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走到21世纪，既是两个百年的交替，又是人类走完纪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历程，开始迈进新千年的起点。就此来说，普天下多么关注和重视这斗转星移的一刻都不为过。“跨世纪”堪称近些年来各国论坛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在这难得一遇的千年之交，人们会有些什么样的心理感受或者期待呢？全球东西南北、各色人等对此的回答称得上“五味俱全”。据说，美国有一个名叫罗帕·斯泰奇的世界调查网，在1995年3至5月搞过“世界公民文化消费潮流调查”。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对自己的境遇都觉得差强人意。如今时过境迁，那结论已成明日黄花，如今恐怕大多数人已“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而令人感兴趣的是，那调查里还包括中国人在“世纪之交”的心理测试。据人家统计，中国人目前觉得“幸运”的很少，可感到“悲哀”或“冲某人喊叫”发脾气的也不算太多，认为心情“愉快”的人比例比上不足，但也说得过去。总之，心境状态大体良好。这个西方调查网还算公正，认为中国人当今这种满足感，并不是来自逆来顺受，因为中国人对社会前景的关切程度高于全球公众的平均值。其中有2/3的中国人，基于理性的关切和选择，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总体走向是可以接受的。时过几年，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又指出，当时中国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均处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
中国社会心理的这种现状，显然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多年改革的进展有内在联系。目前中国人的心理满意程度，同半个世纪前“大跃进”前后，以及四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那种普遍的心理狂热和精神亢奋，以及不久随之而来的强烈幻灭感相比，要平和、寻常得多。年岁大些的或对此有记忆的人，对照一下便不难觉察出来。这样的对比与反差，引人思考这样一个悖谬的心理现象：如果没有吸取诸多的教训，中国人仍像以前那样企盼着，一觉醒来便能过上“饭后吃一个苹果”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式的“共产主义生活”，也许大多数人至今仍不会知道苹果和电话为何物；而这些年来，当中国人果真都能随时吃上苹果，不仅家里都装有电话还有了手机之后，虽然不再将“理想”的胃口吊得那么高，人们却比较容易心满意足了。不妨说，在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代价之后，中国现实生活已有了不少变革，这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人的心理习惯。这种心理满足感的变化，实质就是20自世纪以来文化思想界屡屡提及的“改造国民性”话题中的“圆满”或“大团圆”情结问题。也许在眼下，真正到了可以心平气和地谈古论今，认真清算中国人这一传统心理情结的利弊得失的时候了。
在迈入21世纪的今天，再次提起中国人以“大团圆”为标志的心理欲望的话题，中国人仍在“春眠不觉晓”，精神劣质很难根除似的。因为早在两千前的《庄子》里，就提到有个名叫温雪子的人，很不以当时讲究君臣和上下人际规范的孔老夫子为然，说过“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话，告诫也应该正视意愿、追求和理想之类“人心”即心理欲望问题，他曾借孔子之口，道出过“哀莫大于心死”的“醒世恒言”。[1]其实，儒家也并非掩耳盗铃，根本无视“人生而有欲”。当时，尽管孔夫子对天下大乱痛心疾首，一生致力于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但并没忘记替时人描画出一幅“大道之行”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大同世界（《礼记》）。《礼记》是否为孔家真传一直有争议，但说“大同”乃儒家为中国人悬起的最终社会理想，大致不错。
不过，由于儒家着眼于当世，既然无力细究历史内在机理和规律，他们描绘的“大同”理想，便难免“戏说”成分，只说其“完成式”，却讲不清楚必需哪些“进行式”即过程与步骤。后来，司马迁发展了孔子奠基的中华文明重史实、轻推理的文史观念，大体定型为描述一人生灭、一朝始终的《史记》叙述模式。这一传统使得后来的中国文史偏重于抒情性诗文，倾心一事一时的喜怒哀乐，却不像欧洲文化传统那样追索神话或故事的情节轨迹，通过过程去推演结局。后来中国人始终不太习惯于逻辑推理，叙事与过程意识比较模糊，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此后两千年来，即使那曾令后来人神往的恢宏、酣畅的汉唐气魄、魏晋风度之类，其实都属于诗情的抒发。其中，中国诗歌的发展与成熟称得上超常。而相比之下，历史和文学里的情节演进观念和叙事意识的成熟却跚跚来迟。借助于道教的太上感应学说以及外来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后来在儒教道德规范相对脆弱的时期，人们的欲念、幻想与追求等意识，竟显示出某些病态，结果在第一个千年前后的宋代，逐渐形成了“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王朝更替观念，还有不落言筌、直指本心之类的中国禅宗精义，以及最终在传奇、话本、杂剧等叙事文学中的“大团圆”情节公式，等等。这种种不同文化侧面的心理诉求，综合呈现了一个民族精神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忽略具体可行的步骤和路径，人们向往的那些美好理想与远大目标，大都“合情”却未必“合理”，甚至还自欺欺人地神往于一种缺少逻辑过程与必要阶段的所谓“圆满”境界。这或许是理论界共认中国人心理比较“早熟”的典型标志之一。
“早熟”属于发育不很健全的成熟。中国人对“圆满”情结的盲目崇拜，久经酝酿与积淀，在人们心中逐渐扎下了根，因为“圆满”情结能让人获得短暂与轻松的心理与精神满足。到了元、明两代，中国的小说和戏曲都已经发展得有模有样，而点评者却几乎无人指责故事的“大团圆”套路属于病态模式。直到清初的李渔，才觉出剧情应该力求合乎条理，说到中国的戏曲的“会合”和“收煞”，提出：“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戽。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夫勉强生情，拉成一处，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与恕其无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绝技，因有包括之痕也。”[2]又过了二百多年，王国维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启示，终于在对比中看出了这种“圆满”情结属于国民心理的特征之一，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3]不过，当时他对这种心态特征还并未能持完全否定与批评的态度。
真正对“大团圆”心理反感并放手批判是在“五四”前后。像鲁迅、胡适诸人，尽管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说起“大团园”却都持否定的姿态。他们已比王国维更深刻地认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心理差异，将中国人的“大团圆”情结视为缺乏科学理性、不敢面对真实等脆弱心理的表现，担忧这种情结会使中国人永远沉缅在虚幻的憧憬之中，对其不遗余力地加以讨伐。其中，鲁迅以对“十景病”、“才子佳人”之类观念的嘲讽最引人注目。这些笔墨如同他揭示的“阿Q精神胜利法”一样使人振聋发聩，几乎是在当时“打倒孔家店”文化气氛中再现了“温雪子”式的犀利，并进而指出，光批判外在的道德枷锁救不了中国人，必须从根本上疗治国民的心理病态。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一话题曾在积重难返的国态时势中显得慷慨激昂。但如今回头看去，又不得不承认，当时对这一病态心理的否定与嘲讽多是即兴谈论，切实而冷静的理性分析则较少。实际上，心理病态的根治毕竟要靠心理科学的眼光才能透彻与有效。因为精神弱点的形成，一是其根源，二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非既合情又有合理的剖析，很难鞭辟入里。再后来，人们的认识已逐步深化与理性，承认“圆满”乃出于人的欲望，而“有欲无欲像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分界，换句话说，欲是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决定性质。生而有，是先天的，不管我们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反正在己身能感知能选择之前早已受之自然，所以这里没有要不要的问题，只是如何对待的问题。”[4]至于如何对待对“圆满”的崇拜心理，并非仅仅指“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尾，它和中国民众常想与常说的“一口吃成胖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有“盖棺定论”之类信条，都有某些学理上的瓜葛。这些理，至少是由审美上的“圆满”情趣、历史上的“盖棺”期待，以及哲学上的目的意识等多层次综合构成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心理特征，“五四”时代并未将它们一一解说清晰，于是，这一话题最艰深也最难改造的“内核”，便历史地留给了后人。
后来的中国，确实并没忘记这个话题，但遗憾的是，大家逐渐淡忘了“五四”时代批评“大团圆”情结的尖锐锋芒。比如，究竟“圆满”崇拜心理是优还属劣？其评价竟慢慢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了，甚至还有乐此不疲地鼓吹“大团圆”的。比如，作家赵树理在一篇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章里讲过：“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他们也应该懂得团圆。”[5]
耐人寻味的是，写出过那么多受中国农民、平民喜爱的作品，对传统“大团圆”心理情有独钟的赵树理，最终竟在“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其结局与其钟爱的“圆满”观念反差实在太大。不知赵树理临终前是否思考过一生未得“团圆”的原因何在？实际上，致他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潜在的政治观念，就是“只要目的正确，什么手段都对”。当时高悬的所谓“革命理想”，不是和热中于最终目标而不问手段或过程的“圆满”观念一脉相承吗？可以说，赵树理的非“圆满”死亡是他一度憧憬的“团圆”情结虚伪性的典型表现，其沉痛教训令人警醒。
近年来，论述“大团圆”的文章日渐增多，还有专论此话题的专著。但引人瞩目的是，肯定“大团圆”情结的却越来越多。有把“大团圆”标示为“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避讳其负面价值的；也有认为“大团圆”结局是对现实烦恼甚至悲剧命运的审美心理补偿，无可非议的，不一而足。这些见解大都孤立地议论文学作品的“大团圆”模式，少有连带分析与之联系的其他领域的“圆满”崇拜。正因为如此，这些观点难免显得片面与浮浅，难以服人。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仿佛与近年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气氛不无关系。所谓“草上风必偃”，世风倾向于重新肯定传统道德观念，人们便多谈“守成”说“建设”，强调“补台”意识，像在极力呼唤华夏古老的“女娲精神”。但问题是，征诸以往的历史，仅是珍视古老道德的“五色石”，却缺少心理素质的“粘合剂”，中华民族头上的那片“蓝天”果真能补得完整吗？有过“五四”那一段反思传统文化的“民族记忆”，中国人不该再一相情愿地偏爱所有的“国粹”，以为它们全都是好东西。中国民族的前途如能囫囵吞枣地全部继承便可高枕无忧，那百余年来种种强国之争，岂不是白费口舌么？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殚精竭虑，思考如何校正人类以往幼稚的思维与心态，以求自身的健康发展。而破除“大团圆”情结，则肯定是医治中国人独特“心病”的一剂“苦口良药”。确实，修正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心理习惯，确实会使一些同胞感到扫兴。然而，在人类历史迈入第三个千年的关口，再不来疗治这种虽会让少数人一时满足却能陷多数人于心理沼泽的病症，不知中华民族精神健全的希望究竟要拖延至何时？
比起那些“圆满”情结崇拜派，目前并非没有否定“大团圆”模式的见解。近年来就有一位日本女学者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着对幸福的渴望，不愿直视现实中存在的悲剧，于是便轻率地给所有虚构的故事都安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样的民族是极少见的。”[6]读到这种难得的见解，会使人联想起鲁迅当年曾为一本美国人描述中国人心灵特征的书所写的推荐语：“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7]鲁迅的这些话虽然委婉，其意思无异于重申他终生批评中国人惯于讳疾忌医的精神隋性。鲁迅终生不懈地疗治中华民族浑不觉的心理疾患，始终认为觉得中国人的心理弱点远未根除。时至今日，既然东西方人士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人“大团圆”之类心理是世界上“极少见”的，这就提醒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等闲视之，尤其不能仅仅将其视作轻松的“审美习惯”话题。只有如此，也才不辜负鲁迅对民族精神偏失曾经忧心忡忡的那番苦心。
在世纪之交，梳理上世纪以来中国先觉者对“大团圆”心理的大胆剖析，尝试全面挖掘“圆满”崇拜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心理创伤，唤醒国民对这一精神疾患的警觉与开启疗治之途，这几乎等于家丑外扬，甚至如同自诛民心。显而易见，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读者对此书的反映实难预料，也许其结果竟是作者自身难得“圆满”。果真如此，作为与已经陈腐的“大团圆”崇拜心理诀别的惟一补偿，大约只有梳理和批判中的乐趣。即便如何，本书的写作与出版也各有所值，因为哲人马克思早说过一句名言：
幸福不在于其结果，而在于追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