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怀民[1]
摘要：湖南人在辛亥革命的历史风潮当中，以其敢为人先的勇气，担当起时代弄潮儿的重任。他们著书立说，为革命鼓动造势；他们组织团体，聚集革命力量；他们响应领袖，维护中山先生权威；他们还身先士卒、赴汤蹈火，为革命舍生忘死。可以说湖南人是辛亥革命的中流砥柱，没有湖南人的牺牲奋斗，辛亥革命就无法取得如此轰轰烈烈的成果。
关键词：湖南人；辛亥革命；贡献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也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大解放，大大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因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湖南则因其特殊的历史机缘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地域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如国内率先发动的长沙起义，引领长江流域革命的鄂、宁起义，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以绅商为主体带头发动的湖南保路运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沙抢米风潮，湖南首先响应武昌首义以及派遣湘军援鄂、策动各省光复等等，都是整个辛亥革命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辛亥革命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仅改造着社会，也改造着人们自身，诚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2]辛亥革命不仅铸就了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袖地位，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领袖集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领袖集团中，湖南人以其人数之众、知名度之高、贡献之大、影响之深，格外引人瞩目。其中有与孙中山齐名、领导过10多次武装起义的“武圣”、陆军总长黄兴；有以领导云南“重九”起义和奋起讨伐袁世凯、声威播于海内外的护国将军蔡锷；有率先加入湖北新军、担任过湖北著名革命团体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前被推举为临时总司令的开国元勋蒋翊武；有精通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被人们赞誉为“第一流政治家”、“为宪法流血第一人”的宋教仁；有代理孙中山、黄兴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抵制倒孙风潮、粉碎暗杀孙中山阴谋、为辛亥革命一家牺牲三位亲人的“痛苦的革命家”刘揆一；有受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遣领导过萍浏醴起义、被清吏杀害而成为“同盟会员中为中国革命流血第一人”、“留日学界为中国革命流血第一人”的青年革命家刘道一；有一生四次加入革命团体，六次担任总司令，开辟整个华东战场，在沪、宁光复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李燮和；有著名通俗宣传家，被时人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著名的《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的作者陈天华；有在日本参与创办《游学译编》和湖南编辑社、着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帝国主义本质有着深刻认识的《新湖南》作者、蹈海志士杨毓麟；有大胆改革《苏报》、大造革命舆论、第一个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节译出来，将孙中山首先介绍给国人的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章士钊；有以联络会党为职志，在汉口、汉阳相继失守的关键时刻临危授命，出任过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号称“托塔天王”的谭人凤；有担任过同盟会湖南分会长，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备受酷刑而宁死不屈的革命活动家禹之谟；有担任过同盟会调查部长，嗣后又参与组织著名革命团体共进会，并率先响应武昌首义，被推举为湖南首任都督的焦达峰；有秘密策划武昌首义、事泄被捕、英勇就义的武昌首义著名三烈士之一的刘复基；有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受阻，投黄浦江自戕的姚宏业；有主编过《洞庭波》杂志和《帝国日报》、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事泄被捕的“牢狱诗人”宁调元；有回国响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在江苏扬州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慷慨捐躯的杨卓林；有毁家纾难、离乡背井、长期以山西为据点，辗转于长江流域各省，联络会党密谋起义，失败后被捕而瘐死狱中的郑子瑜；有在广州新军中秘密散发“保亚票”、联络清巡防营中会党、策动反清武装起义被捕牺牲的谭馥、葛谦；有在新疆领导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将民主革命烈火燃遍天山南北、誓与迪化共存亡、被捕牺牲的刘先俊；有在甘肃领导秦州（今天水）起义、宣布秦州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担任都督的黄钺；有在贵州率先成立自治学社、担任贵州枢密院院长的张百麟；几乎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在辛亥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曾建立过不朽的历史功勋！
孙中山于1912年3月6日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给予陈天华、杨毓麟、杨卓林、郑子瑜等湖南死难烈士以高度的评价，并批准建立烈士祠。他在给陆军部下达的批文中明确批示：“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愤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此次义师一呼，万方响应，实由民族学说灌输人心，已匪朝夕，故铜山崩而洛钟应，光复大业，期月告成。”[3]这段赞词无异于给所有湘籍志士的反清革命活动勾勒出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历史画卷！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湘籍辛亥风云人物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出版著作、译作，创办报纸杂志，广泛开展革命的舆论宣传
“长夜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是杨毓麟、陈天华等人率先向国人敲响了警世钟！他们撰写、出版了一大批唤醒国人的著作，其中较早的代表作是杨毓麟的《新湖南》。该书于1902年冬在日本东京刊行，早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作。《新湖南》虽以省区命名，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湖南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杨毓麟将湖南人的历史责任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同时又将振兴中华的事业放在新世纪的世界全局中来认识，因而使他的著作具有超越同时代革命党人的思想深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毓麟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最深刻的，诚如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曾经指出的，“作者对帝国主义这个怪物的认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4]《新湖南》以强烈的理论色彩见长，容易在“中等社会”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此书出版后，“风行于世”，大量传播内地，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潮读物之一。
如果说杨毓麟的《新湖南》是用文言文写成，专从学理上阐述反帝反封建斗争、容易在“中等社会”中广为流传的话；那么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则是用白话写成，更容易在“下等社会”即广大下层劳动群众中传播开来。1906年，龙华会会员、浙江金华人曹阿狗到处演唱《猛回头》，被金华知府杀害。为此，金华知府出一告示，诬称《猛回头》为“逆书”，“阅者杀无赦，以阿狗为例”；可是，“索观此逆书之人益多，乡人多辗转向上海购阅”。[5]据史料记载：士兵读之，“奉为至宝”；学生读之，“如同着迷”，“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当时革命派在新军中的代表，甚至以此为政治教材，士兵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6]《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再版10余次，仍然供不应求。陈天华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也使他赢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赞誉！
除上述著作之外，还不能不提到一批颇具影响的译作，最引人注目的是翻译家赵必振。他于1902年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广长舌》；翌年，他又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日本人权发达史》、《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阿拉伯史》、《土耳其史》、《巴比伦史》、《希腊史》、《罗马史》等10余部著作，成为我国早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尽管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此外，由黄兴、杨毓麟于1902年11月在东京创办的《游学译编》是“全以译述为主”的刊物；是年年底，又由黄兴、蔡锷等人创办了“湖南编译社”，大量译介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这一大批湘籍志士的译著，如果从整体上考察，则无论从广度或深度方面较诸启蒙大师严复都有所前进！
报刊是舆论之母，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湘籍志士始终把创办报纸杂志作为推动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后，即从1901年到1917年，由湘籍志士创办或主编的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杂志总数多达40余种。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包括时评、社论、新闻等等，大都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上述著作、译作和文章犹如黑血、金鼓、警钟、木铎，敲响了爱新觉罗王朝灭亡的丧钟！
（二）聚集人才，创建革命团体，深入进行组织发动
1904年2月，以黄兴为首成立的华兴会是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人数多达数百人。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华兴会除个别成员外，几乎全部加入了同盟会。据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在东京登记的960名会员中，湘籍志士157人，仅次于广东[7]。同盟会东京本部所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中，黄兴任执行部庶务，实居协理之职。其后，代理庶务干事、主持本部工作的还有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刘揆一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宋教仁还担任过司法部检事长。胡瑛、覃振、陈家鼎、范治焕等任评议部评议员。同盟会章程八名起草员中即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07年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焦达峰被推举为交通部长；对于组织共进会，刘揆一“极表赞成”。该会创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加强会党的联络工作，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事业。由于焦达峰、刘揆一及川人张百祥、吴玉章等同盟会员的推动，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等会党组织在日本的首领“终于在1907年的下半年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8]。
为进一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事业，中部同盟会应运而生。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选举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为总务干事。公推谭为总务议长，负责召集会议、保管文书、印信等事，会后发布了谭起草的成立《宣言》；宋教仁被推举任文事，他亲手制定了《中部同盟会总会章程》、《总务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等等。谭、宋二人实居于核心地位。
上述两个革命团体尽管在成立过程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它对统一全国各地会党、对促成同盟会将战略重点由东南沿海转移到长江流域，推动中部地区的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
1908年12月，在广州成立的保亚会是谭馥、葛谦等湘籍志士运动广州巡防营起义而设立的革命团体。保亚会采用唐才常领导庚子自立军起事散发“富有票”的方法，在广州巡防营士兵中散发“保亚票”，嗣因鄂人严国丰不慎失落“保亚票”，而使这次策动清巡防营起义败露而归于流产。葛谦、严国丰当即被捕就义，谭馥于翌年被捕牺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北革命团体的演变中，鄂籍志士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但湘籍志士的参与则是湖北革命团体屡仆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甚至还担任了湖北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者。1904年成立的科学补习所，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1906年成立的日知会，辜天佑为干事，胡瑛为主要活动分子；1908年成立的军队同盟会，湘籍志士杨王鹏、钟畸、章裕昆等都是该组织的骨干成员；同年年底成立的群治学社“暂设庶务一人，主持会务”，众推钟畸为庶务[9]；1910年，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杨王鹏任社长；钟、杨均为著名的湘籍英烈。1911年，振武学社改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会员多达3000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正是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联合，共同领导了武昌首义。
（三）拥戴孙中山，维护孙中山，勇敢地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当清政府横加诬陷、悬重赏捉拿孙中山的时候，当保皇党人肆意诋毁、恶毒攻击孙中山的时候，当多数革命党人由于孙中山形象被扭曲，而对其产生误解、不敢与其接近的时候，是毕永年、秦力山等一批湘籍志士主动与孙中山站在一起，风雨同舟，带头与孙中山交游，从而较早地沟通了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之间的感情。孙中山与湖南知识界最早取得联系的代表人物是长沙拔贡毕永年。毕于1899年东渡日本，率先加入孙中山最早创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旋奉孙中山之命，回国调查国内会党势力，从事联络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工作。同年冬，毕永年邀约哥老会各山堂正龙头齐集香港，与陈少白联络的三合会合作，并在兴中会本部举行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合并大会，另拟会名为“兴汉会”，共戴孙中山为总会长。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孙中山，秦力山曾有过为孙中山立传的想法，后因担心别人说他“好标榜，复罢之”。但这一意愿终于由另一个湖南人章士钊在1903年实现了，章利用他在沪上主《苏报》笔政的余暇，节译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以《孙逸仙》为书名出版。章士钊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率先喊出：孙逸仙为“近今谈中国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中国始可为！”这种认识与秦力山极相类似，因而秦热情为该书作序，尊崇孙逸仙为“天锡之勇者”[10]。此书一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这对人们全面了解、重新认识孙中山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1903年章士钊的《孙逸仙》一书出版为契机，初步确立了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
此后，在陶成章、章太炎、张继等人连续两次掀起倒孙风潮的关键时刻，是黄兴、刘揆一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1907年3月，在第一次倒孙风潮中，陶成章等人要求当时主持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便开除孙中山，另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召开特别会议。为此，张继竟然同刘揆一在《民报》社编辑部互相揪打起来。刘揆一坚持认为，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11]就在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之时，日后成为叛徒的刘光汉伙同日本人北辉次郎等人企图篡夺同盟会领导权，提出所谓改组同盟会的提案，挑起了更加激烈的纷争。刘揆一在“望浅、众意不属”的情况下[12]，仍然坚持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他将东京本部这种混乱状况急函在香港的友人彭邦栋转告黄兴，黄兴在复函中称：“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正是由于黄、刘正确处理同盟会内部纷争，“会众遂欣然安之”，第一次倒孙风潮暂时平息下来。
1908年2月，刘光汉在公众舆论面前，无法遂其个人野心，竟暗中勾结日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等人阴谋暗杀孙中山，“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13]，又是刘揆一团结东京同盟会本部同仁共同斗争，一举粉碎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暗杀孙中山的阴谋。
1908年9月，在第二次倒孙风潮中，陶成章以川、粤、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的公函，要求同盟会公开发表；章太炎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以与陶相唱和，大肆攻击孙中山；在法国的张继，与陶、章遥相呼应，要求孙中山“辞退同盟会总理”职务，布告天下。黄兴、刘揆一严正拒绝了陶、章等人提出革除孙中山总理职务的要求，拒绝发表所谓的公函。并由黄兴、刘揆一、谭人凤三人联名致函南洋各埠，对陶氏散发的《孙文罪状》逐条加以驳斥，以中国同盟会总部的名义致函美洲各华侨报馆同盟会员，针对陶、章所为，规定：“按本会章程，如总理他适，所有事务由庶务代理，故凡公函必须有庶务签名及盖用同盟会之印者，方可认为公函。”[14]如非公函，“同人可置之不理”。喧嚣一时的第二次倒孙风潮总算平息下来。
在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黄兴仍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1911年2月，各省代表会议致函黄兴，欢迎黄兴去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临行前，黄兴获悉孙中山不久即可到达上海，遂决定等待孙中山到达上海之后再定行止，众不以为然，他解释说：“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15]于是，在黄兴等人的积极努力和精心安排下，使孙中山顺利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四）赴汤蹈火，前仆后继，积极开展反清武装斗争
1904年的长沙起义是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黄兴、刘揆一等革命知识分子与倾向革命的会党首领马福益等共同商量制定的，他们计划拟于1904年10月10日清西太后70岁生日时，全省官吏在省城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外分五路响应，以“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16]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但这次起义由于会党败类告密而流产，黄兴、刘揆一等人逃往上海，马福益于翌年被捕遇难。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刘揆一又与华兴会外围组织上海爱国协会同仁于同年11月间共同策动了引领长江流域革命的鄂、宁起义，但这次起义又由于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造成黄兴等13人被捕入狱，鄂、宁起义计划被迫搁浅。黄兴等人出狱后，原华兴会成员纷纷东渡日本，他们并没有因两次起义的先后失败而停止其革命活动，而是集结在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旗帜下，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
1906年，受黄兴派遣，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在湘、赣边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这次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南部中国自太平天国以后范围最大的一次革命。参加起义的民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地区的一部分煤矿、陶瓷工人，湖南醴陵、浏阳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聚众3万多人，义旗所指，云集响应，起义遍及萍乡、浏阳、醴陵、衡山、湘潭、平江、宜春、万载、义宁（今江西修水）等市县，与清军鏖战匝月，交战26次，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清政府集结了湘、鄂、赣、苏四省兵力，包括地主武装团练5万多人，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次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大起义揭开了以后同盟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序幕。孙中山在东南沿海发动和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中，黄兴几乎无役不与，例如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和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等等。在钦廉上思之役中，黄兴率领华侨青年200余人对抗清兵2万多人，“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17]黄花岗起义时，黄兴抱着以身殉革命事业的决心，留下绝笔书，战斗打响以后，他组织敢死队，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一直战斗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且被打断两指，仅以身免。
武昌首义爆发后，临时总司令是蒋翊武，嗣由黄兴担任战时总司令，黄兴离汉赴沪之后，谭人凤毅然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在各省光复过程中，湖南是首先响应湖北首义的“首应之区”。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起义，湖南各地会党积极响应，当晚，湖南即宣告独立，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湖南军政府成立之后，先后分四批派遣16个营8000多湘军援鄂，湖湘子弟在前线风餐露宿、浴血奋战，表现出对清朝封建专制的无比愤恨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协统刘玉堂和敢死队队长徐鸿斌在前线英勇杀敌殉难，其他官佐、士兵“死伤约千人”[18]，这批援鄂湘军参战，稳定了武汉战局，巩固了新生的湖北革命政权。在各省光复中，还有蔡锷、李燮和、孙道仁、黄钺等湘籍志士纷纷率众在各地起义，以响应武昌首义。10月30日，蔡锷在云南昆明发动“重九”起义，这次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之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为激烈、付出代价也是最巨大的一次，经过一个晚上又一个上午的血战，终于大获全胜。11月1日，成立云南军政府，蔡锷出任都督。11月3日，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受挫被俘，李燮和下令组织敢死队，冲锋陷阵，营救陈其美出险；经过连夜苦战，清政府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反动堡垒江南制造总局终于被攻克。11月4日，上海胜利光复。诸军推李燮和为临时总司令，移驻江南制造总局。李燮和除担任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外，还先后担任过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光复军总司令、援鄂联军总司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长江水师总司令等六个总司令职衔，以军功论，李燮和应当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但由于革命党人内部发生争夺都督风波，李燮和以大局为重，只好让位陈其美，他本人退守吴淞，被举为吴淞军政分府都督。后来，李燮和又参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厥功甚伟。11月7日，经过革命党人反复做工作，广西宣布独立，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咨议局为议院，桂军为国民军，以原清广西巡抚沈秉堃为都督。9日，孙道仁在福建率新军起义，11日成立福建军政府，孙被推举为都督。在山东光复过程中，烟台曾是同盟会北方支部所在地，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委任胡瑛为烟台都督。在甘肃光复过程中，黄钺领导了秦州（天水）起义，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出任都督。此外，新疆光复是刘先俊领导的，他率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被捕遇害，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牺牲在西北边陲的著名英烈。贵州光复是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领导的，贵州军政府成立时，众推张百麟为都督，张固辞未就，改任枢密院院长，掌握军政、民政事宜。刘先俊和张百麟也都是湖南人。诚然，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是同盟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湘籍志士毕竟具有特殊的劳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湘籍志士不仅领导了本省的反清武装起义和爱国运动，而且从舆论宣传、组织发动和武装斗争等方面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由于两湖地区在清末同属湖广总督管辖范围，同属一个行政区域，所以两湖志士在辛亥革命时期开展的革命活动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的同盟会领导下，并肩战斗、生死相依，长期致力于长江流域革命、经营两湖地区，始终不渝地坚持在新军中开展工作，不断促成同盟会战略重点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中部地区、从联络会党转移到运动新军，这对于锁定首义地点、找准首义的依靠力量、促使首义之区新军向革命方向转化起到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武昌首义，他们所建立的历史功勋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重温湘籍志士在辛亥革命运动中所建树的历史功勋，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包括湘籍志士在内的全国广大革命志士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
（责任编辑：王安中）
注释
[1]饶怀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8日），载《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3]孙中山：《令陆军部准建杨、郑二烈士专祠并附祀吴、熊、杨、陈四烈士文》（1912年3月6日），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3页。
[4]章开沅：《湖南人与辛亥革命》，载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5]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0年版，第130页。
[6]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30页。
[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5页。
[8]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49页。
[9]张难先：《群治学社始末》，载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10]黄中黄：《孙逸仙》，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辛亥革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页。
[11]刘揆一：《黄兴传记》，载饶怀民编《刘揆一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1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8页。
[13]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载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9页。
[14]黄兴等：《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1909年11月7日），载《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15]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16]刘揆一：《黄兴传记》，载饶怀民编《刘揆一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17]孙中山：《革命原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载《辛亥革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
[18]谢介僧、文斐：《湖南辛亥光复事略》，载《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