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史说：“首长啊，快过年了，我给您送点儿礼。”
厅长连忙谢绝，说：“咱俩就别整那些俗气的了。”
老史说：“您说的对，我给您整点儿雅的。我这个礼物很特别，是‘赠言’，就是送给您几句格言。我把它逐条摘出来，抄在几张贺年卡上，您回去抽空看看。我本来想用毛笔写，可又不会使那玩意儿，就用我儿子小时候用剩下的铅笔头，像小学生一样工工整整地抄了几段，全是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语录，您不会拒绝吧？对了，我记得有这么一条：‘凡事办不一定成，不办肯定不成！’您听，马克思说得多好，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啊……”
我想我的领导肯定会欣然接受老史的特殊礼物，至于那句名言是不是出自马克思之口，我就搞不明白了。
反正新年过后不久，老史便升为副厅级巡视员了，而我对他也越发钦佩了。
佩服
我打心眼儿里佩服庄领导。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赞美一番，以表达我对他由衷的崇敬之情。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比抓足球彩票中奖的几率还低。他是司局级的大官员，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像我这种基层低级干部，只能在会场上离主席台一百多米的后排伸着脖子一睹他面目模糊的神秘风采。据有幸坐在会场前排的职级比我高一些的干部们说，庄领导讲话绝对有水平，像浇花的喷壶一样“润物细无声”，每当他慷慨激昂时，总是唾沫四溅。还有人告诉我，若从近距离观察，你会发现讲话中的庄领导的两个嘴角能“卷起千堆雪”——其实，这肯定是个别下属的奉承，只不过是堆起两堆而已。
庄领导令我钦佩景仰的地方正是他的讲话水平。像我这样一个天生少言寡语的小干部，每到必须讲几句的场合，若没有事先准备的稿子，简直无法张嘴，只会三言两语地草草收场。即使拿着稿子，也是结结巴巴地挑几段重点念念，绝不会照本宣科地长篇大论一番。我觉得自己很自卑，生怕讲长了别人不爱听。然而庄领导给我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为我打消了长期困扰自己的自卑心理。他的秘书曾跟我说过庄领导确立自信心的秘诀：你不要把听众当人看，你把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当成萝卜白菜。如果你非要把他们当人看的话，那也是一群啥也不懂的傻瓜。那样，你就会放开讲了，你要坚信，不管你讲什么，都是他们最需要、最喜欢听的。
我不知道庄领导私下里是否是这么说过，但从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当中，我似乎悟到了这一点。
庄领导一坐上主席台便显得异常兴奋，充满激情。他一开口总是说，“今天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接着便很谦虚低调地向大家表示道歉，因为前一个会议刚刚结束，所以来晚了，让各位久等了。然后又说，下一个会议安排在几点几点，因此只能简单地讲几句，讲完还得赶到下一个会场，等等，请大家原谅！在掌声激烈地响过之后，他便从容不迫地“简单讲几句”，这几句其实很不简单，没有三两个小时是绝对讲不完的。熟悉庄领导的干部，背后里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庄来讲话。他们十分有经验地在公文包里装点儿饼干、面包、巧克力等零食，以防领导兴之所致讲忘了时间，好随时垫垫肚子，免得出现头晕、恶心、低血糖、虚脱等不良反应。
有人显然是头一次听庄领导做报告，因此显得焦躁不安，不时地皱眉头、晃脑袋、看手表。我记得有一次我邻座的一位资深基层干部就不时地看手表，另一位坐在他前排的同事说：“庄领导讲话你不能看手表，得看日历！”我深有同感。庄领导能将简单的事情讲得复杂冗长，这的确是一绝，不管多长时间，他都不够用。从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情他能总结提炼出高深玄奥的大道理，而且他怕讲话水分大，讲话时从不喝水。
若庄领导照稿子讲话，大伙儿心情就会放松许多。稿子再长，也有念完的时候，总有个盼头儿。不像信口开河那样滔滔不绝、无边无际、遥遥无期。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比方说，前不久的一次会上，我就亲眼看见从主席台上走下来的庄领导当众批评他的秘书：“你是怎么搞的，把稿子写得这么长。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只讲一小时，可是你让我念了整整三个钟头。”秘书满脸通红，那种羞臊的表情让我都替他难受。他小声辩解说：“对不起，领导，我忘了把另外两份准备存档的复印件抽出来了。”一份讲话稿，反复读了三遍，一般领导是绝对觉察不出来的，这我相信。问题是，一千多位听众，包括我这种一贯聚精会神、洗耳恭听的人在内竟然也没有任何疑问，这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知道，有些同志总是缺觉，工作一忙睡眠肯定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在领导口若悬河之际偷偷地打瞌睡。但开会时头脑清醒、眼睛圆睁的人还是不在少数，怎么会听不出领导把稿子一口气读了三遍呢？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稿子写得太好了，别说仅仅读了三遍，就是反复念上三十遍，大家还是喜欢听，百听不厌。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佩服上级领导的真正原因。
初一的早晨
正月初一一大早，曹乡长就率领七八个乡干部敲锣打鼓地给村民赵三柱一家拜年。
憨厚老实的赵三柱和他的老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慌慌张张地迎出门口。老赵面对着向自己拱手作揖的乡领导们竟不知如何回礼，索性拽着老婆一同跪下来冲着他们磕了三个响头，算是答谢。曹乡长等赶快把赵三柱两口子搀扶起来，一个劲儿地替他们拍打裤子上的土，嘴里不停地叨咕：“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您二位是中央领导的父母，可不能再磕头了，这要是传出去，我这个乡长就完蛋了。”
“啥？中央领导？”赵三柱目光呆滞，双手紧握乡长软绵绵的大手，又扭头看一眼满脸通红的老婆，哆哆嗦嗦地问。
“赵老爷子，您太低调了！您儿子在北京当了大官，您也不宣传宣传，闹得乡里很被动。”曹乡长深情地嗔怪道，还顺手帮老赵扯了扯棉袄领子。
赵老爷子是谁？赵三柱头一次听人这么叫他，而且是从乡长嘴里冒出来的，这简直让他不敢相信。平时村里的人都喊他三柱子，连老赵都很少有人叫。怎么突然变成“赵老爷子”了呢？“我才五十多岁。”他觉得脑袋有点儿晕，眼睛有些花，耳朵也嗡嗡作响，若不是曹乡长一直攥着他的手，他说不定又得跪下去。
“听说您二儿子昨天回家过年了，我们乡里今天头一件事儿，就是给您老两口拜年。也想借机向他汇报汇报工作。您儿子是咱全乡、全县人民的骄傲，他在中央工作那是我们的福气啊！”乡长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拍着赵三柱的手。
“嗨，您是说我家二小子二愣子啊。他是昨天后晌回来的，都大年三十了，原以为不回家了呢！他昨天睡得晚，还没起来。我去里屋把他给您叫来。”赵三柱觉得特对不住乡长，急着要去喊二愣子。
“别，别，别，让领导多睡一会儿。我们改天再来汇报，不打扰他了。噢，等他醒了您告诉他。县里的领导初二，也就是明天要请他吃饭，明儿上午县里来车接，千万别忘了。对了，乡里给您准备了点儿年货，时间太仓促了，考虑得不周全，您就凑合着吧。这点儿钱请您收下，一点儿心意。”曹乡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红包包，塞到了赵三柱的棉袄兜里。
“这可不敢，乡长，这可不敢。我做梦也想不到您会给我拜年。东西和钱是万万不敢收的。”赵三柱带着哭腔推辞着。
“您老可别嫌少，以后乡里还会经常看望您。这点儿心意，您要是不收，就等于抽我的嘴巴了。大过年的，我要是让人抽了耳光子，这一年可怎么过。您一定得收下！”曹乡长不由分说地把红包又塞进了赵三柱的衣兜里。同时，其他乡干部呼啦啦一起动手，把面包车里的年货卸了下来。赵三柱活了半辈子还从未见过一次这么多的年货，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大米白面、烟花爆竹样样齐全，堆了小半间屋子。
老赵两口子瞅着这堆五颜六色的年货发了好一阵子呆，半天说不出话来。等他老婆缓过神来一跺脚说：“咱二愣子是个骗子！他咋就成了中央领导了呢？”这句话又把赵三柱吓出了一身冷汗，“走，咱得问问，可别惹出祸来！”
二愣子迷迷瞪瞪地被他爹妈从炕上拽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看着父母惊慌万状的样子，他觉得又好笑又可气，“我不是中央领导，也不是骗子！这帮家伙就这副德性，拍马屁也不讲究个分寸！都是势利眼。以前我年年放假回家，也没见有哪个干部来看我。现在可好了，乡长亲自拜年，还他妈的敲锣打鼓，县领导还要请吃饭，真是的！”二愣子安慰道，“爸、妈，你们不用害怕，没事的。我心里有数，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不想跟老两口说得更多，说多了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
初二上午，县里派车来接二愣子。他坐在车上，心情很复杂。一个乡下孩子，考上大学又读了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一个工龄不满四年的普普通通的小公务员，回家过个年都受到乡、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如此规格的礼遇，的确让二愣子的脑袋有些晕晕乎乎。走到半路上，二愣子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打开车门冲着雪地“哇哇”地吐了几口，他说他有点儿晕车。
班干部
王广田找到我的那一年正好五十岁，我记得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反复说：“我今年都五个整张了，生日刚过，属羊的，五十整了，比你大一岁。”
他千里迢迢地进京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跟我比岁数的，我猜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广田是我初中同学，他算了算说，自打十五岁以后，他就再没见过我。我心里也算了算，认为他说的对。我十四岁考入县城高中读书，他初中毕业回家赶牛车了。后来我读大学，直接留在北京工作；他赶了四年车后，在村委会谋了个差事，又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乡政府当上了干部。
已届半百的王广田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头顶秃了一块儿，牙齿掉了两颗，但基本轮廓没变，仔细端量，还能辨认出少年时的模样。他说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的单位，还给我带了两箱家乡的特产——咸鸭蛋。
寒暄了一阵子，他又从兴奋放松阶段转为紧张局促状态。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脸色也变红了。
“广田，有事儿吧？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尽力。是不是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替他从窘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那是不是家里有谁生病了，手头紧巴？”我进一步探询他的真实意图。
他还是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不会是来上访告状吧，你不像是受了欺负的样子。”我也嘿嘿地笑了两声。
“不是，不是，”他摆摆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其实是想让你替我做个证明，当个证明人。”
“证明人？证明啥？”我还真有点儿迷糊了。
“是这样，前两个月，乡里发了张《干部履历表》，上边有一个栏目，要填上‘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何时何处担任过何种职务’。我从小到大还真没得过啥奖励，连买东西抽奖也没抽中过，这一条我就不填了。咱不能做假，糊弄组织。可是我初一的时候当过半年班长，这事儿我得写上，所以我这就来找你了，想让你做个证明人。”王广田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你可真逗！你大老远跑来找我，就这么点儿事儿？你自己填上不就完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可不是小事儿，是大事儿！这涉及任职资历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任职资历？中小学当干部也算资历？你要提拔了？”我不解地问。
“提拔个球，我都这把年纪了。过两个月我就退休了，你别笑话我了。”王广田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咧着大嘴。
“那你填个啥？是不是初中时当班长算离休干部？”我跟他开玩笑。
“那倒不是。咱当过班长就是当过班长，这事儿得写上。”他一脸严肃。
“那就写上呗，谁不让你写上了？”我觉得怪可笑的。
“写是写上了，可栏目后面有个空格，得填上证明人。”他的表情挺沉重。
“那就填上班主任曹老师的名字呗，是曹老师吧，外号叫‘大瞪眼’对吧？”我随口建议道。
“对、对、对，看你的记性多好，连班主任的外号你都没忘，真了不起！不过、不过，曹老师死了好几年了。”王广田犯起了难。
“那咱班当年的同学有四五十个呢，他们不都在当地嘛！你何必舍近求远，坐了一夜火车跑来找我呢？”我皱着眉头问他。
“他们我都找过了，没一个人肯替我证明的。你记得‘大面桶’吗？就是咱班原先的体育委员，我去找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啥，你当过班长？你做梦吧，我怎么不知道？你那时要是当班长，那我就是校长。’我又去找其他同学，他们一个个跟我来劲，都说我是想当官想疯了，说我脑袋让牛角顶了，还骂我神经病，说我小时候除了淌鼻涕没干过别的。没人肯证明我当过班长，他们还起哄说，你要是敢填上‘班长’这两个字，我们就到乡里告你，乡里要是不管，我们就去县里、市里、省里上访，不行我们再去中央。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王广田越说越气愤，端杯子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那你真的当过班长没？”我也认真起来了。
“怎么没当过？连你也忘了？嗨，这年头到哪儿说理去，我算说不清了。我为啥花钱坐车来找你，还以为你能记住呢！闹了半天，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咱班的同学都跟你一样，都假装不知道。他们说，咱班的班长只有一个，从小学一直当到毕业，那就是老马，别人没干过。人家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说我是个大泥包，连乘法口诀‘小九九’都背不全，不可能当班长。老马，你当班长这不假，可初一下学期，你闹痢疾，半年没上课，那会儿就是我当班长嘛，这你还记不住？”王广田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
“是吗，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对了，你爹外号叫‘王大疤’，是吧？”我似乎想起了什么。
“嘿嘿，对、对，一点不错，你还记得我外号吗？”他充满期待地问我。
“王小疤呗，对吧？”我挺兴奋。
“还有一个外号，你记得吗？叫‘班干部’！”王广田急切地提醒我。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叫‘班干部’。你爹当生产队长，一年四季披着灰上衣，呢子做的。两只袖子从不穿在胳膊上，走路一甩一甩的。两手总爱叉着腰，把衣服支棱着，挺有派的，像个大干部。你小子老学他，在学校也披个破褂子，小手叉腰上，鼓个瘪肚子，挺个小胸脯，说话拿腔拿调的。对、对，就是你，大伙儿有时喊你‘班干部’，你还挺美。对，一点没错，‘班干部’，王广田。”我眼前朦朦胧胧地浮现出他初中时的典型形象。
“我没说错吧，我就知道你脑瓜儿好使，能记住我。我当过班长，要不大伙儿怎么叫我‘班干部’呢，一点不错。我就是那段时间当班长的。你当班长时间长，这我知道。但我也干过，这错不了。”他显然心里踏实多了。
“不管你当没当过，反正你叫‘班干部’，你回去写上吧。证明人就写我，没问题，我给你作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过，当过，我肯定当过。”王广田态度极其坚定，“你不能含含糊糊的，这关系到我的任职资历。以后遇上别人，我可以拍胸脯向天发誓，我当过初一下学期的班长，有你证明，我就更有底气啦！”
王广田没在我这儿多逗留，当天夜里就坐火车返回了老家。临走时，他还一再向我解释，他这样做不为提拔，也不为涨工资，只是为了荣誉。
东北人
我是河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