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空间生产的不断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现了社会批判研究的“空间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空间转向”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为发起人和集中代表，他着重考察了空间生产过程及其引起的资本现象、政治现象和生态现象。在中国城市化高速运行的今天，从理论形态视角考察列斐伏尔“空间生产”，[1]对于分析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走势和中国空间生产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一 研究缘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运动的突飞猛进，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入空间时代，空间生产模式也由先前的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现象，用批判的思维和方法对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做了解读并形成了“空间生产”思想。
从理论形态视角研究“空间生产”，有着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对空间生产现象做了资本批判、政治批判和生态批判，即对作为资本现象的空间生产、作为政治现象的空间生产和作为生态现象的空间生产等做了批判。面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引起的各类现象，它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引入城市社会学研究，为审视当代社会现象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我的目的将是一种精彩的内容——即社会（空间）实践思考下的一种内在的形式。”[2]它主要立足于社会空间演变的角度，通过对空间生产过程、空间资源流动、空间资本增殖、空间政治霸权、空间权利运动、空间生态系统等方面的考察，来寻求社会空间的变革方法和空间矛盾的解决之道，在总体上，它呈现为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现象的批判和审思。“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将这种空间的爆炸状态展示开来。更特别的是，关于空间生产，它的目标指向培养一种对话。”[3]“空间生产”理论以追求差异空间为目标，以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各种矛盾现象为手段和出场前提。
列斐伏尔是“空间生产”批判思潮的开启者和首要代表。史密斯·埃文（Smith N.Uneven）指出，“列斐伏尔的论述是空间生产理论中最坚实、最富想象力和最详尽的部分”[4]。列斐伏尔对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过程的考察相对集中在《空间的生产》《空间与政治》《都市革命》等著作中。他认为，理解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关键是理解其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并反复强调一个命题：“（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产品。”[5]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策略凭借空间生产越发工具化和隐秘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欺骗性的空间，容易被所谓的市民和平、舆论和非暴力的支配所占据。”[6]资本过度积累和政治霸权是造成很多空间问题的社会存在论原因。“我将证明，在构造中，通过一种潜在的逻辑的基础，在知识和技术专家或者系统的帮助下，空间是如何服务于霸权或者霸权是如何使用它的。”[7]空间生产集中展现为生活的都市化，并将城市和农村、全球和区域、核心和边缘的界线消解。发达工业社会的资本扩张模式对空间生产的形成和展开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通过作为本体的空间而获得的（相关）自治将一种矛盾带进了话剧。”[8]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空间生产是理解发达工业社会城市空间问题的重要视角。
列斐伏尔把空间作为观察世界的切入点，并专心致志地阐释了空间的内涵：“有人选择其他方式梳理现代复杂世界，比如文学、无意识或语言。我选择了空间范畴，我的研究方法前后连贯，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范畴之中，为的是揭示其全部内涵。”[9]传统批判哲学一向把事物分为对立的两类。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家把事物划分为本质与现象、变动与静止、有限与无限等种类，然后苏格拉底等哲学家总结出了灵魂、本体、理念、形式、质料等范畴，并进而概括出了逻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形式，把世界万物都划分为对立的两方面。近代理性主义[10]兴起后，强化了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形式，并引起了很多认知误区。解构主义兴起后，学者们纷纷主张反思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形式的弊端。[11]列斐伏尔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引入“社会空间”范畴，以打破社会与时间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它不能是一个教条式的代替、一个假设成为另外一个假设，也不仅是超越单独中心与多元中心之间的对立。”[12]在他那里，空间不是物理场地的叠加，而是外在于社会和时间的“他者”。[13]列斐伏尔试图用自由开放的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瓦解传统封闭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二元辩证法。
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分析是从批判的角度出发的。他指出，空间生产既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过程，又是高扬人的主体价值、贬低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必须对这种生产模式进行批判。“一种知识的系统——一门科学——空间的使用的科学，在我们的考虑中能够形成吗？可能——但是它必须包括一种节奏的分析和对典型的标准化空间的有效批判。”[14]空间既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场所，又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和对象，而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资本增殖过程也与空间生产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空间生产既强化了政治统治，维持了阶级差别，又让社会空间更加分裂和隔离。“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15]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紧密关系，让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考察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过程。考察空间生产过程，既能有助于认清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工业化生产趋势，又能有助于认清资本全球化扩张的本性。
列斐伏尔还重点关注了空间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关联。他指出，人类已经从工业时代迈进都市时代，需要社会批判研究的“空间转向”。“可以将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都市时代。”[16]在后现代都市社会中，资本剥削已经从商品生产方面转向社会空间领域。发达工业社会凭借媒介制造消费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和个人选择进行控制，以实现促进消费和缓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目的。“空间的消费，与物品的消费是不同的，不仅仅是因为其规模和数量，还因为其独有的特征。”[17]列斐伏尔指出，消费科层社会是文化产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它凭借媒介符号将消费品修饰成具有美好意义的东西，让消费活动走向符号化。“消费物既被符号和‘道德’所美化，以致它们成为消费物的所指，又基本上同这些符号结成同盟。”[18]消费科层社会凭借符号意识形态激发人们的本能欲望，并把符号意识形态散布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列斐伏尔之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等学者深化了“空间生产”的研究视域。美国学者哈维主要从城市空间批判的角度拓展了“空间生产”的研究视域。[19]哈维指出，“列斐伏尔很好地认识到了这种主导性实践的力量和权力，可是他没有意识到革命的最终任务是通过一个更为广泛的革命实践来消除这种主导性实践”[20]。他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对空间生产及其问题做了阐释。哈维指出，空间生产和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形成紧密相连。“空间生产”作为一种分析资本运行方式的新视角，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剖析是分不开的。空间生产是在资本增殖的推动下产生和发展的，并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如技术、时间、地点、环境、区域等。“这个政党能自由地构思我们的未来蓝图，包括全新的城市，全新的政治体制，以及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全新组织方式。”[21]从空间生产和地理的关系入手，他把工业化生产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看作是资本增殖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结果。“正是这种阶级关系产生了日益不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而这又伴随着将毁灭性压力施加于全球社会关系和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之中。”[22]因此，资本和阶级是空间生产的主要推动力量，或者说，空间生产是由资本和阶级联合支配的工业化生产活动。美国学者苏贾是大力推广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关键人物。苏贾自己也承认，“地理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空间组织，我后来（步列斐伏尔后尘）称之为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我是这种理论的分析人和理论家，需要人们确信空间分析和解释的力量”[23]。他认为，空间生产是具体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即空间生产是城市化的对象和目的。他详细地概括了社会批判研究“空间转向”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对地理学的想象，以及批判地理学范围的扩张的界限和潜能的新洞见。”[24]他指出，在新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应当把空间性分析放在首位，并应在后现代视域的指引下综合各种城市社会学观点，以形成关于“空间生产”的全面理论。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列斐伏尔及其后继者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一是指空间的社会生产，从社会生产的资本化和工业化来阐释空间矛盾；二是指空间的城市化运作，空间生产在当前社会主要呈现为快速进行的城市化，社会空间生产主要指称的就是城市空间生产。因此，空间生产及其矛盾应该从资本化、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来阐释。简单的地域或社会分析已经不能阐释空间生产的多元关系。在此语境中，随着空间维度更多进入城市社会学，空间生产已经变成社会学的新视域，正越来越多地被学者接受和传播。这既拓展了社会学的视野，也符合时代呼求理论回应的需求，从而提供了考察空间问题的新的批判思路。
实际上，空间生产既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专利，它与马克思政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企业管治、实证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等具有密切的关系。列斐伏尔认为，“在任何专门和细化的尝试之前，我们要拒绝一种或其他种路径，不管它有多么科学的地位，它应该被指出这些描述和片段的多重性使得它们自身接受怀疑”[25]。尽管一些学者从诸多角度对空间生产做了考察，但很少从理论形态角度考察“空间生产”。“空间生产”的进一步深化也需要理论形态分析，因此，需要从理论形态视角考察“空间生产”。
（二）现实依据
“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是顺应社会空间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科技推动人类社会进入高速运转的都市时代。都市时代的生活展示出变动性、层叠性、交互性、竞争性、虚拟性等特点，既让社会生产日益呈现出空间扩展的色彩，又让空间生产变成社会运行的主导模式。列斐伏尔指出，“后面我将证明这样一种活动——运转的或者工具性的——空间的角色，在现在生产中作为知识和行为”[26]。空间生产对社会发展模式、政治运行机制、日常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的影响通过构建的方式发生——换言之，通过建筑，构造不是作为一种特殊结构，皇宫或者遗迹的建筑，而是作为嵌入在空间结构中的一个工程，这个空间结构需要表达，这种表达并不会消失在符号或者图像领域。”[27]由此，空间生产及其问题成为哲学、城市学、地理学、管理学、信息学、建筑学、环境学等很多学科的热门话题。
空间问题一直是哲学关注的焦点，而空间之所以引起重视，是因为空间始终与人类的生产、生活联系密切。列斐伏尔认为，“任何社会存在都被宣布为真实的，但是落到生产它自己的空间，将是一个奇怪的统一体，一种特殊的抽象，而不能从意识形态或文化中剥离出来”[28]。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态，不同的物质运动就展示为不同的空间形态，呈现出迥异的空间结构。空间是人类进行生产实践的必备条件和构成要素。人类的生产实践包括物质财富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文化生产三个层次，并展示着多样化的空间形态和多元性的空间生产形式。空间生产形式一直随着社会空间形态的演变而不断转换，从而呈现出动态性。“从结果来讲，它通过各种方式来定性：它可能是定向的、位置的或关系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定性的、流动的和动态的。”[29]各种类型的空间形态尽管结构不同，但能够彼此交融。列斐伏尔指出，传统哲学将空间分为实在空间和精神空间，不利于物理学、精神学和社会学的融合。“精神空间（哲学家和认识论家的空间）和实在空间（物理学家的空间）之间具有同一性理论逻辑的假定在精神范围、物理学范围和社会范围之间制造了鸿沟。”[30]因此，要准确地理解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必须清除对空间的片面认识。
如何克服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正是“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所要关注的重点课题。列斐伏尔指出，国家和政府是空间生产的主体，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体现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让其空间生产呈现出唯利是图的特点。“从那些主体的观点来看，他们的空间行为曾经是致命的和必死的：在这个空间内，他们形成着，表达他们自身并且遭受囚禁；然后他们死亡了，并且在那个空间之内有他们的坟墓。”[31]全球化推动了空间生产模式的普及，却让人类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空间生产问题。现代工业技术既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又造成了糟糕的生态环境，从而引发了人的空间生存困境。占有空间的多少，变成价值评估的标准和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这种意义上，编码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支配趋势的颠覆，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居于重要角色。”[32]人们激烈争夺空间资源和空间利益，过着异化的日常生活。异化的日常生活殖民了人们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让人失去立体性，成为单面存在。
随着空间生产的高速运转，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矛盾。空间矛盾呈现在人的社会存在层面，主要就是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异化。这两种空间形态构成了人的现实存在。自然空间支撑着社会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社会关系形成的保障。社会空间源自自然空间，并反映着自然空间及其运行机制，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空间形态的结果。对自然空间的考察促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对社会空间的考察彰显了人对自我生存境遇的关注。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抹杀了自然空间，“生产消费也抹杀了一种物质的或者自然的现实——一种能量，劳动力数量，或者一种机构”。[33]人在空间生产的紧逼下，遭遇了双重空间异化，主要表现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失衡和社会矛盾突出。“自然空间存在的地方，甚至社会空间存在的地方，从朦胧向启蒙的运动——解码的过程——是不间断的。”[34]因此，空间生产既引起了自然生态失衡，又导致了很多社会矛盾。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破坏了生态平衡，让自然空间充满问题，而阶级斗争又让人的社会空间布满矛盾，使人丧失主体性和超越性。“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产生了某些新的矛盾，这些矛盾迅速产生了普遍化的表达。”[35]很多自然问题和社会冲突都与空间生产有关。空间生产就是人类不断开拓、占据、改造、使用自然空间的过程。列斐伏尔认为，地球空间不会扩展，但世界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不断增长，导致空间资源的日益短缺。“自然空间，至少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成了一种稀缺的商品。”[36]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高速运行表明，人们对空间资源的争夺将呈现出日益白热化的趋势。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如果说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支配社会空间，而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抽象空间遮蔽着社会历史，并获得了支配地位。“这个抽象空间占据了历史空间，让历史空间附着于生活的空间，慢慢丧失了它作为一种地基或者具象的空间的基础的力量。”[37]对资本全球空间生产的批判，恰是资本全球空间拓展引发的潜在线索。“他们发现很难——通过他们的‘货币’问题——去建立一种对资本市场自身的控制。”[38]空间生产既是资本在全球空间的具体布展，又是资本增殖逻辑在社会空间上的具体呈现。资本在全球空间生产中既将一切空间都纳入全球化体系，又不断遇到区域性的反抗。全球空间生产不断消解区域抵抗，让区域经济逐渐式微，但区域经济并非完全退场，而是仍在坚持抵抗。“它与在上面运作的地方，区域和民族的市场相联系，并且那些地方仍然处在发展之中。”[39]空间生产的扩张和对空间生产的抵抗，让全球性空间问题不断加剧。面对全球空间生产及其问题，列斐伏尔主张消解资本增殖的总体性布展，倡导区域自治和差异空间。
列斐伏尔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各项空间组织都需要空间生产来建立，“生产关系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周围的环境（即整个社会环境）的组织化……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发展”。[40]空间生产在为人们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造出交往关系、生产方式和空间组织。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既是不断地占有和创造出更多新空间结构的过程，又展示着资本增殖逻辑向全球拓展的图谋。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生产导致时空压缩，引起了空间矛盾，而实现解放就必须从改造身体空间开始，就需要唤醒身体的本能。“当城市、国家、自然或者社会自身对表达的图像不再清晰的时候，它的表达力就开始诉诸唤醒身体、头、四肢、血液或者神经的简单解决。”[41]资本让空间生产的地位日益重要，既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载体，又成为资本掠夺性的证明。
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塑造了很多具体的空间形态，引起空间聚集。“虽然一种被使用的产品、被消费的产品，它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交换网络、原料流以及能量流动的空间，也被这个空间所决定。”[42]生产要素的空间组合和空间资源的高度聚集，导致空间生产的高速运行。空间资源的快速流动、社会空间制度的革新，让空间生产形式不断变革，空间生产形式的变革也会影响空间的属性和价值。“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旧式阶级斗争生产了一个空间，在这里，空间的特征是凭借斗争来转换的。”[43]空间生产既是磨灭人自由意志的机器，又是通行资本竞争法则的战场。资本家不断占据空间资源，凭借空间生产获得巨额利润。资本推动空间生产依次在城市、国家、全球三个层面扩张。空间生产在扩张中破坏了原有的文化价值，让原本平衡的思想和价值在空间断裂处发生翻转，并形成空间拜物教。因此，必须回归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逻辑，对在空间生产中形成的空间拜物教做彻底审思。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对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有效进行也有启发意义。城市空间既是空间生产资本化的集中呈现，又是资本增殖的主导场域。空间生产以城市化为轴心加速进行，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服务。城市空间生产具有多重维度和社会意义：人口是城市空间生产的核心要素；资本是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推动力量；土地是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前提；文化是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价值追求。城市空间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明确城市空间的生态承载力，有效掌控城市化规模和速度，让城市化走上高效、生态、和谐的道路。“通过寻找一种差异空间的道路，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空间，这个规划跨过了科学和乌托邦之间的缺口、现实和理想的缺口、构想和生活的缺口。”[44]城市空间生产还要协调城乡矛盾，科学规划空间系统，统筹安排居民生活空间，让城乡达到平衡发展。发达工业社会日益依赖于城市空间生产，但城市空间生产却造成了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破碎化。要打破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破碎化，就要倡导“差异权利”。“差异权利是一种针对通过实践行为、通过有效斗争而获得的某物的形式设计——具体的差异。”[45]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既要努力维护各空间生产主体的利益，不能以少数人的私利取代全体公民利益，又要节制人类对自然空间的开发、利用，让自然空间资源能够实现可持续利用。因此，从理论形态视角研究“空间生产”对于当代中国的空间生产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因此，不论是积极参与，还是被动卷入，现在都是一个空间生产不断扩张的时代。空间生产既是一种经济运转模式，又是政治观念产生过程。空间生产既带来了社会物质进步，又曾经给人带来解放的感觉，但是，空间生产始终存在矛盾：自由和控制同在，民主和压制并存，公开和遮蔽同步。“在其中一种情况下，统一与多样性——因此也是矛盾——资本主义的矛盾引进来了。可以看到，它或者作为一个众多分离的行为的联合，或者作为一个已经构成的封闭的系统。”[46]空间生产的矛盾性特点驱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社会空间的经济结构、运作模式与实践方式。空间生产经过多年的发展，不论是在生产手段、生产逻辑，还是在生产制度、生产组织等层面，都发生了质的提升，如空间技术的革新、城市化的快速进行及生产的集约化模式等。“由于一种辩证的过程，在今天所谓的消费社会，工业产品的相对富裕伴随着一种颠倒的现象：新的稀缺。”[47]空间生产让空间变成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构成要素。“就其生产性地位作用而言，并作为一个生产者，空间（或好或坏被组织起来的）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48]空间生产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引发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等诸多生态问题。社会学者创造了一些新的范畴，如“景观社会”“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等，竭力揭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变革，引起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视角的转变，导致学者纷纷采用空间研究范式。可以说，空间生产越发展，社会空间结构就越复杂，人们的空间交往就越紧密，就越需要社会科学的理论反思。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列斐伏尔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学者之一。他在早期出版了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被开除出党后，他转向了空间生产考察，并出版《空间的生产》一书，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进行，空间生产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也日益得到推广。国内外学界对于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多，并从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文化学等多个角度展开。
“空间生产”是列斐伏尔在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化运动，用马克思的方法对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思考所得。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审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及其问题，提出了如何实现空间正义的课题。尽管，列斐伏尔在其他文本中对“空间生产”也有考察，如《空间与政治》，但毋庸置疑《空间的生产》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列斐伏尔自己也指出，“与城邑和都市相关的研究，回到了关于空间的研究，并产生了一部著作（通过这一标题来表示《空间的生产》）”[49]。所以，国内外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通常是与对《空间的生产》的解读联系在一起的。
（一）国外学界研究现状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传入各国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理论成果，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梳理，有助于推动我们在未来展开高效而深入的空间研究。
1.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研究
“空间生产”深深影响着国外学界，尤其对美国学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自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以来，一系列学者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做了关注，形成了“空间生产”批判思潮。“读者们将会发现，这里有无数条加以追述的线索，或明或暗地包含着结构主义的批判、解构的批判、符号学的批判，福柯对身体和权力的观点的批判，还有存在主义视角的批判。”[50]“空间生产”批判思潮是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潮流，它由列斐伏尔开启，经过哈维、苏贾等人的继承发展，目前仍在演进之中。“空间生产”不仅深入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政治权力与经济运行中，而且渗透进资本主义的哲学、艺术、道德等领域。因此，国外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不仅参与的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例如，哈维从全球化的角度考察了城市空间生产，苏贾提出“第三空间”理论，卡斯特则分析了网络空间生产问题。他们的观点产生的影响很大，促生了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新视域。
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欧学界就在“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下对空间生产过程做了初步探讨。日本学界也很重视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文本的翻译和解读。大阪产业大学经济学教授齐藤日出治于2000年翻译出版了《空间的生产》一书；经济学者高桥毅则对空间范畴的形成历史做了解说；地理学者石水照雄编写了《城市空间体系》一书，利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观点对日本战后的城市空间变迁做了详细考察；城市地理学者长谷川利用“空间生产”研究现代城市的空间系统，并于1990年出版《现代城市的空间系统》一书；城市社会学者山本浩将空间经验阐释为身体体验，并于1999年出版《空间经验——从身体体验出发》一书。由此可见，日本学界对“空间生产”已经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对“空间生产”做了更深入的考察，并有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完善了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批判，补充了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批判，其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做了详尽的阐释，构成了空间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被称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空间研究的最优秀的工作”，[51]“空间生产”还开启了后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52]列斐伏尔研究了空间范畴的历史逻辑，并扬弃了把空间当作场所或容器的僵化观点，提出了空间的社会辩证法。他详细考察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及其矛盾，以此建构起“空间生产”理论体系。除了《空间的生产》，他还在《空间与政治》中探讨了无产阶级在空间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对空间生产的许多问题都做了研究，而这些空间生产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在国外学界，列斐伏尔最先被学者熟知的思想是其日常生活批判，这种理论也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解构主义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他被排斥到法国主流思潮边缘。直到他晚年提出“空间生产”，才又重新吸引了学者的关注目光。[53]用法语写作的列斐伏尔，起初在英语世界并没有掀起热潮，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改观。[54]一大批英语学者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做了介绍和解读。
随着《空间的生产》在20世纪90年代被翻译为英文，并经过哈维、苏贾等人的大力拓展，“空间生产”思想日益为人们所熟知。[55]《空间的生产》是列斐伏尔思想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本著作。他在此书中提出社会空间范畴，并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列斐伏尔把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批判方法用于城市空间研究，并对空间生产过程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列斐伏尔的研究开启了城市空间批判，并影响了哈维、苏贾等学者的空间思想。他们的研究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视域，又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英语学者注重从地理学、空间理论、文化学等视角阐释列斐伏尔，而法语学者主要从城市学、社会学等视角理解“空间生产”。
首先，从城市学视角考察了“空间生产”。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爱德华·苏贾、大卫·哈维、马克·戈特迪纳、斯图亚特·埃尔登等。
大卫·哈维拓展了“空间生产”的内涵，并在继承列斐伏尔观点的前提下，研究了资本支配下的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从而拓展了“空间生产”理论。他详细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较少论述的关于城市空间对空间生产的影响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更关注宏观历史进程，而对微观地理问题兴趣不大。“它准许对资本主义历史变革进行研究，却忽视了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地理这个问题。”[56]哈维认为，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不仅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而且是空间生产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既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又导致了城市空间中心和边缘的对立格局。在《社会公正与城市》中，他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指出，公平、正义等范畴并没有从人们的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中消逝，只是随着社会空间形态改变了含义。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他以巴黎这个城市为个案，探讨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运动的成就和弊端。他指出，巴黎的城市空间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不同阶级在空间上的利益强夺，是各个阶层的人“在为金钱、权力与愉悦所进行的冷酷斗争”。[57]苏贾提出“第三空间”范畴，突出了意识形态对城市空间生产的作用，试图解构城市空间生产的技术性，建构批判性的后现代城市学。在《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中，他就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做了研究，指出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现代性大都市已经成为时代危机转换的主要场景。后现代性大都市随着工业文明而产生，因为经济危机而重建，又因为重建而导致新的经济危机。洛杉矶等大都市既是对本国文明的展示，又是面向全球的门户。“城市是经济发展之母，不是因为城里人更聪明，而是因为密集的环境。”[58]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列斐伏尔思想的基础上，得出集体消费范畴，指出城市空间生产让工人的个人消费演化为国家形式的集体消费。“城市的一个明显作用不是在于它的生产过程，而是它作为集体消费中心的特性。”[59]资本主义制度既让空间生产不断进行，又让城市空间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造成国家政策和底层民众利益的背离。在《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他用马克思资本批判思路透视了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指出，“实际上，通过无利润的投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减少了社会资本，但却从根本上有助于增加国家社会资本的利润率”。[60]在《城市与乡村：一个跨文化的社会运动理论》中，他则比较了城市空间生产运动中城市和乡村的地位。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和雷·哈奇森（Ray Hutchison）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拓展了城市空间批判研究的视域。在《新城市社会学》中，他们开创性地研究了社会空间模型，并凭借社会空间模型对城市空间生产做了审视，从而为城市社会学带来了新的范畴和视域，创造了一个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现实的空间批判理论模式。[61]马克·戈特迪纳还考察了城市空间、空间生产和空间社会性意义三者的辩证联系。法国学者安迪·梅里菲尔德（Merrifield）在《多元的城市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中，用马克思的观点解读城市空间。英国学者德雷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和迈克·迪尔（John Urry）则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辩证法，他们认为，“空间生产”具有后现代主义特质，开启了后现代的空间批判，“空间生产”和后现代主义是相互影响的。[62]英国学者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的《社会理论与城市问题》具体介绍了城市社会学流派，并着重介绍了列斐伏尔等人的城市空间社会学观点。英国学者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对包括“空间生产”理论在内的列斐伏尔思想做了详尽介绍和评析。[63]总之，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是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人的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他们既深化了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的思路和逻辑，又拓展了地理学的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to）总结的，“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和空间知识之间的互动，对人类存在的深奥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解释”。[64]因此，从城市学视角理解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拓展了“空间生产”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视域。
其次，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了“空间生产”。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安迪兹·热兰尼、德雷克·格利高里、居伊·德波、让·鲍德里亚等。
英国学者安迪兹·热兰尼（Andrzej Zieleniec）指出了“空间生产”对社会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在《空间和社会学理论》中，他认为，列斐伏尔开启了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视域。[65]法国学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作为情境主义国际的鸣锣开道者和鼓手，通过对景观的考察拓展了“空间生产”的研究视野。他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日益呈现出景观化趋势。在《景观社会》中，德波研究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具体景观的形成机制。他指出，景观取代了现实，支撑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存在。[66]在随后的《景观社会的评论》中，他进一步深化了景观社会批判理论，并考察了景观的当代布展模式。[67]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消费社会批判源自对城市媒介技术及其问题的考察。他的社会批判在列斐伏尔理论的基础上，由对资本运行方式的考察起始，逐步进入到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生产机制的阐释，在研究中逐渐脱离了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提出消费社会的符号生产经济学批判。他以总体的角度阐释了陷入后工业社会消费符号体系中的人的悲惨生存景象。他指出，交流没有让人们更加理智，反而让人们更加迷失在消费活动中。[68]在《物体系》中，他着力于研究消费社会中的符号生产系统，使他的批判经历了由消费社会理论向媒介符号理论的转变。[69]他还根据“仿真”的演变谱系指出，“拟像”具有三种不同层次：从仿造到生产再到仿拟，不断转换模式。“人类历史经历了仿造、生产和仿真这三种不同的仿象，它们分别对应于价值的自然规律、商品规律和结构规律。”[70]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用“实践空间感”范畴来表示个人观念的呈现方式，并着重考察了媒介的生产。[71]英国学者德雷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则关注空间生产下的社会关系和空间系统的联系。他阐释了“时空社会学”，并以之拓展了当代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他指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既是不停变动的过程，又是不断组建新的空间系统的过程。社会生产系统的空间结构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核心要素，是社会批判的焦点。[72]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考察了空间生产对社会环境的破坏，指出，“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是一个被生态危机所加剧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73]总之，结合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问题，居伊·德波、让·鲍德里亚、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对当代社会的生产机制进行了考察。
再次，从文化学视角考察了“空间生产”。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吉登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迈克·布朗、米歇尔·福柯等。
英国学者迈克·布朗（Mike Crang）从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地理空间。在《文化地理学》中，他详尽地考察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并把文化看作日常生活情境中可测量的现实因素。鉴于文化定义的复杂多样性，他引证了大量实例，并对地区经历、地区与全球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74]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注重从人类文化史的视角审视空间生产过程及其矛盾，并注重考察空间、文化、政治权力的辩证关系。他关于空间生产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考察参考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分析方法和批判思路。他指出，空间既是日常生活的场域，又是权力运行的载体和工具；文化意识形态则论证着权力在空间中运行的合理性。他提出了“异质空间”范畴，并阐释了异质空间所展示出的六个特征，进一步指出，空间生产的不断推进开创了空间新纪元，让人类处于空间交错并置的年代。[75]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受到了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Jameson）的推崇，他认为，列斐伏尔是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是当代空间文化批判理论的开启者。詹姆逊提出“超空间”范畴，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机制，主张用认知测绘方法把握后现代空间。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做了批判性考察，并凭借历史辩证法的分析方法，反思人类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后现代主义空间既表明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又体现了“我们目前正经历着一个文化的转变”。[76]大卫·哈维则考察了空间和文化观念的紧密联系。他指出，空间范畴来自人的生产经验，而后形成具体的空间观念。空间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人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都参与其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空间范畴是和文化观念紧紧捆绑于一起的，不仅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而且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工具。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则提出“时—空边缘”范畴，指出，“时—空边缘”充满不安定因素，涉及军事、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他指出，特定空间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不断互动的：空间结构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又受空间结构的制约。[77]德国学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则从人的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考察了空间。在《筑居思》中，他阐释了筑居和栖居的差别，并指出，一个居所要能让人安居，就必须具有家园之感。[78]总之，结合当代社会的文化状况，安东尼·吉登斯、迈克·布朗、米歇尔·福柯等人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进行了考察。
最后，从地理学视角考察了“空间生产”。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卫·哈维、段义孚、尼尔·布伦纳、尼尔·史密斯等。
大卫·哈维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提出“时空压缩”范畴，研究了资本的全球性不平衡地理发展，把“空间生产”的研究视域延伸到全球地理空间，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他指出，空间生产是资本增殖和阶级斗争等因素综合起来的结果，并导致地理的不平衡。人们很早以来就期望能够实现空间乌托邦。他概述了一个新型的空间乌托邦思想，给空间建构涂抹上个人理想色彩，详尽地阐释了自己的希望地理学。他认为，希望地理学要好过空间乌托邦，胜过那些退缩和消极的理论。[79]爱德华·苏贾严厉批评历史决定论，竭力建构一种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并着重分析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他以洛杉矶等现代性大都市为考察对象，阐释了现代性的都市生活，并明确了都市生活的地理性和都市生活的六种话语。他对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批判理论做了考察，并主张重新反思社会、时间、空间的互动机制。[80]以苏贾为代表的后现代经济地理学的都市批判，日益变成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视域。法国学者傅蓟塔（Masahisa Fujital）则考察了地理学的经济意义，并对经济地理学的形成历史做了概括。[81]美国学者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和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在为列斐伏尔“国家空间理论”英文版选集所做的序言中，介绍了列斐伏尔的全球化地理空间思想，并指出国家空间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幸存的条件。[82]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探讨了人的主观情感和地理环境的关联，拓展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视域。他认为，爱与怕是人的基本情感，并体现在对地理的依恋和恐惧中。在《恋地情结》中，他考察了人类对地舆的爱恋和依赖。[83]在《恐惧景观》中，他分析了人对地理景观的惊骇和惧怕，认为这种景观恐惧影响了人的心理认知。[84]在《空间与地方》中，他指出，空间与地方是相互依赖的：空间需要不同地方的交换和迁移，地方需要空间彰显其存在。[85]美国学者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考察了空间生产和政治地理失衡的关系。他指出，空间生产打破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平衡，导致政治矛盾，造成了全球政治地理上的不平衡。在《不平衡的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的生产》中，他认为，空间生产导致了自然生态、资本运作、政治权力运行的地理失衡。[86]
除了从理论方面拓展“空间生产”理论，西方学者还将“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带入了后现代语境。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注重强化社会空间视角，提高空间批判在研究中的实际应用。后现代语境中的空间批判则竭力促进人们反思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大卫·哈维研究了后现代社会境遇下的空间重组问题。他指出，空间实践导致空间压缩，促进了人们反思自己的空间观念和空间行为模式。[87]美国学者莎朗·佐京（Sharon Zukin）则考察了后现代境遇下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意义和人的城市生活困境。她在2010年出版了《裸城：真实都市空间的死与生》，此书是对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的戏仿。她指出，后现代文化让都市不再是政治经济型都市，而是呈现着象征意义的都市。都市的象征意义是公民的空间实践赋予的，体现着社会文化在都市变迁中的作用。后现代空间视角的提出既是城市空间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又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88]
此外，随着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西方学者还探讨了网络等虚拟空间的生产现象。在这方面，以美籍西班牙裔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为主要代表。曼纽尔·卡斯特指认当代社会是网络社会，并注重考察网络高技术与空间生产的关联。他指出网络高技术促进了空间生产发展，让空间生产走向虚拟化。在《信息化城市》中，他指出，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让信息空间取代了城市空间。[89]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中，他阐释了网络社会的机制，并对社会、网络技术、空间的辩证关系做了考察。他指出，网络让人进入信息时代，既让网络空间变成联结各种社会生产实践要素的关键环节，又让信息发达的世界级大都市变成全球网络的中心节点。[90]他还指出，世界级大都市有创造新知识和新服务业的巨大优势，聚集了大量信息资源，引导着信息时代的虚拟生产，制造了新的空间生产逻辑。[91]爱德华·苏贾用“第三空间”范畴概括网络等虚拟社会。他指出，第三空间不仅具有日常生活意义，而且具有想象成分，是实在和虚拟的结合。[92]第三空间是能够被定量分析的第一空间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二空间的存在论基础，是阶级矛盾和政治权力来回穿梭的场域，不同阶级的人就在这个场域生产和生活。美国学者迈克尔·本尼迪克特（Michael Benedict）考察了网络空间生产的形成和建设问题。他认为，完全成熟的网络空间还没有建成，但人们正在努力建构。他对网络空间做了9种界定，并指出，网络空间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为资本增殖创造了条件。[93]
总之，国外学界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进行考察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迅速扩张。“空间生产”由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等发端而来，并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得到详细的论述。国外学者通过多种视角考察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过程及其问题，从而完善了“空间生产”理论。国外学者对空间生产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对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引起的经济、政治、生态等现象形态的实然样态进行批判性剖析的有层次、立体化的逐步深入的过程。列斐伏尔由日常生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空间生产”批判是国外学者空间研究的原点，并在城市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社会学科中得到拓展。
2.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
国外学者从理论形态视角研究“空间生产”的成果较少，研究主要侧重于阐述“空间生产”的政治批判主题、资本批判主题及对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反生态本质的深刻揭示，并倡导构建空间正义等价值诉求。
首先，从空间生产和政治的关系角度界定“空间生产”的理论主题。
国外学者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中蕴含着空间政治批判主题，他们沿着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批判思路，考察了空间生产和政治的关系。大卫·哈维注重考察空间生产和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空间生产维护了政治统治的稳定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操控，政治意识形态又促进了空间生产。他认为，政治权力参与空间生产，力求让空间生产实现高速运行。“新自由主义”国家不断制造出剥削性的空间，以达到资本主义的政治霸权，形成帝国式的统治。[94]英国学者雷克斯和摩尔（Rex ＆ Moore）把城市当作空间生产和社会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并提出住房阶级理论。他们指出，居住条件的好坏，引发了住房中的阶级冲突。[95]英国学者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立足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生态的特征，提出策略本质主义以纠正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偏差，并运用新系统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阐释了政治模式对资本主义资本增殖的作用，从而强化了国家的自主性与社会性等方面的研究，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视域。[96]法国学者罗伯·司米德（Rob Shields）从情感社会学角度介绍了“空间生产”理论，并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体现着爱和斗争。[97]米歇尔·福柯在《空间、知识、权力》中指出，空间是权力、技术和知识联系的中介，空间范畴在世俗化的同时，仍保留着一些神圣空间。“乌托邦提供了慰藉，尽管它们没有真正的栖息地，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它们可以在其中展现自身梦幻的、没有搅扰的区域。”[98]他提出，现实中存在着真实的“异托邦”，“异托邦”不是虚幻的“乌托邦”，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空间的重新组合中，殖民统治充当着“异托邦”的意义。[99]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他探讨的依旧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治理问题，即对人的治理和人口的增长等问题做了考察。米歇尔·福柯从相反的角度理解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提出的“战争代表着政治的持续”这一思想，认为政治代表着战争的延续和调和。[100]
其次，从空间生产和资本的关系角度界定“空间生产”的理论主题。
国外学者还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蕴含着资本批判主题，他们对空间生产和资本的关系也做了一些考察，认为空间生产和资本增殖结成了紧密同盟。大卫·哈维指出，空间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同是人类社会历程的推动力量，却有着不同过程，二者构成辩证的互动机制，呈现着二律背反的状态。[101]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空间充满政治权力，并由政治权力分割为不同空间格局，制约着空间生产的资本增殖。空间生产主体根据区域位置来选择斗争方式，以维持空间利益。[102]让·鲍德里亚则考察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符号生产对政治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他沿袭居伊·德波景观批判理论的思路，研究符号生产机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意义，并指出符号生产形成了抽象的差异性社会空间结构，从而在符号意义上深化物质生产结构理论。[103]他还指出，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已经不是生产主导型的组织化社会，而是消费主导型的网状化社会，只有突破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操控，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批判资本运行模式，才能走出资本“生产之镜”的迷雾，找到资本批判新思路。[104]
再次，从空间生产和生态的关系角度界定“空间生产”的理论主题。
国外学者还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彰显着生态批判主题，他们对空间生产和生态的关系也做了考察。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考察了空间生产带来的生态问题，深化了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指出马克思、列斐伏尔等学者注意到了人类生产实践造成的自然生态失衡和自然空间异化。[105]空间生产毁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引发了很多生态问题。现代性空间生产导致环境破坏，人们要反思自己的空间生产实践，建立新型的生态保护主义。生态保护需要变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并建立集体管理的社会空间治理模式。大卫·哈维考察了环境正义和空间生产的关系，认为环境正义的实现需要建立差异地理空间，让空间生产能够实现地理上的均衡。他倡导建立和谐空间来实现环境正义。[106]
最后，从空间正义的角度界定“空间生产”的理论主题。
国外学者还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体现着对空间正义的追求。大卫·哈维通过“领地正义”等范畴，阐释了“空间正义”的含义和现实意义。他考察了城市空间的非正义现象和资本积累的内在关系，阐释了空间正义对于解决空间非正义现象的意义。[107]大卫·哈维对城市化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等矛盾的关联做了进一步研究，指出城市化是造成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108]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不断引发社会矛盾和不公平现象，要实现空间正义，就要变革城市空间制度和空间生产模式。[109]因此，大卫·哈维是从批判的城市空间视域考察社会正义的。进入21世纪，“空间生产”中的正义向度更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他们纷纷考察空间正义问题。例如，迪克奇（Dikec）总结出了关于空间正义的辩证法。在《正义与空间想象》中，他不是从物质产品的分配上，而是从社会关系的生产方面来考察空间正义。他认为，空间生产是导致社会不正义的主导因素，空间和正义是辩证的关系：正义具有空间性，空间具有正义性。随着空间维度进入社会科学，很多社会学科都讨论了空间正义问题。例如，麦农·奥菲尔德（Manon Orfield）考察了城市空间中区域民主的实现路径和消除空间不正义的方法；盖瑞尔德·福拉格（Garreld Flag）和理查德·福德（Richard Forde）等主张修改城市管制政策，强化社区自治理念，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空间正义；艾利斯·马瑞恩·扬（Iris Marion Young）强化了对区域自主和城市正义的考察，这些研究都强化了对空间正义的关注。[110]
综而言之，不论是从城市学、文化学角度阐释“空间生产”，还是从社会学、地理学角度分析“空间生产”，国外学界理解的列斐伏尔既是倡导文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又是关注城市空间生产及其问题的人文地理学者。因此，随着空间地理学的形成和深化，国外学界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硕成果，但在“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方面成果仍较少。而中国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最近5年已经形成一个跨学科研究的热潮。
（二）国内学界研究现状
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份，让他的一些思想很早就传入了国内学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就翻译了他的一些美学和哲学著作，[111]并把他的美学思想称为人本主义美学。学者们认为，列斐伏尔将美学和艺术当作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策略，完善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20世纪70—90年代，学者们又翻译出版了列斐伏尔的政治革命与国家解放的著作，[112]并认为列斐伏尔的国家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倾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涌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日常生活的学者及著作。[113]例如，南京大学的刘怀玉阐释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演变历程及空间转向。[11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吴宁论述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相关范畴和基本观念，并对“空间生产”的理论脉络做了阐释。[115]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快速进行，学者们更加关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当代价值。
1.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研究
“空间生产”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影响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刚开始，国内学界对“空间生产”理论的考察大多呈现在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且著作不多，集中于介绍，并且很零散。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进行，国内学界出现了“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热潮。“空间生产”一词进入城市学、建筑学、规划学、哲学、美学、艺术学等领域中，国内学者对“空间生产”考察的视角也日益多元。2001年由包亚明等学者所著的《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是关于“空间生产”的较早解读和具体应用性研究。包亚明还主持了“都市与文化”丛书的编纂，其中第2辑以“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为选题，系统地选编了从列斐伏尔到哈维的西方空间生产批判观点，对普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16]最近几年，对“空间生产”理论进行解读的论文和专著逐渐增多。2010年《学习与探索》杂志第1期集中发表了车玉玲、陈忠、高峰、孙江、尤作欣、庄友刚6位学者的关于“空间生产”的文章，[117]引领这一思想的研究走向了高潮。这些都表明国内学界对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并正在由翻译和介绍走向系统理解和具体应用。
随着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文本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学者们更深入地探讨其理论的现实意义以及它自身演变的逻辑理路，同时更深刻地意识到“空间生产”理论对当代城市社会学的开创意义。
在国内学界，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理解，在早期曾经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些人坚决认同该种理论的批判思路，高声赞扬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矛盾的深刻揭示，但因为那时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趋势还不明显，因此，他们对列斐伏尔的理论有一种全盘接受的心态，时常不加分析地引用其文本的某句话来论证全球化境遇中的城市化运动的弊端。而另一些人则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断然否定该理论的阶级立场，厉声斥责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批判的“无关紧要”，以致将他看成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代言人。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学者们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客观性和包容性。
从研究总体来说，尽管国内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晚于国外学界，但参与研究的学者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并且还在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空间生产”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车玉玲、胡大平、何雪松、李春敏、刘怀玉、陆扬、任平、孙江、童强、汪民安、吴宁、肖春平、仰海峰、尤作欣、张一兵等。相对而言，对“空间生产”做集中研究的主要是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等。此外，包亚明、胡大平、李春、刘怀玉、王文斌等对“空间生产”著作的编译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从研究层面来看，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在研究视域上，注重考察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的关联，注重利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视角探讨“空间生产”理论，如李春敏、刘怀玉、任平、孙江等。
国内一些学者坚持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资本批判，从社会发展层面分析“空间生产”的形成、发展和意义。李春敏对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和当代“空间生产”理论的发展趋势做了考察，力求建立唯物史观的“社会—空间”维度。她指出，在对社会空间做了清晰界定的前提下，马克思集中阐释了空间生产过程的矛盾和冲突，并主要考察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三个方面：宏观全球空间生产、中观城市空间生产和微观生活空间生产。马克思的这种空间阐释思路，对于我们理解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过程，建构中国城市化的路径具有重要启示。[118]刘怀玉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解读“空间生产”理论。他指出，列斐伏尔用社会空间辩证法补充了唯物史观，并从现代性角度关注了空间生产过程。[119]任平则指出“空间生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有重要意义。他凭借“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做了阐释，指出空间转向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重要路径。[120]孙江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研究了“空间生产”理论的演变历程。他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在对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全球空间生产的时代背景、现实存在基础、存在的矛盾及未来发展走向等做了考察，力图在实践存在论意义上全面揭示“空间生产”的当代意义。[121]
除此之外，还有的学者从宏观视角揭示“空间生产”理论，如范瑛、高峰、何雪松、胡大平、王丰龙、文军、叶涯剑、尤作欣、庄友刚、张之沧等。
范瑛从历史演进角度考察了当代城市空间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她指出，“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批判思潮，它将马克思学说引入空间研究领域继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空间研究范式”[122]。高峰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角度考察了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他认为，列斐伏尔等学者的新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深化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123]何雪松注重从城市学的角度考察“空间生产”理论。他从空间转向的角度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并指出，新城市社会学对空间生产及其意义的关注，深化了空间社会学批判研究，有助于人们对空间生产及其意义的全面理解。[124]胡大平也注重从空间转向的角度揭示“空间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和社会批判范式的转换。他指出，“空间转向”变革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是对以前社会学研究忽视空间维度的纠偏。[125]王丰龙和刘云刚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国内外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进展，将其概括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研究层次。他们指出，“空间生产”日益被学者赞同和应用到具体城市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城市问题。[126]文军等介绍了各种现实社会运动和现实社会运动对于列斐伏尔由前期日常生活领域转向后期空间生产考察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并对“空间生产”的转变线索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究。[127]叶涯剑探讨了空间社会学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趋势。他认为，空间社会学经历了从传统社会空间中问题的考察到现代空间生产问题的分析的演变，是应该推广的社会批判方法和研究范式。[128]尤作欣则从总体演变历程角度考察了“空间生产”的思想轨迹。他指出，列斐伏尔由对微观日常生活的考察发展到对宏观空间生产过程的审视，是社会批判范式的转变和空间批判新视角的发端。[129]庄友刚也注重从理论演变历程的角度研究“空间生产”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走向。他考察了西方“空间生产”的思想轨迹和未来趋势，指出“空间生产”既是理论演变，又是行动实践。他还指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既让空间问题更加被人们关注，又引领空间批判理论不断走向深化，还指引着当代空间批判的发展走向。[130]张之沧从过程论的角度解读了“空间生产”，并考察了社会空间生产的性质和过程。“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利用、生产、建构和创造出了不同的空间形式。”[131]魏开等人认为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是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研究范式，并考察了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的演变历程和逻辑理路。[132]
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用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考察“空间生产”理论，如冯雷、刘进、陆扬、童强、吴冶平、张一兵等。
国内学者从地理学、城市学、文学等分析方法考察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运用该理论做实证分析。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家利用“空间生产”理论拓展研究方法。地理学者利用“空间生产”理论强化理论视野，扩展批判分析范围。相关的论文纷纷发表在《城市研究》《地理研究》《建筑研究》等杂志上。一些学者对新城市社会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等流派的观点做了介绍和概括。冯雷注重用现代和后现代的分析方法考察空间思想。他考察了空间批判的各个主题之间的关联，并对后现代空间思想做了建构。他指出，空间批判理论关注时间、场所、超空间、地理等，显示了现代性理论、后现代理论对空间批判的渗透，体现了对全球化、信息技术化和消费符号化的关注。[133]他还从结构和建构的角度介绍了当前空间理论的模式及机制，而且对当前空间理论的缺陷也做了考察。[134]刘进从文学批评方法的角度解读“空间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转向对文学批评有重要意义：消解了文学中的传统空间观念。“20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现的空间转向带来了对传统空间观念的极大挑战，文学研究是构成这一转向的重要组成。”[135]陆扬较早从事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他指出，当代空间转向已经进入文学空间，体现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对文学的广泛渗透。[136]吴冶平也从文学批评方法的角度解读“空间生产”理论。他指出，20世纪的空间转向引起了文学批评范式的转换，让空间视角更多地潜入生活情境，带来文学创作的空间维度增强。[137]童强注重用分析学的方法研究“空间生产”理论。他分析了空间的哲学基础、现代空间的结构等问题。“本书在回顾20世纪以来空间研究主要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梳理了人与空间的相互关系、空间表象的种类性质和它所要求的现场性的特点，以及现代社会功能系统运转的空间特征等。”[138]张一兵较早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他用文本解读方法阐释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虽然对于“空间生产”理论没有直接阐述和重点解读，但在主编的教材中有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解读，并在一些论文中对于空间生产引起的社会现象有具体论述。[139]他对德波的景观生产和鲍德里亚的符号生产都有专门阐释，并以之详细地研究了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机制和问题。
三是在研究语境上，注重从不同现实语境解读“空间生产”理论，如包亚明、车玉玲、高鉴国、李兰芬、潘泽泉、强乃社、吴宁等。
包亚明除编译了关于“空间生产”的读本，还从都市生活的语境研究了“空间生产”。他考察了都市生活中消费空间和商业品牌的关系：商业品牌促进了消费空间权力的建构。“在该社会空间中，利益格局、权力关系及其意义表述，是以树立品牌等方式来建设的。”[140]车玉玲也注重从都市生活的变化解读空间生产的消极影响。她指出，空间生产不仅导致了都市空间的同质化和碎片化，而且引起消费的异化，造成了高度重复的城市空间形态。[141]高鉴国在城市生活语境中解读“空间生产”理论。他介绍了列斐伏尔等人的新城市空间批判思想，并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新城市社会学者对空间批判思想的积极推动。[142]李兰芬从城市生活意义的语境论证“空间生产”对生活的巨大价值。她研究了“空间生产”对城市生活的积极意义。“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为目的的人的意义批判和重建当代城市空间生产方式，是一个关乎隐藏在城市空间生产背后的人类学后果的终极价值问题。”[143]潘泽泉则指出了“空间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他探讨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指出“空间转向”不仅对社会学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社会生活有极大价值。“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144]强乃社则从金融危机的语境解读“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他解读了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并认为金融危机体现着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145]吴宁从日常生活语境对包括“空间生产”理论在内的列斐伏尔思想做了考察。他从城市日常生活的语境研究“空间生产”。他指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完善了社会学的空间研究，对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也有启示。[146]
因此，国内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在不断深入，研究的立场和结论也越来越公正客观。早期的空间研究从地理学开始，随后社会学参与到空间研究中，最后各社会科学都进入对“空间生产”的关注，“空间生产”研究方法也日益变得多样化。
其次，对于列斐伏尔之后的“空间生产”理论，国内学者也做了考察，他们主要考察了米歇尔·福柯、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曼纽尔·卡斯特等人的空间思想。
在福柯的空间理论研究方面，代表人物有高宣扬、何雪松、莫伟民、尚杰、汪行福、张佳、周和军等。
高宣扬结合福柯的人生经历研究福柯思想，并对福柯空间思想做了美学角度的解读。“作者试图厘清近年来流行于学术界的有关福柯思想的各种观点，使全书不是仅仅单纯论述福柯关于权力和性的观点，而是结合福柯本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化历程。”[147]何雪松考察了空间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并关注了福柯地理学转向的理论意义。他指出，福柯的空间思想主要呈现在关于空间、知识和权力关系的论述。“本文评述福柯关于知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论述，从而展现福柯地理学转向的基本理论脉络。”[148]莫伟民对福柯的空间哲学有比较深的研究，并集中考察了福柯的空间权力话语。[149]尚杰考察了福柯的“异质空间”（Third Space）和“异托邦”（Heterotopia）思想。他指出，福柯的“异托邦”范畴促进了空间哲学范式的转换，给空间范畴带来新的内涵。“福柯分析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赋予普遍的空间现象以新的内涵。”[150]汪行福也从“异托邦”范畴入手探讨了福柯的空间思想，并集中介绍了福柯“异托邦”的哲学和政治内涵。“在福柯开启后现代思想空间转向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151]周和军也考察了福柯的空间政治观的内涵。他指出，福柯的空间政治观集中展示了空间权力的运行轨迹、空间政治的监控功能等。“本文从空间的着魔、空间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圆形监狱的极致范例三个层面分析福柯的空间观。”[152]
在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方面，代表人物有蔡运龙、董慧、段忠桥、冯建辉、傅立宪、黄少华、李秀玲、阎嘉、叶超、张佳等。
蔡运龙考察了哈维的地理学，并把哈维的空间理论当作地理学现实主义的集大成和终结。“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总结了作为空间组织研究的实证主义地理学哲学和方法论。”[153]董慧考察了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的建构。她指出，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具有后现代意义，并指出空间生产是资本的实践运作。[154]段忠桥考察了哈维的帝国主义理论，并阐释了哈维帝国主义理论对揭示资本政治霸权的意义。“哈维论证了体现资本逻辑的空间定位和体现领土逻辑的霸权之间的内在联系。”[155]冯建辉探讨了哈维对空间问题的探索，对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做了批判性解读，并着重考察了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156]傅立宪从时间和空间的地位角度论述了哈维空间哲学的意义。他指出，哈维从生活经验考察空间，消解了传统哲学对空间的遮蔽，提高了空间的理论地位。[157]黄少华论述了哈维的空间理论转变。他认为，哈维的空间哲学解释了后现代社会的空间变化。“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概念，尝试以此为基础分析后现代转变的实质，从而建构一个由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塑的后现代社会分析框架。”[158]李秀玲考察了哈维空间范畴的内涵及当代意义。他指出，哈维的空间范畴拓展了空间的含义，提供了考察当代社会现象的新视域。[159]阎嘉考察了哈维的后现代性城市空间批判理论。他认为，哈维的城市空间批判是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城市地理学理论建构，对当代城市地理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160]叶超考察了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一书，指出哈维的空间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城市研究结合的典范，准确地揭示了资本在城市化中的作用。[161]张佳考察了哈维的空间理论及其时代价值。他认为，哈维的空间理论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积累手段有着深刻揭示。[162]
在苏贾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方面，代表人物有黄继刚、刘怀玉、陆扬等。
黄继刚考察了苏贾的城市空间文化思想及其理论意义。他认为，苏贾的城市空间文化思想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逐渐变成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以索雅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空间批评，逐渐成为文化研究中一种新的理论解释视角和范式。”[163]刘怀玉对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做了批判。他认为，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开创了后现代空间批判的新视野，但这种研究范式有点矫枉过正，并由于将空间提升为社会本体论而显得生硬。[164]陆扬探讨了苏贾“第三空间”理论及其现实意义。他认为，“第三空间”理论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结合，既准确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中城市空间的建构过程，又对都市文化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165]
在詹姆逊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方面，代表人物有董国礼、侯斌英、李世涛等。
董国礼考察了詹姆逊空间思想的形成轨迹。他认为，詹姆逊的空间思想经历了由超空间到测绘艺术文化的转变。“他实现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批评，提出超空间这一后现代概念，以建筑、文化、绘画和电影进行空间分析，并建构认知测绘美学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拯救之途。”[166]侯斌英考察了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思想及其意义。他认为，空间思考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思想的重要组成要素。[167]李世涛考察了詹姆逊空间思想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他指出，詹姆逊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空间剥削和不公的掩盖，考察了全球化空间扩张的实质，“詹姆逊致力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作为全球化本质、动力的资本主义扩张的真实状况”[168]。
在卡斯特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方面，代表人物有谷俊明、欧树军、谢俊贵等。
谷俊明考察了卡斯特网络社会思想的时代背景。他认为，卡斯特的网络社会思想是当代全球信息化的反映，揭示了当代社会空间结构特征：信息网络体系。[169]欧树军解读了卡斯特网络社会思想的逻辑和意义。他指出，网络及其认同力量导致人与自我的对立，影响了社会进程乃至未来社会的建构。[170]谢俊贵则将卡斯特的思想概括为信息社会理论。他考察了卡斯特的思想历程，并将信息社会分为信息城市、技术区位、网络社会等几部分。[171]
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中，代表人物有黄怡、吕拉昌、周蜀秦等。
黄怡从研究范式角度梳理了新城市社会学的演变历程和理论逻辑。她指出，新城市社会学是随着传统城市社会学的衰败而发端的，并推动着社会空间批判研究的范式转换。[172]吕拉昌考察了空间转向和新城市社会学的关系。他指出，新城市社会学需要关注城市空间的物质性和人文性，以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173]周蜀秦也考察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转变。他指出，城市社会学从研究城市空间生产问题开始，并在美国蓬勃发展形成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在对芝加哥学派的批判中，新城市社会学得以发端，并积极倡导空间正义，着重研究世界级大城市，从而形成洛杉矶学派（Los Angeles School）。[174]
最后，在理论的本土化尝试中，国内学者也做了很多努力。
“空间生产”并非只是一种思想实验，也是一种实践案例分析。它在宏观维度表现为对空间生产过程的考察，在微观维度表现为对区域或社区的个案考察。在历史上，列斐伏尔既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做了宏观的分析，又对巴黎等城市的消费情形、阶级状况做了具体分析。哈维也以巴黎都市建设为例对城市空间生产和城市消费空间的变化做了分析。苏贾也以洛杉矶为例对都市空间文化做了考察。他们用“空间生产”解读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城市发展趋势及其问题。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城市急速扩张、区域城乡矛盾加剧、空间不均衡等问题不断显现，西方空间生产理论也逐步被引入到我国区域和城市空间问题的研究之中，拓展了空间演化和组织的理论研究视角。随着城市化问题的突出，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实证研究也越来越高涨。
一是用“空间生产”宏观解读中国城市化进程。代表人物有陈映芳、段进、高春花、李友梅、夏建中、杨念群、张鸿雁、张京祥等。
陈映芳用“空间生产”解读都市开发的问题及其政治意义。她认为，都市开发导致很多问题，产生了正当性危机，需要调节城市拆迁与居民之间的矛盾，这体现了空间生产的政治性。[175]段进用“空间生产”解读城市发展。他阐释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征、结构和规律，为都市空间规划提供了依据。[176]高春花则评述了城市空间社会学思想，探讨了“空间生产”理论对于中国城市化的意义。“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理论对于解决我国城市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它启发我们，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抑制资本的逻辑推演，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空间正义缺失的问题。”[177]李友梅用“空间生产”解读城市权力秩序。她认为，国家权力凭借城市基层社区组织渗透进人们的微观日常生活，引起了社会空间形态变化。[178]夏建中用“空间生产”探讨社区建设。他认为，西方新城市社会学对社区权力的考察，对中国基层社区建设有重要启示。“战后对城市社区权力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179]杨念群将“空间生产”引入对区域社会史的探讨。他认为，“空间生产”对于中国城市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也能激起人们对和谐城市的追求。[180]张鸿雁利用“空间生产”对城市空间结构做了分析。他立足于国外城市空间结构建设的经验，研究了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特点与逻辑。“本书对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发展规律进行了全面研究。”[181]张京祥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了“空间生产”理论，探讨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城市化的关联，并用“空间生产”解读城市风貌。“从体制转型这一视角出发，运用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城市政府角色与治理转变、大都市区治理模式变迁等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巨大影响。”[182]
二是用“空间生产”微观解读中国具体城市的问题。他们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城市。代表人物有包亚明、马学广、王兴中、汪原、吴启焰、许学强、杨上广、虞蔚等。
国内学者对政治权力、资本和城市化的关系做了阐释，并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上海、深圳、武汉等城市做了实证个案研究。国内学界较早对城市空间结构作考察的是虞蔚。他在1986年就凭借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考察了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他指出，人口及其文化素质对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有重要影响。[183]包亚明用空间理论分析处于全球化背景中上海的都市文化。他指出，上海的都市文化既深受全球化的影响，又有着显著的本地特色。[184]杨上广考察了上海居住空间的分层。他指出，住宅价位和环境的好坏将居住空间分为不同的等级。上海居住空间的分层和差异还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相关。“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当代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正呈现重构与分异的演变趋势。”[185]许学强则考察了广州城市空间的异化现象。他认为，广州城市空间在不断分化和断裂，需要用生态观点建构合理空间形态。[186]马学广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分析了广州市海珠区城中村的生产和治理问题。“从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以城中村这一特殊类型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为切入点，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城中村空间生产的经济基础、属性特征、类型、过程、模式和治理机制等。”[187]王兴中考察了西安的城市空间结构，并将西安城市空间划分成六类。“本文首先对日常城市体系等有关概念提出了一些观点，并结合中国内陆城市的研究阐述了日常城市体系空间扩展的机理、阶段与指标体系。”[188]吴启焰等人考察了南京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层性机制。他们将南京城市居住空间划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高级居住区是别墅和公寓，中级居住区是普通楼宇，低级居住区则是棚户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的转变、城市及房地产发展组织方式和规划方法以及价值观的转化影响社会分化的空间化过程实现。在此基础上，目前南京市已出现由６个阶层聚居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189]汪原用“空间生产”分析了武汉汉正街的演变。他认为，多元的生活能够消解都市建造中的理性逻辑，并倡导让身体本能和日常生活融入城市空间。[190]
三是用“空间生产”解读城乡矛盾。代表人物有蔡禾、韩康、禾刀、霍海燕、田莉、魏立华、项飚等。
蔡禾探讨了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农民工问题，并倡导关注农民工的就业、教育、福利等切身利益。[191]韩康考察了城乡矛盾的内化风险。他指出，随着城镇化的高速进行，城乡矛盾变成城镇化的最大悖论。“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的发展态势，都同大规模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192]禾刀考察了城市空间生产中的城乡矛盾。他指出，城乡矛盾需要用农业补贴等形式解决。“事实上，今天许多西方国家通过农业补贴等方式，正努力弥补城乡差距，且颇有成效。”[193]霍海燕考察了民工潮对社会矛盾的激发作用。她指出，民工潮引发的社会矛盾实质上只是原有工农矛盾、城乡矛盾的扩大化。[194]田莉论述了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期的城乡矛盾。她指出，城中村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不和谐因素，需要加以关注。[195]魏立华等人探讨了城市化中城中村的改造措施。他们指出，政府对城中村的改造应该不图经济利益，而应该全力为农民工提供便利的居住条件。[196]而项飚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研究了北京“浙江村”的形成历史及存在的问题。她指出，“浙江村”作为北京的一个聚居空间，既不属于现代性的“市民社会空间”，又不属于传统性的“民间社会空间”，而是一种“新社会空间”。[197]在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一些学者用“空间隔离”范畴表明农民与城市空间的矛盾。卢国显考察了农民工和城市空间的巨大间隔。他指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同，让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空间，并且离城市越来越远。[198]李志刚等人考察了城市新移民与城市空间的各种隔离。他们指出，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多样化，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日益缩小，但新移民与城市居民的隔阂日益扩大。[199]
此外，台湾大学的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对“空间生产”有着集中研究，他们大多专注于探究“空间生产”理论对建设美好城市生活的启迪。
夏铸九长期执教于台湾大学土木系，并专注于都市空间规划研究。他较早地出版了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的读本。他和王志弘编写了《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该书于1988年出版，这是一部较早翻译和介绍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著作。1993年他又编辑出版了《空间、历史与社会论文选（1987—1992）》一书，对空间理论做了介绍，并结合台湾城市空间建设实际论述了“空间生产”的意义。[200]夏铸九任所长的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注重空间生产的研究，在国际规划和设计界颇有影响，一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都以“空间生产”为题，并推动了台湾设计产业的蓬勃发展。除了编译出版“空间生产”著作，夏铸九等人还发表多篇论文，用“空间生产”分析台湾地区的城市化运动，例如，在《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台北市的都市现实》中，他对台北的城市化建设提出了建议。[201]王志弘除了译介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还专门主讲“社会空间理论选读”课程，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当代价值做重点介绍。又如，黄应贵于1995年主编了《空间、权力与社会》的论文集，对台湾学界的社会空间研究进行了汇编，推动了台湾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
还有，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恩慈把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运用到对东京、上海、香港等大都市文化的分析上。他以人文精神，关注了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人性扭曲和空间异化现象。[202]香港大学的林初升则分析了城市空间生产被政治权力、资本状况、文化思想联合控制的情形。[203]
总之，随着城市空间生产的推进，国内学界在近年来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众多理论成果包括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相继出版，使“空间生产”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也让更多学者意识到：“空间生产”的主要价值不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方式的阐释，而是唤起了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反思和超越。
2.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
国内学界从理论形态视角对“空间生产”进行研究的非常少，只有少部分学者从理论逻辑等视角对“空间生产”进行了理论形态考察。目前国内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只是对“空间生产”的某一方面（如城市社会学、空间政治、空间生态等）的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考察。一方面，目前国内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研究侧重于引进一个新的宏观马克思主义体系，不同的研究有重复，没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论架构，并对微观生活空间有所忽视。因此，“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仍存在着片面理解或泛化理解的不足。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对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的“空间生产”理论有重新排序的趋势。研究表明，不同学科的学者都长期关注空间，他们的空间理论能够互补，都包含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事实上，“空间生产”既不是凭空而来，又不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专利，它与马克思政治理论、情境主义、城市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企业管治、实证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等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此理论架构上，国内亟须进行相关的整合研究。另一方面，国内对“空间生产”的研究集中于理论介绍、使用国外分析方法阐释微观城市空间矛盾，既没有对农村空间权力结构做宏观背景的考察，也没有从城市化角度对空间批判理论、空间政策出台和空间评价体系进行审思。因此，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学界的“空间生产”研究范式需要得到改善，须建构一个完善的空间理论体系，尤其是要强化“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维度。
因此，国内学界对“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很少。本书试图概括“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并将这种理论投放到广阔的时代现实语境中，试图消除一些错误的空间认知，发现“空间生产”的价值意蕴，阐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如何协调空间生产与政治、经济、生态等的关系问题，进而运用到对中国空间生产问题的反思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日益成熟和趋向多元，但尚未形成一个总体性的完善研究范式，其研究呈现出深刻的批判、自由的论述、广泛的综合等优点，但也存在松散、晦涩、单一等弊端。国外学者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很强调资本和生产的意义，而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想生产有所忽视。国外学者主要从城市空间矛盾视角考察空间生产过程，而国内学者对“空间生产”的研究时间较短，既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球化和城市化水平都较低，中国的空间生产和发达国家的空间生产也有区别，又是由于存在语言差异，因为列斐伏尔的著作用法文写成，直到1991年才开始被翻译成英文，而列斐伏尔的思想也较晦涩难懂，影响了学者的解读。
此外，国内学界“空间生产”的研究现状，还存在以下一些不足：虽然国内研究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文章在逐渐增多，但是从理论形态角度研究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著作很少。虽然许多“空间生产”的主要著作被翻译过来，为研究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提供了文献支持，但均很少论述其价值意蕴，结合理论形态考察“空间生产”就更少。而无论是深化空间社会学研究，还是深入探讨空间政治学，都亟须从理论形态角度考察“空间生产”，以增进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全面理解，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所裨益。
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
（一）研究方法
一是注重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考察时代背景，并采用多重视角考察“空间生产”理论形态的形成轨迹，以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考察“空间生产”。围绕着“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以列斐伏尔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为划分“空间生产”各阶段的依据，以列斐伏尔的理论逻辑为论述核心，以他在不同思想阶段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态度变化即“空间生产”理论的产生、发展为主要内容，并结合《空间的生产》等的文本解读，阐述“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
二是注重对“空间生产”理论相关代表性文本的解读。在考察“空间生产”的著作时，认真解读文本，力求通达“空间生产”的真正含义。在此基础上，进行认真、明晰、生动的梳理和阐释。
（二）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导论、正文及附录三个部分构成。
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评述了国内外学界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现状，并简略论述了文章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正文大体分为六章，从理论形态视角考察了“空间生产”。以“空间生产”的理论逻辑为立足点，以“空间生产”的理论主题的变更、理论方法的革新和理论功能的展现这三种理论要素的结合为依据来组织论文结构，从“空间生产”的出场背景入手，进而过渡到对“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
第一章界定了空间、空间生产及理论形态等范畴，并对“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做了界定。列斐伏尔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界定了空间、空间生产等范畴。“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力图揭示“空间生产”所呈现的各个理论批判主题。空间生产蕴含着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生态等关系，列斐伏尔正是从各种社会关系角度界定自己的理论形态的。他主要从资本批判、政治批判、生态批判三个理论主题考察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现象形态，在对空间生产进行批判时，他倡导了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诉求。
第二章介绍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生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并对“空间生产”的生成历程和内在演进逻辑做了论述。“空间生产”理论形态的出场是建立在前人空间研究成果和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逻辑的基础上的。这主要包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的革命民主运动浪潮和都市化的现实背景对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批判”转向“空间生产”研究的影响，以及列斐伏尔在多年的共产党经历中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空间生产”理论雏形进行的思考与扩展。“空间生产”无疑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转向之一。“空间生产”理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分析，在经济学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启迪我们如何从理论形态维度深入地理解社会现实，以便“学会更好地生活”。“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是以现实实践为导向对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生态等现象进行批判性解读的过程。
第三、四、五章从理论形态视角考察了“空间生产”的主体结构。“空间生产”理论形态是在对当代社会现实及其现象形态的批判、审思中出场的，其中蕴含了列斐伏尔等人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现状及其现象本然形态的探索，对其实然形态的解构和对其应然形态的建构，进而集结成三大理论形态：一是对作为资本现象的空间生产的批判，包括对霸权、独断的各种空间生产资本现象形态的批判，对自由、开放、全面空间生产秩序的渴求，从而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资本“霸权”，凸显资本批判的价值。这种空间生产资本现象形态批判彰显了其资本批判理论的应然逻辑。二是作为政治现象的空间生产的批判，包括对单调、贫乏和封闭的空间政治生活秩序和对主观、片面、独断的各种空间政治形态的批判，对自由、开放和多彩的空间政治状态的向往和对自由、民主、正义等价值观念的渴求，从而通过反对空间政治“中心话语”的“霸权”，凸显政治批判的价值，并号召人们勇敢正视现实，谋求真实幸福。这种空间生产政治现象形态批判表明了其政治批判理论的应然逻辑。三是作为生态现象的空间生产的批判，包括对空间生产引起的生态问题的批判，对空间生产与生态关系的考察，从而总结出空间生产生态化的合理形态和实现路径，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当代价值。这种空间生产生态现象形态批判显示了其生态批判理论的应然逻辑。“空间生产”的三种理论形态在理论主题、理论方法和理论功能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从资本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生态批判的理论形态发展，基本构成了“空间生产”的理论全貌。
第六章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影响和启示做了考察。“空间生产”批判对我们学会更好地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列斐伏尔之后，哈维、苏贾等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空间生产过程做了理论结构。“空间生产”理论形态是一个不断结构与建构的过程。有无创新精神是“空间生产”理论能否保持活力的关键。只有立足于公民的空间权利，并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创新，才是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真正发展。“空间生产”理论传入中国，有利于指导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建构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我们正处在市场经济调整和政治体制革新的关键时期，“空间生产”思想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路线图”，无论是对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分析，还是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对“空间正义”价值范式的形成做了展望。今天，“空间生产”仍是学术的热点，它还会继续发展，并将继续引领我们追求更美好的社会空间。
四 研究创新及不足
（一）研究创新
本书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为论述重点，考察了“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解读了《空间的生产》所蕴含的理论主题、理论方法和价值诉求，揭示了“空间生产”的时代价值和对当代城市化的启示等理论功能，在研究创新上有如下几点。
一是进一步丰富了“空间生产”的研究。就已有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来说，基本上是对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的介绍和阐述，并且大多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本书不仅辨析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而且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重点论述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全景，并结合哈维、苏贾、卡斯特等人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现象的分析考察“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探讨了“空间生产”理论的出场语境、“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列斐伏尔等人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方式、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等课题。
二是进一步扩展了“空间生产”的研究视域。“空间生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形态批判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价值。就“空间生产”与理论形态的关联来说，现有的很多理论成果主要是阐释了“空间生产”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也有的论述了“空间生产”的不足，但大多限定在“空间生产”本身，而较少结合理论形态视角去考察。本书没有限制在“空间生产”，而是在论证其理论价值与现实实践的关联中显示其意蕴和价值。本书结合理论形态，分析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溯源、理论主题、理论方法和理论功能。
三是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及其矛盾的认识。空间生产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展开和具体呈现，这是继自由市场、垄断公司后，资本的新生产机制。全球空间生产及其问题，给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带来挑战，并开启了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本书以“空间生产”理论的文本解读为重点，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机制、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后现代工业社会的运作模式等内容。
（二）研究不足
本书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空间与政治》等文本解读为基点，通过论述“空间生产”和政治、经济、生态的互动机制，呈现了其现象批判理论形态的具体展示形式；通过阐释列斐伏尔采用批判方法完成其对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现象的解读，论证了其对工业化独特的理解和表达方式；通过分析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批判的补充和完善，论证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但由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至今没有中文译本，本书只能参照英文译本，而英文译本是翻译自法语。本书虽然尽量搜寻法语原文，但限于条件，更多依赖的是英文译本。文中的很多引文，来自笔者自己的翻译，为此笔者付出了大量心力。但限于笔者的能力，对一些理论知识可能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尤其是对于列斐伏尔这样的哲学家的晦涩文本，解读很可能是粗略的。
注释
[1] 这里的“空间生产”中的“空间”是社会性意义的空间。空间生产是资本推动下的人类空间生产实践，包括生产空间中的事物和生产空间本身。一定意义上，空间生产仍遵循着商品生产的逻辑，只是把空间当作商品来生产。“空间生产”是列斐伏尔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形成和演化过程的理论。本书中笔者用加引号的“空间生产”特指理论意义上的空间生产。
[2]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18.
[3]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24.
[4] Smith N.Uneven，Development Nature，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84，p.90.
[5]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26.
[6]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58.
[7]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10.
[8]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9.
[9] 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m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p.60.
[10] 近代理性主义随着笛卡儿的身心二元思想而产生，它认为人的理性高于并独立于感官感知，能够作为知识来源。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和方法，它在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思想界广泛传播。
[11]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从解构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些概念着手，逐渐进入对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的批判，最终引起对整个人类思维模式的反思。
[12]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56.
[13] “他者”是一个哲学范畴，与“自我”相对，指称自身之外的东西。“他者”的存在有利于更好地认识“自我”。“他者”就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就是新的思维模式，能够打破二元对立的教条性思维模式。
[14]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56.
[15]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16]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17]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18] 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p.92.
[19] 大卫·哈维的“空间生产”批判理论主要呈现在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1982年的《资本的界限》、1985年的《资本的城市化》、1989年的《城市经验》、1996年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2000年的《希望的空间》、2001年的《资本的空间》、2003年的《巴黎：现代性之都》等著作中。
[20] David Harvey，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2，p.10.
[21] David Harvey，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2，p.162.
[22] David Harvey，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2，p.128.
[23] Barney Warf.Santa Arias（ed.），The Spatial Tur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Routledge：London ＆ New York，2009，p.16.
[24] Edward W.Soja，Third Space：Toward a New Consciousness of Space and Spatiality.in Communication in Third Space，Routledge：London ＆ New York，1996，p.50.
[25]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8.
[26]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11.
[27]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58.
[28]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53.
[29]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42.
[30]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26.
[31]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3.
[32]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64.
[33]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44.
[34]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p.184.
[35]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p.329.
[36]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29.
[37]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49.
[38]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62.
[39]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266.
[40] 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London：Allison ＆ Busby，1976，p.117.
[41] 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London：Allison ＆ Busby，1976，p.274.
[42]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85.
[43]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p.57.
[44]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60.
[45]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96.
[46]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10.
[47]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328.
[48] 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49]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50]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p.431.
[51] [美]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4页。
[52] [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5页。
[53]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发端于法国，却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普及和影响，这或许与美国的城市化特征最显著有关。
[54] 根据初步统计，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列斐伏尔著作的英译本只有十余种，意大利语译本达到14种，西班牙语译本则多达16种，德语译本达到17种，日语译本更达到20多种。1991年英国学者唐纳德·尼克尔逊·史密斯将《空间的生产》翻译成英文出版，这扩大了列斐伏尔在英语世界的影响。
[55]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西方有一些著作对列斐伏尔的思想做了专门审视，如布克·哈德的《战争、列斐伏尔及哲学之中的法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波斯特的《战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的思想》、瑞波·谢尔兹的《列斐伏尔、爱和斗争：空间辩证法》、斯图亚特·埃尔登的《解读列斐伏尔：理论和可能》等。
[56] Davi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7.
[57] [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58] [美]爱德华·苏贾：《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59] Mike Savage，Alan Warde，Urban Sociology，Capitalism and Modernity，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93，p.110.
[60] Ma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ld Ltd.，1977，p.461.
[61] [美]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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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tuart Elden，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Theory and the Possible，London ＆ New York：Continuum，2004，p.1.
[64] [美]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4页。
[65] Andrzej Zieleniec，Space and Social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7，pp.60—97.
[66]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67]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68]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69] [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70] [法]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71]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72] [英]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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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英]迈克·布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5]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76]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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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M.Heidegger，Bauen，Wohnen，Denken in：Mensch und Raum，Darmstadt：hrsg.V.O.Bartning，1952，p.1.
[79]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80] Edward W.Soja，Third Space：Toward a New Consciousness of Space and Spatiality，Routledge：London ＆ New York，1996，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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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美]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潘桂成译，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第1页。
[86] Neil Smith.Eneven，Development：Nature，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1984，pp.7—9.
[87] [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0页。
[88] 莎朗·佐京，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目前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系。她近期重点关注纽约的城市建筑文化。2011年12月，她应复旦大学邀请，到中国访问讲学，并就她思想中涉及的范畴如象征经济、她的最新著作和简·雅各布斯思想的联系、文化创意园区的运作机制等课题，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专访。
[89] Manuel Castells，The Informational City：Information Technology，Economic Restructuring，and the Urban Regional Process，Oxford，UK，Cambridge，MA：Blackwell，1989，p.390.
[90] Manuel Castells，The Network Societ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2004，p.5.
[91] Manuel Castells，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Oxford UK.Cambridge，MA：Blackwell，1996，pp.1-59.
[92] Edward W.Soja，Third Space：Toward a New Consciousness of Space and Spatiality，Routledge：London ＆ New York，1996，p.50.
[93] Manuel Castells，The Power of Identity，Malden（Mass）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7，p.4.
[94] [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95] 蔡禾：《城市社会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
[96] Bob 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1990，p.4.
[97] Rob Shields，Lefebvre.Love and Struggle-Spatial Dialectics，London：Routledge，1999，p.5.
[98]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Prefa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19.
[99] Michel Foucault，Texts/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Vol.16，No.1，1986，pp.1—12.
[100] Carrette，Jeremy R.（ed.），Religion and culture：Michel Foucault，London：Routledge，1999，p.23.
[101] [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4页。
[102]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103] [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04] [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05]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106] [美]大卫·哈维：《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9页。
[107] [美]大卫·哈维：《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0页。
[108] [美]爱德华·苏贾：《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页。
[109] David Harvey，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2，p.138.
[110] [美]爱德华·苏贾：《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11] 1957年杨成寅、姚岳山等人翻译了列斐伏尔的《美学概念》，由朝华美术出版社出版；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列斐伏尔的《世界观与创作》；1965年作家出版社编译出版了《勒斐伏尔文艺论文选》；196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
[112] 1985年，张本翻译了列斐伏尔的《狄德罗的思想和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3年，李青宦翻译了《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113] 周穗明的《“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一兵、胡大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都用一些章节介绍和解读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
[114]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15] 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16]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编译了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一小部分，尽管不是对《空间的生产》的专门翻译，但应当是国内较早对《空间的生产》的翻译，对促进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17] 这6篇文章从空间生产角度研究了中国空间问题。分别为：《空间生产、发展伦理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创新》（陈忠）、《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高峰）、《对空间生产的抵抗》（车玉玲）、《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庄友刚）、《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从晚年列斐伏尔到大卫·哈维》（尤作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拜物教批判》（孙江）。
[118] 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119] 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120] 任平：《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121] 孙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的空间生产及其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哈维》，应该是对“空间生产”的应用性解读的第一部著作。
[122] 范瑛：《城市空间批判——从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第181—193页。
[123] 高峰：《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124] 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25] 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126] 王丰龙、刘云刚：《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人文地理》2011年第26期。
[127] 文军、黄锐：《“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128] 叶涯剑：《空间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社会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29] 尤作欣：《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从晚年列斐伏尔到大卫·哈维》，《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130] 庄友刚：《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131] 张之沧：《论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
[132] 魏开、许学强：《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范式述评》，《城市问题》2009年第4期。
[133] 冯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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