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鲁迅《热风》
自始至终，鲁迅是一个进化论者。由于绝望于他的时代，绝望于同时代人，他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即使经受了青年的利用和打击，亲历了“清党”时期青年告密的可骇的事实，他说过，愿英俊出于中国之心，仍然不死。至于孩子，他把这幼小的一代视作“将来的‘人’的萌芽”就更不必说了。不妨听听小说《狂人日记》的末尾，那个“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何等的摄人心魄。即使如《长明灯》，对于孩子们的纯真，他流露出了那么深重的疑虑，以为终于无法逃掉大人的阴影，也仍然无改于一生工作的目标：“救救孩子”。
鲁迅深知，戕害孩子的势力过于强大。在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里，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他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吃人”。他说，“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有道德，只有“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要勾销旧账，除非“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然而，这是可能的吗？
即以中国的中产家庭为例，鲁迅指出，家长教育孩子大抵是两种方法：一是放任，骄纵，在家里做小霸王，但到了外面就像失了网的蜘蛛一般，毫无生存能力。再就是苛责过度，甚至打骂，只要孩子“听话”就是教育成功，其实是培养奴才，将来放他到外面的世界，也是“暂出樊笼的小鸟”，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这两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可见父权深入的程度。西哲把东方社会称为“父权制社会”，不是没有根据的。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头脚倒置的社会，只能回到“人”的立场，以幼者弱者为本位。就家庭来说，把孩子生下来，就得负起教他的责任，正如鲁迅批评说的，“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做人”的教育，不问而知，首先要求作为教育者的“孩子之父”转变为“人之父”。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作了一篇长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现代的观念，回答了一个转型时代的伦理和教育问题，体现了他一贯的社会变革的思想。父与子的关系，扩大一点说，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他对此十分清楚，因此，对于在“新人物”中间，讲恋爱，讲小家庭，讲享乐，而少有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便不能不提出痛切的批评。他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著名的话说：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但接着指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在儿童教育问题上，这个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是在社会发展的一般意义上讨论教育问题，他的关注所在，唯是每一个人，每一具血肉鲜活的个体生命；所谓“人”就是个人，是心智健全的生命结构，而充盈其间的，也必定是独立意识，自由感和幸福感。
启蒙思想家从本质上说都是教育家。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进行启蒙教育，儿童教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说到五四一代，人们常常提到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很少提及鲁迅。其实，在当时，“周氏兄弟”在反对封建礼教对儿童一代的戕害，以及宣扬“对于一切幼者的爱”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两个人有所区别的话，那么，周作人未免过多地鼓吹发展儿童的天性；而鲁迅，由于对“老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侵略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会把儿童的天性看成是单纯的“白板”，而是恶劣的教育环境的产物，所以在他看来，儿童教育同样存在着一个引导和改造的问题。一方面，他不间断地翻译童话，把外国优秀的读物介绍给孩子；另一方面，在护卫孩子的同时，不放过社会上毒害儿童的观念、思想和行为，而给予及时的打击。早期写的《二十四孝图》之类自不必说，直到逝世前，他的写作还不时地回到跟儿童相关的主题里来。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国难当头的时刻，对于教育出版界向儿童推销岳飞、文天祥一样的“爱国主义英雄”，他一样持严正批判的态度。他说过：“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将鲁迅的创作选编成两个集子，是专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看的。文辞浅近，意涵深远，无疑地，将使更多的读者藉此形象的文本，深切地感知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我以为编者的选择，是有着“救救孩子”的意义在的。所以，当编辑邀我作序时，我立即应允下来，写下如上文字，郑重地向大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