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和政策的影响
共产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已结成联盟，共同侵略和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际联盟”，在英、法控制下以牺牲中小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为代价推行绥靖政策，第二国际已经变为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几乎所有社会党的多数派代表都已站到各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565]，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组织和成立了第三国际。而“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引者注）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集中化了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第三国际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它应当担负起联合世界各国革命力量的任务”[566]。因而，第三国际刚一成立，就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领导机关，指导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成为它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维经斯基等人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与共产国际发生直接联系，但会上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陈潭秋回忆说：“中国党第一次大会时，虽然与共产国际还未正式发生组织上的关系，然而它的总路线与组织原则的决定，是直接以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共产国际为模范的。”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指出：“在今后的世界革命中，中国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劳动力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还是被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本家，这一点则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但是不应该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567]表达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获取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帮助的渴望。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对党的成立和对党在一大制定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刚成立的年轻政党，在党的二大上就作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自此以后中国党的全部活动，一切的斗争，党的全部政策，红军苏维埃的发展与巩固，无一不得益于共产国际之指导与帮助。”[568]在大革命期间，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由于理论和实践的欠缺，中国共产党更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当然，由于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对中国具体国情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
首先说明一下，在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等无不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些问题有的在前面已有论述，有的在以后的论述中将有涉及，故而这里不单独列出详细讨论。这里只重点探讨三个问题，即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思想、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
一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思想
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但是，如何来完成这一目标无疑是更为复杂、更为棘手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阶级成分、阶级关系复杂，如何处理与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之间特别是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建立就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意见纷争的问题。
如何对待中国资产阶级在党的一大上曾引起了争论。李达回忆说，当时“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569]争论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把本党以外的一切政党视为反动的党派，并断绝与他们的联系，指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及官僚主义中，在要求言论、出版及集会的自由中，当必须表明我们的态度时，我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570]，“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571]。这是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认清中国国情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没有全面了解，又生搬硬套的嫁接。
共产国际关于在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采取的策略与此不同。在1916年列宁就曾指出：“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正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起义——如果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572]可见，在列宁看来，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有与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斗争迥异的地方。
十月革命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把世界瓜分完毕，并且已经结成联盟。因而世界进入到了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新时期。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573]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要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较为弱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还有革命性，因而无产阶级必须要与他们结成联盟才能完成革命。共产国际认为：“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574]，而只能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只要“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在这种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575]。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受到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576]这即是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应当同一切革命的民主派联合起来，为共同的敌人而斗争。
共产国际的这一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民主革命纲领意义重大。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联合的阶级等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正确看法。1922年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具体说起来，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这种革命战争现时正在奋进途中，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接着民主的革命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之目的是采用劳农制度，即是将政权归诸无产阶级。”[577]这实际上既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等问题，又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将分两步走的思想。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完全改变了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态度，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决议案中，中国共产党指出：“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578]虽然这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与中国的民主派进行合作，但有这种合作的愿望是无疑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考察中国革命的途径时得出的正确结论。
随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探讨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579]。虽然对是否应该合作、合作的形式等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争议，但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劝说之下，最终还是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
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了争取大多数革命群众的思想。这次会议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指出“为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斗争中获得喘息机会，工人阶级认为局部的和暂时的妥协是许可的和不可避免的”[580]。并认为，“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581]。进一步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刘静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发言，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指出“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582]。这样，就既解决了国共需要合作的问题，又解决了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解决了一大思想障碍。
随后，共产国际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革命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583]。
对这一决议我们要作出正确的理解。这个决议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指出了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及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指出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但是，这个决议又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严重估计不足，这其实也构成了共产国际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的看法，甚而导致了事事迁就国民党的做法。虽然在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独立性问题，但是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国际不可能真正重视共产党的力量。这种思想在决议中表露无遗。共产国际把国民党看成革命的中心，它强调的是“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而不是强调共产党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国民党的合作。这种思想隐患随着革命的进展，对中国革命危害极大。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共产国际又发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社会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对完成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指示重点指出了在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保持独立性和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对革命中联合农民阶级、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些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十分重要和宝贵的。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和指示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正式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全体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中共三大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工人农民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需要一个国民革命”[584]，而“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最终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585]。同时，中共三大遵照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精神，还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等。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决定的实施，又对在整个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主要任务等作了说明，从而掀起了与国民党合作进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序幕。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
共产国际根据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确定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要与各革命阶级结成联合战线的思想。共产国际认为，“初期的殖民地革命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如果领导权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掌握，那么，革命群众就会逐渐取得经验，沿着正确的道路达到既定目标”[586]。这表明，共产国际在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问题。共产国际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587]。在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588]。如果这些是一般原则的规定，那么，共产国际五大更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及其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些原则精神开始了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艰辛探索。
无产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国际资本主义、本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其具有强烈和彻底的革命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时刻维护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其实质是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的作用，即在革命运动中处在领导地位还是被领导地位的问题。这一思想在共产党成立后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党的一大上，这个问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革命就是要依靠中国无产阶级独立来完成，不需要其他阶级来帮助，党的第一个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589]但问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单靠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要想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依靠中国其他革命阶级的联合，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党的三大更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联合各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处在怎样的地位呢？
在确定了和国民党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们指出：“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时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590]这其实是从当时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应该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
党的二大又进一步探索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思想。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后，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幼稚的”，它只有使自己“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591]，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则不然，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已“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592]。不过，这一思想在党的三大前后出现了波折。党的三大决议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593]因而，在党的三大宣言中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这既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看法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的影响。当时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594]。应当说，当时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是正确的，符合中国面对强大反动革命敌人形势的需要，但是它对国民党的过于看重，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了以国民党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倾向。当时党内最重要的两个领导人即持这样的观点。如陈独秀就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595]因而中国“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596]。李大钊在1926年还认为，“孙中山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597]。
不过这里应该着重指出，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承认了国民党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是对国民党能否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表示质疑，如中共三大宣言就指出，“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598]，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599]。因而，在这一时期，已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的问题。瞿秋白1927年回忆自己在中共三大时期的思想时指出，在当时自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说：“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600]中共三大以后，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1923年瞿秋白就反复探讨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对如何保持这种领导权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原则。邓中夏在1924年明确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601]。
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召开，会议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参加会议的彭述之发表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指出：“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容纳苏俄之贡献，能得世界无产阶级得援助，能吸收世界革命之经验，仅在这一点上，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绝对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602]从此，探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的文章逐渐增多起来。如周恩来在1925年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603]蔡和森1926年在分析了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604]刘少奇在1926年根据革命的实践指出：“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定不移的。”[605]
正是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决议精神与中国实际的艰辛探索之下，党的四大上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指出：“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606]“国民党只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607]，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608]。这其实已经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当然，在理论上取得这一认识并不意味着在革命实践中能始终坚持这一思想，其实在大革命运动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并不一致，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就有过轻视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同时，在这一时期，对如何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争得领导权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但是，提出这一思想就是很可贵的探索。
三 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极大的帮助和指导，这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不可否认，在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指示有些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导致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的偏颇，最终使大革命趋于失败。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之间的关系，布哈林做过总结，他说：“整个说来，错误并不在于基本的策略方针，而在于政治行动和中国实际执行的具体路线。第一，在中国革命初期，即与国民党合作时期，错误在于我们党缺乏独立性，在于我们党对国民党批评不力。我们党居然由同盟者变成国民党的附庸。第二，我们中国党不了解中国形势的变化，不了解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因而铸成错误。例如，某些时候可以和民族革命资产阶级一起走，但在某一阶段又应当预见到行将发生的变化。对此应有所准备。在缔结任何联盟时，都应当看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以便准备斗争。在中国革命的各阶段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看到，中共的中央委员会，部分地还有我们驻中国的代表，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没有看清这个转折，因此，当以往的同盟者变成凶恶的仇敌时，没有及时应变。第三，因此，我们的党有时就起了阻碍群众运动、阻碍土地革命和阻碍工人运动的作用。这些错误是难以挽救的，当然也就促成了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失败。”[609]虽然，布哈林仍然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错误的是中国共产党和部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执行，但是，如果我们付诸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布哈林提出的三点恰恰是共产国际在大革命进行当中给予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指示或建议，正是这些指示或建议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点错误，这里只是想说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过分重视国民党，对国民党的阶级本性没有完全认识清楚。这是共产国际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对中国革命的基调。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列宁曾谈到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相当亲密的联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虽然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610]因而，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活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也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结”[611]。这基本上把握住了国民党的阶级本质。但是，很可惜，列宁的过早逝世使他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强调的是维护统一战线，甚至当国民党的一些人已经走向右倾，不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发起挑衅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向国民党妥协，牺牲中国共产党和国民革命的利益，这严重压制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助长了国民党右倾分子的反动气焰。
其次，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经验主义倾向。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革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由于他们远离中国，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那些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在总体上倾向于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活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大多靠的是以前的革命经验，特别是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这样的经验，照搬到中国，不可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再次，对共产党的革命武装问题没有给予重视。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共产国际在通过有关中国的决议时也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寄予国民党身上，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问题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问题，也只是强调共产党要在军队中做好政治工作，要加强对军事问题的研究，而对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掌握的军队则很少涉及，这就导致在反动派背叛革命时中国共产党束手无策，没有力量与他们相抗衡。
最后，没有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对中国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提出适应形势的解决途径。大革命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对政策措施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是，共产国际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政策。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是强调农民问题及其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的，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共产国际始终是模糊的，甚至制定的政策是相互矛盾的，没有可行性。这自然对中国农民参加革命是一个障碍。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一思想在标志着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已有明确的阐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们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看成是中国革命取胜的关键。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些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这一时期的认识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毕竟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 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揭示
对革命性质的判断首先要明确革命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对象的认识经历了变化的过程。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才初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问题时，对中国国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是一致的，就是打倒资产阶级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则没有顾及。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出了消灭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纲领指出：“（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612]这个纲领是笼统的，它从整个世界着眼，没有顾及中国的具体国情。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613]。这显然是完全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考虑到中国具体国情，没有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出的错误判断。
但是，这种情况在1922年得到了改观，在1922年1月创刊的《〈先驱〉发刊词》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们对空谈主义提出了批评，指出，“近一两年来的言论界，大非五四前后的言论界了。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614]。他们认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指出，“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认为那些不对“客观的实际情形进行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他们的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对派保守派没有什么区别”，因而，他们提出结合马克思主义，“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务”[615]。这表明，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1920年七八月份，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了《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列宁指出：“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616]，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因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关系，企图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617]。在列宁看来，这些国家的革命对象是封建制度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革命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这种革命与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是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这些国家又遭受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因而这种革命又具有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性质。列宁指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化，非欧洲的从属国的人民群众与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618]既然是这样，那么这种革命的前途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了，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了。列宁指出，“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619]，因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之下，这些“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620]。这就把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的性质及其革命前途进行了科学的概括。
列宁的这些思想虽说是在1920年阐述出来的，但是直到1922年才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列宁的这些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在1922年党的二大会议上，初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及其性质，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在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因而，“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种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这就初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把封建军阀列为革命对象的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的太上皇，如果只反对封建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的革命照样不能取得成功。他们指出，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621]。应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形成了科学的认识。
中共二大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是阻止中国发展的根本障碍，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但是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制，这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他们本身还有革命的要求。中共二大会议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持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622]因而，中国的社会“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62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二大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议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624]会议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6）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7）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625]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成了较为科学的认识，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大理论成果，对中国革命意义重大，它使中国革命有了明确的目标，并逐渐被中国社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为中国革命的向前推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独秀在1925年指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626]从后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革命都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来进行的。
但是，中国的革命又不是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中国革命已处在新的时代中，对于这种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观察到了。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627]，“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即把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628]，以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之中，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命题。中国共产党认为，现在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只是在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所必然作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制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可以看出，党的二大对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因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它又不仅仅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它还要向前发展，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关系，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得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得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629]这就实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把当时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与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较为完好地衔接起来了。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样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所确定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四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主体、动力、对象、前途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这些内容下文将有论述。总之，中国革命性质的确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成果。
二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初步分析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正确分析对中国革命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在1925年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630]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过说明，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关系简单化、明朗化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将社会分成两大对立的关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因而，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朋友和敌人，是摆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十分繁重而又十分重要、迫切的任务，因为这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观点。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深受国际资本主义、本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其具有强烈和彻底的革命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时刻维护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其实质是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的作用即在革命运动中处在领导地位还是被领导地位的问题。这一思想在共产党成立后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党的一大上，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革命就是要依靠中国无产阶级独立来完成，不需要其他阶级来帮助，党的第一个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631]但问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单靠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要想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依靠中国其他革命阶级的联合，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党的三大更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联合各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处在怎样的地位呢？
在确定了和国民党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们指出：“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时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632]这其实是从当时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他们主张中国的革命应该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
党的二大又进一步探索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思想。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后，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幼稚的”，它只有使自己“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则不然，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已“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633]。不过，这一思想在党的三大前后出现了波折。党的三大决议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634]因而，在党的三大宣言中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这既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无产阶级的看法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的影响。当时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635]。应当说，当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它对国民党的过于看重，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了以国民党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倾向。当时党内最重要的两个领导人即持这样的观点。如陈独秀就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636]因而中国“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637]。李大钊在1926年还认为，“孙中山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638]。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是主张国民革命由国民党领导的。
不过这里应该着重指出，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承认了国民党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是对国民党能否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也表示了质疑，如中共三大指出，“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639]，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640]。因而，在这一时期，已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的问题。瞿秋白1927年回忆自己在中共三大时期的思想时指出，在当时自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他说：“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641]中共三大以后，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1923年瞿秋白就反复探讨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对如何保持这种领导权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原则。邓中夏在1924年明确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642]。
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召开，会议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参加会议的彭述之发表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指出：“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容纳苏俄之贡献，能得世界无产阶级得援助，能吸收世界革命之经验，仅在这一点上，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绝对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643]从此，探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的文章逐渐增多起来。如周恩来在1925年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644]蔡和森1926年在分析了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645]刘少奇在1926年根据革命的实践指出：“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定不移的。”[646]
正是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决议精神与中国实际的艰辛探索之下，党的四大上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指出：“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647]“国民党只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648]，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649]。这其实已经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当然，在理论上取得这一认识并不意味着在革命实践中能始终坚持这一思想，其实在大革命运动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并不一致，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就有过轻视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同时，在这一时期，对如何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争得领导权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但是，提出这一思想就是很可贵的探索。
第二，关于农民阶级。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民在社会民众中占绝大多数，因而革命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是否参加革命。它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农民是否愿意参加革命；二是如何发动农民参加革命；三是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四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是怎样的。党的一大对农民问题关注不多，只是笼统地提到没收土地，归社会公有。这一状况在党的二大上有了改观。党的二大专门就农民问题作出了决议案，认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两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并指出，“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650]。这其实已经把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正确地描述出来。农民是否愿意参加革命呢？党的二大认为，中国农民是倾向于革命的，二大宣言指出，中国“农民因为土地贫乏，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贫困和痛苦”，而“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因而，党的二大认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651]。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来思考农民问题的，党的四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工农联盟的思想，明确了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再则，之前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目标定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对封建社会的真正统治者地主阶级则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党的四大结合当时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出“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652]，“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653]。这其实已经触及了土地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问题，但就如何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认识是不足的。当时以陈独秀为主要领导的党中央，虽然也认识到了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又害怕过分的发动农民会招致国民党的不满，因而在农民问题上徘徊不前，对农民非常关心的土地问题则虽有所涉及，但没有真正大规模展开。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开始是把资产阶级当成革命对象来看待的。但是，党的二大对此就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国际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因而，“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654]。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不再把它当成是革命的对象来看待了。当然，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细分，但是这也是根据共产国际有关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指示精神，观察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相对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看法。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在分析由于外国的侵略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变动时指出，“这种经济的大变动，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大商人（财阀）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他们遭受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他们无法生活”[655]。在这里还没有提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但已经认识到在中国，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就把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提高了一步。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虽然有拔高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倾向，但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资产阶级进一步区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种，这对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革命中对待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是有启发意义的。党的四大又把资产阶级明确地区分为“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和“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这就明确了资产阶级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时党对资产阶级的分析还是比较粗浅的，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成分极其复杂，党的主要领导人又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因而这一时期党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
三 对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
近代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封建制度的压榨，先进的中国人自中国步入近代以后就在苦苦探寻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之路，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尝试，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而告终。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它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具，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在与错误的思想斗争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对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作了很好的思想铺垫。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失败的，它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化的理解，对俄国夺取政权的道路神圣化，对苏联经验亦步亦趋，主张武装平民、以城市为中心，企图在城市通过起义的方式、通过速战速决的形式来达到中国胜利的目的。这很明显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没有考虑到中国敌人的过于强大，没有考虑到占中国绝大多数面积和人口的是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因而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很艰辛的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但是得到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并最终使大革命趋于失败。当然，中国共产党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共产国际也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下属支部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全部问题的能力，因而他们不得不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远在俄国的共产国际不可能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有非常细致的了解，因而，产生这种情况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当时也有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着另一种探索，并形成了相对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思想，如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对武装斗争、农民问题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结合，虽然他们的有些设想在当时并没有实现，但是这些却是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
第一，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采取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主要的形式，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指出无产阶级愿意采取和平的方式变革所有制形式，但是他们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时最主要的主张还是采取暴力革命来进行。恩格斯在1842年就指出：“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656]1846年恩格斯又说，无产阶级要改变现有社会，“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657]。在标志马克思主义成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658]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问题时，坚持了用暴力革命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李大钊指出点滴改良的方式不能挽救中国，要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动，非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不可，他指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659]。陈独秀也指出：“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武器。”[660]因而，他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661]这一思想固然是没有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中国国情，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但是就坚持暴力革命，武装夺权这一点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党的二大批判了企图在中国实行改良的企图，明确指出议会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通过了《关于议会行动决议案》，其中指出：“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产[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因此民主革命未成功，议会政治还未确立。虽然形式上，设立了各级议会，但因为武人势力的干涉和蹂躏，常常处在破坏胁迫的恐怖之中。”[662]从而坚持了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采用武装暴动的形式来进行。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更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中，指出：“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及国内军阀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663]虽然说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重视对阶级斗争起关键作用的革命军队的重视，但是，坚持用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的道路来完成中国革命，这条道路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在当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的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的具体形式。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已经开始形成对革命军队重视的思想。正是因为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军队的高度重视，并对通过武装革命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具体形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第二，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在这一时期，虽然陈独秀等人有轻视农民运动的思想，但是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是极为看重农民及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这就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创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如李大钊认为，“今日中国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农民革命运动的旧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经济依革命的力量加以完成”[664]，并且，中国农民已经觉悟和行动起来，“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665]，中国共产党要做的是帮助农民，让他们“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帮助他们“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666]。瞿秋白认为，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压迫是极其严重的，而农民是中国的主体，因而，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同时，瞿秋白十分重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认为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他指出，“无产阶级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667]，中国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668]。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时，瞿秋白更是认识到“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669]。因而，瞿秋白认为，必须极力开展农民运动，使广大农民投入到国民革命中来，并且，这时瞿秋白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要发动农民，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1925年10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瞿秋白“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670]，对开展农民运动的具体方法，瞿秋白也做出了思考，瞿秋白认为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的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后才能实行。（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671]可以看出，瞿秋白非常重视农民及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如何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如何在农村开展活动作出了独立的思考。恽代英更是认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为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若果为少数人的利益，那便不成为国民革命了”，而在中国，占多数的无疑为农民，因而，恽代英认为，“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672]。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时对农民及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的重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的努力。
正是对中国农民的重视，使他们看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农民革命性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把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眼光投向了农村、投向了农民，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加中国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第三，中国革命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要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对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党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是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的。在党的第一个决议里就明确指出，“对现有的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革命实践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673]。但是，革命的实践教育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让他们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敌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同时，除了无产阶级之外，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有革命的要求和愿望，可以和他们建立联合与合作。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放弃以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渐接受了和国民党进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党的二大和党的三大认为，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因而不但无产阶级要求革命，资产阶级和农民也遭受到种种剥削，他们也有参加革命的愿望，只有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共同对付敌人，中国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又是一个极其特殊和成分复杂的阶级，他们既要求革命又害怕革命，在革命中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因而无产阶级在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只有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手段。总体说来，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在统一战线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自身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对资产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采取了联合左派、打击右派的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等人为了保持住统一战线，再加上共产国际在这一方面的错误指导，而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对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启发意义。而农民中虽然也有地主富农等反动分子，但是占人数绝大多数的是贫农和雇农，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所遭受的剥削最重，因而他们有极强烈的革命性，能够与中国无产阶级结成可靠的阶级同盟。党的四大明确地提出了与农民阶级结成同盟的思想。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并且，在大革命后期，由于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寻找革命同伴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了农村和农民，从而开始了探寻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起点。
四 对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初步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从事中国革命的政党，具有鲜明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先进性。从党的成立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人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刚成立时的53人，到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57967人，构成部分既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中小商人等人员。为了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自身的建设，形成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理论成果的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纯洁党内队伍，严守党的秘密，保持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建设的政党，党内队伍的纯洁性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指出“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但同时强调，“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674]。这就从来源上保持了党内的纯洁性。在革命渐近高潮时，一些投机腐化分子也会佯装革命的姿态加入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对此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在1926年通过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执行革命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内有可能存在的这类分子，中央决定“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去，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675]。
对于纪律性，党始终就非常重视。党的一大指出，“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676]。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纪律专辟一章进行阐述，对党员应遵守的纪律详加规定，并指出，“凡党员有犯左列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这些规定包括“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案”、“泄露本党秘密”等六项内容，党的二大认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是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677]。党的五大在总结以往党在执行纪律方面的经验时对党的纪律的执行范围作了调整，认为党员有时是难免犯错误的，动辄开除的办法也过于严厉，对有缺点、错误的党员，应该辅以说服、教育，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678]。这就既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性，又与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发展共产党员结合了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组织，这是由它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有的追求。1922年6月，党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的主张，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揭示了出来。党的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又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679]。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大革命时期，为了和国民党等各个党派的区别，中国共产党一再表明自身的性质，就是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后，他们也一再声明要保持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员的中国革命先锋军的身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第二，初步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虽然这一时期没有对民主集中制作出科学的界定，但这一时期有关党纲党章的规定已明确体现了后来所概括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或地方的意味”[680]。第一个共产党章程则进一步明确，“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681]，这就保证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章程还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682]。党的五大还提出了集体领导的问题，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683]。这一时期已经提出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一方面强调“厉行中央集权制”[684]；另一方面又指出尊重地方党组织的权力，在党内“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部的指挥”[685]。1927年6月更是明确地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686]。没有组织的党必将会是一盘散沙，不可能有所作为。为了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宣传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非常强调党组织对党的重要作用，第一个纲领就提出了“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687]，第一个党章则提出，“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党支部”[688]。虽然后来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革命形势的变化，这些组织的人数发生了改变，但这一做法本身一直坚持了下来。党的四大指出，“大会以为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689]。1926年又指出，“组织工作的意义，决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工作。一个幼稚的党要做到布尔塞维克化，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么[变]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工作到大的群众运动，便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690]。在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把党组织系统规定为，“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 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 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691]。这就按照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建党原则大体上勾画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它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692]。
第三，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之中，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富于革命的热情，而缺乏系统的认识，工作方法和经验更是缺乏”[693]，同时党内的有些领导同志、党的宣传刊物也因为当时是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国民革命，害怕犯所谓的左倾错误，过度的推重国民党，而忽视了无产阶级本身的阶级利益，因而，为“端正党的理论方向”[694]，中国共产党认为，“党内教育问题非常重要”[695]。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党内思想教育活动。一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尽量使之通俗化。中国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要保持和提高自身的阶级觉悟，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中央指出，“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696]以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同时中央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收集整理种种材料，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做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上的根据”，并明确要求“使他们通俗化”[697]。二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觉悟教育。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不可分的一部分，共产党对于全体工人阶级的区别仅仅在于党是最有阶级觉悟的一部分，不但在口头[在]上，而且在事实上，他是站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地位，无论如何不退缩的。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应当不断的增高，这是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698]。因而中国共产党要求通过教育使党员建立“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699]。三是开展反对贪污腐化教育和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些投机分子混进党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少量的贪污腐化现象，中国共产党为此开展了反对贪污腐化思想的教育和打击。1926年通过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年以来，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涨，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中央认为，这种现象“给党以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因而党中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去，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700]。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应用的关键，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提高共产党及人民群众的信仰和促进他们阶级觉悟的形成，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它的实践是列宁的“灌输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当然，这一时期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还远不成熟，有些目标也没有真正实现，如陈独秀的个人独裁主义还比较严重、在革命的形势下党内教育的条件还不能保证等。毛泽东在后来对这一时期的党的建设作过精确的总结，他指出：“在这一阶段，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在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之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掌握不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701]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党是在努力搞好自身建设的，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党所提出的目标措施没有完全实现，既有当时的共产党人理论水平不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因素；也与当时特定的革命条件有关。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702]。这种关于党自身建设探索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所形成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果，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三节 毛泽东在大革命期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一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和欧美革命性质的比较
只有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才能找到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就是中国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有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虽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处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又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指出：“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703]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革命所处的时代不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期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发生在20世纪之后的中国革命与之截然不同，中国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而此时的资产阶级正在世界范围内肆虐扫荡，其革命性进步性荡然无存，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十分看重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及其性质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发生后，世界上已经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704]。因而，中国的革命已经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依靠和联合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力量。其次，革命的对象不同。在毛泽东看来，欧美等国是独立的国家，他们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国内的封建贵族。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不同，由于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统治，这两者都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指出，现阶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705]，而“中国的地主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706]。因而，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再次，革命依靠的力量不同。毛泽东认为，在欧美国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虽然也吸引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但是这是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博爱“以笼络欺骗小资产阶级、半无产者、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是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其他阶级只是尾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而中国当时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他们本身就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大资产阶级成了反革命的势力，中产阶级也处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摇摆之中。最后，革命的前途不同。毛泽东认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而中国的革命由于其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因而“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中山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707]。这就把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及革命前途给揭示出来了。
二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动力的认识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做出了初步的分析，但对这一问题考察得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较为科学的认识。这为中国革命寻找革命的动力、统一战线等工作意义重大。
第一，对无产阶级的分析。关于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的整体认识在前文中已有介绍，在此不再详述。其实这一时期关于无产阶级的认识，就是无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认识。在探索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比资产阶级要大得多。还在建党之前，毛泽东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就指出，“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708]，这和陈独秀等人认为的中国无产阶级幼稚、弱小是有明显差别的。这就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作出了正确的估量。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无产阶级时，并没有像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等人一样，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只是把产业工人当做无产阶级，毛泽东把一切没有生产资料的人都划归到无产阶级的行列。这无疑更符合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实际，大大扩大了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其次，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理论，这实际上已经是在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来寻找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问题。毛泽东根据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以往在革命中的态度，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革命也最为彻底，最富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且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他指出，“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709]，因而，毛泽东指出，“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710]。再次，毛泽东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之所以革命这么彻底、坚决，之所以能够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711]。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面论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
第二，对资产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较为科学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及其他们各自对革命的态度，这对以后中国共产党形成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五卅运动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了研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非是天然的，对民族资产阶级既革命又妥协的倾向必须加以研究。
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毛泽东把资产阶级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大资产阶级（毛泽东把它称为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极其反动，是革命的对象。他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并明确指出“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关于中产阶级，毛泽东认为，他们既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即使是革命时他们的革命也是不彻底的，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毛泽东从经济地位上深刻地分析了他们这种革命态度产生的根源。毛泽东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并指出，在革命的大潮中，“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712]。对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他们也分为左、中、右三派。毛泽东也是从经济上分析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认为，由于小资产阶级右翼在经济上与中产阶级颇为相似，因而他们很相信资产阶级的宣传，对革命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的，对他们也需要加以提防；小资产阶级中派，虽然生活上可以自足，但深受各种剥削阶级压迫，他们是倾向于革命的，只是对革命能否成功抱怀疑态度，但是，毛泽东指出，他们“绝不反对革命”[713]；对于小资产阶级左翼，毛泽东认为，这些小资产阶级由于现时生活颇为紧张，因而他们是易于倾向革命的。虽然把小资产阶级分为三派并分析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但是毛泽东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小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制度压制的，因而在革命的高潮到来之际，他们都是能敢参加革命的。他指出：“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得附和着革命。”[714]这样就正确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成分和各自的性质，为以后的统一战线理论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应当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分析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性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来分析中国资产阶级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成果，后来的中国革命完全证实了毛泽东这种分析的科学性。
第三，对农民和农民问题的分析。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和农民问题也作出了杰出贡献。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对中国农民的各个阶层及其革命性进行了分析。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更是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革命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并且指出，“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715]。毛泽东的这段话所包含的思想是极为丰富和深刻的。首先，他批评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中不注重农民运动的思想；其次，它详细阐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中的重要性；再次，指出了发动农民运动对国民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性；最后，它运用唯物史观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对象是在广大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即大地主，农民问题即是土地问题，不破除大地主的广大土地，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对中国农民中的阶级阶层及其各自革命的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性质、对象、组织实施等问题，是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可以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农民问题的探讨，为他以后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
三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积极探索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相结合的理论建树，也可以看做是中国革命新道路开创的酝酿和前奏。这些理论文章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科学地分析了农民各个阶层及其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和农民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
这个问题在前文已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详述。
第二，农民要组织和武装起来，建立农会，并强调一切权力归农会所有。彭湃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创建了农会组织。后来农会在农村的作用越来越大，全国几个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激烈的地区建立了农会组织。党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通过了《告农民书》，结合全国各地的实践经验，对农会的性质、社会地位、组织形式、日常工作等作出了详细的阐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又对此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其一，农民必须组织起来，建立农会。因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促进农村的大变动，他结合湖南农民运动的实际指出：“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716]并详细列举了在农会的带动下湖南运动所做的十四件大事。其二，毛泽东认为，农会是农村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但是贫雇农要成为农会的中坚力量，成为农会的领导者。毛泽东认为，为了更大规模地发动农村运动，扩大革命力量，农会要把贫雇农、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农村知识分子乃至富农都吸收到农会。但是，毛泽东又认为，农民也是分阶层的，他们也不是都愿意参加革命，因而农会的政权必须掌握在贫雇农手中，因为贫农是最革命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他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717]其三，农会是革命时期的乡村政权组织，要实行一定的专政功能。毛泽东指出：“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718]其四，毛泽东还主张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农民武装普及到农民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农民运动时已经注意到了组织农民武装问题。中共四大《对于农民武装之决议案》，曾提出了组织“农民自卫军”的问题。毛泽东在发动农民运动中逐渐形成了武装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思想，并对农民武装的特点、性质、任务、作用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719]。其五，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农会在农村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回击了当时人们对农民运动的否定和责难，这对他以后开创新的革命道路意义重大。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720]因而，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第三，中国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都注意到了土地问题对农民革命的作用，中央也有过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但由于当时陈独秀以维护统一战线为由，压制农民运动，当时的土地革命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不过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关于土地革命的一些看法，这在农民占主要地位的中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在实际的农民运动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了土地问题对农民的重要意义，认为要想使农民运动深入开展下去，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土地革命。后来，在总结广东、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土地问题”[721]。在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面对紧张的革命局势，毛泽东强调：“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对土地革命的意义，毛泽东指出主要有三点：“（一）使农民得解放。……（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三）保护革命。”[722]这说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初步形成了土地革命途径和任务等问题。这对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是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
正是对中国农民的重视，使他们看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农民革命性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眼光投向了农村、投向了农民，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加中国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总体上看来，在建党前后直至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作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是初步的、不完善的。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常常是正确与错误并存，甚至有时错误大于正确，如二次革命论的提出、对国民党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倾向、没有解决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对异于苏俄革命道路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还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民主集中制的贯彻也不彻底、革命军队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应有重视等，并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不过，这也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人的正确认识只有从实践中来，从与矛盾斗争中得到。而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不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实践能力都有一定的缺陷，再加上近代中国的革命实际既不同于欧美，也迥异于俄国，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希望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完好，这是做不到的，也有点苛责于前人。这一评价同样也适应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探索。正如毛泽东本人后来对这一时期的革命工作做的总结那样，他说：“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不要相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723]这是对待历史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