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编辑出版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我也忝列其中。社科院当年在评选荣誉学部委员时，给我评定的专业为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两项。但实际上我在1950年离开地方工作改做外交工作后，主要从事的只是国际问题研究。中间由于1959年遭到错误批判和处理，曾经耽误过一段时间，不过恢复工作后还是专门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是在1999年离休后才开始，至今也不过十多年。至于其他方面的文章，只能算业余爱好。所以，这本集子就完全限于国际问题范围。还由于我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都担负着一定的行政领导工作，很难对专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而写出成体系的专著，只能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写些带有时间性的专论，而且大多是提供领导参考的看法和建议。为此，又不能不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辩驳，从而显示出较强的论战性。这本小书也就干脆命名为《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
关于本书的内容，除了一般的国际问题外，还单列了时代问题和日本问题两项。这是因为：
第一，时代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判断有误，就会为害全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我们的错误判断，无视和平与发展时代在二战后即已到来，而坚持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并据此制定国家战略和政策，即，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接连发动各种运动，造成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出现30年的倒退，耽误了世界快速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对外推进世界革命，使我们未能利用当时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还导致在国际上的孤立。20世纪80年代，由于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为改革开放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我国经济随即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出现长期快速增长，造成后三四十年和头三十年的差别判若天壤，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二，列上日本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受命当了八年的日本研究所所长。虽不能说对日本有什么研究，但既在其位，总得尽量谋其政，了解点日本情况，写点有关日本的东西。结果就有了一批日本问题的文章，曾发表于当时报刊，或提交给学术交流论坛。这次出版文集，即从中捡出一批充数。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出任所长期间，正值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同日本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在日本掀起了一阵中国热，在中国兴起了经济上学习日本的高潮，双方提出的共同口号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研究所成立于这种时候，不但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也受到日本官方和民间的欢迎与资助，致使日本所当时成为社科院在设备物资方面最富足的一个所。没想到后来中日关系竟发生重大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由于右翼势力的抬头和许多人对中国崛起的嫉妒和疑惧，加之双方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滋长，两国关系又开始出现逆转。不但国家关系中不时发生一些摩擦和争斗，而且人民之间相互不看好的比例也在上升。几年前曾有一次对两国的民意调查，不喜欢对方的人竟占70%以上。这一趋势如得不到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就不仅会损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会严重影响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稳定与繁荣。但是中日关系要修好，还得双方一同做出巨大努力。
应当说明的是，本书收集的大都是多年前发表过的文章。时过境迁，已成了历史资料。之所以再次付印，正因为还多少有些史料价值。即使如此，有些时间过久的文章仍然需要解释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只就五六十年前的三篇文章做点说明。
第一篇是1951年所写《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这是我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后（时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在张闻天大使指导下向外交部和党中央写的第一篇调研报告。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打得难解难分，处于相持阶段。由于中国的参战和苏联的援助，美国军队已不可能推进到鸭绿江边，而中苏朝“三驾马车”（毛泽东语）也无力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美朝双方和世界舆论又都希望不要再打下去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张闻天看出了通过和平谈判停止战争的必要和可能，遂让我以使馆研究室名义写了这篇调研报告，送回外交部和中央后，引起极大重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亲自致电使馆，说今后这类报告应以电报发回，交定期的信使带会贻误时机。
第二篇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未达成协议后转而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主要是越南的停战问题）时，由我主动（因我随张闻天参加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后，张就让我回到使馆，没能再参加讨论印支问题的会）写的一篇调研报告，题为《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旨在说明英法（美国虽有不同意见，但当时不起决定作用）在印度支那以至远东问题上的底线是划界而治、维持现状，我方（苏、中、越）要求法国完全退出印度支那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按英法的底线实行妥协。日内瓦会议最后就印支问题达成的协议，果然也就是这么办的。这篇报告当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的重视和赞赏，认为对那场外交斗争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第三篇是1959年所写《有关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虽然不是张闻天的指示，也没经他看过就已送交《国际问题研究》（1959年第3期）发表了，但写作的动机和背景却和张闻天与毛泽东对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不同看法有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断定，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就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胜利后所建立的也只能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100多个民族国家独立，走的却并不是这条道路。除了越南、朝鲜、古巴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几乎全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民族独立国家。1958年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巴西记者的谈话中对《新民主主义论》也提出了一点修正，不过并未涉及上述根本论断，而只是改变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对外政策——“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的看法，承认亚非拉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的事实。其实，这倒是次要的小问题。重要的根本问题则是二战后百余国家的独立，用事实否定了毛泽东上述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只能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要论断。我写民族独立运动的文章，就是想用事实反驳《新民主主义论》中这一基本观点。1956年，张闻天确曾和我谈过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崩溃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有关看法的不确。但这与我三年后写的文章并无直接关系。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一些评论和看法可能很快过时。收入本书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和估计发生错误，也可以看做是难免的。同时，人的思想认识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以前认为正确的，现在看来却是谬误。反过来也是一样。例如，我们就一直没有把日本的对外侵略看成和说成是日本的民族犯罪，而总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强调他们只是“一小撮”）和支持并追随他们的群众严格区分开来。这就有点不如欧美人看德国。欧美人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罪。而且直接蹂躏各国人民的正是出身于德国工农和知识分子的纳粹官兵。由于德国人自己也认识到希特勒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属于民族犯罪，特别是反法西斯势力战后取代了纳粹的统治，所以才有近乎全民的普遍反思；才有禁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活动的法制（如规定各级教育必须讲法西斯罪行，对公开推崇和膜拜法西斯战犯及仿效纳粹聚会和礼仪等活动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等）；才有战败后东部领土被割去一大片也一直没有再提领土问题；才有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在华沙对死难者的下跪，等等。这都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侵略战争辩护和尽量减轻罪责、对各邻国挑起领土问题、参拜战犯和侵略战争参与者的亡魂等，越往后就越成为日本舆论的主流，更谈不上应有的民族负罪感了。
还须指出，我们过去一些认识和说法也很成问题。不但没有把日本对外侵略看成是民族犯罪，而且总是以所谓阶级斗争的观点，把这只归罪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还一再说日本人民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混淆了是非。我们怎么能把跑到中国来进行抢劫、欺压和蹂躏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兵和遭受抢劫、欺压和蹂躏的中国老百姓相提并论呢？就是没有当兵来中国而留在日本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也是忠于天皇、甘心为“大东亚圣战”作奉献的。真正反战的恐怕极为个别。所以应当把进行对外侵略的国家看做民族犯罪，全国上下也都应有负罪感，而不可为支持和参加侵略战争的所谓大多数人民去开脱和辩解。
这类主观认识的失误和过时应该修正改变的，不但个人有，而且国家也有。例如上世纪60和70年代，我们自己提出了个“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伪命题，认定它是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强调发动亡我的战争迫在眉睫，因此要加紧全民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丧失了一个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大好机会。而这种全局估计和据此进行的工作安排，也不能不对当年的国际问题研究发生影响。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虽已经过十多几十年，但并不完全过时，大多还有现实意义以至长远意义。例如，对时代的判断就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实际上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权威的论述与判断，当然应该继续进行研究讨论。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争论问题，同样没有解决，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还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国际形势》两文，是一年前改写的，反映了我对有关问题的一些新认识。
无论是在写作时还是经过多年的历史检验，书中各篇文章所表述的认识和论断，错误肯定不少，欢迎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能够不吝赐教，提出批评。
本书文稿的收集、编排和校订，完全得力于日本研究所的林昶小友，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何方
2012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