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政治经济危机引发的政变

一个国家在运行过程中，因统治集团嗜欲渐盛或横征暴敛，或穷兵黩武，或政策偏颇、决策失误等，常会引发政治经济危机。特别是当政府极度腐败，经济已近崩溃之时，政变往往在所难免。而此时，图变者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可能会趋同时势，顺应民意，发动政变。这种济世扼危的政变一时会深得民心，但能否获得真正的成功，关键还在于解除危机的良策。

1.五日而终

——1920年3月德国政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惨败而告终结。战后德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工人缺少最低的生活保障，被迫起来抗争，却遭政府军残酷的镇压。正值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对局势束手无策之际，德国反动势力于1920年3月12日，在德国柏林发动了一次政变。政变主要领导人是德意志祖国党创建人之一、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沃尔夫冈·卡普博士和柏林驻军指挥官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政变的目的是推翻共和国，重建君主制，但由于卡普等人政变后宣布的纲领不得民心，得不到广大工人的支持，而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罢工斗争，使这次政变仅仅在五天之后便以失败而告终。

战后德国政经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由于巨大的战争支付，还由于协约国强加在德国人头上的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使得德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将灾难转嫁到了劳动人民头上。民众不堪忍受深重的灾难，因而出现了强大的左派运动，并且引发了饥饿居民的骚动。1919年下半年，斗争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政府对罢工的工人采取残酷镇压。6月末，在卡尔斯鲁厄，有18名示威者被击毙，36名受重伤。

1920年1月13日，国民议会批准工厂委员会法。这一法案抹煞了工人们根据魏玛宪法应享有的选举企业工人委员会来共同决定企业中一切事项的权利，反而保证企业主对企业的单独统治地位，成千的柏林工人在国会大厦前示威反对这个法案。国防部长诺斯克便派警察和由吕特维茨将军指挥的部队去镇压这些工人，打死了42人，打伤了105人。这一暴行严重损害了共和国的威信。

推翻政府的阴谋

1920年春，德国国内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一些反对势力越来越想通过暴动推翻政府，建立容克和资产阶级的公开专政。其主要煽动者是鲁登道夫的密友鲍尔上校、退休军官帕布斯特少校、柏林驻军指挥官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和柯尼斯堡的沃尔夫冈·卡普博士。就在几个月前，国防部长诺斯克还在国民议会中公开赞扬冯·吕特维茨的忠诚，而现在后者却对诺斯克说，在出现新情况之后，军官团已对政府完全失去信心。

试图政变者想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当独裁者，一直找到诺斯克。帕布斯特少校请求诺斯克出面采取夺权行动。他说，推翻政府只要得到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支持，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就能够存在下去。但诺斯克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警告帕布斯特，政府是不容许军人干政的。如果他们要动用武力，那就会导致德国的毁灭。

这一警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帕布斯特和吕特维茨没有停止其推翻政府的活动。他们和鲍尔上校、卡普博士、一个名叫施尼茨勒的记者一起组成了民族联盟，加紧政变的准备工作。

冯·吕特维茨将军四处活动，试图把有影响的军官都争取到他们这边来。当冯·马埃克将军被要求参加这一活动时，这位将军表示，除非能找到一个比卡普更有名望的人来领导新政府，特别是，除非诺斯克也参加这个政府，否则他不会支持这一行动。

然而，他的意见仅为一家之言，政变的准备仍在继续，其领导人最后定为卡普。卡普是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并且是德意志银行监事，他既代表容克的利益，也代表金融寡头的利益。在他们带动下德国银行家和大工业家克虏伯、梯森、斯汀纳斯、罗伊士、胡根堡等人向这次政变活动提供了经费。

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解除武装条款，德国必须把当时还有40万人的部队裁减到10万人。1920年3月10日，诺斯克为执行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要求下令解散两个海军旅。这两个海军旅驻扎在柏林附近的德贝里茨，由埃尔哈特海军上校指挥，属柏林驻军总指挥冯·吕特维茨领导。冯·吕特维茨将军拒不执行诺斯克的命令，声称，决不允许解散这样的精锐部队。

诺斯克意识到要出问题，便采取防范措施，不让吕特维茨继续指挥这两支部队。同一天，吕特维茨同其他几个高级军官会见艾伯特总统和诺斯克，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解散国民议会，由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委任专家组织内阁；维持军队现状，不再裁减国防军，并要求那两支海军部队仍旧归他指挥。显然，艾伯特总统和鲍尔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因为，如果答应这些要求，德国必然会受到协约国的报复，此时的德国是无法承受这种报复的。艾伯特和诺斯克再次严厉地警告吕特维茨不得干涉政治事务。诺斯克还派海军将领冯·特罗塔去警告埃尔哈特，要他不要采取鲁莽行动。特罗塔回来报告说，一切平静。后来得知，其实特罗塔本人就是政变策划者之一。政府虽然明明知道一场政变正在酝酿之中，但对此并未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吕特维茨等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们便铤而走险，走上了公开政变的道路。

发动兵变

1920年3月12日夜间，5000名海军士兵在海军上校埃尔哈特的率领下向柏林进发，次日凌晨开进勃兰登堡门，他们受到鲁登道夫、特劳戈特等帝国旧官员的欢迎。同日，卡普、吕特维茨等人率8000名陆军士兵向柏林进攻，正式发动了兵变。兵变的部队未经战斗，便迅速占领了所有政府建筑物和政府机关，宣布推翻政府，解散国民议会，废除魏玛宪法，成立以卡普博士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他们还邀请艾伯特总统、诺斯克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但遭到拒绝。卡普发表一个恢复容克和军阀特权的纲领，宣布全国戒严，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禁止罢工，否则以叛国罪论处。

兵变者起初之所以能如此轻易地得手，主要是因为国防军在此事上采取了暧昧态度。在卡普政府宣布成立后，柏林和德国东部的军队领导人宣布拥护新政府，而德国西部和南部的军队则宣称效忠于艾伯特政府。

由于军队不肯效忠，旧政府深感失望。在兵变者到达柏林之前，艾伯特总统和鲍尔总理等主要官员秘密离开柏林，经德累斯顿逃往斯图加特，只有副总理席费尔和少数政府部长留在柏林，以便在需要时与兵变者进行交涉。

工人抗暴斗争

军队拒绝对兵变者镇压，许多军队领导人甚至加入到兵变者之中。由于卡普发表的纲领不得人心，特别是要取消一切民主自由，使得广大工人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同兵变者的坚决斗争。许多地方的工人自发地停止工作，走上街头，抗议兵变者，进行保卫共和国及其民主权利的斗争。

3月13日，社会民主党的内阁成员发表了告柏林工人书，号召进行总罢工，要求大家行动起来，保卫共和国。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工会的支持。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德，约有1200万工人参加了这一罢工斗争。除工人外，参加斗争者还有不少官员、职员和农业劳动者。

在这场斗争中，鲁尔地区的工人群众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建立了一支15—20万人的武装部队，被人们称作“红色鲁尔军”。几天之内，红色鲁尔军便解散了暴动分子的部队，把东起哈姆城、西至莱茵河、北起利珀河、南至伍珀河的整个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而，这支部队并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明确指挥系统的正规部队，而是由工人阶级自发组织起来的。尽管这样，在声势浩大的工人总罢工的沉重打击下，参加兵变的部队在许多地区被迅速击溃。3月17日，柏林兵变被彻底粉碎。卡普逃往瑞典，吕特维茨逃往匈牙利。

政府恩将仇报

共和国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得救，艾伯特、诺斯克和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要员们又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返回柏林并继续掌权。但社会民主党政府却对工人阶级恩将仇报。在柏林，鲍尔政府同改良主义的职工会领导人列金进行关于停止罢工的谈判。

3月20日，就一个八点纲领达成协议。政府许诺更换政府成员、惩办暴动分子、解散保皇的旧军官组织，成立工人自卫军，清洗国家机关，对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实行社会化。后来，又迫于压力，艾伯特总统违背自己的本意让诺斯克这个受到工人痛恨的国防部长下台，两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承担了义务。促使其议会党团为工会的要求说话。3月23日，工人们复工。但是，政府并没有、而且也不想实行自己的诺言，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欺骗手段安抚柏林的工人群众，以便腾出手来镇压鲁尔工人的起义。

3月19日，政府以“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请求协约国准许派遣正规军进驻鲁尔地区。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艾伯特总统便授命中央和普鲁士驻鲁尔区专员卡尔·泽韦林去鲁尔镇压工人群众。3月23日，泽韦林到达黑森，召开工人代表会议，讨论与政府谋求妥协的条件。3月24日，中央、城市行政当局、工会和各政党代表在比勒菲尔德签订一项协定。政府答应：解除保皇军官的武装，并武装一部分工人；实行民主改革；清洗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对所有参加过战斗的工人实行大赦；保障在斗争中死亡的工人家属的生活。此外，泽韦林还答应：政府军将不调入鲁尔区。通过该协定，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得到了它们所希望的结果：工人复工了，红色鲁尔军也撤到了中立地带。但政府是不愿对工人群众信守诺言的，不久，它便撕毁了协定。

3月27日，缪勒政府成立，4月2日便派遣国防军开进鲁尔区，镇压仍在进行战斗的工人们。他们不管工人属于哪党哪派，一概加以残杀。事后，又对822名工人总共判了1088年苦役徒刑。然而，政府对暴动分子却十分宽厚和仁慈。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人提出叛国罪起诉，但只有一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五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吕特维茨积累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时期和他逃亡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年期间的年金。在卡普政变期间态度暧昧的冯·泽克特将军不但没有遭贬，反而被任命为国防军首脑。

点评：

卡普政变以失败而告终结，这与得不到广大工人的支持是直接相关的。在德国这样以工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工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不愿对工人群众信守诺言，反而对与兵变者作对抗的工人加以残杀，而对兵变者却是宽厚与仁慈，暴露了政府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局限性。由于卡普等人政治上不成熟，缺乏执政经验，特别是在政变后，对如何保持全国稳定，取得广大工人的支持，缺少应有的准备和措施，致使政变无疾而终、五日而亡。

2.向罗马进军

——1922年10月意大利政变

意大利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经济处于积贫积弱的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并未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相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就导致了意大利经济危机较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为严重和持久。由于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危机，意大利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对此，意大利资产阶级显得软弱无力，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新的代理人。于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就在意大利勃兴，并逐渐成为一股极右翼的政治力量。1922年10月27日，意大利头目墨索里尼悍然发布了进军罗马，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变命令。29日，意大利国王伊曼努尔三世被迫任命墨索里尼为意大利王国新首相，这标志着墨索里尼政变成功。

法西斯运动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一种首先发端于意大利的带国际性的反动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全面深刻的危机，反映了某些落后的帝国主义为了渡过危机而采取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

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诸方面均遭受巨大损失。同时，由于国力贫弱和外交的失利，意大利在战后帝国主义分赃中只分到极少的份额，它既没有获得托管的土地，也没有殖民地，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激起许多人的愤慨与不满，促使能动主义思想战后在中、小资产阶级中广为蔓延与泛滥，他们崇尚武力，仇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形成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要求一个“铁腕”人物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武力去夺取属于意大利的“生存空间”，使它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1919年3月23日，墨索里尼纠集退伍军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分子在米兰成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建立法西斯武装行动队。这支反动武装很快得到垄断资产阶级和以王室为首的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的青睐，在其支持下，1922年夏季夺取了意大利北部地区社会党控制的省、市地方政权。

意大利劳动同盟为了抗议法西斯暴行，决定于8月1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法西斯党中央书记处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借机挑衅，于7月31日向中央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48小时内将罢工镇压下去，否则法西斯党将采取行动代替政府行事。同时，法西斯党的中央书记处还向党的各级组织印发了一个包括八点内容的秘密通知，命令全体法西斯力量立即动员起来，如果在48小时内政府未能将罢工镇压下去，法西斯分子可根据情况立即行动，向各自所在省的省府发动进攻，并予以占领。此时，法克塔内阁正处危机之中，根本无力单独镇压工人运动。最后，在法西斯分子与军警的配合下，将罢工镇压下去了。

10月初，法西斯战斗队占领了地处上阿迪杰的博尔扎诺和特伦托，赶跑了那里亲奥地利的省长和市长，宣布国家法西斯党保证上阿迪杰的意大利化，并建立地方法西斯政权。罗马政府对法西斯党擅自行动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只得给予同意和批准。以上两个事件使法西斯党领导人感到与王国政府进行直接对抗已无危险，并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向罗马进军

为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从1922年10月初开始，国家法西斯党领导集团频繁举行会议，制订武装进军计划和确定具体的行动方针。

1922年10月16日，法西斯头目们在米兰举行会议，并约请邓南遮参加，讨论研究向罗马进军的具体事宜，提出成立由墨索里尼提名组成的巴尔博、德·博诺、德·韦基和比昂基四人领导小组，又称“法西斯四巨头”；决定法西斯领导机构立即停止工作，由四人领导小组行使领导权。随后，墨索里尼强迫与会者通过了向罗马进军的决议；通过了在安科纳、奥尔特和契维塔韦基亚三地建立三个法西斯军团，分别由法拉、德·博诺和切凯里尼指挥的决议。

10月20日和21日，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在佛罗伦萨举行两次会议，拟定一个向罗马进军的五点计划：进行总动员以占领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共建筑；法西斯分子在桑塔·马里奈拉、佩鲁贾、蒂沃里、蒙泰罗东多和沃尔图诺集中待命；向法克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国家的全部权力；进驻罗马，不惜一切代价占领中央各部，如此次行动失败，法西斯行动队撤向意大利中部地区。因为中部的翁布里亚地区拥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在中部的某个城市建立法西斯政府，迅速调集帕达纳地区的法西斯分子，重新向罗马发动进攻，直至取得胜利，占领罗马为止。

10月24日，法西斯分子在那不勒斯举行有4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墨索里尼正式宣布“向罗马进军”，夺取国家大权。为了取得王室的支持和避免军队干预，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法西斯不反对萨伏依王朝，唆使与会者高呼“国王万岁”，命令法西斯分子不准向士兵开枪。

10月27日，总部设在佩鲁贾的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发布了向罗马进军的布告，其主要内容包括：命令法西斯主力部队和预备部队自即日起全体动员，向罗马发起猛烈攻击；宣布法西斯军管法完全生效；号召军队作为民族的后备力量和最高保卫者不要参加战斗，重申法西斯主义对军队怀有崇高敬意；申明进军只是遵行国家一种纪律，给发展国家经济、增加国家福利的各种力量以支持；要工人、农民和职员不要惧怕法西斯政权，他们的正当权利均将受到保护。

27日夜间，由3万名法西斯武装行动队员组成的进军队伍分三路向罗马进发。然而，墨索里尼本人出于谨慎，既未亲自指挥进军，也未前往罗马，而是独自留在远离罗马、靠近瑞士边界的米兰，静观事态的发展。许多地方的行政长官则主动把权力交给法西斯行动队。米兰等城市的自由党和人民党等党派组织的领导人纷纷致电罗马，要求国王委任墨索里尼组成政府。

墨索里尼组织新内阁

法西斯分子进军的消息震动罗马。28日凌晨5时，法克塔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大臣们一致同意建议国王动用军队。普里埃塞将军保证只用几个小时便可粉碎这次威胁性的叛乱，并命令罗马地区2.8万国民军进入戒备状态，实行戒严。

国王伊曼努尔三世起初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他曾对法克塔首相说：“君王有充分的自由和能力解决问题，决不屈服于法西斯枪炮的压力。”但是，第二天国王就改变了态度。当法克塔首相于翌日9时手持戒严法令文本请国王签字时，国王拒绝签发。原来墨索里尼已抢先一步，在27日夜间与国王的代理人达成了妥协，只要国王不在戒严令上签字，法西斯党就绝不危及君主制。于是，无可奈何的法克塔首相只好提出辞职。

10月28日，国王要求前首相萨兰德拉组织一届有法西斯党人参加的政府，但遭到了墨索里尼的断然拒绝。他坚持认为，新的一届政府只能由法西斯组成。29日，国王不得不接受萨兰德拉的建议，委任墨索里尼为首相。法西斯头目波尔维列立即打电话给在米兰等候消息的墨索里尼，把国王的这一任命通知了他。但是，墨索里尼要求宫廷发一电报证实此事。墨索里尼接到电报后，就坐夜车来到了罗马，于30日上午到达。他身穿黑衬衫、黑裤，头戴圆顶硬礼帽。法西斯分子在沿途各车站都组织了庆祝集会。

墨索里尼在晋见国王以后，向国王保证当晚呈交内阁名单。30日晚7时20分，墨索里尼赶到王宫，向国王当面递交了内阁名单。新一届政府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墨索里尼除担任首相以外，还兼任外交和内政部长。3名法西斯党人担任了司法、财政和领土收复部长。其余的政府职位均由非法西斯党人占据。

墨索里尼终于如愿以偿，以39岁的年龄成为意大利第27任首相，成为自1861年国家统一以来最年轻的政府首脑。次日，第一届法西斯内阁正式组成，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开始了为期21年的法西斯极权统治。“进军罗马”，这可谓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政变。

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建立

墨索里尼担任首相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暂时采取了议会多党内阁制。但是，这种过渡性的政府形式注定不可能长久。因为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教义，其根本目标在于建立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法西斯主义的教义主要包括：

极端民族主义。墨索里尼认为，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

极权主义。墨索里尼最先提出了极权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在国民生活的一切部门中都是毫无疑问地至高无上的。他曾写道：“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

专制主义。墨索里尼反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他说，“民主制度是一种不立国王但有许多国王的制度，这许许多多的国王比起哪怕一个暴君的国王来，有时更不容异见，更暴虐和更有害。”他对崇拜“自由”之类的思想不感兴趣，认为“纪律”是好东西。过去，意大利人从来不听话，现在他要让他们服从。

为此，墨索里尼在政权获得初步巩固之后，就加紧了排除异己，集中国家权力，建立法西斯一党独裁统治的步伐。1922年12月，墨索里尼决定改组法西斯国家党的领导机构，成立法西斯国家党大议会。1923年1月初，他又整顿了法西斯战斗队，建立了完全听命于他本人的国家安全志愿民团。不久，他又成功地合并了民族党。同年11月18日，他又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新选举法，根据这项选举法，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如果获得的选票占全部投票25％以上，就可获得议会中2/3的席位。

1925年1月3日，他在议会中宣布：“如果两类无法和解的分子相互斗争，解决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别的解决办法，今后也不会有。”演说之后没几天，他就改组了内阁，最后两名右翼自由党人大臣离开了内阁，属于人民党的大臣已于1923年4月辞职。政府原先曾是联合政府，这时变成了一党专政的政府。从1925年以后，墨索里尼在建立极权主义统治方面已经毫无障碍了。

点评：

罗马进军，实质上是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典型政变。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利用当时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在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帮助下，成功地以军事冒险的方式攫取了国家政权，并逐步建立了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和极端帝国主义的公开恐怖专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是由一个有强有力党魁领导的政党运动，实行的完全是法西斯专政。这除了客观历史条件以外，他的反对派的愚蠢和错误，社会党的分裂以及墨索里尼始终抓住党和法西斯武装部队不放，对于他取得进军罗马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意大利法西斯国家党的上台执政和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建立，给意大利以及全世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法西斯政府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剥夺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对外侵略扩张，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浩劫，其间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3.一去不复返

——1923年9月西班牙政变

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是一个经济落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国家，与此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革命浪潮冲击下，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君主制度发生严重危机，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希望取得军队的支持和帮助以巩固王位，在他授意与支持下，加泰罗尼亚军事长官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国王随即委任他组织内阁，和平地取得政权。从此，在西班牙建立了为时达6年多的军事独裁统治，暂时保住了君主制度。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到来的更大的经济危机和新的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独裁制度连同君主制度相继在西班牙垮了台，独裁统治一去不复返了。

君主制的危机

君王阿方索十三世统治西班牙近30年，但他即位的时候，西班牙已在美西战争中失败，丢尽了最后残存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昔日的殖民地威风也一去不复返。20世纪的西班牙已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农运动和民族自治运动像阴影一样始终伴随着这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它利用这一特殊地位为交战国双方提供粮食和战略原料——煤、铁、铜以及某些轻工产品，经济得以暂时高涨。可是这种好景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一战后的西班牙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如故，经济收缩、外贸逆差和失业剧增都加剧了这一矛盾。在1917年俄国革命和战后欧洲革命运动高潮的影响下，1918—1923年西班牙出现工农运动高涨的局面，罢工次数从1918年的463次增至1920年的1060次，罢工人数从10.9万人增至24.5万人；农民运动也达到空前规模，有些地区，如安达卢西亚的农民还成立“争取土地委员会”，拥有自己的武装，强行夺取地主的土地。在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加里西亚等少数民族地区争取自治的斗争也声势浩大。这一切，汇集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冲击着日益没落的君主制度。政府危机频繁发生，1917—1922年，内阁更迭达11次。几乎所有的内阁都是短命的。这反映了君主制度病入膏肓，需大换血了。

西班牙长期对外进行殖民战争，助长了将军们的威风，他们专横跋扈，时常干预政治。军队和天主教会一起，形成西班牙政治舞台上两股强劲势力。1916—1917年，由军官们组织起来的所谓“军事洪达”，其宗旨就在于反对议会立宪制度，建立军事独裁以对付工农运动，巩固君主制。这些人公然干预政治，1919年就曾上书国王，要求更换内阁，代之能镇压工农运动的更强有力的政府，导致当时执政的罗曼诺内斯内阁的倒台。

战争失利引起纷争

自1859年始，西班牙入侵摩洛哥，但始终未能真正征服这块土地。摩洛哥人民顽强地抗击入侵者，西班牙耗尽人力、物力，即使暂时在战场上获胜，也随时遭到袭击，难以安宁。1912年法国和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瓜分摩洛哥。西班牙名义上得到摩洛哥北部沿海的狭长地带、西南部和伊夫尼地区为“保护地”。以此为据点，进而窥视内地的里夫部落地区。

一战后，西班牙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国王希望以对外用兵来转移国内视线，从1921年起加强对里夫部落地区的入侵。7月21日，阿努瓦勒一役，西班牙侵略军几乎全军覆没，伤亡达数千人，被俘也达700人，侵略军司令费·西尔维斯特雷将军阵亡。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加剧了国内矛盾，导致了政府危机。

8月15日，新上台的安·毛拉内阁组织了特别调查委员会以追查战败的责任。调查的结果涉及国王本身。共约30名高级将领和官员必须交付法庭审判，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将军和政府要员。随后上台的桑切斯·格拉内阁继续这一追查战争罪责的案件，经议会通过解散“军事洪达”的法令，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从而加深了军队和政府的矛盾。军队、天主教会和一些右翼势力强烈要求取消议会制，建立军人独裁政权；与此相对立的是，左派政党和群众也迫切要求改变君主政治，实行共和民主制度。而国王本人明确倾向于前者，他攻击立宪议会制度，号召军队做君主制度的支柱。

米格尔将军政变

从1923年起，军队中已公开谈论政变，而且议会和军事法庭还在继续深入追查阿努瓦勒战役失败的罪责，一部分军官面临受审的威胁，更加速了政变的准备。尤其是担任加泰罗尼亚军事长官的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对政变意图更是毫不隐瞒。政变的风声早已为国王所闻，可是这正符合他依靠军队来对付共和派的心意，他惟一关切的是，政变者是维护抑或反对君主制度。

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军界中算是资深望重的将军，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曾经参加过美西战争，在古巴和菲律宾作战过。1909—1913年，在摩洛哥殖民军中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任为加的斯军事长官。1922年调任加泰罗尼亚军事长官。在这不久，1922年10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在意大利国王和军队的支持下，胜利地“向罗马进军”，从而取得政权，这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他在加泰罗尼亚的大企业主、教权派的支持下，凭借手里所掌握的部分军权，跃跃欲试、剑拔弩张。

1923年，普里莫·德里维拉认为政变准备已大体就绪，就于9月13日宣布，加泰罗尼亚全区戒严，与此同时发动了军事政变。他在其发布的《告全国、全军和全体西班牙人民书》的宣言中猛烈抨击现行的立宪制度，宣称必须罢免各级政府中的文职官员，暂时禁止一切政党的活动，由军人执政，并在短期内为国家选出“能解决西班牙命运的、有学识的和勤劳的执政者”。政变的队伍几乎未遇抵抗，就控制了加泰罗尼亚全区。

与此同时，圣胡尔霍将军在阿拉贡率领萨拉戈萨卫戍部队起义以策应。可是西班牙其他军区都按兵不动。如果此时政府能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平叛的话，政变者可能就不会得逞。首相加西亚·普列托以国王不同意他要求罢免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请求为由宣布辞职。

政变的第三天，即9月15日，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召见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并正式委托他组织内阁。于是这场政变闹剧终于在王室、军队和大企业主的共同支持下胜利结束。

军事独裁政权确立

取得政权伊始，1923年11月20日，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即偕同新任内阁首相、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访问罗马，面谒法西斯党领袖墨索里尼，尊他为“导师”，愿以他为榜样，建立彼此之间政治上、经济上的密切关系。

普里莫·德里维拉以军人专政取代过去的文官制度，各级行政长官皆由军人充当，并且立即实施全面特别戒严，取消宪法保障，可以不经正常司法程序而任意捕人法办。同时宣布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统制新闻，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民族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成果。随后，还试图由高级军官去领导所谓“索里登”的组织，作为这个政权的武装支柱。又试图建立所谓“爱国同盟”以充当执政党。1924年6月，宣布不再追究阿努瓦勒战役战败罪责，原被告的一些将军和军官们都被宣告无罪，并再次加强对摩洛哥的殖民战争。1926年11月开始仿效意大利在全国建立劳动组合制度：由工人和企业主共同组成“劳动组合”，以体现劳资合作。1926年2月以后在摩洛哥战争中取得法国军队的配合和协同军事行动，至5月27日，基本上征服了里夫共和国。7月，法、西就瓜分摩洛哥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旷日持久的摩洛哥战争。

1923—1929年，财政年年超支，赤字总额约达30亿比塞塔，国家财政濒于崩溃。经济危机又促发了政治危机，全国工潮汹涌，保皇派和共和派的力量从右、左两个方面反对独裁政权。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军队，1926年6月、1929年1月，先后两次发生军队的未遂政变，虽然主谋者都受到惩处，但这已经表明原被当作独裁政权支柱的军队也不稳了。随后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西班牙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规模更大了，而保皇派和共和派两支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反对独裁政权的共同目标下也逐渐接近和联合起来，严重冲击已失尽民心的独裁政治。

在四面楚歌、大势已去的形势逼迫下，普里莫·德里维拉于1930年1月28日向国王递交辞呈，灰溜溜地下了台，流亡法国，不到两个月就郁郁死去。西班牙也结束了为时6年有余的军事独裁统治。

点评：

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军事政变后，西班牙建立了为时达6年多的君主制度下的军人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以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为榜样，力图建立类似法西斯的专政。它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统制新闻，取消言论出版自由等，严重辖制了人的思想自由，从而促发了新的政治危机。原先支持独裁政治的各种社会力量：保皇派、教权派、大企业主和军队都已分崩离析，不再成为支持这个政权的力量。普里莫·德里维拉在四面楚歌中，结束了它的独裁生涯。这表明，专制独裁是不得人心的，独裁者无论怎样上台最终也得垮台。

4.希特勒夺权的一次尝试

——1923年11月德国啤酒馆暴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强加在德国头上的《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奇耻大辱”。同时，多年的战争也使得德国耗尽财力，经济已临崩溃。希特勒巧妙地利用由于战败而蓄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懑情绪，于1923年11月8—9日发动了啤酒馆政变。发动政变的目的是推翻巴伐利亚地方政府和德意志共和国政府，可因纳粹党势单力薄，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共和国岌岌可危

1914年，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毫不犹豫地把德国投入一场侵略战争，企图先凭借中欧称霸欧洲，并建立德意志的中非帝国，以便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争雄，来完成德国的“世界使命”。然而，德国帝国主义者以害人的目的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得个害己的结果。四年的残酷战争，使德国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德国人民反对战争、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垄断资本、要和平、要民主、要面包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战争加剧了德国的阶级矛盾，战争加速了革命危机的到来。

1919年5月7日，《凡尔赛和约》条件在柏林发表。尽管德国强烈反对，但还是在协约国的威逼之下表示同意签订和约。根据条约，德国不仅要割地赔款，而且要解除武装，德国军队只准保留10万人，而且不准拥有作战飞机、坦克、重炮等重型武器。接受这样一个肮脏的条约，对德国人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理所当然地引起他们的极大愤怒，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和约签字使魏玛共和国日益成为德国人攻击的对象。这使希特勒从全国反对共和国的浪潮中看到了德国发展的趋势。以希特勒为首的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巧妙地利用了长期以来在德意志民族中形成的浓厚的军国主义情绪、反犹排犹情绪、德意志民族高于一切的民族情绪，利用由于战败而蓄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懑情绪，宣称要 “取消凡尔赛和约”，“联合德意志人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从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它不断攻击共和国，一有机会就想推翻共和国。

绝望中的希望

1922年10月27日，意大利法西斯首领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夺取了全国政权，这对希特勒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他也想学着墨索里尼的样子，依靠军队的支持向柏林进军，推翻共和国，窃取全国政权。

随着凡尔赛和约的执行，德国的政治经济局面更加混乱。由于德国失去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失去了在普法战争中从法国夺取的物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失去了德国工业赖以生存的鲁尔矿区，还要交付1320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特别是马克不断贬值，给德国各阶层的人们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和灾难。1923年1月，马克与美元的比价跌到1800：l，7月1日跌到16万：1，8月1日跌到100万：1，到了11月，更跌到40亿比1，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德国人民对德国经济丧失了信心。

在德国普通人感到绝望的同时，希特勒却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他看来，这正是他推翻共和国，完成其“千秋伟业”的大好时机。为了这，几年来他一直在精心准备，积蓄力量。正如后来他承认的那样：“从1919年到1923年，除了政变，我没有想过别的。”1923年上半年，希特勒以巴伐利亚为据点，加紧四出活动，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争取巴伐利亚政府和驻巴伐利亚国防军的支持。2月间，巴伐利亚四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推选希特勒为政治领导，鲁登道夫充任联盟首脑。9月2日，在纽伦堡举行色当战役53周年纪念活动时，又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为三人领导之一。该联盟公开声称，其目的是：推翻共和国，摧毁凡尔赛和约。

当希特勒还觉得没有把握的时候，他手下的党羽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反革命激情，他们要求希特勒马上采取行动，认为时机已经到了。希特勒和亲信们商量之后决定，首先在巴伐利亚采取行动，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然后像墨索里尼进军罗马那样，向柏林进军，一举夺取全国政权。

啤酒馆政变

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州长卡尔、驻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等人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参加一个群众集会。当州长卡尔正对3000名听众发表讲话时，希特勒突然带领冲锋队出现在酒馆。冲锋队用机关枪封锁住酒馆的出入口，希特勒则走进大厅，跳到一张桌子上，拔出手枪对着天棚开了一枪。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州长卡尔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听众们也不知所措。这时，希特勒跳下桌子，快步走向讲台，卡尔吓得面如土色，乖乖地退下讲台，让希特勒站到了自己原先讲话的地方。这时，人们听到了希特勒声嘶力竭的叫喊，“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个地方已经由600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肃静，否则我就在楼厅上架起机枪。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已在纳粹旗下向市内挺进。”然后，他命令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跟他到后台的一间密室去。在冲锋队员的强迫之下，三巨头只得从命，其他人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历史上有名的“啤酒馆政变”就这样开场了。

希特勒把三位军政要员请到密室不为别的目的，只是想强迫他们就范，承认他的政变并参加他的新政府，以示这个革命的成功和合法性。出乎希特勒意料的是，这三个人竟没有被希特勒一连串的威胁和恐吓所吓倒，即使面对他的枪口也没有同意跟他走。最后，希特勒请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有名的将军鲁登道夫。这位老将军虽然对纳粹党一无所知，对那个傲慢无礼的下士一点不了解，但还是劝三位被拘捕的先生予以合作。鲁登道夫的到来暂时为希特勒打开了一点局面，三位要人开始退让，政变者和屈从者准备离开啤酒馆。这时，有消息说陆军工兵营房那里发生了冲突，希特勒担心事态发展，便亲自驱车前往。后来证明，他的这一决定是导致政变失败的致命错误。因为在他离开现场后，三位巴伐利亚要人以各种方式和借口溜之大吉。洛索夫将军回到陆军第19师师部后，马上调来郊外的驻军。到了第二天清晨，政府军和警察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希特勒政变的失败已成定局。

11月9日上午11时左右，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3000多冲锋队员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准备去陆军部，因为希特勒的手下罗姆及其冲锋队员被围在那里。当队伍经过一条狭窄的街道时遇到了麻烦。在街道的那头，有大约100多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不准队伍通过。开始，他们还想以鲁登道夫的盛名说服警察，但这些警察无动于衷，他们根本不买鲁登道夫的帐。双方争执不下，武装冲突终于发生。枪声突然响起又很快停了下来，有16名冲锋队员毙命，3名警察死亡。希特勒在冲突中率先逃命，登上一辆等候在附近的汽车，丢下死伤的同伴，逃到了汉夫施丹格尔在乌芬的乡间别墅。但两天以后，即11月11日，他在这里被捕归案。希特勒纳粹党的核心人物除戈林之外都被拘捕，包括不属于纳粹党的参与政变的老将军鲁登道夫。“啤酒馆政变”就这样流产了。

政变囚徒成“英雄”

由希特勒一手策划的这场政变显然是场大失败。事后纳粹党被勒令解散，而且由于枪一响就落荒而逃，希氏名誉似乎已完全扫地，其政治生涯似乎已经结束。但通过1924年2月26日开始的24天的法庭审判，他却奇迹般地转败为胜。他巧妙地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置于被告席上，毁了他们的前程；他的雄辩口才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使他成为全国著名的人物，而且在许多人心目中，他不但不是叛国的罪人，反而是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他的名字第一次越过巴伐利亚而传到整个德国，而且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法官判决的结果是：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仅被判处5年徒刑，而实际上他服刑不到9个月便被释放出狱。与其说这是对叛国罪犯的惩罚，倒不如说是对他们的鼓励，因为它告诉人们：法律归法律，如果你是极右派的话，叛国罪的后果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许多反共和分子都看到了这一点，希特勒当然也不例外，一走出监狱的大门，又立即开始了反对共和国的活动。

点评：

啤酒馆暴动实际上是希特勒夺取德国统治权的一次尝试或序幕。在这次政变之后，希特勒从中吸取了教训，他认为要想夺取政权不能草率行事，必须创造条件，积蓄力量。另外，他还认识到，要想将德国的政权弄到手，军队的支持与否是成败的关键。此后，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持和发展与军队的关系。在十年之后，他巧妙地利用“合法”手段及其他势力的支持而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5.倚武夺权

——1926年5月波兰政变

经历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6年，波兰刚刚恢复本民族独立。但由于经济落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化，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以及议会民主制度的不健全，造成了严重的政局动荡。在此情况下，前任领导人约瑟夫·毕苏茨基出于对当时波兰实行的政治制度的不满和对新一届政府的愤恨，利用他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在军队中的影响，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重新上台执掌军政大权。

毕苏茨基的赫赫战功

毕苏茨基，1867年生于立陶宛维尔诺市一个工人家庭。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1893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后，为争取波兰和立陶宛民族独立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在1894年社会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中央工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毕苏茨基执行亲奥德的方针，在加里西亚组织了“射击同盟”，配合奥军同俄军作战。1915年，俄军战败，然而波兰王国却被德奥军队占领。

战后，在德奥两个帝国崩溃和革命运动高涨的大好形势下，以毕苏茨基的“波兰军事组织”和波兰兵团为主体的波兰军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解除了德奥占领者的武装，把侵略者赶出波兰王国和加里西亚，开始重建自己的国家。

波兰重建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原来的亲德奥派和亲俄法派之间的分歧逐渐消失。为了在波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防止社会主义革命，波兰各资产阶级政党都感觉到波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毕苏茨基。他曾拒绝效忠德国，与德占领军分道扬镳，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因而在当时波兰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918年11月10日，毕苏茨基从马格德堡回到华沙，摄政委员会宣布把全部政权移交给毕苏茨基后自行解散。11月18日，毕苏茨基在原来政府的基础上，在华沙组成联合政府，任命社会党人安·莫拉契夫斯基为总理，他自己则统揽全国大权，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

毕苏茨基上台后，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波兰的东西边界，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1920年3月19日，时任波军总司令的毕苏茨基被授予元帅军衔。以后他在参加的协约国方面对苏俄的干涉中，虽一开始遭到惨败，但在拉杰敏战役中，打退了红军的进攻，重新确定了波兰的疆界。

在1922年12月9日进行的波兰首任总统选举中，毕苏茨基因总统权力过小，拒绝做总统候选人。后来纳鲁托维奇当选为总统，接管了毕苏茨基的权力，但很快就遇刺身亡。在随后成立的过渡政府中，毕苏茨基应邀担任了军队总参谋长。

毕苏茨基的隐居岁月

过渡政府建立后，毕苏茨基毅然离开政府官邸而迁居华沙东部的苏莱尤夫科别墅。两天后，他辞去了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不久，又辞去了最后一个政府职务——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他已脱离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暂时过着“隐居”生活。

毕苏茨基隐居后，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议会民主制的缺陷。让他更为气愤的是国家民主党开动宣传机器，贬低和诋毁毕苏茨基1920年在波苏战争中的作用。为了反驳国家民主党对他的污蔑和给自己树碑立传，他连续写了《我的最初战斗》、《论兵团战士的价值》、《回忆加·纳鲁托维奇》、《1863年》、《1920年》等著作。同时，他开始考虑用议会外的办法从国家民主党手里夺回政权。

在过渡政府执政中，波兰通货膨胀达到历史上空前的程度，罢工的人数创历史最高记录。全国的罢工运动和有名的反政府克拉科夫事件，使政府声名狼藉，如坠深渊。1923年12月，过渡政府倒台，国内形势的转变给毕苏茨基提供了夺取政权的绝好时机。但是当时他没有作好准备，只好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了。

精心策划政变

1926年5月10日第二届过渡政府建立，毕苏茨基对此勃然大怒。次日，他向报界揭露了维托斯政府贪污、舞弊、无能等劣迹，号召全国人民为推翻这个政府而斗争。波兰社会党、波兰农民党“解放”、农民党和波兰共产党等左翼政党也纷纷发表声明，号召群众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在此形势下，毕苏茨基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维托斯政府，夺取全国权力。

事实上，政变的工作在几个月前就已开始。前任军政部长卢·热利戈夫斯基将军把几支由毕苏茨基分子指挥的军队，以演习为名，集结于华沙近郊、苏莱尤夫科附近的雷姆贝托夫。5月11日，新任军政部长约·马尔切夫斯基将军命令该部队立即撤离雷姆贝托夫，返回原驻地，毕苏茨基分子不仅没有执行此命令，反而从华沙附近的普乌土斯克和谢德尔策继续调来军队。政变军队达4000多人。

5月12日凌晨，毕苏茨基率政变军队从雷姆贝托夫向华沙进军。同日，毕苏茨基派的报纸编造谣言，发布消息说，5月11日夜间，毕苏茨基元帅的别墅遭枪击，有人企图谋杀毕苏茨基，并说这是维托斯政府干的。华沙居民信以为真，纷纷谴责政府的“暴行”。

政变一举成功

1926年5月12日凌晨，一支4000多人的部队突然从雷姆贝托夫出发。政变部队推进很快，傍晚就抵达华沙近郊，占领了交通枢纽维斯瓦河上的两座大桥。与此同时，驻扎在华沙的亲毕苏茨基的军队也纷纷出动，占领了东火车站等战略要地。下午5时，沃伊切霍夫斯基总统同毕苏茨基会晤于波尼亚托夫斯基大桥。总统要求毕苏茨基撤退军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政府危机。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毕苏茨基断然拒绝了总统的请求。

军政部长马尔切夫斯基将军组织忠于政府的军队实行反击，任命塔·罗兹瓦多夫斯基将军为保卫华沙的司令，任命斯·哈勒将军为参谋长，在华沙实行戒严，并准备从波兹南等地调集军队支援首都。但是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毕苏茨基发动了攻击的命令。经过激烈的战斗，政变部队很快击溃了政府军的抵抗，占领了市中心和机场。总统府和政府所在地贝尔凡德尔宫也落入政变分子手中。政府迁往维拉诺夫宫。由于铁路工人罢工，从波兹南和波莫瑞等地驰援的政府军无法及时赶到华沙。5月14日下午，维托斯政府鉴于继续抵抗已没有希望，决定总辞职。沃伊切霍夫斯基总统也向议会议长拉塔伊递上了辞呈。

经过三天的激战，双方共牺牲379名士兵，有920多人受伤。毕苏茨基的军事政变获得了成功。

5月15日，拉塔伊议长被迫召见毕苏茨基，就组织新政府问题与他进行了磋商。根据毕苏茨基的提议，由卡齐米日·巴尔泰教授组织了新政府，毕苏茨基自任军政部长。从此开始了波兰现代史上的独裁政权时期。毕苏茨基1926年的五月政变得手后，一直担任波兰的军政部长和武装部队总监两个要职，其间两度出任波兰政府总理（1926—1928，1930），为波兰的实际统治者。

点评：

毕苏茨基五月政变一举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左翼政党和首都居民的支持。另外，铁路工人的罢工阻遏了政府军救援部队，也是政变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这次政变成功的最根本因素，还是毕苏茨基等人的长期准备，周密策划，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政变军队。所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支自己的武装，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

6.伊里戈延政府倒台

——1930年9月阿根廷军事政变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阿根廷，其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广大民众陷入贫饥之中。当时执政的伊里戈延政府，不仅不顾及民众的处境，反而加紧对民众的剥削。为此，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阿根廷政局日趋紧张。此时，军队首脑在美国垄断组织的支持下觊觎国家政权。1930年9月6日晚，乌里武鲁将军率领军官学校的官兵，借助某些陆、海军部队的力量，发动了军事政变，占领了首都，推翻了伊里戈延政府，夺取了政权。乌里武鲁自封为共和国临时总统。在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在国内建立了独裁政权。

外困内扰 危机四伏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加深，仍由外国金融资本家掌握和控制着国家重要经济杠杆的阿根廷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减少，而支出却直线上升；出口额大大下降，外债急剧增加；因大批的库存粮食无法销售，不得不大火焚烧或抛于大海，成批的庄稼和土地被毁掉。农业濒于破产，工人工资降低，物价高涨，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执政的伊里戈延激进党腐败政府不但不设法救济和改善民众的生活，反而加紧了对民众的剥削。同时采取暴力镇压民众的反抗行动，并极力扼杀工人运动团体。这种局势很快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伊里戈延的追随者也士气低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变节。为了反对贫困和政府腐败，阿根廷的工人和农民掀起了罢工浪潮，阿政治局势日趋紧张。

1929年由共产党发起建立了阶级和工会团结委员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多次反政府的斗争。1929年11月，圣弗朗西斯科市米雷蒂冶金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由于企业主对工人提出的许多经济要求不让步，使罢工规模逐步扩大，引发了食品工人和建筑工人的罢工运动，而且很快就发展成了总罢工。圣弗朗西斯科工人的罢工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科尔多瓦、罗萨里奥、圣非等地的工人和农民也举行了短期罢工和示威游行，以表示对总罢工的声援。然而，圣弗朗西斯科的罢工运动遭到了当局警察的干涉、袭击和军队的镇压。许多工人被捕入狱，并死伤数人。罢工领导人、共产党员何塞、曼坎内被捕并遭受毒打，最后被逐出城市。其它几个省市的罢工运动也遭到了军队的镇压。但是，警察和军队的镇压并未平息罢工运动浪潮。

1930年3月，铁路员工又举行了罢工，使全国铁路运输停止运行几天。由于民众越来越对伊里戈延政府的政策不满，在1930年3月的选举中，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遭到了执政15年以来的第一次失败，其威风扫地，脱离了群众。

积极酝酿政变

地主寡头、军阀和天主教上层人物也对其横加指责。于是，反动集团在美国垄断组织的支持下加紧了发动国家政变的准备活动。圣非、科尔多瓦、安特列里奥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各省的大地主、库约的大葡萄园主、图库曼的制糖厂主、密西昂奈斯地区的巴拉圭茶种植场主、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阿维利亚内达的大企业主和商人都积极支持反动集团发动政变的阴谋。同情墨索里尼法西斯组合制度的反动的纨绔子弟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联合组成了所谓的“1930年运动”。这个运动得到了独立社会党、自由党、民主党、保守党、小资产阶级自治党、反私人主义的激进党人以及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

到1930年8月，政变准备和酝酿成熟。9月初，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和民众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伊里戈延下台。在形势所迫之下，伊里戈延总统不得不把职权移交给了副总统马丁内斯。这时，一部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在美国的支持和指使下组成了以乌里武鲁为首的保守派集团。

1930年9月6日晚，乌里武鲁率领军官学校的上千名官兵，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动反政府游行示威之际，借助某些陆、海军部队的力量发动了军事政变，占领了首都，推翻了伊里戈延政府，夺取了政权。乌里武鲁将军自封为共和国临时总统。在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在国内建立了独裁政权，企图建立法西斯制度。

实行独裁统治

在乌里武鲁执政期间，关闭议会，撤换各省的行政领导；宣布全国戒严，反对工会，反对激进公民联盟，取消8小时工作日制和公民的自由权利，实行书刊检查制度，禁止反对派集会，禁止共产党活动，并展开了反共运动。成立了法西斯组织“阿根廷公民集团”，进行反动活动。在内政部下面设立了“特务科”，还建立了军事化的恐怖组织 “国民军团”。但是，乌里武鲁的法西斯专政并没把阿根廷民众运动镇压下去。不仅仅是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就连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军队中的民主人士都对乌里武鲁所实行的代表地主寡头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阀独裁制度也表示不满和反对。1931年11月，乌里武鲁被迫同意大选。1932年2月，把政权交于当选为总统的阿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

1930年9月6日的政变纯属内政。伊里戈延倒台后，被逐放到拉普拉塔河口的马丁加西亚岛，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1933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点评：

政变不一定是坏事，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的反应。以乌里武鲁为首的军人政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阿根廷民众的愿望。但政变之后应如何执政，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乌里武鲁当权后，没有代表民众的利益，而是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唾弃，寿命自然不会长久。

7.特别行动

——1932年5月日本政变

1930年前后，日本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相互勾结，标榜改造国家并以恐怖手段加速法西斯化。1932年2月，以海军法西斯军人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与桔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等民间法西斯组织，制定了政变计划，图谋分4路先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总部和三菱银行，后再占领警视厅，破坏变电所，在黑暗中建立法西斯独裁。结果怎么样呢？

国内危机日深，法西斯活动猖獗

1929年，全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也在劫难逃。加之国内市场的极度狭窄，这使得日本所受的经济打击要比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更为严重。滨口内阁当时所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和撤销黄金出口禁例的措施，更加重了国内危机。

经济危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殖民地，都是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重担。大批解雇工人，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日，使民众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艰难的生活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急剧高涨，反对解雇工人、降低工资的罢工此起彼伏，游行示威不断，有的甚至同警察发生冲突。1930年，罢工中工人的要求多半带有经济性质，而到了1931年，政治要求已被提到首位。这说明日本工人阶级的觉悟大大提高了。

除了工人阶级组织罢工运动以外，佃农、小土地所有者、失业工人和学生也开展了大规模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随着日本工农运动的蓬勃高涨，日本共产党组织也迅猛发展，组织工人运动，号召民众进行反战斗争。

同革命运动发展相并行，建立战争体制的法西斯化活动也在加速。资本家、地主等统治阶级越来越迫切地感到要镇压工农运动，就非得依靠国家权力不可；向军国主义发展的军队和官僚势力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大大增强了。于是右翼势力迅速抬头，各种法西斯组织相继成立，大肆进行挑衅和制造恐怖活动。在政界，右翼组织逐渐形成一股能量极大的政治势力。

为了使农村的中小地主、富农和都市的中小工商业者、职员对大地主和垄断资本家所抱有的不满情绪不转向天皇制，为了使他们感到的不安情绪转向排外主义和侵略主义，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然而，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将国内尖锐化的矛盾转移，反而加剧了党内的斗争和反对派的攻击，迫不得已，内阁于12月11日集体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以犬养毅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在“革新派”中有威望的荒木中将任陆军大臣，而以提倡侵略政策著称的森格任秘书长。

犬养内阁在成立的当天，为了支付“九·一八”事变以后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宣布禁止黄金出口以推行军需通货膨胀政策，强行采取贬低日币外汇牌价等措施，实行倾销输出，三井、住友等大财阀们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重禁黄金出口政策的实施，使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民众的生活更加恶化。而在此之前，财阀们为了贪图巨利，不顾民众的死活以及1926年以来的政党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无数贿赂事件、官僚的贪污横行，国内矛盾重重。在此情况下，军部和右翼势力借机图谋扩张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向财阀们勒索金钱，一方面鼓动实行政治、经济法西斯化。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日本上层统治者的纵容和支持下，加紧建立和加强法西斯组织。他们和陆海军中少壮军官暗中勾结，大搞恐怖活动，对元老、大臣、财阀、党政首脑进行暗杀。1932年2月9日，正在众议院竞选期间，民政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前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被刺；紧接着在3月5日，三井财阀最高首领团琢磨也遇刺身亡。

暗杀接二连三地发生，日本政府并未对恐怖活动采取任何行动，以阻止这种恐怖活动的继续。由于日本政府要员们对这些法西斯团体的包庇和纵容，使得这些大搞恫吓暗杀活动的恐怖组织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于是，少壮军人和右翼分子更加猖獗，叫嚣为“昭和维新”而坚定不移地斗争下去，续继进行其所谓“一人一刀”的计划。

首相犬养毅遭暗杀

少壮派军人和右翼势力迅速壮大，野心也愈来愈膨胀，他们要掌握政权，建立法西斯专政，以实现太阳帝国称雄亚洲乃至世界的梦想。于是他们把罪恶的枪口对准了首相犬养毅。他们认为：犬养毅内阁虽然继续推行侵华政策，但却反对军方的巨额预算，而且犬养毅还参与了同蒋介石等人的秘密谈判，这种“叛国”行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饶恕的。

1932年5月13日，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士官生和两名霞浦航空队的海军飞行员与桔好等阴谋分子，开始商量暗杀犬养毅的特别行动计划。他们决定，在世界著名喜剧明星卓别林到横滨，内阁在首相官邸举行招待会的第二天，刺杀犬养毅。因这天，大部分警察将休息不值勤，这恰好为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经过周密的计划后，5月15日下午5时，三名霞浦航空队的海军飞行员、五名士官学校的学生和一名海军中尉组成的刺杀小组，正匆匆步入东京的靖国神社，按照惯例，他们向安息在这里的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帝国事业损躯的日本军人做最后的祈祷。参拜完毕后，这些刺客们急匆匆地乘上两辆汽车向首相官邸驶去。

首相官邸就坐落在城区的南端，离皇宫不远。在首相府的接待室里，此时刺客们向一名侍女询问犬养毅首相在哪里，说他们有重要的公务要马上见到首相本人。侍女似乎从眼前这些人的眼里流露出的不安和杀气中察觉出了这些人不怀好意，而拒绝了他们。刺客们沉不住气了，他们转身围住了一名守卫首相官邸的警察，恶狠狠地逼问犬养毅到底在哪里，并拔出枪逼他带路到犬养毅的私人卧室去。

争吵声惊动了首相官邸里的一名便衣。他从走廊上匆匆跑过来大声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没等他跑到门口，刺客手中的枪响了。便衣中弹倒下。那个警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呆了，面色灰白，嘴张得大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刺客们互相征求了一下意见，便在飞行队的三上少尉带领下冲出接待室，分头搜查犬养毅。刺客们在楼梯的过道里又抓住了几个惊慌失措的仆人，然而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屈服于他们的威逼恫吓，肯说出犬养毅在哪里。

此时，二楼突然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刺客们冲上二楼，撞开了那扇门，这正是首相官邸的前客厅。刺客们终于看到了此次行动的目标——首相犬养毅。刺客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三上少尉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伸出左手抓住犬养毅的肩膀，右手的枪顶在他的腰眼上。一直躲在屋角的一名少尉冲上前来，便举枪扣动了板机，“砰！”随着一声枪响，犬养毅一下栽倒在方桌旁，鲜血立刻浸湿了那精美的地毯。刺客们似乎还不放心，又赶上前来对准犬养毅的额头补了一枪。刺客们急匆匆撇离首相官邸，奔向停在大门口等待的汽车，特别行动成功。

军部把持内阁

在犬养毅被刺的同时，恐怖组织的第二批敢死队员们从“仙岳神社”乘车来到牧野大臣的住宅，在那里他们投掷了一颗手榴弹。但爆炸并没有造成多大破坏，只炸伤了门口站岗的警察，按照原定计划，他们赶到警视厅，在那儿又扔了第二颗手榴弹，可没有爆炸。他们被警察包围，最后，他们不得不向儿岛的警察投降。

第三批敢死队员们从新桥火车站乘车出发，去捣毁政友会党部。可15号是星期天，党部里空无一人。然而，这批敢死队员也被警察团团围住。于是，这些敢死队员们跑到警视厅门前，大吵大闹一番后投降了。

三上少尉等人在刺杀犬养毅后，乘车赶到日本银行，得知行动计划已完全泄露，大批政府军队已将他们包围，他们只好乱打了一阵枪后，来到儿岛秘密警察站自首了。

首相官邸的医生们正在竭尽全力地抢救犬养毅，一颗子弹穿过他的下腮从右脸颊穿出，把左鼻撕裂了，另一颗子弹射进太阳穴，陷入前额。伤势十分严重，然而这位76岁的首相生命力似乎格外顽强，神智仍就清醒。他在病榻前立刻召集内阁会议，商议对这次突发政变的善后处理。

几小时后，犬养毅开始陷入昏迷，浑身抽搐。16日凌晨2时36分，犬养毅离开了人世。

犬养毅被刺身亡，再次引起日本政府的危机。政友会和民政党企图组织联合内阁，但是统治营垒中少数重臣，特别是陆军部极力反对政党内阁。

5月22日，即犬养毅被刺一个星期后，在皇宫里裕仁天皇召见了日本元老西园寺，经过几个小时的密谈，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两天后，退役的海军大将斋腾实奉天皇旨意，在军部协助下组织了包括官僚和政党代表的“举国一致内阁”。至此，日本式的“政党内阁”时期宣告结束。

点评：

这场血腥政变摧毁了日本现有资产阶级民主内阁的基础。日本军部借机很快宣布紧急状态，建立了由军部控制的新内阁，由海军一派人物担任内阁首相。自此，日本政治开始完全由军部控制，强硬的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国家的一切，军国主义国家也正式全面形成。

这场政变对日本、亚洲，特别是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在这次政变后，军国主义分子胃口越来越大，全面策划对华侵略战争，对亚洲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并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施，这给中国及亚太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严重地威胁到了亚太和世界和平。这种恶劣影响至今还未消除。

8.总统大逃亡

——1955年9月阿根廷军事政变

1946年，庇隆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在他执政初期，采取了有利于民众的政策与措施，因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护。1949年，阿根廷经济不景气，工人运动蓬勃兴起，政府对罢工者进行大肆逮捕与镇压，这就激起了阿根廷民众的强烈反抗，从而加深了政府的危机。1955年9月16日，以科尔多瓦司令洛纳迪为首的军队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统治阿根廷9年的庇隆政府。9月20日，庇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逃上炮舰“巴拉圭”号避难。9月22日，以洛纳迪将军为首的临时政府成立。

庇隆以多数票当选总统

1946年2月24日，庇隆以获得54％的选票战胜了由社会党、激进党、进步民主党以及共产党所组成的“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当选为阿根廷总统。他在执政初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社会正义、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的口号，并宣布要消灭大庄园、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和建立“主持正义”的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庇隆政府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1947年通过了“人权法案”，同时对民众作了某些让步，适当地增加了工人的工资，因此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在对外政策方面，庇隆力图利用英国资本同美国资本的矛盾限制帝国主义势力，采取同美、苏保持等距离的“第三条路线的立场”。

工人罢工运动此起彼伏

随着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反帝运动日益高涨，这大大促进了阿根廷革命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的发展。同时，从1949年起，阿根廷经济由长期高涨转入经济萧条。工农业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物价上涨，国内外贸易额逐年下降，外债不断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民众再也无法忍受国内上层统治阶级和外国垄断组织的压迫与剥削，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1949年10—12月，北部图库曼、胡胡伊和萨尔塔各省的糖厂和种植场的13万多名制糖工人举行了罢工，提出了经济和政治要求。但罢工遭到了政府的镇压。糖业职工联合会的法人权利被剥夺，罢工领导人被逮捕。政府的镇压不仅未平息罢工浪潮，反而引起了图库曼省工人的总罢工。当局对总罢工领导人之一共产党人安东尼奥·阿基雷秘密逮捕并暗杀。这激起了全国劳动人民的愤怒与反抗。

图库曼省又举行了抗议杀害罢工领导人的总罢工，全国各地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支持声援总罢工。1950年5—8月，阿根廷码头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驱除工贼。11月15日，16万多名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取消任意罚款。这次罢工很快就发展成了各线铁路和大小车站全体人员的总罢工。政府对铁路工人的罢工采取了多次严厉的镇压措施，并逮捕了2000余名罢工工人和解除了3000余名铁路员工的工作。政府对罢工者的镇压和迫害，激起了阿根廷人民的强烈反抗，也激起了拉美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极大愤怒。

世界工会联合会以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名义对阿根廷政府粗暴镇压罢工铁路员工的行为表示极端愤慨。这次罢工使庇隆党领导人的威信大大下降，促使庇隆党开始分化，最先进的工人都同庇隆分子领导人断绝了关系，庇隆政府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

1950年7月，在罗萨里奥举行了反对政府向朝鲜派遣阿根廷士兵参战的反战大游行。1953—1954年，发生了6600多名化学工人的罢工，1954年5月21日，1.7万名冶金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并在各工厂成立了包括共产党人、庇隆分子、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在内的工人代表联合委员会，同时选出了中央罢工委员会。从此庇隆政府又失去了冶金工人工会长期以来的支持，阿根廷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随着工人阶级罢工运动的不断高涨，反对庇隆政府的右翼反动集团、教会上层分子和军人亦趁机进行叛乱活动。在总统夫人去世后，教会与政府间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庇隆和他的政府成员被梵蒂冈开除教籍，从而更加深了政府的政治危机。

军事政变

1954年6月16日，阿根廷的一支海军部队发动了反政府叛乱。叛军将军舰开进首都港湾，并炮击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阿根廷劳工联合会曾号召工人起来反抗，保卫庇隆政府。然而，庇隆政府却让工人放下武器，各自回家。庇隆政府一方面害怕引起全军叛变，另一方面又害怕民众积极参加同反动派的斗争会加强民主力量，破坏统治阶级的地位。由于庇隆政府犹豫不决，使叛军趁机向政府发动新的进攻。

1955年9月，全国各地纷纷开始了反政府活动和叛乱。9月16日，在科尔多瓦卫戍司令洛纳迪将军和巴拉格将军、阿拉纳上校以及罗哈斯海军上将的领导下，趁机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统治阿根廷9年的庇隆政府。9月20日，庇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逃上炮舰“巴拉圭”号避难，先后到巴拉圭和尼加拉瓜。9月22日，成立了以科尔多瓦卫戍司令洛纳迪将军为首的临时政府。同年11月，改为由阿兰布鲁任临时总统。

但是，阿兰布鲁上台后，更加明目张胆地维护统治阶级、美国垄断组织和天主教反动派的利益，阿根廷的政局没有明显好转。

点评：

每一起军事政变都有其复杂原因。这次军事政变是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庇隆执政初期，对民众、工人采取的小恩小惠曾得到部分人的拥护，可随着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大大地促进了阿根廷工人运动的发展。于是，潜在的矛盾就日益显露出来。工人开始报怨政府，并举行罢工运动。对此，政府不但不采取安抚政策，反而镇压与屠杀，这就激起民众更强烈的反抗。于是，一些反动势力便乘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政变发生时，庇隆政府因害怕民众，致使政变势力得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执政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需要为民众谋利益，一切为民众利益着想，遇到危机和困难依然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同时要相信民众的力量，否则执政者便可能就是庇隆的下场。

9.走上权利的巅峰

——1961年5月南韩军事政变

1960年，南朝鲜的统治集团——李承晚政府被推翻。刚上台的张勉民主党政权，更加混乱，内部派系斗争也日益激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韩国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推翻张勉政权统治，斗争遍及全国各地。韩国军队内部以朴正熙为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势力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于1961年5月16日零时发动了政变。1962年3月尹普善被迫辞去总统职务。1963年朴正熙“当选”韩国总统，从此，韩国开始了朴正熙独裁统治时期。

张勉政权岌岌可危

朴正熙出生于贫困之家，农家生活的艰辛、磨炼，使得朴正熙孩童时期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无论是小学老师训斥还是被木条抽打，他总是保持沉默，不喊不叫，从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回答责问，这种性格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说：忍受羞辱，只要你忠实于你的信念，一切都无所谓。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朴正熙开始了官运亨通的军旅生涯。1960年，韩国政治风云变幻激荡，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这对雄心勃勃的朴正熙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遇。韩国爱国学生和人民发动四月人民起义，推翻了长达12年的李承晚独裁统治，李承晚被迫流亡夏威夷。同年8月，民主党经过大选取得政权，民主党旧派领袖尹普善当选韩国第4任总统，民主党新派领袖张勉出任责任内阁总理，从而开始了民主党执政的第二共和国时期。朴正熙此时虽身处军队，但心里想着的是韩国最高统治权力。

张勉任内阁总理后，继续沿袭李承晚统治时期对外投靠美国、对内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不仅未能扭转当时韩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且内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甚至始终没有组织成一个稳定的内阁。在张勉上台后的1960年8月至12月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3.6％。韩国爱国学生和广大民众对张勉政权的反动政策强烈不满，纷纷掀起了反对张勉政权统治和要求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1961年的1月至3月间，几乎每两天就发生一起群众示威斗争，斗争遍及韩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张勉政权从4月开始匆忙实行的全面戒严和其他镇压措施，根本未能阻挡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浪潮，软弱无能的张勉政权根本无法驾驭局势。

少壮军人乘乱而起

美国肯尼迪政府不能坐视不问，决心通过中央情报局物色“新的铁腕人物”，策划用军事政变的办法来取代张勉政府。这正与朴正熙伺机夺权的动机不谋而合。当时，一大批在40年代后期毕业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少壮派军官，掌握着60万韩国军队的实权，并受到了美国的青睐。这些少壮派军官对腐败无能政府感到十分不满，对军官升级晋衔一直停止更是耿耿于怀，企图借此夺取军队领导权。早在1960年2月，驻守大邱的第二军副司令朴正熙少将的侄女婿金钟泌中校等一批少壮派军官，就曾密谋发动军事政变，后因事情泄露，金钟泌等人先后被捕。由于朴正熙、金东河等高级军官的庇护，被捕者只是受到了轻微处分。后来正是以金钟泌为首的陆士第8期毕业的一批校级军官，成为支持朴正熙军事政变的主力。

朴正熙等人估计，1961年4月19日韩国人民四月起义一周年时，一定会有大规模示威游行斗争。朴正熙等便计划在这一天借镇压民众示威之机出动军队举行政变。

不料，4月19日那天竟未发生示威游行，政变日期只好推迟。接着，各政变部队准备在5月16日零时，以“烽火作战”为代号，佯装演习，调动军队，预备3点攻克汉城。

当时，朴正熙等人调集的政变部队有第6军的5个炮兵营、第1空降特战团、1个海军陆战营、第30预备师的1个营、第33预备师的1个营及第6军管区的辎重队等共计5000余人，还有第5、第12两个师充当预备队。政变指挥部则设在第6军管区。

但就在政变前一天的5月15日夜间，原定担任第30师政变总指挥官向上级告发了朴正熙等人的政变计划。张勉下令逮捕朴正熙，但奉命前去逮捕朴正熙的李光善上校却投向政变一方；派往汉江大桥去阻击政变部队的也只有一个宪兵中队。

政变仍按原计划进行，朴正熙借酒壮胆指挥政变部队于16日深夜零点按计划向汉城进发。作为政变总指挥的朴正熙为了安定自己紧张不安的心情，竟喝得晕头转向，等他匆匆赶到设在第6军管区的政变总指挥部时，已是16日零时15分，比原定到达指挥部的时间整整晚了3个小时。

政变部队于凌晨3时击败陆军本部派出的宪兵第7中队的阻拦，冲过汉江大桥，攻进汉城市内，迅速占领了中央厅、国会大厦和广播电台等要地。担任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总理还不过9个月的张勉，这时住在汉城半岛宾馆809号房间，他接到政变的电话后，急忙召见有关军队领导人来讨商对策，然而为时已晚。

政变部队宣布实行全国戒严，冻结财政金融，封锁机场、港口，解散国会和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下令逮捕张勉政府成员，并成立了以张都映为主席、朴正熙为副主席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自当天下午7时起接收张勉政权。

驻韩“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路德发表声明，表示继续支持张勉政府，要求韩国总统尹普善出面制止政变行动。然而，朴正熙已经率领政变军队占领了总统府所在地青瓦台，尹普善总统在刀枪环立的森严气氛中被迫承认“革命是应该到来的”，并小心翼翼地要求朴正熙等人尽早恢复秩序，避免政治性报复，实际上承认了政变行动。

17日清晨，尹普善迫于朴正熙等人的强烈要求，派人向第1军及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5个军的军长们送去亲笔信，呼吁前线各军不要反对政变以免流血。同日下午，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40万韩国军队发表声明支持政变，使得朴正熙等人事实上控制了国内局势。

登上总统宝座

在朴正熙等人发动政变的55个小时以后，执政不足9个月的张勉内阁被迫交出了政权，韩国第二共和国随之宣告结束。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支持政变的正式声明，朴正熙军事政变遂取得了完全成功。

之后，朴正熙进一步建立了由清一色的“革命军人”组成的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和“革命内阁”，使国家再建最高会议成为独揽几乎所有权力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张都映担任议长兼总理，实权却掌握在担任副议长的朴正熙手中。

政局稳定后，朴正熙借口“政务净化”把张都映一脚踢开，独揽了全部大权。1962年3月迫使尹普善辞去总统职务，从而当上了代理总统。接着，朴正熙在肃清反对势力以后，于1963年12月“当选”为韩国第6任总统。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在第9届总统任上被人暗杀，从而结束了长达18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点评：

“五一六”军事政变是韩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标志着韩国第二共和国的结束和朴正熙18年独裁统治的开始，它在韩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韩国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在朴正熙执政期间提出的各项发展政策。尽管人们对他的评价存在着分歧，说他以牺牲民主政治为代价，追求高速经济增长的专制发展道路。

然而从此，韩国驶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10.政坛之星陨落

——1961年11月厄瓜多尔军事政变

贝拉斯科是厄瓜多尔历史上有争议的政治家。他自1934年起先后五次担任厄瓜多尔总统，活跃在政坛达40多年之久。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毁誉参半。1961年11月7日，贝拉斯科在军队的政变和全国一片抗议声中被迫辞职，由曾被贝拉斯科下令逮捕的副总统、议会议长卡洛斯·胡利奥·阿罗塞门纳·蒙罗伊继任总统。

贝拉斯科其人

何塞·乌里亚·贝拉斯科·伊瓦拉，自1934年起先后五次担任厄瓜多尔总统（1934—1935，1944—1947，1952—1956，1960—1961，1968—1972）。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被称为贝拉斯科主义，人们对他的历史作用及其政治思想评价不一，誉毁纷纭。有人对他颂扬备至，称他为“人民的先知”、“上帝的使徒”，也有人把他说成是“独裁者”、“寡头的走卒”。

贝拉斯科的主要主张是：反对教会干预政治和选举，主张政教分离，但同时反对限制信仰自由；主张维护民族利益，如1952年8月18日，他同秘鲁、智利政府首脑一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表了《关于领海的圣地亚哥宣言》，首次提出了维护200海里领海权的主张；他主张吸引外资，“但不能让外资吞掉”；主张进行社会变革，谴责社会不公正；主张民众参政，“将政治带给人民”；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外来干涉，如反对干涉古巴，同台湾当局断交（1971年），在联合国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等等。

贝拉斯科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很复杂，有时表现出言行不一，个人至上，独断专行等不足。在竞选时，他往往许下很多被广大民众赞誉的空头诺言，如反对寡头，进行土改，改变社会不公正现象等，但上台后却不认真履行，因此，又遭到民众的反对。他一生五次担任总统，惟有1952—1956年是任期届满后才卸任的，其他都是因出现了信任危机而被迫下台的。

反对之声四起

在1960年6月的大选中，贝拉斯科又以其反帝反寡头的激进纲领和发展香蕉与咖啡生产，促进出口，繁荣经济等计划赢得了民众的支持，第4次当选总统。他就任总统后，宣称政府希望“在富有阶层的合作下”，实现“人民的正义”，将关心“土地改革”计划的实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给予“正当的援助”。但却未制定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计划。

1960年12月，内政部长阿劳霍·伊达尔哥因反对亲美政策，主张同古巴等国进行贸易，在右翼势力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这使贝拉斯科政府内部矛盾表面化。1961年，厄瓜多尔经济出现明显衰退，作为国家两大经济命脉的香蕉、咖啡出口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5.8％、20％，人均收入减少1.1％，物价迅速上扬，劳动者实际工资下降，群众不满情绪高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连续不断。同年10月，全国工人罢工达到新的高潮，群众示威游行和抗议遍及全国15个省的10个省份。11月6日，以中学生为首的数千游行者围攻全国第一大城市和最大的港口瓜亚基尔市政府大厦，“打倒独裁政权”、“打倒贝拉斯科”的口号四起。

阿罗塞门走马上任

游行队伍遭到了军警催泪弹和马刀的回击，造成7名学生被杀，多人受伤，许多群众被捕的惨局。同一天，在第三大城市昆卡爆发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中，一批军人也参与其中。在人民的一片抗议声中，市政当局不得不释放了在押的10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同日，贝拉斯科政府内阁人员集体辞职，副总统阿罗塞门纳公开谴责贝拉斯科背叛了拥戴他上台的人民的意愿。7日，军队公开支持副总统，要总统立即辞职。11月7日晚，贝拉斯科在政府内部四分五裂及军队干预下被迫宣布辞职。依据厄瓜多尔宪法的规定，由副总统阿罗塞门纳接任总统职务。

阿罗塞门纳，1952年当选为众议员和众议院院长。后任国防部长，1953年8月辞职。1960—1961年任副总统。1961年6月以副总统身份访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罗塞门纳上台后，组成了一个具有进步色彩的“民族集中”政府，对内尊重各左派组织，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各国人民有民族自决权。阿罗塞门纳的政治主张一开始就遭到以厄瓜多尔保守党为首的各亲美政党的极力反对，1962年3月28日，一批军官在昆卡城发动反政府的军事政变，但当天即被粉碎。

1963年7月11日，武装部队再次策动军事政变，黜免了阿罗塞门纳政府，成立了以海军司令拉蒙·卡斯特罗·希洪为首的军事执政委员会。阿罗塞门纳总统出于无奈，不得不乘机飞往巴拿马避难。

点评：

政治经济危机是导致政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厄瓜多尔1961年及之后的几次政变，大多是因政治经济危机，特别是经济严重衰退，国计民生出现严重困难和倒退。所以，要保持政权的稳固，一定要抓好经济建设，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得到富足和安居乐业。假如贝拉斯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注重民众，休养生息，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政变也许就不会发生。

11.总统府的枪声

——1963年1月多哥政变

1962年9月从法国非洲兵团退役回国的埃亚德马中尉不满多哥当局的腐败统治，1963年1月13日，他联合一些退役的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凡虞·奥林匹欧总统的政权。1963年5月，49岁的格鲁尼茨基就任多哥共和国总统。此次政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非洲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开创了先例。

策划政变

1962年9月在法国非洲兵团退役的纳辛贝·埃亚德马从阿尔及尔回到家乡——多哥拉马卡拉市郊皮亚村。此后，他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和深入调查，深感当局的腐败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西凡虞·奥林匹欧总统扣发800名法国非洲兵团退役军人的退伍金，并拒他们加入多哥武装部队，更令埃亚德马和众多退役军人对现政权大失所望。他们和武装部队的一些现役军人都深刻认识并看到，多哥当时政权已是危机四伏。埃亚德马对国内形势进行周密分析后，便秘密串联、招募一些退役军人组成突击队并制定了政变计划。

突击总统府

1963年1月13日午夜，突击队携带仅有的3枝枪，突然包围洛美城内西凡虞·奥林匹欧总统的住宅。在他们准备突袭总统府的前几分钟，总统接到了警卫人员向他报告发现可疑情况的电话，立即加强了警卫。凌晨3时许，突击队向总统府等要害部门方向行动。由于一名突击队员在慌张中枪支走火，使突击队暴露了目标。奥林匹欧总统听见鸣枪，感到不妙，立即逃跑。

他在逃往美国驻多哥使馆避难的途中被突击队包围。他穷途末路，冒险突围，在逃跑中被纳辛贝·埃亚德马追上。埃亚德马朝奥林匹欧开枪，使奥林匹欧胸部中弹后死在美国使馆门前。接着，突击队接管了国家机关，封锁了边境，逮捕了政府的大部分部长和电台的部分职员，释放了一些在押的反对党成员。为防止外部干涉，他们切断了国内同外国的电讯联系，仅和科托努（今贝宁的最大城市、政府所在地）仍保持电话联系。中午，多哥国家电台广播了一名获释的反对党成员宣读的公报，宣布奥林匹欧总统已被击毙，他的政权已被推翻。

下午，突击队组成“起义委员会”，并宣布：以埃马努埃尔·格博德约维为首的起义委员会代表多哥所有军警部队已接管政权，并行使政府和武装力量的全部权力，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夜间实行宵禁。起义委员会昭告市民，它已完全控制局势，并宣称它将尊重联合国宪章以及多哥共和国同其他国家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等。该委员会强调说，它是为新政府铺路，在选举和新宪法准备好以前，先成立临时政府。14日，起义委员会称这次政变目的在于反对腐败和不公正，当前的目标是“民族和解”。该起义委员会首先得到了武装部队的支持。

政变成功后，由于纳辛贝·埃亚德马不想直接执政，仅愿任军职，于是请曾任多哥“自治共和国”首任总理、当时在达荷美流亡的尼古拉·格鲁尼茨基回国，委托他组织新政府。1963年5月，49岁的格鲁尼茨基就任多哥共和国总统。

点评：

多哥当局统治腐败和人民对政府的失望，是这次政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应当说，埃亚德马组织的政变，从初衷、过程到组织新政府，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民众和军人的意愿。但是，新政府执政是否能代表广大民众，特别是流亡的格鲁尼茨任总统，是否能够反映民众的意愿，所施政策是否能平衡各民众团体、派别的矛盾，能够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这就是这场政变能否真正成功的关键。后来事实表明，由于格鲁尼茨执政难以平息多哥南、北方部族间尖锐矛盾、政治派别间的激烈矛盾斗争，致使政局混乱、政府瘫痪，埃亚德马政变并没有达成真正目的。

12.经济腾飞的起点

——1964年3月巴西军事政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西，也和其它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大，民众要求维护民族利益，改革传统行政管理方式，更多地照顾广大劳动者的经济权益。以若昂·古拉特总统为代表的巴西工党政府，继承和发扬50年代瓦加斯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实行一系列内外政策改革，受到广大劳动者的欢迎，但却引起巴西垄断资产阶级及美国在巴西的企业主的不满。在企业主们的鼓动和支持之下，以卡斯特卢·布朗库元帅为首的一批右派亲美军人遂于1964年3月31日发动了推翻古拉特总统的军事政变，建立起长达21年的军人独裁政权。

古拉特登上总统宝座

若昂·贝尔希奥尔·马格斯·古拉特，1918年3月1日出生，和巴西前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是同乡。古拉特1945年加入刚刚成立的巴西工党，1953年6月17日就任瓦加斯政府劳工部长，积极维护普通劳动者的权益，1954年5月1日给产业工人增薪100％，把工会和劳工联合会变成强大的阶级代表机构。这些得到工人的热烈拥护，但却遭到军人的尖锐批评，其原因主要是把非熟练工人的收入提高到军士的收入之上，所以1954年2月巴西一批校级军官发表《上校宣言》，要求撤换劳工部长古拉特。瓦加斯总统迫于军方压力，撤销了古拉特的劳工部长职务。

1955年10月3日，瓦加斯当选为副总统。1960年10月3日，古拉特再次当选为副总统。在库比契克和夸德罗斯两届政府里，古拉特均是各项民族主义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和热心拥护者。然而，夸德罗斯从1961年，借口政界存在一种“可怕的势力”使他无法管理这个国家，就突然提出辞职拂袖而去。当时正率巴西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的古拉特，只好中断访华提前回国。然而，以陆军部长奥迪利奥·德尼斯为首的一部分军人，坚决反对古拉特合法接替夸德罗斯辞去的总统职务。古拉特在其妹夫、南里奥格兰德州州长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和另一部分将军的支持下，终于在9月7日正式就任巴西总统。

政经危机四伏

古拉特就任总统后，国家经济情况有些好转，但到1963年1月后又开始走下坡路，生活费用上涨60％，克鲁赛罗与美元兑换率下降200％，国民生产总值自1960年起，由上升转为下降。这一切都成了古拉特的政敌向其攻击的口实。在政治上，几年以来，古拉特对左派分子、激进分子在劳工运动和政府机关中的地位持容忍和赞成的立场。在巴西工党和参政的社会民主党部分派别的支持下，古拉特支持成立大学生和工会的联合会，许诺要进行社会改革，把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在国家北部、东北部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因素又使古拉特的政敌到处宣传“共产主义威胁”。

1964年3月13日，古拉特在里约热内卢“巴西中心”举行的有1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签署了两个法令：第一个是把所有私人炼油企业变成民族企业；第二个是成立土地改革署。他的这些举措，深深地触犯了以美国企业家为代表的外国财团和本国大土地所有者（巴西多数政治家和军官都有大量土地）的利益。

3月19日，在国内外右翼势力的鼓动和组织之下，在圣保罗市50万人举行了名为“与上帝在一起的家庭争取自由的进军”大游行。3月20日，亲古拉特的海员和海军陆战队协会不顾军纪，越级要求革除曾阻挠海军陆战队司令坎迪多·阿拉冈中将发表政治演说的海军部长席尔维奥·莫塔的职务，因为阿拉冈将军也是古拉特的积极支持者。海军部长要求总统惩办罢工士兵。古拉特不仅不惩办士兵，反而罢免了这位海军部长。这就使他与海军矛盾进一步激化。

诸将军密谋政变

古拉特在出任总统前，他的反对势力就存在，任总统后，各种反对势力不是削弱了，而是暗地发展。到1964年3月中旬时，反古势力已开始实施其政变计划了。3月中旬，科斯塔·席尔瓦将军在里约热内卢先后和卡斯特卢·布朗库元帅、科尔戴罗·德法里亚斯将军等进行多次会晤，评估当时的国内形势、审查政变计划、分配行动任务。当时确定由布朗库负责同反古急先锋米纳斯吉拉斯州长马加良斯·平托联系，科尔戴罗负责协调巴西南部各州的活动，席尔瓦负责协调里约热内卢州附近地区的行动。

3月20日，陆军参谋长卡斯特卢·布朗库在参谋部及所属机构内散发秘密文件，敦促军官们要注意古拉特政府最近提出的各种措施可能带来的“威胁”。布朗库的言行在反对古拉特的军政集团内部起到了催化作用，被认为是马上开始行动的信号。布朗库除在军内积极从事反古拉特的内部集会和宣传之外，还大力鼓动群众公开活动，用“古拉特正准备政变以继续掌权”等莫须有的罪名，激发公众的反政府行动。

反古拉特政府的政治趋势已无法抵抗。在军队里，支持古拉特总统的军人越来越少，和反古拉特的军事力量相比已微不足道，支持古拉特的州长、市长也屈指可数。在里约热内卢，只有陆军第一军、海军陆战队支持古拉特总统。但布朗库元帅采用的战略是动员首都以外的各军首先起来包围首都，可以使首都驻军就范，因为首都所在地的瓜纳巴拉州长是反对古拉特的极右派代表卡洛斯·拉瑟达。在巴西经济上比较富有的米纳斯州州长马加良斯·平托和第四军区司令莫朗·菲略都是反古拉特的重要人物。而巴西最大的工业州圣保罗州是陆军第二军驻地，州长阿德马尔·德·巴罗斯和军长阿毛里·克鲁埃尔将军都是古拉特的政敌。他们委托科尔德罗·德·法里亚斯将军在政变活动中协调军队和政治家们的行动。在巴西政治舞台上经常发挥重要作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除前州长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坚决支持古拉特外，现任州长伊尔多·梅内格蒂坚决反古拉特。而驻守在该州的陆军第三军在古拉特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在巴西的东北部，伯南布哥州州长米格尔·阿拉伊斯是亲古拉特的，但驻守在东北地区的陆军第四军则主张推翻古拉特。在首都巴西利亚，高原军事指挥部首脑尼科劳·菲科忠于古拉特，但副司令拉法埃尔·德·索萨·阿吉亚尔则是同反古将军们站在一起。

3月25日，驻守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小批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在班长若泽·安塞尔莫·多斯·圣托斯领导下暴动，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次暴动虽受到海军军部的压制，但却受到海军中将坎迪多·阿拉冈的支持。3月26日，劳工部长阿毛里·席尔瓦代表总统古拉特出面调解，起义者停止了斗争，但他们遭到了海军的拘留。几个钟头之后，在古拉特的命令之下，被拘留的海军士兵获得了赦免。古拉特的大赦引起军方的强烈不满，成为右翼势力政变的一个借口。

3月30日，古拉特在巴西汽车俱乐部出席了一次士官集会。古拉特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肯定了士官们争取自己权益的立场，揭露了政界的反政府运动，对政敌们给政府制造的各种困难提出了尖锐批评。这次讲话，成为巴西军人政变的又一个直接原因。

向里约热内卢进军

1964年3月31日晨，驻守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儒伊斯·德·福拉市的第四军区司令奥林匹奥·莫朗·菲略将军，指挥所属部队向里约热内卢进军。不久，古拉特总统得到反叛的消息，可总统府军事办公厅主任阿西斯·布拉西尔已难以调动其他军区部队起来遏止叛军。当天，上届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还提出用改组古拉特内阁的办法，来换得政变军人的谅解以消除危机；陆军第二军军长阿毛里·克鲁埃尔建议关闭“劳动者总指挥部”、“全国大学生联合会”、改组工会以及从总统周围清洗共产党人官员，但古拉特均予拒绝。

莫朗将军命令“蒂拉特恩特斯旅”3000人开往里约热内卢，同时让迪奥斯科罗·瓦莱上校指挥步兵第12旅和另外3个营的军事警察向巴西利亚逼进。在蒂拉特恩特斯旅走到与里约热内卢州交界处，莫朗将军发表一个反对政府的声明。当广播传到巴西各州时，大部分军队都站到了政变军队一边。31日晚，圣保罗州长巴罗斯声明参加政变，陆军第二军军长克鲁埃尔将军发表声明支持政变。在巴西利亚，各军兵种也闻风而动，加入政变队伍。驻守马托格罗索州的摩托化部队也向巴西利亚开来，支援叛军。

古拉特流亡 军政权建立

3月31日，劳动者总指挥部发动了一次总罢工，但参加者寥寥无几。这意味着古拉特的支持者已为数甚少。4月1日晨，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巴西各大军区几乎都对米纳斯吉拉斯军队的行动给予了支持。这时尚在原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古拉特看到大势已去，便乘飞机来到首都巴西利亚。由于古拉特的追随者总统府民政办公厅主任达尔西·里贝罗看到组织军事抵抗已完全没有条件，于是帮助古拉特及总统的助手于4月1日夜乘飞机赶到南里奥格兰州州府阿雷格里港。

在阿雷格里港，联邦众议员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和陆军第三军军长拉达里奥·特莱斯将军力主武装抵抗政变。但古拉特认为，若武装抵抗政变军队，无疑将发展成一场内战，决定自己出国流亡而不愿造成众多伤亡。于是，古拉特一行于4月2日夜离开阿雷格里港，到本州内地躲藏，4月4日来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1964年3月31日的军事政变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建立起以卡斯特卢·布朗库为首的军人独裁政权。军政府实行专制统治，在政变过程中以及政变成功之后，先后有上千名左派、进步人士被杀害，近万人被关押和拷打，约10万名巴西人流亡国外。1965年11月军政府宣布取消所有原有政党，实行两党制，到1979年底才恢复多党制。

军政府共经历过五任总统，即五位元帅或将军先后出任总统。由于军政府严格限制工人罢工和政治鼓动，使经济得到发展，使巴西在1968年至1972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11％左右，巴西经济得以腾飞，这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

点评：

这次政变，推翻了古拉特统治，建立了以卡斯特卢·布朗库为首的军人独裁政权。军事政变后，军政府严格限制罢工的举措，进一步迫害、残杀进步人士，致使10万人流亡到国外。可谓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军政府建立后，巴西经济出现了历史上的奇迹，社会前进了。也许军人政变在政治上并不一定符合民众意愿，但它也许改变了巴西资产阶级和企业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所以使巴西经济出现了“奇迹”的局面。

13.废庸立贤

——1964年11月沙特阿拉伯宫廷政变

阿卡杜勒·费萨尔，沙特阿拉伯的创始人。他在统一沙特阿拉伯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功勋。费萨尔去逝后，其长子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王位。沙特在位期间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于是，一部分人主张立即废黜他的王位。1964年11月2日，王储费萨尔·本·阿卡杜勒·阿齐兹夺取了其兄沙特王位。这场政变，实质上是沙特王室中一场维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对沙特阿拉伯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国王的预感

阿卡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拉赫曼·费萨尔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创始人，他在统一沙特阿拉伯的过程中以及建国后，先后娶了300多个王妃，生了无数儿女，获有亲王称号的王子有35人之多，孙子100多名，重孙500多人，加上旁系的子孙，更是无计其数。因而，亲王之中派系纷杂，明争暗斗更是屡见不鲜。

老国王的长子沙特和次子费萨尔，在幼时就随父南征北战，为沙特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子沙特体弱多病，又奢侈骄横。次子费萨尔才华横溢，生活简朴，礼贤下士，深得人心。老国王虽赏识次子，但不愿违背部落传统，于1933年正式指定沙特为王储。但老国王预感到他去逝后，费萨尔必将篡夺其兄的王位，兄弟的纷争必将会危及沙特家族的统治。于是他在宣布王位继承人前召见两兄弟，要求费萨尔宣誓作出不篡夺王位，并辅助其兄治理国家的承诺，也要求沙特应善待其弟，授予重任，并指定其弟为王储。两人均作了保证誓言。

1953年11月9日，阿卡杜勒·费萨尔国王病逝，沙特继承王位，费萨尔被立为王储，出任大臣会议副首相。1954年，费萨尔被任命为大臣会议首相。老国王死后不久，沙特王室中形成了依附新国王沙特的集团，也出现支持费萨尔王储的派系，两派之间的争斗不断。

挥金如土的“财神爷”

沙特是一位标准的花花公子，他在成年就奢侈挥霍成性，生活荒淫无度。老国王去逝，他就更加胆大妄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暴露无遗。他纳妃藏娇，大造宫殿，后宫美女如云，共拥有宫殿和别墅25座。他还在意大利、瑞士、法国和英国等地都购置设施豪华的花园别墅。强烈的虚荣心驱使他挥金如土。沙特喜欢向前来“朝拜”他和为他服务的人赏赐礼物，赏赐的大多是钻石、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或金钱。

外国记者喜欢采访沙特国王，沙特阿拉伯宫廷内外国记者常成群结队。他们争向国王奉承，可得到国王赏赐的礼物或金币。外省的诗人们歌功颂德而来，腰缠万贯而去。沙特在国外休假或访问，出手更为阔绰，给予服务人员的赏赐，一次数百美元也是常事。这位“沙漠之王”被人们戏称为“财神爷”。

沙特还喜欢赌博，经常出入欧洲著名的赌城，一次输掉几十万美元，从不皱眉。沙特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常即席慷慨解囊。1958年，王国政府单是积欠外国商业银行的债款就达1.2亿美元。政府官员和雇员的薪水经常几个月领不到。大多数沙特阿拉伯人对国王的奢侈挥霍的浪荡行动非常气愤，指责他将国家从石油资源中获得的财富挥霍一空，把国家引向破产的深渊。沙特家族和王室成员均为此感到不安，害怕这位不听从进谏的国王毁掉沙特家族的统治地位，一部分人主张立即废黜他的王位。

剥夺国王的权利

1953年，沙特阿拉伯一批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军人、官员、自由职业者、阿美石油公司员工等阶层中的思想激进分子，建立了“民族改革阵线”，他们发誓“要完成从屈辱的、奴隶制度的淫威之下解放人民的使命，争取民族改革，争取自由幸福，争取所有阶级，不问他们所处的地位如何一律获得公平待遇……”“民族改革阵线”获得纳赛尔的支持。1956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取缔了该组织，逮捕了其成员，但仍未能消灭它的活动。

1956年前后，沙特国王参加了阿拉伯保守势力反埃及国王纳赛尔的行列，秘密资助埃及反对派的活动。1958年初，埃及治安机构破获了一起策划暗杀纳赛尔推翻埃及现政权的阴谋活动，揭露出沙特国王也卷进这场阴谋活动。但这一消息传到利雅得，在沙特阿拉伯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年轻亲王乘机联名上书谴责国王沙特，沙特害怕失去王位，于1958年3月28日下诏，任命费萨尔为王国首相，将处理政府事务的权力移交给他。

事实上，这是一场王室内部的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费萨尔担任首相职务后，在维新派亲王的支持下，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新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削弱沙特国王和王子及亲信的权力。在财政上，编制政府预算，实行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大力压缩政府的开支，不允许国王随意支取国库的资金。不久，政府财政情况好转，使国家渡过难关。

沙特极不愿失去国王的权力，处心积虑地从费萨尔手中收回权力。他开始讨好反对派，许诺将向他们作出让步，并考虑他们的权益。同时，他利用费萨尔在推行革新政策过程中的缺点和失误，附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反对派各集团表示准备与国王合作，同意他收回交给首相的权力。费萨尔于1960年12月辞去首相职务。沙特重握政府权力后，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大臣会议，在11名大臣中，非王族的大臣占了6人。其目的，以此来削弱王室中反对派的势力。此后，沙特国王又旧病复发，没有改变奢侈挥霍的行为，引起普遍的不满。

王权的更迭

不久，沙特国王又赴美国求医治疗，行前委托费萨尔处理政务，“王室长老委员会”鉴于沙特阿拉伯君主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并害怕沙特家族的统治地位在沙特手中被葬送，在紧急会议上决定废黜沙特的国王职务，将王位授予费萨尔。费萨尔拒绝接受，表示他必须遵守在老国王面前的誓言：“决不推翻哥哥沙特的王位。”后王室长老委员会决定把王国最高执行权授予费萨尔，要求他努力推行巩固沙特家族统治地位的新政。费萨尔于10月17日再度接任首相职务后，首先将沙特国王的王子全部解职，从其兄弟中任命阿卜杜勒亲王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此外，制订了社会和经济改革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给予人民以一定程度的民主权利；设立司法部和司法委员会；许诺通过贯彻各种社会立法来改善沙特公民的福利待遇，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并实行社会保险和降低食品价格；充分利用石油收入大力发展经济，使沙特阿拉伯建成为一个农业自给和国民收入多样化的工业；彻底废除奴隶制，解放所有奴隶。上述施政纲领的积极贯彻，有力地促进了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社会福利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缓和了社会矛盾，使沙特王室的统治得以转危为安。

沙特在国外得知国内政治有变，遂于1963年4月27日返回利雅得，发现自己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被费萨尔势力包围的俘虏。39位亲王立即向沙特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警告他不要再染指政权，免遭废黜。沙特在向各方寻找支持中，发现已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决意再度以治疗的名义出国，等待国内政局变化的时机。

费萨尔鉴于他曾对先国王不篡夺其兄王位的誓言，希望沙特返回国内，能作出主动让位的行动。于是，39名亲王又联名致函在海外“养病”的沙特，告诉他如不再干预国家的政务，可以继续保持他的王位。1963年9月17日，沙特又返回利雅得王宫。但等待他的却是各方面的劝说和警告，希望他能作出逊位的明智选择。沙特不甘心放弃他的王位，他决心孤注一掷。1964年3月，他以国王诏书的方式，罢免了费萨尔的首相职务，企图重新执掌政权。沙特的命令，遭到大多数亲王和王室长老委员会的反对而无法生效，这使他在政治上受到致命的一击。1964年11月2日，王室长老委员会作出了废黜沙特国王职务的决定，推举费萨尔王储继承王位。这为费萨尔登上国王宝座完成了最后一道正式的程序，一场长达6年之久的宫廷政变宣告结束。

点评：

费萨尔的宫廷政变，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成为沙特阿拉伯发展道路的一个转折点，沙特阿拉伯从此走上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道路，这在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改变了王位继承法，废庸立贤，这不能不说是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14.陆军参谋长趁乱夺权

——1966年1月上沃尔特政变

1960年，上沃尔特独立，莫里斯·亚梅奥果任共和国总统兼总理。1965年底至1966年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及为此采取的措施引起工会与政府的对抗，在首都瓦加杜古出现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使政局动荡。1966年1月3日，以陆军参谋长桑古尔·拉米扎纳为首的军人集团趁乱推翻莫里斯·亚梅奥果政权，拉米扎纳出任共和国总统、总理、国防部长等要职。

工会组织集会和罢工

上沃尔特1960年独立，建立上沃尔特共和国（1984年改国名为布基纳法索）。1965年12月31日夜，首都瓦加杜古职业介绍所门前，上沃尔特工会组织的群众大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集会者抗议政府削减公职人员20％的工资、停止给他们晋级、减少各部的行政开支，与会者决心举行通宵达旦的集会，对政府施加压力。深夜，国家宪兵队施放催泪弹驱散与会者，集会的组织者大多被逮捕。遭到镇压的工会迅速决定，将于1966年1月3日举行抗议性的总罢工。

1966年元旦之夜，总统兼总理莫里斯·亚梅奥果在瓦加杜古发表广播演说，要居民对罢工提高警惕，并告诫说他正在处理去年“一二·三一”事件。他解释说，尽管国家遇到了预算困难，但政府从没打算采取任何削减工资和解雇的措施。

1月2日，总统发表告全国书宣布：上沃尔特粉碎一起颠覆行动，在逃的约瑟夫·韦德拉奥果是罪魁祸首。亚梅奥果总统继而宣布处于紧急状态，要求首都居民保持平静，要始终相信现总统，政府对工会扬言3日举行罢工已采取必要的措施。告全国书还要求各宗教团体通知自己的信徒：罢工并非工会的权利要求，而是破坏我们共同建设的一切，破坏我们之间的和平与兄弟情谊。

1月3日上午8时，瓦加杜古爆发了总罢工和示威游行，仅在总统府周围，示威者即达数千之众，要求“军人执政”等内容的标语牌遮天盖地，格外引人注目。武装部队、宪兵队和装甲车联守总统府，治安部队施放催泪弹，镇压示威者，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一些示威者受伤。迫近中午，示威者一度占领了国民议会和民主联盟总部，破坏这些要地。中午，一些部队仍在奉命守卫总统府。下午2时半光景，在通往总统府的主要街道上，由大部分手持棍棒的年轻人汇成的人群川流不息。

此外，还有人在武装部队所在地军人广场集会。事态急转直下，国家电台成了哑巴电台，行政部门值班人已无影无踪，商店老板封窗关门挂出停业牌，瓦加杜古中断了除同巴黎以外的电话联系，陷入孤立状态。这期间，武装士兵驾驶军车在全城驱赶示威者，巡逻和搜捕工会负责人，一些人员被逮捕。对此，工会仍毫不退让，表示被捕的工会会员获释前，罢工不会停止。晚间，总统府宣布紧急状态令，禁止在街上集会和示威，直至颁布新命令时为止。同样，全国范围内工会的罢工或政治性的集会等活动也被禁止。

拉米扎纳执政

1966年1月3日晚间，陆军参谋长桑古尔·拉米扎纳中校与示威者发言人进行了45分钟会谈。然后，他向要求武装部队接管政权的示威者说，政府曾决定撤销削减公职人员工资的法令，但错过了良机，局势不容扭转。后来，拉米扎纳对示威者表示：“人民要求我们负起责任，因此，武装部队将挑起这副重担。”此时，莫里斯·亚梅奥果总统及其几位部长仍在总统府中受到保护，武装士兵镇守在总统府周围，阻止示威者靠近。

国家电台传出拉米扎纳的讲话。他宣布：由于局势严重，武装部队今天接管了政权，拉米扎纳将行使国家元首职权，直到颁布新命令时为止。紧急状态令继续有效。要求全体公民保持平静，从晚9时起实行宵禁。

1月4日晨，桑古尔·拉米扎纳发表广播演说指出，工人闹事构成了非同一般的威胁，必须捍卫上沃尔特的民主和共和传统，务必避免屠杀。要设法维持公共秩序，严惩野蛮行为，不能容忍外界干涉。他进而要求工人们于7时复工，人民必须保持平静和依靠军队。此后不久，刚被废黜的国家元首莫里斯·亚梅奥果在广播演说中表态支持这起军事政变。

1月5日，国家电台宣布，废除宪法，解散国民议会。据桑古尔·拉米扎纳说，在恢复正常秩序前，国家元首行使立法和执行的权力，将发布新的法律条例和法令，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已实施的法律和法令继续生效。上沃尔特对外政策不变，将继续遵守对有关国家承担的义务，将谋求中立和设法避免被拉入大国集团中去，上沃尔特重申参加西非协商委员会、非洲一马尔加什共同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1月8日，上沃尔特新政府宣布成立。桑古尔·拉米扎纳登总统、总理之位，同时兼任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及新闻、青年体育部长。

点评：

1966年1月3日，以陆军参谋长桑古尔·拉米扎纳为首的军人集团趁乱推翻莫里斯·亚梅奥果政权，拉米扎纳执政。执政后，拉米扎纳一方面控制局势发展，另一方面同工会组织领导人对话，取得共识，平息了一场社会动乱，同时又妥善处理了新政权与前政府官员的关系，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应当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政变。

15.“救世主”的悲剧

——1966年2月加纳政变

加纳1957年独立，恩克鲁玛就任第一届政府总理。但恩克鲁玛在执政期间，盲目和强迫推行“非洲社会主义”的激进方针，致使加纳社会混乱，经济陷入困境。1966年2月24日，加纳陆军在伊曼纽尔·科托卡上校指挥下，趁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出国访问之际，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政府。这是加纳独立后的第一次政变，从此加纳军人集团走上政治舞台。

激进方针带来的隐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恩克鲁玛积极从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反帝反殖的斗士。1948年就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领导加纳民族独立运动。1957年3月6日，加纳成为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恩克鲁玛就任第一届政府总理。1960年宣布废除英国女王为加纳国家元首，恩克鲁玛任首届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巅峰。恩克鲁玛被大多数加纳人奉若神明，称之为“奥萨格耶福”，意为“救世主”、“解放者”。他独揽国家大权，发号施令，以他的意愿和好恶治理国家，排斥一切不同政见者和镇压反对派，达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境地。

独立初，加纳是非洲大陆“富裕”的国家之一。1960年，恩克鲁玛开始推进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被称为“非洲社会主义”。企图在短期内改变加纳落后的面貌和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事与愿违，国有化、合作化和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迎合恩克鲁玛好大喜功的不少荣誉性建设项目耗尽了国库，致使物价飞涨，失业人数剧增，贪污腐化丛生，出现了政局动荡和社会不安。

同时，恩克鲁玛推行的激进改革，也触及传统封建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于是多次出现暗杀总统未遂事件，在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内部出现对总统不满的言行。恩克鲁玛为了加强安全防范，聘用一批外国保镖。在总统府内修建岗楼、暗堡和地下室，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另外，他撤换非嫡系的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的高级军官，扩大效忠于他的民兵组织。这在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制造了不安的气氛。早在1965年就出现了一个反对恩克鲁玛的秘密组织——“革命委员会”，主要头子是第二旅旅长科托卡上校和第一旅旅长奥克兰上校。鉴于恩克鲁玛在国内外的威望，以及他直接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他们在等待着时机。

激战总统府

1966年2月21日，恩克鲁玛应邀赴河内对越南进行访问。同时，恩克鲁玛的亲信、执掌加纳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阿菲里将军也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席会议。这使加纳出现了权力真空。“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作出了发动政变的决定，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将他们所掌握的部队调集到首都阿克拉近郊，包括一支伞兵部队、一支机械化部队和一个步兵营。

2月23日子夜发动政变前，第二旅旅长科托卡上校向部队发表动员演说，指责恩克鲁玛已变成一个任意妄为的独裁者，说他的政府已腐化变质，正在把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现已到了结束这一黑暗时代的时候了。随后，政变部队悄悄地进入阿克拉市区，在首都治安部队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了首都。政变部队占领了电台、通讯设施和其它要害部门，并控制了武装部队司令部。然后，以20辆坦克包围了总统府。

清晨的新闻广播时，科托卡上校作为政变的发言人，宣布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发动了政变，已接管了政府，解除了恩克鲁玛的总统职务。他向全国人民说：“武装部队在警察的合作下，已接管了加纳政府。围绕恩克鲁玛的神话已经破产，他已被解除总统职务，所有的政府部长也被开除公职。从现在起，执政的人民大会党已被解散，这个党已经是非法的组织。议会也已经解散。”随后，宣布成立了“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行使政府的职权。任命于1965年被恩克鲁玛解职的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约瑟夫·安克拉中将为解放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政变的指挥者科托卡上校担任武装部队核心的陆军司令，掌握了军权。同时开始大规模搜捕政府高中级官员和人民大会党各级领导人，共达500多人，以铲除支持恩克鲁玛的基础。

事实上，科托卡上校在电台宣布已夺取政权时，总统府及其周围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各地区的民兵组织表示反对政变，在国外访问的恩克鲁玛宣布要返国镇压“反动派的叛乱”。直到2月23日，政变部队完全占领总统府后，政变才正式宣告结束。这场总统府的血战，双方的伤亡达数百人。

一代英雄陨落

加纳武装部队发动政变时，恩克鲁玛正从仰光抵达北京，转赴河内。当他得知国内发生政变时，中止访越计划，观望国内的变化。几日后，恩克鲁玛接受塞古·杜尔的邀请，于2月28日离开北京，经苏联、南斯拉夫和阿尔及利亚去几内亚，争取国际上的支持。3月2日抵达科纳克里，受到盛大欢迎，后被授予几内亚总统的头衔。恩克鲁玛希望在塞古·杜尔的支持下，返回自己的祖国重新掌握权力。包括塞古·杜尔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恩克鲁玛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们不可能也无力帮助恩克鲁玛夺回政权。恩克鲁玛无奈地在几内亚定居下来。1972年4月27日，当代非洲的民族英雄病逝于黑海之滨。

加纳军人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在非洲大陆引起了反应，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因为这影响到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政局及其未来的发展道路。加纳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不为大多数非洲舆论所接受，受到大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立即宣布承认加纳新政权。非洲国家的左派领导人纷纷发表支持恩克鲁玛的声明，谴责加纳的军事政变为亲西方的反动派的行动。直到3月2日，政变一个星期后，才只有利比里亚宣布承认加纳新政权。截至3月12日，在36个非洲独立国家中还只有14个国家承认加纳新政权。这在非洲大陆的政治上是一件罕见的事例。

全盘否定

对恩克鲁玛执政时期的内政外交全盘否定，采取了一系列的转变措施。为了巩固新夺取的政权，宣布要实行两年之久的军事管制，严格禁止一切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政治活动。为了打击亲恩克鲁玛的力量，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并在政府机构和武装部队中进行了大清洗。在经济方面，全国解放委员会宣布实行经济自由化制度，中止国有化，并将一部分国营公司转变为私营企业，鼓励私人资本的活动；制订吸收外资的法令，完全推翻了恩克鲁玛的“非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改变了恩克鲁玛执政时反西方亲东方的外交路线。军政府宣布恢复同英国因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而中断的外交关系，并重新加入英联邦，还表示将改善加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点评：

这次政变，不但对加纳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黑非洲的政局。恩克鲁玛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又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倡导人，他领导着加纳走向共和、走向了独立。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加纳从此走上和平、稳定、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刚愎自用，而不是以人民群众的实际为利益出发点，他的激进方针几乎使国民经济陷入绝境。又由于疏忽大意，执掌军政大权的两位要人同时出访，国内出现了权力真空，也为这次政变提供了可乘之机。

16.力挽狂澜

——1967年12月贝宁军事政变

达荷美共和国，1960年8月独立后，政局持续动荡。1963年，达荷美发生首次军事政变，政变后，政局动荡如故，政治危机日益加深，进而发生骚乱。1967年12月17日，武装部队参谋长办公室主任莫里斯·库昂德特、伞兵司令马蒂厄·克雷库率领60名突击队员，在切断国内交通和首都科托努同外界的联系后，很快控制了科托努。他们夺取国家电台，包围总统府和一些军政要人的住宅，宣布：索格洛政权被推翻，成立达美革命委员会，库昂德特少校任国家元首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清晨突袭，总统被囚

1967年，达荷美共和国（1975年11月30日改国名为贝宁人民共和国，1990年又改名为贝宁共和国）经济困难、政局动荡不安，工人举行反经济紧缩总罢工。16日下午，两万名工人汇聚在科托努劳动介绍所前听取工会领导人作关于克里斯多夫·索格洛总统及其政府成员同工会主要代表15日谈判结果的报告。工会领导人号召工人们12月18日复工。与此同时，科托努的部分商店，特别是食品店恢复了营业。

10月17日晨7时半，武装部队参谋长办公室主任莫里斯·库昂德特、伞兵司令马蒂厄·克雷库率领60名突击队员从维达总部开向科托努，在切断国内交通和科托努同外界的联系后，很快控制了科托努。他们夺取国家电台，包围总统府和一些军政要人的住宅。总统克里斯多夫·索格洛，内政、安全和国防部长菲利普·阿奥，陆军参谋长阿方斯·阿莱，科托努驻军司令兼军事警惕委员会首脑贝努瓦·辛佐冈在家中失去行动自由，受政变军人监视。

此后，国家电台广播政变公报宣布：索格洛政权被推翻，索格洛被剥夺总统权力；政府和军事警惕委员会已被解散；成立达荷美革命军事委员会，库昂德特少校任国家元首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保证使达荷美能在6个月内举行选举；从17日起，在24小时内成立临时政府，同时将成立制宪委员会，以便为选举做准备；临时政府将尊重达荷美签订的国际协定。17日上午，新政权军官找一些文官了解他们愿否在临时政府中任职。下午，索格洛、阿奥和辛佐冈的住宅仍有政变军人监控着。新政权军官在离索格洛住地数百米的盖佐兵营开会。国家电台广播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15名成员均为清一色的军官，其中马蒂厄·克雷库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组建新政府

12月18日上午，科托努恢复与国内其他各地的电讯联系，局势平静下来，达荷美重新开放与多哥的边界，国家电台宣布达荷美成立临时政府，莫里斯·库昂德特出任临时政府首脑兼国防和新闻部长。在这些部长中，德兰·津苏和沙比·卡奥是临时政府吸收的两名前政权阁员。然而，德兰·津苏拒绝接受对他的任命，写信给国家元首库昂德特，借口局势还没有进一步明朗化而不能在临时政府中就职。这天，为否认外国传媒关于这次军事政变是奉外国或一名政客之命而发动的报道，库昂德特和革命军委会另一名领导人沙斯梅共同发表声明说，推翻克里斯多夫·索格洛总统的运动是“达荷美武装部队所有年轻领导人”所为，惟一的愿望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来保证我们年轻军官的团结，继而尽快通过民主方式恢复法律，这是保证达荷美免遭威胁和流血的惟一办法。

在家中受监视不久获得自由的阿方斯·阿莱，12月19日因指责政变而立即被软禁。他仍视自己为陆军参谋长。下午，阿莱、阿奥和辛佐冈被转移到阿奥马德贝-托莫坦的住宅。莫里斯·库昂德特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仍视他们3人为我们的领导人。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便于保护这些军官。他指出，“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撤职措施，只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他透露，只向沙比·卡奥和德兰·津苏征求了意见，德兰·津苏当时同意出任向他建议的外长职务，只不过在政府组阁后才拒绝。库昂德特回答关于军队可能分裂而且即将发生反政变的传言时说，达荷美武装部队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所闻之言属无根据的谣言。他说：“我看不到有什么新的力量能够在目前顺利进行这样的行动。我们夺权反映了人民要克里斯多夫·索格洛下台的愿望，我们采取行动只是为挽救军队的团结和荣誉。”库昂德特重申，达荷美将维护同友好国家，特别是同法国签订的协定。针对工会最近提出的要求，他强调指出，工会对前政权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了解情况。工会负责人目前掌握了作出判断的各种因素。我们要求他们在将要成立的各委员会中根据达荷美的现实寻求解决问题的良策。

12月20日，临时政府的代表库昂德特、沙斯梅和卡奥同18位工会领导人举行会谈。工会领导人同意设立两个委员会研究他们提出的要求，即恢复被削减的25％的工资和修改政府关于家庭津贴的计划。卡奥透露，在21日发薪日将临时，国库只剩有20美元。

12月20日，革命军委会和临时政府在开会后发表声明说，克里斯多夫·索格洛拒绝辞去总统权位。临时政府推举莫里斯·库昂德特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国防、新闻和外交部长。库昂德特建议法国驻达荷美大使把索格洛置于法国保护之下。21日，革命军委会和临时政府成员会议决定：阿方斯·阿莱当国家元首。22日，阿莱登上了达荷美国家元首的宝座。此后，临时政府发生两项人事变动，库昂德特继续担任临时政府首脑兼国防和新闻部长，自政变发生以来被软禁的贝努瓦·辛佐冈当上了外交部长。

点评：

军人干政，当国家一有风吹草动，特别是当国家有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发生或有动乱时，兵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兵变者往往首先是以“救世扼危”的姿态出现，尔后用武力颠覆政权，直至掌握政权。贝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局变化无常，以至发生数次军事政变，就是如此。

17.政权倾刻瓦解

——1968年11月马里军事政变

1960年，马里独立，莫迪博·凯塔当上了共和国首任总统。在他任职期间，经济滑坡，国民生活日益艰难。1968年11月19日，以卡蒂综合军校副校长穆萨·特拉奥雷中尉为首的一批马里青年军官趁莫迪博·凯塔总统视察外地时，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8年的凯塔政权。就是这样简单，马里一夜之间就改朝换代了。

政权岌岌可危

1960年9月22日马里独立后，莫迪博·凯塔当上了共和国首任总统兼总理及国际和外交部长，握有全国最高权力。执政期间，他强调“只有取得经济独立，才有真正的政治独立”。在这一思想主导下，马里在1962年脱离了法郎区，在国内改用马里法郎为通用货币。由于马里法郎没有多少出口产品作后盾，结果不能用于国际支付，致使马里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人民的生活困苦，开始流露不满。在经济不景气、政局不稳之时，凯塔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排除异己，先后撤换了一部分党、政官员，并组建了他的私人卫队——“马里民兵”，清洗了一批国家武装部队军官，严重地削弱了国家武装部队的力量。1968年，“马里民兵”制定了“逮捕军官”计划。它像一根导火线，加速了凯塔政权的瓦解。卡蒂综合军校副校长穆萨·特拉奥雷等一批青年军官预感到惨遭逮捕的危险，与其等待束手就擒，不如先发制人。

特拉奥雷政变

1968年11月18日晚间，穆萨·特拉奥雷中尉和一批志同道合者趁莫迪博·凯塔总统视察外地未归，策划政变。19日凌晨3时，政变军人全副武装，机警、果断地切断了与外界的电讯联系，在巴马科城各入口处布置了警卫，全面加强戒备，逮捕了陆军总指挥官塞古·特拉奥雷等8名抗拒政变的军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马里民兵”，并控制了巴马科城。上午，政变军人驱车驶往库利科罗，去拦截和逮捕将从莫普提乘船而归的凯塔总统等人。他们准时到达目的地。凯塔等人到库利科罗走出小船刚上岸，便被政变军人押上汽车，然后被押往巴马科。从这时起，独立以来执政8年的凯塔政权顷刻间土崩瓦解了。凯塔在警备森严的苏丹联盟党总部成了“笼中之鸟”。

11月19日中午，政变领导人穆萨·特拉奥雷通过国家电台宣读公报说：“今天，11月19日，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凯塔及其走狗的独裁政权垮台了，在成立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民主政府和机构之前，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将行使国家权力，至成立民主政府为止。32岁的特拉奥雷中尉成为军委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履行国家元首的职务。

11月20日，穆萨·特拉奥雷主席把文职人员召集到前苏丹联盟党总部，简明地说：“今天的工作必须继续照常进行，我决心坦率地同你们合作，以便大家都能从我们已有的经验中得到好处。”此外，特拉奥雷主席还接见了法、苏、中、美4国代表，同他们进行了友好会谈。当天晚间，全国解放军委会责成约罗·迪亚基特副主席组织临时政府。此后，全国解放军委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号召公民在一个持续近8年、只是骗人的、个人迷信的政权和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权之间，做出自由的选择。

自11月21日起，宵禁时间缩短，莫迪博·凯塔的肖像在全国各地被抛弃，地方委员会也相继很快散了摊子。全国解放军委会宣布，目前，它正就临时政府问题进行磋商，重申忠于联合国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和塞内加尔河流域国家组织。还宣布，从它接管之日起，废除1960年以来实行的宪法、解散议会和苏丹联盟党及其所属群众组织，并忠告马里人不要支持“马里民兵”。

在巴马科，一些大、中学生表示反对这次军事政变，抗议把凯塔赶下台。这天，一名全国解放军委会成员在巴马科向准备罢课以抗议政变的学生讲话说：“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通过自由投票，将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并选择其领导人。如果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军队不会阻拦，也不愿强加任何东西。”大多数青年学生对此先是一片反对声，随后又是一阵“自由万岁，军队万岁”的欢呼声。一连数天，首都巴马科及各地局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军政权的方面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向全国解放军委会致电，表示支持军政权。

临时政府建国方案

1968年11月22日，国家电台广播穆萨·特拉奥雷主席的声明，阐述全国解放军委会在将成立的临时政府中财经方面准备遵循的路线。面对濒临灾难的形势，全国解放军委会认为，应该重新形成一种信任的气氛，以便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速和促进经济的振兴。

同一天，马里组成临时政府，全国解放军委会副主席约罗·迪亚基特任总理。在十余名阁员中：外交和合作部长让·马里·科奈（前计划部长），计划、财政和经济部长路易·内格尔（前财政部长），马里发展银行董事长蒂乌勒·科纳特（该行前行长，享有部长级特权），他们3人在这次政变后是自由的，同军队进行了合作。

26日，《发展报》发表了约罗·迪亚基特阐述马里内外政策的讲话。讲话涉及临时政府组成问题，对内政策、经济、文化教育、对外政策和马里将奉行不结盟政策6个重要方面。迪亚基特说：对内，马里准备尽快着手通过普选建立“正规性和永久性”的政治机构，将修改宪法，在1969年选出议会和总统后，武装部队就“归队”；目前国家经济空前萧条，要努力恢复经济，一定要“靠本国的资源度日”，不放弃由友好国家训练马里技术人员的做法，但要求马里留学生很快回国，以便逐步接替在马里的外国技术人员。对外，马里将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努力巩固塞内加尔河流域国家组织的法制，使其满足各成员国的愿望；忠于非洲统一的思想，在非洲统一组织中采取积极态度，支持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非洲、亚洲和美洲人民；忠于联合国组织的原则，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莫迪博·凯塔支持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度；保持马里目前的对外贸易关系。

点评：

特拉奥雷的军事政变成功后，他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当一些大、中学生表示反对这次军事政变，抗议把凯塔赶下台时，全国解放军委会成员向准备罢课以抗议政变的学生讲话说：“享有最高权力的人民通过自由投票，将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并选择其领导人。如果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军队不会阻拦，也不愿强加任何东西。”大多数青年学生为此而欢呼，使全国各地局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军政权的方面发展，表示支持军政权。这对稳定局势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尊重民意，不将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人，反而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同时，特拉奥雷的建国方案在当时来说反映了马里国情，体现了民意，这也是新政府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18.一次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胜利

——1969年5月苏丹军事政变

1964年的苏丹，以阿布德为首的军政府因社会经济危机和分裂主义问题而垮台。之后几年，政局一直处于混乱之中。1969年5月25日，苏丹“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格凡特步兵学校副校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上校发动政变，建立了以革命指挥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军政府。尼迈里效法纳赛尔，执行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寻求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变之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

军人政客权力之争

1964年10月，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为首的军政府因无力解决政府中的腐败、经济危机和南部分裂主义问题而垮台，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政客们，由无党派人士和各政党联合组成过渡政府。1965年6月，在北部6省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的乌玛党与民族联合党合作，组成以两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从此苏丹又进入政党争权夺利的时期，引起新的政治混乱。之后，虽然先后更换了五届政府，均由于腐败无能及管理不善，苏丹的经济问题日益恶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加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反政府的斗争日益高涨。

南部黑人居民的分裂问题也困扰历届政府。苏丹南部的居民基本上是黑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信奉原始宗教或基督教，他们不满阿拉伯人的统治地位，要求民族自治。由于历届政府的拒绝和镇压，终于爆发了南部黑人部落的武装叛乱。苏丹政府军的多次围剿均告失败，政府军蒙受重大损失，国家为此一筹莫展。

苏丹武装部队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加，一部分军人埋怨本不应将军人政府移交给文官，其中以少壮派军官为核心的苏丹“自由军官组织”的反应最为强烈，他们主张再次发动接管政府的军事政变。“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尼迈里上校是一位信奉纳赛尔的阿拉伯军人，他鼓吹惟有具有先进思想、良好组织和高度责任感的武装部队才能廉洁奉公，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拯救国家于危急之中。于是，苏丹政局又出现了一场新的是文官还是军人治理国家为宜的争论，也就是“政客”和军人争夺政权的斗争。

尼迈里策划政变

60年代中，尼迈里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开始策划政变，但由于“自由军官组织”的力量不足，且多数握有军权的将领们持保守的、游离于政治是非之外的立场。因此，为了避免与政府军的正面战斗，尼迈里决定趁军政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机发动政变。

机会终于来了，国家最高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阿卜杜拉少将率领一个5人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5名高级军官均执掌了重要的军职；国家最高委员会主席赛义德·伊斯梅尔·阿扎里也动身前往扎伊尔进行国事访问，尼迈里等人决定即刻发动政变，成立了秘密的革命指挥委员会。

尼迈里能集聚的武装力量总共只有434人，其中伞兵250人，装甲兵170人和14名军官，这点力量与近3万人的政府军较量，实在是微不足道。在这有限兵力的情况下，尼迈里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占领军政重要机构、逮捕军政要员的突击战略，以达到控制首都的计划，从而宣布建立军人政权。

短促交火

1969年5月25日凌晨，政变部队集中后向喀土穆市区移动。根据政变指挥部的安排，首先集中全力进攻陆军司令部，经过短促的交火，占领了司令部，随即占领了电台和通讯机构，控制了宣传工具，切断了首都与外省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联系，以防止忠于政府的军队反攻。在政变行动获得部分成功后，一部分首都治安部队和警察加入了政变的行列，政变力量骤然增加，增强了尼迈里等政变领导者的信心。随后，各小分队按名单逮捕军政要员，把他们集中拘禁在陆军司令部和喀土穆宾馆，其中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德伊法拉少将、政府总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哈古卜，还逮捕了极右和好斗的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和主要成员。在控制了首都后，即宣布在全市实施戒严，以防止反政变力量的聚集。

上午9时，尼迈里上校代表政变力量在国家电台宣布，武装部队革命指挥委员会已接管了政权，解散国家最高委员会、内阁和制宪议会，停止1964年临时宪法，并任命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巴巴克尔·阿瓦达拉为总理组织新内阁。至此，尼迈里上校领导的军事政变获得了成功，军人又重新执政。这次政变，虽出现了小规模的交火事件，但基本上是和平接管政权，政变者对前政府领导人、高级军政人员和有势力的政界人物没有采取杀戮和虐待行为，减少了反对政变的活动。

受欢迎的左倾立场

尼迈里上校在政变成功后，决定接管政权，并宣称任职5年之久的文官政府未能解决苏丹的经济发展、南部的骚乱和分裂活动、农业生产衰退等重大问题，并指责各政党都在为帝国主义的事业效劳。他向全国人民和武装部队表示，这次政变的目的是要消灭政治腐败、贪赃枉法和治理不善的弊端。他保证新政权将全力解决经济问题，以和平谈判解决南部黑人自治问题。新总理阿瓦达拉发表施政纲领时说：“以尼迈里上校为首的军官们进行这次政变，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竭力要恢复政党政治，苏丹独立以来历届由政党组成的政府都破坏了苏丹独立的原则。新政府将使这次政变能实现结束腐败制度，使人民摆脱落后和奴役，使这个国家走上社会进步的希望。”他表示新政府将“支持反对新老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支持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渗入非洲大陆的斗争；努力建立同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合作，将尽一切力量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将加强阿拉伯联盟，保持与埃及的特殊关系。”这反映了尼迈里的军政权是以纳赛尔在埃及实施的政策为蓝本，表现了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性质，也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左倾。

革命指挥委员会是由年轻军官组成的。尼迈里任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晋升为少将。内阁由军人和文官混合组成，尼迈里兼任国防部长。政变后，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更换武装部队中的全体军事领导人和各兵种军事指挥官，由校官替代了将军。校官们即成为执掌军政权力的新贵。革命指挥委员会还宣布除了苏丹共产党外，一律禁止其他政党活动。尼迈里主席表示了军政权的强硬立场，对任何反对军政权的人士都将给予严厉的惩处，直至处以死刑。军政权在政治上的左倾立场，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应。苏丹左翼势力的代表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支持政变，他们走上街头，举行支持军政权的示威游行。多数社会团体纷纷发表支持的声明。武装部队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兵种和各地驻军纷纷发表支持以尼迈里为首的新政权的声明。这一广泛的支持，使新政权获得了保证。

苏丹的右翼势力反对这场政变，对军政权持反对的态度。如苏丹最大的政党、与苏丹伊斯兰教势力最大的安萨尔教派有密切联系的乌玛党反对推翻文官政府的军人政变，该党总书记萨迪克·马赫迪公开指责尼迈里等人发动政变的目的是争权夺利，并散发了号召苏丹穆斯林起来反对军政权的传单。

寻求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尼迈里在政变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他的军政府将通过实施适合于苏丹国情的社会主义来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他说：“我愿意强调，我们的革命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产生的，我们的革命将实行适合于我国情况的苏丹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军政府将采取一些主要的措施，其中包括将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建立一个由工农兵、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政治组织，将扩大苏丹同东方集团的联系。尼迈里表示，军政府永远不会恢复腐败的、制造分裂的、争权夺利的多党政治制度，苏丹永远不再返回到旧的制度。尼迈里公开承认苏丹将遵循纳赛尔主义，以他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指阿拉伯民族的统一）的原则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彻底改变苏丹的落后面貌。

革命指挥委员会执政后，即宣布推行国有化运动，并在国有化的基础上建立国营经济，将外资企业和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收归国有。首先将外资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56家外资公司和大中型苏丹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军事指挥委员会坚决实行一党制，顶住了国内左右两翼的压力，决定仿效埃及建立的全民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经过长期的筹备和激烈的斗争，成立了苏丹社会主义联盟。

点评：

这次政变是尼迈里上校以少制多、避实击虚、一举得胜的政变。政变成功后的种种举措表明了尼迈里的军政权具有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性质，也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左倾。这在当时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使新政权得以产生。这次政变后尽管是军人执政，尚有许多问题，但对苏丹的历史发展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使苏丹从政治混乱中走向了社会主义联盟，经济恶化的形势逐步得以改变，同时也使苏丹其它各方面建设逐渐走上正轨。

19.噩梦一场

——1973年2月乌拉圭政变

20世纪60年代，欧美及世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各国社会体制处于大变动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乌拉圭出现了经济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罢工运动此起彼伏。1971乌拉圭举行总统大选，博达维里当选。他对工人、学生等运动采取强硬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反感，于是仅在其掌权的两年后，乌拉圭即发生了文人、军人一起策划的政变，并得以成功，遂建立起来了独裁政权。然而，这次政变并没有给乌拉圭带来福祉，反而给其带来了沉痛苦难。

图帕马罗斯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社会处于大转型、大变动之中。素有“南美洲瑞士”之称的乌拉圭共和国因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广大劳动者、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满情绪日增，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不断。由于美国政府当局赤裸裸干涉乌拉圭国内事务，各界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抵触和不满情绪更是与日俱增。1963年7月，由原乌拉圭社会党干部劳尔·辛迪克以及其他一些激进人士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了以抗击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的古代印第安人英雄图帕克·柯马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游击队，形成了“图帕马罗斯运动”，开展市内打击乌拉圭军警、反对美英等外国驻乌拉圭代表的斗争。

1963年7月，全国工人、职员、学生共计30万人参加罢工斗争。1964年6月，又有50万工人、学生、职员罢工，全国几乎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乌拉圭银行职员罢工达117天。这一年各种罢工加在一起达700次之多。

1967年12月，豪尔赫·帕切科·阿雷科刚刚出任乌总统，他对工人和学生运动采取强硬立场，于1968年6月、1969年7月两次宣布戒严，禁止劳动者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警察公然逮捕大学学生，政府还严令取消新闻和出版自由。更为严重的是，阿雷科还宣布社会党、共产党等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政党为非法，封闭社会党《太阳》周刊，迫使带有左倾立场的《时代报》关闭，派军队驱逐罢工工人。

乌拉圭国内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城市游击队图帕马罗斯运动于1970年数月之间先后绑架了培训乌拉圭警察部队的美国顾问唐·米却内、巴西驻蒙得维的亚领事阿卢伊济奥·迪亚斯、美国派驻乌拉圭农业部的技术员克劳德·弗利。图帕马罗斯运动要求用以上三人换取被乌拉圭政府关押的150名政治犯。乌拉圭政府态度强硬，拒不接受图帕马罗斯运动提出的要求，并且进一步大规模搜捕左派进步人士。图帕马罗斯运动又于1971年1月绑架了英国驻乌拉圭大使。由于政府仍不让步，图帕马罗斯运动不仅成功地组织109名图帕马罗斯游击队员从卡雷塔斯监狱越狱，而且处死了美国顾问唐·米却内。不久，图帕马罗斯运动将巴西领事、美国技术员和英国大使释放。图帕马罗斯运动顿时名声大震。

军队和总统一起搞政变

1971年乌拉圭举行大选。参加总统职位竞选的有红党、白党、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以及从红党、白党中分裂出来的派别等7个团体组成的“广泛阵线”。11月28日，乌拉圭选民们投票选举总统。乌拉圭红党候选人胡安·玛丽亚·博达维里当选。

当任总统后，博达维里右派立场进一步发展。1972年4月，博达维里借口同图帕马罗斯游击队作战，宣布全国处于“内战状态”，中止宪法关于个人自由的保障。7月，又一手操纵制定“国家安全法”，对一切颠覆活动规定可以用重刑，并交由军事法庭审讯。政府采取一系列压制大、中学校学生权利的措施，同时对工会进行更为严厉的压制。军队肆无忌惮地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引起了一部分议员的反感和抗议。

1973年2月，陆军和空军借反对总统挑选的国防部长而发动军人叛乱。为了保住总统职位，博达维里同意军队出面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27日，由于议会反对取消参议员埃罗的赦免权，而且还因议会准备调查军队侵犯人权的罪行，因而军队和博达维里总统一起发动政变，关闭议会，废除宪法，成立“国务委员会”。与此同时，取缔全国劳动联合会，接管蒙得维的亚大学，取缔乌拉圭共产党、社会党等12个左、中翼政党和组织，关闭反对派报纸，对其他报纸实行新闻监管。博达维里总统授权军队和警察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维持秩序”。

一时间，从首都蒙得维的亚到内地城市，专横跋扈的右派军人在大街上随意抓人的事件接连发生，拷打、刑讯“政治犯”被视为“合法”，白色恐怖气氛笼罩着乌拉圭全国。

恐怖的白色统治

乌拉圭政变政权确立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乌拉圭人民，尤其是对社会各界左派和进步人士进行广泛的镇压。1973年6月底，政府宣布全国工人大会为非法。会员众多的全国工人大会立即发动了为期15天的总罢工，许多工人、大学生联合起来占领工厂和学校达两个星期之久，而且广泛阵线和白党共同组织了7月9日的群众大规模示威。针对政府独裁，乌拉圭共产党于1973年8月公开发表了同其斗争的基本策略，并有组织地开展斗争。

政变当局则于当年11月30日正式颁布法令，宣布乌拉圭共产党、乌拉圭大学生联合会和参加广泛阵线的各组织为非法，大肆逮捕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尤其是政变当局在1974年改组内阁时，把大量右翼军官吸收进去，并让军人接管各大型国有企业、中央银行、电力公司和电讯公司。政变军人经过缜密侦察，于1974年4月逮捕了乌拉圭共产党第一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及其他一批共产党干部和广泛阵线领导人。

1975年9月，军人公然逮捕蒙得维的亚大学校长及多位系主任。1976年，军事系统又逮捕了乌拉圭共产党主席、乌拉圭颇负盛名的数学家何塞·路易斯·马塞拉和广泛阵线主席、退役将军利伯尔·塞列尼。而城市游击队图帕马罗斯运动尽管在国内活动不断受到镇压，但并没有停止活动，甚至于1974年派人到法国首都巴黎，把乌拉圭驻法国兼驻英国的武官拉蒙·特拉瓦尔上校击毙。

乌拉圭政府军中各高级将领对博达维里总统的铁腕统治仍不感到满足，于1976年6月迫使其辞去总统职务。7月，国务委员会和“将军委员会”共同推举阿帕里西奥·门德斯·曼弗莱迪尼为新的总统。门德斯继承博达维里的衣钵，上台后继续实行专制统治。但迫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压力，门德斯政府于1980年开始部分政治上的松动。门德斯任满后，1981年9月由国务委员会任命的格雷戈里奥·孔拉多·阿尔瓦雷斯·阿梅利诺上将为总统，组织过渡政府，为在乌拉圭恢复立宪政体准备条件，并于1985年3月1日正式将总统绶带交给民选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从而结束了为期12年的军人独裁统治。

乌拉圭1973年的政变以及以后12年的独裁政权的统治。在这期间，先后有近100万人到国外避难或流亡，大约8000人受到传讯或拷打，被长期关押的政治犯达1500人。上百人被杀害，164人“失踪”。1985年12月17日，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总结说：在军人倒行逆施的12年间，全国生产萎缩、经济混乱，大约60％的生产设备变成一堆废铁。在这期间，生活费用上涨了175倍，在号称“南美洲瑞士”的国度里，到处可见到乞丐，国家背上了60亿美元的外债，使乌拉圭人成为世界上人均负外债最高的民族之一。

点评：

1973年乌拉圭政变后，开始了为期12年的独裁统治，这对乌拉圭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人民饱受了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摧残，生产也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人们对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的政治民主化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靠残酷压制和非人道的手段剥夺民众的自由权，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走向军权时代

——1974年4月尼日尔军事政变

1960年，受法国殖民统治的尼日尔宣告独立。迪奥里·阿马尼任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领导人。但执政后的迪奥里·阿马尼的专制统治和法国的控制把尼日尔的经济推进了死胡同。1974年4月15日，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赛义尼·孔切中校等一批青年军官发动政变，一举推翻执政15年的迪奥里·阿马尼政权。4月17日，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和临时政府，赛义尼·孔切任军委会主席、国家元首。

阿马尼腐败统治

尼日尔共和国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约有600万居民，部族众多，矛盾复杂。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以后，部族矛盾新旧交织。豪萨族是东部的大部族，其人数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哲尔马-桑海族是西部的重要部族，全国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哲尔马-桑海族人。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尼日尔东、西部部族间矛盾重重，导致国内局势日趋激化。人口不多，但得到法国支持的哲尔马-桑海族，政治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而居全国人口多数的其他部族人在政局里不过陪衬和点缀而已。迪奥里·阿马尼执政14载，依靠单一部族掌权，热衷于专制统治，激起其他众多部族强烈的不满。

此外，他与前宗主国法国关系密切。法国在尼日尔享有军事、经济的特权，不断向尼日尔派驻军队，并完全控制尼日尔丰富的铀矿，从中攫取巨款，尼日尔得到的只是残羹剩饭。迪奥里·阿马尼推行的亲法政策和法国的行径，激起了尼日尔各阶层、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法怒潮。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1月，学生罢课，全国中等学校陷入瘫痪。

20世纪70年代，尼日尔连年干旱，濒临死亡的灾民一批又一批地背井离乡到城市或邻国谋生。饥饿和流亡使尼日尔人口减少了近1/4，在需救济的250万人中，濒临死亡者达百万。迪奥里·阿马尼政权不仅不抗灾济民，反而借灾情牟取暴利。迪奥里·阿马尼是尼日尔国内腐败阶层的代表。迪奥里·阿马尼统治集团与广大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百姓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

70年代后，迪奥里·阿马尼政权与武装部队的关系也颇为紧张。阿马尼借口搞“民主化”，企图以“党的民兵”取代全国武装部队。1972—1973年，他调动武装部队维持治安，平息尼日尔市民骚乱。在同利比亚谈判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时，他却不让军方过问。他削减武装部队给养，改组武装部队参谋部，以进一步控制武装部队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阿马尼及其政权与军界的矛盾一触即发，一场势不两立的夺权斗争在酝酿中。

武装政变

1974年15日凌晨3时，以赛义尼·孔切中校为首的一批青年军官率领士兵们神速包围了阿马尼总统的住宅，并发起攻击，与总统卫队展开殊死战斗。阿马尼的夫人顽抗拒捕中弹身亡，阿马尼及其13岁的儿子受了轻伤，一些警卫被击毙。凌晨5时，激战停息。与此同时，驻扎在尼亚美的法国军队，由于担负支援总统卫队采取行动的那个军官去森林打猎未归，也未留下指示，这支法军只得整装待发，但没有迈出兵营。就这样，赛义尼·孔切中校等军人以枪战推翻了阿马尼政权，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军人当政探求新路

政变成功后，孔切代表政变部队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历史性声明”，他充满激情地说：“公民们，今天，1974年4月15日，武装部队决定负起责任，以结束你们所熟悉的那个政权”，它“在以不公正、腐败、利己主义和声称保障人民的幸福，而实际上对人民漠不关心为标志的15年统治之后，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寡头政治继续下去了”。“我作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废除宪法、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分批释放被前政府关押的政治犯”。他还提出了“整顿国家秩序”、“维护国家团结”和“经济独立”等主张，并清查前政府高级官员非法占有的财产。据孔切同日晚间对法国电视台透露，阿马尼政府的所有成员全被软禁，并受到良好的待遇。

人们举着“孔切万岁！人民军队万岁！”等标语牌增添了政变成功后的欢快气氛。17日，尼日尔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还组成了包括12名军官的临时政府。孔切中校出任军委会主席和国家元首。临时政府设置了内政部，矿业和地质部，财政部，外交和合作部，经济部，国民教育和青年体育部，农村经济、环境、气候和居民救济部，公职和劳工部，以及新闻、邮电和旅游部。这标志着尼日尔军人破天荒地登上领导国家的政治舞台，从此开始了军政权的新纪元。

4月17日，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国家电视广播局分别发表公报，决定支持新政权。18日，尼亚美市退役军人和战争中的捐躯者家属举行游行，表示支持军委会，他们在武装部队参谋部受到新国家元首孔切中校等官员的欢迎。据同日召开的军委会会议宣布，尼日尔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22日，军委会主席和国家元首孔切发布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预示着以孔切为首的军政权将“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1984年4月14日，在军政权成立10周年之际，前总统阿马尼获特赦释放。

点评：

这次政变的成功，标志着阿马尼文官统治的终结，军人登上了领导国家的政治舞台，尼日尔自此开始了军政权的新纪元。

无论是军人还是文人政变夺权取得成功，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不过是最高权力的一次非正常更替，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当权者的施政是否符合民众的意愿。也许孔切的政变及其施政政策与方针当时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因而受到了欢迎。确实，这次政变对尼日尔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发展国家经济、改变外来势力的控制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1.“国父”被杀的幕后

——1975年8月孟加拉政变

穆吉布·拉赫曼，孟加拉国民族独立英雄。1971年，孟加拉国成立，拉赫曼当选为总统。但在5年之后，即1975年8月15日清晨，拉赫曼及其家属20多人，被一群年轻军官杀害，他的两个女儿因正在德国而得以幸免。当日上午，孟加拉实行军事管制，标志着以拉赫曼领导的政府宣告结束。这是一次私仇谋杀，还是一次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特别政变？随着被杀总统“亲密战友”艾哈迈德接任总统，人们似乎才大概明白了些，但对于事情的真相却一直是雾里看花。

独立英雄穆吉布·拉赫曼

穆吉布·拉赫曼，1920年出生于一个县法官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伊斯兰教学院和东巴省达卡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47年为东巴穆斯林联盟创始人之一。1949年组建人民联盟。1964年后任人民联盟总书记、主席等职务。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拉赫曼及其人民联盟领导了东巴（今孟加拉国）人民开展孟加拉语为国语的语言运动，60年代又提出东巴自治。1970年巴基斯坦大选，人民联盟获多数席位，但叶海亚·汗总统拒绝让人民联盟组织政府。1971年人民联盟与叶海亚·汗政府关于东巴自治问题的谈判破裂，拉赫曼以“叛国罪”被拘禁于西巴。这触发了东巴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

1971年4月，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宣布成立，狱中的拉赫曼被选为总统。同年年底，在印度出兵帮助下，孟加拉国取得独立。1972年1月，拉赫曼从西巴回国，达卡倾城出动欢迎这位独立英雄，人民联盟的支持者称他为“国父”。

内部矛盾的激化

拉赫曼回国后，就任孟加拉国第一任总统，后改任总理。执政后，制定了孟加拉国宪法，规定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为建国四原则。实行了国有化的政策。对外奉行不结盟的政策，同印度、苏联的关系比较密切。

1975年1月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他担任总统兼国防部长。同年2月，人民联盟同民族人民党、孟加拉国共产党组成农工人民联盟，实行一党政治，禁止其他政党活动。这一政策招致反对党的反对。人民对他的热情也渐渐冷淡了。

1974—1975年，孟加拉国遭受特大灾害，粮食及各种生活必需品不足，物价飞涨。与此同时，军队内部的矛盾也在与日俱增。孟军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称为“自由战士”；另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时在西巴、后被遣返东巴的军官和士兵，称为“遣返派”。拉赫曼规定自由战士可加两年军龄，提前晋升军衔。这引起被遣返战士的不满。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为他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血溅总统官邸

1975年8月15日凌晨，一群年轻的陆军军官发动政变，闯入曼地总统拉赫曼的官邸，在砰砰的枪声下，拉赫曼及其家属20多人倒在血泊中。与此同时，部分政府要人也惨遭杀害。当天中午，年轻军官谢里夫·哈克在孟加拉国电台宣布了政变公告：拉赫曼的独裁政府被推翻”，武装部队接管政权，前商业部长孔达卡尔·穆什塔克·艾哈迈德成为新总统。并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艾哈迈德本人在电台发表简短讲话，要求“所有爱好和平的国民各守职位并同新政府合作”。

当日下午，艾哈迈德宣誓就职，已表示效忠新政府的三军首脑出席就职仪式。艾哈迈德在全国广播讲话中指责“过去政府推行无耻而腐化的政策”，任人惟亲，贪污现象十分严重，政府的变更是孟加拉历史的必然。在外交上，称孟将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许外来势力对孟内政进行干涉，孟将争取同尚未与孟建交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孟发生政变后成立的新政府，立即得到巴基斯坦的承认。至8月20日，新政府已被十几个国家承认。

印度外交部在政变发生40小时后发表评论，对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之死表示悲痛。25日，艾哈迈德致函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重申遵守孟印双边条约，英迪拉·甘地表示印度愿意继续同孟加拉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8月19日，孟局势基本恢复正常，政府机关和私人企业正常工作，国内航线和水陆路交通运输恢复，对外电讯联络正常，机场对国际班机开放。

8月25日，新政府对陆军和准军事部队进行改组。齐亚·拉赫曼少将接替被调往外交部的沙菲乌拉将军任陆军参谋长。孟新政府控制了全国及军队的局势。

艾哈迈德一直是人民联盟的领导人，曾与拉赫曼并肩作战，被认为是拉赫曼的“亲密伙伴”。他担任过孟争取独立时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独立后改任商业部长。拉赫曼被杀害后，他担任总统，任命的副总统及10名阁员均是拉赫曼内阁的成员，但他的政府已不是人民联盟的政府。孟实行军管，政党已不准合法存在。人民联盟主要领导人被杀害或逃亡，整个组织已涣散。

这场由青年军官发动的政变，宣告了人民联盟政府执政的结束。孟加拉国各界对青年军官采用血腥方式杀害总统一家持有非议，但对于因总统被杀而带来的政权更迭则表现平淡。

誓报血海深仇

穆吉布·拉赫曼被杀害一案虽进行过调查，但并未公布结果和判决。1979年，齐亚·拉赫曼总统执政时期，发布过赦免令，对参与杀害拉赫曼的军官免予起诉。人民联盟不答应，人民联盟在1977年7月被解散后，又开始恢复活动。1981年2月，拉赫曼的大女儿哈西娜当选为人民联盟主席。1983年，以纪念语言节运动为名，哈西娜领导的人民联盟组成15党联盟，要求取消军管。人民联盟在1991年2月的选举中获87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哈西娜任议会反对党领袖。1992年4月，人民联盟议员向议会提出取消赦免令法案，议会组成专门委员会审理。议案一再拖延未提交议会讨论。人民联盟多次开展运动，要求取消赦免令，审判杀害穆吉布的凶手。

点评：

被称为“国父”的独立英雄，转瞬即成为军人乱枪的冤鬼。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拉赫曼在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体恤民情不够，没有处理好与军人的关系，又有可能有人民联盟中的领导人、他自己的“伙伴”觊觎总统位置，急于抢班夺权的缘故，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然而无论是有多少原因，用政变的方式夺权会留下很多后遗症，通过选举的方式应是一条正常的途径。

22.余波激荡难平息

——1976年3月阿根廷军事政变

20世纪中期，阿根廷是个政变频繁的国家，几年就发生一次。1973年10月，在国外流亡18年的庇隆返回阿根廷执政。1974年7月1日庇隆总统去世，由庇隆的夫人、副总统玛·埃·马丁内斯·德·庇隆继任总统。她在任职期间，用人惟亲、打击异己，加上连年的经济危机，致使国内政局失控。于1976年3月24日，军队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庇隆夫人政府，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人执政委员会，陆军总司令豪·拉·魏地拉出任总统。

庇隆重返政坛，阶级斗争尖锐

1973年3月，阿根廷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举行了总统和议会普选。在大选中，正义党（庇隆主义运动）获胜。5月22日，坎波拉就任总统，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国解放，为在外流亡、曾担任阿根廷总统的庇隆再度返阿执政创造条件。坎波拉政府废除了镇压性法令，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提高工人工资，控制外贸及日用必需品价格，阻止外国垄断组织及大地主所有者的活动等，同时恢复了与古巴的外交与贸易关系，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反动派采取了破坏经济和大搞恐怖活动等手段，在国内制造混乱和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定。

同年7月，坎波拉辞去总统职务。9月23日举行了大选，在国外流亡了18年之后于6月20日返回阿根廷的庇隆，以6296的票数获得大选胜利，10月12日再次就任阿根廷总统。

庇隆在执政初期，对内主张民族和解，对外反对美、苏两霸，并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但是庇隆面临的政治问题极其棘手，内部矛盾发展成公开对抗，左翼与右翼的暴力活动不断增加，各派之间的政治分歧与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如在庇隆回国之际，有50多万群众在首都机场欢迎，但不同派别之间发生了冲突，展开了混战，造成了数十人伤亡。就在他就任总统前夕，阿根廷总工会总书记罗西遭暗杀。

1974年1月，国会批准了对国会法的修改，导致了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仅在5个月内就发生了270多次罢工，参加人数达1000多万人。同期，科尔多瓦省发生叛乱。7月1日，不堪政坛重负的78岁高龄的庇隆总统因心脏病急剧发作而去世，由庇隆的夫人、副总统玛·埃·马丁内斯·德·庇隆继任总统。

庇隆夫人执政，政经危机四伏

庇隆夫人任职后，她没有改进其丈夫、前任总统执政期间存在的问题，反而在政治上更加偏离正确的轨道。他任人惟亲，打击异己，造成政府内部、政府与工会之间矛盾重重。与此同时，游击队加紧活动，不断对军人、警察、某些工会领导和政治家进行袭击。这期间阿根廷发生了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几乎等于零。受当时国际市场形势的影响，阿根廷的出口收入、外汇储备锐减，外贸从连年顺差转为逆差，财政赤字接近3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高达335％，外债高达120亿美元，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人。政府虽采取贬低币值、提高物价、降低工资和寻求美国援助等措施，但未能抑制经济恶化的进程。由于政府把一些外国资本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右派势力诉诸暴力，大肆进行经济破坏活动。

1975年3—7月，阿根廷各地的工人连续举行罢工、示威和集会，以至发展成了声势浩大和震动全国的总罢工，政府对国内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而美、苏则趁机对阿根廷展开争夺，苏联扩大苏阿贸易，美国软硬兼施，拉压并用。美、苏对阿根廷的争夺大大加剧了阿根廷政治和经济危机，导致阿根廷政局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下，1975年12月，空军的一些分队哗变，要求总统辞职和把政府权力移交给军人。

军队发动政变，罢工运动难息

1976年2月，三军高级将领多次集会，向一些国家打招呼，准备发动政变。3月24日，他们以镇压颠覆活动为理由，调动部队、坦克进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对首都政府机构及重要的公用事业部门武装“守卫”，推翻了庇隆夫人政府，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人执政委员会，陆军总司令豪·拉·魏地拉出任总统。

政变之后，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取缔和停止一切政党和工会活动，严禁罢工和集会游行，派兵围剿游击队，并逮捕和审讯进步人士。在经济上，军政府着手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吸收外资、取消物价监督等政策。但新政府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人民平日的生活费用上涨了3.5倍，而实际工资则下降了20％，劳动人民日益不满。

军政府执政不到半年，工人群众就不顾严厉镇压而冲破禁令，再次兴起罢工运动。仅在1977—1978年间，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罗萨里奥等工业中心不断发生罢工运动。参加罢工的有冶金、电力、汽车、化工、交通等部门的1500万人以上。1981年3月，魏地拉总统任职期满下台，由比奥拉继任总统。

点评：

1976年阿根廷的政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与军队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所扮演的过重角色有极其重大关系。军人参政、干政，而总统似乎对军队无控制权，导致军队领导人很容易采取用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其二，国内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窘，不堪忍受生活重负的人民便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反动分子乘机便发动夺权政变。其三，外国势力的插手，也是政变发生的原因之一，美苏插手阿根廷，干预其政治、外交，导致阿根廷政治势力矛盾尖锐对立。其四，国内当权者腐败无能，或无力解决国民所面临的困境，反对派只能试图用政变的方式来解决矛盾。

23.政府无力终遭弃

——1976年11月布隆迪军事政变

1966年，布隆迪王国首相米歇尔·米孔贝罗发动政变，废黜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在米孔贝罗统治期间，国家经济形势恶化。1976年11月1日，以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让一巴蒂斯特·巴加扎中校和空军少校恩齐马纳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出动军队迅速控制了首都布琼布拉，推翻了米孔贝罗总统。武装部队的行动未遇到任何抵抗，成为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政变后，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巴加扎为共和国总统。

政府软弱无力

米歇尔·米孔贝罗任布隆迪共和国总统以后，不但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布隆迪经济落后的问题，反而使国家的经济进一步恶化。部族和解的问题也未得以解决，执掌军政大权的图西族与占全国人口85％的胡图族之间仍不断出现流血冲突。在1972年的两族冲突中，米孔贝罗调动军队严厉镇压胡图族，被屠杀的达数万人，首都布琼布拉胡图族的头面人物几乎均遭枪决，引起全国的震惊和不安。与此同时，米孔贝罗政府内部贪污腐化盛行，争权倾轧的斗争日趋严重。

这一状况引起了军队的不满，校官集团悄悄地策划政变，准备推翻米孔贝罗总统，接管政权。此时的米孔贝罗，本人虽身为军人、兼任国防部长，但他在武装部队中已无威望，

甚至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

武装政变

1976年11月1日，武装部队第一副总参谋长让一巴蒂斯特·巴加扎中校和空军少校恩齐马纳发动政变，出动军队迅速控制了首都布琼布拉，接管了电台和政府机构，逮捕了米孔贝罗总统。武装部队的行动未遇到任何抵抗，成为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米孔贝罗总统被软禁。武装部队向全国广播的政变公报声称，他们所以接管政府权力，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米孔贝罗总统已不能按照国家的利益行使权力，以及布隆迪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

武装部队负责人举行会议讨论了局势的危机和拯救国家的问题，并作出了决定：立即解除米孔贝罗的一切军政职务；解散政府、乌普罗纳党的一切机构和组织；解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托马斯·恩达贝梅耶将军的职务，废除授予他的军衔；政府的日常事务工作由各部的秘书长代行。

政变后，宣布成立布隆迪最高革命委员会，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最高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任命巴加扎为共和国总统。巴加扎中校在就职宣誓中说，新的军政权对内政策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团结，反对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实行经济独立和发展农业；反对贪污腐化，整顿财政。对外政策将遵循睦邻、不结盟、国际合作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则。

巴加扎总统任命最高革命委员会成员恩赞比马纳中校为总理，组织新政府。至此，布隆迪新政府开始正常的运转。

点评：

一个政党与政府无执政能力，导致国家政局动荡、经济滑坡或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低甚至下降，再加上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军人与政界领导人对立，军事政变就为期不远了。1966年的布隆迪政变，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政变对平民百姓来说也许确是一件好事，不破不立。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设新的国家，在避免内战的前提下，使用政变的方式更替执政者，解决国家长期不能解决的矛盾，不失为好方式之一。

24.上帝的恩赐

——1980年11月布基纳法索军事政变

非洲布基纳法索自1960年独立之后的20多年，经济一直不景气。这种经济形势直接削弱着执政党的领导地位。1980年11月25日凌晨，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研究室主任赛耶·泽博上校策动和率领一批中下层军人，在一空降兵突击团的支持下，一举推翻执政14年的桑古尔·拉米扎纳政权，成立了“争取国家进步复兴军事委员会”。

经济不景气，总统无力回天

布基纳法索自1960年独立至80年代，一直戴着非洲乃至世界最穷国之一的落后帽子，国内自然资源紧缺，全国95％的人口以农业为生。20世纪70年代末，遭大旱，粮欠收，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年贸易赤字在1亿美元以上。20世纪80年代初，外债高达3亿多美元。与此同时，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愈演愈烈，物价一涨再涨，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把大批布基纳法索人赶上了背井离乡、到处流浪之路。

民众明显地流露出对拉米扎纳政权的极端不满，希望用变革来改变现况。广大工人、学生为争取生存的权利而掀起罢工、罢课的浪潮，时常冲击着国内政局。这期间，执政党和政府同反对党和工会的斗争异常激烈。执政党布基纳法索民主党对反对党和工会常施重压，众反对党认为桑古尔·拉米扎纳政权无视多党制，它们和工会便利用广大民众的不满情绪抨击民主党，伺机煽风点火，鼓动民众对抗政府。反民主党最烈的布基纳法索进步阵线强烈指责民主党搞一党专政，阵线领导人约瑟夫·基·博和约瑟夫·韦德拉奥果同民主党领导人热拉尔·康戈·韦德拉奥果（议长）和约瑟夫·科农博（总理）之间为争权夺利矛盾颇深。基·泽博总书记利用4个中央工会与民主党和政府的矛盾，支持小学教师罢教7周，搞得政府无所适从，处于瘫痪地步，进而引发政府与反对党、工会之间一场全面的政治冲突。

动荡的局势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布基纳法索政权，领导层内部不久开始出现分化，派别矛盾空前加剧。桑古尔·拉米扎纳主张实现民族和解，建立多党联合政府，缓和矛盾，发展经济。对立派代表人物、议长康戈·韦德拉奥果和总理约瑟夫·科农博针锋相对地坚持一党执政。反对党，特别是进步阵线利用领导层内部的派别矛盾，在民主党内进行挑拨、扩大分歧和发展利己势力，甚至和某些议员秘结联盟，试图取得议会中多数席位，造成领导层内部政见严重分歧，争权夺利加剧，危机空前。

面对国内的种种危机，桑古尔·拉米扎纳总统显得有些沮丧，可也无回天之力。作为拉米扎纳的同乡、武装部长总参谋部研究室主任赛耶·泽博，最清楚拉米扎纳举步维艰的处境。

泽博出生于布基纳法索西北部的图冈县，和拉米扎纳同属人数不多的萨莫族。他们二人先后从军于法国殖民军和到印度支那服兵役，1960年布基纳法索独立后，又都效力于布基纳法索武装部队。1974年过渡政府发生危机，拉米扎纳组成民族革命政府，推举泽博任外交部长，辅佐拉米扎纳执政。1976年，泽博退出政府，当上了瓦加杜古合成团团长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研究室主任。据传，在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风雨中，他们二人过往密切。

举世瞩目的军事政变

可谁曾料到，祸起萧墙，1980年11月25日，一场不可避免的军事政变在布基纳法索上演了，令世界为之瞩目。

25日凌晨，瓦加杜古合成团团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研究室主任赛耶·泽博上校策动和率领一批中下层军人，在德杜古空降兵突击团的支持下，一举推翻执政14年的桑古尔·拉米扎纳政权，继而关闭瓦加杜古国际机场，并切断瓦加杜古的对外电讯联系。午后，国家电台宣布，政变军人成立“争取国家进步复兴军事委员会”，泽博任主席。这天，军委会宣布：全国实行宵禁，禁止各种公开的游行示威，解散议会，中止宪法，取缔政党，结束多党制，保证工会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不能影响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将遵守各项国际协定，布基纳法索不干涉他国内政，也不允许别国干涉布基纳法索内政。后来，泽博主席在《亚非》半月刊发表谈话中谈到，军委会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全国一切有生力量”。他强调说，“个人的自主和自由”不应被遗忘。布基纳法索的政治前景是民族团结和通过社会公正，恢复劳动的价值。

11月26日，除机场关闭依旧和实行全国宵禁外，瓦加杜古等城市恢复了平静，接通了电讯联系，居民开始正常活动。这天，被废黜的前总统桑古尔·拉米扎纳在他曾执政的官邸里被软禁，国民议会议长热拉尔·康戈·韦德拉奥果也遭此厄运，民主联盟总书记卡西米尔·塔普索巴、武装部队前总参谋长让·比拉·扎格雷将军及其前任巴巴·西将军，无一逃脱被关押的下场。入夜，政变军人宣布“军委会”成员名单。“军委会”由31名军人组成，除赛耶·泽博主席外，还有约里安·加布里埃尔·索梅上校，9名中校，5名少校，5名上尉，4名中尉，4名准尉，1名下士和1名宪兵。泽博主席透露，这些成员的职务和就职尚待确定。泽博还签批了在“军委会”内部成立的领导委员会及其成员名单。此外，把总统总秘书处和共和国总秘书处交给一名军需官负责。

军人文官平分秋色

在封官晋职安排就绪后，为了稳定政变成功后的局势，“军委会”不失时机地做出安抚性许诺，进而采取了一些安内举措，诸如：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补发教师在罢工期间的工资、救济灾民等，初步树立了军委会的形象。1980年12月2日，瓦加杜古大主教宗格拉纳会见泽博主席。此后，宗格拉纳把这起军事政变归功于“上帝的恩赐”。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会和天主教徒对这起军事政变也表示支持和拥护。

12月7日，新政府成员走马上任，其中军人和文官人数平分秋色。赛耶·泽博出任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其他阁员中，军人和文官为8:9。

1981年5月1日，新政府在人民宫前举行隆重集会，大会主持人赛耶·泽博公布新政府内外政策。国内方面，新政府坚决“捍卫以‘一一二五’运动为核心的民族统一”，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因为“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农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杠杆作用”。外交方面，坚持不结盟原则，反对各种形式的附属关系和新殖民政策，发展同本地区各国和兄弟国家的友好关系，参加区域性合作，促进非洲的统一。非洲大陆应由非洲人来保卫。布基纳法索准备重审或修订同非洲以外国家的关系。

泽博随后在政府和武装部队中打击清除异已力量。然而执政不足两年，他又被政变军人赶下了台。

点评：

赛耶·泽博的十一月军事政变是布基纳法索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各种矛盾所引起的必然结果。政变后，使布基纳法索面貌为之一新，特别是农业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泽博依然没有稳定住政局，维权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防止军人干政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他自己仅在执政两年后再度被军事政变赶下台。当然，他下台只是现象，最根本的还是他在治理国家方面还是缺少正确的策略和战略。

25.“瞬间的胜利”

——1981年7月冈比亚未遂军事政变

冈比亚是一个小国，位于非洲大陆西部，人口约60万。它的自然资源贫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连遭旱灾和病虫害，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引起粮价急剧上涨。加上政府官员严重贪污腐化行为，大多数人对贾瓦拉政府表示不满。1981年7月30日，以秘密反政府组织“冈比亚社会主义革命劳动党”领导人库克利·桑巴·萨尼昂为首的一批武装人员，乘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总统出国之际，出其不意地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宣布成立了以萨尼昂为首的12人“最高革命委员会”。但政变转眼即被塞内加尔和冈比亚联军粉碎，被称作是一次“瞬间的胜利”。

出其不意的政变

1981年7月30日，反政府组织“冈比亚社会主义革命劳动党”以领导人萨尼昂为首的一批武装人员，趁贾瓦拉总统赴伦敦参加英国王储结婚典礼的机会，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武装将贾瓦拉总统的家属和部分政府官员作为人质，占领了部分国家机关、广播电台，宣布成立以萨尼昂为首的“最高革命委员会”。这是冈比亚独立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政治事件，也是反对派与执政党争夺权力的一场斗争。萨尼昂在班珠尔电台宣称，最高革命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推行“革命的社会主义”。

冈比亚没有作战部队，只有警察武装1200人左右负责执行法律、维持治安、边防检查；一部分较正规的称作野战的部队，负责警察军训、政府机构和领导人的警卫等。警察武装只装备步枪和机枪等轻武器。野战部队中约有400人参加了政变，此外还有100多名非武装人员。政变受到班珠尔部分居民特别是贫民的欢迎，也获得年轻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支持。

借着外力平叛乱

政变发生后，冈比亚副总统卡马拉等领导人率领忠于政府的部分警察部队同政变分子进行了战斗，但始终未能占上风。眼看政变力量即将控制全国，贾瓦拉总统获悉国内发生政变以及反政变的消息后，即从伦敦飞赴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会晤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拉·迪乌夫，陈述了“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后，要求塞内加尔政府根据1965年2月两国签订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协定出兵帮助平息冈比亚的叛乱。

迪乌夫总统害怕冈比亚的军事政变发生连锁反应，影响到塞内加尔的政局，答应出兵协助平息冈比亚政变。塞内加尔有武装部队12000多人。塞内加尔军事当局立即调集了400名陆军和伞兵部队，于7月30日兵分陆空两路进入冈比亚，空军的飞机在班珠尔机场强行着陆，陆军从与冈比亚接壤的卡萨芒斯地区越过边境。塞内加尔军队与冈比亚副总统领导的反政变部队汇合后，向冈比亚政变武装发动进攻。

这时，政变武装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政变者企图扩大武装力量，释放了所有的刑事犯并向流浪者、失业者甚至小偷发放了武器，立即发生了抢劫商店和住宅的洗劫城市的动乱，有些平民被枪杀，于是班珠尔居民的立场发生转变，政变武装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强大的塞内加尔军队的进攻下，冈比亚的政变武装节节后退。8月1日晚，塞内加尔军队收复班珠尔电台。2日，政变武装挟持了几十名人质撤退到班珠尔郊区。在28名人质中，有贾瓦拉总统的夫人、2名政府部长和塞内加尔的外交官，还有18名孩子。

8月2日下午，贾瓦拉总统从达喀尔返回班珠尔。他呼吁政变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他说这次政变是由“一个外国帮助和训练的”，他还要求政变领导人释放人质。叛乱分子还占据了班珠尔郊区的巴考和法贾拉住宅区，那里居住的250名外国人也被当作人质。8月5日，塞内加尔军队发动了一次快速军事行动，占领了巴考和法贾拉住宅区。叛军的最后据点在班珠尔以西10公里的警察野战部队的营地。8月5日，塞内加尔军队攻克了野战部队兵营。萨尼昂带领部分追随者逃往几内亚比绍。至此，萨尼昂发动的政变被粉碎。在这场未遂的政变中死亡的人数在500人以上，单在班珠尔市的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太平间的尸体就达400多具。塞内加尔军队也有10人死亡，36人受伤。

班珠尔市区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商业区的损失惨重。贾瓦拉总统重新执掌政权后，立即下令搜捕叛乱分子及其支持者，同时也追捕被政变者释放的刑事犯。总共逮捕了8114人，其中607人被关进监狱。贾瓦拉总统也趁此机会，打击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冈比亚的政局出现了一种暂时稳定的局面。

点评：

这次军事政变虽然未遂，但对冈比亚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平息这场政变后，冈比亚政治反对派领导人被除掉；政变平息后，贾瓦拉总统于8月19日访问达喀尔，他建议两国结成联邦，在保持各自主权的基础上，两国在安全和防务方面实行统一。次年2月，冈比亚与塞内加尔正式结成邦联，并建有邦联议会和邦联武装部队。从这一意认上，坏事变成了好事，政变虽未遂，但却使贾瓦拉总统名正言顺地铲除了异己，加强了与友邻的盟友关系，使社会趋于稳定。

26.低能的结局

——1981年9月中非政变

20世纪后半期的非洲中非共和国，也和其它非洲国家一样，政变频繁。1979年，流亡在海外的总统戴维·达科在法国军队的协助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执政13年的博卡萨，再次荣登中非总统宝座。然而，在达科执政时，中非民众对达科与前帝国政权的党政军要员过密的联系很不满意。另外，在他执政期间，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因此，中非的政局开始出现动荡，不断出现罢工、罢课以及示威的事件。1981年9月1日凌晨，以安德烈·科林巴为首的中非武装部队发动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勒令达科辞职。武装部队宣布成立全国军事复兴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行使政府职能，科林巴将军出任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此时离达科任总统仅两年。

国内矛盾激化

1979年中非政权更替后，严重困难的经济状况不仅一时无法改变，还日趋加重，国家财政陷入恐慌。外债由博卡萨政府倒台时的550亿非洲法郎增加到1981年的650亿非洲法郎，为国家预算的一倍多。中非民众对达科统治开始表现不满。几乎在同一时间，中非的政局出现激烈动荡，不断出现罢工、罢课以及示威的事件，其中以昂热·帕塔塞的中非人民解放运动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势力不断扩大。

1981年3月，达科再次当选总统后，由他的中非民主联盟一党组成政府，并将议会选举无限期推迟。反对派宣称总统选举有舞弊，拒绝承认达科为总统。7月14日班吉“俱乐部”电影院发生爆炸事件，造成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全国气氛更趋紧张，暴乱几乎一触即发。此时的达科，已不能正常行驶权利，因他患有高血压病，整个8月份几乎是在床上度过的，他打算去欧洲治疗。根据宪法规定，当总统不在国内时，由总理代行总统职权直到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总理西蒙·纳西斯·博赞加深为反对派所憎恶。更为重要的是，博赞加总理是一位强烈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他反对法国任意干涉中非内政，曾为此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因此他也不受法国人欢迎。为此，达科总统没有把权力交给博赞加，认为交给军方比较妥当。达科与军方，特别与总参谋长科林巴将军有着良好关系，两人都来自中非的南部。但达科不愿露骨地破坏自己颁布的宪法，即把他的权力直接移交给军方。此时法国已倾向由军方接管中非的权力。就在达科总统骑虎难下之时，中非武装部队领导集团决定走上政治舞台，接管国家的权力。

武装政变

1981年9月1日凌晨，中非武装部队发动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勒令戴维·达科辞职。达科没有作任何抵抗和辩解，即把权力交给了军方，科林巴等几乎毫不费力地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

政变后，全国军事复兴委员会成立，由23名军人组成，科林巴将军任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这是一个地道的军政府。军事复兴委员会宣布中止共和国宪法，并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军政府允许前总统达科离开首都移居到距班吉100公里他私人的农场，由15名法国军官指挥的总统卫队仍负责保护达科及其家属的安全。前政府的部长们奉军事复兴委员会之命留在家里。

这次军事政变，由于是武装部队作为一个整体发动的，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因此国内秩序井然，首都国际机场照常开放，同外界的电讯联系也只中断了几个小时就恢复了，法国对政变持不介入立场，保证了科林巴武装部队接管政权的顺利进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中非保持密切关系的前宗主国法国，在中非驻扎了一支有1500人的部队，军事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只有2000多人的中非军队，但法国考虑到自身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决定放弃对达科的支持，不过明确表示法国政府负有保证达科总统体面下台和他的人身安全的责任，还表示将关心中非社会的稳定。

科林巴将军在政变后，对达科及前政府的部长均未进行逮捕，并允许他们有一定的自由。他还立即召见法国大使，表示了希望与法国保持特殊的关系，这表示了军事政变领导者们担忧法国的军事干预。于是，法国国防部长埃尔尼对中非的军事政变发表的声明说，这次军事政变完全是中非共和国的内政，他已命令驻扎在中非的法国军队留守在营房，不得介入中非共和国的内部纷争。

军政府上台后，向中非民众表示它准备改变中非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的局面，其主要的行动有：宣称将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军政府将对一切侵吞国家财产、贪污公款、滥用权力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并号召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振兴国家的工作。决心精简国家和公共机构，减少国家财政赤字。科林巴主席还签署了一项法令，规定到1982年1月前，军政府将解雇500多名公职人员，以减轻财政负担。此外，将压缩派往国外学习的人员、驻外使馆人员和驻国际机构人员。还准备将全国武装人员（包括军队、宪兵部队、总统府卫队、保安部队和警察部队）从5000人裁减到4000人。

点评：

达科政权被颠覆，科林巴上台，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达科政府执政能力低，被取而代之似乎是必然的。在博卡萨执政期间，中非就民不聊生，积贫积困。达科上台后国家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更加困难，引起了民众和军队的不满。因此，当科林巴发动政变时，一贯善于干涉内政的法国，也不愿再支持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所以，一个国家政权是否稳固，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是根本。一个国泰民安的国家，恐怕是极少发生政变的。

27.道德革命

——1981年12月加纳军事政变

1979年9月，军人杰里·约翰·罗林斯将政府权力移交给在选举中获胜的文官利曼。利曼上台后，却把罗林斯视为最大的隐患，并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此外，利曼政府贪婪无能，将加纳推入社会混乱和经济破产的深渊。罗林斯在他的拥护者的支持下，于1981年12月31日发动第三次军事政变（前两次均在得手后成立军政府），重新恢复军政府。军政府推行新的复兴计划，努力树立廉洁的政治，恢复社会秩序和振兴经济。

文官政府的腐败统治

1979年9月，加纳军政府首脑罗林斯力排众议，说服激进的少壮派军人集团，在执政仅三个月就实现“还政于民”的诺言，将军政府的权力移交给在选举中获胜的文官利曼。利曼恩将仇报，把主动交权的少壮派军人集团视作为潜在的反对派，不择手段地打击之。他先后将前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派遣到国外，使他们与加纳政治脱离直接的接触，又解除了罗林斯的军职，并勒令他从武装部队退役（仅33岁）。后又对罗林斯及其军政府进行恶意的诋毁，否定革命委员会发动政变及其执政时期的一切功绩，甚至对罗林斯发动人身攻击。

利曼政府的一系列政治诬陷的行为，为许多正直的加纳人所不屑。罗林斯愤怒了，重新投入政治斗争，他经常出入学生或青年的集会，发表演说，揭露利曼政府的欺骗行为和腐败无能。罗林斯被诋毁的情况，受到多数加纳人的同情。

此外，利曼上台两年多，加纳的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日益恶化，工农业生产下降，通货恶性膨胀，市场日常必需商品供应短缺，失业人员不断增加。利曼在接管政权时曾公开保证将继续军政府推行的“大清扫”运动的诺言，在执政后却销声匿迹。

在利曼执政期间，政府高级官员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的现象不仅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文官政府的一系列腐败行为，在武装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出现了强烈的不满。少壮派军人集团曾多次密谋发动新的政变以重建军政府，但均未获得成功，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罗林斯中尉，希望他重新出山组织新的政变。

罗林斯被开除军职后，就秘密去利比亚接受军事训练，他返回加纳后，即投身于策划政变的活动。

闪电式的军事政变

按照历年的惯例，加纳军方预定在1981年除夕之夜，将在国防部礼堂举行盛大的辞岁晚会，邀请总统、副总统和党政军要员参加。罗林斯决定选择这一时刻发动政变，因为军政领导人正沉醉于欢乐之中，军事戒备必然松懈。

1981年12月31日凌晨3时，陆军装甲团、陆军第5营和部分空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罗林斯上尉的指挥下，突然向加纳国防部、政府大楼、总统官邸等重要目标发起进攻。由于人数不多，只能分成小分队行动。在进攻国防部时遇到卫队的抵抗，但在交火中卫队长被击毙。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倒戈，国防部被攻占。其他各分队的行动也较顺利，先后占领了机场、陆军司令部、总统府、广播电台等重要机构。同时，不断有新的部队参加到政变阵营，政变的军事力量迅速扩大。到当日上午11时，政变部队已达到了控制首都阿克拉的目的。

罗林斯在阿克拉电台向全国发表了激动的和富有煽动性的讲话，宣布加纳“又爆发了一场新的革命”，腐朽的利曼政府已被推翻。他指责利曼政府腐败无能，总统本人和他的阁僚贪婪腐化和争权夺利的行为，使加纳的政局陷于混乱，也使加纳的经济走向崩溃。他向全体加纳人宣称，这场新的军事政变的目的：再次整肃加纳政治的腐败，将改革加纳已落入困境的经济结构。

他的讲话获得了热烈响应。随后，阿克拉地区的驻军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罗林斯领导的政变。一批政府要员和高级军官被逮捕，漏网的总统和要员们纷纷逃亡隐匿。至此，一场闪电式的政变前后不到8小时，以胜利而告结束。

政变后，加纳的政局很快稳定下来，新政府开始有条不紊地履行职能。

一场新的政治“革命”

加纳少壮派军人集团执政后，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发起整肃政治、复兴经济的运动；宣布终止宪法，解散内阁、议会和国务委员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并勒令前政府成员、议员及执政的人民民族党的骨干分子向警察局报到，冻结了1000多名前党、政、军、警界要人、政客和高级官员的财产；宣布成立人民法庭，审判那些对国家和人民犯有罪行的人。事实上，这是对党、政、军各界进行一次整肃，其规模远远超过1979年罗林斯第二次政变执政期间所实施的整肃运动。

与此同时，罗林斯对组织新政权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于1982年1月12日宣布成立由7人组成的加纳“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作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成员均为军人，罗林斯任主席。1月22日，任命一个由15名文人组成的内阁。

紧接着，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发表了施政纲领。纲领中指出了解决加纳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措施：

实行“人民民主”，反对贪污腐化，让人民当家作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发展“自主和有纪律的经济”，控制市场和物价，打击走私和囤积居奇；加强民族团结，制止部族争斗，废除殖民地型的军队；维护和巩固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忠于不结盟立场，保证积极中立，反对种族隔离，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与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和合作而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新的军政权的政策方针，是罗林斯1979年6月第一次军事政变后实施政策的继续，但现行的政策比以前更为完善、全面，也比较切合实际，改变了过去“草莽革命”的作风，因而受到了多数加纳人的支持，也受加纳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原来持反对军人执政立场的加纳人，因两年多来的文官执政已显示出政客们的贪婪权力、敛取钱财和腐化享乐的腐败行为，转而倾向于罗林斯军政府。加纳工会大会、全国学联和不少社团组织纷纷组织群众大会或举行示威游行，对新的军政府表示支持。一贯激烈反对军人干政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有一部分人开始改变他们的立场。这些人心所向的状况，有利于以罗林斯为首的少壮派军人集团实现他们“革命”的目的。

点评：

罗林斯的第三次军事政变，成为加纳政局的转折点，对加纳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纳的舆论把罗林斯军政权对加纳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措施、树立廉洁政治和健康的社会秩序等行动，称之为“道德革命”。罗林斯本人廉洁奉公、自甘清苦的生活原则，为廉洁政治的建立和社会风气的改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罗林斯军政权提出的社会公正、民族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等口号，对加纳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起了一种良好的作用。军政权实施的一系列有关国内的政策，表现出温和与和解的态度，这对加强全国的团结，缓解社会矛盾以及对新政权的巩固都起了重要作用。

28.划破夜空的枪声

——1982年11月布基纳法索军事政变

1982年11月7日凌晨，在非洲布基纳法索国，以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为首的军人发动了震惊国内外的军事政变，从而结束了泽博军政权的统治，成立了“拯救人民临时委员会”。稍后，韦德拉奥果出任救委会主席、国家元首、国防部长，向国内外宣布施政方针和内外政策，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摇摇欲坠的宝座

20世纪下半期，非洲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除经济贫困、民不聊生之外，政治上一直动荡不安。1980年11月，军人赛耶·泽博发动了一场政变并获成功，他本人登上执掌最高权力的宝座。泽博政府成立后，开始在政府和武装部队中打击并清洗异己，对前政权领导人，包括1966年政变上台、后经大选任总统的桑古尔·拉米扎纳进行长期关押，他还以某些莫名的理由迫使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辞职。1982年10月政府改组时，与他有分歧的外交和合作部长、邮电部长、经济和计划部长也难逃被撤职厄运。

不仅如此，他对工会采取限制罢工、限制增薪和停止政治活动的强硬手段。1981年，下令解散人数众多的上沃尔特工会联合会。1982年4月，被迫解散的上沃尔特工联6个基层工会在瓦加杜古发动了席卷全国的72小时罢工，以示抗议。工会与泽博军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工会凭借势力大、组织性强和战斗力高的优势，不断组织罢工，搅得局势动荡不安，泽博军政权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

在赛耶·泽博军政权政治上如履薄冰之时，难以摆脱的国内财经困难更使泽博军政权一筹莫展。这个当时拥有650万人口的内陆国家，由于地处撒哈拉沙漠南缘，十年九旱，虽然农业人口居多，每年都要进口粮食10万吨。泽博上台执政后，尽管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并制订了有关发展工业经济计划，但由于国库空得快见了底，外债难以偿还，再加上物价不断上涨的困扰，目标和计划只是一纸空文，难能实现，造成城乡贫困队伍不断扩大。泽博军政权执政的近两年中，上百万上沃尔特人不得不到象牙海岸等邻国去找生路。

凌晨突袭 一举得胜

1982年11月7日凌晨2时半，激烈的枪声划破宁静的夜空。此时，瓦加杜古新军营医院少校军医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与德杜古军营的托马斯·桑卡拉上尉联合率领一批伞兵，乔装成足球运动员，把冲锋枪藏在大旅行包中，神出鬼没地潜入瓦加杜古城，包围了总统府、国家电台和宪兵队驻地。他们在军营附近与忠于赛耶·泽博的部队相遇，最后，在几乎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得手。由于一些军官和部长们正在夜总会，政变军人在政府和军队领导人家中只捕到少数人。在国家元首泽博家中，双方未鸣一枪，泽博草草整理完行李就被逮捕了。住在宪兵队驻地的内政部长巴当比耶·内济安在被押往军营的途中因企图逃跑被击毙。此外，在这次军事政变中，另有5人丧生。政变军人在合成团指挥所释放了前总统桑古尔·拉米扎纳和其他在押者，接着把他们软禁起来。

11月7日中午，政变军人通过国家电台宣布：成立“拯救人民临时委员会”，取代被推翻的争取国家进步复兴军事委员会。公报称他们的行动是对赛耶·泽博推行的冒险和叛变政策的正当惩罚，他们将遵守国际协议和义务，等等。同日下午，前政权的一些官员被逮捕。

一朝天子一朝臣

政变后，全国实行宵禁、关闭边界，切断与国外的交通联系，处于非常状态。11月8日晨，瓦加杜古仍有枪声，全城关卡林立，国家电台、电视台、电讯中心、机场等要地继续由军人守卫，军人在街上执行安检任务。晚间，40岁的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出任救委会主席。此外，救委会批准武装部队原参谋长约里安·加布里埃尔·索梅留任原职。11月8日，救委会发表声明，指责赛耶·泽博军政府“背叛了人民的信任”，“无理镇压劳动群众和大、中学生”，因此宣布军政府解散，并将受到法律制裁。

11月9日，救委会要各部保证国家的连续性，要求作为“技术专家”的各部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直至下达新命令为止”。当日，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主席接见外交使团，阐明新政权的外交政策。18日，他向国内外记者宣布新政权的对内政策，主要是：恢复秩序，改组武装部队和国家机关；建立真正的社会正义；尊重人权，保证个人和集体的自由；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逐步恢复实施正常的宪法。他作出许诺，“在两年内恢复实施正常的宪法，到时我们就将返回军营”。他透露，新政权的最高机构是拯救人民临时委员会，它由各团民主选举出的代表组成。

1982年11月22至26日，救委会和部队代表举行会议。公报宣布新政府成立，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主席兼任国家元首、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由他挂帅领导另外16名部长。阁员的平均年龄为34岁左右。会议还决定恢复桑卡拉和宗戈·亨利等人的名誉。

12月6日晨，瓦加杜古各战略要地的武装士兵撤回军营。政府发表公报，要求人民严格遵守宵禁。自新政府成立起，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主席决定改变国家的生活方式，采取了节约措施，先以“背叛军民”或以“整顿军队”为由，令21名高级军官提前退役，并指示继续预审被软禁的第三共和国领导人，其中有前国家元首桑古尔·拉米扎纳和前总理约瑟夫·科农博。

点评：

政治、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永恒的话题，荣耀与权柄也永远是政变的核心内容。在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韦德拉奥果发动军事政变，泽博被推下了政治舞台。新成立的救委会政策的基本点是使国家改变落后面貌和摆脱新殖民统治，同全国人民一道，把国家引向独立、自由和进步之路。确实，在这次政变后，布基纳法索国政治上趋于民主，经济上获得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会各方面都有了进步。但军政府执政始终难以摆脱其政策过于强硬、经济建设缺乏经验等局限性。

29.“救世主”再现

——1983年12月尼日利亚军事政变

尼日利亚是非洲古国之一。1861年，英国殖民军开始了对它的殖民统治，直到1961年10月1日英国被迫同意尼日利亚独立，尼日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独立后的尼日利亚，仍无法摆脱英殖民统治带来的阴影，尤其是英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尼部族、宗教、地区之间矛盾重重，致使尼政变频繁爆发。1979年，以沙加里为首的文官上台执政。他在其执政期间，贪污腐化现象严重，社会风气败坏，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把祖国从危境中挽救出来，1983年12月31日，以布哈里少将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沙加里总统的文官政府，组织了联邦军政府。军政府执政后，即推行“反贪污运动”、“反无纪律无秩序运动”，试图建立廉洁政府。

矛盾日剧，危机日深

1961年，尼日立亚独立。英殖民军虽然从尼撤走了，但却对尼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其北部、西部、东部分属三个互不关联的政治实体，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不密切。然而，部族、宗教和地区之间的矛盾，长期困扰着尼日利亚，成为尼各部族间长期不和、政局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尼日利亚石油资源丰富，储量占非洲第一位，世界第8位。1979年，石油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后来国际石油市场萧条，供过于求，油价下跌，76％的财政收入依靠石油的尼日利亚，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

尼日利亚曾依靠臣额石油美元，大搞基本建设，兴建了大批工程项目。大型项目由于上马过快，基础薄弱，缺乏原料和技术力量，加上管理不善，造成大批工程半途而废，完工率只在25％以下。国民生产总值在低值徘徊，引起物价飞涨。一连串的经济难题，沙加里政府不得不接连求助于借贷，以致债台高筑。拉各斯金融界人士估计，在沙加里1983年连任总统时，政府需要偿还的到期欠款已达40亿美元，另外20亿美元债款已请求外国财团同意推迟偿还，1984年还本付息的债款总额约30亿美元，还要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一笔25亿美元的新贷款。加上一些高官显贵发家致富，中饱私囊，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和城市贫穷人民的境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贫者愈贫，富者更富，由此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沙加里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断增加。

凌晨突袭，总统就擒

为谋求经济复苏，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再度扮演“救世主”的角色。1983年12月31日凌晨，在将校集团的策划下，驻扎首都的第9步兵旅和首都警卫旅发动政变，占据了总统府、政府机构、电台和电视台等要害部门，还占领了机场，封锁了通往外界的一切交通。政变部队在拉各斯的行动，没有受到抵抗。随后，政变部队领导小组通知武装部队各地驻军，告知他们已推翻了沙加里总统的文官政府，要求他们在各州采取相应的接管政权的行动。31日上午8时之后，尼日利亚陆军和海军开始在全国各州采取军事行动，接管了各州政府及所有的重要设施。31日上午9时半，陆军第9步兵旅旅长阿巴查以武装部队名义在拉各斯电台宣读公告，宣布武装部队为了拯救国家不得不再次接管政权，解除沙加里的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解散议会和终止宪法，禁止政党活动，并在全国实行宵禁。

据说，早在政变前几天，沙加里就得知可能要出事，便提前到拉各斯以北600公里的阿布贾去“避风”，还撤换了2名治安部队的首脑，勒令3名陆军将领和2名空军将军退休。由他的私人卫队严密保护。但他没有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政变发生了。

12月31日晨，政变部队包围沙加里的官邸，他拒绝交出权力。政变部队和总统私人卫队展开了激战，总统卫队在弹尽后投降。沙加里总统被押送到拉各斯。

布哈里走马上任

政变第二天，即1984年1月1日，陆军第3师师长穆罕默德·布哈里少将以新的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宣布已组成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16名成员组成，主要成员有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辛蒂亚·伊西亚科将军、国防部长多·伊·巴利将军、陆军参谋长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将军等。同日，布哈里以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拉各斯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向全国人民解释武装部队接管政权的原因，他说：“为了把我们的祖国从完全崩溃中挽救出来这一根本目标，我，尼日利亚军队的穆罕默德·布哈里少将，在同武装部队各兵种进行充分磋商后已经正式被授权行使联邦军政府首脑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

政变后的1月4日，尼日利亚局势平静，民众生活恢复正常，首都大多数商店恢复营业，职工返回工作岗位，学校复课，市内水电供应良好。市场商业区开放，价格平稳。随后解除宵禁，开放国际机场，国内外航线和电讯交通也恢复正常。街上的检查站开始拆除，车辆随之增多。

此后，布哈里几次发表讲话，表示要把恢复国内经济放在优先地位，并维护同各国的关系，促进互利合作。尼日利亚劳工大会和全国学生联盟表示愿意同军政府合作。报刊舆论也表示支持军政府。

对非洲人口最多的这个石油大国再次发生政变，外界十分关注，各国反应有别。津巴布韦、保加利亚和苏联等国先后承认并支持尼日利亚新政府。同尼日利亚保持传统关系的英国，2日对军事政变反应谨慎，但未批评新的军人当局。美国国务院3日说，军事政变“违法宪法，但美国将同新政府合作。”

整顿社会新举措

这次新的军政府有一个显明的特征是：它摒弃了以往纠正整顿所采取的“温和”的措施，而是以铁腕的手段处置尼日利亚面临的问题。最高军事委员会即勒令武装部队少将以上的军官退役，还勒令各州的军事长官和州长辞职，拘禁了政府的全体部长，还拘禁了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这一严厉的措施，扫除了前政权操纵政界的实力人物，为新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但也有树敌过多的危险。新的联邦执行委员会由19名成员组成，布哈里兼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在18名委员（部长）中，7人为军人，11人为文职人员。他们表示军政府新的行政权力机构含有文官的性质，是一个务实的工作班子。总之，从中央到地方，新上台的军人把持了一切权力，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军人政权。

新的联邦军政府以铁腕手段整顿混乱的经济秩序，它强调大幅度削减政府的财政赤字，改善农业生产，明智地管理资源，努力振兴民族经济。于是新政府首先开始抑制物价，打击商人囤积居奇和走私活动。在3个星期内，共查获了10亿美元以上囤积的货物，主要是民众急需的大米、大豆、玉米、植物油等食品，粮食可供尼日利亚全国人口一年的消费。在短期内，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下跌，抑制了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军政府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运动，冻结了前当权者和政界人物的存款，没收了他们个人购买的私人喷气式飞机，命令政府各部门、公司和企业清理账目，追究前政府官员的贪污、企业偷漏税和投机倒把行为。军政府还拘禁了600多名高级官员及政界人物，他们因侵吞国库数十亿美元而受到审查。

军政府为了实现政变时宣布关于整顿全国无纪律、无秩序的诺言，还在1984年3月开展了“反对无纪律运动”。运动开始后，军政府会即颁布打击武装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的第5号法令，出动军警在全国逮捕不法分子和武装抢劫嫌疑犯。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和枪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关于整顿无纪律问题，军政府一面实施正面教育，另一面即加强纪律处分。军政府还推行“争当好公民运动”，规定了15条标准，以正当手段谋生，按规定纳税，做人诚实公正，必须助人为乐，坚决维护法律和国家安全，保护公共财产。军政府的反无纪律和无秩序的运动，使社会风气出现了良好的变化，社会治安有了改善。

点评：

政变的关键在于发动政变者是不是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不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是不是代表进步势力，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政变之后施政是不是顺民心、合民意，推动社会更快的进步和发展。布哈里发动政变之后，以铁手腕治理国家，如：大幅度削减政府赤字，明智地管理资源，努力振兴民族经济，全力整顿政权等。人民为此欢欣鼓舞，把新的军政府称为“救世主再现”。可军人执政免不了其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容易犯下独裁专断、不讲民主的毛病。布哈里担任联邦政府首脑后，在处理国内大事时，特别是经济问题上态度强硬，常与最高军事委员会多数成员发生意见分歧和争吵，随着矛盾的加深与激化，政权必会潜伏新的危机。这就是说军人执政无论动机如何，如果缺少治理和建设国家的能力，那也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30.必然性突变

—— 1984年12月毛里塔尼亚军事政变

毛里塔尼亚是一个沙漠之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1984年12月12日，前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现国民军总参谋长马维亚·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塔亚上校等军政官员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穆罕默德·库纳·乌尔德·海德拉，接管政权。这是毛里塔尼亚政治经济矛盾发展到难以调和情况下的带有必然性的表现。

危机此起彼伏

毛里塔尼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毛里塔尼亚的邻邦西撒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976年2月西班牙撤离西撒，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签订了瓜分西撒的协议，西撒人民拒绝承认，展开了武装抵抗运动。因毛国的武装力量弱小，1977年5月，毛、摩两国签订协定，摩军协助毛里塔尼亚对西撒作战。从此毛里塔尼亚卷入西撒战争，难以自拔，使其经济濒于崩溃，国内局势迅速恶化。海德拉中校曾任毛占西撒地区的军区司令，他深感这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并将把国家推入灾难的深渊。他担任国家元首后，以国家的财力无力支撑为理由，开始改变对西撒的政策，并于1979年公开宣布毛里塔尼亚对西撒哈拉无任何领土的要求，随后与“西撒人阵”签订和约，将毛里塔尼亚军队撤出西撒，还发表了声明：今后毛里塔尼亚将在摩洛哥与“西撒人阵”的战争中持中立立场。

海德拉政府放弃对西撒领土要求的政策，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在武装部队中反应尤为强烈，出现政局动荡。后在关于西撒哈拉是否举行公民投票问题上，海德拉却持支持“西撒人阵”反对摩洛哥的立场。他还在1981年公开指责摩洛哥政府参与一场未遂政变，宣布与摩洛哥断交。

1984年2月，海德拉又突然宣布承认西撒国，使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指责，武装部队内部的分歧加剧。海湾阿拉伯产油国也严厉批评海德拉政府对西撒问题的立场，陆续中断了对毛里塔尼亚的经济援助，这对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毛里塔尼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塔亚上校，公开批评海德拉对西撒的立场是对“西撒人阵”的投降路线。海德拉拒绝任何批评意见，并对政府进行改组，解除了塔亚的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还解除了其他不同政见者的职务。海德拉同塔亚和多数军政官员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此外，毛里塔尼亚经济的不断恶化，也是引发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连续十多年的严重干旱，给这个地薄人稀的农牧业国家带来骇人听闻的灾难。几年的粮食产量仅能满足国内需要量的6％，因饲料缺乏而牲畜的死亡率竟达80％。主要出口物资铁砂的出口量锐减，外债逾14亿美元，已无应付进口的外汇。海德拉政府面对这一严重的经济问题却束手无策，振兴经济的计划成了泡影。然而德拉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对毛里塔尼亚生死攸关的问题，便成为塔亚等反对派抨击他的一个主要把柄。

军事政变

以国民军总参谋长塔亚上校为首的政变集团开始安排政变计划，他们先将同意参加政变的部队调动到首都努瓦克肖特郊区，枕戈待旦。鉴于国家元首、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海德拉在执政前原为武装部队参谋长，现兼任国防部长，他握有统率武装力量的权力，在武装部队中有相当的势力，政变集团决定在海德拉出国期间发动政变，以保证政变的成功。

1984年12月12日，海德拉主席赴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出席法属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海德拉及其随行人员登上飞机后，塔亚上校立即发动政变，命令待在首都郊区的政变部队开进努瓦克肖特市区。他还对首都的治安部队和警察部门作好了安排，与政变部队的行动进行配合。这使少数驻扎在首都支持海德拉主席的部队不敢轻易进行抵抗。政变部队迅速占领了政府机构、电台和其他重要部门，切断了首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宣布实行宵禁，以防止首都和外地亲海德拉主席的武装力量发动反政变行动。

政变后，塔亚上校和其他领导人立即向各地驻军的指挥官们通报政变的情况，向他们解释发动政变的原因，以争取全国武装部队的支持。此外，政变集团为了减少接管政权的阻力，采取了安抚武装部队高中级军官和政府官员的方针。塔亚上校宣布组成新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沿用原国家领导机构的名称，以表示新政权是前军政府的继承者），他本人任军委会主席、国家元首。他发表讲话，表示新政权希望保持前军政府的组织机构和正常的运转，将不进行大幅度人员的变动。也就是说，政变集团占据了国家领导机构和武装部队领导机关少数关键性的职位，没有在武装部队和政府中进行清洗，更没有去触动地方驻军。塔亚上校的这一讲话及其行动对武装部队和政府官员起了一种安抚的作用。

政变的次日，新的军委会宣布组成新的内阁，其中文官人员占内阁的2/3，而且大部分是前政府成员，再次表示了塔亚上校在讲话中宣布的诺言。这次军事政变，基本上是一次不流血的宫廷式的政变，除拘禁了个别的前军委会主席海德拉的亲信外没有进行逮捕，也没有发生枪杀事件。

海德拉被捕

当在布隆迪首都出席法属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海德拉主席获悉国内发动政变的消息后，即与国内进行联系，但未获得成功。第二天，即12月13日，他乘飞机返回首都努瓦克肖特，企图组织忠于自己的部队和部落势力发动反政变，重新夺回政权。以塔亚为首的政变集团原认为海德拉在得知国内政变的消息后不会立即返国，并考虑到海德拉在武装部队中的势力，作出了让他长期流亡国外的决定。当获悉海德拉执意返国的消息后，政变当局安排了紧急的措施，立即封锁首都机场，切断机场与外界的交通。海德拉下机后，即遭拘捕，被武装车队送往一个秘密的军营，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系，直到1988年才获释。

塔亚上台后，他的政府在西撒问题、解决经济问题上均采取了新的政策。在西撒问题上，新政府虽仍表示继续承认西撒国，但在做法上却趋向于中立立场，并积极改善与摩洛哥的关系，使两国于1985年4月恢复外交关系。在经济问题上，塔亚政府表示将致力于经济复苏计划，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平衡预算，并积极寻求海外援助，说服海湾阿拉伯产油国恢复对毛里塔尼亚的经济援助。

点评：

军事政变一直被认为是夺取政权的一条捷径。这次军事政权，虽是海德拉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中的严重失误而使国家走向崩溃的边缘引起的，也是统治阶层和武装部队内部出现了政见的严重分歧以及争夺权力的斗争的必然结果。以塔亚为首的军政官员发动军事政变后，为了减少接管政权的阻力，采取了安抚武装部队高中级军官和政府官员的方针，积极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改善对外关系，这对稳定政策后的局势都起了重要作用。

31.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985年8月尼日利亚军事政变

尼日利亚1983年军事政变后，以布哈里少将为首的军政府执政，两年后经济仍无起色，且进一步恶化。于是，民众反对布哈里军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1985年8月27日，以尼日利亚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陆军参谋长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少将为首的一批将领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布哈里为首的联邦军政府，成立了新的军政府——武装部队执政委员会，巴班吉达任军政府首脑。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政府内外交困

20世纪70年代，石油繁荣为尼日利亚带来了经济的迅猛发展。80年代，国际石油市场需求疲软，油价随之下跌，使尼日利亚经济陷入了困境而难以自拔。加沙里文官政府垮台之前，国家外汇储备几近枯竭，外债达200多亿美元。1983年布哈里军政府执政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截至1984年底，尼日利亚外债已累达240多亿美元，为非洲的最大债务国，内债也突破200亿美元大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人数众多，社会问题越来越尖锐，罢工、罢课以及教派、部族和地区冲突的骚乱不断发生。布哈里军政府在执政初期以铁腕手段治理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荡然无存。

1985年5月1日，尼日利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竟变成反对布哈里军政府的示威。军政府对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许多政界人士、大学生、教师、新闻工作者未经审问就投入监狱。

布哈里军政府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布哈里担任联邦军政府首脑后，在处理国内外大事时，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态度强硬，经常与最高军事委员会多数成员发生意见分歧和争吵。随着国民经济日趋恶化，最高军事委员会内部矛盾也随之迅速激化。1985年4月，布哈里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要求辞去国家元首职务。于是，属于北部豪萨—富拉尼族、受到陆军支持的巴班吉达与属于西部的伊迪亚邦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后因考虑到矛盾如进一步激化将会导致中下级军官不满而爆发政变，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仍主张布哈里继续留职。布哈里因健康状况而把一部分领导权移交给相当于担负总理职务的最高司令部参谋长伊迪亚邦。同年8月18日，伊迪亚邦赴麦加朝觐。巴班吉达蓄谋已久的发动政变时机出现了。

巴班吉达政变

1985年8月27日子夜，以巴班吉达为首的一批将领指挥其亲信部队开进首都拉各斯，占领了联邦军政府的机构，逮捕了军政府首脑布哈里将军及其亲信。凌晨，政变集团的发言人乔舒亚·多戈尼亚罗准将在拉各斯电台发表政变公报，他指责布哈里军政府滥用职权、争权夺利和贪污腐化以及严重浪费国家财产，使尼日利亚陷于财政破产和国家分裂的绝境，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了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不得不发动政变；宣布解散最高军事委员会、联邦执行委员会和国务委员会，并废黜布哈里的国家元首职务，由陆军参谋长巴班吉达少将任联邦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随后，巴班吉达发表电台电视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动政变的原因。他说，前政权对经济的错误管理和缺乏公共责任感，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前政权首脑布哈里个人的独断专行、对反对派的无情镇压和对社会舆论的压制，是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他表示新政府决心团结全国人民，将国家从政治危机和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新政府决定改组治安机构，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关押的学生和记者。在谈到经济问题时，巴班吉达表示将抛弃前政权的强硬政策，如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谈判，在灵活的基础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共识，以获得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贷款来缓解尼日利亚的经济困境。巴班吉达的讲话一再强调，解决经济困境和发展经济是新的军政府的首要任务。

推翻布哈里政权的军事行动，以及政变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极力采取避免流血的和平手段，也没有以往大规模残酷地打击前政权人员的做法，同时强调尊重人权和释放政治犯，特别着重宣布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采取缓解经济危机的措施等一系列行动，受到大多数尼日利亚人的欢迎。尼日利亚主要报纸、政界著名人物、群众团体和学生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对巴班吉达取代布哈里建立新的联邦军政府表示支持。

新瓶旧酒无力还阳

在新成立的最高权力机构——武装部队执政委员会的28名成员中，有少将9人、准将14人和中校4人，还有1名警察总监，名符其实的由武装部队将领们控制政权。在27名军人委员中，陆军占17人，空军和海军各占5人，这与陆军是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支柱的状况相符合。执政委员会的主席由巴班吉达担任，执政委员会的28名成员中有近半数是被废黜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表明新的联邦军政府与前届军政府有某种连续性的关系。执政委员会组成的另一个特点，以北部的穆斯林为主（共有16人），其余的是南部的基督教徒和泛灵论者。这些情况也反映了尼日利亚政治的复杂性。

武装部队执政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部长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政府的部级机构由19个增加到22个。在22名部长中有12名军人，但石油、财政和外交部长这些重要职务由接近军人的文职人员担任。巴班吉达还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并增加了一个总统的职务，这是尼日利亚的先后五个军政府首脑中第一个拥有总统的头衔。事实上，巴班吉达也是一名独揽军政大权的新的独裁者。巴班吉达曾就军人参政问题，表达了他个人的见解，他说：“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军官团的每个成员都非常熟悉治国之道。”

武装部队执政委员会向全国发表的宣言中，阐述了新的联邦军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但强调新的军政府将着重治理国内事务，其首要任务是改善恶化的经济状况。将致力于优先加强国内的建设，解决急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失业问题，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军政府的另一个治理国家的重要任务是开展消灭贪污腐败运动，建立廉洁政府。为了整治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执政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清查贪污的专门委员会，着重调查前军政府与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签订的四项用石油换取工业品的贸易协定，因为这牵涉到数十亿美元的贿赂。但新政府的法令中，缺乏严厉惩罚高级官员贪赃枉法的具体措施。

点评：

尼日利亚接二连三的政变，原因固然复杂，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人过多的参政，而总统则缺少军权或实际不掌握军队调动与使用权。军人参政又缺乏执政能力，则国家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等种种问题。巴班吉达政变成功后，虽受到多数尼日利亚人欢迎，但却面临历届军政府无力解决的经济危机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正如一名叫本·埃泽的大学生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他尚未看出任何值得庆贺的曙光，他说：“在过去，我们的希望多次被新的军政权动听的言论所激动，但到头来这些希望都成为泡影。”

32.一场闹剧

——1986年7月菲律宾马尼拉宾馆事件

1986年7月6日，菲律宾前执政党新社会运动的前副总统候选人托伦蒂诺，趁科·阿基诺总统在总参谋长拉莫斯陪同下巡视南部之际，在300多名士兵和约1500名前总统马科斯的支持者的参与下，占领了马尼拉宾馆。托伦蒂诺宣誓就任“代总统”并成立“政府”，特别任命现内阁成员恩里莱为国防部长，并提名他为总理，同时要求前议长召开已不存在的国民议会会议。

阿基诺的“胜利”

阿基诺夫人是在1986年2月菲律宾政坛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上台执政的。2月7日，菲全国举行总统选举，选举结果几经周折终于在2月15日揭晓。菲国民议会宣布，马科斯以150多万张选票的优势，第4次蝉联总统。与此同时，阿基诺夫人发表声明，不承认马科斯当选，并宣布她自己赢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2月16日在马尼拉举行的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抗议集会上，阿基诺夫人宣布了反对党的“七点非暴力抗议计划”，旨在迫使马科斯总统辞职。

2月22日，菲律宾国防部长恩里莱和代理参谋长拉莫斯发动兵变，要求马科斯总统辞职，并明确宣布不再服从马科斯的指挥，而支持阿基诺夫人。从此，局势对马科斯十分不利。2月24日，马科斯宣布菲律宾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调兵遣将包围国防部长恩里莱和代理参谋长拉莫斯占领的国防部大楼，命令恩里莱和拉莫斯投降。

恩里莱和拉莫斯表示“决不投降”，“准备血战到底”。2月25日，以阿基诺夫人为总统、劳雷尔为副总统的新政府宣布成立，恩里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拉莫斯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据报道，马科斯在这种危急关头曾于当日打电话同恩里莱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亲信拉克索尔特参议员联系，希望能在菲律宾权力机构中占一个位置，例如担任名誉总统，但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

马科斯失望之余，携家带口乘直升飞机离开总统府前往美国在菲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次日一早，分乘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往美国关岛。马科斯的出走，使菲政权以和平方式实现了移交。

权力的纷争

阿基诺刚步入政坛，虽兼任三军总司令，但未能完全控制军队。当时菲军内有三股力量：一股支持阿基诺，以总参谋长拉莫斯为首；一股效忠于前总统马科斯；还有一股是拥护国防部长恩里莱的“武装部队改革运动”。后两股力量是反阿基诺的，趁新政府根基未稳，频频发动攻击。托伦蒂诺向新政权开了头炮。

托伦蒂诺占领马尼拉宾馆后声称他的行动得到军方的支持，不仅有已被勒令退休的前将军，而且也有现役军官。托伦蒂诺的发言人宣称至少有5营士兵支持他们，外省的坦克也在向马尼拉进军。6日当天，有300多名士兵从马尼拉北部的邦板牙省开抵马尼拉宾馆，参加反政府集会。此外，几千名马科斯的追随者当晚聚集在马尼拉宾馆内外，庆祝托伦蒂诺任“总统”，并切断交通。

政变发生后，阿基诺总统和总参谋长拉莫斯于7日从南方回到马尼拉，向托伦蒂诺及其支持者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马尼拉宾馆。4小时后，托伦蒂诺带两名助手前往马尼拉宾馆附近的陆海军俱乐部同政府代表、国防部副部长伊莱托谈判。

双方达成临时协议：托伦蒂诺的支持者8日下午5时前撤离宾馆，政府方面将不对托伦蒂诺及其支持者提出起诉。谈判之后，托伦蒂诺回到他自己的住所。对此，国防部长恩里莱说，阿基诺总统同意对此事件的解决方案，即不对托伦蒂诺及其支持者提出起诉。他还说，和平解决这次事件说明，菲律宾政府是有力量的，它能对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危机。8日，聚集在马尼拉宾馆里的数百名前总统马科斯的支持者走出宾馆，支持托伦蒂诺宣称为菲律宾“代总统”的几百名士兵也悄悄离开宾馆向政府投降，并立即乘卡车回到他们在邦板牙的兵营。随后政府保安部队未放一枪重新占领了这家五星级宾馆。

这样，7月6日发生的菲律宾前执政党新社会运动的前副总统候选人托伦蒂诺另立政府的闹剧在上演36个小时后收场。事后，阿基诺总统宣布成立以本格森（曾任卫生部长、现任参议员）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

点评：

在菲国内外引人注目的“马尼拉宾馆事件”最后以托伦蒂诺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

一是军方不支持托伦蒂诺。除了那些支持马科斯的退休将军外，没有一个现役将军或一支部队宣布支持托伦蒂诺，就连从邦板牙开来的300多名士兵，也有200余人于次日返回了原驻地。

二是绝大多数民众不支持托伦蒂诺。托伦蒂诺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连饭也吃不上，他们不得不在宾馆内排队领取一点饼干充饥。

三是美国不支持托伦蒂诺。事件发生后，美国很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坚决支持阿基诺政府，反对任何颠覆这个政府的企图。另外，菲政府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对这一事件的迅速了结也起了重要作用。首次面临考验的阿基诺总统表现冷静，她一面命令军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忍耐态度，要求她的支持者不要显示“人民力量”，一面采取措施孤立托伦蒂诺的支持者，如派军队包围宾馆、禁止电台播放托伦蒂诺的讲话，从而使他们无法同外界联系。

33.民主的曙光

——1989年2月巴拉圭军事政变

巴拉圭位于南美洲，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经济相当落后，生活困苦的民众对政府和现况十分不满，便要求改变现状。1989年2月2日，以第一军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中将为首的军人，发动了政变。2月3日上午罗德里格斯宣布，武装部队已控制了全国形势，新的政府成立。当天下午，罗德里格斯宣誓就任巴拉圭临时总统，并宣布了新内阁成员名单。同时宣布，90天之后举行正式大选，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产生新的国家总统。统治巴拉圭长达35年的斯特罗斯纳政权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次政变也意味着巴拉圭迎来了民主的曙光。

共和国危机四伏

巴拉圭共和国是南美洲中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和东部的巴西和南部的阿根廷相比，经济要落后得多，和北部邻国玻利维亚相比则不相上下。由于该国政府长期实行封闭政策，主要生产局限在农业、畜牧业和林业方面，工业落后，再加上贫富悬殊，广大劳动者生活十分艰辛，对政府和现状不满的情绪相当强烈。

共和国总统斯特罗斯纳，1912年出生，1929年步入军校，开始军人生涯，1951年成为武装部队总司令，1954年5月4日政变上台后曾连续8次“当选”总统，民众和军政各界对他早已感到厌倦。他靠军队和“红党”两把宝剑维持自己的统治，政治迫害和经济危机日益加重。在他执政期间，被迫到国外流亡的巴拉圭人达150万，另有15万人受到关押。流经首都亚松森的巴拉圭河，被暗杀的人的尸体常常浮出水面。另外，斯特罗斯纳及其亲属利用职权大肆搜刮百姓，聚积的私人财产达7亿美元之多，在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都有不动产。

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1925年出生在巴拉圭萨尔瓦多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从军，1954年斯特罗斯纳政变上台时，罗德里格斯是骑兵上尉。1961年罗德里格斯已成为骑兵师上校师长，1981年晋升为中将，并出任陆军第一军司令，成为巴拉圭二号人物。1989年初，斯特罗斯纳要免去罗德里格斯第一军司令的职务，让他出任国防部长。罗德里格斯拒绝出任有职无权的职务，于是，他积极酝酿政变。

政变井然有序地进行

1989年2月2日，正值盛夏。晚上9点15分，从亚松森郊区突然传来密集而沉闷的枪炮声，不久在首都的好几个街衢上枪声大作，随着便是隆隆的坦克滚动声。一场军事政变就这样开始了。政变首先从陆军第一军部开始的。第一军军长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中将，率领的部队是巴拉圭各军种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兵员占全国总兵力13万人的近一半，且装备精良。在罗德里格斯将军的指挥之下，第一军6000多名将士投入了推翻统治巴拉圭达35年的斯特罗斯纳的政变中。他们首先在军部驻扎地罗马皮塔镇控制了局势，尔后立即分乘50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卡车，直奔首都方向来。在首都，政变部队遇到了忠于斯特罗斯纳的部分陆军、警察的武力抵抗。但是，政变部队因早有准备，一切按计划行事，井井有条，快而不乱。

亲政府的少量部队无应变准备，仓促上阵，一触即溃，市内很多战略要地很快丢给了政变部队。政变部队迅速拿下了警察局，接着兵分两路，一路向总统府方向前进，另一路奔向总统官邸。驻守在以上两地的士兵拼命抵抗，但都无济于事，终于在2月3日凌晨4点半左右宣布投降，总统斯特罗斯纳被捕。在此一个钟头之前，政变最高领导人罗德里格斯已在“独立电台”和“3月1日电台”上宣布：“武装部队正在捍卫巴拉圭的正义事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巴拉圭实现民主，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基督教。”

2月3日上午7点半稍过，罗德里格斯宣布，斯特罗斯纳已投降，武装部队已控制了全国形势，新的政府将在几个钟头之内成立。当天下午，罗德里格斯在一批高级军官面前宣誓就任巴拉圭临时总统，并宣布了新内阁成员名单。罗德里格斯同时宣布，90天之后举行正式大选，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产生新的国家总统。在谈到这次政变时，罗德里格斯宣布双方有50人伤亡，并不像外电所宣传的死伤200人。

巴拉圭新政府成立

斯特罗斯纳被软禁3天之后，新政权网开一面，让这位前独裁者带着亲友30多人乘飞机到巴西过流亡生活，统治巴拉圭长达35年的斯特罗斯纳政权宣告结束。1989年5月1日巴拉圭举行大选，罗德里格斯正式当选为总统，巴拉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巴拉圭的流血政变不仅没有引起国内外的政治力量和民众的批评，反而受到普遍的欢迎。政变枪声乍起，巴拉圭军队中不少官兵立即调转枪口，向斯特罗斯纳的嫡系势力开火，逮捕斯特罗斯纳后仅几个小时，首都的市民走上街头，欢呼庆贺。原执政党红党中多数领导人也反戈一击，谴责斯特罗斯纳的专制，号召“全体巴拉圭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争取民主”。

亚松森政变枪声刚刚平静，阿根廷政府便率先承认巴拉圭新政权。巴西虽然接受斯特罗斯纳前往避难，但声明要继续同巴拉圭进行各方面的合作。早已用“人权”问题来压斯特罗斯纳政权改弦更张的美国，欢迎罗德里格斯恢复民主的举动。当5月1日罗德里格斯当选为总统之后，布什政府立即发电祝贺，称罗德里格斯的当选将是“巴拉圭加入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的第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点评：

这次政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贫穷。穷则思变，穷使原本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显露出来，并迅速激化。因此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会稳定。其次，持不同政见者握有重兵权，而总统对军队总体上失去控制，这也是罗德里格斯政变得以轻松成功的原因之一。这就表明，在政治、军事制度不够健全的国家，军队首脑兵权过大并失去制约，对国家最高统治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威胁或挑战，双方政见对立时，军队就可能发生兵变。

34.无可奈何花落去

——1991年3月马里军事政变

1968年，穆萨·特拉奥雷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在他执政期间，经济力量有所增强，可仍在低水平上徘徊。1991年1月和3月，马里首都巴马科等地发生数万群众游行示威。警察、武装部队先后镇压游行示威和骚乱，造成重大流血事件。3月24日，武装部队内部部分军官倒戈，穆萨·特拉奥雷总统在众叛亲离中决定外逃。25日，他在乘飞机外逃时被逮捕。之后，倒戈军官组成“全国和解委员会”，暂时接管国家权力。30日，成立人民救国过渡委员会。31日，图马尼·杜尔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成为临时国家元首。

危机四伏

1968年11月19日，特拉奥雷上台执政，直到1991年3月25日，这是马里独立以来执政时间最久的总统。

特拉奥雷执政后，提倡实行民族和解，发展独立的有计划的民族经济，先后建立大批工业企业，增强了马里的经济力量。但随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混乱、世界市场原料价格下降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国民生活水平每年开始呈负增长和趋于贫困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西方国家趁机要挟马里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施行民主与援助挂钩新招，以经济援助为条件，要求马里加快经济私有化的节奏。

1990年5月，全国劳动者联盟率先提出在马里搞多党制和修改宪法。时隔不久，一些反对派组织相继成立，形成了对人民民主联盟和特拉奥雷政权的明显威胁。反对派乘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名，向政府提出提高工资待遇等经济要求，以捞取政治资本。全国劳动者联盟还在1990年底，发动马里独立以来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罢工，要求特拉奥雷辞职。

此时，马里北部地区以游牧为生的图阿雷格人，反对政府对他们实行“游牧民族再安置计划”，与政府唱对台戏。面对国内反政府情绪的增长和反对派的步步紧逼，特拉奥雷答应在1991年3月底召开人民民主联盟“四大”，以消除在多党制问题上的分歧。然而，事实无情地嘲弄了他。还未等到他开会，针对他的政变就已发生了。

外逃梦难圆

1991年1月，首都巴马科出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数万群众游行示威，反对特拉奥雷搞一党制统治。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进而发生骚乱。警察强行驱赶，造成人员伤亡。骚乱蔓延全国。在反对派的鼓动下，1991年3月22日至24日，巴马科等地骚乱再起，特别是24日这天，武装部队向示威者大开杀戒，数百人死在军人枪口下和骚乱中，腥风血雨笼罩着巴马科。

面对持续动荡不安的局势，全国工人联合会号召在3月25日举行全国总罢工，并联合其他民间组织成立了协调委员会，与特拉奥雷政府谈判。协调委员会提出：政府总辞职，解散议会，成立负责“民主过渡”的“人民救国委员会”。谈判时，政府只同意立即取消宵禁，释放1月和3月动乱中的被拘留者，在政府总辞职和解散议会等问题上丝毫没有让步。

3月24日，特拉奥雷总统表示要提前举行大选，不反对多党制，欢迎对话，通过对话“找到制止流血的解决办法”。但他的这番话并未能稳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这期间，武装部队中一些军官倒戈。这无疑是对特拉奥雷政权的致命一击。此时，特拉奥雷陷入众叛亲离、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于是，他决定出逃。25日，他在巴马科塞努机场就要乘飞机逃往国外时被伞兵部队逮捕。1993年2月14日，特拉奥雷在巴马科被判处死刑。

军人粉墨登场

3月26日，马里成立了以阿马杜·图马尼·杜尔中校为主席的“全国和解委员会”，中止1974年宪法，解散政府和执政的马里人民民主联盟，实行多党制。杜尔主席在电台发表讲话说，“全国和解委员会”的目标是实行“多党制、建立社会正义和创造完全自由的气氛”。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做出许诺，将尽快把政权移交给经选举产生的政府。一旦经过正常、民主方式选出国家元首，“全国和解委员会”便完成使命，“军队不再卷入政治，还将接受政府的指挥”。

3月27日，巴马科城的局势平静下来，杜尔主席接见各宗教领袖和政府各部办公室负责人，3月29日召回马里驻外大使。杜尔向外国记者透露，马里“政府机构仍在运转，我们必须使各项工作继续进行”。他表示，要制定一个政治时间表，其目标是把权力移交给在多党制下的文官政府。

新上台的“全国和解委员会”会晤了由平民组成的协调委员会，讨论共同组建临时政府之事。30日，双方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人民救国过渡委员会。它由25人（10名军人、15名文职人员）组成，负责过渡期的各项管理工作，特别是负责成立临时政府事宜；过渡委员会主席即临时国家元首；在临时政府成立后的3个月内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以制定新宪法、选举法和多党制章程；从4月1日起，9个月内要举行议会、总统和市政选举，以便建立各级民主政权机构；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将于1992年1月20日前还政于文官政府。

3月31日，杜尔当上了人民救国过渡委员会主席，成为临时国家元首。他在人民会堂主持了过渡委员会成员的就职仪式。同时，“全国和解委员会”宣告解散。

4月2日，前财政部长祖马内·萨科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总理。4月4日，他走马上任。5日，他组成有21名阁员的临时政府，其中被视为关键的部有经济和财政部、国防和国家安全部、计划和国际合作部、外交部。临时政府做出保证：在3个月内举行全国会议。

这些标志着政变成功后，马里新政权开始有条不紊地执政。

点评：

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往往是西方势力插手搞和平演变的最好时机。马里在1991年之前是一党专政，政治上也不够民主，经济上出现严重危机，西方势力则趁机要求马里加速私有化进程，实行多党制，这是典型的和平演变方式。然而，由于此时的马里政权不稳固，总统特拉奥雷缺少清醒的政治头脑，最终走向了断头台，政权改变颜色又是必然的。可见，一个国家政治上要稳定，关键在于要推行民主政治，发展经济，同时要防止西方搞和平演变，保持军队指挥权牢牢掌握在执政者手里。

35.权力的终结

——1991年4月莱索托军事政变

莱索托在非洲是个很小的国家，武装部队只有约2000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20世纪以来，曾数次发生军事政变。

莱哈尼亚1986年通过政变上台后，独揽大权，任意妄为，引起了大多数莱索托人的不满。1991年4月30日晨，在军事委员会成员伊莱亚斯·拉迈马上校的指挥下，一支装甲部队包围在首都马塞卢的莱哈尼亚的官邸，要求他下台。在未开一枪的情况下，莱哈尼亚表示愿意辞职、交出权力。5月1日，政变领导人拉迈马上校宣誓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兼任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准军事部队司令。一场军事政变就这样轻易完成了。

莱哈尼亚威信扫地

莱哈尼亚自1986年执政以来，由于管理不善，加上邻国南非的挤压，莱索托的经济状况一直不佳，一度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然而，1991年4月通过的政府财政预算，将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薪金却增加了1倍（月薪在1万兰特以上），中下级军官和政府文职人员薪金仅增加了22％（平均只有500兰特），根本不足弥补通货膨胀的增长率，他们纷纷提出抗议，要求增加工资。1991年4月29日，武装部队人员再次提出加薪的强烈要求，但遭到莱哈尼亚总统的断然拒绝。

军人与总统矛盾加深，一场政变正在孕育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莱哈尼亚在1986年通过政变上台后，特别是1990年2月又再次通过政变的手段逼走国王后，立王子为傀儡国王，挟天子以令诸侯，独揽大权，肆意妄为，引起大多数莱索托人的不满，造成莱索托政局动荡。前国王莫舒舒二世因要求解散独断专行的军政府、恢复民主、保持莱索托对邻国南非的独立立场，而遭到莱哈尼亚的打击和迫害。莫舒舒二世与军政府的对抗言行获得人民的同情，特别是多数部落的支持，社会对莱哈尼亚的严厉抨击不断。

莱哈尼亚一直害怕军界中出现与他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军事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内部安插亲信，排斥和不断清洗不同政见的高中级军官。这一维护统治的作法，引起越来越多的军人反对。同时，军事委员会和武装部队的一部分高级军官也存在着觊觑最高权力的欲望。

广大民众对军政府的贪污腐败的现象也表示不满。军方人士指控财政大臣埃瓦利斯塔斯·塞克尼亚纳和外交大臣塔巴内贪污受贿和屈从南非，要求解除他们的职务并严加惩办。由于这两人是莱哈尼亚的亲信，被千方百计的加以袒护，更引起人们的不满。再有，因为莱哈尼亚政权得到南非的支持，他的政府对南非的政策是软弱的、讨好的，为国人所不齿。

还有一件任意枪杀学生的事件，也使莱哈尼亚的威望扫地。1988年底，莱哈尼亚在莱索托农学院枪杀一名男学生，在法庭审理此案时，莱哈尼亚出庭作证，声称他之所以枪杀那名学生是为了阻止一起强奸案，但他辩解的证据不足，只因摄于他的权势，此案不了了之。

以上诸种事件，使莱哈尼亚在莱索托的政治中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他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

逼宫事件

1991年4月30日，莱索托的部分军人出人意外地发动政变，走出军营，拿着武器直奔最高军事机关，轻而易举地迫使军事委员会主席、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准军事部队司令帕特里克·贾斯廷·麦辛·莱哈尼亚少将交出指挥权。这次政变虽然出于莱哈尼亚的意料之外，但他已预感到众叛亲离，难以聚集支持自己权力的武装力量。

该日上午10时45分，莱哈尼亚被一群武装士兵押解到马塞卢国家电台，在枪口的威逼下，亲自宣读辞职书。在简短的声明中，莱哈尼亚声称自己无能治理国家而自愿提出辞职。这表明政变领导人十分重视接管权力的合法性，导演了一场“逼宫”的戏剧。随后，莱哈尼亚被送入监狱，他的亲信也遭逮捕。这一天，马塞卢的局势较平静，政府工作人员照常上班，商店继续营业，除实施宵禁外，一切显示正常。

5月1日，政变领导人拉迈马上校宣誓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兼任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准军事部队司令。拉迈马上校在发表的就职演说中，谴责前军政府首脑莱哈尼亚及其政府的腐败无能，给国家带来不幸的灾难和社会的混乱，表示新的军事委员会决心要整顿政治和经济，以加强社会的安定和全国的团结，将努力遏制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并积极改善公职人员和军人的待遇。新的军事委员会没有提出具有新意的政治纲领，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内政外交政策。

几天后，莱哈尼亚被释放，让他解甲归田回马塞卢西郊经营他自己的农场，这也显示了这场不流血政变的和平接管权力的性质，也意味着莱哈尼亚时代的终结。

点评：

物质的匮乏会造成精神上的反叛。当民众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得不到保障时，政变多会发生。一个领导人能否受到民众的拥护，最主要的是看他能否给民众带来切身的利益，解决民众迫切的问题。莱哈尼亚执政后，不仅使民众的经济状况没有好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有所下降，这是导致他下台的根本原因。拉迈马上台后也没有使莱索托经济振兴，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不久之后又面临着被推翻的危险。所以，政变是政权更替，是一种政治现象，要使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这才是政变之根本。根本问题不解决，政变者为期也长不了。

36.“民主橱窗”的硝烟

—— 1992年11月委内瑞拉军事政变

委内瑞拉是南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进入20世纪以后一直动荡不安，先是民族独立问题，后是政变问题。1989年，安德烈斯·佩雷斯上台执政。执政后，佩雷斯政府推行一揽子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加剧了委内瑞拉社会的两极分化，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政府与军队上层的贪污腐败，使下层民众和军人对民主政治和政党怀有不信任的情绪，产生了“合法性危机”。1992年11月27日，委内瑞拉部分中上层军官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推翻佩雷斯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但在政府军和警察的反击下，政变军人的进攻被击退，政变遂告失败。

人民不满由来已久

1989年，佩雷斯上台执政。在上台不到一个月之际，首都加拉加斯就爆发了抗议示威，反对佩雷斯政府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这场示威最后演变成街头骚乱，致使数百家商店遭劫，2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这就是轰动于世的“加拉加斯风暴”。

加拉加斯事件后的3年中，工人罢工不断，学生频频上街，反对佩雷斯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委内瑞拉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实际工资逐年下降；与往年相比，1989年下降27.8％，1990年下降21.5％，1991年下降6.7％。1990年的实际工资相当于1978年的49.8％。在1990年普查的1780万全国人口中，44.3％的人处于危急贫困，36.3％的人处于相对贫困，中产阶级下降了12％。

另外，佩雷斯总统上台不久就卷进了盗用1700万美元公款的贪污腐败案，政府惩治腐败软弱无力，也激起了人们的义愤。1992年2月，以乌戈·查韦斯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因对佩雷斯不满，发动了政变。后虽被平息了，但造成的影响是委内瑞拉自1958年建立民主政治以来从未见过的。政变后，委内瑞拉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各界民众要求修改宪法，缩短佩雷斯总统的任期，要求佩雷斯总统辞职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关行刺佩雷斯总统的传闻时有披露，一度政变头目乌戈·查韦斯被视为“英雄”。

2月政变失败后，一部分军官又开始酝酿新的政变。他们选择地方选举（12月6日）和佩雷斯总统出访阿根廷（12月1日）前夕发动政变。其企图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果此举不成，至少可以制造事端，打乱地方选举，重创政府的锐气。

凌晨军官发难

11月27日凌晨4时许，政变军人在马拉凯的“解放者”空军基地和加拉加斯的拉卡洛塔空军基地同时发难，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分两路行动，一路政变军人攻占了国家电视8台和另外两个商业电台，播放了1992年2月4日政变头目乌戈·查韦斯中校的录音讲话，宣布成立新的“应急政府”来领导这个国家，同时号召市民上街支持推翻佩雷斯政府。

另一路政变军人攻占了拉卡洛塔机场和“解放者”空军基地，出动了4架幻影战斗机对总统府连续进行轰炸和扫射，并同忠于政府的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在距加拉加斯以西360公里处的巴基西梅托市发生了市民和警察间的激烈冲突，在距加拉加斯以东45公里处的瓜雷纳斯发生了居民上街支持政变军人的活动。但在政府军和警察的拼死搏斗下，政变军人的进攻被击退。这次政变的头目是武装部队副总监、海军少将埃尔南·格鲁维尔，参与策划的还有海军少将路易斯·卡夫雷拉·阿吉雷、空军中将比斯孔蒂·奥索里奥、国民警卫队中校亚历杭德罗·科莱奥格卢和陆军上校伊希尼奥·卡斯特罗等10名中高级将领。参加政变的军人约2000人。

政变得以平息

2月4日上午7点半，佩雷斯总统在私人电视10台发表讲话，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取消言论、集会、通行和交通等宪法保障。中午时分，政府军收复了拉卡洛塔空军基地。下午4点左右，政府军又收复了“解放者”空军基地。至此，这场政变被平息。

在这次政变中，有1200名官兵被捕，170名官兵死亡，150多名官兵受伤，93名官兵乘一架大力神C—130运输机逃往邻国秘鲁寻求政治避难，造成的物质损失达1.88亿美元，给这个被誉为南美“民主橱窗”的石油之国蒙上了阴影。

事件发生后，佩雷斯总统被迫取消阿根廷之行，支持佩雷斯总统的民主行动党在地方选举中受重创。半年之后，即1993年5月21日，委内瑞拉议会通过了佩雷斯总统停职待审的决定，同年8月31日，委内瑞拉议会解除了佩雷斯总统的职务。

点评：

这次政变是委内瑞拉国内深刻政治危机的继续，也是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它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打乱了当权者的步伐，致使佩雷斯1993年辞去总统职务。军事政变，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往往都会造成流血的悲剧。只有建立一个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平等、对话、协商的机制，解决社会矛盾和政治纷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政变。

37.谁主沉浮

—— 1997年5月扎伊尔武装政变

刚果在20世纪政变频繁发生。1965年，蒙博托二次政变后，成为刚果的掌权者。他在此后3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向来以权术与手腕著称。然而，在国家经济建设上，他却显得不是那么从容了。在他执政期间，扎伊尔经济几乎停滞不前，然而他个人却富得流油，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自蒙博托上台后，有一位社会激进主义者——卡比拉便决定从事反蒙博托的斗争。1997年，卡比拉连续发动了“三大战役”，迫使蒙博托让位，结果如愿以偿。5月17日，卡比拉任国家元首，并将扎伊尔共和国正式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告蒙博托政权的终结。

两位卢蒙巴的追随者

蒙博托总统青年时代追随扎伊尔独立之父卢蒙巴。1965年，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卢蒙巴上台执政。在3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以政治家的权术与手腕使他成为扎伊尔的铁腕人物，但在经济上他却显得力不从心。扎伊尔经济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发展，人民衣食无着，基础设施大多还是独立前留下的。1994年，扎伊尔人均收入还不到150美元。但蒙博托本人却在30年中成为扎伊尔首富，蒙博托及家人依靠偷运钻石等手段，将大量国家财富转化成个人财产，甚至将十多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也据为己有，生活腐化骄奢。

卡比拉青年时代也是卢蒙巴的忠实追随者。1965年，当蒙博托发动政变推翻卢蒙巴上台后，卡比拉便决定从事反对蒙博托的斗争。他于1967年开始创建人民革命党，组织游击队在扎伊尔东部丛林中，一直进行着企图推翻蒙博托政权的斗争。

果断出击，一击则胜

1996年10月18日，卡比拉趁扎伊尔东部边境爆发严重危机和蒙博托赴国外治病达5个月未归之机，揭竿而起，向政府军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扎伊尔东部建立了长约1500公里、宽50多公里的根据地，为推翻蒙博托政府作好了准备。

1997年3月中旬，卡比拉武装发动了第一大战役，15日攻占了政府军在东北的总部、扎伊尔第三大城市基桑加尼，消灭了蒙博托政府三大主力之一的伞兵突击师，从整体上动摇了政府军的军心。蒙博托抱病回国，调拨军队，改组了政府。4月初，卡比拉又开始了第二大战役，很快攻占了扎伊尔第二大城市、经济命脉所在地、矿业中心卢本巴希，歼灭了政府军另一主力部队第二装甲摩托化师，这一胜利使卡比拉取得了经济和战争后勤的主动权。

军事失利使蒙博托被迫调整策略，他派外长到邻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游说，以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他本人也改变立场，同意与卡比拉直接谈判。非统组织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了旨在处理扎伊尔危机的特别首脑会议。后经南非总统曼德拉的斡旋，蒙博托与卡比拉于5月4日在刚果黑角港附近水域的一艘南非军舰上进行了首次会晤。但双方在蒙博托是否交权和向谁交权的问题上，分歧巨大。蒙博托想把权力交给过渡议会，而卡比拉则要求把权力交给他领导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同盟。

据双方都同意的安排，第二次蒙——卡会晤定于5月14日进行，但卡比拉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拒绝出席会议。第二次会晤被迫取消。5月5日，卡比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蒙博托在8天之内交权。5月16日，蒙博托放弃总统权力，并离开金沙萨前往摩洛哥避难。当晚，卡比拉的军队抵达离首都25公里的国际机场，发动了第三大战役。17日武装攻占了金沙萨东城和市中心。当天，卡比拉在卢本巴希宣布就任国家元首，并将扎伊尔共和国正式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宣告蒙博托政权的终结。5月23日，由20名成员组成的新政府成立。

以卡比拉为首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同盟在武装政变的过程中，得到了美国及一些非洲邻国的默许或支持。卡比拉新政府成立后，南非、安哥拉、肯尼亚、利比亚等国和非统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宣布承认卡比拉政权，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表示，联合国愿同卡比拉政府合作。

点评：

卡比拉经过32年游击磨砺，终于击败了在政坛上以铁腕著称的蒙博托。在政治生涯上游刃有余的蒙博托，也因经济上的无能为力及大军压境下而屈服让位。这一政变留给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靠兵变上台的依然被兵变者推倒，这是扎伊尔这些南非小国家的通病，这是为什么？不能防止吗？其二，经济危机总是导致政治权力更替的最根本最危险因素，执政者不注意解决民生问题，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始终不得安宁，然而当权者往往知迷不务，这是十分危险的。其三，政治权力的斗争是尖锐残酷的，有时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怎样维护统治权力，是当权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