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作为问题的意义界定
1.“当代中国哲学”作为问题的语境意义
随着中国哲学界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反省，哲学之于中国的缘起作为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人们基于逻辑圆满性思维的习惯，自然会发出诸多疑问。诸如哲学之于中国有没有意义？“中国哲学”作为专有名词和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如何以“哲学”为参照框架，清理、整理、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文化？哲学作为以学科分类为方便而进行知识的传承与传播，如何走出学院高墙而为思想文化的载体？等等。对这些问题依不同的思想与学术参照系统，都可以做出“是”或“否”的解答，但这些基于逻辑上的习惯而得出的结论与历史中的现实却相去甚远。因为，“哲学”无论作为名词还是作为形容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已经存在了百年之久，这是不争的事实。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史原则出发[17]，从逻辑的设定出发构造出来的存在性与历史中的存在性相比较，其摄取人们相信的力量就显得黯然了。如此说来，思考“当代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就不应该是逻辑上对于哲学于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应然性判定，而是应该依照历史事实中的存在性，为中国哲学的已经存在（不论是以学科、名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或什么方式存在）与我们对其可能的历史角色的期盼作出可能和如何相应的判断。所以，“当代中国哲学”对于当下我们的存在来说，其作为问题，不是其是否具有合法性[18]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哲学”应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相貌在当代存在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相貌应该如何，“中国哲学”可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汉语系统中出现了“哲学”一词后就一直存在着，只是在不同的时期，问题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这是哲学作为中西思想文化形成对话语境之后，以对话作为缘起而出现的必然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在对话缘起的语境中，“我们”于“哲学”的思考实际是对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对话、融合的某种关系中的我们的存在状态的观察与认识。于此，自然要由我们的存在而对哲学的身份、角色、相貌等解释性要素作出描述，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由于存在方式的多元性所发生的如此与如彼进行解释都可以圆通的文化悖论现象，其悖论的缘起就在于从何处出发来观察的立场问题。这种文化悖论现象在哲学上具体表现为近百年来出现在中国哲学界的诸多哲学之辩，如“科玄”之辩、“中西医”之辩[19]、“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之辩、“辩证逻辑”（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辩、“教科书体系”之辩、“人性、人道主义”之辩、“真理标准”之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之辩，等等。这些都是从是非分别的知识论思考方式而展开的“论辩”，如果我们越过知识论是非逻辑的羁绊，似乎可以发现这些“论辩”背后的历史因缘，实际都是对处于中西思想与文化作为哲学对话语境中的中国哲学应该如何的如此或如彼的发问与解答，从而也是“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体现应该向何处的探索，也是“中国哲学”依何而立的思考。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摸索而找到的一条发展之路，随之而来的是通过思想文化的视角对自身的存在进行的历史反思。中国哲学经过三十多年的破析与建构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深广视角，中国哲学在历史的延续中承载着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应该说，在社会角色的分工上，“中国哲学”已经有了存在的理由，因为在国家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建设中，“哲学”从学科分类到语言传播，从历史反思到未来设想，都留下了“哲学”思考、建议、鉴别、评判的印记。社会越是需要哲学，哲学作为社会角色需要承担的就越多。但是，作为“当代中国哲学”超越了哲学前辈们的思考语境了吗？它找到了自己的可能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了吗？其实不尽然！对于如此境遇中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如何而为，成为诸多有历史担承责任意识的“哲学工作者”所思考的问题，高清海先生所提出的“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呼吁，就是这些思考中的一个代表。我认为，这个呼吁所传递出来的思考应该引起哲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内含的深刻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之向何处去可能会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回到高清海先生集一生之学术精华最后提出的“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上，需要对“当代中国哲学”的意义进行界定，以便明确我们的哲学任务与使命。
高清海先生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个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20]“中国哲学界自新时期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性的关键时期。通观今日国内哲坛，‘马哲’由其热点问题引导的原有研究范式正变得走向不明，众多贫乏空洞的理论言说流于‘假问题’而受到冷落；80年代的‘国学热’和9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学热’似亦难免自说自话的弱点，对文本的‘过度诠释’因缺乏思想灵性而显得平庸琐碎。然而，此种看似消极的局面其实正孕育着中国哲学发展的转机，因为新时期以来，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对现代西方哲学话语全面深入的引进以及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重新发掘等准备性工作之后，中国哲学界的学术品位已变得更加高雅，学术心态也更加成熟坚毅。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正在呼唤‘当代中国哲学’的创生，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并能自立于世界哲坛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已成为今日我国哲学工作者充分自觉的使命和雄心。”[21]从高清海先生对于问题的提出所确定的语境意义看，“当代中国哲学”有这样几个哲学语境构成要义：
第一，中国哲学界孕育着中国哲学的转机。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文化身份、社会角色以及历史使命。我们知道，哲学是近代才进入中国的一个学科性词语，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是缘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的设立与一些西方哲学书籍的引入，特别是胡适以《中国哲学史》为书名，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册）一书，并且使用了“中国哲学”这个称谓和表述之后，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就开始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其后有冯友兰、张荫麟、张岱年等一批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开始以“中国哲学”为学术框架，梳理、解释中国本土的思想与文化。其中，尤以冯友兰先生之“三史六书”[22]最具代表性。冯友兰先生有两副对联，其一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二是：“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两副对联既概括了他对于中国思想文化作为哲学所作出的承前启后的学术成就，也道出了他作为近代思想文化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哲学一词进入中国学术语境，就与其在西方原初的意义有了变异，“哲学在中国”虽然是以学科构建的方式出现，但却担负着“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使命，其学术境界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而哲学在中国就有了“释今古”、“纪贞元”之功用。如此，“中国哲学”从进入这块土地开始，就担负着中国的历史与未来的文化使命，可以说，中国哲学从其使命、境界、社会角色上都是以中国的文化身份的角色出现的。它所面对的是如何在旧邦上辅以新命，这里，旧邦乃是如何传承本土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新命”则来自于如何对待西方在鸦片、坚船利炮裹挟下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以及美元英镑包裹的市场“潘多拉”。
此后，“中国哲学”经过一批学术前辈的精心呵护，在形式上成为中国学科体系中的一员，其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使“中国哲学”一词在历史的沧桑中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痕迹。我们知道，“中国哲学”一词会使我们在历史的岁月里自然地想起一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各种文化思想事件，诸如“科玄论战”、“中医存废问题的论战”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因时因地之变迁，它的意识形态角色渐为浓厚[23]。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各种争论体现在哲学界，则就有了关于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争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作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争论，还有抽象继承法、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美的本质问题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经历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哲学教科书”问题、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哲学体系的讨论等。这些哲学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特有的哲学语境里具有特殊的意义指向。尽管这些讨论都是在理论界展开，但其意义却在理论界之外。比如，在抽象继承法的讨论中，并非是用什么方法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批判传统文化的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其背后的隐喻则是阶级关系问题，等等。可以说哲学进入中国本土后总是离不开其政治依附性的角色，也离不开其作为一种说明论证的手段为某种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功用。而中国哲学之“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使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术境界却日益淡化。哲学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更突出的是政治依附的工具作用，而哲学在中国具有的“释今古”、“纪贞元”之功用被合法性论证所取代，如此一来，“中国哲学”所担负的负载中国历史与未来文化使命的角色则渐行渐远。所以，在中国哲学界的潜意识中，不时会发出对哲学本来角色回归的呼吁。所以，如高清海先生的文章前面所附的“编者的话”所言，“通观今日国内哲坛，‘马哲’由其热点问题引导的原有研究范式正变得走向不明，众多贫乏空洞的理论言说流于‘假问题’而受到冷落；80年代的‘国学热’和9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学热’似亦难免自说自话的弱点，对文本的‘过度诠释’因缺乏思想灵性而显得平庸琐碎。然而，此种看似消极的局面其实正孕育着中国哲学发展的转机。”[24]这里，“马哲”研究范式、贫乏空洞的理论言说、国学与西学的自说自话、对文本的过度诠释等学术现象，实则都根源于哲学社会角色的异化，亦即以其作为政治依附暨意识形态角色对其作为中国文化身份的历史使命角色的替换。在此意义上的哲学转机则是当下中国哲学作为问题的基本语境之要素。
第二，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下思考中国哲学问题所必须依赖的学术资源，如何对待、处理这些资源，是当下“中国哲学”作为问题的基本语境要素。可以说，以何种态度、以何种范式对待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所谓“哲学转机”的关键。“通观今日国内哲坛，‘马哲’由其热点问题引导的原有研究范式正变得走向不明，众多贫乏空洞的理论言说流于‘假问题’而受到冷落；80年代的‘国学热’和90年代后期以来的‘西学热’似亦难免自说自话的弱点，对文本的‘过度诠释’因缺乏思想灵性而显得平庸琐碎。”[25]这里的“马哲”、“国学”、“西学”在哲学的语境里，就是指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百年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以学术的方式经过了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对于我们的文化语境而言，西学东渐不仅仅是一个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进问题，而且是一个“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并且，东渐的不仅仅是个狭义的西学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从苏俄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西方思想文化作为学术，以及本土原来既有的传统思想文化在哲学这个特定的学科化的语境里，已然以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26]的学科身份出现，这样，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而言，这三种哲学的存在无疑是其不可逃避的思想对镜，更是其必然的思想资源。因此，如何面对这些思想文化作为哲学的资源，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创作所必须依赖的背景和资源。
这里的关键不是以何种方式确定这些思想文化资源的有效性，因为从理论上确定有效往往离不开符合逻辑的某种论证，但这种论证的形式化规则却可能使被论证者远离现实的生活本身，如同美丽的人造花一样，再美丽，它也不是活生生的鲜花。因此在什么意义上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作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资源是这一问题的前提性思考，也就是说以什么样的文化态度摄持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是必须建立的前行基础。按照我们现在的思考习惯，我们是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个称谓仅是在学术分科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即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仅仅是作为哲学这个一级学科卵翼下的二级学科。结果形成了总是以分科式的学科分类思维来对待这三种学术资源，也就是以知识论的把握方式遮蔽了这些学术资源背后的深刻问题。这从我们的研究方式简单化、概念化、形式化倾向即可看到。当我们从历史中的思想文化发展来看待这些学术资源的时候，这些学术资源的显现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即刻就化身为我们建构作为文化身份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中的思想的构成要素，这样就使得这些学术资源具有了文化生命的意义。
当下需要面对的现实语境是，如何突破对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教学式的学科化研究方式，找到三种哲学的思想融通逻辑，这样才有可能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从学科身份的知识系统，转变为作为历史存在中的思想文化的整合资源。
第三，创生“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是“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并能自立于世界哲坛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这里有三个要点：其一是“当代中国哲学”要有“中国气质”;其二是“当代中国哲学”要“能自立于世界哲坛”;其三是这个哲学体现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如何理解“中国气质”和“自立于世界哲坛”，以及“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呢？我认为，这三个要点提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自立标准和理念。“气质”一词显然是非常中国化的词语，它表明的是要有自己的独特体性和风貌，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首先是“中国的”哲学，而不是西方的。“自立于世界哲坛”指的是“当代中国哲学”作为具有“中国气质”的哲学与其他哲学在世界哲学话语平台上，具有平等的对话身份，具有独立的哲学话语权利。这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还要通过与世界其他哲学对话而走向世界。“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则是指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表现、表达、表述（叙述）形态，既要区别于西方哲学的范畴、理性逻辑表现形态，又要区别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象数、直觉体验思维观察等表现形态。
具体来说，所谓“中国气质”，其含义是指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一定是“中国的哲学”，而以“中国的”作为定语修辞的具体内容就是指“中国气质”。对于“中国气质”一词，从语言表述的解义方便来说，是“中国”这一所指作为规定性的提升而对“气质”的语义进行限定，从而在时空关系中确定了所指的意义域。这就是从人们历史中形成的语言习惯来确定的“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形成的意义界。这里的关键是“气质”一词。所谓“气质”一词来源于宋明理学中的“气质之性”之说。王夫之总结前贤“气质”之说认为，“所谓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质是人之形质，范围著者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则气充之。而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故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质以函气，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气以函理，故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若当其未函时，则且是天地之理气，盖未有人者是也。乃其既有质以居气，而气必有理。自人言之，则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复天之有。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27]我以为，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之“中国气质”之说，实际是借用宋明理学之“气质之性”的提法，表达的是“当代中国哲学”应有的品格和个性。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是在“中国之形质”之内，则气充之，以中国之文“理行乎气之中”，以此含中国文理之气，充塞盈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作为当代中国哲学要有自己的品格、取向和个性，即中国之形质、中国之气运、中国之文理，并以此运化于天地之间。
所谓“能自立于世界哲坛”，其意欲在于作为具有“中国气质”的“当代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在世界哲学话语平台上，具有平等的对话身份，具有独立的哲学话语权利。“对话身份”与“话语权利”的俱足，才能使其得以“自立”。这里，“对话身份”、“话语权利”、“自立”是解读其深意的关键词。因缘起的差异而形成的各种思想文化，通过各种平台进行对话已经成为当下世界思想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各种哲学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可能路径。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处于中西思想文化对话的历史语境中，是它当下的不共处境，这是历史的存在性给予的言说起点。也就是说，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不可能关起门来，回到传统儒释道之圆融合一的思想形态，而是既要面对自身思想文化历史的传承，也要面对来自域外思想文化的各种提问。实际上，近代以来，因缘于西方思想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压迫式冲击（实际已经超越了文化对话的对等关系的原则），我们对于经过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理学和心学）、清代朴学的历代传承所形成的道统与学统的当代性产生了疑问，故而对其所形成的既有的文化身份也失去了记忆，可以说，我们在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对话中失去了我们原有的文化身份，从而形成了不对等的文化对话处境。所以，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寻找我们的文化身份，与西方思想文化（哲学）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28]，是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才可能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实际上，所谓平等的对话关系就是赋予对话各方以平等的话语权利。如此说来，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就为建立平等对话关系找到了前提和基础，从而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话语权力的博弈过程获得话语权力。有了文化身份、平等的对话关系以及话语权力，才有可能自立于世界哲坛。可以说，在文化身份、平等对话关系与话语权利等关键词语中，文化身份的确立是前提和基础。所以，我认为要使具有“中国气质”的“当代中国哲学”能够“自立于世界哲坛”，关键是要寻找、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
所谓“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概要来讲，是指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再现、表达、表述（叙述）形态，既要区别于西方哲学的范畴、理性逻辑表现形态，又要区别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象数、直觉体验思维观察表现形态。这里的“区别”是从个性存在的意义上来使用的。确切的意义是指“当代中国哲学”要找到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相应的再现、表达和叙述方式。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界的难点问题。可以看到，我们有从西方哲学借用各种思维框架、概念范畴、叙述方式来梳理中国传统哲学的各种努力，也有以中国传统思想表达方式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的尝试。但我们感到中西具有两种不同的思考与表达方式，还没有一个可以圆融二者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所以，中国哲学界的基本状况是：中、西、马三个思想系统各说各的话，这给“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提出了一个难题。对此，恐怕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和思路。
统而观之，我们认为，高清海先生提出的“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呼吁，最具价值的是指出了“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可能发展方向。高清海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当下之际，中国哲学界孕育着中国哲学的转机，此乃为哲学作为思想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身份意识的自觉觉醒和承担;思想的历史也是思想的现实，当下之际的中国哲学，离不开马克思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作为思想学术资源的清理;创生“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是：“探索和创造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并能自立于世界哲坛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可以说，高清海先生之呼吁既内含着“当代中国哲学”的缘起历史逻辑，亦提示着“当代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方向，以及如何趋向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应该承认，这一呼吁对当下中国哲学界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2.对以往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思考方式的反思
在我国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多采取学院派的学科分类式的研究方式，此研究方式易使其研究陷入一种困惑，即如何弥合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概念说明体系与学院外现实存在暨日常生活需要之间的距离？或者说，马克思哲学作为历史性的存在，在概念式的存在方式中如何具有现实的意义？也就是如何才能合理、可信地解释论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学院派学科分类式的研究方式所持的思维方式是知识论的，即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概念与范畴体系，它所对应的是概念与范畴所涵摄的对象性存在，概念与范畴与对象之间是一种把握关系，它所要论证的是作为概念范畴与对象性存在如何得以相应。这种以对象化思考与论证为特征的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它所依据的是合逻辑的无矛盾的解释性原理，这种论证解释方式往往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既成的理论体系，用形式化逻辑来论证这种理论体系的无矛盾性。这种论证方式就体现为“教科书”式的马克思哲学体系。[29]我认为，应该对以往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知识论”式的论证方式进行反省与纠偏，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解释思路，从概念与现实和历史两分的语境中超拔出来，从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历史中，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找到可以为信的解释逻辑与思路。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不是形式化的概念抽象，而是“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历史”中的活的生命，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的要义是对“我们”而言的当代性，是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的当代性。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的实质是指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作为哲学于我们的意义与作用问题。如果以“我们”为语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亦可为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有效性与相应性的问题。直言之，就是马克思哲学在今天是否过时，在中国是否还有效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无须证明逻辑，于历史与现实即可明确，即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是属于历史的，但却是历史中的现实;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作为哲学又是当下的现实，因为她是最有历史感的现实，因而是现实中的历史。
但静心观察思维，这种“明确”却存在着诸多的“不明确”，因为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认定就是很“不明确”的。我们依据什么来确定历史和现实的实在性？我们又要依据什么来认定历史是历史的，现实是现实的？在精细的思维观察中，这些支撑我们所谓“明确”的理由都是需要考辨的。也就是说，应该而且必须检查支撑我们坚信马克思哲学具有当代性的理由是否坚固，这种“坚信”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和论证工具来支撑的。
关于马克思哲学对于我们的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在于建立起我们对其坚定性的信念。这种信念实际是依靠两种理由来确立的：一个理由是靠历史的经验实证;另一个理由是靠合乎逻辑的论证。作为历史的经验实证，取决于对于历史的实在性的认定，而不同的“历史观”则会给出历史的不同解释，因为历史的实在性仍需要观念与见解的支持。因此，历史的经验实证只能是在感性经验基础上的粗大的感性“坚信”，而于精细的无可怀疑的“坚信”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而于逻辑论证来说，我们以往的论证思路是这样的：马克思哲学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真理的知识，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告诉我们如何应对和把握这个世界，因此，马克思哲学也应该适合我们的现实。马克思哲学以其对于世界真理性的把握，使我们知道了应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如何面对、把握这个世界，因此，其作为真理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系统，对于我们的适应性就是其当代性的意义。以如此论证的逻辑所确立的关于“当代性”的见解，虽然具有逻辑的完备性特点，但其以某种预设为前提的观念作为逻辑论证的前提，则使得在如此基础上形成的见解与信念就会留有某种逻辑的缺环，其之“信”恐亦难称为“坚”也。如此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思考往往以“哲学教科书”的方式体现出来，由此形成了统摄我们哲学思维的“哲学教科书”式的思考方式。
所谓“哲学教科书”式的思考方式是指以编辑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为主要方式，依据某种“专家预设”的编辑原则，将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中的名词、概念、命题、提法等上升为具有逻辑系统联系的知识体系，并将这种知识体系作为“原理”而具有普泛化作用与意义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传递给读者一个基本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普遍原理，可以依据某种逻辑的推定想象而创造出来。这种原理可以通过逻辑推定的力量，对于我们所对应的各种知识对镜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其有效性的根据在于其作为原理的逻辑力量。在这种思考方式的支配下，哲学界对于“哲学教科书”趋之若鹜，各种版本的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亦如雨后春笋。如此“哲学教科书”的强化，使人们逐渐将马克思哲学就归结为“哲学教科书”所宣说的“哲学原理”，并且以这些原理去“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如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处理，使得人们对于马克思哲学敬而远之，马克思哲学作为依某种预设逻辑所编辑的哲学教科书的“哲学原理”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这种“哲学教科书”思考方式背后隐藏的实际是我们还没有进行思维清理的对象化思维方式。这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在知识论基础上的，以分别（形而上学）为思考前提的在“能”、“所”之间建立解释性关系的思考方式。可以说，正是对象化的知识论的思考方式支撑着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教科书”的处理方式。在这种思考下，就易于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对于对象化的世界具有解释功能的“知识”，这种“知识”作为“一般性原理”具有普适性，可以依逻辑的可能应用于其所观照的对象化世界。
对象化的知识论的思考方式来自于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学往往从某种预设出发，依据某种人的存在作为“类”意义上的精神需要，以及“以知为信”的原则，以历史的存在为文化背景，来确定某种解释性的前提预设及其意义，如此构成了在“前提预设”笼罩下的哲学问题域，从而构成一种哲学谋划。这些哲学谋划都以“解释”的可能与否作为基本问题。可以说，尽管有的哲学宣称要“消解”某种既定的原则和标准，实际上，这种自称的“消解”本身也是以对“无”前提的设定为前提的。所以，如何构造哲学的解释性前提，就成为西方哲学“解释”性哲学谋划的可能及态度。西方哲学作为“解释”性的哲学，只能以“是”（Being）为叙述工具，也就是在“是”（Being）这种语言所形成的“是什么”的问答逻辑中，在“是”与“什么”的区别与划界中，建立各种哲学“解释”模式。“是”与“什么”所构成的“是什么”的逻辑形成了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的哲学情结。这样，西方哲学就在为能得以“解释”而“以知为信”。可以说，“解释”、“是”（Being）的语言系统、“以知为信”是西方哲学形成各种谋划方式的关键词。由这些基点围筑起来的“知识论”的思维逻辑，使得西方哲学的各种谋划方式，通过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变来确定哲学的意义界。
西方哲学的可能立场只能是“知识论”的。因为西方哲学之为“解释”，为的是贯彻“以知为信”的哲学原则，而“解释”的可能又离不开西语“是”（Being）的叙述方式。作为“解释”的西方哲学在“是”（Being）的语式的围城里，围绕着“是”和“是什么”的博弈，就会从解释的哲学走向“解释”自身的消解，这里，也就是哲学自身的界限。古希腊智者学派高尔基亚的三个命题就道出了“知识论”的本性，[30]并且指出了“知识论”的对象化的思考方式最后只能走向悖论的宿命。当他对物的存在，认识的可能，以及意义的通达发出质疑的时候，也就道出了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使哲学的谋划不得不陷入悖论尴尬境地的命运。这就是依据哲学的“解释”本性，必须要对我的存在以“是什么”的方式进行说明，作为“解释”的“说明”必须是清楚明白的，但以何为清晰明白的标准却是需要论证的，即也是需要说明的，这就陷入了一种自身的清楚明白需要自身来证明的解释循环。从哲学上说，就是对“是”本身必须要以“是什么”的方式说出其是“什么”，但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同一律原则的。因此，哲学作为“解释”就走进了不可解释的尴尬境遇。
哲学作为“解释”的这种尴尬，应该渊源于知识论问题的悖论本性，因为“解释”就是要说出“是”本身和“是什么”。实际上，知识论的问题不论是“知道”（求真），还是告诉（理解和解释），在哲学上都表现为对知识所能与不能的自我辩护。这种知识的自我辩护体现为，或者设计一种思想框架，为指出知识“是什么”找到一条路径;或者在某种设计与谋划中为知识的可能找出可信的理由。这里表达出的思维逻辑是：因为上帝也要掷骰子，人只能步上帝的后尘，所以在知识论中，对于预设前提的设计与谋划作为知识的前提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设计与谋划，才可谈得上知识的清楚明白，才会有知识的自明性，才会有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在知识论中，“我觉得”、“我相信”恐怕是不可缺少的。这里所昭示的就是由于知识论的悖论本性，使得知识必须依缘于知识以外的“觉”、“信”，才能对知识有所辩护，因为知识自身不能证明自身。实际上，知识论的这种本性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不可思议的洞察。柏拉图在讨论“美诺悖论”时就触及了这个知识论的基本问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的“美诺悖论”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人既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他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而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不能去研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所要研究的是什么。”把这段话换成知识论的话语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些观念是真观念，所以试图知道，但是既然本来不知道真观念，那么即使遇到了真观念，我们也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想知道而原来不知道的，于是，由于没有用来判别真观念的观念（判别性观念也是本来不知道的真观念的其中之一），结果就总是白白错过了真观念。”“美诺悖论”的实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只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在这句同语反复的语句中却隐藏着知识论的最深层的秘密——知识论规则（同一律和不矛盾律）与知识论悖论。
从西方哲学汲取的对象化的知识论的思考方式渐渐形成了我们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就体现为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理解，这种思维习惯也不能不支配着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把握方式及其认知。在这种思维习惯的摄持下，我们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一种以“教科书”为表达方式的普遍原理的汇集。具体来说就是：首先是把马克思哲学的表达、表述方式归结为“教科书”，以“教科书”为标准对于教学对象进行教化式的知识灌输;其次是依照教科书的规范，将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一个个具有“应该”与“当然”功能的普适原理。但其为“应该”与“当然”却是依“教科书”之教化而为之，其背后的“何以应该”、“何以当然”之“道理”却难觅踪迹。故如此之“马克思哲学”或者为统一思想意志的教化工具，或者为少数“马克思哲学专家”获取话语权力乃至依此权力进行寻租的工具。这样，马克思哲学实际上离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与历史很远。人们对其之“信”也只是建立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即作为知识论意义上的普遍原理来把握，这种普遍原理往往成为以概念对对象进行“解释”的工具，而难以成为历史中的我们的生命意识。可以说，在知识论思考方式下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把握，可能会使马克思哲学本身所拥有的历史的生命意识淡化，也可能会使得本应可以作为精神依怙的马克思哲学，亦因其由于对象化的解释性而异化为某种解释性工具，从而难以为人们所“信”。所以，从知识论的对象化思考方式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最后可能会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某种教条，而不是真理。
3.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要义是对中国而言的当代性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成为问题，是历史的使然。因为马克思毕竟已经是一个历史的符号，他的生成与存在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马克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性，自然会折射到对他的思想和学说的看法，依循历史思维的惯性，我们自然会对他的思想与学说的当代意义提出疑问，作为一百多年的历史人物所思考的现实已经成为历史，那么，其思想与学说对于今天的现实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在马克思作为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学说是否具有当代意义的发问中纠结在一起了——历史与现实依什么样的逻辑使得历史是现实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现实？看来，对于这个逻辑的挖掘就成为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具有当代意义的解释枢纽。可以说，在马克思之后，关于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的当代性问题就以各种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在西方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都是由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在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的纠结中生发出的疑问，而变异出的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作为历史的存在与现实的相应性的解释谋略。可以得到共识的是，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的确存在一个“当代性”（在当代的有效性或当代的意义）的问题，这是历史与现实的逻辑使然，那么，如何对待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的当代性，以何种理论模型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的当代性，则会由于各种缘起而形成诸多流派与学说了。
如何解释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的当代性问题？关键是如何理解“当代性”的意义。“当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发生错位后所发生的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对话。也就是历史中的存在于时间的绵延中是否仅仅是历史的？亦即历史的如何也是现实的？以往，我们对待这个问题，有如下几种理解和处理方式：
第一，因缘于学院派的学科分类的思考习惯，从学科化的知识论的解释方式来看待当代性问题，即把它归结为马克思哲学作为普遍原理对于各种对镜都是有效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这种结合的结果作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具有当代性的最有力的证明。但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思考方法不得当，所谓的“普遍真理”与“教条”就会画上等号。在历史与现实的鸿沟中间，我们不得不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作为普遍真理的规定上加上引号。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只是解释学意义上的结合，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只不过是两张皮的叠加而已。这在我们以往对待教科书式的马克思哲学所持信任态度的演变历史即可明鉴。
近年来，在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界，一方面鉴于学科壁垒的藩篱，另一方面是学科的意识形态潜意识的支撑，使得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纠结于马克思哲学是个什么哲学的定义性的说明，往往在如何定义马克思哲学上纠缠不休。在这样的思考方式支配下，学界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笔墨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人道主义等的命题上。毋庸讳言，给予马克思哲学一个恰当的合乎其本质规定性的规定，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髓无疑是一种方便与捷径，但是，定义性的说明方法属于知识论的思考方式，在语言与逻辑的羁绊下，定义往往是不究竟的，易于遮蔽研究对镜的本质，从而也就会离研究对镜越来越远。这是这些年纠缠于马克思哲学的定义而不得其共识的思想原因。可以说，中国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定义式说明努力的放弃，实际是对知识论线性逻辑思考方式的超越。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作为分类学意义上的学科性，仅仅是研究和描述的方便，而不能把马克思哲学的分科性质作为其究竟的存在形式。当我们从分科的方便走出来的时候，也标示着我们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思考方式的变革，即我们放弃学科的肢解性思维方式，而去寻找适合马克思哲学本来意义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的变革对于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至关重要。要想摆脱知识论定义式的研究方式的羁绊，我们就应该采取历史与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如何运用这样两种方法得心应手、运用恰当，还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当作普遍真理来把握的思考路径，还是为马克思哲学要贴上某种定义式标签的努力，其内在的思维方式都是知识论的线性思维，都要从某个缘起的点上为马克思哲学的来去画出一道明确的线条，似乎马克思哲学就应该是如此得明明白白，就可以一目了然。这种方法是哲学逻辑的思考，但却失去了历史的具体，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总有似曾相识，却不能靠近的尴尬。在这种马克思哲学的思考中，马克思哲学成了远离生活的概念框架，实际上却成了历史的过去，而失去了当代性的意义。
第二，对待当代性问题，也有从历史学的立场与方法来观待的。这里的历史学立场和方法可以体现为两种见解，一是还原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的原初的时间上的历史属性，即还原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创生时的语境意义，将时间差形成的语境差进行比较，由此来观察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的当代性问题。二是还原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创始人的空间地理身份，也就是还原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创始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本土身份，从社会生活环境所构成的语境来观察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的当代性意义。这两种思路具体体现为从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的原生地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在当下的可能意义。在这种见解看来，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的故乡在西方世界，其思想的本土性、原生性使得其在本土的有效性和解释性的意义上才能支撑其当代性。所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首先应该是在其本土对其当下现实的有效性和解释性的可能如何。所以国内有诸多学者把眼光转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我国哲学界，“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成为时髦的标志性口号，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呢？其背后的深层底蕴实际是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具有当代的意义，可以成为救治我们当下社会各种思想危机和误区的良方。那么，马克思在哪？如何回去？马克思在那些经典著作中吗？马克思在他的故乡的社会生活中吗？在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解读研究是一种回到马克思的努力，这种解读的意义是廓清马克思思想的来龙;还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的研究，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这种研究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搞清马克思思想与学说的可能去脉。对于学术研究，这些努力当无可厚非，是必需的功课。但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是否能作为究竟的解析思路，还是需要斟酌的。我认为，由历史学的立场与方法派生出的如上两种研究思路，并不能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作出恰当的说明与判断，只能作为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研究的前行功课。因为以这种方法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能够做出有逻辑与事实力量的说明，其意义也会受到时间与空间语境的限制，于“我们”的意义还不能直接进行推断，所以，应该还要去进一步地追问马克思哲学（思想与学说）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虽然离不开前述的两种态度与思路的研究，但是，对我们而言，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真正要义是对我们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而言的当代性。也就是说，离开对中国而言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就会局限于概念的逻辑演绎与论证，或者陷入抽象历史学方法的泥淖，反而会离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越来越远。我认为，用历史学方法和哲学方法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必须在“中国的哲学语境”中摄持，才能使其活泼起来，当代性问题才可能是一个有生命力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真正要义是对我们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而言的当代性，一切叙述与论证都要在这个语境中进行。
在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如何具有当代性，亦可化为马克思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的解释路径，多以“中国”作为形容词来对马克思哲学在中国进行描述，易形成对于马克思哲学作为概念的概念叠加，而遮蔽了这一问题背后所隐含的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现实与历史的问题观照。这些解释路径的思维逻辑是知识论的，难以将马克思哲学活的灵魂与人们的现实存在处境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哲学远离人们的现实观照，从而也越来越失却其当代性意义。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不仅在于观照当代西方现实的社会存在的有效性，对我们而言，更在于与中国的社会存在圆融无碍之相应的解释性。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当代性问题的解答，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存在性出发，即从中国“文化身份”的失位的现实出发，从马克思哲学作为存在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存在性之相应的可能逻辑与现实观照的理路，来说明马克思哲学作为“历史存在论”哲学与中国的存在是如何相应的，从而说明在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在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存在性所提供的历史存在论的解释性。
四 “当代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作为问题的缘起关系
如上所论，我们可以形成如下认识：如何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是当下中国哲学问题的基本指向，也是马克思哲学“在中国”之具有当代意义的基本语境。因此，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思考，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之当代意义暨在中国之当代性的思考应该是一体之两面。也就是说，思考、解决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路径，不能离开对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发挥了近百年功用的马克思哲学在今天之意义的思考与研究;同理，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问题的研究，因其要义在于是对于中国而言的当代性，故也不能绕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传承以及在其基础上的思想与文化的开新。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作为问题存在着缘起关系。因此，我们才以“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为主题来阐述“守望家园：中国哲学的当代性反思”的话题。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其缘起关系。
首先，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思考，离不开在中国的马克思哲学作为其思想文化语境和学术资源的因缘关系。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哲学与传统之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道学）、清代朴学、近代哲学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既已无纯粹之儒释道的传承，又不可能进行关起门来的独立思想与学术创造，而必须面对的是我们已经悄然变化了的思想与文化的“存在”，这就是西学东渐后，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作为“主义”的引进。在我们的思想作为存在的境遇中，必须面对的是如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作为我们的历史与传统（可传与必传之统）的开新，西方思想与文化以学术的身份对于本土文化的渗入，从政治革命的历史需要出发，从苏俄引入的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以“主义”的意识形态身份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现实。对于我们以哲学进行思考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作为思想与学说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要素，其作为学术已经成为我们对自身的存在状况进行反思的对镜与资鉴的学术资源。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于我们不仅仅是学院围墙内的某个必修的课程，而是在学院内外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浸透着马克思这个名字作为思想与学说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以教化为主旨的各种学院的围墙内，马克思哲学作为思想与学说依缘于学术分科，仅仅作为一个学科而成为“教”、“学”的对话内容，“教”者以其为职，“学”者则以其作为备考对镜，在这里，马克思哲学的角色是一个必修的学科。在学院之外，在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作为“主义”却具有“指导思想”的地位。概括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马克思对于“资本”和“市场”的理论论述;政治生活里渗透着马克思的自由与平等的理念，以及为此理念的可能实现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实现路径的选择;在文化生活中，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以经济学视阈中的政治诉求作为指导思想平衡着我们的文化与艺术的各种意向与实践。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共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都刻印着马克思的名字。在这样的语境里，当我们从历史中提取我们传统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思想的“创作”时，我们恐难以离开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在我们生活相续中的影响之现实，而去寻找纯粹的“中国的哲学”。可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思想与学说已经成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语境。
另外，“当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学术建设的思考，必须依缘于文本、意义的对镜，亦即承继我们本有的考据、义理、辞章的学术规则，依据文本进行“非作之述”，进而对其进行义理解析，最后仍以文本的形式显现为学术创作。可以说，文本是“当代中国哲学”思考的基础，我们以往对文本的界定往往局限于历史学的视阈，即仅限于文献与文物。从哲学的语境来看，作为学术建设思考的对镜——“文本”是指学术思考所依赖的学术资源。如前所述，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下思考中国哲学问题所必须依赖的学术资源，如何对待、处理这些资源，是“当代中国哲学”作为问题的基本语境要素。显然，无论是从学科分类的语境来看，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语境来看，马克思哲学作为思想与学说已然成为我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基本要素，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而言，是当然的学术资源，并且是当代中国哲学必须要进行观察的对镜，也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哲学”所必须要梳理的学术资源。对于我们来说，现在不是要不要面对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进而是如何面对的问题了。
其次，对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当代性问题的解析，更不能绕开“当代中国哲学”来思考。如前所述，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历史性存在与现实性存在的关系问题，依据各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对当代性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诸如时间上的时代性，诸如空间上的本土性等，但对我们而言，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要义是对中国而言的当代性。我认为，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的研究虽然离不开前述的两种态度与思路，但是，对我们而言，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真正要义是对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而言的当代性。也就是说，离开对中国而言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就会局限于概念的逻辑演绎与论证，或者陷入抽象历史学方法的泥淖，反而会离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越来越远。我们认为，用历史学方法和哲学方法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必须在“中国的哲学语境”中摄持，才能使其活泼起来，“当代性”问题才可能是一个有生命力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真正要义是对我们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而言的当代性，一切叙述与论证都要在这个语境中进行。实际上，任何哲学思考都是对自身存在方式与存在状态的思考，对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研究，其基本目的是检讨其对于我们的存在历史与现实是否具有意义。这样的当代性问题自然就不能远离我们的自身存在去寻求逻辑的论证游戏，而是要通过马克思哲学与我们的存在视阈中的因缘关系，为我们的存在注入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精神依怙。所以，对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思考，也必须要，也只能从中国的现实存在的状态中寻找其可能的论证依据。
概括地说，对于中国而言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要用我们的处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生命存在与理性逻辑观察的智慧去观察、思考，实际上也就是从对中国而言的哲学语境来观察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