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是由支书传达的。面对下边嘈杂的人群，支书威严地咳了一声，场内顿时安静了许多。支书拿起文件用手拍拍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同一般。听说上边有人打着把生产搞上去的旗号，又要复辟资本主义，你们不要满脑袋粮食粮食的，闹不好，资本主义复辟了咱贫下中农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支书瞪着两眼狠狠扫了一遍台下，又咳了两声就一板一眼地读起文件来了。
文件很长，分八个部分。无非是什么“反复辟”“反回潮”啦等等，村人们也听不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重要。于是人们又开始喳喳、走动起来。当支书解释文件发挥说“俺们贫下中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时，队长三叔黑着脸嘟哝一句：“扯淡，人又不是牲畜，吃草能行？”坐在旁边的七伯叼着不冒烟的烟袋，眯着眼不经意似的点着头。这时一个支部委员走到九队那里，九队长和他一块到台后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九队长面有喜色一人回来了。九队的人开始交头接耳，还不时地朝我们队长和我张望着。六叔用胳膊肘捅捅队长说，九队的人望着咱有啥事？队长冷眼瞟了一下九队的人说：“啥事？眼气呗！”
支书念着文件，还不时停下来做一番解释，所以念到第六个问题时，太阳已经很偏，仿佛立马就要西去。支部大院的日光，开始变得柔弱无力，浅浅的黄色，也缺少了亮泽。温暖稀薄了，人们都感到了冷，有人开始在会场下跺脚，有人把手放在嘴前吹得呼叫如哨。支书说不要跺脚，还有两个问题。是讲农田水利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过了初一、初二就必须上马大干。有人就在台下唤，你念快一些，还要回家请人写对联哩。支书就说我念快一些，念完再说一个事。
十八小队社员都知道，支书讲的再说一个事，就是指的秘书的事。然就这个时候，那个支部委员过来叫队长，说公社张书记在屋里等着他。
“啥事？”
“到那你就知道了，书记说要亲自给你谈。”
队长去了，到支部后院。
支书仍在念文件。
队长去了很长时间没回来。
支书终于把文件念完了。他在台上跺了几下脚，从他的大头靴下发出了闷重的声响。革委会主任过来凑在支书耳朵上讲了几句。
支书说：“干脆让书记宣布吧！”
革委会主任说：“他说让你宣布。”
这话台下全都听见了，都知道有大事要让社员们惊一下。一时，台下立马安静下来，没有声息，全都把目光移到台上去。我们瑶沟的人，今儿来开会，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听这一个宣布。大家插袖的手拿出来对搓着，抻着脖子往台上瞅。在我们十八小队这个人堆里，静得如同没有人。吸烟的都不抽不动，让青乌的烟云一丝一丝徐徐升空。将要尽去的太阳光，有着浅薄的红色。在我们瑶沟说来，这是一个不容忘记的时刻，从支书的宣布开始，我们瑶沟村第十八小队就算有了干部，有了人物！我体会到，没有什么比我们瑶沟有了自己的人物更叫十八小队人激动了。我有些心跳，且跳得厉害，仿佛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似的。村里人仰起的那一片土黄色的脸，好似一片阴地突然见了阳光，显露出了枯土的亮色。
支书开始宣布了。
“最后说一个事儿——坚持一下，说完就散会，天也不是太冷嘛——大家都知道了，支部秘书要招工返城了，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了。在我们大队工作这几年，秘书很辛苦……城里娃，不能和我们农村孩娃比……还是吃了很多苦，对秘书返城到新的岗位上工作，我们表示祝贺！”
台下没有人鼓掌。
台上支书鼓了，也只鼓了零星几下，就像几片树叶在风中动。队长还没回来。我生怕宣布我当秘书时，台下仍然没有鼓掌，台上仍然那么几下干巴巴的掌声。
“新秘书——我们挑来选去——最后——决定由九队的李红社来接替老秘书的工作。大家欢迎！”
台上有掌声。台下九队社员堆里有一堆掌声。
我愕然……
瑶沟十八队社员全都愕然……
太阳光被支部大院的围墙挡住了，大伙都感到了寒冷，一个个盯着讲台上的支书，一个个眼里都是惊异的问号。九队的队长、社员都往这里瞅。
支书在台上张了一下嘴，扬了一下手，会场上哗然乱了。
散会啦！
年轻人齐声叫着“冻死爷啦”往支部院外跑。别的男人们也都挤成一团。我们队的社员们没动，依然原样坐着，原样地四处张望。果然九队的李红社和老秘书在台上一道收拾桌凳、话筒、水瓶啥儿的。这时候，队长从后院走过来。我们看见公社张书记把他送到门口，还和他说话，可他没回头，也没接腔，径直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社员们都看见了，队长的脸上没光没泽，没有了来时的喜兴，像是一块青色的冰冷石板。他走得很慢，脚下如拖着两架山似的难以移动。到社员们面前，他停下脚步，看看他的社员，极为淡然地说：“散会了，都走吧！”
有人问：“咋回事？”
他说：“九队红社的二舅是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开会前县委副书记来个电话，说红社人样不好，家里又穷，找几个对象都不成……说红社当大队秘书他就好找媳妇了……”
太阳终于落尽，支部大院没有了一丝阳光。天开始起风，有树叶、草棒在院里旋动。队长说走吧，没办法了，走吧！我们就都默默跟在队长身后走出了支部大院。
在田湖镇街上，大家走得极慢。走出镇子时，还能隐隐瞧见西边山顶的最后一抹儿太阳的余晖。队长一直不语。社员们围着队长，也一直不语。在途中，有人回身看了田湖村。队长也回身看了田湖村。社员们就都回身看了田湖村。田湖村大极了，方圆几里。队里的男人们堆成一团，盯着田湖村，就像盯着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汉子。这时候，堆里冷丁儿冒出了一声声嘶力竭的叫骂：
“我操你祖宗八十辈——！”
没有想到，这一声叫骂，如同一个令语，话音一落，瑶沟十八小队的社员们，几乎全抬起头来，仰长脖子，对着偌大的田湖村落吼骂起来。
队长没骂，七伯和六叔也没骂。我十八岁，认真说还是孩子，还不完全知道这些叔们、伯们和哥们到底在骂谁。他们那变粗、拖长的粗喉嗓音，集合在一起，像一块巨大的山石从耙耧山顶隆隆滚下的声响，夹裹着冬天落日后的暮气和寒气，铺散开来，升入空中，朝着田湖村慢慢地压过去……
我走得慢，社员们进村了，我还在后边拖沓地跟着。队长在村口等我，待我近了，他说要不去找星光把招工指标要回来？我说我不想去当工人。他说那你今后……我说我就和村人们一道种地。他很柔很亲地拍拍我的肩，说你是咱瑶沟村的人，就进村回家了。
站在村口，我心里茫然一片，如同有股找不到出口的大风卷着沙土在沟里盘旋。暮色很重地掉下来。我像一只找不到家的羊羔站在暮色中的村口。村里炊烟正浓。有娃儿们提着刚写好的红纸对联在街上走动。后天初一，今儿就有人在皂角老树上贴了红帖，上写四个柳字：“赐福于民”。我想起了逢九日砍树根断灾的九爷，想起了五角麦田的无主痴狗。回过身去，果然见那狗依旧坐在麦田中央，像一个黑点，滴落在绿茵茵的毯子中间。我朝着那狗望了很久，抬脚朝麦田走过去。
年前的大雪，把麦田粉得虚软如沙，脚踩上去直往下陷。田地中央的黑狗，面西而坐，尾巴布条似的耷拉在麦苗上。这狗瘦极了，似乎肚皮已紧紧贴在一块，肋骨一条一条，跳在身外。狗皮像一张脏布一样在肋骨上挂着。它盯着日落的方向，就像用双眼追寻着太阳一样。我走近它，它一动不动。
我轻脚绕到了狗面前。
狗仍是不动。
我又朝前走去。
狗如同没有看见我。
又往前走了一步，我呆了。
这狗没有眼睛，双眼是两个又黑又深盛满了脏物的窑洞……可是这两眼窑洞却久久、久久地凝视着天空……
我和那狗一样地痴痴不动。
过一阵，也许狗听到了我的呼吸，它缓缓地、艰难地站起身子，回过头慢慢走了。拖着的脱毛尾巴，像一条短蛇样在它身后跟着。
二姐在门口唤我的名字。
我想这狗是活不过年下了。
二姐说你快回来呀！
我像狗一样慢慢往家走。
二姐说：“玉玲今夜儿要回家。”
我说：“她回吧。”
二姐说：“你去送她。”
我说：“用送？”
二姐说：“送远些，路上别吵嘴。”
匆匆吃过夜饭，我就去送玉玲。大年二十九，还不是熬年时候，村里死静。没有月光，天倒是晴的，也没云。星星零落几颗在天空缀着。地面上有蒙蒙亮色。冬风像浇地河水一样在村里似有似无地浸漫着。九爷砍树根的声音，开始空洞地在村中回响，听起来就如两段木棒，在很深很深的山洞中对敲。和玉玲走出村子很远，那声音还紧紧地跟在我们身后。
“我今天见了九爷，”玉玲说，“他气色不好。”
我说：“过了年他就83岁了。”
她说：“秘书是九队人当了？”
我说：“九队人当了。”
她说：“一点希望也没了？”
我说：“半点希望都没了。”
她说：“真是这样……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我说：“说吧。”
她说：“你认我为干妹妹……咋样？”
我说：“就权当咱从不认识也行。”
她说：“我愿意结亲戚……可我爹，他有头脸了一辈子，知道我最该嫁给哪一样的人……”
我说：“你爹他想得是对的。”
我一直把玉玲送到她村头，听到村中有狗的吠叫，才站下脚来。在模糊的光影里，我说你走吧，不再送了。她不吭，站着不动。不早了，我又说，你回家去吧。她仍望着我不动，说你不想拉拉我的手？我向她摇摇头，她就站一阵，低头回了家。
从原路回到村里，已近半夜时分，刚一到村口，就听见满世界响着噼噼啪啪的脚步声。我快走了几步，就见爹、娘和二姐都从家里跑出来。问咋了？二姐说九爷今夜不停地砍那皂角老树根，砍着砍着，就倒下不动了。
于是，我和家人一道去了九爷家。
九爷终于死了。那皂角树根还没有砍断，他就死了……
公元1976年1月30日，旧历乙卯年的大年三十这天，队长三叔领着村人们，在耙耧山上埋了九爷。
日头落了，阳光没有了，似乎，我和村落的期冀泡沫般破灭了。日后，村人们将怎样？我将怎样？爹娘姐们将怎样？
茫茫人世如海，谁能知道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