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空前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借助这种巨大的影响来到中国并开始广泛传播。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革命行动的指导思想，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与互动，开始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改变中国社会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当年就曾经预见到，他们的学说在突破欧洲范围，在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传播应用时，其理论形态发生变化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恰好佐证了这一点。一开始就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的传播实践和结合实践中，其基本内容和表现形态都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一种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表现形态的哲学，那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民族形态、发展形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过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过程，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进行的，有着共同的实践基础、共同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形态、民族形态。这一基本理论定位首先就肯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理论属性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谱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对于这一点，中外学者都曾有过某些质疑，即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认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运用，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产物。主要理由是在毛泽东的著述中，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比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内容要多得多。[1]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大多证据不足，难以服人。这里打算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源头和理论属性做些探究，也算是对相关质疑的一种回应吧。
为什么要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就谈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度探究，首先就要确定所研究的对象在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上都站得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肯定这个前提是确凿无疑的，然后才能够谈是如何将这一理论学说中国化的。如果这个理论前提遭到了怀疑或否定，全部的中国化研究也就犹如在沙滩上盖楼房，根基不牢。为此，就很有必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源头和理论属性做一番考察，以明确其理论归属和理论谱系。
从理论源头上看，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从理论家族谱系的角度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逝世后形成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族）中的一员，都属于马克思创立的现代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反抗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理想社会的政治实践哲学，它们同一理论属性、一脉相承。这是给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定位。
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源头和理论属性，这里着重从文本文献方面做一些考察分析。其中所涉及的文本文献主要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和《反杜林论》等一批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
一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1937年7—8月，毛泽东在给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讲课而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曾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和属性有一个清楚的说明，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的历史过程有一个简要概括。不知是什么原因，毛泽东的这段话似乎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然而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出自这个讲课提纲，是这个讲课提纲的一部分，这个讲课提纲的文本文献价值不可小觑。所以这里有必要专门引述一下：
中国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个运动目前虽还在青年的阶段上，然从其广大的姿态来看，它将随着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发展，以横扫的阵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勇往迈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的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2]
毛泽东的这段话，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不同阶段的不同内容，讲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属性，更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深入发展并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两个必备条件：一是批判，二是清算。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清算”？在笔者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彻底否定的概念。毛泽东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讲“清算”的目的是继承，但至少说明他没有忽略“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而是把它看作“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的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的一个重要条件。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但已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部分内容和要求。
二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198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所阅读过的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和摘录，其中绝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这本批注集是毛泽东一生哲学阅读活动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这本批注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类书籍占绝大多数，这就很能够证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究竟来自哪里，究竟属于哪一类哲学。同时它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阅读学习，给毛泽东提供了怎样的思想理论资源，毛泽东是如何在吸收利用已有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哲学创造活动的。
我们首先看到，毛泽东阅读批注或摘录的这10本哲学书，有9本是马克思主义的，1本是中国的。在这9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有8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1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毛泽东阅读批注摘录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1937年7月以前）；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1937年9月）；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1938年1月至3月）；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38年12月以后）；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1939年5月以后）；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1941年3月以后）；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李达译等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大纲》（内部讨论稿，1965年以后）。
再从毛泽东阅读批注摘录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具体内容来看，它们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毛泽东从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中究竟得到了哪些启发、吸收利用了哪些思想资源、进行了哪些哲学发挥和创造。这里以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写作在时间上比较靠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和第四版的阅读批注为例，做些具体探讨。
毛泽东阅读批注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由20世纪30年代苏联最当红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撰写，是当时最有权威、最为流行的三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一。该书1931年在苏联出版俄文本，1932年3月就有了日文本，同年9月又有了李达、雷仲坚等人根据日文本翻译的中文本，这个中文本到1935年就印行了第三版，可见传播之迅速。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年至1937年4月阅读批注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三版。从这本书上看到的批注的笔迹来看，毛泽东曾先后阅读过4遍，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大约12000字的批注，并从头到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1000多字。
有研究者曾将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所做的批注分为四类。[3]这里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第一类是评论性的批注，文字不多，不到200字。
第二类是提要性的批注，有3000多字。
第三类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而写的批注，约有2000字。其中包括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回顾、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分析、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阐述，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等。
第四类是理论发挥性的批注，有7000多字，这是批注的主体部分。内容主要是对书中许多哲学观点、概念、范畴的引申、发挥和发展。
从批注的实际内容来看，主要涉及的哲学问题有：
一是关于实践的地位作用、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毛泽东的批注写道：“如何认识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这个批注显然是针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而概括总结出来的。从原文中毛泽东了解到费尔巴哈和黑格尔都不懂得实践的重要地位，在实践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都有错误，“费尔巴哈不了解主客统一之辩证法性质”，他的“主体与客体都不是历史上发生与发展的东西”。“赫格尔把客体消解于主体中，把主客等同起来。”[4]这些批注表明，毛泽东赞成并接受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实践与认识、主体和客体辩证关系的相关论述。其后不久他在写作《实践论》时，则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对实践问题做了超越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系统阐述。这里说超越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主要以实践为例。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实践只是认识论的一个一般概念，它的影响和作用也只是局限在认识论的范围。而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实践则成为一个富含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高层次、多意蕴的哲学概念。在《实践论》中，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实践中忽视实践的教条主义，总结忽视实践的深刻教训，对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做了空前系统的阐述和强调。这种空前的系统阐述和强调，已经超越了认识论的范畴，使得《实践论》既是认识论的著作，同时也是社会历史观的著作。从这里，我们可以领略《实践论》中的实践学说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学习吸收了哪些思想理论资源，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的。
二是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毛泽东的批注写道：“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是认识之突变。”“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5]这些批注在这里看起来只是只言片语，简单扼要，却准确把握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关认识发展过程论述的实质和精髓。后来的《实践论》，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对认识发展的基础、过程和阶段，以及内容、特点做了空前系统的阐述和发挥，从而超越他所阅读过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最为系统的、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然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毛泽东的理论发挥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内容之外，毛泽东还对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即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范畴做了大量批注。其中有的批注和后来的《矛盾论》中的相关片断在文字概念上非常接近。还有的批注比所批注的原文还要多，例如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一段批注，就比原文的内容多。[6]多的原因在于这些批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对原文内容做了发挥和发展。
例如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概念和阐述，强调“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对其做了发挥，认为不仅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会相互转化。他的批注这样写道：“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7]后来，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详尽地分析和对比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和双方的强弱程度、优劣形势随战争过程延长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抗战是持久的，并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结论，对全民族坚持抗战到胜利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8]
这些都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确实是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学习吸收了许多思想资源，但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学习吸收的层面上，而是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做了富有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学习和理论创造过程的实际范例。通过对这本书的仔细阅读和思考，就会发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曾一度盛行的“句句是真理，处处是发展”的说法，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抄袭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它们既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同时也有悖于人类思想理论传承和创新的一般规律，没有很好地把握理论传承和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创新之中的传承。
三 《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
和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中那些有留学背景的人相比，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系统性和数量，确实不是最多的，这是客观事实。但毛泽东的阅读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一是紧密结合自己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来读书，和那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死读书完全不同；二是读书不盲从，不迷信书本，喜欢独立思考，做到“无笔不读书”，即读书看文章，总是有评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做出自己的评价。[9]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域，曾经有人争论过毛泽东读过的书中是马列主义的书多还是中国的书多。在笔者看来，争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首先，一个人读书是否真正获益并不在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读过的这些书对自己的人生事业是否真有帮助。有时一本书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改变社会历史的走向。而有的人也许读了一辈子的书、无数的书，但最多也就是一个活“书橱”，于社会进步发展无益。其二，毛泽东是中国人，读中国的书多一些是很正常的，无可厚非。读多少马克思的书，并不能成为判断毛泽东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根据。关键是毛泽东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是否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是否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龚育之、逄先知等人撰写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对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情况有详细介绍。他们的介绍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因为他们中有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图书报刊管理员，有的是毛泽东的文字秘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虽然已经出版好多年了，但它的价值不减。今天的读者通过仔细阅读这本书，可以很具体地了解毛泽东究竟读了哪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阅读经典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这里借助他们在这本书中所提供的史料，做一些典型分析。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是毛泽东读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从1920年起，毛泽东一生多次阅读这本书。从这本书中，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终身努力实践。正如毛泽东自己曾经回忆的那样：“我第二次到北平时（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10]
至于《国家与革命》（列宁著），毛泽东大概是在1926年前后读了这本书，并且结合中国当时的革命运动，宣传这本书的思想。据有关同志考证：“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据初步分析，讲授时间是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此时（指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保卫祖国”口号时）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11]
《反杜林论》（恩格斯著）这本书的译者吴亮平（又名吴黎平），是《反杜林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他曾多次谈到毛泽东阅读这本书的情况。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在1931年红军打下漳州时收集到了《反杜林论》（中文本），并和译者“多次研究书中的理论问题，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原则来深入探讨当前的革命实际问题。例如在谈到思想方法与战争问题时，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于当时苏区内有关反‘围剿’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主席深刻地指明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反五次‘围剿’战争中所提出和实行的战略战术，是‘最愚蠢的适合敌人需要的打法’，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人民利益的”。第二次是在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译者说：“你看，我把这本书（指《反杜林论》）带过来了。”“在延安时，毛主席经常在油灯下同我谈《反杜林论》，讨论哲学问题。毛主席常常说，‘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不解决问题，读书干什么’。毛主席就是从《反杜林论》中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1937年7、8月毛主席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常常参阅这些马列的书。特别是在《矛盾论》中还引用了《反杜林论》的两段话。”[12]这两段话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12节“辩证法，量与质”中，引文长达400多字。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很少这样成段地引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文。
毛泽东不但自己熟读《反杜林论》，而且还推荐给别人读。1938年1月，毛泽东与梁漱溟多次谈话，得知梁太看重中国的特殊性，而忽略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共同性（即一般性）。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吴亮平早已翻译出版了，你要读读《反杜林论》。[13]
以上有关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系列介绍和分析，无非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即阅读通常是一个人进行理论著述活动的必备前提，是必须要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因为任何思想或理论学说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继承吸收已有的思想理论资源，需要利用、借鉴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理论成果，从而构成自己思想理论创造的源头，并在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理论的启发、促进下有所创新发展。就像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同样遵循了人类思想理论延续创新发展的这一普遍规律，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哲学思想理论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毛泽东哲学创新也同样借鉴、吸收、利用了许多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哲学思想。
根据相关文本文献，并结合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源头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说得更具体一点，在1926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唯物史观为主要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的介绍则日渐成为主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特别是进入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大量翻译出版和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主要载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代表作产生的主要理论来源。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逝世以后，在东西方各国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族众多成员中的一员，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注释
[1]有关这方面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金羽等人就在文章中批驳了国外一些人所认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纯属中国的产物，只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延续，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只是照搬照抄和简单重复的关系，不过是增加了自己若干解释和中国革命运动历史的实例而已”的看法。同时，文章也用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即《实践论》《矛盾论》中大量引用马列著作的具体事实）证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参见金羽等《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
[2]原载《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第1卷第6、7、8期，195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的最后一页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个出版物封面的影印件。
[3]罗远鹏、冯贵贤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650页。
[4]《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0、22页。
[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6、28、29—30页。
[6]《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8—90页。
[7]《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8]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73—74页。
[9]逄先知在回忆文章中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14页。
[10]《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6页。
[11]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23页。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13]雍桂良等：《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