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这位对西方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在中国大致经历了“反苏反共作家”“反极权主义作家”“一代人冷峻的良心”“鲁迅是中国的奥威尔”和“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等称谓的变化。但是，奥威尔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国，他与中国有没有直接的接触，目前国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讨论。本文通过细查戴维森（Peter Davison）编订的21卷《奥威尔全集》（包括1卷补遗）对奥威尔与中国作家萧乾和叶公超等的交游情况进行系统考辨，这为中国新文学和中英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些重要史料。
第一节 奥威尔与萧乾的书信交往
二十世纪伊始，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战争的残酷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纷纷来到中国，希望从古老的东方文明找到治疗西方“精神现代病”的良方。三四十年代，中日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开辟让英国一些具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奔赴中国前线。这些人士和奥威尔有密切关系的有：伊顿公学的同学美学家阿克顿（Harold Acton）和历史学家伦西曼（Steven Runciman）、同时代的诗人奥登（W.H.Auden）和BBC广播公司的同事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另外，奥威尔第一部长篇《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的出版商戈兰茨（Victor Gollancz）组建了左派读书俱乐部。他赞助奥威尔到英国北部考察矿区，出版了他的考察报告《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与此书一样在读书俱乐部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60]。为了支持中国抗战，左派读书俱乐部举行了上百次的游行集会，戈兰茨还组建了援华会。虽然奥威尔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他可以通过与这些人士的交往获得十分重要的中国信息。
不过更应该注意的是，奥威尔也有和在英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人直接交往的经历。奥威尔1941—1943年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工作期间，和他在远东部共事的有几位中国职员。[161]1939年10月，时任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负责人的萧乾在好友余道泉的推荐下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任教，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在出发的第二天，他就从船上广播中听到英法对德宣战，欧战正式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战。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中国成为英国的盟邦后，英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关注成为当时的热潮。萧乾作为当时在英国的唯一中国记者，而且具有沦陷区采访的经历，自然成为英国知识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此后，萧乾参加了培训英国公谊会赴中国前线救护志愿队、为援华会作有关中国抗战的演讲和伦敦国际笔会等社会活动。这些机会使他与当时英国知识界名人或团体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李约瑟（Joseph Needham）、韦利（Arthur Waley）、福斯特（E.M.Forster）、威尔斯（H.G.Wells）、阿克顿以及布卢姆斯伯利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等交往密切。他在英期间共出版了五本有关中国的著作：《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吐丝者》（Spinners of Silk）和《龙须与蓝图》（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s），引起了当时英国知识界的关注和好评。萧乾在英期间曾在福斯特和韦利推荐下，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研究英国心理小说，后中断学业作为战地记者奔赴欧洲，并采访过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以及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萧乾于1946年3月回国，旅欧时间长达7年。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萧乾早期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斯诺曾是他的老师，一起编选过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鲜活的中国》（Living China）。
在BBC负责对印度广播的奥威尔鉴于当时印度面临日本侵略的严峻形势，因此希望能有中国人来向印度讲述中国的抗战和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揭穿日本对印度的宣传谎言，激励印度和中国团结合作，共同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萧乾自然成为奥威尔的最佳人选，他于是写信邀请萧乾作讲座，从此开启了他们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根据《奥威尔全集》记载，奥威尔一共给萧乾写了九封信，现将信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62]
在1942年2月1日，BBC《透过东方之眼》（Through Eastern Eyes）栏目的《接下来三个月》（The Next Three Months）广播中，奥威尔提到准备对这个栏目的内容作一些调整，其中一个新的节目叫作《这对我意味着什么》（What it Means to Me），主要介绍透过东方人的视角来看待“民主”“自由”和“主权”等抽象概念。奥威尔看到中国和印度团结合作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因此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来参加这个节目。他在广播中说：“我们会特别播出一些中国人所作的讲座，这样平时一些主要谈论西方的节目会中断。我特别想请大家收听由萧乾先生所作的两个讲座。他现在在伦敦读书，曾到过中国沦陷区的很多地方。他会向你们讲述在日本统治下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以及日本企图征服和奴化沦陷区人民的种种手段。”[163]显然，萧乾的这两个讲座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这在1942年1月14日奥威尔给萧乾的第一封信中有详细的介绍。
亲爱的萧乾先生[164]：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讲稿，我非常喜欢。我只作一些字面上的轻微改动。当然，如果您能就相关内容再写一篇讲稿赶在这篇播出之前播出，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您正按我说的那样，在这篇讲稿中讲述了日本为了蛊惑中国人为他们效力而采取的一些十分狡诈的办法。但是我也特别需要一个专门谈论日军暴行常见种类的讲座。所以我想，把您新的讲稿放在这篇之前播出会更好一些。除您之外，我至今还没能遇到来自沦陷区的其他中国人。从您之前和我讲的以及您这篇讲稿的内容来看，我想您是当仁不让的人选。我想得到一些有关日本敲诈、掠夺、奸淫和鸦片运输等方面的报道。您可以约好时间来和我面谈，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接下来两周连续播出您的讲稿。
您的真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165]
萧乾随后寄来奥威尔信中需要的讲稿。奥威尔在1942年1月24日的第二封信中写道：“能播出这两篇讲稿我非常高兴，这正是我需要的内容”。信中邀请萧乾在合适的时间前来录制这两次讲座。[166]从1月30日的BBC讲座预订单（BBC Talks Booking Form）可以看到第一次讲座的名称是“日本与新秩序”（Japan and the New Order），在2月26日播出。[167]2月17日的预订单提到第二次讲座的名称是“这发生在中国的沦陷区”（It Happened in Occupied China），在3月5日播出。[168]除了中国政治方面的话题，奥威尔还在1942年3月13日的第四封信中邀请萧乾作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讲座。
亲爱的萧乾先生：
您给我寄来的《苦难时代的蚀刻》一书，我直到读完后才写信向你表达迟到的谢意。我对此书非常感兴趣，我也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是多么的无知。不知您是否可以在大概四月底的时候就这个话题为我们再作两个讲座。我们正在进行关于当代文学的系列讲座，现在开始的是六次英国文学讲座，接下来是四次苏联文学和两次中国文学。我想您是后者的最佳人选。讲座为半小时节目，因此每次不超过27分钟。我需要在两次讲座播出日期的前一周拿到讲稿。您能否告诉我您是否愿意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给您详细信息。如果您不能在播出日期来直播的话，我们可以事先把它录好。
您的真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169]
在3月19日奥威尔给萧乾的第五封信中，他对中国现代文学讲座的情况作了一些补充：“……您书中的内容完全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想我们的听众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需要让他们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是多么地充满生机，不过他们需要通过英文的翻译才能有所体会。当然，也请您先介绍一些早期中国文学的背景知识，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当代的作品在哪些方面进行着革新……”同时奥威尔在信中提到他在《新写作》（New Writing）中读到了一些中国作品[170]，因而产生了举办这些讲座的想法。[171]在3月31日的第七封信中，奥威尔提到萧乾关于讲座中涉及中国政治史的问题，他说：“你可以畅所欲言，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可能会得罪谁。”[172]5月6日，这两份讲座签署了预订单，计划在5月19日和26日连续播出。[173]在5月11日的第九封信中，奥威尔欣喜地向萧乾反馈了听众的意见：“中国谈话人2月26日所作的有关中国沦陷区和日本新秩序的讲座非常有趣”，奥威尔表示对萧乾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讲座充满着期待。[174]在7月23日的《战时日记》（War-time Diary）中，奥威尔提到萧乾在读到发表在《听众》（Listener）的六次现代英国文学讲座后深有感触，正在用汉语写一部现代西方文学的书，他的书充分利用了我们的讲座。因此，他认为“一些针对印度的宣传并没有影响到印度，反而很偶然地影响了中国。或许影响印度的最好方式会是向中国广播”。[175]
萧乾有一篇讲座《中国的文学革命》（China's Literary Revolution）收入福斯特等著（包括萧乾）、奥威尔作序的《对印度广播》（Talking to India）一书中[176]。在1943年4月5日给此书出版商的信中，奥威尔推荐将萧乾和J.M.Tambimuttu的合影放在书的封面。[177]在书中，这幅合影正好出现在第100页的右半页。另外奥威尔还向出版商确定了萧乾的“乾”字英文拼写是“Ch’ien”，带有一个撇号。[178]萧乾在《中国的文学革命》中首先介绍了中国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然后将白话中国文学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6年至1925年，即文学革命时期，主要是文白之争，集中在作为工具的语言方面；第二阶段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革命文学时期，主要是左翼的无产阶级文学与右翼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争，焦点是艺术是服务于生活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第三个阶段始于1931年，文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战服务，联合文艺界成立统一阵线。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萧乾称这个时期为成熟期。[179]奥威尔除了为本书作序外，还选录了他1942年3月10日的讲话《重新发现欧洲》（The Re-discovery of Europe）。
萧乾给奥威尔的来信在《奥威尔全集》中提到的共有四封，时间分别是1942年的3月17日、3月29日、8月14日、1946年的1月10日。在第三封信中，萧乾恭喜他的“重新发现欧洲”讲座十分成功，并赞扬文章“涉及广泛，新颖观点比比皆是”，认为H.G.威尔斯的评论显然缺乏幽默感；在第四封信中，萧乾提出奥威尔可否为《大公报》写一篇2000—3000字关于香港的文章，并在信后的附注中询问在他回中国之前可否在伦敦会面。戴维森在随后注释中说他们后来是否会面不得而知。[180]
第二节 奥威尔对萧乾英文著作的书评
奥威尔在1944年8月6日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发表了对萧乾《龙须与蓝图》的书评。《龙须与蓝图》于1944年5月在英国出版，包括《关于机器的反思》《龙须与蓝图》《易卜生在中国》和《文学与大众》。奥威尔的书评认为该书主要关注的是机器时代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书中，萧乾首先提出机器进入亚洲是十分突然和令人困扰的，中国并不像英国那样具有机器发展的传统。对此，奥威尔认为萧乾考虑到听众是英国人，出于礼貌并没有强调西方文明是以“子弹”的形式来“惠顾”中国，因此中国经历过极为仇视机器的阶段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早期比西方文明发达的时候对西方科技也持有这样的态度，但是现在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目崇拜，而且只看重实用性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奥威尔认为萧乾关注的另一问题是：当中国转型为现代化国家后是否还能保留中国古代文化？这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关注的问题，即中国会不会走和日本相同的道路。萧乾的观点是中国对于单单的物质文明并没有兴趣，中国的艺术传统根深蒂固很难被机器所破坏。但同时，中国也需要立足于现代，不愿意老是听到“辫子比钢盔帽漂亮”诸如此类的话。如果中国能够抵御外部干涉，中国是非常愿意回到“龙须”，即中国书法和其象征的中国古代那种悠闲的文化。[181]萧乾后来提到这里的“龙须”象征中国的古老文化，“蓝图”象征工业化。[182]萧乾关于“龙须”和“蓝图”辩证关系的阐释即表达了中国奋发图强，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决心和希望，也回答了罗素等人对中国因发展工业而丧失精神文明的担心。奥威尔曾在1946年4月7日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上发表了对英国作家迪金森（Lowes Dickinson）《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和其他散文》（Letters for John Chinaman and Other Essays）的书评。奥威尔认为迪金森之前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是对中国文明优越论一种缺乏变化的坚持（monotonous insistence），而作者1913年到过中国之后所写的散文就显得比较冷静和理性，因为他发现东方文明的传统正在迅速瓦解，中国只有引进工业文明才能够摆脱外国的征服。虽然作者大大地低估了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但他后来的观察是十分敏锐的。[183]奥威尔对迪金森后期观点的赞同显然很大程度上受到萧乾的影响。奥威尔对萧乾的书进一步评论道：“这本书不厚……但是十分值得一读。要是萧乾先生不过于担心可能对英国读者造成的一些冒犯，这本书就会更好一些。欧洲对于亚洲的行为并不友好，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如此明说。”[184]从这里的评论可以看出奥威尔一贯的反帝国主义态度。
奥威尔在1945年11月11日的《观察家报》发表了萧乾《千弦琴》的书评。奥威尔首先认为虽然萧乾并不具有官方身份，也没有直接的政治目的，但是他这几年出版的书都有助于促进中英关系，而这本《千弦琴》是一部十分奇特的混合选集。他认为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揭示欧洲人自马可·波罗以来对于中国不断变化的态度，比如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中对中国的恶意攻击，18世纪对中国的过多赞誉，19世纪和20世纪初塑造的既邪恶又可笑的中国人形象，如英国作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穆勒（John Stuart Mill）、兰姆（Charles Lamb）和迪金森的作品。直到最近，中国人才真正受到平等对待，奥威尔认为这恐怕与停止使用“中国佬”（Chinaman）一词有关。在萧乾选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奥威尔认为最吸引人的是发生在18世纪“男尚风雅，女工才艺”繁荣盛世的故事《浮生六记》。而其他作品主要反映了家庭和个人的冲突以及婆母对于儿媳的虐待，揭示了在中国反抗宗法制度的艰难。关于书中选录的中国谚语，奥威尔认为除了少数精华如“骑虎难下”之外，大部分读起来比较令人失望，不如西方谚语那样古朴自然。总之，奥威尔认为这是一本较为混杂的书，学者兴趣不大，但是如果把书都浏览一下，一定会从中受益。[185]
第三节 萧乾对奥威尔的回忆
萧乾在1987年1月7日的一份英文致辞《我在英国结交的文友》中也回忆了他和奥威尔的这段交往：“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过一个时期，主要是针对中国和印度进行广播，是《兽园》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推荐我去做的。当时他主管英国广播公司远东部。这可能缘于他早年与远东的联系——在缅甸做警察。一个月前，我曾赴英，有位朋友告诉我，他读到过奥威尔的日记中写我的一个段落，他肯定地说，奥威尔亲切地回忆起我。”[186]萧乾在后来的自述中也提道：“《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和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几次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最近我读到韦斯特所编的一本《奥维尔与战时广播》，书中记述了奥维尔与我这段往来，还收了奥维尔给我的几封信，也摘录了他的日记中有关部分。我从而知道，在我第一次做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广播后，他嫌我宣传色彩太重。可题目是他出的。他对后来几次专谈‘中国文艺’的广播，都还满意，并写信告诉我：‘印度听众反应良好。’我从书中摘录的他与福斯特的通信中，知道这位《印度之旅》的作者，在对印广播中也谈起过我的《蚀刻》。”[187]从这两份材料可以看出萧乾也十分看重与这位《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作者之间的友谊，不过萧乾所说的“他嫌我宣传色彩太重”明显是错怪了奥威尔。
第四节 奥威尔、叶公超和燕卜荪
奥威尔除了与萧乾保持书信来往之外，还和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叶公超（George K.C.Yeh）有书信联系，这还没有引起注意。奥威尔在1942年9月2日给叶公超的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叶博士：
我想您肯定还能记得我吧，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和燕卜荪吃饭时见过面。我想知道您是否有时间为我们的印度广播节目作一次英语讲座？我们正在进行有关现代日本的三个系列讲座，这个系列叫作“日本对亚洲的威胁”。第一个讲座是明治时期的日本，第二个是从1894年的中日战争到1931年，第三个是从“九一八事变”至今，我认为您如果有时间来为我们讲讲这个时期最为合适不过了。讲座的时间是9月29日，但我们需要一周前提供讲稿。讲座时间13分钟多一点，1500字左右。如果您愿意的话，可否尽快告诉我？
您的真挚的
乔治·奥威尔[188]
叶公超9月3日回信称他不能在9月29日作报告，因为那段时间他不在伦敦。不过，叶公超于1943年9月20日去BBC录制了另外一个英语讲座“我希望的世界”（The World I Hope For），这个讲座曾在9月16日译成印度斯坦语播出。[189]信中提到的燕卜荪在1941—1946年为BBC远东部中文编辑，是奥威尔的同事，曾共同主持节目。燕卜荪曾于1937—1939年在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英国文学。燕卜荪1947年返回北京大学任教，直到1952年回国。燕卜荪返回中国期间，奥威尔在信中曾屡次提及燕卜荪。比如，他在1949年4月14日信中提道：“燕卜荪跟很多人一样也消失了，到了中国。我甚至连他现在有没有写作都不知道。”在5月19日的信中，他提到对于燕卜荪决定留在北京，他很感兴趣，只要是他的消息他都很高兴知道。在6月16日的信中，奥威尔关注燕卜荪在北京的消息，他听到了很多传言，因此想从他的美国出版商那里问到一些信息。在1949年8月30日信中，奥威尔提到在中国的燕卜荪想要一本他刚出版的《一九八四》，因此他让经纪人摩尔（Leonard Moore）转告伦敦和纽约的两家出版商分别寄出两个版本，并嘱咐不要按照惯例在信中所附卡片写上“作者赠呈”字样，以免寄到中国的信被打开，给他带来麻烦。他在信末还附上了燕卜荪的地址：“11，Tung Kao Fang，Near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Peiping 9，China。”[190]这恐怕是小说《一九八四》最早传播到中国的时间。
另外，萧乾、叶公超和燕卜荪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萧乾与燕卜荪在BBC就有过合作。叶公超在伦敦期间，他的办公室是中国的“记者之家”，萧乾是这里的常客。[191]在萧乾回国后，他的《大公报》老板胡霖曾受南京当局所托，借调他去伦敦接替叶公超的文化专员职务，萧乾坚决谢绝，他说：“我不是国民党员，生平也最怕做官。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也不想走了。”[192]在燕卜荪任教于西南联大时，叶公超也在西南联大任外国文学系主任，他们关系紧密，当时同住一个房间，曾有打油诗这样描述他俩：“愿公超上莫蹉跎”“堂前燕子亦卜荪”。[193]
以上梳理的奥威尔与萧乾、叶公超和燕卜荪等人的关系是奥威尔与中国交游的重要内容，奥威尔通过同他们的接触更加直观和准确地了解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状，也使他能够更加理解和接受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