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
在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史上，库恩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科学哲学研究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正是由库恩牵头发起和完成的。这种研究方向上的转变，使得科学哲学家们更多地从科学史中而不是从逻辑和实验科学本身中寻找科学发展的基本范式和规律。库恩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理念和概念而得以确立的。在这些重要概念中，“不可通约性”是得到最普遍采用但也是受到最多诟病的概念。库恩本人对这个概念使用的不严格，也是导致许多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在库恩本人思想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库恩是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的，或者说库恩对整个概念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些问题始终是当代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我们理解当代科学哲学发生重要转变的深层原因的关键所在。
一
历史地看，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发源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作为第三代实证主义者，维也纳学派继承了孔德和马赫等前辈的哲学精神，把实证主义的观念提炼为一种哲学研究的方式，即“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并把逻辑分析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同时，蒯因所揭露的实证主义中的还原论主张，也是维也纳学派哲学的思想基础，构成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逻辑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与维也纳学派思想形成对立的波普尔提出的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把科学革命的合理性问题提到了哲学拷问的高度，但科学发现的逻辑又为波普尔带来了与维也纳学派殊途同归的结果，即在科学发现的前后关系与科学论证的前后关系之间没有划清界限。正是在这里，库恩看到了这种混淆带来的直接后果，这就是无法使我们清楚地理解科学革命的性质。
库恩科学哲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彻底扭转了哲学家们仅仅通过逻辑分析和实验研究说明科学合理性的论说方式，通过对科学发展历史的重新构建，揭示了科学革命的必然性。逻辑上说，虽然库恩并不赞同维也纳学派的分析方法，但在对科学历史发展进程的逻辑重建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库恩的思路隐藏着的概念推演的过程。无论是在“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等概念中，还是在他对重大科学革命意义的论述中，库恩都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非归纳主义立场。这种立场的明显标志就是，通过科学革命完成科学范式的转换，而不是通过科学自身的积累而达到科学进步的目的。日本学者村上阳一郎曾把这种非归纳主义称作“革命主义”，认为这种革命主义是以理论交替和变换中先行理论和后继理论之间巨大间断性或不连续性为前提的。[1]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提出。
由此可见，“不可通约性”概念在库恩哲学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理解了这个概念的意义和作用，也就理解了库恩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体现了库恩思想与众不同的特征，更在于它引发了库恩哲学对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深刻革命。这场革命可以被看作是，否定了科学范式转换中存在着贯穿始终的理性和逻辑，一切科学理论的建立都是基于科学共同体对理论本身的约定要求。由这种革命带来的结果却是社会—心理主义的泛滥以及科学社会学的兴起。社会—心理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把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转换过程看作是通过这些一些因素产生的结果，即民族精神、时代状况、社会思想以及理论家和科学家本人的意识活动等。这样，科学研究工作就不单是科学家自己的活动描述，而是综合了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产生合力的结果。根据库恩科学革命的思路，科学的理性和发现的逻辑并不能最终决定科学范式的转换，发现的过程更应当依靠某种外部因素加以解释。如果不依赖于社会思想或时代精神这样的主观概念来说明科学革命的时代特征，那就只能使用用于说明社会状况的社会学来解释科学进步的动因。这样，科学社会学就成为说明科学革命性质的重要方式。虽然科学社会学并不能真正解释科学进步的真正原因，但从库恩的论证方式看，他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通过解释科学史上重要科学革命的产生过程来说明科学进步的背后心理—社会原因，这一做法已经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开始背离哲学思考的结果。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正是来自库恩思想论证的自然结果。而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科学哲学中，“不可通约性”概念也被看作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认真思索20世纪科学哲学的形成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科学理论的性质以及科学进步的规律，才把科学哲学研究作为他们共同的事业领域。从逻辑上看，科学家们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如何以清晰的逻辑方式讨论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由此推进我们对科学本身的理解；而在哲学家们那里，科学哲学研究是为哲学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以科学为模式解释哲学观念合理性的重要方式，或者说是以哲学为目的解释科学合理性的重要途径。这些都表明，20世纪科学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更清晰和有力地说明科学理性的性质和科学进步的真正原因。而要完成这个最终任务，对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和对科学活动的经验刻画显然应当是当务之急。维也纳学派的逻辑主义和波普尔的理性主义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进行的最大努力。如果能够继续沿着这种思路前进，科学哲学或许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对科学理性性质的理解将会有更大的推进。然而，库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个进程。
综合以上两层意义，库恩哲学在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中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库恩改变了以追问科学合理性为目的的逻辑推论方式，通过对科学史的经验考察，实现了科学理性的重建。但另一方面，库恩同时也改变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改变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初衷，导致科学哲学更加朝向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方向发展。在后一种意义上，库恩哲学结束了科学哲学的伟大过去，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发展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二
国内科学哲学界对库恩哲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始终追踪库恩思想的发展。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转型，国内科学哲学界对库恩哲学的研究兴趣有所减弱。更多学者关注的是科学社会学、科学政策研究、科学与社会、宗教、心理等关系的研究等，而恰好忽略了科学哲学的这些最新变化正是与库恩哲学有着直接因果联系。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库恩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把握库恩哲学给当代科学哲学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也无法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最新变化及其走向。在这种意义上，万丹博士的工作就特别值得关注。
万丹博士早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就致力于对库恩哲学的研究。毕业后，他始终关注库恩哲学的发展，在与我一起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仍然以库恩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博士毕业十余年来，万丹博士围绕库恩哲学已经出版专著一部，发表重要学术论文十余篇，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该书是万丹博士新近完成的著作，围绕库恩哲学的核心概念“不可通约性”对库恩哲学以及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全面的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简单地讨论“不可通约性”概念本身，而是从历史主义的内涵、翻译问题、世界观冲突、范式概念以及内部史与外部史的关系等方面，充分展现了“不可通约性”概念在库恩整个哲学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他在最后还特别指出了美国哲学传统对库恩思想变化的影响，这更为我们理解库恩思想的变化和多样性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平台。我完全同意万丹在序言中表达的这样一个观点：“在‘历史主义’的背景下，所谓不可通约性就是类词所表现出的‘不可翻译性’，其根源是‘世界观’所形成的差异；不可通约性造成了库恩哲学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却有推动作用；‘不可通约性’概念具有明显的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维度，符合科学哲学在美国的发展趋势。”
我希望，国内的科学哲学研究能够真正进入科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从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获取自己的研究方向。
是为序。
注释
[1][日]村上阳一郎：《规范论概述》，张燮泉译，邱仁宗校，载《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文集》（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内部资料，年代不详），第355页。原文发表于1979年《科学基础论研究》（日），第1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