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来冠军论坛作报告，我感到非常荣幸。开始的时候组织者让我讲我自己成功的故事。我想了半天，我个人每天所做的跟各位一样，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有些成绩的话，无非就是我运气比别人好，同时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所以才能有一些成就。那些成就我不敢个人居功，所以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心得体会可以跟各位交流。但是，我想在场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样，非常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冠军文化。当然，我们在近代落后了，但中国的每个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思索：中华文化，这个曾经是冠军的文化，是不是能够再度辉煌起来，又变成一个冠军的文化？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我的题目跟今天的冠军论坛也是契合的。
我想讲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我们大家知道，就像我刚才讲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化确实是在同一个时代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化。长期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一般的看法是：在公元前25年到公元220年，中国是汉朝，是汉唐盛世中的一个盛世；在欧洲，罗马帝国刚刚建立，也是西方文明的鼎盛时期。我们知道，西方罗马帝国经过三百多年，就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西罗马在公元476年灭亡以后，整个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小城邦，这些小城邦基本上都是一个个自然经济体，城邦跟城邦之间交往不多。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里面所讲的推进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分工。分工越细，生产力水平越高。他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针工厂的例子：如果一个工人把一根针的十个工序从头做到尾，一天能生产的无非是十几根针；要是十个工序分别由十个工人来做，每个人专门负责一个工序，那么十个工人一天能生产几千根针。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分工细当然比较好；可是，分工能细到什么程度是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能力就是修路。如果你今天到欧洲去，还可以看到一些罗马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道路的古迹。那时市场的规模大，但变成封建的自然经济以后，市场的交易量大大减小，因为市场就局限在封建贵族所统治的一个很小的自然经济体内。一个很小的自然经济体里面可能就有几千、几万人，顶多十几万人。在那种状况之下，如果分工很细，一天能生产几千根针。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每天来买针，所以分工就退化了，生产力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是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发现的。
而中国从汉朝以后，虽有分分合合，实际上大多数时间还是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因为维持大一统，所以市场的范围就大，分工就细，生产力水平就高；而且在社会上技术的发明主要是以经验为主，而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多，经验也就多，所以中国的技术发明也同样领先于西方社会，像四大发明，被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是“帮助西方社会走出封建时代”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张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这种分工细、科技水平相对高的状况下，中国曾经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时间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是一个历史文化绵延不断的国家。
当然，这种情形在工业革命以后就发生了变化。西方有一位学者叫做奇波拉（Carlo M.Cipolla），他在《欧洲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得出一个结论说：跟中国比较起来，西方处在黑暗时代。公元1000年到1700年的欧洲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但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以后，把西方换成中国，中国换成西方，同样是一个合适的描述：和西方比较起来，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它的后果当然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割地、赔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那么，怎样让中国再次复兴起来，这是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下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先辈曾经努力过，奋斗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到了五四时期，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所以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少人主张全盘西化，认为我们只有把西方的文化，包括它的核心价值等移植到中国来，中国这块土地才会有希望。从那时起，抱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
改革开放到今年是30年。在这3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原来大家没有预想到的快速发展，每年平均达到了9.7%，这确实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而我们实现的是9.7%。所以在人口这么多、条件这么差的基础之上， 能够维持30年这样的发展，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30年来的发展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作为关心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前途的人，我们还是要问：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问题。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否和现代化相融？是不是必须像过去那样打倒孔家店，中国才会有前途？是否必须全盘西化，我们才能进步？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命题。
既然讨论文化和文化的复兴，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文化。根据《汉语大词典》里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且这种物质财富跟精神财富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当然这个定义跟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加上层建筑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讨论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是费孝通的老师、著名文化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定义。他把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器物，包括生产工具、战争的工具、武器等等，当然这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组织的层级。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人们把属于器物的东西组织起来生产，形成经济组织，或是进行对内对外交往，形成政治组织。当然人跟人之间还有其他各种组织的方式。第三个层次是价值、伦理的层次。也就是说，这些器物、这些组织，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社会判断和终极关怀是什么。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任何文化都是这三个层次或这三个因子的有机结合，而且任何一个文化在没有外来冲击的时候，这三个层次实际上会成为一个自恰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