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元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立党立国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建设，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和人民。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不搞教条主义，但是不能丢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在学习借鉴的名义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多元化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一向标榜信仰自由的美国，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反对多元化的，他们的主流文化、他们崇尚的美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国会曾多次讨论双语教学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始终没有通过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二种全国通用语言的议案。
最近，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他们的国家“多元化已经结束”，甚至说“多元化已经死亡”。德国政府要求加入本国的移民要讲德语，融入德国的主流文化，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提出了差不多同样的要求。这个现象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多元化的立场及其政策。
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时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种尊重和包容的内涵和外延有没有边际？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可以包容的，哪些是必须反对的，应当有明确的界限，有所界定。包容多样是为了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包容”的含义一个是“包涵”，一个是“容纳”。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调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调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
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我们常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个语言，这主要是指国际政治和社会制度而言。其实美国与西方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并非是浑然一体的，美国文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我们提防西化的侵蚀，着眼点并不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承，而是图谋重建世界秩序的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抵御西化图谋的根本保障，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问题。
一 信仰马克思主义
从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人间一百六十多年。当今世界与马克思在世时已有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过时了还是没有过时？我们党是否依然信仰、坚持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及其理论体系？
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探索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灭亡基本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身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规律的科学。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还存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思想武器和工具，也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理论指南和方法。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主义又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完成历史使命，还没有实现真正公平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没有完结。目前，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俱在，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这两种社会制度本质的理论指南。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基本矛盾中的对立面既互相适应又互相矛盾的问题，如何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放弃唯物史观的指导，就不能清楚地认识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好反映基本矛盾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基本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应当注意矛盾的运动和变化，防止认识的停顿和偏于一隅。
例如：关于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这个观点在新的历史时期贡献极大，但不能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唯一需要关心和致力的事业。发展生产力与建立、完善生产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发展生产力与关怀生产者、劳动者的利益都是须臾不可松懈、不可脱节的要务。
又如：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要管好上层建筑，只要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无论发生何种变化，出现什么偏差，只要下个决心就可以纠正。实践证明这是办不到的。靠行政命令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不可能改变市场经济某些固有的规则、关系及其后果，经济基础归根结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国的经济基础三十多年来发生了巨变，从所有制、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分配关系，都发生了甚大的变化。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看不清这种变化，就难以了解和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种说法：上层建筑要顺其自然、被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适应又有不适应。一般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它不但在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时候具有巩固和保护经济基础的属性，还有对经济基础中不相适应的部分、不相适应的状况进行修正和改善的功能。这就是国家政权、政府通过制定和实行适当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保护和扩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的职能。在发生社会革命的时期，上层建筑还有扫除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经济基础主导地位的使命和作用。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上层建筑应当如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如果只讲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漠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甚至于转弯抹角地削弱它，社会主义的事业只能落败而不可能成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站在忧党忧国的立场上，认真研究上述问题。
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制度压不倒马克思主义，也压不倒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一些人觉得世界趋同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历史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这种思想回到了黑格尔、杜林、欧洲启蒙思想家曾经宣扬的“历史终点”、“终极社会”、“理性王国”的窠臼，说来说去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历史车轮没有在20世纪停止转动，美苏冷战结束不过10年的时间，美国便从单边霸权的高峰跌落。曾经发表“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幡然省悟，声明历史并没有走到终点，美国制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前不久，福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社会主义是前程无量的事业，没有哪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和资产阶级学派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历经一百五六十年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理论等各个领域都站在时代的高峰，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当初，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没有任何权力强制别人信仰自己的思想，就是靠真理的力量，他们的声音才传播到全世界，极大地影响了人类世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
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站在了社会科学的制高点上，虽然这个制高点并非不可逾越，但是迄今为止它依然是社会科学的高峰。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资产阶级的学者在科学上扳不倒马克思主义，就在道义上做文章，诋毁马克思主义只讲斗争不讲人道主义，而他们自诩是不加区别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马克思主义是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光明正大的理论，是启迪工人阶级认识自己历史地位，寻求社会公平的思想武器，它反对用空洞的“博爱”、“人道”掩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追求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这种理论与那些粉饰剥削制度、麻痹劳动人民自觉意识的理论究竟孰善孰恶，是一目了然的。
马克思主义不讲抽象的人权，主张建立实现人人权利平等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人权”就不可能是公正、平等的权利。我们党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为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国劳动人民争人权，在全世界为中国人民争人权。正因为我们党的理想和信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才能心甘情愿地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家庭。许多人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看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他们相信人类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之奋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今天的共产党员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二 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的科学理论，是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下工夫学习才能理解它的真谛，才能应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实践基础。但是，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敌制胜，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实践。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全党开展学习运动，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
现在我们党执政了几十年，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人员就有成千上万人。按常理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领域应当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但在事实上并不乐观，在世纪之交，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陷入低潮之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被淡化、边缘化的情景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现在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不下工夫读马克思主义的书。
我们的党是执政六十多年的党，大量的党员既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又不读马列著作，说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就没有根据。自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讲些什么道理，听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心里没有底，就可能随声附和；当别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没有过时；当有人搬用西方当代的某些理论观点，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你也分不清楚它是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们有时听到一些干部、学者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言或报告，感觉似是而非，追根溯源就在于讲话者自身底气不足。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下工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打下扎实的理论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才能打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魅力，让真理的力量战胜谬误。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欧洲晚了半个多世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间隔7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全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立志为之奋斗的人，不过几十人，正是在那几十个先知先觉的革命家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革命队伍，在短短几十年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说明：不学习、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吴邦国同志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他还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还讲了“六个确保”。吴邦国同志的讲话，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鲜明立场，大家应当认真学习研究。
社会主义中国经常面临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必须常怀忧患意识。200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防战略》中讲到，“美国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影响中国的选择”。美国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从来没有间断。我国改革、发展、安全各个领域遇到的坎坷和麻烦，背后常常都有美国的影子。中国要走几代人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国家的根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护自己、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理论武器。在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差一点儿被挤出世界舞台。在我国的思想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贬低与排斥。在各种讲坛、媒介和出版、刊物中，颂扬西方理论体系、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暗流非常强劲。中央适时地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项英明的决策，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趋势。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遭受严重的挫折与厄运，关键在于原来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队伍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带头宣扬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导致苏共在组织上瓦解，在思想上放下武器，丧失了凝聚党心、人心的精神力量，最终失去执政的基础和能力，走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党的队伍已经不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原班人马。我们党有近8000万党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但是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党员，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很长时期内，各级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或者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没有下工夫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许多共产党员，包括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者，没有认真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什么地方不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有些同志将着眼点放在与业务相关的知识上。我认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着重点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在宣传、普及、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工夫。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这样庞大的执政党，如果不用先进的理论统一思想，确立共同的信仰，很难经得起西方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冲击。
现在西方文化、宗教在我国城乡广泛地传播，对我们的冲击极大。前不久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一些文艺界委员的发言观点鲜明，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中国文化被西方庸俗文化冲击，传统文化遭到败坏，非常担忧。利用西方主流文化冲击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威胁，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抵制它、批判它。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我认为，这抓住了党自身建设的关键。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好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新近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两套文集是精心选编、精心翻译的最优版本，翻译的水平很高，书也很好看，希望大家认真地读。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们的不足或者失误，都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所造成的。
我国在发展中出现了较多的社会矛盾，这并不奇怪，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路和有力的措施去及时解决。当前一个涉及全局的矛盾是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收入在各种要素中的回报率过低，穷人和富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公平的理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没有足够的重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较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将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没有同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是当前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在改革发展中获益较少，被称为弱势群体，在思想上有失落感，再加上时而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中易于滋生不满情绪。在国内外有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绝不能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无需关注的议论。
我们常说要有忧患意识，忧患在哪里？除了来自外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上的威胁，社会主义中国自身的危险在哪里？用什么思想、理论、政策去应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党中央适时地强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把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个着重点至关重要，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生吴邦国同志报告中指出的情况：已有的成果会丧失，而且国家也可能陷入混乱的泥潭。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坚决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在思想领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理论工作者没有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听到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非议，想用一点附加的东西、时髦的语言给马克思主义挣面子，这是不可取的。应该首先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才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坚持。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帝国霸权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0年12月18日，亨利·基辛格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的衰落》，他在文中写到，“最后一个剩余的超级大国——不久前欧洲政治家还这样形容美国，今天已经不能这样说了。美国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它不能再单独进行政治领导，它只是一个复杂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引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并且会继续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它已经从冷战时期的高峰跌落，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独领世界潮流的能力。世界多极化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由多极化取代单极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挡。
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美国霸权的衰落，世界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非常明显、非常深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抓住机会，展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现在是对马克思主义加深认识、加强传播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也是被世界人民瞩目的时期。希望中国的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奎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