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知识分子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其行为规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掌握足够的知识，基本的职业能力。这原本是最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长期战乱动荡，教育极其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仅仅是靠着少数精英在撑场面，绝大多数所谓知识分子实际知识水平较为低下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上事关知识分子“真伪”的问题，表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先天缺陷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很多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浑水摸鱼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和竞争，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第二，要保持独立思考的地位，警惕鲁迅所说“指挥刀”和“金元”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影响。在拥有养活自己和家庭的能力的情况下，不但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鲁迅其实非常不愿意看到孔乙己式的知识分子穷困潦倒还要坚持“道统”的情况，但是他也常常越过经济独立的阶段，首先要求知识分子思想独立。知识分子不能做政治的传声筒和金钱的应声虫，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不被权力和金钱收编，这应该算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持守。知识分子的进步与反动与否首先要看能否有独立的精神，不助纣为虐是确定知识分子立场的前提。第三，要对权力保持警惕，对抗权力造成的恶果，追求与捍卫正义，代表弱势群体。实际上，知识分子对抗权力在宋明时代一度是体制赋予科举知识分子的权利，保持一种畸形的平衡。但是随着近代进入了动荡的礼崩乐坏的时代，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重新进入了一边倒的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在没有经济独立和制度支持的前提下，知识分子要对抗整个权力体系。知识分子真正独立于金钱和政治的含义在于：他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具有主体精神，能够判断是非对错，而不是屈从外来压迫。如此，知识分子势必要面对政治与权力。
实际上，在讨论知识分子如何确立自己的伦理规范之前，非常有必要讨论一下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因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体制之外的，在做出自己伦理选择的时候，知识分子必然也要考虑社会体制的因素。因此，知识分子伦理问题，如果粗略一点说，实际是知识分子体制角色和自我伦理诉求之间权衡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能够存在于社会之中，首先一个原因是社会需要赋予他一个体制角色；而当这种体制角色逐渐清晰之后，知识分子获得自我意识，然后就有了自我的伦理诉求。早在中国历史的春秋战国阶段，这个知识分子身份特征的形成过程已经有了明显表现：从百家争鸣逐渐过渡到儒家脱颖而出。深层的原因正是儒家知识分子在体制角色和伦理诉求上最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包括中国近现代历史在内的整个历史的过程里，知识分子的体制角色有时候与知识分子的伦理诉求一致，有时候则并不一致，甚至剧烈冲突。以鲁迅为例，在他身上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现实是，鲁迅亲身经历和体验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体制角色。大致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体制身份是很有特点的，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体制角色是科举制下的参与者，他们的伦理诉求就是修齐治平，家国合一，鲁迅曾经短暂参加过科举考试，成绩尚可但是并不足以在科举制中取得成功，科举制给鲁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楚，他塑造的孔乙己和陈士成是科举制下知识分子的经典形象，在这种体制下知识分子一定要自我摧残和自我激励达到科举的要求取得功名，才能获得体制角色，不然连自己的人生都被完全毁掉，能金榜题名的毕竟少数，虽然有很多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很多读书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没有功名，他们始终不敢或者不那么心安理得地称自己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就像孔乙己无法回答自己穿长衫而没有“进学”的窘境。其实，如果赤裸裸地揭破，这就是封建时代一种读书人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体制角色；到了北洋政府时代，传统的知识分子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被终结了，在纷纷建立的北大、北师大之类的现代大学中，出现了新兴的以研究学问和探讨知识为职业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关心社会现实，但是从体制上讲他们逐步地远离权力中心，进化到专家学者的社会角色，这类知识分子的伦理角色就比较尴尬。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曾经受到攻击，指责他没有从北洋政府中辞职。鲁迅的反击则很有意思，他说陈西滢之流的所谓正人君子、学者和官员一样，都是从北洋军阀的政府里领取薪俸。如果学者们要求鲁迅道德上没有缺陷，不与反动的北洋军阀同流合污，那么这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也要一并辞职，脱离于社会体制之外。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当然只能保持尴尬的沉默，因为并没有哪个教授出于义愤能主动辞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体制下，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只能饿死在首阳山下，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学院派知识分子在饭碗和道义之间实在两难。
在上海的鲁迅，经历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另外两种体制角色。一种当然是“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自由撰稿人的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角色，当然这种身份的获得，有着鲁迅极其特殊的个人特点，如杰出的文学天才和租界写作的历史条件，使得鲁迅的“自由”能得以维持。但是也不可否认，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定比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之类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也像科举制下的失败者一样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但是大多数有一技之长，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问题和兴趣爱好以及政治观点的独立。表面看来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事实上这种知识分子也是处境很尴尬。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这类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批判，其中最主要的一股批判力量是共产党体系内军事化或半军事化体制下的知识分子。随着国共分裂，左联的建立，左翼知识分子被组织起来，有了坚强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成为一支夺取国家政权不可或缺的文化军队。这种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随着鲁迅加入左联，一方面，他参与了左联对右翼知识分子和国民党政府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左联中出现的“宗派主义”“命令主义”“特权主义”等问题，他愈加珍视自己能够独立思考和经济、政治独立的可贵。可以说，晚年国民党反动统治给鲁迅造成的痛苦和困惑，可能还没有鲁迅的自由撰稿人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左联准军事化组织知识分子的身份分裂造成的痛苦来得重大和深重。
整体上说，这基本就是鲁迅所处时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语境和困境。没有任何一种知识分子是心无旁骛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不论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遭受着无往不在的挤压和迷茫。而他们又没有选择，无法抱怨时代的先天缺陷，只能去肉搏这个时代和体制。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鲁迅所做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深入挖掘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而是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时代批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反讽的关于知识分子现代化的问题。因为知识分子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制度下希望通过自身的战斗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注定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不去斗争又违背了知识分子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自我的伦理诉求。在鲁迅重建知识分子伦理之前，知识界自身的缺陷首先为鲁迅所重视，也就是知识分子基本含义的首先一层，关于“真伪”的问题。鲁迅在开展他卓越的国民性批判的同时，也进行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剖析与批判。进而在批判的基础上发展为知识分子的内战，进而才有知识分子对政治立场的伦理论证与选择。
第一节 揭示知识界尴尬现状之一：知识匮乏的知识分子
历史闪回到今天，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出场，其实也是源自当代知识分子试图重建自我，获取自我意识的契机，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体制身份和自我伦理诉求的平衡。他们似乎看到“肉搏”这个时代的必要，又似乎看到了无谓挣扎的无奈与无效。在无数个书斋苦读的夜里，鲁迅的文字击打着他们的心。“文化大革命”的噩梦结束之后，作为鲁迅曾经的论敌和死后不遗余力的赞颂者，郭沫若欢呼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将沐浴在阴霾散去之后的一片春光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自觉的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繁荣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但是，这个觉醒的开始，同时也是彷徨的开始，很快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可避免地体味鲁迅那代知识分子体味过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人生苦境。
一
在短暂的欢欣鼓舞之后，知识分子们沮丧地发现这个过程同样是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式微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完全合理，深深刺痛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人们将之称为“脑体倒挂”。初尝这种苦涩的知识分子们极不适应，没想到这种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尴尬现实在鲁迅的时代其实“早已有之”。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理解鲁迅和理解时代的过程，这究竟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还是新的一种社会结构的扭曲的时代秩序？如果知识也将成为一种商品，甚至是廉价的商品，那么知识分子将何为？鲁迅所谓“京派近官，海派近商”总之知识分子的定位不出帮忙与“帮闲”这两个范围的断言好像也并未过时，在经济起飞的时代氛围里，知识分子们在艰难迎风飞翔之前，需要新的榜样确定自己的坐标。此时鲁迅的身影重新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虽然如此鲁迅却不是当代知识分子确认自我的首选参照。因为鲁迅那代知识分子身上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油彩，谁也不知道要费多少口舌才能“回到鲁迅”“重走五四路”，将这些历史的遮蔽全部洗清还不如干脆从西方直接拿来。在中国，福柯、萨特、葛兰西、哈耶克、萨义德等名字在知识界口耳相传，他们的理论和观点广泛传播：知识与权力、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区分，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等不一而足。他们的理论也不断启发中国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热情讨论知识分子关心的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边缘化、人文精神、从广场到民间、从意识形态走向学院化等问题。
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找理论资源的同时，却总感觉少点什么。如同现代历史上那些借鉴西方的活动一样，这次从西方拿来的种种理论也受到中国现实的巨大排斥。知识分子意识到一夜之间瓦解意识形态建构无异于痴人说梦，大批知识分子走向专业化或者干脆走向犬儒的同时，他们认识到这种瓦解不可能采用休克的方法，而应当采用从源头上分析形成原因与客观历史条件从而逐渐剥离的手法。这是一个试图远离政治的思想和学术的过程，这个逻辑与五四如出一辙，所以被命名为“新启蒙”。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也重新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重要坐标，甚至被看作是现代化的某种重要思想资源与精神旗帜。
但是，让这些知识分子略显尴尬的是：他们越了解鲁迅，越发现自己似乎是在“谬托知己”。鲁迅或许折射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苦衷，但是同时映照出他们自身的缺陷。鲁迅式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对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是太过残酷的现实。对于鲁迅来说，对于他的年代，知识分子问题也许复杂，也许富有理论讨论的深度，但都不是他关心的重点。
对于知识分子，鲁迅所深恶痛绝的是最为基本的两点：知识匮乏与道德崩溃。至于知识的高深和思想的分歧，暂时还谈不到。也即是说，在当代知识分子在体制角色的束缚下苦苦挣扎的时候，鲁迅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伦理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其实一直是一些所谓“高级、高层次”知识分子的读物，对于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或者边缘的知识分子来说，鲁迅其实较为遥远。反讽的是，鲁迅对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瓦解和抨击更为猛烈。
鲁迅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也在不断反思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先锋与桥梁，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承担这个责任的现实能力与道德力量。放眼看去，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身上，鲁迅只看到“学者”的标签，却看不到与之相称的知识。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鲁迅以调侃的语调说道：“即使看不到‘学’，却能看到‘学者’，明白那是怎样的人物，于‘世故’及创作，会有用处也。”[1]没有学问，却可以成为学者，确实只能用世态和世故解释。在鲁迅的笔下，知识分子无论新旧、大小、显赫与卑微、可悲与可笑、可憎与可怜，他们在时代夹缝中的窘迫身影无处遁形。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令人眼花缭乱，但知识的匮乏却是他们的共同点。将鲁迅笔下各种并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总结一下，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八个类型。鲁迅对各个类型知识分子的批判虽然都是从知识缺乏入手，但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尤其值得玩味。
第一，过时型。在晚清以降的剧烈社会动荡中，新时代的到来宣告了旧时代的死亡，随同殉葬的就是这些旧文化的拥抱者。废除科举制度造成了大量无所适从的多余人。孔乙己、陈士成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孔乙己的名字本身就是旧文化半通不通的象征。他一本正经地对小伙计讲述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对于改善他的处境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倒成为一个笑柄。鲁迅在表现这个过程中挽歌一样投去悲悯的同情，因此在表现这些知识分子时不但熟练、从容而且在情感上也是忧伤而且隽永。孔乙己为旧文化殉葬，为科举所抛弃被视为多余人，而他却口必称儒家经典，衣必穿儒生长衫，则更是十足的可悲。他是如此眷恋抛弃他、伤害他的旧知识旧文化。传统文化下被旧知识和价值观控制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可怜可见一斑。科举被废除是大势所趋，当时的社会没有能力或者更不可能有意愿主动给这些只懂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提供出路和解决就业问题。那些能够快速适应时代巨变的旧式知识分子继续随着时代前进，而那些跟不上的就只能是像参加了一次有去无回的长征，被永远地留在了雪山草地，然后被永久地忘记。
如果说这些殉葬者们让鲁迅悲悯而且同情，但是那些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出路，完全将知识分子的操守弃之不顾的旧式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对待？那些分明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旧文化僵尸们却还死死拖住时代的脚步则让鲁迅痛恨不已，终生燃烧着鞭尸的热情。在鲁迅看来，这些封建文化的卫道者们都是“现在的屠杀者”，因此批判起来毫不留情。不但彻底否定他们所依仗的旧文化，同时对这些张口“子曰”，闭口“诗云”的守旧者，也给予严厉抨击。认为他们毫无旧学根底，与旧文化也是牵强附会、谬托知己。在鲁迅看来，旧文化如果甘居于历史的一角也不失为一种主张，但倘若被用来号召青年“钻故纸堆”就不可避免地坠入反动境地。鲁迅批判鼓吹“国故”最为有力的学衡派说：“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2]国粹有没有价值，价值几何还是要讨论的问题，但是那些崇古者食古不化的蠢态却是确凿无疑的。在这一点上鲁迅坚决站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这也使他陷入了彻底反传统的争议。但鲁迅就是偏执地坚持这一点：传统文化没有前途，现代化是旧式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唯一的出路。面对这样的挖苦，复古者的兴致再高也不免要汗颜吧！总结起来看，无论是“整理国故”的学衡派，还是主张“读点庄子”的施蛰存等文化保守派都在与鲁迅的论战中缄口不言，至于私底下个人爱好与否，鲁迅则并没有兴趣干涉。复古只要不拿出来作为号召就好，这是鲁迅对于旧传统的底线。能够汗颜的复古者，说明自己也认识到与时代的落差。但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沿袭自古以来攀附权贵的旧传统，却扬扬自得，时刻损害着社会却毫不为意，这就是帮忙帮闲型知识分子。
第二，帮忙帮闲型。1932年鲁迅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中国历来的文学不外帮忙与帮闲两种类型。知识分子不为帮忙则为帮闲：“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3]这类知识分子虽然不像前一类型知识分子抱住传统不放手，但是他们的社会角色确认仍然是旧式的，与现代社会不但无补而且有害。在鲁迅的时代，那些帮忙的知识分子却只有帮忙之志，并无帮忙之才。在论战中彻底揭露论敌的无知是鲁迅最常用的战法。那些为不得人心的执政府帮腔、打圆场的知识分子经常成为鲁迅的攻击目标。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激烈论战。其实论战的焦点本来是双方对待学生请愿和政府弹压的具体态度。现代评论派认为学生不应该卷入政治，而鲁迅则支持学生的正当要求。但是随着论战的展开，双方都质疑起对方的知识背景，希望从此一角度釜底抽薪。现代评论派互相标榜自己留学生的知识背景，鲁迅则首先对章士钊的留学背景提出质疑。“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燉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做过几年牛肉的人物。”[4]鲁迅很尖刻地剥去了这些同情和支持北洋政府的“学者”的留学生外衣，贴上了闭门煮牛肉的“饭桶”“吃货”的标签，实在是极为尴尬。现代评论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陈西滢也自我标榜旧学很有功底，加以留过洋，总之在学问上有点自诩学贯中西，而鲁迅则攻击性十足地明确指出陈所犯的常识性错误。陈西滢故意炫耀说：“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鲁迅则直言其荒谬，捏造知识、无中生有：“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5]陈西滢用来吹牛的“四书”注疏理论，根本子虚乌有，鲁迅的辛辣显示出的不仅仅是陈西滢的无知，还有无耻。
鲁迅更是大加揶揄众多的所谓学者正可以借口缺少参考书，兼之没有钱便做不出像样的学问，只好满口“闲话”。这些有钱买牛肉煮着吃，却没钱买书的知识分子也是活该大脑一片空白，满口废话、闲话：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干”。
而鲁迅在与梁实秋进行论争时，将之唤作资本家丧家的“乏”走狗，更是直指梁实秋想做资本家的走狗却因为知识与本领的缺乏而并不得力。“梁先生……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6]这样看来，那些为政府帮忙帮闲的知识分子的政见的高下、正确与否都谈不到了，因为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身份都成问题，都是“冒牌货”。这些知识分子自己认为是在说一点公道话，而鲁迅坚持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披着“公理”与“学者”的外衣给政府帮腔和洗白，所以撕掉他们带着欺骗性的学者外衣，将他们漫画为“草包”形象是鲁迅屡试不爽的论战手法。
当然也要承认，鲁迅揭露诸多类型知识分子的无知很多是从论战角度出发，使用的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战术，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一致。即如他攻击学衡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无知、无能都是相对而言，实际上鲁迅也有一种依靠自己的渊博知识建立学术霸权的嫌疑，最后导致意见不同的辩论者最后都举手投降缄口不言，以为论战毫无意义，从这点上看也可见一斑。但是从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知识分子的常识性错误屡屡为鲁迅所指出确实也说明了不但文艺界，社会各界也都被浓厚的知识匮乏所笼罩。
帮忙者并无其才，而帮闲者就更加等而下之。所谓帮闲，也就是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名为士人，实为倡优的传统角色：“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7]如果不加分辨地批判知识分子的帮闲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像汉代的东方朔那样沦为皇帝弄臣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体制性苦衷。大多数的读书人实际内心都会鄙夷这种帮闲文人，所以仅仅是鄙夷他们实际并无充分的现代意义。帮闲文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帮闲却也可以转化为帮忙，只是由于并无切实的知识，手法较为拙劣、下作而已。“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每每都可以粉饰太平，掩盖真相，除了统治者的刀以外，御用知识分子的笔是捆绑人民的另一条绳索。帮忙的手段却是极为下作，往往使用和任何正经知识都毫无干系的“捣乱”与打岔，使得“无论如何严肃的说话也要减少力量”[8]。其实，对知识分子分类到此，可以发现能否用知识分子来概括所有的读书人阶层已经很成疑问了，因为他们已经分裂成了根本对立的两个阶层，而真正能成为历史的骨头的知识分子实际是很少数，而背离了知识分子的境界、情怀和信仰的是多数，当然要强调的还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设计和结果。但是，不管如何，知识分子不能保持人身和人格的独立必然要沦为各式各样的帮忙或者帮闲。但是鲁迅在晚年，却认为这些既无知识又无才情的帮忙与帮闲实在是在扯淡。
第三，扯淡型。1935年，鲁迅写作《从帮忙到扯淡》，叙述了这个演化的过程。鲁迅写道：“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9]知识没有和时代形成良性循环，反而成了末世的象征，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知识分子终于也成为末世景象的一部分和推动者。而在鲁迅所处时代的末世景象中，知识分子这种全无知识只能扯淡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高老夫子收到贤良女学校的聘书，准备教授历史课。但他理解的历史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严肃的史实不见踪影，代之以通俗民间故事传授给学生：“他最熟悉的就是三国，例如桃园三结义，孔明借箭，三气周瑜，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以及其他种种，满肚子都是，一学期也许讲不完。到唐朝，则有秦琼卖马之类，便又较为擅长了。”[10]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要说“传道、授业、解惑”，简直连个职业说书人都不如。而在课堂上原形毕露之后，只好重新回到“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老路上了。其他还有《肥皂》中的四铭、《理水》中文明山上的学者们无不是毫无真才实学，一味扯淡来欺世盗名，这些人着实可谓士林败类，因其毫无顾忌不受伦理约束，反而处处得意，危害深远。
以上类型的知识分子，有旧知识根底者则迷恋着旧社会的“骸骨”，全无知识者则转向装腔与欺骗，对社会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成为中国革命的阻碍力量。鲁迅对他们的揭露酣畅淋漓，常常带着嘲讽的笑意和诙谐的色彩。
但在另一类知识分子身上，鲁迅发现同样存在严重的知识匮乏现象，却因为他们倾向革命与进步，在对他们进行规劝或者批判时明显留有余地。此时，鲁迅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发表对他们的真实看法，既怕对他们的批判成为反动派的口实，挫伤他们革命的积极性，也怕破坏团结引发不必要的争论，但又无法对他们的错误倾向保持沉默，只好提醒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有充分掌握知识，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
第四，浮躁型。鲁迅对文艺青年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反对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主力军。但青年们的心浮气躁却让鲁迅大失所望：“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11]鲁迅这段议论针对的是学文不成，退而求其次学画而又不肯下功夫的青年。表面是说这种现象，实际骨子里说的是青年的浮躁。而鲁迅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凡事都想走捷径，而不肯努力用功在当时社会上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的确当得起“乌烟瘴气”，并且持续时间也远远超过“近十年中”。这种浮躁病也表现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挽救危亡的急迫心情虽然是建立在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实基础上，但知识分子也要负对于所引入理论在学理上深入分析与厘清的责任，可惜的是现实显然并不如此。鲁迅在一封书信中说：“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12]在这里，知识分子的角色不但不是思想混乱的拨乱反正者，而且成了不负责任的论客。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监督和批判还是社会的一个安全阀，到了鲁迅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责任随着传统社会的崩溃也崩塌了。不管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知识分子是部分地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思想混乱。而反讽的是，这封语气温婉的通信告诫的对象正是徐懋庸，后来成为鲁迅眼中他所碰到最为浮躁、蛮横的青年。至此，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距离和流氓泼皮画上等号已经不远。
第五，流氓型。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发现了这样一群难缠的文艺青年，刚刚从学堂中走出，或者从斗争的火线败退下来，就满腔悲愤地占据了革命文学的“要津”，以站在时代风口的姿态强占了革命的话语权。在辩论中不但蛮横，还任意打击论敌，毫不考察事实而是肆意扣上各种帽子。鲁迅最初还注意到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富有才情、倾向进步的一面，将之命名为“才子加流氓”，并没有直指他们毫无知识。但是在与他们的论战过程中，鲁迅还是忍不住指出他们的无知和低能。先是指出冯乃超剧作的拙劣：“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来看两句冯乃超剧本结尾处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13]
鲁迅指出冯乃超的创作就是喊口号和贴标语之后，又在文章中指摘王独清和郭沫若创作上的瑕疵，这样，他的指责几乎涵盖了主要的左联作家：
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Pong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14]
创造社代表的这种倾向，不但反映在创作中，因为创作中的幼稚和浅薄不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更反映在创造社青年们思想上和革命主张上。尤其是他们往往并不深究社会科学的实际，而只是空喊革命的口号。喊喊口号就能证明自己进步，进而给不肯喊口号的鲁迅扣上落伍、反动的帽子，显然不但不能说服鲁迅，还会激起鲁迅更大的愤怒。但是，鲁迅感到愤怒的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无奈。这种突变式思想转变虽然在创造社的革命青年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拼命抓取各种好听庄严的名号以掩盖自己牟取私利的企图的社会病却在知识分子中间大量、严重存在。这类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种无法转化成信念、信仰乃至行动的知识只能是好听的借口、好看的招牌。而各种大小知识分子的“知而不能行”，并不是真知，更不能真行。不管嘴上如何说，这些知识者是无论如何不肯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的。鲁迅如此评价这些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显然是极为气愤情绪下和受到攻击情况下的产物，也缺乏十分周全理性的思考。在正常的时代环境下，也许鲁迅会在情绪冷却之后后悔自己口不择言的冲动。但现实是革命队伍中的某些知识分子用更加过分的举动，严重地刺激了鲁迅的神经，彻底激怒了他。
第六，暴君型。在鲁迅一生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纠缠的经历中，比流氓型知识分子更进一步的是暴君型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对于封建时代的皇权思想并无自觉、清晰的认识，相反却在现实中贯彻着这种暴君肆意施虐的皇权思想。这在旧派知识分子如《风波》中的赵七爷、《孔乙己》中的丁举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赵七爷因为一点琐事就一心要置七斤于死地，自然横暴得可以。然而，这位内心酷烈犹如暴君的乡村知识分子的蛮横和知识并不成正比例。赵七爷这位“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他的学问不禁让人哑然失笑：“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15]这不得不让我们自问，这种披着知识分子、读书人外衣的劣绅除了残暴的内心，还有什么呢？鲁迅这样描写自然是因为他认为旧派人物确实毫无切实的知识而加以调侃，但是新式知识分子却也对知识毫无兴趣，对权势与权术则醉心不已。那么，知识分子的新旧区分又有什么意义？即如徐懋庸之类的革命青年，虽然也有《打杂集》这样的创作，但和其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的横暴相比，实在不能使人相信这是一个以革命大局为重的作者。鲁迅针对这些青年的横暴，反唇相讥，同时也希望徐懋庸等青年能够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彻底摆脱肤浅而横暴的态度：“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太林传》。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16]如果说，自青年时代就同革命党交往甚密的鲁迅此时读懂了青年们看似狂热、幼稚的行为背后的潜意识，他如何不能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恐怖。
上述两类的知识分子可以笼统地使用进步和反动来区分。但是，这样的区分并不能全部涵盖整个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进步与反动的划分之间还有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无法积极投身革命，同时却也无意反动站在革命的对面，只好被革命抛弃或者抛弃了革命而居于边缘。
第七，糊涂型。在鲁迅的透镜之下，知识分子的怪现象无所不有，有欺世盗名者，却又有蠢笨如牛者。表面上看，这类知识分子之所以糊涂是缺乏必要的判断标准，而知识性缺陷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缺陷并非知识的缺乏，相反，是太多知识的混杂导致了头脑的混沌，以致是非模糊。毕竟，饱读诗书却落得头脑糊涂的结果只能说是知识分子反被知识误，当然是一种伪知识。最典型的莫过于《采薇》中伯夷、叔齐两兄弟。两兄弟满口礼义，实则糊涂透顶。对于当时社会中最为重大的“武王伐纣”事件，尤其没有是非对错观念。商纣王的“变乱旧章”是错的，“原是应该征伐的”。不过，周武王“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17]这种糊里糊涂的性格正是鲁迅借着小丙君之口所说的：“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18]。最终，两兄弟也只好在首阳山上饿死了事。这也是晚年鲁迅对当时知识分子无是非立场的一个尖锐讽刺，僵化的思想内容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判断现实的能力，最终走上逃避时代矛盾的末路。也许，鲁迅的批评太过严酷，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要求太高、太严。可是，联想到知识渊博的周作人沦为汉奸，不正是可以印证鲁迅对他的评价吗？一个“昏”字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周作人个人的失望，也是对很多类似的知识分子读书越多越没有思考能力的呆子处境的哀叹。鲁迅可以毫不仁慈地将糊涂型知识分子送上末路，却对边缘型知识分子充满同情。因为这是一群有心改革、无力回天的时代零余者。
第八，边缘型。这部分知识分子是现代知识分子中下层的主体，在鲁迅小说中也为数众多，因为处境的窘迫，而居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大多出身农村，在他们“鲁镇”一类的宁静乡村接受一些古典文化的教育，然后在城市获得一些零星的西方观念，然而卑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忙于谋生而无法潜心读书，只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迁徙漂泊。在精神归属上恓惶地徘徊于城乡、中西之间。《故乡》中的“迅哥儿”、《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我”、《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等都在此列。他们并不缺乏判断力，他们充满热情地接受了新文化和近代科学，也曾鼓起了与旧社会奋斗的勇气。鲁迅常常将他们这种奋斗失败后的颓唐归咎于知识分子的意志脆弱，或者环境的恶劣。但是，如果细究起来，他们其实有一点知识，可以教书，例如吕纬甫，却不过是做家庭教师教一些自认无聊的“子曰诗云”。也可以翻译一点文艺作品，例如涓生，不过实在是一种做小职员失败后的不得已选择，难以成为谋生的手段。《幸福的家庭》塑造的则是一种被鲁迅取消了同情，代之以嘲讽的无知而无聊的小知识分子的形象，更是毫无常识要在战火连天的现代中国寻出一个臆想中的幸福的家庭。在动荡的社会中，这些人谋生已经很困难，难免因为境遇困顿而精神颓唐。由于他们多少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具有进步思想，所以精神的苦闷是他们的明显特征。即便是居于社会的边缘，而非纯粹的底层，但是他们的精神痛苦也极为发人深思。也是鲁迅小说擅长写“灵魂的深”的集中代表。
从以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却无知识的现象涉及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整个知识界。无论是新式的革命青年还是老派的卫道士，无论是处江湖之远的边缘知识分子还是居庙堂之高的帮忙帮闲知识分子，在鲁迅的拷问面前均无可遮掩，极为尴尬。从历史上来看也是绝无仅有的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
这种特殊现象之后是否还有更深的时代意味？稍加观察会发现，虽然是从知识结构的角度来考察知识分子的特点，但是他们不可避免地分化为“左”、中、右三个大的群体：过时型、帮忙帮闲型、扯淡型属于右派；浮躁型、流氓型、暴君型大致属于“左”派；糊涂型、边缘型属于中间派。这些人对革命的态度并不相同，革命对待他们的态度自然也并不相同。鲁迅在如何对待这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其实也有很大不同。正如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鲁迅在批判这三大类知识分子时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更多地考虑了这三类知识分子背后代表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鲁迅揭露知识分子并无知识，主要目的并非指出这一事实，而是试图使知识分子中的错误倾向得到纠正。所以，鲁迅对这三大类知识分子的态度有着微妙的不同：对右派是淋漓尽致的批判；对中间派是同情的或者温情的批判；对“左”派是隐忍的批判。这样从表面上看，对于“左”派的隐忍和中间派的同情使得鲁迅主要的斗争目标是右派知识分子。在鲁迅看来，这些“文人学士”不但不自觉自己的无聊与空虚，反而纠结起来投靠军阀和权势布成无物之阵。这正是鲁迅早期针对知识分子内部反动倾向斗争的目标。
二
在这种无物之阵面前，鲁迅毫不犹豫地发出战叫，举起投枪。但是，鲁迅所面对的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溃败，鲁迅对他们的揭露只能导致他们更加刻骨的憎恨与谩骂。鲁迅和仍然保持了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面对既无知识又无道德却高举着知识与道德旗帜的无物之阵。而这，可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最悲哀也最荒诞的自我景象。而知识界整体的自我分裂与溃败也导致了试图挽救者的最终失败：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19]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已经接近鲁迅反抗绝望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独特情感。成败已然无须挂怀，重要的是要反抗这种绝望对人生命的压抑和摧残。
可是，转了一大圈，穿过精神压抑的迷雾，鲁迅还是要面对这种困境。所谓“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还是要拿出一种态度——与知识分子相处与自处的姿态。
中国走向现代化处在急需知识分子参与的起步阶段，却何以会出现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而扭转这种危险倾向又必然是鲁迅等人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鲁迅又将如何应对？自然，如果知识界能够依照鲁迅的观点，将自己的错误方法反其道而行就可看到解决的希望：泥古者不再泥古，浮躁者不再浮躁，横暴者不再横暴。正如鲁迅所提到过的这种思路：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20]
但是现实绝不可能这么合乎理想，何况鲁迅早说过他从未成为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更不可能他登高一呼知识分子的角色便可应声而变。如果说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属于知识分子内部的自我批判，那么对造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匮乏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除了要接受鲁迅的自我批判还将受到时代的审判。而这远远要比鲁迅的批评严厉得多。
首先，造成这种尴尬处境的是新旧交替的时代因素。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撞造成旧文化与新文化的价值含糊。旧文化表面上威力坠地，实则依靠巨大的惯性顽强存在；新文化表面上一呼百应，实则它的确切内容并没有得到清晰、系统的阐释，只有一些口号和简单的理念在社会上传播，并且具体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仅就文艺思想来说：“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21]政治上的思想更加混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都在中国社会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依违两难。一些人选择竭力求新求变，以免落后。又有人担心社会的反复，就竭力将几种内容上互相矛盾的思想兼于一身。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变化”本身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而知识反而在频繁的变化中被严重扰乱与遮盖了。在社会上一种广泛存在的思想就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淬于一身了”[22]。这样，原本被期待为混沌的时代拨云见日的知识分子自己先就成了新旧杂糅的蹩脚人物，还谈何时代先锋和话语精英？这是知识分子时代悲剧之一。
其次，在社会环境相对和平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民初和稍后的五四时代，新旧冲突可以看作是造成知识分子却并无知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阶级冲突与民族救亡的时刻，知识本身的重要性更加降低，知识分子的地位并不如一个战士。“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23]鲁迅自己是个只能写文章的文人，最后发现文人是最没有力量的。真正有力量的人是有武力的人：“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24]从这个逻辑来看，反革命对于革命者使用的是武力，革命者要实现革命目标所用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武力。知识在这种以暴易暴式的“血的游戏”的往还中并无位置。自然，鲁迅并没有看轻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但是在现实面前，鲁迅也不得不妥协。与当前的斗争相比，文化建设只好以待异日。对于政治权威来说，知识分子具备丰富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服从政治权威才是首要的。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立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相反，倒是在知识分子内部才会对这种知识分子并无知识的现状充满焦虑。在这里，隐隐就看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理论的层层逻辑和现实的推演。因为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而暴力是反革命唯一的手段，理论的争论和知识的思辨都是多余的。革命形势的严酷迫使有理想的革命者也成为暴力的崇尚者。实际上，毛泽东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早期还是和鲁迅一样，希望通过宣传和鼓动来实现自身影响。但是中国社会武装割据的现实迫使他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观点。这说明靠武装斗争而不是理论辩论决定国家的权力归属，而这点也被鲁迅等知识分子自觉和接受。这样，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时代命题：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极端落后的国家能否通过一次革命就建立一个理念先进、组织方式进步的现代文明国家？以暴力革命为前提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理论上是可以走向文明或者将文明与武力放到相差无几的高度。但实际上，革命的现实一直都是，整个民族在走向对暴力崇尚的道路。被迫走到这一步也几乎就是知识分子的绝境了。
最后，在鲁迅看来知识者之所以没有知识，还在于知识分子道德上的溃败。鲁迅不断地指出各色知识分子知识上的硬伤，但在实际上，鲁迅更认为知识者利用所拥有的知识为自己寻找牟取私利的借口，假借大义才是使知识的功能与本质都发生异化的根本原因。孔孟之道可以是敲门砖，各种主义也是进身之阶。这个现象不但导致知识界学风浮躁，更加导致知识分子的道德沦丧与自我埋葬。像鲁迅这代知识分子是当时众多五四青年的精神启蒙者，这些启蒙者也遇到了青年学生们遇到的问题——到底是追求知识还是关注政治？不能安心求学，结果必然是知识匮乏，如果一心向学，那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又如何体现？知识问题化身成了道德问题，两难的道德问题。
知识分子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窘境中，迫切需要寻找安身立命之处。但是，揭示知识者却并无知识的怪现象容易，要解决却是非常困难。事实上，体制深层的缺陷和时代动乱将很多知识分子不能左右的矛盾全都推到他们自身的个人选择上，这一切正如鲁迅在《孤独者》中所描写。魏连殳在坚持知识分子信念的时候，除了信念一无所有，生活在贫病交加的状态中。而当他放弃了原则，屈从了军阀时代的世俗标准之后，获得了令人艳羡的世俗成功。事实上，他的那种助纣为虐的精神痛苦除了死亡又没有别的方式缓解，这是多么深刻的悲剧。如果不将这些原因从根源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道德匮乏必将持续存在。并且，更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匮乏在不能得到解决的同时，相应产生的恶果还在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恶化。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普遍无法控制自己整体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将更加无法控制自身所处的状态，也更无法控制所处的复杂局面。
因此，知识分子只能承受知识匮乏带来的各种后果。这种知识分子没有知识的怪异现实其原因复杂，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多层面的。从知识分子个人到整个国家的多个层面上，它的影响都极为深刻而恶劣。
第一，对于知识分子个人来说，他们丧失了立身之本，他们没有能力和时代对抗和对话，在急剧动荡的时代中更加难以自立。基本上，胡适和鲁迅五四那代知识分子就是这个阶层和时代对抗和对话的绝唱。后来的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基本没有影响时代的能力了。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知识分子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新兴知识分子加强了工具性，必须要依靠知识以外的原因特别是依附各种政治势力才能继续存在。这个丧失独立性自主性的过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是一致的：由于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只能依附别的势力，极有可能倾向革命也有可能倾向反革命。但是鲁迅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在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在更多的时候将这个决定原因归结于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能否维持，体现了知识分子严重的身份焦虑与严厉的自我反思。在现实中，有的知识分子如吕纬甫、魏连殳等人因为缺乏专门的知识用以谋生而陷入颓唐、窘迫乃至死亡的境地；有的如高老夫子、四铭等人虽然并无知识却多有伶俐，表现出油滑、取巧，在欺世与骗世中蛀空了旧中国以自速其死。
第二，对于文艺界来说，则整个陷入混乱与浮躁之中，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它不可避免地消失了。难以克制的思想混乱伴随着创作的匮乏与为了个人私利不休的争斗。作家不能为时代提供反映时代的作品，实际上就算能够提供，也没有出版、传播的空间了，无论是国共双方的政党政治都有其意识形态及其审查制度。各种不同文艺主张的作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陷入混乱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作家凭借着个人的努力给时代留下了数量有限的文艺作品。右翼作家包括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攻击“左派”的“左而不作”，只有组织，没有作品。鲁迅又站出来批判保守的民族主义文学都是垃圾一样的“沉渣的泛起”，第三种人则是陷入超阶级的幻想，只有梦呓没有作品。综合起来，中国文坛就是一派万马齐喑的惨然景象。
第三，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种知识分子没有知识的尴尬局面，是现代中国急剧动荡新旧冲突的结果，他们既是时代冲突的受害者，又是加剧时代冲突的推手之一。正是知识分子不能担负社会责任加剧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混乱与动荡。这种尴尬的地位，使知识分子处于现实的夹缝中，不能起到应有的现代化先锋与桥梁的作用。这也直接影响了对于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定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泛滥的反智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现代命运的恶性循环。事实上，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几乎在现代历史发展中没有起到什么推动性的作用。当然也无法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合理的历史身份和地位。甚至沦落到“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地步。无法做到“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他们成为鼠目寸光，牢骚满腹的腐儒形象。
这样，知识分子其实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处境之中。内没有可以安身的知识，外缺乏立命的时代环境。就知识分子本身来说，知识匮乏这一事实就证明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或者说知识匮乏必然导致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因为如果知识分子不能做到实至名归，必然要陷入或轻或重的欺世盗名与曲学阿世。另外，时代也不允许平心静气地研究知识，“华北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并且，在时代救亡的夹缝中，知识本身的重要性又被降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在降低：“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着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25]甚至在鲁迅自己看来，知识分子应该在一个革命战士面前自惭形秽。“义军的记载看过了，这样的才可以成为战士，真叫我似的弄笔的人惭愧。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26]革命战士慷慨赴难、自我牺牲的精神让以“精神界战士”自比的鲁迅自我反省甚至多少有些自惭形秽，在这种道德优势面前除了敬佩之外，实在也无话可说。一场惨烈的民族战争，对各个阶层都进行了残酷的拷问，不能经受住残酷考验的阶层要么被边缘化、要么沦为革命的敌人。很不幸的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内外交困必然导致他们宿命悲剧的到来。“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27]戴着枷锁跳舞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形容，没有知识外衣的知识分子如同赤足走在荆天棘地中，只好以血肉肉搏这悲凉的人生。知识如何参与时代？
因此，这三个后果又形成一个总的后果：由于不能确立自身的价值更加不能实现社会与时代赋予的责任，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特别是进入阶级斗争成为主旋律的时代之后，知识分子越来越有丧失主体性与存在合理性的危险。在封建社会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体制设计的一部分，一方面利用他们的才华与政权合作，另一方面利用他们对皇权的对抗和监督有限度地减低君主专制带来的体制性问题。这是一个集中了封建时代高度智慧的设计，但是到了现代中国随着大一统局面的消失，政府官员的来源已经不再依靠科举制度，而军阀政府显然也不喜欢这种过时而讨厌的对抗和监督。从传统到现代，这是知识分子命运的彻底的反转。在这种彻底反转的变局下，鲁迅个人的选择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以个人之力苦苦探索、支撑，希望以自己的知识自足带来的精神自足和道德承担来弥补整个阶层的知识缺陷带来的各种后果。而历史的荒诞之处在于，鲁迅的成就和反抗被当作个人伟大的个例来处理，而鲁迅的痛苦实际是整个阶层的苦闷，鲁迅的痛苦，切切实实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整体的苦闷。最终，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的现实面前要面对这样的窘境：要么是投入革命，要么是甘于反动，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找不到一个坚定的自我，翻遍历史，现代中国也只有一些梁漱溟、黄炎培之类的杰出民主人士可算得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代表，即便如此，就算他们拥有坚定的自我意识，也已经溃不成军，布不了阵了。当马克思主义者引用马克思激动人心的口号时，“无产阶级要么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28]，知识分子已成散兵游勇，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这点仅仅从知识分子接受知识体系的不同就显露无遗。
三
面对这种知识分子整体溃败的情况对于鲁迅来说是势所必至的事情，这是鲁迅必须面对的自我诘问，同时更是历史的诘问。但在实际上要决定如何面对这种诘问却并不简单。如果说知识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前提，真正的学富五车、皓首穷经就可以使得知识分子的困境迎刃而解，显然事实也并非如此。首先鲁迅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对待知识的态度。知识分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知识结构的产物。最明显的分野就是日本留学生倾向革命，而欧美留学生则倾向改良。两派留学生共同参加新文化运动，这一点虽然有“整理国故”的分歧，但整体上还是反对旧道德、旧知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鲁迅及其同伴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而是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功能来考察中国社会现实的落后的原因，考察这一文化传统对现实进程和现实人的实际心理状态的影响。”[29]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知识分子对旧知识进行的整体性、功能性、道德性的判断是他们反对旧文化的重要理由。但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下去的新文化运动却很快陷入分裂。因为所谓的“新思想”背后也是矛盾重重，从性质上来说甚至是自相矛盾。自由主义思想来自西方世界，但尼采主义、马克思主义何尝不是来自西方？鲁迅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热心，他甚至写了《来了》一文来说明，中国人固守的旧文化、旧知识并不能被外来的主义所打动。
最终，判断知识的道德性和知识者现实表现成为鲁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问题同时接踵而至，鲁迅又反对一种口头上的卫道，不管卫的这种道是新道德还是旧道德。知识是造就五四一代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但五四一代，尤其是鲁迅，克服这种溃败的方法却是相对摆脱僵化的研究知识、略带反智主义色彩的道德主义来超越整个知识界的灰色与腐朽。
如何判断知识的道德属性成为首要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知识结构代表不同的道德属性和行为倾向。鲁迅、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发起新文化运动首先也在于依靠西方知识确立起的话语权以及社会声望与地位。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然坚持批判现实的努力也是依靠了这种自身知识结构建立起来的自由撰稿人的独立身份。鲁迅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首先是一个让他们尴尬的知识性存在。“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30]知识能和金钱和政治对抗，不是一句空话，是要靠着社会对鲁迅文学知识和才华的认定才能实现。又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够获得社会范围内的肯定和承认呢？当科举制设计出的知识分子的那种不言自明的社会角色被否定之后，实际上现代中国并没有给他们设计一个社会体制角色，或者也可以说现代中国就没有建立一个所谓体制。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天悲剧。不但如此，鲁迅在旧学和新学上都有深厚的基础，以上凡此种种才是他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保持独立思考和相当话语权的最重要的知识性原因。虽然鲁迅自诉中了庄周、韩非的毒，在行文、为人上时时带着令人气闷的“沉重”，或者是带着虚无气息的“随便”，然而正是这种内化到心灵的古典文化修养让泥古者汗颜，鲁迅自称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并非有些谩骂者所认为的脑后长了反骨，而是因为他洞悉了古老文化一切腐朽的隐秘。而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虽然没能让他像胡适一样建立对于西方文化的信仰，但在当时日本拼命介绍西方文化的时代氛围里，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偏颇，但整体上鲁迅也深入理解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与原理，在时代的喧嚣里，西方文化的符号诸如“个性主义、人道主义、进化论、阶级论”这些都是被当时的中国人挂在嘴边的名词，但是真正将这些名词内化为信仰和人格的实际人数稀少，能够真正捍卫这些价值观的人更是少数，而鲁迅正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在他的早期论文里甚至可以看到他对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西方文化的弊病进行反思。这种文化的视野和格局，加上鲁迅文学上的表达天赋，这是鲁迅确立其历史位置的重要知识性因素。正是如此，一切希望借着东方文化的余温残热和西方文化的风头正劲来牟取一己私利者的伎俩在鲁迅近乎偏执的笔下昭然若揭。
五四之后，随着旧军阀逐渐倒台，新一轮政治争夺甚至意识形态斗争逐渐展开，知识分子的格局也从无物之阵的混战开始过渡到两军对垒。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知识群体与鲁迅代表的左翼阵线的对峙形成了知识界的内战。鲁迅代表的知识体系为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唯物论、《艺术论》等思想内容。当然鲁迅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就具体内容来说还存在内在分裂，但在整体的思想倾向上却是如此。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十分值得研究，早在李大钊、陈独秀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鲁迅基本置身事外。等到了1928年之后，鲁迅在与创造社的论战中，大量购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转变的过程其实相当之快，实际上鲁迅本人是十分反对和警惕思想突变的，在强调是中国人民被统治被压迫的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以外，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作品的研读、争论是重要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和对现实的阐释能力让鲁迅心悦诚服。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在于，鲁迅对苏联取得成就的关注，这是他信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除强调知识的对抗性之外，也很注重知识与社会结合程度的有机性。他相信只有能够深刻改造中国的知识才是道德的。
不但广义的知识具备了道德属性，就是中国一直沿用的汉字也具有了道德属性，繁难的汉字被认为是阻碍大众接受教育的重要原因。汉字的拉丁化和大众语的提倡是鲁迅晚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往往却被忽略了。这里代表的是大众的、工农的、左翼的具体立场：“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31]繁难的汉字剥夺了大众受教育的权利，而统治者希望通过维护旧文字的地位来垄断教育，从而巩固统治。鲁迅从这个角度出发，坚持汉字的拉丁化，正是大众的、民族的立场。在文化的范围内，文字的兴废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很多知识分子会本能地反感对汉字的改革。但是在鲁迅看来，为了民族的生存，去牺牲旧文字是最为理智的行为和最道德的行为。再坚持“繁难”的汉字，在鲁迅看来，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文艺观点，而是一种道德上的恶意。而汉字的拉丁化和大众语背后的逻辑也是鲁迅五四启蒙思想的延续。“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而大众的存亡，更加推动了革命走向激进，整个知识体系也更加激进。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还要感谢创造社，“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32]。阅读、思考甚至亲自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鲁迅严谨学风的背后，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善、恶”元伦理在支配。只要是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鲁迅都愿意花上时间与精力毫无个人功利地仔细探寻。只要是阻碍民族生存、发展的言行，都是鲁迅眼中的大恶，无数次外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争吵都是源于此。外人以为无足重轻的枝节问题，鲁迅认为是关乎善恶的原则问题。
而胡适代表的知识立场是整理国故和西方体系，被鲁迅认为是依附政府与帝国主义的诤臣的体系。虽然将帝国主义的知识和金钱、道德价值观都等同于帝国主义本身是显而易见的谬误，但是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恨屋及乌”的语境下却又是似是而非的易于理解，连五四时代鼓吹西方伦理观的鲁迅也有这种潜意识：“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33]就连胡适他们引用西方人权观点批评国民党，也被鲁迅做出了“小骂大帮忙”的解读，令人有天下反动是一家之感，将胡适等同于国民党的家奴，进而揭示出这种西方知识体系的虚伪：“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34]这时，胡适代表的知识立场却受到批判。所谓“英国的经典”的是非对错先不说，而鲁迅已经懒得就事论事讨论这些价值观的是非曲直，这些经典出自英国就很能说明知识的属性问题。有意思的是，胡适等不但是受到鲁迅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他们也进行很严厉的自我批判，胡适就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说：
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眼看见国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里实在难过……我们固然可以自己卸责，说这都是前人种的恶因，与我们无关，语虽如此，我们种的新因却在何处？满地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治，这都是种新因了吗？几个朋友办了一年多《努力》……这又是种新因了吗？
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太不认真了。当年[任]叔永说我们在北京的生活有点frivolous（原为英文，意指轻浮），那时我们也许以此自豪。但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也正是十分frivolous。[35]
赖以支撑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知识及其背后的道德属性都被胡适判定为“浅薄”。胡适自由主义知识体系的稳健，被鲁迅认为是维持现状，代政府维持治安，进而对人民的痛苦、国家的沦陷无动于衷。胡适很难提出有效的、有说服力的反驳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进行自我否定和批评，而鲁迅也由西方欧美价值体系个人主义和进化论转向对苏联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对其宣称的拯救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穷困大众的不言而喻的道德性倾心。当西方价值体系实现的可能和土壤被胡适等认定在国民党身上，在清党之后的中国，胡适心仪的西方价值观被捆绑在了蒋介石政府身上，休戚与共。鲁迅则实现了艰难的剥离，通过判断社会现实，研读马列书籍，逐步转向苏联的知识与道德体系。反过来用这种知识武器对中国现实进行了接近与政治批判的猛烈抨击。
相应地，当知识的意识形态性越来越明显，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作为一种对抗的方式方法，在革命过程中整体上出现了反知识的倾向。鲁迅同样表现出了类似反知识或者说反伪知识的倾向。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的那种厚颜无耻和心口不一的道德捆绑和知识捆绑，鲁迅都表示了极大蔑视和逆反。“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在《这样的战士》中以蛮人自称，用长矛对抗知识分子“文人学者”“慈善家”的美称。鲁迅不但单纯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匮乏，他更加反对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异化。当然，鲁迅并没有一般地、绝对化地反对各种知识，他甚至承认整理国故也可以作为一种学说，只要不作为青年的号召就好。在晚年，他也在历史中寻找现世的影子，深挖当代劣种的文化祖坟。当然，这种仅存的理性，已经是在剑拔弩张的大批判背后非常非常支流的观点了。
正是在实际斗争中，鲁迅表现出他最重要的时代意义：面对时代、政治、体制的压迫，他非但不认为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无知的借口，他更加散发出挑战政治与体制的勇气。“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37]这个时候再要求知识分子安心去饱读诗书、埋头试验已经近乎不近人情。在这个逻辑下，很多左翼作品，例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塑造的俞实夫就是这种概念化的产物，却在文学史上拥有不能抹去的地位。鲁迅也反对青年踱进研究室，去发现一颗彗星，相反倒是胡适主张知识分子必须固守知识的阵地。反动政府和先进理论的捆绑是鲁迅遇到的最大困境，国民党虚伪至极地将自己伪装为民主政府，占据了所有实现西方价值观伦理原则的可能，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实际的不可能。鲁迅则不耐烦地将这个政府和他所据为己有的价值观扔进了垃圾堆，开始嘲讽幼稚的胡适们和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今天，我们对鲁迅赤膊上阵式的道德主义抗争和胡适坚韧的、温和的、鹦鹉救火式的抗争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事实上也确实很难彻底抹杀两者在路径上的巨大不同，一种不能实现的理论有什么价值呢？一种能够实现、看上去很美的理论如果有一个高风险的前途呢？这种不同远远不是传统文化中“知与行”的矛盾所能概括的。也并不如鲁迅所讽刺胡适等右翼知识分子“知难，行亦不易”的道德堕落。更是一种难以两全的历史的冲突和纠缠。
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两者的共同之处，不管是胡适的幼稚的坚持还是鲁迅老辣的游移，都是一种可贵的斗争：就是坚强的道德主义和人格魅力超过了对知识的坚守和承担。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只能和自己选择的知识体系和道德体系形影相吊。他们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悲哀都是来源于此。鲁迅批判胡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实现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区别，也有对于知识分子道德承担方式的区别。鲁迅一脉，包括胡风被批判，王实味被肃反，他们表现的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在一个残酷的时代希腊命运悲剧一样宿命的遭遇。在这个命运模式下要么作伪知识分子，要么殉道，没有第三种选择。像沈从文那种郭沫若所说的粉红色知识分子，像鲁迅所说第三种人那样的超阶级的幻想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只能遭受清算的命运。胡适看似在政治和知识之间走了中间路线，左右逢源，实则首鼠两端。只有鲁迅远离“纯粹”的知识与象牙塔，投身反抗政治与体制，他表现出的道德勇气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灵魂一样的人物。而他对知识分子本质的表现与实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从知识体系的选择与知识权威的确立到道德祭坛上的牺牲，是他们无可挽回的命运。
知识分子的知识匮乏本应当是他们的致命伤，使他们不能拥有知识者的身份也不能承担相应的时代责任。但在知识分子内战背后，知识匮乏又只是一个微小的方面而已，无论知识分子本身还是政治权威都要求知识者以道德热情来替代知识的积累和探索。鲁迅本人也是从积累、研究知识发展到更加注重道德承担的典型，这是他的光荣也是他的悲哀。但同时，鲁迅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在知识分子的道德战中进行知识分子伦理重建的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