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很害怕，找算命先生给看看。算命先生摇着头，说是孩子脸上有凶兆。父亲拿不出钱来，让老婆到鸡窝里摸了两个热乎乎的鸡蛋送给了算命先生。
姥姥托人请来了跳大神的，屋里屋外地又蹦又跳。孩子吓哭了，直往妈妈的怀里拱。
孩子病得越来越重，他不摸鱼不抓虾，不掏鸡窝，不偷邻居家的杏了。他只对一本红宝书感兴趣，白天晚上地看，反反复复地念叨着。那本书家家户户都有，是生产队里挨门挨户派发的，没人认识上面的字，偷偷地用它擦鼻涕。
父母整天忧心忡忡，为孩子的病唉声叹气。
孩子要上学，爸爸妈妈拦不住，让他去吧，省得在家里看着心烦。
儿子一路读下去，中学毕业了还考上了大学。村子里没出过这样的事儿，大伙儿很迷惘，不知是福是祸。
庄稼汉的儿子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村子里的人听不大懂。
儿子现在住在省城，不再拿着锄头、镰刀谋生计了。他的父母很担心，生怕他吃了上顿没下顿。
每当有人进城，庄稼老汉总忘不了求人给儿子捎点儿粮食。他常叹气道，不种地吃什么，喝西北风能养活人吗？
儿子让乡里的干部捎回话来，说城里不缺吃不缺穿，以后再别往城里捎小麦、苞谷了。
父母逢人就讲，我那儿子从小就是个怪物，不会干活，就知道念字儿。现在不吃不喝也能活着，这哪儿说理去。
外语
我三岁时开始学外语，参加了幼儿英语班。
我得感谢父母的牺牲精神，他们为了替我交学费，每天只吃一顿饭。
上小学、念中学、读大学，我一直废寝忘食地学外语，从未间断过。除了学校安排的英语课之外，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英语速成班、提高班、十日通、强化班、跨跃班、阶梯班以及“傻子英语”“残酷英语”“欢笑英语”“走遍世界”“东方不败”等稀奇古怪的培训。父母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并日夜不停地打工挣钱，还四处托亲求友地借贷，终于让我基本上掌握了这门世界通行语言——英语。
我十分钦佩父母的远见卓识，他们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却能在二十多年前就预知到今天的变化。
大学毕业时，那些平时讥讽、打击我学习英语积极性的同学们急得团团转，没有外语等级证书就等于残疾人，甚至连残疾人都不如。几乎任何一家公司、企业、学校或社区在挑毕业生时，都严格地掌握着外语的标准。连过街天桥上讨饭的乞丐都用英语跟过往行人打招呼，而且破碗边上摆放着“剑桥外语等级证书”。
“中国加入了WTO，各行各业都需要英语，我们街道保洁员，别看是扫马路的，也要求英语‘四会——会写、会读、会听、会说’。你达不到这个水平，对不起，我们不能考虑，还是先回去补补外语吧。”与我同宿舍的小陆想当一名马路清扫夫，就是这样被拒绝的。
我父母真伟大，我越想越觉得他们崇高。如果不是他们从小打我、骂我，让我学好外语，我这一辈子靠什么谋生呢？
我决定出国发展，凭我的外语实力绝不跟小陆之类的争饭碗。
一个劳务输出组织用船把我送到了美国。尽管这同样需要一笔巨资，但没有外语资格证书也是不行的。
美国人热情地欢迎与他们肤色不同却有着共同语言的东方人。
“嘿，哥们儿，换美元吗？”下船时一个铁塔般的黑人凑了上来，他的汉语说得很地道。
“嗨，小子，泡妞吧，有发票！”一位黄头发纯种白人拦住了我，又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我用英语客气地回绝了他们的热情。
“这傻冒儿还说鸟语。”黑人和白人笑得直不起腰了。
被介绍到一家中国餐馆工作，餐馆坐落在著名的唐人街。
那里没有一个人使用英语，这令我大失所望。我试着用英语跟客人交谈，被老板臭骂了一顿，还差一点儿炒了我的鱿鱼。
他说：“你放什么洋屁。这里全是他妈的中国人，你显摆什么。我让你刷盘子洗碗扫地，谁让你说那难听的鸟语啦！”
我的老板毕业于国内一所著名的外语学院。
我渐渐明白了，在美国根本不需要英语。我们有上百万同胞生活在一起，用不着通过英语交流。走在大街上，就连卫生间也清清楚楚地写着醒目的汉字“厕所”，不像国内的厕所写的是“WC”，让乡下人憋得肚子疼。
我决定赚足了路费以后马上回国。只有在祖国，我的英语才能派上用场。
惜命
老宋第四次被送进医院时我就知道他完了。
赵伍不赞成我的看法。他说：“这个世界这回要是能剩下一个人，那肯定是老宋，他太惜命了，咱们都不行。”不过，赵伍又说，“如果我有权力，我一定一枪把老宋给毙了，这种人不配活在世上。”
老宋是因为喝中药防传染而中毒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他“死”了四回。
第一次是他老婆深更半夜叫的急救中心。老宋一米八六的大个子，平时身壮如牛，一顿饭能吃进半只羊。自从“非典型性肺炎”传入本市后，老宋的胆子就头一个被吓破了，他整天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他把各类“专家”们预防传染的建议全部采纳了，并一一付诸实施。他一天至少洗一百次手，不到一周，手上的骨头都给洗得露出来了。全公司他第一个戴上口罩和防护眼镜，穿着如同化学战中的防化兵。晚上睡觉时，老宋要捂上三层口罩，结果差点儿给闷死，要不是他老婆发现得及时，紧急拨打“120”，他早就没命了。
接下来，老宋在家里烧香熏醋。他不是点一根或一炷，而是成捆成捆地烧，窗户往外冒着滚滚浓烟。邻居以为他家起了火，大呼救火，还打电话通知了“119”。等消防队把防盗门撬开，老宋已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了。救护车再一次把他送进了医院，诊断为烟熏缺氧所致。
第三回是他出院后拼命进补给闹的。老宋听人说，要想防止病毒传染，首先得增强自身免疫力，而要想做到强身健体，就得补充各类高级营养。老宋平时就有个毛病——除了谣传他什么都不信，他说这叫科学，我得信一把。于是他托人买来了上百种补药一古脑儿地往嘴里塞，又打球蛋白针剂等稀奇古怪的药液，闹腾了三天，老宋又瞪眼了，浑身还起了一层大疱，连嘴唇都烂了。医院又把他收治抢救，足足过了十多天，他才晃晃荡荡地回了家。
这一回他改喝中药汤了，家里比中药铺子的味还大，他说中药能败火解毒，“非典”病菌最怕中药了。没承想，一个礼拜下来，老宋上吐下泻，嘴里直冒白沫，连瞳孔都扩散了。所以，我认定，他这回肯定要交待了。
要说命大，老宋算是个典型了。他又一次奇迹般地出了院。听他老婆说，这一回老宋算是彻底省悟了，他再也不烧香熏醋、吃药打针了，他决定卧床静养，偶尔还喝点儿小酒。喝酒是老宋平常的嗜好，再说，也有人总结了防止“非典”的八字要诀，叫做“抽烟喝酒，通风洗手”。
有些日子没听见老宋的故事了，我觉得生活中似乎缺了点儿什么。
昨天早晨，我刚坐进办公室，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老宋在走廊里趴着。我说：“你吓了我一跳，怎么一大早就喝醉了，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呢？”
老宋扬起了头，他说，“非典”的病毒只在高处传播，最安全的防病办法，是匍匐前进，也就是爬着走路。他今天就整个爬行了两站远的路，膝盖早就磨破了。
这一次我们没打“120”，我们自己公司出了辆车，直接把他送进了安定医院——那是一家治疗精神病的专科医院。
怕与不怕
老高的水平就是高，人家的教授头衔不是白给的，说起话来确实有学问。
这些日子，全市闹“非典”，人心惶惶的，很多饭馆、商店、酒吧、影院也都关张了。大学里的学生跑得差不多了，整个校园冷冷清清的。高教授闲着没事，常在校园里溜达。有一回，我散步时碰上了他。我跟他开玩笑说：“高教授，您整天在外面转悠就不怕染上‘非典’啊？”
他认真地告诉我：“我不怕病毒，就怕人。”
“您是说，您怕我喽？我可是警察呀！”我逗他。
“警察我不怕，我又没做坏事。”他一脸严肃。
“那您怕谁？怕夫人吧？”我也是闲得无聊。
“怕穿白大褂的，特别是穿那种什么来着，对，穿防护服的，”他悄悄地告诉我。
“那有什么好怕的，怕他们把医院里的病毒传给您？”我好奇地问。
“那倒不是。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不怕病毒，我怕人。平时我不怕大夫，最近很害怕，尤其是防疫站的人。”高教授十分正经。
“那到底为什么？”我真想知道。
高教授被我的求知欲打动了，他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我住的那幢楼上住了位姓白的，在社区的防疫站工作。前些年是传达室看门的，再往前还烧过锅炉。这几年改成坐办公室的了，成了专业技术人员。平时街坊邻居不大看得起他，那倒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而是这个人心眼儿小，爱计较，邻里关系搞得挺紧张。自打‘非典型性肺炎’流行后，他可神气了，走起路来都是横着的。经常穿着防护服走来走去，说起话来粗声大气，骂骂咧咧地把我们楼里的住户挨个儿给训斥了一遍，因为他负责我们小区的防疫工作。那些平常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他闹过矛盾的人，一个都没得好。只要他打个电话，就有警车赶来紧急处罚。不少家养的宠物，比如一些名贵的猫啊、狗啊、鸟啊、鱼啊，统统给拉走了，说是要切断病源。我们楼里的所有住户，每天都要把体温记录下来，填上单子放在他家门口一个专门制作的信箱里，由他判断谁该送医，谁该留观。每家每户都要交代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最近接触的人员，谁要是有所隐瞒，他就会强制隔离。那家伙厉害着呢，谁也不敢惹他，因为他是专业人员。你知道什么叫权力吗？你知道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吗？在特殊时期，拥有某一专业知识的人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比方说现在吧，传染病蔓延，要想控制住，就得依靠从事传染病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技术处理方案，你就得执行。别看你是警察，眼下你得听他的。他说封闭哪家就得封闭哪家，他说监控哪户就得监控哪户，他说你是疑似病人，你就得被隔离，你懂吗？这些人如果心术不正，就会把公共权力变成专业权力而滥用，这你比我清楚……不说了，但愿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能赶快过去。不过，那个姓白的说了，要充分考虑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那样，他就会永远地被重视，你说呢？”高教授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一点儿开玩笑的心思都没有了，脑子里开始排查我所得罪的人中有没有是搞传染病的。
“快走吧，前边来了个穿白大褂的。”高教授顿时紧张了起来。
“您别怕，那是个理发的，我认识。”其实我也吓了一跳。
春运
火车停了两站之后，我的双脚终于落到了车厢的地板上。
我估摸着，我大概有一段时间没喘气了。不然的话，我喘气的声音不会像牛吼那么吓人，以至于呼出的第一口气竟把一个脸贴在我腮帮子上的中年汉子一下子推出了一米多远。
不过，那位汉子马上又把他那张丑脸贴了上来。我看出来了，他也是没办法。车上的人太多了，所有乘客的脸几乎都是粘在一起的。
“嘿，师傅，”他竟然能说出话来，他的嘴像是长在我的耳朵上。“师傅，你说现代世界什么最发达，交通呗，你说如今多方便，只要一坐上火车，嘿，几千里的路程，一两天就到家了。要是在过去，靠步行、骑马，走这么远的道儿，猴年马月才能到家，赶上天气不好，野兽出没，歹人劫道，小命都得搭进去。现在好了，有飞机、轮船、汽车、火车，那才叫快呢，你说是吧？”
我只有一丝细气在肺部和鼻喉之间勉强流通，实在是没办法对他的意见发表评论。
“就是车票难搞啊，”他的舌头在我的耳朵里搅动，我痒得难受。“我外出打工有七八年了，一直想回家过个年，不是怕花钱，是票太难搞到了。前年离春节还有一个月，我就去车站排队买票，排了10多天，眼瞅着快挪到窗口了，嗨，刚把钱掏出来，后面涌上了一群狗日的家伙，别提了，整个广场都乱了，我被挤倒了，左腿被踩断了三截，右手腕粉碎性骨折。我们村跟我一块儿去买票的另外两个人就没有我那么走运，那两个直接送到了太平间。太平间你懂吗，就是停尸房，放死人的地方。两个死鬼，连脑浆子都被踩出来了。”
“你说难不难，我们三个都没回成家。”
他深深地叹口气，我的耳朵里像刮了一场台风。
“去年春节，我又没买到票，飞机咱坐不起，大年三十冲着北方磕了三个响头，算是给父母拜年了。那想家的滋味真不好受哇。”我听得出，他带着哭腔。
“今年我发了狠心，要是再坐不上车，我用脚走，也要走回去。说起来还是好人多，跟我们一块儿打工的熟人，托人跑关系，到昨天还真弄到了一张票，票价虽然贵了点儿，比在车站买的贵了一倍，不过总算能坐上车了。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要不是朋友帮忙，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看上老爹、老婆和孩子一眼。嗨，老爹岁数大了，能活几年呀，看一眼就算尽孝啦。我妈去年春天死的，那一年要不是为了买票差点儿被踩死，我就能赶回去看看老妈了。嗨，票难买呀！”他又叹了一口气，我的耳膜几乎炸了。
“快打开窗户吧，这人晕过去啦。”有人喊着，那声音撕心裂肺。
“不能开窗，外面的人爬进来会把车厢撑破的。”有人不同意。
“再不开窗，我们就会憋死的。”又有人喊。车厢里开始出现了骚动。
“不行，”乘警用话筒喊道，“不能开窗，窗户打开后有人会跳车，出了事故谁负责？”那口气极严厉。
“各位乘客请注意，”广播里传出了列车播音员悦耳的声音，“各位乘客请注意，春运期间，乘车人数急剧增多，车内十分拥挤，请大家注意乘车秩序。为保护乘客的人身安全，不得私自打开车窗，以免乘客跳车自杀。昨天，本次列车发生了6起乘客跳车自杀事件，致使我客运组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请大家顾全大局，自觉遵守乘车规定，不得擅自打开车窗。”
车厢内一下子静了下来，贴在我左边的那位中年汉子把嘴咬在我的肩上，右边的一个老太太从一上车我就没感觉到她的呼吸，一直紧紧地贴着我的身子僵硬地站着。
一声尖叫吓得我毛骨悚然，接着就是咔嚓一声，有人用钝器砸碎车窗。一个人，又一个人跳了车。冷风吹进了车厢，一些昏迷了的乘客又恢复了神智，加上刚才的非正常减员，车厢里松快了一些。
乘警趁机在人群中挤着，嘴里吆喝着：“查票啦，查票啦，”并小声嘟囔着，“他妈的，真倒霉，这趟车的奖金又泡汤了，自杀是他愿意，关我们屁事，扣我们的奖金，讲理吗？”
乘警还真有功夫，他硬是在插不进针的人群中挤来挤去穿行自如。长在我肩膀上的那张嘴终于松开了，在乘警的喝斥声中，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票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你这是假票，罚款！”乘警一点儿都不含糊。那汉子苦苦哀求着，“冤枉啊，我又被朋友坑了，我不知道是假票，我花了双倍的钱呢，可怜可怜我吧。”两行混浊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不行，少废话，不交钱，现在就让你下车。”乘警开始连推带搡地让买了假票的人往门口移动。人太挤了，乘警费了半天劲，那位汉子依然贴在我的身上。乘警满头是汗，仍恪尽职守地用拳脚让违规者受罚。
又一位乘警挤了过来，他没有协助同事完成任务，而是凑到战友耳边，小声告诉他：“快到七号车厢去一下，那儿出事了，列车长也跳车自杀了。”
那声音极小，由于大伙儿挤得太近了，我听得清清楚楚。
坐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