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获得了超出哲学界的世界性声誉。库恩的哲学开创了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the historicist school）或者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他提出的“范式”、“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等概念被广泛地接受，并被应用于许多哲学以外的学科和研究领域。
我认为将库恩哲学界定为历史主义学派是准确的，“历史主义”是“不可通约性”概念的第一个维度。它构成了“不可通约性”概念的背景，也构成了“不可通约性”概念的相对主义品味；既构成了“不可通约性”之所以成立的根据，又构成了“不可通约性”的内在矛盾。
而库恩哲学的历史主义背景却在库恩哲学研究者之中较普遍地被忽视。我们从研究库恩哲学的作品标题上就可以略窥一斑：从1965年伦敦会议中的“常规科学及其危险”（波普尔）等，到1969年伊利诺伊会议的《范例、理论和学科基质》（“Exemplars，Theories，and Disciplinary matrixes”，Frederick Suppe著）[1]，再到最近在2004年《世界哲学》库恩研究专栏中出现的《库恩的错误转向》（[英]A.伯德，2004年第4期）、《语言分类系统、真值间隔和不可通约性——对库恩关于不可通约性的分类学解释之重建》（[美]刘新力，2004年第5期），再加上2006年在国内出版的《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从这些标题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研究库恩哲学的主要思路不外乎两条，一是对其认识论的研究，二是对其概念进行语言分析研究，而对库恩的“历史主义”这一维度考察者甚寡。
试举一例。在目前众多成果当中，李创同的《论库恩沉浮》的研究水平较为突出。此书以作者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为基础，结合有关库恩研究的新成果而成，因而显得较为厚重。该书以库恩的思想演进为线索，结合对“paradigm”一词在库恩哲学不同时期的意义变化，较充分地揭示了库恩哲学的内涵和矛盾。该书的论述集中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库恩对“paradigm”一词的使用。李创同认为，库恩在思想初期与后期（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划界）对于“paradigm”的使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表现了库恩对自己原有立场的后退及对分析哲学的让步。这一变化不能说是成功的。李创同的论述基于对库恩文本按时间演进而进行细致的概念分析，表现出令人钦服的学术功力。二是库恩的独特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用李创同的话来说）就是“悟”。这种只有通过实践方能把握的认识方式可能超越分析哲学较为僵化和狭窄的认识途径，将人们带向更广阔的认识空间。但这一部著作与其他研究成果类似，也忽视了库恩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只是说明库恩在研究科学史时所持的视角吗？科学史的作用只是为库恩的科学哲学提供例证吗？或者说科学史只是科学哲学理论的现实填充物，科学哲学才是引领科学史指南？也许拉卡托斯的一句话更为简明，“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2]。但我认为，作为研究者，不能忘记库恩曾说过：“我不胜惊讶地发觉，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作为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源泉那种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可能也是特别重要的源泉。所以，虽然我成了历史学家，我最大的兴趣仍在哲学方面。”[3]在库恩这里，历史研究是进入哲学的特殊途径，它既是库恩从事科学史研究的立场，也是其哲学研究的立场。
一 历史主义的内涵
（一）西方历史观概说
“历史主义”在德语中是“Historismus”，在英语中是“historicism”。在波普尔那里又有“historism”和“historicism”的区别[4]。
“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观，即一种对历史的根本性看法，属于历史哲学的讨论范畴；也可以说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更准确地说是根据对历史的预设看法而对历史研究进行指导的方法论，即在一定历史哲学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方法论。
历史哲学与历史学不同，不讨论有关历史事实的真假与否、先后如何、因果怎样，而是讨论历史的意义、历史的动力机制（the mechanism of history）等，而这些讨论都要从历史的目的、价值和历史模式方面来寻求答案。我们往往可以从某一种历史模式中读出某种历史哲学。
大略来说，西方人对于历史模式设想了三种可能性：“历史可能具有重复性周期循环的模式；它可能有非重复性的或直线的模式；或者，历史根本没有任何模式。”[5]单一类型的历史发展模式事实上并不存在，只能说主要是循环的或直线的或随机的，其中难免包含其他一种或两种模式的因素。
第一种可能性通常被称作“循环论”。在古希腊，人们起初注意的是普遍的不变的真，而历史却呈现出变动不居的特征。因此从希腊文明肇始就不太重视历史。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叙述的只是个别的事。直到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等人的出现，古希腊人才渐渐形成了一种历史观，即循环论，即以一个封闭的圆圈来看待时间演进与人类历史。换言之，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的时间演进一样，终点就是最初的出发点。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最终又回到野蛮，就如日复一日，斗转星移，年复一年，春去秋来，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已，此外别无其他意义，更遑论进步还是退步。以赫拉克利特为例，他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内在矛盾作为历史的动力，但是依然是一种循环论的演进模式。[6]
循环论包含着理性主义因素，即开始寻求历史内部确定不移的东西，开始构建历史模式从而为纷繁的历史现象提供解释。正如柯林武德所言：“作者的头脑不能完全集中在事件本身上，而是不断在脱离事件而走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某种教训里去，走到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里去，用柏拉图的说法，事件则只是真理的模型或复制品。”[7]
第二种直线式历史模式是我们这里应该重点讨论的。所谓直线式并非是指各历史阶段没有起伏，而是说历史的运动是单向运行的，并且不可逆，仅能从过去走向未来，成为一个固定的矢量。从对这种单向运动价值评价出发，简单来说又可以分成两种历史模式：退步论与进步论。
比较典型的持历史退步论的人们，可追溯到古希腊人对黄金时代的缅怀。中世纪基督教历史观基本上也是历史退步的观点：人类始祖先因原罪而痛失乐园，此后在大地上苦苦挣扎，痛苦呼号，直到信仰上帝方可得救，在末日审判后到达上帝之城。当然“千禧王国”的设计又使基督教历史观有了进步论的成分。在近代，最著名的历史退步论者莫过于卢梭。进入20世纪，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为历史退步论的最强音。
第三种无秩序的历史模式也有人偶尔提及：“任何事件都可能发生在别的事件之前或之后；其中，既无节律也无理由。……那些以这种方式主张历史具有无规则的特点的人，总是坚持流行的时间概念，而结果则是不能采取真正独立的立场。”[8]然而，这种历史模式从未成为某种历史哲学的主流。
如上所述，历史进步的思想在基督教历史观中初见端倪。而真正的历史进步论则在近代形成，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坚实丰沃的土壤。人类理智的进步为历史进步论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持，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天文学对恒星系统的研究起码对直线论是支持的。
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发生，到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近代大思想家都体验着时代剧烈变化中历史的涌动。进步论不约而同地成为大部分欧洲思想家在历史观上的选择：法国的孔多塞、孔德，德国的黑格尔、马克思等。在进步论中还存在着渐进式进步论（如孔多塞）和革命式进步论（如马克思）的区分，这些历史哲学的具体问题在此不加以展开了。总之，“近代观念的典型特征是：相信历史之所有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换言之，进步理论被铸进历史哲学之中，或者，被融进近代历史意识之中——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意识’的表达而已。”[9]
在近代历史进步论的大背景下，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出现了。“历史主义的种子恰好就存在于进步论自身当中——即通过对往昔的评判，根据所谓优越的当前来对往昔作出评价，人们就把其缺点归于历史偶然因素，从而归于必须支配当前、未来和往昔的诸因素。”[10]即，当我们用今天的优越感来对过去的种种愚昧或落后的现象进行思考时，常常把落后的原因置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来思考或总结，这就形成了历史主义的最初观念：应该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历史事实或现象进行理解。
（二）历史主义的起源及内容
据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考证，最早提到“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地方是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97年一些有关语言学的笔记中，那时该词已有了后来的意思。施莱格尔认为，温格尔曼的历史主义承认“可估量的独特性”和“古代文化的独一无二的性质”，因而在语言学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上半叶，一些德国学者提到的历史主义，都与施莱格尔无大分歧。历史主义表现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态度，承认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个别性。历史主义既不同于追求事实的经验主义，又不同于无视事实，旨在建立系统的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11]
历史主义公认的思想先驱则是维柯。维柯认为，“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mondo civile，即人类历史世界，作者注）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12]。历史为人类所创造，因此反映了人类的意图，即意义。这一点又为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进一步引申，认为历史永远与思想有关，与意义有关，必须加以理解。维柯将理解意义与创造联系起来。一方面，确立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二元世界观，另一方面将“民政世界”的意义看作是人类自身所创造的，使得它与超验或先验的标准、前提等拉开了距离。人不必非要有纯粹理性，便可理解历史的意义。他把人所居所创的世界与自然界做了区分，因为人类世界是人所创造的，所以才是可知的。维柯树立起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人只能认识人类世界，因为是他们/她们创造了它。由此与神创论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从而与决定论和“上帝之眼”（God's eyes）的纯客观态度拉开了距离。
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的具体任务就是利用解释学确定客观表现的意义，而客观表现总是嵌入特定时空或者说历史语境中的。正是由于否认形而上学的超验性是进行意义解释的关键因素，狄尔泰才因此成为一位历史主义者。作为历史主义者的狄尔泰认为关于历史意义的陈述无所谓真假，这与关于事实的陈述相反，而与关于生活意义的陈述相似。历史意义的理解就是指某一历史事实对某一特定时空的历史文化有什么意义。即使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也不能例外。狄尔泰指出：“形而上学家任何一个声称已经弄清实情的主张，都得不到承认，因为所有形而上学体系同样都是被决定的；任何人都同其时代或社会有关，他的特点是由他在这个时代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也不可能乞灵于共同的人类理性或人类本性，因为，作为类型的‘人’融化在历史过程中；所有这些体系因而就具有观点或视角的作用，在原则上它们都同样有道理，不管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可相通性是多么巨大。”[13]
德国的赫尔德则贡献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身处现代的“我”如何从过去的时空和社会文化环境（语境）中把握当时历史的意义？赫尔德主张“移情原则”（principle of empathy）。要想理解不同历史和文化，只有采用设身处地的方式，同化于研究对象，思索其行动，体验其经历，这样才能得到其真谛。“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为找到适于描述一个民族的所有愿望和行动的字句，要思索它们丰富的多样性，就必须同时感受所有这些愿望和行动。”[14]对历史独特性和意向性的强调使得历史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我们要看到，这并没有导致走向不可知论或独断论。这是因为历史主义中的许多人还是同意在现象世界背后隐藏着某种一致性，只不过如赫德尔所说，不是现存事物的同一，应是过程的同一体。
通过对一些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主义有三个特征：
（1）历史是人创造的，因而人类能理解历史，而不必从上帝的圣意中去揣测，甚至去将历史神秘化。这可以说来自上述维柯的观点，也是历史主义的基本立足点。
（2）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研究的目的应是理解。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15]历史首先应是对事实的注重，事实本身表现的是人的活动所传达的一系列意义，对于意义的把握就不能借助自然科学方法中常用的演绎或归纳，而应是理解（Verstehen）。
（3）在历史中理解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context）。在近代历史哲学中不乏如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将历史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一部分，任意裁剪历史，使得历史符合自己理论的需要，并成为诸如“绝对精神”等超验概念存在的证据。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作为近代最著名的历史主义者，从史学实践上驳斥了主观主义和绝对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主张。他提出“如其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原则，从批判性地考订史料出发，尊重客观的历史，尊重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反对用普遍性的、绝对性的原则贯穿对历史的解释，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解释历史事件的合理性。
应该说“历史主义”作为反映一种历史哲学的方法论，是指在反对神创历史，反对普遍理性和绝对理性基础上，主张“每一种特殊的现象必须在它的时代的上下文中来理解，其要点是要避免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其他时代，相反要按照它们的时代的表达来解释历史的固有的事件”[16]。
（三）历史主义与科学史
库恩首先是作为科学史家闻名于世的。[17]与历史主义的相遇应该开始于他对科学史的研究。那么，渗入科学史的历史主义是怎么样的？库恩通过科学史接触到怎样的历史主义呢？
科学史与一般的历史不同，后者主要指政治史、经济史，在近代之后才出现文化史（如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科学史（如萨顿创立的科学史专门刊物“Isis”）。科学史之所以出现的时间稍后，原因之一是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较晚分离。甚至于“科学”（science）一词在现代意义上的使用，是到1831年英国科学促进会（BAAC，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成立之后才确定下来。
科学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具有一般历史研究的共性：即探寻科学史的意义，同样需要依托历史的模式进行解释和理解。最早涉及科学史的作品应该是科学教科书，这些书籍通常在前言中会对本学科的发展概况进行描述。而专门的科学史著作，则不可不提萨顿、默顿、巴特菲尔德、丹皮尔等名字。其中萨顿是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奠基人和标志性人物。
在20世纪初科学史发展起来之后，对于科学进程的解释模式一般说来是进步论的。一方面，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日常生活日益全面深刻地渗透，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科学的进步性和普遍性似乎也成为事实。另一方面，在史学传统上，近代历史哲学就是以进步论作为核心的。正是以上原因，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之后，进入20世纪的历史主义渐渐衰落了。因为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化性格，因文化各异，故历史经验亦有其特性，不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是由于科学思潮与实证主义倾向共性，并肯定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在此一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兰克史学传统中的历史主义要素也就被淡化，从而一般的历史写作中的历史主义气息也淡化了。
科学史研究则恰恰相反。一直以来是以进化论为主导，历史主义较晚才出现在科学史研究中。库恩发现在他之前的科学史研究中，有两种研究传统：“其一，是从孔多塞和孔德到丹皮尔和萨顿的几乎连续不断的传统，把科学的进展看作为理性战胜原始迷信、人性以其最高级方式发挥作用的惟一实例。……第二种传统，……这种传统产生于实践科学家，有时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时时在准备写他们专业的历史。……这个传统有两个很大的局限性。除了偶尔有一些天真的离题话以外，它产生的是纯粹的内部史，既不考虑所讨论的概念和技术进化的前因后果，也不考虑这种进化的外部作用。”[18]第一种传统是将科学看作理性的最高表现，以科学来建立自然的终极秩序，将科学史看作是这一建立过程的记录。这一过程是累加的，向普遍理性不断接近。第二种传统是由科学家本人来写作本学科的历史，这种科学史可以说明科学专业的概念和用来确立本学科的研究规范。后一种科学史也受启蒙思想影响很深，描述的是这一学科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两种科学史传统都是通过说明当代科学方法或概念的进化来对科学发展的过程作出理解，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通史，后者是学科史，但史学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20世纪历史主义在一般历史哲学和历史写作中的式微，并不表明它丧失了生命力。在科学史研究中，历史主义反而兴起了。这可能与科学史研究的特殊性有关。具体说来就是如果不懂科学本身诸要素的发展特征，是研究不好科学史的，“科学在学术史中的作用，没有科学就不可能理解”[19]。
让我们设想1：将科学行为作为一系列技巧的组合，如计算、实验、逻辑等，那么所得出科学的历史是进化论的结论并不难。因为我们的各种技巧在一代代人手中不断简化、深化、精确化等，较明显地呈现出“更快、更高、更强”的进步性。
设想2：将一个科学理论作为一种自洽的观念，而非技术性因素的组合，那么对于一种观念，特别是在历史上具有“科学”这种身份的观念来说，其合理性就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科学史上依时间序列排列下来的不同理论的解读，就成为对在历史语境下观念系列合理性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起观念史模式的科学史。由此，主张在具体历史语境下进行研究的历史主义科学史观拥有了存在的合法性。怪不得库恩认为：“科学家并不都是哲学家，但总要同思想打交道，思想分析历来属于哲学的专业范围。对建立繁荣的现代科学史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我以为特别是A.O.洛夫乔伊，并且首先是亚历山大·柯瓦雷——在转到科学思想史以前都是哲学家。我的同事们和我都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识别思想系统（而不是自己的思想）的结构和连贯性。”[20]库恩所提到的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1873-1962）就是观念史的提出者和大师。他在1936年出版的《存在巨链》[21]是观念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书中认为从前柏拉图时期经文艺复兴直至18世纪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作为观念结构具有连续性。
其实，历史主义科学史观或科学观念史观可能导致两种观念史模式：连续的和非连续的，并不只有连续的链条一种。观念结构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观念史的性质。如果这种差异性是可以沟通，例如体现出传承关系、家族相似关系等，科学史将是连续进步的；而如果这种差异性大到足够使不同观念结构之间呈现非连续状态时，我们就可以用到库恩的术语：不可通约性。
这里不得不提到柯瓦雷。作为科学史家，他通过对17世纪科学史的研究得出结论：“另外一些史学家（柯瓦雷、霍尔、巴特菲尔德等人）认为，17世纪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期，是典型的科学世纪。……柯瓦雷持有这种观点，他就这个问题说道（Koyré，1968，第21页）：“……中世纪和现代物理学发展中明显的连续性（卡弗里和迪昂非常强调的一种连续性）只是一个错觉。当然，确实有一个没有中断的传统，从巴黎唯名论者的著作通向帮内德提、布鲁诺、伽利略和笛卡儿的著作……迪昂由此引出的结论却是一个误会：一场准备充分的革命仍然是一场革命……”[22]。
正是这个结论帮助库恩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主义视角下的科学革命观，也使得“不可通约性”走上了哲学舞台。
二 作为历史主义者的库恩
（一）从库恩的思想历程来看，他本人的历史主义思想萌芽与历史主义自身的思想出发点惊人地吻合
1947年对于库恩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他说：“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开始彻底醒悟的。”[23]此时的库恩作为博士候选人，在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邀请他作为教学小组的一员，准备为哈佛大学一、二年级的新生开设“自然科学之四”课程。该课程内容主要是西方科学史。在备课期间，库恩重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特别是力学部分，发现“即使就表观的描述层次而言，亚里士多德学派也不大懂力学，他们如必须谈论力学也大都根本错误”[24]。但是为什么古代智慧的集大成者之一亚里士多德在力学方面会昏庸至此呢？“我读得愈多，就愈感困惑。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怎么能想象他会错得那么显眼呢？”[25]在夏天的某一日，库恩突然觉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阅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文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既有石头下落，也有孩子长大成人，其最基本的要素并非物体，而是性质。当这种性质加到中性物质的某一部分上，就成为个别的物体。甚至于“位置”都是一种性质，当处于一定位置的物体改变位置之后，该物体很难说还是原来的物体了，就像一个孩子长成大人后，很难说还是那个原来的孩子一样。“在一个以性质为本的宇宙中，运动必然是一种‘状态的变化’而不是一种状态。”[26]从此，库恩的兴趣从物理学研究转向科学史，进而在科学哲学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其中就包括“不可通约性”。甚至有学者提出，“由此，这一哲学概念——‘不可通约性’——作为不可比性的内在原因，原创性地自库恩1947年发现如何阅读亚里士多德的经历中升华，成为一个20世纪重大的哲学创见”[27]。
从库恩的自白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之所以会发生“顿悟”，是因为他在学习现代物理学理论之后重读经典，发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是如此落后和莫明其妙。此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测库恩发生“顿悟”的逻辑过程：
前提：
A.人的行为及行为结果的意义应该是可以被他人理解的。
B.在现代物理学框架内，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不可理解的。
C.现代物理学是合理的，可接受的。
D.但作为公认的古希腊智慧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所思所想应该可以被理解，并且应该是合理的，在当时来说应该还是先进的。
所以，结论：
E.不能用现代物理学的框架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那就只能回到亚里士多德所处文化背景中探究其概念的原意，从而解读其理论的合理性。
果不其然，通过追溯“运动”概念的意义，库恩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理解豁然开朗，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合理性也顺理成章地清晰起来。
上述所有推测的前提A，我认为是关键性的。如果他人行为无所谓意义，自然谈不上理解；如果他人行为结果的意义不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那也谈不上理解，因为理解也是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物理学”，应该是有意义的，并且该意义也是由亚里士多德的行为赋予的，而不是神或超验的什么东西。这一预设其实就是维柯所提出的“人只能认识人类世界，因为他亲自创造了它”。
再看前提B。其中包含着的是一对矛盾：现代物理学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从历史进步论的角度看，现代物理学比亚里士多德应该更先进，具体说来就是解释力更强，预测力更强。但当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现代物理学无法解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时，或者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无法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子集时，矛盾出现了。当然这个矛盾的性质与科学和巫术的矛盾性质迥然不同，因为作为物理学的不同表现形式，二者在解释自然的合理性方面应该是相似的。因此，我提出前提C和D。
最终，我们要解决矛盾的道路便只有结论E。
可以看到这一步步的推测与历史主义萌芽于历史进步论又是何其相似，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话：“历史主义的种子恰好就存在于进步论自身当中——即通过对往昔的评判，根据所谓优越的当前来对往昔作出评价，人们就把其缺点归于历史偶然因素，从而归于必须支配当前、未来和往昔的诸因素。”[28]从中我们又可以品出相对之前而生出的第二层意味，即当过去的落后状况大出意料令人瞠目时，我们不得不树立一种必要的历史主义历史观：不能从当今来看待从前，应该在从前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其合理性。[29]
（二）库恩承认与历史主义的相遇并认为获益良多
1996年库恩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向本人求证的机会，因此只能通过目前留下的文字记录来分析库恩与历史主义的正面相遇，尽管一些文字在本文中并非首次出现。
库恩成为历史主义者，究其原因，无疑首先是库恩本人与“历史主义”的相遇。这一相遇以其阅读柯瓦雷的科学史著作为标志。“我在那些年的部分时间花在真正的科学史上，尤其是继续研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著作，……这些人比大多数其他现代学者更清晰地表明，在一个科学思想的准则与今日所流行的准则大相径庭的时期，科学思维会是怎样的。”[30]库恩在此指的“那些年”是1948—1951年的三年时间，具体来说是他作为初级研究员取得哈佛研究会资助的三年（Junior Fellow of the Society of Fellows of Harvard University）。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知的一样，库恩本人的“历史主义”思想萌芽是在比此段经历更早的1947年。
库恩对柯瓦雷著作的阅读后所持的态度，表明库恩接受了“过去的科学理论依旧具有合理性”的观念，并对这种合理性是怎样在当时科学理论的结构中表现出来得很感兴趣。同时，不难想见，其中一定包含着对过去理论中以今天眼光看“不可思议”的概念、预设或者逻辑的理解。因为，这是已经有1947年顿悟经验的库恩了。
在库恩前期著作中还有一处对柯瓦雷历史主义的肯定，也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科学家并不都是哲学家，但总要同思想打交道，思想分析历来属于哲学的专业范围。对建立繁荣的现代科学史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我以为特别是A.O.洛夫乔伊，并且首先是亚历山大·柯瓦雷——在转到科学思想史以前都是哲学家。我的同事们和我都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识别思想系统（而不是自己的思想）的结构和连贯性。”[31]这一段自白与上一段所强调的是历史主义所给予影响的不同方面。这里是说对过去科学理论合理性的研究从何处着手的问题。首先库恩看到的是科学史的研究以哲学为前提，当然这里是指历史哲学。不同的历史哲学所指导的科学史研究路径不同，结论当然也不同。在洛夫乔伊的历史观里就是应以观念史的视角进行科学史研究。具体来说是从研究对象（科学家）观念的系统。这里所说的系统，一方面是指科学家本人思想的观念结构，另一方面是作为观念结构外在表现的科学理论在时间轴上延伸的谱系，即引文中所说的“连贯性”。通过掌握这种视角或方法，库恩得到柯瓦雷的结论并接受它，即科学史中存在着科学革命；以观念史的说法也许可以再表达为科学观念结构的突变或断裂。
由此，历史主义科学史研究在库恩自身顿悟经历的前提下，为库恩提供了研究前提、视角、方法。那么库恩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得出历史主义式的研究结论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三）库恩取得了历史主义式的研究结论。
通过库恩对科学史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形成了库恩对于科学本性的一些观念，不难让我们得出库恩是历史主义者的结论。历史主义并非是指结论内容中具有哪些性质，而更多的是强调得到结论的方法和视角。历史主义者是指研究者运用了历史主义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至于所得到研究结论的具体内容恐怕很难作为是否是历史主义者的评判根据。
1.范式和科学共同体
“范式”概念应该说是前期库恩理论的核心概念，此后的常规科学、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都以此为起点。
“范式”的初始意思是指名词或动词的格的变化模式。库恩选用这个词，已经含有理解和相似关系的因素。库恩认为，有这样一些科学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这为‘范式’，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32]。他认为，范式包括了规律、理论、应用、工具等，是由“各种承诺——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33]形成的一个坚强的信念网络。“范式”所指的科学成就包括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书。应该说“范式”概念的取得就是考察科学史的结果。库恩又是如何考察这些科学成就从而总结出两个特点，并将其提升为哲学概念的高度的呢？我们不妨再看看与“范式”相关的“科学共同体”概念。
在库恩看来，“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是不可分的两个概念。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即使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共同之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章中，甚至比“范式”出现更早，在该章第一句话里就出现了“科学共同体”概念：“在本书中，‘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34]库恩把“科学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归因为对柯瓦雷科学史观的接受。柯瓦雷在《伽利略研究》中没有把伽利略的观点与现代科学的观点作比较，从而来臧否伽利略，而是把伽利略的观点与他所在的学术圈，即老师、同僚及后继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柯瓦雷更强调一个成就对于当时历史语境的意义，特别对于当时学术圈的意义。
由此不难看出“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是针对科学成就所在的历史语境所说的。脱离了对科学成就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体中的接纳或拒斥，脱离了科学成就在接纳它的科学工作者群体中的流转演变，便无法理解这两个概念。
2.科学的进步观
“进步”在库恩的理论中没有作为有特殊含义的概念，或者没有成为广泛认可的概念。毕竟，但凡处在某个理论体系中的名词必定有区别于其在其他理论体系的意义，至于是否能成为“哲学概念”，当然首先要看其在所处哲学体系中的自洽性，而能否在哲学史成为“哲学概念”，就得看人们的认可或接受程度了。库恩对“进步”的看法与传统科学哲学不同。在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那里，可以说都有科学累积进步的观念。逻辑实证主义本来就是以可证实性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标志，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可证实性也增长起来，科学内容也便水涨船高地丰富着。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其实质也是逻辑主义加经验主义。可证伪性中包含对科学理论内容丰富性的要求。但这种丰富性并非是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层面上的，当波普尔提到“逼真度”时，其对科学理论与实在符合程度的认同便一目了然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证伪主义也是认可科学累积进步的。[35]
所谓累积进步，一是指连续的，二是指新的内容比旧的更好。这两点在库恩的观念中却不被接受。就连续性来说，与经验（如果更准确地说，是经验结果）有关，在科学中经验可以具体地称为观察和实验。如果有中性经验的存在，那么科学工作者所得到的科学理论和知识不过是把人类的经验范围扩大，包括了更宽的适用领域和更精确的数量关系。库恩通过对测量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的研究，发现看似中性的观察和实验所得到的结论并不能支持科学发现的出现。相反，它们必须依靠某种观念结构。比如，拉瓦锡并不只是对于氧化汞加热前后质量变化的分析而得到其结论的，首先已经有了反对燃素说的觉悟和氧化理论的萌芽。因此，观念结构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关键性的作用。当一个观念结构向另一个观念结构转变时，以经验范围扩大为标准的科学进步便因为失去了原有的评判标准而呈现非连续状。此时，自然无法评判新的内容一定比旧的更好。[36]
不难看出，库恩得出这样的结论，离不开观念史的视角，同时也离不开对科学史使用兰克所谓的“如其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科学发现的时空内对相关诸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提炼出批判性的观念。
当库恩在历史主义的视角下得到以上这些观念以后，顺势而下，借助“常规科学”、“科学革命”和“不可通约性”等概念，进一步地对科学本性进行说明。其中作为本文的研究焦点——不可通约性，由于其在库恩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不可不拿出来单独审视其与历史主义的关系。
三 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
我想把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的关系概括为两种：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所谓外部关系，是指不可通约性是由历史主义式的科学史研究方法所得出的观念；换句话说，历史主义是不可通约性的源泉。所谓内部关系，是指不可通约性由历史主义而来，便带有历史主义特有的性质，以至于概念所面临的困境与历史主义本身的困境也是一脉相承的。
（一）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的外部关系
“不可通约的”或“不可通约性”并非库恩第一个使用。[37]但这个词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哲学概念，正是库恩的功劳。在库恩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他第一次使用不可通约性概念。“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方法的这个或那个的失效——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incommensurable ways）。”[38]在这里，库恩明确将不可通约性与世界观联系起来。在此后其他部分中，库恩更多地提到这一关系。
确切地说，不可通约性是指的科学革命后，新范式与旧范式的关系。“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39]在革命前后不同的范式使得科学家在不同的世界观中工作。“尽管如此，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因此，在科学革命的时候，常规科学传统发生了变化，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之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40]
库恩具体谈到了不可通约性的三种情况：其一，相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对于范式必须解决哪些问题的清单往往不能达到一致。他们对于科学的定义或者标准是不同的。这可称为标准的不可通约性（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standards）。其二，新范式是从旧范式中产生的，它们通常与传统范式中精确使用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词汇与装置大量混合在一起。在新范式中，旧的术语、概念和实验在彼此间进入了新的关系。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相竞争的范式间存在着术语上的误解。这可称为意义的不可通约性（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meanings）。其三，也是相竞争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的最基本的方面：相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着（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world views）。“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能看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都在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41]
如果从库恩本人的历史主义立场出发，“不可通约性”的提出并不显得突兀，梳理其思路也并不困难：在他看来，科学发现是人的思维与行为的产物，作为成果凝聚着观念结构，因此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当我们用现有的科学观念去理解时，却发现其内容竟然荒谬无比。这种惊愕使得我们领悟到应该从该科学发现的实际过程中，结合其具体情境来理解该发现在当时成为重要科学发现的意义。于是，库恩由此进行对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拉瓦锡等所作出的科学发现的科学史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科学发现有两种：常规性的和革命性的。“常规”还是“革命”取决于“范式”。
范式是一种科学发现（成就），它能够吸引一大群科学工作者，并能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范式中包含了问题清单、解题方法、评价标准、处理反常的方式等内容；它是一种观念结构，为标准、语词意义、世界观提供了规定性。在范式框架内进行的科学发现就是常规性的；足以成为另一种范式的科学发现便是革命性的。范式与范式相比较，由于是两种观念结构，即使是面对同一个世界的观念结构，也不难看出存在着标准、语词意义和世界观的差异。库恩由表现出的这些差异提炼出一个术语——“不可通约性”。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关键词来掌握历史主义：人、意义、观念史、历史语境、理解等。这些关键词无疑在库恩得出不可通约性的思想进程中都出现了，从而体现出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的共有属性。
再细观这个思想进程，必须看到，“不可通约性”这个结论并非是唯一的。比如，当然存在着“和而不同”的可能性，因为正是有差异的存在便有走向“可通约性”的可能。只是由于进行思考的前提、视角、方法都是历史主义的，这要求理解的相对独立性，而非看中差异的共性，我们便只能是不可通约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历史主义是“不可通约性”概念产生的源泉，具有外部联系。
（二）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的内部关系
这里所谓内部关系，是指“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内在矛盾是历史主义式的。通过历史主义式的内部矛盾运动使得“不可通约性”产生了绵延不断的丰富性，成为一个富有启发力的概念。用库恩的话说，“不可通约性”吸引了一批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并且不断产生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明白历史主义具有怎样的内在矛盾。一般对于历史主义的批评，是针对其相对主义性质的。因为历史主义的提出就是反对普遍原则，反对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在某种普遍原则下获得唯一的意义。历史事实意义和合理性的理解只能置于其所处时空，其结论并非唯一。比如，迪昂与柯瓦雷对于近代科学是否是革命性的，观点上就有针锋相对的分歧。类似于子非鱼的论证，今人亦非古人，无法回到古代去探索那个时空下历史事实的原意，那么这种理解无法得到唯一的结论也是自然的。此时，各种基于历史主义视角和方法的理解间存在着相对合理性。并且对于古代的理解不能基于现代的立场，今天的原则不能适用于古代，因此历史事实所具有的合理性是相对于其所处时代的。
在充分考虑到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多元主义）气质后，研究者不难提出以下疑问：“我们对以前时代的观点的产生本身一定与我们的当下有关，因此它是相对的。而我们的时代只是许多时代当中的一个，那么，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何以可能？换句话说，在现在一般被公认的历史主义的支持下，形成一个有约束而又不是相对而言的真理观何以可能？一切不就消融到当下的观点和时间的条件中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逃避我们的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何以可能？这些就是历史主义的基本问题。”[42]也便是历史主义自身的内部矛盾。这并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相对主义”的困境，即相对主义如果贯彻到底的话，其本身也应该是相对的。对“相对主义”的此种传统反驳在语意学上可以通过很简单的加引号进行语意分级加以解决。这里所说的内在矛盾主要指“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
所谓解释学循环（the hermeneutic circle），简单说来就是，“一部作品的整体要通过局部来了解，局部又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了解”（狄尔泰）[43]。狄尔泰力图能通过“移情”原则，在解释学循环中通过对局部与整体或者语词与文本的交互理解，从而达到对对象原意或者作品原意的把握。他所强调的是理解的客观性。似乎这样才是历史能够成为科学的保证。但是历史作为科学，更多地具有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性质而非自然科学（science）的性质。科学史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历史，有关科学的历史。发展到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语言成为存在的家，文本本身不是存在者而是本体上的存在，于是人们进行解释活动，并不是去探索文本的客观性而是主客合一地实践从而生发出意义。这样一来，解释学循环就不是客观性的障碍而是理解的根本、意义的源泉。当我们回过头来从语言、文本转到历史时，我们就可以说历史主义所面临的“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是指当我们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历史事实时，既包含着此时与彼时的矛盾，又包含着局部事实与整体历史情境的矛盾，但这却是历史意义的源泉。
具体到库恩由科学史研究而得到的科学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历史主义的“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构成了库恩“不可通约性”哲学概念的内在矛盾，从而推动了其思想的延展。
库恩从科学史进入科学哲学的转折性事件应该是1947年的顿悟经历，这也是他本人多次强调的。这次经历无疑就是“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的一次例证。库恩在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是一种科学理论，并且是以文本方式呈现出来的科学理论，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内容就包含在《物理学》、《形而上学》等著作中。在从现代物理学的立场理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失败以后，库恩发现，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术语与现代物理学的术语是同字异义。因为如果是术语的意义相同的话，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未必太可笑了。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呢？库恩面临着以下几个困难：一是库恩处于现代科学与文化背景下，却要去理解古代术语的意义；二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术语的意义与其理论构成了部分和整体的解释学关系；三是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当时所处文化背景也处于部分与整体的解释学关系之中；甚至有四，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影响可能是构成今天的物理学理论背景的一部分，从而处于此时与彼时的解释学境遇中。尽管库恩认为他成功地解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当然我们也能设想到他可以凭借相同的方法去成功理解牛顿物理学、燃素说、托勒密天文学等，但是对此的质疑却是难以避免的。那就是要问，我们如何能够解决科学哲学中的“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当我们看到科学历程是以“范式”，或者又可以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为单位而演进的，在这些看似相互独立（不可通约性）的科学发展阶段（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如何基于此时与彼时、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建立起科学事业整体的意义和合理性？
由此引发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翻译，包括同时代范式间的翻译和不同时代范式间的翻译。这里所说的翻译问题，即如何在不同范式中进行翻译，从而使各自共同体的成员或其他科学工作者能够相互理解，最终使得科学理论的选择，或者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范式”的选择具有合理性。那么，当库恩指出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也就是说具有标准、意义、世界观三重不可通约性之后，范式间是否还是可以翻译的？如果可以翻译，如何翻译？如果不可以翻译，对不可通约的范式间转换如何理解才能使科学成为合理的事业而与巫术、占星术区别开来？如何解释“库恩等人先是告诉我们把旧的理论翻译成现代语言是不可能的，但随后他们恰恰就在做这种事：他们重构亚里士多德、牛顿、拉瓦锡或麦克斯韦的理论可从不避讳他们和我们每天都用的这种语言”[44]？
可以预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库恩哲学不可避免地会与语言，进而与世界观发生关系，与“真”也将发生关系。可以说，“不可通约性”内在地包含着“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在对循环进行解决的尝试中，或者在循环本身中，使得“不可通约性”与“语言”、“翻译”、“意义”、“世界观”、“真”等概念相生相遇[45]，获得了比“范式”更大的思想空间，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注释
[1]载F.Suppe edi.，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Illini Books Edition，1977。
[2][英]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3][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4]依波普尔，前者是传统“历史主义”的内容。后者是指历史中存在着规律，历史学家可以依此对历史进行预测。它曾被译为“历史决定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其理论来源于柏拉图，在现代的两种变型是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参见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5][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6]万丹：《赫拉克利特“灵魂”新解》，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8][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9][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0][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11][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王晴佳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页。
[12]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节。
[13]转引自[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4]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民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15][德]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59页。
[16][加]J.格朗丹：《历史主义的解释学问题》，何卫平译，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页。
[17]库恩的教学生涯从科学史开始，他的第一部著作是1957年出版的科学史著作《哥白尼革命》。另外库恩在科学史界的地位很高，他于1968年至1970年担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并在1982年获得科学史学会颁发的乔治·萨顿勋章。
[18][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5页。
[19][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20][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1]原名为：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2][丹麦]赫尔奇·克拉夫：《科学史学导论》，任定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23][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Ⅱ页。
[24][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Ⅱ页。
[25][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Ⅲ页。
[26][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Ⅲ页。
[27]李创同：《论库恩沉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28][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29]第一层意味如上所述是指：应该在从前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其落后的原因。
[30][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2页。
[31][美]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32][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3][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34][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5]可参见万丹《波普尔与库恩哲学比较研究》，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6期。
[36]可参见万丹《论库恩的历史主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7]李醒民考证库恩并非科学哲学使用“不可通约性”的第一人，参见他的《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4年第6期。后来，李醒民又考证库恩并非科学哲学界使用“范式”的第一人，参见他的《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4期。但不可否认，在库恩意义上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科学哲学史上是划时代的。
[38][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39][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40][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2页。
[41][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42][加]J.格朗丹：《历史主义的解释学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页。
[43]转引自张首映《西方20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44]T.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第35页。这是库恩模仿普特南的口吻所提出的问题。
[45]“相遇”并不奇怪，所谓“相生”是指不可通约性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比如说，库恩的语言观使得不可通约性成为可能，不可通约性又使得“真”具有了库恩哲学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