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其本质
一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是当代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的总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直接的载体就是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成立的“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在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中，第一次正式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的旗帜在全世界面前举了起来。由于这次成立大会是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这个宣言也称作“法兰克福宣言”（Frankfort Declaration，又译为“法兰克福声明”）。正是这次法兰克福大会及其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正式产生了对当代影响较大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追寻民主社会主义的直接起源，必须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宣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本意和特征为起点，探究它的原初的典型形态，而不应该离开这一起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直接起源就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的宣言。只有牢牢抓住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这一直接起源，才能够准确把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本质及其特征。
民主社会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也不属于一般的修正主义思潮。准确地说，民主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在世界工人运动和一般社会主义运动范围之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行发展的，在一部分工人运动之中传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影响工人运动的产物。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是历史上的费边主义、工联主义的延续和发展。这种源远流长的改良主义，曾经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意志不坚定者，使他们变成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是在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影响下产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它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实现一定形式的公有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上具有较为广泛的共识。因为这些思潮的基础都是工人运动中出现“工人贵族”的结果。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又与修正主义思潮不完全相同。修正主义是曾经相信过马克思主义而后来又变化成为背离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则是从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种思潮。严格的说，它们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应该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人曾经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按照这种粗俗而笼统的说法，社会主义也是个好东西。这样，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简单推理：“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两个好东西加在一起，似乎也是个好东西。其实，对“民主社会主义”绝不能做出这样的望文生义地推理和理解。“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国际专用的名词，有着自己特定的含义。
民主社会主义之中的“民主”实质上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而言，即指责当时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下的政权“不民主”，而只有它这样的政党才是“民主”的；它们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我们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千百个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之一。民主社会主义取名的本意，就是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区别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社会党国际在举起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的时候，具有明显的反共的立场。民主社会主义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立场，是公开的，明朗的。在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党国际在政治上是公开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在帝国主义面前亦步亦趋，确实扮演着帝国主义帮凶的角色。在政治上，社会党国际是以反共起步的，这一点从它的成立宣言中就能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个《宣言》宣称：“社会党人表示声援一切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不论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独裁统治还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169]
这个《宣言》第一次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使它成为一个具有独特含义的专用名词。社会党国际最终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用语，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共主义面前，标榜自己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和对立。近期有的研究者也比较客观地指出了社会党国际当年这一对抗的目的：“论及历史渊源，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典型的针对性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第二国际的破产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而分裂为两大流派。正是在这种迄今仍规定着社会主义基本力量格局的历史分野过程中，原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继承者们为了否定和批判苏维埃俄国的革命暴力和集权统治，而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称做‘民主社会主义’，以强调它们同‘非民主’的苏俄式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表明它们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原则的尊重。”[170]这些研究是比较客观的。这表明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从开始出现就具有突出的反共和亲西方社会的特色。它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一种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党国际的这种反共立场源远流长，由来已久。社会党国际的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其成员主要来自此前的“黄色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出现就是专门对抗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23年5月，“黄色国际”终于把“第二半国际”拉入，在汉堡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国际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对抗。它们也开始使用民主社会主义称呼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们对经过暴力革命胜利的苏俄（1922年起为苏联）持对抗的态度。它们用“民主”的口号标榜，攻击苏俄的“反民主”和“专制”。正如雅克·德罗兹评论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当时的主要思想状态当然是十分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汉堡会议的与会者们一面口头宣称忠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已不那么信仰了，一面又表示，他们从根本上反对苏俄所采取的方法。”[171]应该说，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残余（实际上是右翼）几经曲折组成的这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正是未来社会党国际的原形。“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理论体系和政治主张比较准确地代表了未来社会党国际的基本倾向。
当然，在社会党国际后来的发展历史中，社会党国际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它并非固定不变地坚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但是，它确实是以反共起家，确实配合过帝国主义，确实以对抗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和苏联为己任，这却是铁定的事实。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改革中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提出实践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制度，落得一个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悲剧结局。
二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对抗的历史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分别以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党国际为载体，进行了长期而尖锐地对抗。这两大思潮在政治上的对抗实际上持续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逐步向接触和交往的关系转化；即使在短暂的缓解和短期的合作的时候，由于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思想上的对立也是始终存在的。
这是在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存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倾向。只有梳理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复杂的关系发展史，认清这两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原则差别和思想对立，才能在与社会党交往的新形势下，保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立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社会党在德国和意大利都遭到镇压，但直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1940年垮台，社会党人始终没有解除反共反苏的立场。各国社会党采取了各不相同的政策，在部分国家内，实现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但主流和大部分仍然没有实现合作。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都难以达成合作，足以看出，实现社会党与共产党这两种政党合作，并不是人们一相情愿的事情。这样的不同性质的政党的合作，需要严格而必要的政治条件。
1.社会党国际成立前后的对抗阶段（1946-195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工党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它是少数几个保存了健全组织的社会党之一，又是对各国流亡社会党人进行庇护的大本营。它的特殊地位使它当仁不让地于1944年9月就在执委会上研究各国社会党未来的国际联合问题。经过1946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1947年选出了英国工党总书记摩根·菲利普斯主持5人小委员会执掌实权。这样，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领导权就转移到在小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右翼社会党手里。直到1951年6月30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社会党国际才算完成了它的筹备工作。在这一筹备期间，确定了社会党国际的政治基调。
本来在1946年的筹备会议上还在争论：到底要建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党国际，还是建立一个既有社会党也有共产党参加的“工人国际”。东欧各国社会党由于在自己的国家都与共产党有合作关系，主张吸收共产党参加，否则，以退出相威胁。但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旨在全球进行反共的“杜鲁门主义”，推动了各国社会党的反共情绪。加之当年9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西欧社会党就最终坚定了分裂和反共的决心，彻底否决了建立一个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国际的可能。
1948年3月，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伦敦会议，第一次公开向共产党宣战。会议开除了保、捷、罗等国的与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社会党，并号召当时波兰社会党抵制与共产党的合并。
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问题，在1949年12月的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巴黎会议上发生了相持不下的争论。英国工党、丹麦社会党和德国的右翼领导人主张全盘抛弃马克思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社会党的“天然的灾难”。[172]德国的某些理论家则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认为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基础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有密切关系，提出“原来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的、自由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173]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
还有的社会党采取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手法歪曲马克思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而拒不接受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社会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不同态度，决定了日后其内部无穷无尽的争论和分裂，同时也决定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分歧，使得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有了明确的限度。由于这个方面的原因，在指导思想方面，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做了含糊的规定：“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174]这种表述的实质，实际上是企图调和社会党国际内部的各种分歧，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倾向。
1951年6月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是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组织上的延续。其成立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公开而系统地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公开而系统地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这就开始了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正式全面对抗的新阶段。由于社会党国际在筹建的过程中明确了社会党右翼的基调，成立宣言中带有明显的反共倾向就不奇怪了。它对共产党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诽谤。它使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反共主义的烙印，反共主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这样，一个与共产党人对抗的国际组织及其思潮就正式形成了。
2.以对抗为主的20世纪50-60年代：充当帝国主义阵营的附庸
社会党国际的成立过程显然是世界冷战的产物，它的反共主义的脉搏也必然会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起伏。社会党国际在各个时期总是标榜自己是“第三种势力”、“第三条道路”，似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骑墙中立。事实却是：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代，由于社会党国际在政治上采取了追随帝国主义的立场，成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同盟军和附庸。在这个时期，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各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不是骑墙和中立而是明确的对抗，主要原因应该归于社会党国际追随美国的反共主义。
在20世纪50-60年代，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以斗争和对抗为主。社会党国际成立的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不仅公开树起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立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而且公开了与共产党人的敌对立场。这个宣言的主要篇幅和重点，不是批判资本主义或追求社会主义，而是重点批判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整个《宣言》处处充满了对共产党人的攻击，给共产党人妄加了许多罪名。这方面的内容包括：（1）他们指责共产党人“分裂”工人运动。成立宣言说，“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中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2）他们还攻击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立宣言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它建立了一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合的神学。”（3）他们攻击共产党人加剧了阶级分化。成立宣言说，“社会党人的目的在于消灭这种剥削，以实现自由与公正；而共产党人则只是为了建立一党专政而企图使这些阶级的分化加剧。”（4）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成立宣言说，“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它创立了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5）他们还把“法西斯独裁”与共产党政权相提并论，都称为“极权主义”。成立宣言说，“社会党人表示声援一切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不论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独裁统治还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175]在世界上已经消灭了法西斯独裁的情况下，大喊与这两种“独裁”作斗争，斗争的真实锋芒只能是对准共产党人。可见，社会党国际在帝国主义推行反共和“冷战”的过程中，成为帝国主义得力帮手。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只有严峻的对抗，而谈不上合作的可能。这个时期各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党国际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只有放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才能得到公正的理解。
这个时期，社会党国际对抗共产党人的立场是非常顽固的，不会因为某些共产党人的某种变化而改变。1956年2月14-24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同时公开表示有必要发展与社会党的合作。但赫鲁晓夫对社会党的暗送秋波却并没有换来社会党的青睐。同年3月24日，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宣布，“最近，苏共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共产党的策略变化并不足以证明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原则和政策有了真正的改变。”“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坚决拒绝同独裁政党组成任何统一战线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合作。”[176]同年4月7日，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伦敦会议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声明》，进一步表明社会党国际不买赫鲁晓夫的账，声明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思想。”“对斯大林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政权的性质。即使有集体领导，它依旧是一个独裁政权；而它们现在的列宁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错误思想和罪恶行为的早期版本。”尽管声明称“我们注意到苏联共产党公开声称它有同各国社会党建立某种形式合作的愿望”，但最终的结论仍然是“最近共产党策略的变化并没有为民主社会主义背离其既定立场提供任何依据，民主社会主义坚决拒绝同独裁政党建立任何统一战线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合作。”[177]这说明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是根本原则性的分歧，不是策略性的争论。由于这种对抗的氛围，任何合作的设想都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1957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发布声明，对暴乱“表示感谢和钦佩”，“他们向全世界表明了独裁统治是可以被推翻的”；在苏联红军平息匈牙利事件后，社会党国际又于1957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的理事会上作出决议：“严正抗议俄国反对匈牙利人民的战争。苏联政府的行动野蛮地否定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同时，把苏联称做“俄国帝国主义”。在社会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又作出了《关于匈牙利及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决议》，“号召全世界人民抗议共产党反革命为争取匈牙利自由的战士进行报复而采取的残酷恐怖手段。”[178]
1962年6月社会党理事会在挪威的奥斯陆举行会议，发表了调整政策的《奥斯陆宣言》（Oslo Declaration）。这个宣言的基本动态是加大了对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的关注，承认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的基本事实，但是仍然固守对抗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同时对中苏之间关系的破裂幸灾乐祸，有企图利用矛盾的迹象。《奥斯陆宣言》肯定“苏联领导人不顾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放弃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策略变化。”这个宣言认为中苏之间的争论，“俄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在根本性的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他们之间的不同利益导致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表明共产党人主张的对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极权主义控制，是同人的天性、国家的作用和人类社会进化不相符合的。”“他们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暴政的体现”。[179]东欧国家的“非斯大林化”也没有讨得社会党国际的任何好感，在奥斯陆会议的《关于东欧的决议》中，公开表明：“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再次抗议东欧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它们不让人民拥有民主形式的政府，也不给工人运动以自由。它关于非斯大林化的声明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民主。”[180]可见，社会党国际对共产党人虽然在词句上有所松动，但这种对抗的立场没有根本的改变。
自从奥斯陆声明以来，社会党国际虽然对美国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歧视黑人的政策不断出现微词，但并未导致政治对抗的态度，而真正敌对性的批评是对准共产党人的。1965年10月4日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伦敦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北京和雅加达的问题，在发表的声明中，竟然援引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中对抗共产党的原则条文，向日本社会党施加压力：“根据这个声明，不允许社会党的党员和个人，更不允许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与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独裁者的政策、目标和组织认同。”[181]既然20世纪50年代对抗共产党的原则条文不断被引用和坚持，就说明社会党国际对抗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1968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激起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强烈抗议，也激起社会党国际的强烈抗议。社会党国际理事会的哥本哈根会议指责苏联的行为“暴露出苏联企图强加于其他华沙条约集团盟国关系中的帝国主义特征”，“这一勾起了人们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回忆的帝国主义行为”是“斯大林主义的复辟”，是“对‘社会主义’和‘民主’等词句的玷污”。[182]除了以往的攻击以外，社会党国际把苏联称做“帝国主义”，并且继续把苏联的行为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同时攻击“斯大林主义”。这与当时与苏联对立的左翼共产党人的态度不同，他们只攻击和抗议苏联行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性质，但并不借此攻击所谓“斯大林主义”。这说明，社会党国际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1969年6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集中论述对待共产党政策的《关于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的发展的决议》。决议的第一条就体现了社会党国际对抗共产党人政策的连续性和顽固性：“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重申它在1951年的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和1962年的声明《社会党人对今日世界的看法》中所表述的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它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和独立倾向的出现，声明说：“在一些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执行更为独立的民族政策的努力，而在一些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也出现了另一些旨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倾向。这一进程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开创的，它宣称对两个国际共产主义中心都保持中立。”“这些运动和思潮都被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官僚斥为‘修正主义’。”[183]从根本上说，这个《决议》确实继承了自从社会党国际成立以来的对抗共产党的政策和立场，除了对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独立倾向寄予某种希望以外，还是运用满口的“独裁统治”、“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官僚”等称呼共产党。这个时期原则上还是对抗为主流。
3.趋向缓和与合作的20世纪70年代：交往但并不取消原则界线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美苏实力的接近，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西欧国家对美国的离心趋向，西德和东德都跃居世界十大国之列。加之在西德1969年10月由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当选总理，开始实行与苏联、东欧国家缓和的“新东方政策”。这些重要的变化对社会党国际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推动着社会党国际的对外政策发生重要变化。只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党国际才开始具有对共产党采取新的态度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一开始，社会党国际的对外政策就逐渐出现新的迹象：改变冷战时期的对抗共产党人的立场，放弃与共产党人誓不交往的禁令，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
这种政策改变的迹象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勃兰特派出“新东方政策”的设计者、政府国务秘书埃贡·巴比出访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晤。西德领导人不久承认了东德的平等地位，又与东欧其他国家领导人实现了互访，确认边界领土现状，建立友好的国家关系。
在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影响下，社会党国际的政策开始转变。1971年5月的赫尔辛基理事会，开始抛弃冷战立场，赞成东西方缓和的政策。这次会议的总决议说：“社会党国际深信，目前为缓和与合作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都大，世界不应丢掉这个机会。”“70年代应当成为合作的时代。其目标应是结束东西方之间的冷战。美国和苏联正开始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在维利·勃兰特总理的领导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过以其坚定不移的勇气推行的东方政策已经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气候。”[184]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党国际第一次抛开冷战思维、转向缓和与合作的起点。从此之后，社会党国际及其诸党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出现了可能。但是，人们常常忘记或不愿意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勃兰特“拒绝接受与共产党人结盟的完整的‘人民阵线’概念”，“对共产党人将保持明确的分界线。与此同时，他似乎又不把门关死。”[185]看来，勃兰特在热情的接触的政策背后，其原则立场并没有什么改变。而可悲的是，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在这一政策性的转化中忘乎所以，错把他乡当故乡，片面否定自己的历史，甚至投靠到社会党的怀抱，其结果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1972年4月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特别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缓和的趋势。会议专门讨论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得出结论说：“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应当自由地决定它们自己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186]社会党在国际事务和国内政治中与共产党的联合行动逐渐增加，社会党国际作为一个整体也开始主动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接触和合作。
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党国际在第三世界的能源、原料和市场的吸引面前，仍然僵化地固守“欧洲中心主义”，显得不合时宜；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加强，1974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各国社会党联盟”几乎取代了其核心职能，使得社会党国际处境尴尬。在一筹莫展之际，1976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发生了政策性的较大调整，带来了社会党国际的所谓“第二次复兴”。这次代表大会在组织和政策方面都作出了较大调整，特别是选举上届副主席勃兰特为本届主席。从这次大会的决议的文字来看，仍然没有放弃反共的言辞，如：决议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维护和保障人权，减轻殖民主义、可耻的种族隔离、残存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后果。”“在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依然表现为现代社会压迫的主要形式”。[187]但是，这次大会也有明显的变化，勃兰特在大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充满了摆脱传统做法，采取灵活性原则的精神。实际的政策变化更加明显，一是不再盲目追随美国，而是对美国的批评增加了，这显然是与欧洲的一体化的政治趋向一致的；二是不再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僵化的敌对的立场，这就增加了互相交往的可能性。
4.推动剧变的20世纪80年代：加大和平演变力度与苏东国家的崩溃
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党国际在新东方政策的指导下，对各国共产党展开了全面的交往活动。法国和德国社会党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一系列访问和交往，特别是对中国的访问和交往，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都展开了改革的浪潮，共产党人及时调整和改变了过去由于双方敌对形势下而采取的对抗政策。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与36个国家的社会党建立了党际之间的关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更是走向极端，竟然对社会党的价值观念十分感兴趣，多次提出向社会党学习，并派出高级代表团访问学习。
社会党国际在组织上和政策上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明显的发展。在组织上，它冲出了欧洲，在亚非拉地区得到很快的发展，成为遍及五大洲的国际组织。它的“中立化”的倾向，基本上摆脱了依附于美国的形象，成为游离于超级大国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工作的重点由过去的反共转为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些增加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吸引力。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以为社会党国际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交往合作，但丝毫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一点表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连续性。社会党国际这个时期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就是一个例子。1980年2月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党领导人的维也纳会议，以争取人权的旗号，抨击苏联“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其声明说：“苏联对安德列·萨哈罗夫的折磨是共产党国家中那些表达不同政见的人不断遭受迫害的一个明显例证。”[188]翌年12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主席团巴黎会议的声明中，又攻击波兰的军管，公开支持团结工会的活动，声明说：“社会党国际谴责波兰的军事接管和随后对公民权利的粗暴镇压。”“社会党国际要求立即释放所有遭到监禁和拘留的人，让自由团结工会有可能自由地开展活动，以及结束镇压和军事管制。”“社会党国际认为在波兰发生的民主进程为波兰和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希望。我们绝不接受用武力摧毁这场人民运动。”[189]可见，社会党国际虽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与美国摆开了距离，但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却又形成了隐形的呼应。这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潜在的不和谐因素。这为社会党国际在关键时刻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埋下了伏笔。
由于社会党国际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临经济危机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挑战，又面临保守主义和右翼保守党的挑战，许多政党在国内政治中出现衰落的窘境。社会党国际遇到的危机与共产党人无关。共产党人既没有构成对社会党国际的挑战，也没有对社会党国际有任何攻击。但是，社会党国际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也没有对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宽容”或“让步”。在1983年4月的社会党国际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大力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性，“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对不可能出现的未来的一种空洞梦想。它……成为资本主义和一党制国家共产主义的替代力量。”同时，在谴责了“撒切尔、里根之流”的“右翼势力”之后，仍然攻击共产党国家“陷于严重困境”，并把原因归结为“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种恶化的原因。”同时，它们甚至还引导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潮流，“在共产党国家里，凡是自由运动无不在追求‘社会主义的人道面孔’，而不是追求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运动不仅遭受本国社会内的镇压力量而且还遭受苏联镇压力量的严厉压制。”[190]由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对社会党国际的现代迷信，社会党国际的这些说教真正解脱了它们的思想顾虑：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现在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无论怎样折腾都是走向“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人们不难发现苏联解体的阴影。
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及其发布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即《斯德哥尔摩宣言》）是一个具有逆转意义的事件。这次大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进行了补充，突出强调“民主和人权”，声称要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21世纪的面貌。《宣言》一反当时加强合作的态度，竟然重新回到了反共立场，声称要以“人权和政治公开性”为武器，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势，鼓吹共产主义失去吸引力，“社会党国际支持一切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来改革共产党的社会的努力”，支持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向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演变。[191]这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出现“动乱”的时候，社会党国际的真实的政治态度，那就是促使把共产党政权搞垮，以显示民主社会主义存在的价值。
随后几年的时间里，社会党促使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先后都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战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8年7月就在党的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抛出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1990年7月又提出党的二十八大的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尽管党内当时就有人清醒地指出，这么搞，“苏共到底是依然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还是正在倒退到社会民主主义？”“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被搞掉了”。但是，戈尔巴乔夫却一意孤行，他坚持认为：“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在“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思想”。[192]在东欧其他国家的剧变过程中，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以社会党取代了共产党，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之路。这样，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发生了：9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诱下，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台，使得世界的东西方都为之惊愕。
然而，社会党国际在欢呼苏东剧变的兴奋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在感受苏东国家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快感中，社会党国际不但没有获得实际的利益，反而陷于不曾料想的被动之中。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麦加”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长期执政的历程中于1991年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在苏东国家，实际取代共产党的并不是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和政党，而是更加极端的亲西方的势力。苏联信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从剧变一开始就被赶下了台。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改变名称之后，又得不到社会党国际的信任，十分孤立，处境尴尬。社会党国际不愿吸收它们进入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国际本来想乘机对共产党进行和平演变，结果却导致了对自己的严重损害。随着社会主义低潮的到来，社会党国际的不景气也同时开始了。
同时，苏东剧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也使得社会党国际一时失去了平衡。它一直表示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或者说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摆平衡，但是现在这样的支点落空了。为了继续在世界上显示自己的作用，不至于堕落成无关紧要的力量，它必须重新为自己定位。在现实的世界格局之中，社会党国际重新定位的余地也显得越来越小，除了在政治上身不由己地向右旋转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1992年9月在柏林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就是在政治上向右转的大会。鉴于苏联东欧剧变结局与社会党国际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分不开，所以大会回避这个提法，重新启用多年尘封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思想体系的正式表述。大会通过的总决议就叫做《变化的世界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社会党国际甚至嫌弃民主社会主义，企图捡起古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来重新包装自己并打造世界新秩序。那么，单从这一点看，经过苏东剧变这样一个大变化，社会党国际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不得不放弃坚持已久的民主社会主义，改旗易帜，向着旧有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这到底是成功呢，还是失败？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会现实，无论对共产党还是对社会党国际来说都是一剂良药。怎样总结这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两类政党以及世界的前景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事实表明，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对话与合作，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或放弃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使许多共产党人清醒了许多。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协作，不等于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更不等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消除了对立的本质。有些共产党人在与社会党人的协作和接触中，丧失了根本，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走上了歧途，落了个亡党亡国的可悲的结局。这是20世纪最沉痛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交往和合作，是冷静的交往。这样，既避免了“共产党趋向社会党化”的危险倾向，又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
这就是反思这段历史时应该得出的结论。
三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近年来，中共中央在分析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民主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指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写的《六个“为什么”》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完全背离的。对此，我们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93]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性质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
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民主社会主义则不同，它们对理想社会的分析建立在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用公平、正义等超然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概念，看待社会主义。这样就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看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可以改良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完全背道而驰。
科学社会主义是遵照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说、运动和制度，坚持唯物辩证法指导的真理的一元论，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只有一个，反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诡辩论，更反对以抽象的说教来看待历史。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不然。民主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幌子下，提出的多元化的指导思想是欺骗人的，一旦遇到任何具体的问题就原形毕露，绝对没有容忍多种思想的胸怀。鉴于马克思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它们有时也提到马克思，也引用马克思的某些词句，但绝对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们宁可千方百计地寻找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人道主义。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正面提到列宁和列宁主义。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变成了现实，戳穿了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触到了它们的痛处，它们就彻底丢掉了多元化的面具，露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真面目。社会党国际在20世纪50-60年代与共产党人长期的对抗，根源就是对列宁及其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现实采取了敌对态度。社会党国际的反共倾向也是在这里确立的。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社会党国际实际打出了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旗帜。它们所宣扬的抽象的人、抽象的人道主义，确实成为腐蚀某些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指出：“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来了……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的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194]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理想不同、旗帜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态度也不同。社会党人有时攻击和辱骂科学社会主义的表现，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它的本源。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同态度
民主社会主义不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要，主张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进行分配领域的改良。
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征税、建立职工基金等“一点一滴”的改良，实现“社会主义”。
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中，社会党国际也使用了“公有制”这样的名词，但它们并不主张建立“公有制”，而是否定建立公有制的必要性，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合理的。它们主张：“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195]现代社会党人的具体说法就是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这个《宣言》还美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在某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的原则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196]这里提到的“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绝对不是指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社会党人的眼里，“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共产党人则只是为了建立一党专政而企图使这些阶级的分化加剧。”[197]既然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当然就不可能存在消灭私有制的革命了。在当代世界，社会党人曾在西欧许多国家长期执政，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执政的社会党在自己执政的过程中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无论社会党人的言辞多么激进，一旦遇到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要害，他们就绝不敢越雷池一步。看来社会党人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198]似乎社会党人生来就有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天性，而任何其他人是没有这种天性的。这种说教不仅是失去了现实的根据，简直就是对工人阶级的欺骗。从这一点上看，社会党人连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远远不如。因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就已经明确指出私有制是不合理社会的万恶之源，必须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理想社会的蓝图。而社会党人却在消灭私有制这一点面前畏缩了，甚至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前去了。
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态度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反，认为只有消灭或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叫做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条件和标志就是存在公有制。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从所有制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99]在《共产党宣言》最后的结语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消灭私有制问题的重要性：“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200]共产党人认为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存在是政治权利平等的前提条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任何关于民主的说教都是虚伪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虽然所有制结构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仍然坚定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决反对私有化的思潮和做法。这是共产党人绝不放弃的基本原则。
如果取消或忽视消灭私有制的问题，那样的“社会主义”就变成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那就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2.对待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在国家的领导权问题的不同立场
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主张资本主义多党制。
民主社会主义各党，在政治生活中，是以遵循现实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为前提的。它们像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一样，习惯于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沿着资产阶级既定的政治轨道运作，从不威胁和触动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制度。它们设计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从资产阶级的政治蓝图出发的。社会党成立《宣言》提出：“社会党人为通过民主的手段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而奋斗……民主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民主制要求不止一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但是，民主制也有权利与责任来保护自己，以反对那些只是为了破坏民主而利用民主机会的人。”[201]这里的民主制就是现实社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它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只能沿着这种中产阶级的民主进行改良，与资产阶级政党循环地做上上下下地竞选游戏。谁主张打碎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社会党人看来就是大逆不道的。它们甘愿处于与资产阶级政党平等争夺和竞争的地位，不敢或反对提出夺取政权的革命。以此为圭臬，它们攻击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将它污蔑为“独裁”或“极权主义”。社会党成立《宣言》污蔑共产党人说：“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与获得自由的机会。”[202]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坚持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是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就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执掌国家的权力。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作出的选择，由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普遍作了明确的规定，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当然，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取得权力后要自省、自律，跳出政权兴亡的周期律，必须加强党内建设。执政的共产党要在执政地位上不断完善和改进，充分建设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和制衡机制，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本色。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一旦接受社会党人的说教，十分“开明”地宣布放弃对国家的法定的领导权，声称与许多政党自由竞争上台，无不落个亡党亡国的可悲的下场。这已经是20世纪末屡证不爽的事实。
3.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不同态度
民主社会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
民主社会主义者宣称自己的思想来源是多元化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不相信任何指导理论，而要与许多理论并存。在《法兰克福宣言》中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203]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似乎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在这种“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的背后，真正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他们的眼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是“建立了一种僵硬的、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合的神学”。[204]社会党人始终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排斥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他们思想体系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大杂烩，有时打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主要是为了欺骗工人群众。
共产党人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真理的一元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唯一正确而周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不能背离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悲剧也一再表明，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背离马克思主义，必然走到邪路上去。
4.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态度不同
民主社会主义拒绝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没有革命前提的改良主义，在无限期的延长中，使资本主义这条“幼虫”变成社会主义的“蝴蝶”。因此，它们不敢提出和实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拼命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认为革命破坏大而成果小。它们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安于在资产阶级专政的躯壳中寻求改良。“法兰克福宣言”攻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共产主义造成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分裂，并使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中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205]在社会党人的眼里，革命真是罪莫大焉！在社会党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耽误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它们的说教往往是令人越来越糊涂：“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者作出个人贡献。它的做法不同于极权主义。”[206]既然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那么要求个人为之作出贡献就是不合理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历史价值。在社会党人看来，谁搞了无产阶级革命，谁就是“极权主义”，破坏了社会的发展。由于社会党国际内部的复杂性，这个奇怪的逻辑也不能被许多国家的社会党接受，这只是社会党国际上层的一种主张。
对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必须把它打碎。这是创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历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觉得唯一应该在《共产党宣言》基础上特别强调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特别强调了在《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中的一句话：“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07]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来的160多年时间里，正是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把社会主义由学说、运动提升到现实制度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区别于以往任何剥削制度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可能从原有的剥削阶级旧制度中自然而然地和平地产生出来。它必须在帝国主义的链条上打开缺口，清理出自己的阵地，并不断发展壮大。这一历史使命离开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社会党人不但否定已经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一切革命的必要性，足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的原则性的对立。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化”或曰“社会党化”倾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在理论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的发展，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的历史关头，最容易出现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这是一个规律。回想20世纪之交，也是如此。不过，历史也不会使现在与过去简单重合。如果说在20世纪之交，引人注目的主要现象是工人政党出现修正主义的倾向，那么在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共产党出现社会党化的问题。这是在研究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问题时应该注意的。
这正如现在仍然在中国中央编译局工作的德国专家埃克·考普夫在《欧洲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一文中所指出的：“有这样一支最重要的长期的基本政治力量，它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使一连串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曾给千百万劳动者带来饥饿、痛苦、贫穷、犯罪、疾病、教育落后和文化衰退的资本主义，这支力量就是国际范围的社会民主党。这支力量在民主德国西部边界划定之后，于1961年8月13日提出了这样的方案：‘通过亲近演变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德国和欧洲消除社会主义不是通过公开的军事行动，而是通过收买那些准备从内部炸毁这一政治秩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力量来实现。原则上相同的方案也被用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共和国。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资本主义剥削、法西斯战争或者重刑监狱和集中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及政府中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的年轻一代领导人产生了影响，其实际后果是：它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判断力，它们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警惕性和积极性受到麻痹，因此轻信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已经变得‘文明’了，变得‘和平’了。”“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论断：如果人们在革命后只是半心半意地捍卫或者根本就不捍卫革命，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强烈的反革命。”[208]
还是旁观者清。这位德国专家的话真是入木三分，而且是善良之言，肺腑之言。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应该不珍重这些劝慰的。我们之所以要致力于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就是立足于这个对于共产党人性命攸关的问题。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泛起及其危害
一 中国近代的社会党与中共中央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批判
1.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基本不存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扩张的土壤
中国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非常尖锐。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共同在中国编织了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社会背景，不但阻止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而且也不允许工人和农民劳动大众享有任何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所以，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近代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土壤。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党之类的东西在中国没有任何反应。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8月24日对音乐家谈话时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209]尽管江亢虎的社会党在中国没有多少存在的土壤，影响也很小，但这种现象表明，作为世界性的第二国际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即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在中国确有反应。
江亢虎（1883-1954）作为一个清朝官吏的子弟，曾经留学日本，周游欧洲各国，接受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于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党纲，组建了所谓“中国社会党”。1912年10月，在江亢虎主持下，在党章中写入了“本党……其宗旨在于不妨碍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深得国际社会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真谛。1913年年初，社会党在南方的地方支部获得发展，号称拥有党员50多万人。面对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讨袁的“二次革命”，社会党地方支部的党员纷纷参加，有的甚至参加策动京津地区的反袁起义，遭到镇压。江亢虎竭力反对武力讨袁，呼吁各省军人保持“中立”。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严查其各地的组织。1913年8月31日，江亢虎在上海租界内提前召开联合会议，宣布辞去中国社会党“本部主任”和“总代表”的职务，跑到美国当教授去了。中国社会党的活动到此结束，寿命仅仅1年零4个月。后来，江亢虎又有3次令中国社会党“复党”的活动，但完全改变了性质，走向了反动。江亢虎本人也于1940年3月当了汉奸，成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江亢虎被作为汉奸拘捕判刑。新中国成立后，江亢虎在狱中继续接受改造，1953年写下了服罪的《十大罪状自白书》，1954年病死狱中。
20世纪初期，江亢虎活动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势。当时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酷的统治，旧中国没有任何民主可言，没有可以利用的民主机制和渠道。因此，中国的特定环境决定了没有改良主义生存的条件。在当时的中国这块土地上，要么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边，维护它们的统治；要么就要结成无产阶级政党，拿起枪杆子，以暴抗暴，完成革命赋予的历史使命。面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中国亟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国家的独立自主问题没有解决，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党的思想，在中国没有传播的条件。
西方的社会党大多产生在工人运动比较发达的基础上，是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19世纪初，西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利用自己在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和超额利润，豢养工人贵族，使他们中间产生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派别，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思潮产生于工人贵族存在的现实。而中国的改良主义却是在工人运动没有形成的条件下产生的。它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中、右翼势力的代表，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背道而驰。这也是它没有发展余地的历史原因之一。
2.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社会党思想理论的批判
在社会党国际与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对抗态度的20世纪50年代，其对中国的态度是有节制的一种对抗。中国共产党一边灵活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争取建立统一战线，一边对社会党的本质有着清醒的看法。
民主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在历史上具有亲缘关系。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容易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如果说英国工联主义、费边主义、麦克唐纳主义这些民主社会主义的前身影响伯恩施坦，使他成为修正主义鼻祖的话，那么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必然对当代共产党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就在这里找到了结合点。
当社会党国际成立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开始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传播，在东欧国家分别出现了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派”，“布达佩斯学派”。民主社会主义长期影响苏联的结果，就是在苏联产生了赫鲁晓夫主义。这些新的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是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下出现的变异形态，这就为20世纪50年代苏东国家的小低潮打下基础，也为后来各国共产党进一步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打下了基础。
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为标志，20世纪50年代苏东国家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小低潮的时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党思想理论的重视。毛泽东同志特别提议并主持党中央编译了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代表性的著作，提醒党内的有关同志注意研究。当时，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提议在内部引发了英国工党领导人麦克唐纳的《批评的建设的社会主义》一书，并把它作为社会党的代表性著作来研究，提高全党对这种思潮的认识。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毛泽东同志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历史事实证明，他对社会党的思想理论的这种科学的预见性、洞察力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在社会党国际与新中国的对抗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十分冷静地把社会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来对待，同时也有许多灵活地分析。这是十分稳妥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向苏共中央提出的报告书《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中，中共中央指出：“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210]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轮流执政的看法也是十分冷静的，客观的。中共中央是这样评价社会党的这一行为的：“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议席，也可以允许它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211]
1963年6月，中共中央在复信苏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时，再次正式对当时社会党坚持的社会民主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评价。《建议》指出：“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部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212]应该说，中共中央对社会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的评价是十分客观的，既认定其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又不放弃对其左翼、中间派的争取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属于十分清醒的认识了。
二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新时期泛起的主要表现
1.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我党调整对社会党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党国际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发生较大幅度的转变。随着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逐渐解体，社会党国际的对外政策也发生较大的变化。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推行“新东方政策”。勃兰特于1976年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就开始改行现实主义政策。此后，社会党国际的发展冲出欧洲，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各国扩展，大量新独立的国家的执政党加入社会党国际，改变了社会党国际的结构和某些主张。明显的变化是：由依赖美国变为谴责美国；由公开反共变为谋求与社会主义国家接触；社会党国际的工作重点转为和平裁军，促进南南合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样，社会党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就由过去的尖锐对抗逐渐转为寻求协作。
1980年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颇感兴趣。决议指出：“我们感兴趣的注意到，中国已经开始使它的政策更接近主张国际对话的政策。这个新的方针是同我们正怀着极大兴趣密切予以关注的中国国内变化连在一起的。”[213]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调整了同社会党国际各党的关系。当时，中共中央对外方针方面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所有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进行接触对话、交往和合作。尽管这些党一般都不赞成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也有各自的解释，但是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这方面的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相互了解和广泛合作的障碍。至1986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与36个社会党建立了党际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共代表还应邀列席了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
至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共也与社会党调整了关系，对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了新的评价，开始了接触对话和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对话与合作，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或放弃自己的主张。相反，随着社会党国际在全球扩展势力的发展，他们更加把自己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标榜为一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势力”，把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同西方的资本主义都当成“专制主义”加以挞伐，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对资本主义和一党制国家共产主义的替代力量”。[214]在与共产党人缓和并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接触的同时，他们依然支持原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积极参加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活动。这使许多共产党人清醒了许多。
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协作，不等于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更不等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消除了对立的本质。有些共产党人在与社会党人的协作和接触中，由于丧失了根本，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落了个亡党亡国的可悲的结局。经验教训表明，在与社会党调整关系和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党人一定要认识到：这种合作是基于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种合作，而不是否定自我、投靠对方的一种合流；这种合作只是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团结，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那种同志间的团结。
合作和交往的新现实也使得一些共产党人产生了误解或片面认识，似乎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可以毫无界限的称兄道弟、“彼此接吻”、融为一体了。这真是大错特错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的调整，保持在合作的层面，没有发生否定自我的现实，所以尽管也受到苏东剧变的影响，但还是能够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苏联和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由于否定了自我，接受了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在关键时刻改变了党的性质，改变了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使得那里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进一步进行了反思，与社会党的关系进入更加冷静交往的新阶段。
2.宣传“瑞典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热潮
在新时期，曾经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露面的民主社会主义，借改革开放之机，在中国重新出现了。由于中国共产党从改革伊始就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受到压抑，每次都是只露水中冰山之角。最初是有人在新闻传媒领域不加分析地介绍瑞典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情况；最后是有人公开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政治口号。
由于党的对外联络政策的调整，社会党被定性为“友党”，1982-1986年间，我们党与36个社会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交往关系。随着这一对外联络的新进展，国内舆论界悄然兴起了介绍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热潮。
1989年1月，仅中央一家大报就连续发表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等6篇介绍瑞典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情况的报道。在这些系列报道之前，该报纸编辑部还加了一个编者按说：“瑞典王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198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3500美元。产业工人平均月工资2000美元以上，教授月薪4000美元。人均住房近2间，约40平方米。在瑞典，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接近消失。人民安居乐业。妇女平均寿命80岁，男子74岁。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探寻瑞典模式的奥秘。”[215]编者按列出的内容，正是当时中国国内大众最看重、最向往的内容。宣传瑞典“三大差别”的消失，“从摇篮到坟墓全包下来的政策”，言外之意就是批评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也远没有达到瑞典的水平，至今没有较好地解决在瑞典已经实行的那些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新华社记者也先后发表《瑞典官员为政清廉》、《“瑞典模式”引起苏联重视》等文章。这些材料造成了一种舆论，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的影响。这些材料也造成了一种误会，好像只要搞民主社会主义，就会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出现瑞典的气象。
对于瑞典模式的崇拜从此大为时兴。但是人们在鼓吹瑞典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典型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瑞典的实际的特殊国情的分析，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瑞典，真是一个具有明显特殊性的国度。瑞典，在其民族语言之中的含义就是“安宁的国家”。瑞典的社会建设情况是由诸多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促成的，并非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结果。
第一，瑞典具有190多年的和平建设的环境，这是全世界少有的。
瑞典利用自己偏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特殊地理位置，长期坚持武装中立的和平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加入任何战争集团，没有介入两次世界大战。瑞典当时虽然也遭受到了战争威胁，但武装中立的立场始终坚定，成为欧洲唯一没有介入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瑞典既没有参战，也没有被任何战争蹂躏和破坏，在延续了190多年的和平环境里持续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种条件是全世界罕见的。
第二，瑞典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富。
瑞典全国的人口900多万，不及现在中国的北京市或上海市的人口多。但是同时，瑞典又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瑞典具有丰富的森林、钢铁、水利资源，号称“欧洲锯木厂”、“森林王国”。较少的人口享用较优越的自然资源，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优势。有些去瑞典参观的人津津乐道乘车在瑞典高速公路上驰骋，很长时间只看到连续不断的森林，而看不到一个村庄。确实，这样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反映了瑞典的特殊优势，这不是每一个国家能够具备的。
第三，瑞典具有特殊有利的民主传统。
瑞典的民主传统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时期，瑞典封建时代的国王也不能世袭，每一位国王的更替，都是由一定的贵族选举团体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这种封建社会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很容易在资产阶级民主建设中得到迅速完善成熟，少走弯路。
第四，瑞典是一个单一性很强，有利于国家团结统一的国度。
瑞典自从定位于北欧一隅之后，长期稳定发展，形成了单一的民族，单一的语言，单一的宗教，单一的文化。这些条件使得瑞典不存在民族纷争的争斗，也不存在文化分裂的裂痕，全国具有文化交流的优越条件。这一点在欧洲也是罕见的。试看一些多民族的大国，民族问题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就足以能够理解瑞典这一方面发展的特殊优势。
这些都是今日瑞典形成发达状况的重要因素。如果人们抛开这一切不计，片面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对它的作用，实际上歪曲了瑞典的精神，也不符合瑞典的发展历史和实际。在1989年年初，当时中国国内的大报纸，竟然抛开瑞典这一切不谈，片面地津津乐道于瑞典的生活待遇和社会环境，说这主要是瑞典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结果。对于形成瑞典这种生活待遇和环境的原因和条件，为什么不给予起码的关注和分析呢？我们今天这样分析瑞典的国情，使得人们更加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瑞典模式，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符合中国情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有一些参考和帮助。
3.所谓“体制内的”宣言：《中国需要新的转变》
1998年出现的一份号称是中国国家政权“体制内”的人物撰写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是在党的十五大之后，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份代表作。
这份“纲领意见”，最初由一个叫做“方觉”的人执笔起草，据说最早是在1997年年底提出来的。后来由民运分子携带到国外，在1998年春季发表。对这一文本进行报道的国内外报刊有：法国的《费加罗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国际前锋论坛报》，中国台湾的《联合报》等报刊。中国台湾的《联合报》在报道这个文本时，编辑了系列文章，标题分别是：《震撼中南海的一份民主改革纲领》，《中共青壮代推动民主纲领》，《中共改革派秘密宣言在法曝光》，还请自称为“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写了介绍文章《关于“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说明》，该报还邀请方觉写了“本文背景资料”。
据各报介绍的情况，方觉是这一文本的作者。他是1955年出生，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此后，他先后任职的单位是：水电部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福州市政府系统。1995年“下海”经商，在北京经营一家贸易公司。他曾担任过福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这可能就是国外有些人把他说成是体制内、“中共青壮派”的所谓根据。严格地讲，在内地，这样一个人是不会被任何人认定为“体制内”人物的。
这个《纲领意见》之所以重要，据所谓“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介绍，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是这份纲领性意见群体的身份。他们是一批中层甚至高层的官员，占据着中国政治运行架构中的重要位置，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二是这份文件的内容。关于民主政体的主张很全面、成熟，也很解放和前瞻；而且从写作风格和表达方式看，与以往异议人士的公开信建议信有所不同，可以看到中共重要文件的类似风格。”“第三是这份文件发表的时间。邓小平死后……政治权力之争还在激烈的较量和划分之中。”[216]当日《联合报》的记者文章更加夸张地说：对于方觉执笔的这一意见，“参与讨论者多是在中共政治中具有实际运作实力的青壮官员，他们认为目前一些七十岁左右的党政官员，并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政治实际。”“由于这份民主改革的纲领意见出自中共体制内部，迥异于过去体制外的民运人士提出抗议的形式，因此受到中南海和海外的高度重视。”他们还煞有介事地说：“据悉，这份文件最近已经送到中共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手中。”[217]
从内容上来说，这个文件所表达的思想，的确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范畴。这说明，如果不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在政治上是多么危险。这也说明，在共产党人的青年一代干部中，出现类似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多么容易。
这个《纲领意见》打着“现代化”的旗帜，要把中国纳入另外的一个方向上去。它表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上，强调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纲领意见》在“承认多元文化”的一章中提出：“尊重思想观念的多样性。推动人类各种进步思想的输入、讨论、传授、流行，是不应受到箝制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任何有生命力的理论都必须接受平等的思想竞争。灌输和压抑只会导致民间思想与官方思想、文化精英与政治当局难以沟通，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失去对公众有感召力的精神支撑。”“由政党、政府调度人力、物力、财力，按指定的思路和框定的格式开展文化活动，模糊了文化生活的自由性与人民性的基本特征。”“重温和仿照“左”的时期的“左”的作品，萎缩了精神活力并迟滞了文化前进。需要以开明而开放的文化指针取代限制和封闭的文化气氛。[218]
这里，作者提出了“思想观念多样性”的主张，批评了“由政党和政府”的力量“按指定的思路”的做法，抨击“灌输和压抑”和“箝制知识分子”的倾向。他把1997年前后的文化界说成“重温和仿照左的时期的左的作品”，要提倡“开明和开放的方针”，要推动西方的那些所谓“进步文化”在中国的“输入、讨论、传授、流行”。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典型主张。
第二，在政治上，强调遵行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力图建立所谓自由竞选上台的、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遵行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不敢触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纲领意见》在“启动民主进程”一章中提出，“以自由、公正的直接选举为前导，将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传统的人民代表大会改革为真正独立行使立法权，决定政府组成权和行政监督权的现代议会。”为此，《纲领意见》又提出了自由成立独立于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组织：“需要允许公民自由地组织维护群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非政治性的与政治性的社会团体。独立的、自由的开展活动的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专业工作者协会、公益组织、宗教团体等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活跃因素。”它提出的“政党政权体制分离”的方案中，主张：“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也应现代化，只能通过竞争性的公职选举和议会内的党团活动，依据公平的法定程序和公认的政治规则，正当地影响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人事安排。”最后直接提出了多党轮流执政的主张：“以人大代表普选、出版、结社自由、党政体制分离为起点，适时地将中国的民主进程拓展到构筑宪政基础、开展多党政治、民选行政首长、军队国家所有、司法充分独立的现代国家的根本制度。”
《纲领意见》的这些主张，要比国内曾经出现过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露骨地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种企图从建立类似波兰的“团结工会”的组织为突破口，进一步打乱我国的政治制度，在排斥共产党的前提下，形成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竞争的国家制度。它提出的政党与政权分离，政党与军队分离，政党与民众团体分离，实际上是肢解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企图让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第三，在经济上，主张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制度。在“加大经济自由”一节中，《纲领意见》除了主张大幅度地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以外，还提出：“在合理界定产权和公正分配股权的基础上，将‘集体经济’转化为混合经济和私人经济。允许私人经济大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联合化、现代化。”“国民经济的一切行业对私人投资开放，并充分认可私人资本的自由流动。”“允许外资自由地进入银行、证券、保险、运输、通讯、贸易、建筑、娱乐、公用事业等广泛的服务领域并享受平等的经营权限。”总之，按照《纲领意见》的主张，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用太长的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会变成类似西方的“以私有制为主体”而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这种对社会党经济制度的模仿，是一幅非常可怕的未来图画。
第四，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出卖国家主权，投靠美国，建立所谓的“中美合作”。《纲领意见》主张放弃对南沙、西沙、西藏、台湾的主权，打压朝鲜，讨好日本。它提出，我国对南沙和西沙群岛不能“谋求施加军事影响”，要“抑制朝鲜对韩国的军事压力”，认为“日本早已成长为民主的法制的和平国家……支持日本在亚洲事务和世界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在对待我国领土西藏的问题上，《纲领意见》完全采用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腔调，提出，“历史上的西藏对中国保持了高度自主的政治地位。1950年以前中国仅对西藏行使过有限的宗主权。”在对待我国台湾的问题上，《纲领意见》又完全采用了台湾民族分裂主义的立场，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具备对等的国际法地位”，“对台湾社会的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采取由台湾自己依法处置的立场”，台湾的前途也要尊重台湾“自愿选择”，要“永远排除……一切武力解决方案和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这样一套外交方略，可以看出《纲领意见》极端反动的政治立场。
《纲领意见》始终打着“现代化”的旗帜，实际上是促使中国变天的主张。方觉这种方案的本质，就是让中国要走一条戈尔巴乔夫的路线，即迅速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搞垮的路线。
4.曹思源提出改变共产党名称为“社会党”的主张
20世纪9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就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结伴而行。所谓“天则研究所”的曹思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曹思源早在1999年10月在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人间正道私有化》一书。在这本书中，除了鼓吹“人间正道私有化”以外，还主张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后，曹思源又提出要从政治体制入手，把中国改造为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可以说，曹思源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反映。
在这一书中，曹思源耸人听闻地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番主张是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演讲中提出来的，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做给美国人看的。香港《前哨》月刊1999年11月号以《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走向》为题，刊登了曹思源的这篇演说稿。在这篇演说中，曹思源说：“据我所知，中国将要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为中国社会党。”他还号召：“大家共同来努力推动，促进中国共产党改名。我们展望十六大，期待十七大。根据我的预计，大概经过一两次代表大会的努力，这个事情也许可以办成。”[219]
曹思源提出这一主张的所谓根据是对邓小平同志一个讲法的歪曲。他首先编造说，在起草十五大报告时，请示邓小平同志的情况：“江泽民这个报告里的‘几十代’，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其实这话是邓小平的思想。起草文件的时候，邓小平还在世。当时请示了邓小平，说几十代就是几千年呐。邓小平说，没错，就是要搞几十代人的社会主义。”这种活灵活现的描述有什么根据呢？曹思源是一个善于描写的专家，他说：“几十代人，这个几就是个X，我给它定义为20代到90年代。中国人的计算方式，是30年为一代。如果是20代，就是600年，中国要搞600年的社会主义，结果你看得见吗？我看不见，我的孙子的孙子也看不见。而600年还只是下限。上限是90代，是2700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时间横跨2476年，还不到2700年。这就是说，我们中国搞社会主义，要从孔夫子搞到孙中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长时间都搞社会主义。请问，既然我们要搞2700多年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这个执政党叫社会主义党不是正好吗？至于2700年后究竟要不要搞共产主义，那是要由我们孙子的、孙子的、N次方的孙子，由后代人去投票决定，我们无权决定2700年后人们的道路。”[220]
曹思源提出这一主张的目的是取消共产主义的目标，同时取消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曹思源说：“邓小平把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既然共产主义目标是遥远的，既然在2700年的征程里都要搞社会主义，那么，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党，简称社会党，不就更加合情合理了吗？”这里，曹思源通过所谓共产主义2700年才能实现的荒唐结论，反过来否定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曹思源玩弄了两个“技巧”：一是把社会主义党与共产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就不应该是共产党，似乎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运动，似乎共产党只能搞共产主义，连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格都没有了；二是把社会主义的党再偷换为社会党，社会主义的党派很多，社会党只是其中一个派别，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改良主义派别，它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的本质根本不同。
曹思源提出这一主张的直接政治目的是改变党的性质，达到和平演变的结果。曹思源的心曲是这样的：“改变党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吗？显然不是，它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这里只讲一个浅显的意义，就是让人民放心。现在有些人投资，老怕政策变，怕方针变。我现在搞投资，说我是企业家，下次搞运动，把我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然后把我共产了，我就完了。如果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共产党不共产了，你就可以放心了，所以这个最浅显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安心地、踏踏实实地、长期地搞社会主义了。”看来，共产党的存在，使得曹思源先生总是“不放心”、“不安心”，他代表了一种人的利益和心态。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曹思源先生又抓住这一新变化，掀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2001年夏季，曹思源先生又发表《政治改革关键在于党自身的改革》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曹思源先生进一步表达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
曹思源先生歪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歪曲党的性质。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三个代表’思想中，最关键的是：共产党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新意在于，淡化了阶级性，而强化了全民性。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不可能人为地划分阶级。共产党要作为全民的优秀代表，直接为全民的共同利益奋斗。”[221]这是与他在前几年所鼓吹的社会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要害就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拒斥阶级分析的方法，抹杀中国共产党本质上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制造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党”的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从提出之日，就是在强调党的阶级性的基础上讲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就现有的文件为依据，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他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出发点是：“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222]我们党在十六大通过的新的党章，仍然保留了对国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论述。不仅如此，江泽民同志在论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讲话中，还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他指出：“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223]这说明我们党对阶级斗争的存在和特点认识是清楚的，没有陷入抹杀阶级存在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就不可能“淡化阶级性而强调全民性”，更不可能接受“全民党”的说法。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在中纪委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224]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为了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品质，而绝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淡化党的性质，更不是追求党的“全民性”。
曹思源先生追求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他迷信和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他竟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党内多派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主张。他提出：“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允许党与党之间进行竞争，是党内竞争的前提。共产党如果不允许其他竞争性的党派存在，就缺乏党内竞争、自我革新的动力。”[225]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多党轮流执政的思想在中国一些人中有一定的市场。曹思源极力鼓动：“党内应当允许合法竞争。”[226]他还主张把目前八个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增加，让它们与共产党竞争，为资产阶级多党轮流执政充当吹鼓手。
曹思源还依照社会党的规则，提出中断共产党的经费，逼迫它去寻求捐款过日子。他提出：“我建议通过立法，停止各级财政的拨款，修改党章，建立党的募捐制度，各级党委机关可以公开接受社会各界人士自愿捐款，这并不丢人。”他的设想是这样的：“譬如说，甲县县委书记各方面都很优秀，人民群众捐款踊跃，这个县委的工作经费就充足；乙县县委书记是个南霸天式的人物，民怨沸腾，老百姓不用游行示威、上访告状，只要不给他捐款，乙县县委就要断粮了，南霸天就呆不下去了。”[227]这样的方案确实是“绝招”。这样就能够治理腐败和渎职吗？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到底是靠捐款还是靠拨款，其实不用我们讨论。资产阶级政党早期就有这样的教训。它们的公职人员包括议会的议员，原来就是靠自谋经费的。这样有两个弊病：一是穷人无法支持自我谋取经费从事公职；二是有些人拿取某些大资本家的捐助，难免发生舞弊和许多不公正行为。因此，西方最晚从19世纪80年代，就实行了对公职人员的工薪制，而不是捐款制。在我国，如果实行这种捐款制度，会发生类似西方早期发生过的弊病。我们党是执政党，手中是有权力的，如果靠接受捐款生存，那就是“合理合法的”权力与金钱的结合，那就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那就会使老百姓彻底丧失对党的信任。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曹思源先生的这一招法，不论动机如何，稍有觉悟的共产党人都是不会接受的。
曹思源从宣扬把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继而提出实行西方多党轮流执政这样的主张，比较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这个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和蔓延。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
5.所谓“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228]
在进入21世纪之初，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公开的报刊上没有了多少市场，像曹思源这样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表现。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的出现，这股思潮找到了新的传播途径。这样，更加露骨、更加系统化、更加具有政党组织纲领性质的文件，就在互联网上出现了。
在2000年前后出现在互联网上的《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及其《社会民主党党章》，就是以社会党纲领面貌出现的文件，这是一篇系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文件。作者表明这是“新一代社会主义者温和、和平的改良主张”。[229]这说明，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难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潜在的威胁还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气候适合，它就会出来影响决策者和群众。
文章的作者自称是“一个毛头小子，一个打工仔，刚来北京一年，钱没挣多少，那颗压抑很久的心重新燃起了爱国热情”。他的教育履历是：“上了大学，不务正业，研究政治、经济、历史、法律，推翻了自己的信仰而改信‘民主社会主义’。”[230]
在各种思潮中，作者是这样进行评价和选择的：他认为自由主义者照搬西方教条，只知道写文章、发牢骚，一事无成；民族主义者思维狭窄、盲目排外，难当重任；被他指斥为“党奴主义者”的人闭着眼写书赚钱，吃闲饭；所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开放的、人道的、逐步改良的，不追求暴风骤雨的革命或运动而是利用现有资源，逐步改良，利国利民。”[231]在这个文件中，处处大骂斯大林是“精神病患者”，崇尚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和人道主义；指责毛泽东“不懂外交”、“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倒退了30年”、“数百万女知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奸污”，把毛泽东时代污蔑成“中国人民的血泪史、耻辱史”；认为邓小平复出是搞了“和平政变”，虽能“压制毛的极左派”，但还是犯了对学生“大开杀戒”的严重错误。从这些似是而非的狂乱的评价中，可以认定作者是一个在改革年代长大的、有极端主义政治倾向的年轻人。最初改革10年的最大失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结出了恶果，造就了这样一种人。可谓播下改革的“龙种”，却生出了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跳蚤”。
《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的作者承认：“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发源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它取当今社会两大社会主义流派的精华，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加以创造性改造、延伸和大胆突破，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社会主义派别。”[232]在这个文件的基本主张里，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沿袭了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做法，没有多少所谓“创造性”的新意。
在指导思想上，《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崇尚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化的主张。它宣称：“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灵活的，反对僵化和教条。”“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不存在任何个人、组织团体、国家必须信仰、遵循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指导。”“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真理也是发展的、变化的、多元的，任何人或任何理论都不能垄断真理及对其的探索。”“硬性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义’、‘思想’、‘理论’等只能起维护当权者的既得利益的作用，它们的严重后果是国家的停滞不前和社会的集体愚昧。”[233]
在附属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党章》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社民党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我们尊重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和正在发展、完善的文化，包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欧洲文化等等。”“社民党的指导思想是理性的、发展的，不盲目遵从任何理论、思想或经验，不把任何理论当作神圣的教条来崇拜。在社民党人的眼里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权威，我们不相信神话和神化的‘先知’和‘伟人’，社民党从人道主义出发不硬性规定党员必须信奉的教条，人民利益、社会实践和社会要求是我们最大、最好的理论来源。”[234]
在指导思想方面总的基调就是多元化。这和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的基调完全一致，其手法也是相似的，简直就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的翻版。它声称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又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说成“教条”；说是不崇拜任何理论和教条，但却坚持一切要“从人道主义出发”；在有的地方也声称拥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在其他地方又攻击我国现实的新闻政策是“戴上‘中国特色’的大帽子而顽固不化”。所以，只能说，所谓新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指导思想上以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目的，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在“不迷信一切教条”的口号下，陷入人道主义的泥潭。
在经济主张上，《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崇尚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主张，提出要把我国的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宣言》对人们重视所有制问题表示不以为然。它认为：“所有制结构已不再是判断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235]“坚持社会所有制，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互相竞争，克服劳动的雇佣性质，每个人都是社会资源和自己劳动成果的拥有者，新民主社会主义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尽力避免直接干预，新民主社会主义是生态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生态化，追求全人类的长远利益。”[236]实际上，今天谈论的“社会所有制”，就是变相的私有制，加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在政治主张上，《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崇尚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制度，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与西方接轨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虽然，在口头上，它也宣称：“尊重和拥护目前的执政党，无意也决不追求执政党地位”。[237]但是，同时它又企图分解和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出：“每个人都有自由舆论权和自由结社权，其中包括为维护个人和团体的正当利益而建立工会、农会和政党等组织的权利”[238]“任何社会团体、政党不得垄断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239]祖国统一的严重障碍是“大陆的反民主政权和体制”[240]把我们的国家政权说成是“反民主政权和体制”，提出不许任何政党“垄断国家政权”，这就不像“尊重和拥护”共产党执政的样子。按照这个逻辑，就要成立类似波兰团结工会一类的组织、其他政党与共产党轮流执掌国家政权、把现实社会主义政权改造成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权”，这根本不是“尊重和拥护”共产党执政的表现。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股所谓“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对立的。
在对外方针方面，《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模仿当代极端右翼的社会党的姿态，追随美国霸权主义，推行卖国主义和冒险主义。它学着美国敌对势力的腔调鼓吹“人权高于主权”，认为我国的人权观“不适合现代社会人的需要，常借口维护主权和谴责霸权主义回避甚至反击西方国家的人权指责。”[241]它甚至鼓动中国人民“承认、支持和赞赏美国驻军亚太地区，当然也不妨主动参加由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亚太及世界安全体系。”[242]不仅如此，它还为美国的行为开脱：“不停地轰炸伊拉克是因为它是侵略者，轰炸南斯拉夫是因为它进行民族大屠杀。”[243]在当代世界，持这种观点的人寥寥无几，除了美国统治者自己，仅有英国工党的布莱尔而已。除了追随美国的政策之外，还表现了一种荒谬的冒险主义。它竟然荒谬地提出要建立开放性的“中华联邦”。要把现在的蒙古共和国、朝鲜、中亚、南亚各国都纳入这个所谓的大“联邦”。[244]文件的作者从追随美国的卖国主义，又一下子跳到冒险主义的地步，其目的就是为美、日反华势力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设想，丝毫不利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这份《新民主社会主义宣言》，不是什么成熟的作品。但出自年轻人的手笔，我们不得不重视。帮助青年认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任务还很艰巨。清理青年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引导广大青年远离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任务。
第三节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回光返照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回应
一 21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回光返照
1.21世纪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鉴于苏联东欧各国因接受民主社会主义而倾覆的教训，国内的理论界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著述，基本是非是清楚的。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有大量的涉及民主社会主义研究的内容。这方面的专著也很多。例如，有周新城的《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曹长盛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比较研究》，姜琦、张月明的《悲剧悄悄来临》和《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王学东、陈林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等。这个时期有国外翻译进来的著述也很多。总之，为进一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些著述，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和立场，对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认识得比较清楚，对于中国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有比较清醒的分析。这些都是宝贵的研究成果，是多年研究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观察的结晶。这些成果对于我国保持科学社会主义，防止执政党的社会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许多科学讨论会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保持了高度的关注。2000年4月中国史学会主办“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就强调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差别。它对当今欧洲社会有很大影响，欧盟15国中，先后曾有13个半社民党掌权。在苏东剧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研究，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性。
2.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21世纪的重新泛起
时至21世纪，在民主社会主义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20年之后，中国仍然出现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有号称“资深理论家”的人，也出现了追求民主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不是特殊的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和讨论。
这位所谓的“资深理论家”把民主社会主义抬到了与科学社会主义头等重要的地步。一边抨击和否定“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一边抨击中国的现实，企图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令人不可理喻的是，这些人从1989年的风波和接踵而至的苏东剧变中，似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还是照样重复着昔日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教和议论。
他的议论具有几个明显的重点。
首先，他主张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应当采取“拿来主义”。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的实验场，而且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成功，要大胆地引进和学习民主社会主义的经验。作者写道：“要承认社会主义同时存在着两个实验场所，一个实验场所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实验场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45]他竟然认为：“正像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社会的胎盘中生长起来的一样，社会主义也是在资本主义的胎盘中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首要的就是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吸收资本主义在创造生产力方面的一切成就，同时也要吸收资本主义在创造社会精神文明方面一切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246]他的主张就是，把社会民主党的东西、经济的和政治的东西照搬过来，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提出：“如何认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如何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它们有哪些东西适合我们‘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应当奉行‘拿来主义’（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上，而且在政治文明建设上）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247]
其次，崇尚民主社会主义的“渐进”的改良道路，否定并谴责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位所谓“资深理论家”看过了宣传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材料，如梦初醒，打着官腔说了一通结论性的话：“总的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或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一样）是在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十月革命不同的道路）呢？或者说，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逐渐培育社会主义因素，以便渐进式地（由量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最后质变）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来呢？我看可以这样说。”[248]作者对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深入研究社会民主党的大量著述似乎一概不知，却埋怨苏联没有及时向我们介绍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情况。他甚至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指导思想”，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他还大加赞扬说：“它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它们宁肯你说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它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说，这是本文最亮的闪光点。确实，世界上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绝没有专制的社会主义——吴江注）。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就意味着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政策。”[249]他还借引用别人的言论，谴责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够格’的社会主义了，谁要是对此不同意或者表示某种疑义，就毫不留情地坚决加以排斥、打击甚至镇压，那就不仅很难建设成一个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而且可能变成封建半封建式的极权主义，像苏联过去的斯大林时期那样。”[250]他还引用别人的话说，“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苏联式共产党与瑞典式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后者主张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不断进行革新与创新……”[251]在作者看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无是处，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简直就是一朵花了。
作者对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考察具有典型的极端片面性。他只会做横向的考察，被当前瑞典社会的现象笼罩，而不会作纵向的考察，甚至连瑞典的历史发展状况和主要的几个原因也不明白。这种极端片面的看法倘若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尚有情可原；出现在21世纪初期，真使人难以理解。
这位“资深理论家”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常识性的错误比比皆是，暴露了他对许多历史事实的无知和歪曲。这是极不慎重的。
例如，作者说“1923年‘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并改名为‘社会党国际’。”[252]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恢复的时间是1919年2月。1923年不是第二国际恢复活动的时间，也没有改名为“社会党国际”。1923年成立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是由“黄色国际”恢复了的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并的产物。至于“社会党国际”，只是到了1951年才问世的。这样差的历史基础知识，竟然那样武断地作出抨击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能够支撑得住吗？
再例如，作者还提到：“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发布的宣言大致可看做是一种代表性倾向”，还说“2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曾是肯定这一目标的”。[253]事实是：1951年是社会党国际开始建立的年份，而不是什么重建。由于他把社会党国际建立的时间当成了1923年，所以就将错就错地把1951年社会党正式成立的年代叫做“社会党国际重建”。至于20世纪20年代，根本就没有成立过什么社会党国际，那时怎么会出现《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呢？一个人连社会党发展的来龙去脉都不清楚，就只能以其昏昏却要使人昭昭，这可能吗？
以上现象说明，在我们国内和党内，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确实存在一股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倾向。他们在苏联东欧的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面前吓破了胆，丧失了信心，以投机的心理寻求捷径时，发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在苏联剧变、俄罗斯陷入灾难的深渊之时，一再鼓吹俄罗斯复兴论，东欧国家复兴论，借此制造幻想，欺骗中国人民，似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是一种“进步”、“好事情”，其目的就是为西方敌对势力效劳，要把中国的前途命运拉到苏东剧变的死路上去。而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都会凭着自己的良心，说出民主社会主义并非福音的这一真理，警醒人民远离灾难的泥潭。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股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并没有在中国人民大众面前找到多少市场，也没有形成什么气候。中国人民在苏东剧变的严峻的现实面前，最大的感触是要居安思危，防止上敌对势力的当。
3.2007年谢韬的登峰造极：“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树欲静而风不止。进入21世纪，在国内外大的政治背景下，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经过蛰伏和酝酿，再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中国声张起来，不仅侵袭我国的思想理论界，而且妄图改变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只有坚持研究和揭示它的本质和历史，使人民及时总结经验，与之划清界限，才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2007年2月，我国又一次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这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起有新的特点：这股思潮的鼓吹者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发，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在中国实现改旗易帜的纲领，公开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54]气势之凶猛，对我国宪法和共产党章程的否定和攻击，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般人都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恶浪感到大惑不解。而明眼人都能看到，这股思潮是1989年风波的余音和回光返照。
《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就是这样一篇典型地代表这股思潮的文章。这篇文章原来在网上发布、流传，题目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试探。接着，经过严密的策划和包装，就在《炎黄春秋》杂志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公开宣扬，共产主义理想是不存在的，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是从“左”的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我国新时期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鼓吹背叛科学社会主义。
这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进攻，其思想更加系统，其政治主张更加外露，其态度更加急不可待，其作风更加肆无忌惮。他的主要主张如下：
第一，这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既战胜了资本主义，也战胜了“暴力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不用起来革命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就自行解放了。一句话，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必要的了，甚至是有害的了。谢韬的文章编造的逻辑是这样构成的：“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255]
按照谢韬的这种逻辑，资本主义自身的基本矛盾已经自行解决了，原本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资本主义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成为最好的方法，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没有必要了。曾经由社会主义革命所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失败或者变质了，理想社会的实现只能靠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
这明显的是20世纪初期世界性的老修正主义者的典型的论调。那时，修正主义者看到资本主义一时的和平发展，就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提出了类似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但是他们并没有逃过历史的嘲弄，1914年的世界大战不仅粉碎了修正主义者的迷梦，也擦亮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民众的眼睛。今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鼓吹者竟然无视近百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和教训，根据资本主义发生的非本质的变化，重新鼓吹无产阶级革命过时论，只能证明他是20世纪修正主义者的继承者和模仿者，其眼界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上。这种陈旧的重复说教，早就被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否定。
按照谢韬的逻辑，那些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是“暴力社会主义”，其命运只能是“黯然消失”。中国当然也经历了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在谢韬诅咒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不按照谢韬的愿望改旗易帜，和平演变，只能死路一条了。这就是当今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待中国现实的基本态度。
第二，这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为了美化民主社会主义，竟然美化历史上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歪曲为修正主义者的鼻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的“重组”：伯恩施坦和邓小平，是一组“修正主义者”，他们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有巨大的历史贡献，应该给这样的修正主义者翻案。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另一组“修正主义者”，他们“从‘左’边修正马克思主义”。作者编造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摒弃的‘1848年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256]这样公开地颠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在世界历史上属于罕见，算是刷新了无知和胆大的历史纪录。
谢韬引用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的话，企图证明暴力革命的过时。恩格斯的原话是这样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257]恩格斯在这里谈的是1848年那种“简单的突袭”的巷战和街垒战作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手段过时了一点儿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含义。谢韬的歪曲实际上是一厢情愿。
谢韬为了否定暴力革命，又歪曲恩格斯整理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内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说：“《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258]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偷换为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了。在这里人们清楚地看到谢韬这类思潮是地地道道的新老修正主义的代言人。其手法纯粹是老修正主义的特点，一点儿也拿不出什么新东西。“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摒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259]
谢韬在这里偷换概念，把曾经在一个时期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同义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党等同于后来变质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党；列宁与变质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决裂，用了一个轻松地“列宁标新立异”的说法就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学着老修正主义的腔调给列宁扣上一个“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帽子，真是蛮横无理。在我国的宪法和党章都明确载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背景下，谢韬竟然公开污蔑革命导师，喊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明显违反了宪法和党章，他竟然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讲这样的话。由此可见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修正主义潮流气势有多大。
第三，这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公开宣扬要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彻底丢掉共产主义的旗帜。
谢韬把晚年恩格斯歪曲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说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260]谢韬认为晚年的恩格斯的思想是：“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年）‘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261]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现实的人必然攻击他的老祖宗。典型的老牌的修正主义公开登堂入室，成为败坏社会主义信念，制造民族分裂的代言人。
谢韬还说，“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262]真是可笑，与列宁争当马克思主义正宗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竟然攻击“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而世界公认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则在谢韬们的眼中成了“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的救星。看来还是那句名言透彻：几何公理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否定它。当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违反了修正主义者的意愿时，也会被修正主义者骂成“违反辩证法”。
他还说，“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263]这里谢韬太自负了。目前，他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享受的优裕的生活条件已经使他觉得超越了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的标准。虽说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安放电脑终端。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必须达到物质财富的极大发展，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条件，一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二是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这两个“普遍发展”，不是短时期能够实现的。谢老先生觉得自己享受到超共产主义的标准，但是他同时应该看到，正是那些远远达不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地方百姓，还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还在为就业犯愁。他们绝对不会同意谢先生再把他们抛进社会剧变的深渊，还是照顾点社会平衡与和谐发展吧。
谢韬说，“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64]谢韬是一个制造概念混乱的大师。他说，“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那么，现在的命题就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而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马克思主义了！真荒唐！
他还援引勃列日涅夫的话证明共产党人其实不承认自己的理想：“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265]这里引用的勃列日涅夫的话，即使是真实的，那只能证明勃列日涅夫叛徒的真面目。企图用修正主义者的话语证明共产主义理想的过时，这只是一厢情愿。
第四，这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史，污蔑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是“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污蔑毛泽东时代“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对新中国的历史全盘否定，实际上为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制造口实。
谢韬的文章完全因袭当年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党人对抗时期的逻辑和语言咒骂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266]谢韬还污蔑中国社会主义是比秦始皇更加严重的暴政，“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谢韬的脑筋被西方洗得够彻底的，连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会说了，竟然称为“议会”——作者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267]
谢韬在这里的污蔑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的问题。追昔思今，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贫富差距较小，倒是今天劳动大众非常向往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党今天努力扭转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并没有引起几十年的“生产的停滞和衰退”。事实证明，我国的生产状态一直保持在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达到的发展速度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经济还是发展的。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年）中所客观记叙的：“在这十年中，我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一定进展，在国防科技和外交工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68]“这十年间，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对外经济工作有较大进展。”[269]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发挥的不够，但还是明显地发挥出来了。这一点稍有客观态度的人都不否定。全世界都承认新中国使以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速度改变了旧中国的状态，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1970年10月，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大会举行欢迎我国代表团的会议，76个国家的代表上台发言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们普遍赞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赞颂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绩，认为新中国在短短的20来年的时间里，神奇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婚姻自由问题，人民群众的普及教育和普及医疗卫生问题，值得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赞颂。[270]谢韬是不愿意看这些事实的。因为他主观上要求证的是自列宁以来共产党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这是典型的社会党国际的判断。谢韬有了这种反对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就难免带上颠倒黑白的主观臆断。事实证明，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而是一些拒绝接受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想砸碎社会主义的牌子，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有觉悟的十几亿中国人民面前，谢韬的异想天开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民大众将无情地嘲笑和抛弃少数不自量力的人。
第五，这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鼓吹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旗易帜，妄图彻底摧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彻底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股思潮在吹捧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共产主义理想、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以后，就公开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主张强行把中国扭转到复辟资本主义和发生剧变的灾难的道路上去。
谢韬污蔑说，“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下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为了避嫌，为了避免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才被迫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71]他还说，“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272]但是他还远远不满足于此，最终还是提出了他在政治上的诉求：“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73]
既然谢韬与现实社会主义新中国格格不入，就必然会提出颠覆性的主张。为修正主义翻案也罢，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也罢，说邓小平提供了走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的范例也罢，都是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障碍。谢韬的议论，就像当年鲁迅所揭示的，蚊子吸血之前要发出嗡嗡声，似乎在吸血之前先嗡嗡一番，人们就认同其吸血的合理性了。为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直说就是了。但直说，又怕老百姓看清他臀部烙着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走卒的纹章，哄堂大笑，一哄而散，谢韬们的欺骗可就彻底失败了。所以，先把邓小平等共产党人说成是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再进一步让他们去真的搞民主社会主义。
谢韬的文章还公开造谣，说：“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274]谁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党搞过“三权分立”的试验。党中央对这种“三权分立”思想的一再批判，却使我们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就在谢韬的奇文面世两年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出版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就明确单独列了一章论述关于对待“三权分立”的态度问题。该书第三章的大标题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275]该文在充分说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之后，单独确立一个小标题就是：“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276]该文还驳斥了“三权分立”可以防止腐败的说教。文章说：“还有人提出，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这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比如，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中，政治游说是相伴而生的产物，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这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腐败行为。”[277]文章指出：“在中国搞‘三权分立’，既无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无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如果不顾我国的国情，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动摇我国政治稳定的根基，导致民主倒退、社会大乱、人民遭殃。”[278]这些论述，不但戳穿了谢韬散布的我们党正在进行“三权分立”试验的谎话，更是旗帜鲜明地从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驳斥了把“三权分立”当作自己信仰的荒谬。
二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的回应
1.中共中央坚持拒绝民主社会主义的邪路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同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党的关系问题，保证了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以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在最近20多年的实践中，坚持了正确的原则立场，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划清了界限，正确地处理了与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不重蹈苏联和东欧国家失败的覆辙，保住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历代领导集体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不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在指导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拒绝思想的多元化的倾向。江泽民在2001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全国人民，这是保证全党紧密团结和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也是保持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思想基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思想上的稳定，是很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动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个精神支柱，动摇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乱，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279]实践证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方面，党的领导集体是坚定不移的。
在政治上，我们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不搞西方多党轮流执政这一套。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表明了这一坚定不移的立场：“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280]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281]
在经济制度上，我们党一方面锐意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不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谓“混合经济”的模式。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了我国经济制度的三个要点：“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282]
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又坚持原则，与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威胁和危害，做了应有的斗争。我们党绝不接受某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亲美政策，不支持霸权主义的行径。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我国的对外政策方面江泽民指出：“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83]这种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外交原则，与社会党的追随大国外交的政策具有显明的差别。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选择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产生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也表明了在重大理论和原则问题上的立场。胡锦涛一贯强调的学习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更加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表明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方向。他指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不断朝着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胜利前进指明了现实途径。”[284]胡锦涛的讲话更加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摒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歧途。
总之，在对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理论是非清楚，坚决拒绝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其相关的各种思想的浸染。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密切相关。
2.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批判
面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新一轮泛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批判，进一步肃清其影响，引导正确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
2007年2月以后，面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新一轮泛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都组织发表了回应的文章，分析、批评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虽然这一轮报刊批评的文章还不是十分准确，但毕竟否决了谢韬等人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给他迎头浇了一瓢冷水，使得这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失去了咄咄逼人的气焰。
李长春同志代表中央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绝不是允许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更不允许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285]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86]胡锦涛同志的讲话，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正面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给予有力地回应。
2009年春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出版了《六个“为什么”——对当前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在这部重要著作中，明确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完全背离的。对此，我们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287]
《六个“为什么”》一书涉及的六个重大问题之中，第二个重大问题就是“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一章里，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小标题：“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288]
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专题之中，首先对民主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的时候又叫社会民主主义。它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思潮，是20世纪50年代后才有了广泛的影响，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最初，它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出现的。后来受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者。二战以后，它逐渐融入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成资本主义多党政治的一个政治派别，或是成为资产阶级执政党，或是成为‘建设性的反对党’，成为资本主义的共生者……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西方国家中的左翼力量，历史上同马克思主义有过某种联系，受到过一些影响，但它绝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正统’。”[289]这个定义，在我国的历史上不仅集合了众多研究者的精华，又抓住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专题之中，还详细地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差别。书中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主张资本主义多党制。”“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三大差别就是中国共产党拒绝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由。
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专题之中，还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所谓“麦加”北欧的瑞典等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书中指出：“有人说，北欧国家是通过改良的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学，也搞多党制、议会制。首先必须指出，正如前面论述所谈到的，北欧国家并没有‘长入’社会主义，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吸收社会主义因素有所改良。另外，北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是与北欧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分不开的，如历史上受战争破坏较少，地处欧洲边沿、国小人少，资源相对丰富以及平民思想传播较为广泛，等等。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使北欧国家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复制的。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更是决定了不可能走北欧式的道路。”[290]
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专题之中，还划清了中国目前的改革，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根本的区别。有人曾经宣扬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与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书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发展道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291]
这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进行的有力回应和深刻批判。党中央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认识，戳穿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妄图在中国改旗易帜的图谋，奠定了中国政治上长治久安的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