰，回忆的却是酥油茶的浓烈。就在那天，萧先生也带来了他多年前的那本书。
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话题都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到西藏。但这个西藏是行政区划意义的那个自治区，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而我更愿意听到更多的人讨论一个更大范畴的西藏。还是回到处在大小金川交汇处的丹巴，回到处于富含云母的丹巴。
离开书店后，我到车站去打听道路的情况。售票的小窗口上的木板紧紧关闭着，旁边的黑板上照例没有只字片语透露丁点消息，找不到一个工作人员。要不是站内停着一些重载着原木的卡车和几辆空客车，这个车站就像给废弃了一样。
好在这些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情形，我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获得不尽准确消息的方式。消息大致是说：向下游往泸定的路，被多处塌方堵死了。这情况我大约知道一点，因为我是从这条路上来的。顺着大金川而上，到金川县城，再溯流而上，到可尔因、杜柯河与梭磨河汇流处，继续溯流而上，经前面县城，再溯流而上，到可尔因，杜柯河与梭磨河汇流处，继续溯流而上，经前面说到过的松岗乡，再十五公里，到马尔康。这条公路已经好几年不通了。问题出在丹巴与金川两县的结合部上。这两个县的结合部也是四川省两个藏族自治州甘孜与阿坝的结合部。丹巴属于甘孜州，金川属于阿坝州。
在中国，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果出现在这样的结合部上，都会成为麻烦。更不用说，塌方从来都是这两个只有公路作为现代交通手段的自治州的大问题。
于是，那些结合部上大大小小的塌方就成了永远的问题。
最可能的一条路线，从丹巴过大渡河，沿小金川北上，五十五公里到小金县城。到小金县城后，一条路过因红一方面军的翻越而享有大名的梦笔山，经卓克基到阿坝州首府马尔康。这条公路过小金县后，在现在只有铁链悬空的猛固桥再分出一条路，过有东方阿尔卑斯美誉的四姑娘山风景区，翻海拔四千多米的巴郎山，穿过卧龙自然保护区，经都江堰到成都。
但现在，这条路也不通了，据说，在通往小金县城的短短五十多公里的距离上，就有很多处塌方。
于是我在丹巴县城滞留下来。
6.没有旅客的汽车站
长途汽车站前，是一个不大的广场。
广场边上照例堆积着一些直径很大的杉木。坐在这些木垛上，正面对着大小金川两水汇聚的河口。两河相聚时很平静，并没有喷云吐雾、飞珠溅玉的轰鸣。只是两股水汇聚时，陡然加宽的河面上，转动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的力量之大，使那些漂浮在河上的巨大原木竖立起来，旋转着从漩涡中心直直地扎进河底，直到百米开外，才重新露出头来。
好些人站在河边的岩石上钓鱼。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累人的一种钓鱼方法。
钓鱼人手里鱼竿很长，鱼钩上没有钓饵，钓手一刻不停地把钓线与鱼钩投进水里，然后，猛烈而快速地收竿。靠鱼钩在水中高速移动来碰撞鱼的身体。
大渡河，还有差不多是平行流向的北方的岷江中都有的一种细鳞鱼，大小都在一斤上下，味道非常鲜美。
这些用白钩的人，钓的就是这种鱼。
在丹巴滞留的这些天里，上午，我拿着那本写野人的书，坐在河边看人钓鱼。
下午，河谷里的风准时而来。大的时候，风迎着面吹的时候，人给噎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就躺在招待所床上听风，和翻看那部青藏高原的兽医药典。我发现，其中的许多植物，都是我从小就认识的。还有一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却都是见过的。于是，那些药草就以原生时那种带露的姿态出现在眼前了。
比如鸢尾。
蓝色的鸢尾花，在青藏高原上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生长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
所以，我至今记得那部医典中的一味清热解毒止毒的广谱药方，叫鸢尾膏，所用就鸢尾种籽一味，但必须是不同海拔高度上的鸢尾混合而成。
在炎热、干燥，而又多风的大渡河谷，我更多恍然看见的还是各色各种的报春花。而在丹巴，午后的阳光里大风清扫着狭小街道上的垃圾。风扬起漫天尘土。这些尘土差不多无孔不入。每天夜半时，风慢慢停了。连茶杯里头，残茶的底下，都沉淀了一层亮晶晶的东西。晃动茶杯，这明亮的碎屑便充满了茶杯里的全部水体。轻盈，而且依然闪闪发光。这些碎屑就是当地富含的一种矿藏：云母。
离县城一公里开外，就是比县城要来得整齐气派的矿区。
云母就是从这些失去了植被因风化而破碎的山体中开采出来的。经济学的书籍或经济学家都会告诉我们，工业的兴起，除了这个行业本身，还会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这本书所涉及的地区，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首先，这种工业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野蛮而又落后的工业。也许，这种工业给很远的什么地方带来了繁荣，但在这里，自然更多的是被摧毁。工业依然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
许多云母从巨大的山体中开采出来；有一小部分，在原始的开采方式中，被浪费掉了，最后，变成了风中的尘土，在早晨的残茶里再次显示了它的存在。
第三天，我坐在广场边上，读萧先生书中写到的有关西藏野人的故事。
他的故事来自雅鲁藏布江流域，喜马拉雅山间。
这些零零碎碎的野人故事使我非常吃惊。因为，在这条大河上游的我的家乡，也有许多有关野人的传说，这些野人传说与书中那些来自雅鲁藏布流域的传说是那么的相似。譬如，有一个故事说，在庄稼收获的季节，野人会下到那些靠近森林的玉米地里，掰玉米棒子。那个季节下到地里的还有猴子、野猪和熊。于是，收获季节的农人会在这些容易被野兽抢收的地边搭起一个窝棚。对付熊与野猪是用猎枪；对付成群的猴子，枪是忙不过来的，就用哐哐作响、余音悠长的铜锣；对付野人费事一些，但也很好玩。
野人下到地里后，守卫的人便拿出酒来，边喝边唱歌舞蹈。故事里的野人好像是一种天生的乐观主义的、娱乐至上的动物。见了这种情形，平常总是躲着人的野人，不，在当地的方言中，野人并不真正叫野人，直译成汉语的话，应该叫作人熊。人熊这种东西平常也都是难得一见的。什么动物都会躲避人，人熊也不例外。但在秋天的地头，人熊在采集玉米棒子的时候，守卫秋收成果的农人不开枪，也不敲锣，而是坐在火边喝酒、歌唱，继而在火光映照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警惕的人熊开始观望那个歌舞饮酒的人。
然后，丢下手里的玉米棒子，慢慢向火堆靠拢。
那天，在丹巴县城面向大小金川汇合处的大堆木垛上，我问一个年轻人听没听过这样的故事。他摇晃一下脑袋。这时，从木垛后面转出一个老人。穿戴也是前面描述过的那个饭馆女老板那种藏汉合璧的样式，而且是过去与现在混杂的版本。那个老人把兰花烟袋插在腰带上，嘴里喷出一股浓烈的烟味，用手画了一个圈：“以前，这些山上全是柏树林和杉树林的时候，林子里就有人熊。”
现在，这里已经是童山濯濯了。野人存在的可能性比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还要小很多很多。
我望望天空，当然没有看到传媒上热心传播的飞碟出现，眼前，只有一种使人内心感到空洞的蓝。于是，我们又回到野人的故事上来，结果，这个老者讲的故事与我听过的一模一样。
野人受到吸引，丢下手里的玉米棒子，慢慢向火堆靠拢。
农人这时已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猎人了。他一边喝酒长啸，一边准备接下来的演出所需要的道具：几只中空的粗竹筒，两把锋利无比的长刀。
野人走到火边上，变成了一个好奇心很重的喜欢模仿的大孩子。
它学着猎人的样子端起酒碗。问题是，它是没有喝过酒的。一碗酒下去，在胸膛里燃起了一团火。这时，猎人正长啸着拍打胸膛。野人也跟着拍打胸膛，嘴里发出更粗犷的长啸。
猎人开始跳一种步伐不太复杂的旋舞。
这时，酒劲已经充满了野人的脑袋。头顶的天空开始旋转。天空里的月亮与星星也开始旋转。野人笑了，它终于明白了这个种了玉米等它来收获的农人为什么要不停地旋转。他是在追逐天上旋转不停的月亮与星星啊！
于是，它也学着猎人的步伐开始旋转。
它觉得这种旋舞非常美妙。因为自己硕大的身子飘浮起来了。也许，再多旋几圈，就要飞升到天上去了。
猎人又斟了两碗酒，大笑着喝下一碗。
野人也喝下一碗。
胸膛里的那团火燃得更旺了，头顶的天空也旋转得更厉害了。舞也跳得更欢了。猎人知道什么时候野人胸膛里的火烧得快要蹿出体外。于是，他拿起一把刀，对着自己的胸膛，挑开衣服，大笑着，捧出一团火来。
一般而言，野人也会学着样子，拿起另一把刀，剖开胸膛，大笑着，可惜，它取出的不是火，而是自己的心脏。
也有野人不学猎人这种样子的时候，于是，猎人诱使野人继续喝酒，跳舞，准备与野人贴身肉搏。论力气，十个猎人也对付不了一头人熊。但人是富于智慧的。于是，另外一副道具就派上了用场。那是几段粗竹筒，竹筒对猎人的双手来说太大，对野人的双手来说又太小了一点。
猎人把这竹筒套在手上，舞动，并凑到野人跟前。
野人也学猎人的样子把一双手很费力地往竹筒里伸。它的手终于伸进去了。这时，猎人很轻巧地把手从竹筒里抽出来。但野人一双手被卡得紧紧的，只好听任猎人摆布了。猎人大笑着拔出锋利的刀子。野人也跟着大笑，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扎进自己的胸膛。
这是一个看似轻松，但却血腥的故事。我想从书上知道人们为何猎杀野人。但书里没有提到。在过去，我听来的故事里，讲故事的人也没有解释这个问题，现在，我又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这个老人。他也摇头，说：“这些故事，也是我当小孩子的时候听大人讲的。”
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也没有真正见过野人。
可是，我仍然没有明白，人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机地去杀一种特别想向自己学习的野人呢？我想，这绝对不会是因为担心这个学生有朝一日超过了自己。那么，人是要把这种叫人熊的动物食肉寝皮吗？如果真是这样，我生活在一个野人传说广泛的地区三十多年，却从来没有见过一张人熊的皮子。
“有人尝过人熊的肉吗？”
老头回答：“听说人熊肉很腥臭。”
“那就是有人尝过了。”
老头看了我一眼，从腰间抽出烟袋，挖了一锅，用火柴点燃，说：“人连人自己的肉都尝过，还有什么不尝。不信，你没有见过人吃老鸹肉嘛，但人人都听说过老鸹肉是酸的。人人也都知道马肉有汗水的臭。”
待到这天下午，看汽车还没有通的意思，我便决定第二天上路，去寻访大小金川两岸的一些听惯了名字的地方。因为这些地名，叫人想起一个旧的嘉绒曾经相当繁盛的那个时代。
嘉绒的中心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随着形势的变迁而有过一次大的转移。在转移发生之前，丹巴、大金川上的金川县和小金川流经的小金县就是嘉域的中心地带。
只是，在那个时代，金川县与小金县都还没有现在的这种得自汉语的名字。
这两个地区的藏语名字叫作促浸与赞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