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二战炮火的熄灭，在整个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欧美日等国的经济发展步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而在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48]的启动，中国也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978年至2003年的一般发展（传统发展）时期和从2003年至今的科学发展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们在普遍的贫困和严重的落后问题的“倒逼”下，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生存问题或温饱问题，所做的中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尽快使广大人民生活富起来、好起来。那个时候人们的见面问候语是：“你吃了吗？”正如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49]因为“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50]。正是由于贫穷落后的“苦难现实”，才使得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时期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又快又好的发展之路。第二个时期的起始标志是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高速发展或传统发展所带来的“高代价”的“倒逼”下，我们开始步入了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人们见面的主要问候语是：“身体健康吗？”人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而这一切都属于科学发展的范畴。
一、科学发展的动因
严格说来，同“科学发展观”一样，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性发展形态，“科学发展”也是一个中国式的概念，即由中国人、基于中国的发展现实、针对中国的发展问题而提出来的。
1.在国内，追求科学发展是中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面对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件，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而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因为“唯物”的认识其实是一种符合实际的认识，而“辩证”的认识则是一种全面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看来，我们在发展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主流；但我们在发展中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是支流。
一方面，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诚如网上有人所言，正是在“猫论”[51]的指导下，大多数中国人都变成了或正在努力变成会捉老鼠、敢捉老鼠、勤捉老鼠的好猫；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论断的指导下，中国才越摸越强大；正是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不朽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通过发展才一天天地“硬”了起来：放眼全球，在这个充满了“中国制造”的世界上，到处都能见到昂着头颅、挺着腰板、揣着钞票、满世界进行消费甚至高消费的中国人。总之，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空压缩期”，我们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发展成就前所未有，发展影响前所未有。这一点，即使我们的敌人或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在网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网民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言论，其实，当这些网民在那里“愤世嫉俗”的时候，本身就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处在不断的民主进步当中。总之，三十多年的发展进步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无处不在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发展中又遇到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繁荣而不富强”、“兴旺而不发达”的说法，“领着低保骂政府，开着小车骂社会”的现象，“GDP长一寸，安全事故多一尺，犯罪率高一丈，环境破坏重万分”的事实，表明我们在实现着进步的同时又遭遇了巨大的代价，或者说，我们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而我们在取得进步的同时所遭遇的严重的代价和问题，不仅严重抵消了发展之所得，成为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且深刻反映着以往我国发展本身存在着较大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这种不科学性、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物本性、单一性、失调性、不可持续性或断代性和高代价性等。
所谓物本性，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所做的分析，是说以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人由发展的目的单纯变成了发展的工具，成为了“经济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即人被工具化，出现了要钱不要命的现象；人由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享用者而变成了金钱财富的奴隶，人被套上了沉重的物质“枷锁”，即被物化，出现了要钱不要脸的现象。所谓单一性，主要是从发展要素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众所周知，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民生、文化、生态等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而社会的整体性要求社会必须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现实中我们对“发展”基本上给予了狭隘的、片面的理解和落实。审视发展的现状，可以看到，在关于发展的认识方面，我们往往把发展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发展，进而又把经济发展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对经济增长的判断又主要是以GDP来衡量的。与此看法相适应，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心”变成了“唯一”，“发展是硬道理”被人们在实践中普遍地变成了“追求GDP增长是硬道理”，这就是发展的单一性问题。所谓失调性，主要是从发展的横向关系上所做的分析，是指由于发展的单一性而造成了诸多关系的失调，形成了发展中的一手硬一手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格局。所谓不可持续性或断代性，主要是从发展的纵向关系上所做的分析，是指以往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由于自身的粗放性、高耗性等的缺陷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而损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所谓高代价性，主要是从不良结果的角度所做的分析，指以往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即发展成就和发展问题同步增长的一种发展。
以往发展或传统发展所具有的上述弊端，产生了相当强烈的负面效应，它使得社会上滋生了一种焦虑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或思潮。这种情绪由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出发，进而对改革发展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的大政国策抱有一种失望、否定的态度。而对改革发展持失望和否定的态度具体又有两种：一种是恋旧的情结即“回头看”，认为世风不古、生不逢时、今不如昔，怀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的“好日子”、“好时光”，有人主张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二是“西化”的情结即“向西方看”，有一些人认为，要想解决当今中国的发展问题，就必须采取西方多党制、议会制那一套做法。有人散布着极其恶毒的自由化言论，把我们党污蔑得一无是处，说现在是“万恶的新社会”，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甚至直到今天还存在着上述的弊端或缺陷，所以，我们就必须超越和扬弃这种传统的发展，从传统意义的发展走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形态的发展。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当我们吃不饱饭的时候，我们毅然举起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大旗；但当我们既吃上了饭同时又吃上了“地沟油”、还遇到了雾霾天的时候，我们必须果断地走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在神州大地，就人与河流的关系来看，上了年岁的人普遍有这样的经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身边的河水能淘米洗菜；到了七、八十年代，人们能在河里游泳洗衣；而到了90年代之后，受到了污染的河流则变成了“毒河”，人们只能敬而远之了。也有人这样调侃道：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们吃得差、穿得烂、住得破，但河水是清的、天是蓝的、山是绿的，我们的命是长的；现在，虽然我们吃上了大鱼大肉、住上了小洋楼、开上了小汽车，但河水是黑的、空气是脏的、天是灰的，我们的命也是短的。可见，在今日之中国，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和实现科学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沉沉雾霾锁中国！“问苍茫大地”，出路何在？出路当然在于科学发展。换言之，科学发展这一具有新质的发展形式，是在反思我国以往发展弊端的基础上、适应着我国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走向实践“前台”的。
2.在国际，追求科学发展是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客观要求
毛泽东诗曰：“环球同此凉热，”邓小平更是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2]这表明，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具有高度的依存性和互动性，而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客观现实就必然要求我们走科学发展之路。
（1）中华民族的贡献和中国发展的国际责任
中华民族是一个对人类有过较大贡献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53]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曾深深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当中国身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而贫弱不堪的时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些国家却在相继崛起并做出了它们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
纵观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史实可以发现这样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处于每个霸权周期中的核心国家或大国、强国，都曾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比如，英国为现代世界贡献了议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工厂制度等。法国曾创立了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及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等。前苏联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创建了计划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等，这些制度曾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发展。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曾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和首创了总统制，并建立了强大的科技创新体制。这些国家所创立的这些制度或做法影响深远，效仿者和追随者众多。它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54]。近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官界，都在谈论国家崛起的话题，而一个成功崛起的国家，必然是成功地解决了自身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时代性课题的国家。对于谋求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一个令人羡慕位置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置于国家战略首位的，不仅仅是对实力的追求，更是对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思想的追求。处在全球化潮流中进行竞争博弈的国家，不仅仅是在进行一场实力的竞赛，更重要的是进行着一场看谁能提出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方案”的竞赛。“所以说，一个追求领导地位的国家，一个追求崛起的国家，应当把创造性地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作为第一位的战略目标———为世界指出一条出路，为人类指出前行的方向，为国家找到和平共赢的战略。”[55]“问天下谁是英雄”？“看真理握在谁手”！这个“真理”其实就是指能解决自身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发展问题的智慧与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产生了非凡的世界影响力。在西方一些人看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全球复苏的新引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2003年是4.6%，2009年增长到14.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根据高盛公司的数据，2000-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20%。以市场汇率计算，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1/4，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56]但我们要问，这样的发展及其影响就够了吗？或者说，仅仅从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等的角度，就可以视为是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吗？[57]我们回答说，这当然是，但不完全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规模还不是最大，目前还是“老二”；另一方面，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还不是最好，尤其是我们在发展中还遇到了很多问题，别人还时不时地非议我们。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究竟要凭借什么来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世界，使别人不仅要关注到中国，还要怀着敬重、羡慕、友善的心情注视着中国？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发展实践。因为一方面，科学发展在推动中国发展的同时还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并能把中国打造成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科学发展的中国还能为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成功范例。换言之，科学发展包含着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和世界发展问题的智慧和方案。
科学发展之所以包含着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和世界发展问题的智慧与方案，就其内容而言，体现着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共通性。如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这顺应了当今世界保护人权、民主包容的世界潮流；科学发展坚持可持续的实践向度，这顺应了当今世界追求绿色、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遍价值”，它把当今世界关于发展的一切合理的、应然的理念、要求、做法等凝聚或内敛于自身，并努力贯彻于中国的发展实践之中，体现了当今中国发展在价值追求上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科学发展的推进，使我们登上了道德的高地，使我们找到了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平台。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可能还有一点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那么科学发展就如同可持续发展一样，是人类共同的需求，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拒绝的选择。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科学发展。如果中国不科学发展，中国将没有前途和未来，我们的发展就会受阻，国家就会动乱，民族就会衰落。换言之，科学发展犹如康庄大道，越走越宽；传统发展好比羊肠小道，越走越窄。同样，如果人类不科学发展，人类同样没有前途和未来，人类就会出现“增长的极限”，世界就会出现“寂静的春天”，社会就会惊现“人对人是狼”的状态。可见，科学发展既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获得进步的必由之路。
面对着从华尔街刮起的金融风暴，面对着肆虐于欧洲大地的欧债危机，世人把求助的目光纷纷投向了中国。有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将‘拯救式’崛起”的观点。认为“崛起”有两种，除了“挑战式崛起”外，还有一种“拯救式崛起”，还说美国的崛起就不是通过“挑战式崛起”实现的，而是通过“拯救式崛起”实现的，即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就是在二战期间通过将其他国家从法西斯的侵略中拯救出来实现的。同样，中国也要走这种拯救式崛起的道路，因为中国具备了这样的机会，目前世界性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中国的机会。[58]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或观点并不正确，且不说美国是不是“拯救式崛起”，就中国而言，中国不是“救世主”，中国只能走“贡献式崛起”之路。“中国把自己的发展看作是对人类贡献的问题，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问题。”[59]这种“贡献”，是在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在切实解决了我们自身发展问题的实践中，所包含的能给人以看到希望和出路的启示与方案。或者说，当别的发展观念只会导致种种问题、当别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发展之路，可能是一种能使世人看到希望和出路的理想的或不错的选择。
总之，“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60]而中华民族要想肩负起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应有责任，中国要想像美英法等国那样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要想真正赢得别人的敬重，就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
（2）世界的影响和中国的回应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国所上演的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史诗般的“大剧”，一直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中国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世人或钦佩、或羡慕、或怀疑、或恐惧、或否定。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时不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奇迹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的说法或思潮就是具体的例证。对于外界的说法和看法，特别是对于外界的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我们当然大可不必理会。但身处全球化时代格局中，我们不能无视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所具有的高度依存性和相互制约性的客观现实。或者说，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特的国情，而走上一条与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道路。尽管我们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中国的发展毕竟是整个人类发展事业中的一个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共通性，中国发展必然要深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性影响，一是限制性影响。
所谓评价性影响，是指一些组织或人士等针对中国发展包括发展的成就和发展的问题所持有的态度与看法，这是一种软性的影响。评价性影响可分为两种：一是赞扬性的评价性影响，如肯定和赞扬中国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这会鼓舞和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例如，英国专栏作家马丁?雅克就曾撰文指出，如果说20世纪终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则开始于1978年。[61]这位第一个研究中国崛起事件的知名学者在其《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就认为：“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62]
二是批评性的评价性影响。以“中国威胁论”为例，“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就告诫西方人要“让中国沉睡”。因为在拿破仑看来，在东方睡着一个巨人，一旦她醒来，将会震撼整个世界。这可以说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早版本。“中国威胁论”发展到今天已有多种变种，除了所谓的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文明威胁论外，又多了环境资源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宣扬中国工业化会对世界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并对其他国家和人民造成影响和危害。西方国家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加速现代化过程会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认为亚洲释放的硫氧化物大部分源于中国，甚至认为全球变暖、气候反常、世界沿海地区的洪涝灾害，全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污染环境污造成的恶果。在当今一些欧美国家的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中国野蛮的增长”、“中国制造着我们的恐慌”，等等。欧洲媒体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的报道一般以“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环境污染日益突出”作为开篇，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德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民众对中国印象最深的，环境污染排在前三位，很多民众在接受调查时认为，“许多中国人没有环保意识，只认金钱。”[63]2007年8月，由全球最发达的30个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在北京发表了一份专门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尽管已付出努力，中国某些城市的大气污染仍然位于世界最糟糕的城市之列，能耗强度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高20%左右，1/3的水域受到严重污染。”此报告一发布，迅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强烈反应。法新社报道的标题就很直接：“中国的环保努力还不够”。报道称，经合组织的报告警告中国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温室气体的第二大排放国，是导致臭氧层枯竭物质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则称，“污染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威胁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声誉。”文章还联系到了所谓“有问题”的中国出口产品上，称“污染还会玷污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的声誉”。报道引用经合组织一位官员的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是一个污染大国，那么在国外的影响就很坏，产品就很难销售了。”[6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之言，可以省身。别人为什么对我们有异议、有看法，时不时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说一些风言风语？除了偏见和别有用心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现行的发展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可见，不发展不行，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同样，不科学发展也不行，因为不科学发展至少会挨骂。为此，我们必须转换发展模式，毅然决然地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所谓限制性影响，是一种刚性的或硬性的影响，它是指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利用它们所掌控的话语权、规则权或利用相关的国际组织等，对中国在发展中的一些做法直接进行干预或提出相关要求。这些干预中，有的是不合理的。例如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上歪曲事实，总是拿中国“说事”，对此我们当然要坚决抵制和反对。
当然，有些干预或要求是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在发展中必须正面回应并要与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积极互动。例如，“多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决定了中国必须面对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所带来的国内和国际压力。联合国大会曾于1992年6月4日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了该公约。特别是在1991年2月至1992年5月就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进行的多轮谈判中，正是在以中国为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争取之下，公约的最后文本引入了“人均排放”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两个重要的国际气候治理概念。这两个概念既丰富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合理内涵，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中国还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例如，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就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的要求。事实上，“十五”期间，中国用年均10.4%的能源增长，支持了年均9.8%的GDP增长；而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用6.8%的年均能源增长，支持了10.2%的GDP增长。这表明，中国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利用效率也在提高。而无论是节能减排工作的推动，还是“两型社会”的建设，都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努力通过符合世界潮流的科学发展即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来积极回应世界影响的具体表现，彰显了中国发展所蕴含的世界意义和所担当的国际责任。
二、科学发展的属性
所谓科学发展，简而言之，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统筹兼顾等的方法所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和科学发展观一样，科学发展的根本特征无疑是它的“科学性”。当然，作为科学发展之根本属性的“科学性”，只能依附于“发展”之上并以其为基础或载体。因为即使基于语法的角度分析，“科学发展”只是一个偏正词组或偏正短语，其中，“科学”是具有规定性的修饰词，而“发展”则是被规定、被修饰的中心词。
在当下的话语氛围中，可能没有谁会把科学发展的“科学”理解为诸如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等具体形态的“科学”，但我们对科学发展之“科学”的把握，还需要从这种具体形态的“科学”范畴谈起。
1.从“科学”谈起
一般而言，“科学”范畴蕴含着三层含义：其一，是指反映现实世界的知识体系；其二，是指逻辑上的自洽性或周密性；其三，是指人们的认识或实践的正确性、合理性。首先，我们从“科学”的第一层含义谈起。
科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对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等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反映，或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65]。这表明，科学首先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在于揭示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追求人的认识的真理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66]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目的在于提高逼真性。”[67]
但科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现象，不仅具有揭示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论意义，更具有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促进社会发展、造福于人类的价值意义。恩格斯就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68]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在使用不当等的情况下尽管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比较大的危害性，但其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面则是主要的，即科学技术能够增强和提高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它显然对人类具有极大的“善”的价值。爱因斯坦曾于1931年告诫青年学生，千万不要忘记：“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图表和方程时，千万还要忘记这一点。”[69]
在对“科学”范畴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发现“科学”蕴含着两种理性：一是科学的工具理性——旨在客观地揭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使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够符合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种求真的维度；一是科学的价值理性——在求真的基础上，使科学活动造福于人类和社会。而科学的价值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趋善功能——服务和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增进人的福祉，实现人的利益，使人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物质生活，这是科学的功利价值；一是科学的审美功能——为人类创造或提供审美手段和审美对象，增强人的审美能力，丰富、发展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拥有自由和惬意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的审美价值。
“科学”范畴所蕴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启示我们，作为对科学发展之根本特征的科学性的理解也需要从真善美三个方面入手。换言之，一种发展，只有具备了真善美的要素或属性，才能属于科学的发展。因为在本质上，社会发展是求真、趋善、臻美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发展，是一个对真的认识掌握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对善的追逐拥有不断提升和增加的过程，对美的创造观赏不断丰富和累积的过程。科学发展自然也不例外。
以上是我们从“科学”范畴的第一层含义推导出的科学发展所具有的真善美的属性。其实，就“科学”范畴的第三层含义来看，科学发展的“科学性”表达的是一种正确性、合理性的意思，即对当今中国而言，我们所要追求或坚持的科学发展，其实是一种较之于传统发展而言的正确的、合理的发展。而这种正确性、合理性，如果从哲学的角度予以分析的话，就只能概括为真善美，即一种发展，只有具备了真善美的要素或属性，才是正确、合理的发展，同时也是属于科学的发展。
2.科学发展属性的哲学分析
有这样一个笑话式的故事：某个外星人不幸被地球人捉住了，面对外星人，甲地人关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体，和我们人类有什么不同；乙地人则问这个外星人能吃吗，有没有营养价值；而丙地人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哪！外星人怎么这么丑，难看死啦，和我们人类就是不一样。该故事说明：其一，面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或采取认识的态度、或采取功利的态度、或采取审美的态度等；其二，在人的视阈中，同一事物至少具有知识属性、实用属性、审美属性等多种属性。
同样，我们对社会发展这一物质世界特殊的运动形式，也应该采取认识的态度、功利的态度和审美观照的态度。因此，从真善美的角度分析，在应然的意义上，科学发展蕴含着三种哲学属性或实践向度：合规律性、合利民性、合审美性。
（1）凡是科学发展，一定是求真的发展
“真”之范畴，既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又是一个实践论的范畴。作为认识论范畴的“真”是对客观事物包括发展存在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作为实践论范畴的“真”是指人们以对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为指导从事科学的实践活动或科学的发展活动。因此，所谓求真，在某种意义上说即发展主体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和遵循，是科学发展合规律性的表现。也就是说，凡科学发展，一定是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如果一种发展不尊重客观规律，只能是盲目的、充满着变数、具有极大风险的发展。
物质世界的发展遵循着某种一定的基本秩序，是有规律的过程，而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70]。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史的过程”，而不管人们在主观上力图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只能是这些规律关系的产物。
“天意从来高难问。”相对于人的能动性而言，客观规律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而人类只能遵循和适应客观规律，并在客观规律的作用方向上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其二，如果人类违背了客观规律，尽管人类可能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最终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71]。
人类在曲折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日益深刻地意识到，要想实现社会的进步，就必须承认和尊重发展存在的客观独立性，必须尽可能正确地认识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这样就历史地形成了社会发展包括科学发展在内的求真的尺度或规定。这一尺度的基本内容是：人们在发展实践中必须按照发展存在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发展，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以实现社会发展。那么，人们在社会发展包括在科学发展中为什么要求真、循真？为什么要认识和遵循发展规律呢？这是由发展活动所具有的自由性、目的性和有效性等特点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2]发展实践就是人不断创造自由、实现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但自由不是摆脱发展规律的随心所欲的行为，而是立足于社会发展之必然性基础上的现实活动，因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73]这就是说，创造并实现自由的发展活动必须以对客观规律的遵循为前提。人的发展活动还是一个追求目的的过程，但发展目的如果不建立在对真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即不以一定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性为根据，就不可能得到实现。虽然，人的内在需求是导致发展目的产生的基本根据和主要内容，但绝非唯一的根据和内容，它还必须以对发展存在的准确认识和发展规律的严格遵循为先决条件。发展活动要想获得有效性——指人的发展愿望和发展目的顺利地现实化或“物化”的一种效果，也必须以对发展存在的客观尺度的认识和掌握为根本保证，只有遵循并按照“合规律性”的尺度去进行现实的发展创造，才会有真正的社会进步，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认识得越深刻，对客观尺度、真理尺度掌握得越全面，就越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发展目的，越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和人的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发展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发生及其严重化与我们没有认真遵循发展规律如社会发展的代价规律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认为，社会发展的代价规律，是发展与代价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人类社会一定要通过付出并扬弃代价以实现发展的基本趋势。发展的代价规律概括了发展与代价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代价对发展的依存性，即发展与代价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但如此把握代价规律，还是浅层次意义上的，还没有把代价规律的实质性内容揭示出来，即在另一方面，是发展对代价的抑制性、扬弃性。这种抑制和扬弃也是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社会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对代价的克服史，这实际上进一步揭示了发展与代价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本质联系，它们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相互制约性问题。发展与代价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或相互作用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总体上讲，社会历史的演变从付出代价获得进步再到付出新的代价获得新的进步，如此循环攀升，即代价→进步→新的代价→新的进步，从而构成了社会发展代价规律的基本内容。根据发展的代价规律，我们在发展实践中，必须对代价采取两种基本的态度：其一，既不能只看到发展而忽视代价的客观存在从而把社会发展理想化，又不能只关注代价而忽视了社会的进步从而对社会的变化持悲观的态度；其二，在现实的发展活动中，要设法抑制或克服代价的发生或发展。但遗憾的是，在具体的发展活动中，我们常常以一种非常不科学的态度对待发展的代价或问题：要么忽略代价或问题的存在，要么遮掩代价或问题的发生，要么刻意制造着种种代价或问题，从而在总体上加重了我国发展的困难和问题。
总之，包括求真和循真在内的真理尺度是人类发展活动的一个基本尺度，直接为发展活动特别是发展决策提供着客观的、科学的依据，也直接规定着发展活动的性质、深度、规模、方式和取向等。我们必须牢记：成功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必须是求真、循真的发展。发展的求真性是一种发展是否为科学发展的基本的要求和客观的“身份标志”。
（2）凡是科学发展，一定是趋善的发展
科学发展既有对真的追求和对发展规律的遵循，又有对善的追逐和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目的的实现。发展是人的生存方式，是发展主体实际地追求善的活动。趋善是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在发展中的运用。如果说求真或遵循发展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外在客观要求的话，那么，趋善就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宗旨。这意味着，任何社会发展包括科学发展在内，都必须遵循趋善的原则，或者说，凡是科学的发展，也一定是趋善的发展。
善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伦理学是研究至善的学科。元伦理学创始人摩尔也指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至善的？……并且我把对这个问题（或者这些问题）的讨论叫做伦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无论如何必须包括它。”[74]从词源上看，“善”与“义”、“美”同义，都是“好”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美同意。”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对善的理解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认为伦理学是研究善的学科，他给“善”下的定义是：善就是有利人或有利于人类，明确提出善恶是与利益相关的思想。斯宾诺莎认为：“所谓善是指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言。”[75]而《牛津英语辞典》则明确认为善就是好：“善（good）……表示赞扬的最一般的形容词，它意指在很大或至少令人满意的程度上存在这样一些特性，这些特性或者本身值得赞美，或者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有益。”我国学者也认为：“所谓善也就是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需要、实现欲望、达成目的的效用性，是人们所赞许、所选择、所欲望、所追求的东西。”[76]善的含义启示我们，发展的趋善性其实就是发展的为人性，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分析，这种趋善性或为人性，实则表达的是利民性的深刻含意。换言之，在发展中体现和代表一定时代的广大民众的利益，这就是善。因为真正的善，不可能只是体现在对物的追逐和占有上——因为“物”的东西或要素仅仅是实现人的发展的一种条件或手段；同样，真正的善，也不可能只是体现为对少数人或部分人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上——因为这样的善只能算作是畸形的善或不合格的善。
科学发展的趋善性之所以要体现在利民性上，是有着充分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依据的，同时也是对科学发展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反映。在发展中或通过发展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贯穿于发展活动中的一个最为核心的要素，因为这种要素对社会发展发挥着驱动力和检验标准等的根本作用。换言之，凡是满足了或较好地满足了最大多数人的需要、实现了他们的利益的发展活动，都是好的或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坏的或是失败的。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中，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挫折和失误，一个根本的表现就是我们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发展的利民性问题即没有解决好老百姓的基本温饱问题。“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77]这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发出的肺腑之言。所谓“穷”，是指生产力的落后、国民经济的匮乏及其所导致的不能或不能很好满足广大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情况。正是由于广大群众基本的生活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甚至相当多的人难以温饱，所以，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可见，任何政党、制度及其所采取的发展道路都要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放在首位。一种不解决善的问题或不追求善的发展，就一定不是科学的发展，或者说，这样的发展压根儿和科学发展就不沾边。
改革开放以来，从趋善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我们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人民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后温饱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基本上是“不差钱”。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趋善方面又面临着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追求物质功利的最大化或极端化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就是目标单一和不择手段。目标单一是指人们只认物质财富、金钱等，社会从上到下陷入了唯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泥潭。人们急功近利，操持着“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没酒喝凉水”的心态，有地就占、有煤就挖、有油就采、有水快流、竭泽而渔。不择手段是指人们为了追求GDP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往往是以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精神文明建设、损害人的生命健康等等为代价来实现的。当今不少人往往采取了这样一种行为取向：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只要物质文明，不要精神文明；只要眼前的“及时乐”，那管死后的洪水滔天；等等。我们在趋善方面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贫富分化问题，即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充分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而相当多的人并没有从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得到足够的实惠，因而许多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对社会、对政府有意见、有怨言。就此来看，我们在善的实现方面，还很不充分、很不全面，因而应当大力推进科学发展，实现一种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科学的善。
（3）凡是科学发展，一定是具有审美意义的发展
社会发展是一种物质性活动，其过程特别是结果是人的发展目的和发展愿望的对象化，是人的发展力量的感性物化，这样，作为感性的发展结果，完全可以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对象，这意味着，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审美的意蕴和尺度。
马克思曾在对比动物的本能活动时分析了人的生产活动的三种尺度问题。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8]此处所讲的“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指的是人的生产实践的客观尺度或求真尺度；而所谓“固有的尺度”，指的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内在需要和利益的尺度即趋善的尺度。而“美的规律”则是合规律性尺度与合目的性尺度的统一，是生产实践中“求真”尺度与“趋善”尺度的统一，它所体现的是“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79]的方面，是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并“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80]的方面。总之，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追求自由、实现解放的审美尺度。
所谓审美尺度，是指人们通过审美观照来把握和评判社会之发展进步的一种尺度。审美尺度是人对发展存在的一种鉴赏性把握。审美尺度不同于遵循规律、探求真知的“循真”或“求真”尺度，它不是将社会发展概念化，而是将社会发展美感化，不是以抽象的逻辑的方式建造概念性的发展存在，而是以塑造具体的美感形象的方式勾画可审美观照的发展现实。审美尺度也不同于以追求人的物质功利为主要目的的合善或趋善尺度，它重视的是人的情感的释放，是高级的属于精神范畴的人的审美需求的满足，是人从物质功利的束缚下所获得的解放，是人的精神对人的物质的提升和超越，是以象征性的方式对人的无限目的的实现。
在发展的评价活动中，为何要引入审美的尺度呢？就与“求真”尺度及“趋善”尺度的对比来看，其一，在根本内容上，社会发展是一个求真、趋善、臻美的总过程。如果只注意到发展评价的求真尺度与合善尺度而忽视了审美尺度，显然不可能全面、科学的概括反映社会发展的属性内涵。也就是说，仅有循真或求真尺度与合善尺度的发展评价尺度体系是不完整的，存在着重大缺陷。其二，循真尺度和合善尺度主要是一类理性的、抽象的尺度。换言之，迄今关于发展评价的探讨和认识，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就“合目的性尺度”即“合善”尺度而言，人们更多的是从物质功利的角度对之进行把握和理解，或者说这是一种形而下的物质功利性的衡量尺度。而受这种物质功利性评价尺度的驱导，人们着眼的或追求的只是发展的“速度”、“规模”、“效益”，只是“更多”、“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评价标尺只重视发展的物质功利追求而忽视了真正属于发展价值的人的自由解放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忽视了发展的审美尺度及审美追求，这样，现有的合善尺度是一种传统的具有片面性、狭隘性的评价尺度。或者说，如果缺少了发展评价的审美尺度，那么，就发展价值而言，现有的社会发展主要或仅仅具有功利价值而无审美和创美的价值；现有的发展主体主要是经济人或工具人，而不是审美人或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现有的发展理念主要是一种唯物质主义（包括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理念。因此，我们应当引进一种形而上的超越了功利性束缚的精神性的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审美尺度。
就发展趋势及其评价路径来分析：其一，在当下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美的因素，存在着美化的趋势，因而就有必要从审美的角度去打量、观照和挖掘这种“发展美”。在当今中国，伴随着科学发展的推进，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在价值取向上，进入了由物本向人本转变的阶段。而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本价值取向的确立，在美学上的一个重要影响或重要结果就是社会发展的创美和审美趋向的凸显。换言之，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一种淡化物质功利、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文化”逐渐崛起。其显著特征乃是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于美化，精神愉悦和心理体验成为感受和“享用”发展成果的重要形式。面对着发展实践的美化趋势，发展的评价尺度自然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扩展。其二，就现实的发展评价的逻辑进程来看，人们总是经历一个先感性观照、后理性概括的认识过程。而感性的层面就属于审美的范畴。就社会发展来看，发展中所存在的美具有形象性——因而它是能被人们“看”到的，如生产力的进步、人的进步等总是通过大量的、具体的、感性的“景象”加以表现或体现。这就是说，发展的审美活动实际上是发展评价活动的第一步，这是一个诉诸于人的感官——主要是看的过程。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一般通过美的景象加以现实地表现或体现，社会中的贫穷落后愚昧又往往以丑的景象加以表现，因而，没有这种观察或观看，即审美或审丑，我们显然是无法得出某一地方或某一方面是否获得了科学发展的结论来的。
审美尺度在衡量和规范社会发展、促成传统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变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或意义：
第一，审美尺度的动力作用。它可以激发人们的发展热情，而“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81]。发展活动作为感性的历史创造活动，受着人的情绪、感情、激情等的影响，它具有憧憬美好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特色。审美尺度在发展中的贯彻体现所具有的鼓舞激励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和谐优美的发展环境、氛围、关系等可以激发人的发展热情，强化人的发展力量；其二，美好、理想的发展蓝图能从根本上激发人们以愉悦的心情、美好的心境、饱满的热情和团结一致的力量投入到发展实践中去，实现社会的进步。
第二，审美尺度的美化作用。审美尺度的运用可以使人们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发展创造，使社会发展向着美化的方向演进。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由于美与丑的对立统一性，因而在社会发展中不仅存在着“美”，而且存在着“丑”，或者说在发展实践中存在着危机与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发展主体的创美活动予以克服和解决。美与丑或美好性与丑恶性客观地存在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发展的美与丑的矛盾关系，又为美的规律亦即创美规律的发生和发挥作用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对象。社会发展的创美规律就是一种趋真除假、趋利避害、趋美弃丑的规律。社会发展的创美规律要求将人的审美精神自觉地渗透到发展实践中去，用审美阻抗反发展、反文明的情况，它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发展中的美与丑或美好性与问题性的矛盾，要求发展主体在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指导下，在遵循创美规律的基础上，全面美化发展实践，从而克服发展问题，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审美是一道光，照亮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一个轨道，一切发展思想和发展活动都应该依循。在历史进程中，人不但按照必然规律和功利目的进行着发展活动，同时也按照美的规律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牢记：仅仅追求和赞颂发展还不够，还应该追求和赞颂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应当是当今发展主体所应采取的一种基本的发展策略。
第三，审美尺度的协调作用。它有助于协调社会发展进程中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从而促进代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活动总是从近前而趋向长远，从自我而波及他我，发展活动的这种“直接现实性”就容易使人只顾眼前需要的满足、当下利益的实现，而审美尺度则具有超功利性，即超越了眼前的利害关系。审美尺度所具有的超功利性使得它可以以无限目的匡正有限目的，以情感尺度制约功利尺度，克服或避免发展实践中的急功近利性，使当下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发展实践的自由自觉性和可持续性。事实上，人愈受直接物质欲望的支配，愈受当下利害关系的驱动，人的活动就是愈接近动物本能的、盲目的活动。审美尺度可以帮助人们以公正的态度处理当下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人们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无疑会使传统意义的发展走向科学意义的发展。
第四，审美尺度的解放作用。科学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而审美尺度的运用，对于当下处在“物欲横流”中的人具有重要的解放意义。在实践中，如果把功利尺度绝对化或至上化，就很容易引导社会向着“物化”的方向发展，人也很容易为物欲所束缚从而成为物的奴隶，就不会有超越物欲的自由的、美的情感，从而会造成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异化”或病态化现象。而审美尺度的贯彻运用则有望克服这一目前存在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的、致命的问题，它具有将人从“物化”的“囚笼”中提升和解放出来的功能，使人摆脱物欲的干扰，以求得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健康协调发展。或者说，它既要物质性的“宝马车”，更要那种具有美学意义的无拘无束的“笑”。当人们把趋善尺度或功利尺度与审美尺度或情感尺度统一起来进行发展创造时，发展主体不仅能通过发展实践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而且协调了人的身（物质）心（精神）关系，激发和发展了人的本质力量即“发展力”。人通过对自己所从事的发展活动及其发展结果的自我观照、自我欣赏，会从中体验到人的自由发展的能力，产生出对自身发展才能和发展力量的积极、肯定的情感。可见，在人学的视阈内，发展的审美尺度，除了具有对人的审美需要的直接满足的功能以外，还具有将人从繁重的“物役”和沉重的“肉身”中解脱出来的功能，体现了“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82]用审美的尺度观照社会发展，关注点就不再是发展的功利性价值，而是发展的审美价值。它能使整个发展进程将更多地向人的心灵感悟和精神享受的层面倾斜，表现为在创造丰盛、繁华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第五，审美尺度的意义观照作用。社会发展的真谛、价值、意义只能通过审美活动才能捕捉和掌握。当我们凝视或端详我们的发展创造及其成果时，看到发展客体在我们的发展实践中变成了我们所希望的一种理想的发展存在，那么，我们就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意义感、自豪感。例如，当我们登上长城，看到长城的壮美，会为先人们的勤劳和智慧所折服，会从心底生发出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来；当我们登上中央电视塔，俯瞰万家灯火的北京夜景，会为这梦幻般的美丽景色为所震撼，并会由衷赞叹北京的繁华和进步。这种意义感既是针对发展实践的——是对人的发展活动的一种肯定和赞美，更是针对发展主体的——它使我们感受到了作为发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发展的审美活动具有挖掘和显示社会发展之价值和意义的功能。长久以来，由于高速前进的历史列车没有被凝视、欣赏、品味，社会发展的愉悦性没有被充分地感受到，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因而，当今的人们尽管做了很多事，尽管在物质上很丰裕，却常常感到没有意义，感到空虚和无聊，感到迷茫和痛苦。为此，在创造历史的舞台上忙忙碌碌的人们，应当从纯功利化的追求中解脱出来，通过休闲审美等的活动，以一种闲情逸致，感受和打量正在从事着的历史创造活动。“慢慢走，要欣赏啊！”人们只有驻足观赏和细细品味时，才能真正窥见和领悟社会发展的美妙和真谛，领略到人作为发展主体自身所具有的本真价值。
科学发展将如何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呢？首先，要在趋善的实践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突出发展过程特别是结果的美学色彩和美化意义。其次，要认真创造条件并动员人们积极的审美，如缩短工作时间或完善休假制度等让人们走出厂房、走出办公室、走出田间地头，或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在心与物、情与景的交融中，追求一种自由惬意的美学意义的存在样态；或参观感受社会发展的成就如城市美、建筑美等等，以获得对社会发展的认同感、自豪感和人之为人的意义感。这样一种创美和审美的活动，无疑能使人们已受到铜臭侵蚀的心灵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和净化，使人们沉重的功利之步变得轻松和矫健。
总之，科学发展，一定是求真的发展，因为遵循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前提；一定是趋善的发展，因为追求和拥有善是科学发展的核心；一定是审美意义的发展，因为审美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属性。在一般的意义上，真、善、美分别代表着科学发展的三大方面，它们是集科学发展的规律性或必然性、功利性或目的性、观赏性或情感性于一体的基本要素。离开了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算作科学的发展。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研究、探讨科学发展，无疑能对科学发展这一包含着新质的社会发展形式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和体认。
当然，科学性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范畴。如果用它来表征社会及其发展时，可引申出多种多样的子属性，如系统性、完备性、高效性、全面性、协调性等等。但这些子属性主要具有实证的意义，更多表达的是社会及其发展的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科学性”，属于科学性范畴的较低层次的属性。而唯有真善美才是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或高度对科学性的较高层次属性的把握。
在哲学的视野中，与科学性的真善美相对立的，则是非科学性的假恶丑。所谓假的发展，是指不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这种发展有其名无其实，如我们经常说的“有增长无发展”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有增长无发展”违背了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所谓恶的发展，是指不以人为本的发展，或者只是以少数人为本，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对立；所谓丑的发展，是指在违背了规律、背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在社会和生态、物质和精神等方面所造成的一系列丑恶结果的发展，如物欲横流、精神陷落、道德滑坡、人格分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
三、科学发展的意义
人是一种追寻意义的的社会性生物。人对意义的追寻直接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发展活动中。当前，随着发展危机的加深和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发展的意义问题日益突出。发展的意义是什么、从何而来？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今天，为什么会出现意义危机？在意义的视角，我们将如何看待科学发展？或者说，科学发展将如何获得一种有意义的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正在埋头于科学发展实践的国人的思索和探究。
1.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波兰哲学家沙夫在《语义学引论》中曾指出：关于意义的问题，的确是今天最重要的和在哲学上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不错，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对意义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如洛克、休谟、穆勒等人都曾专门论述过概念的意义，而自20世纪初以来，对意义的探究更是成了现代西方众多哲学流派所关注的一个中心课题。如分析哲学家把实用主义者提出的意义狭隘化为语词或命题的意义，而存在主义者则直接把人的生存意义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总之，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对意义问题的普遍重视表明，以寻求真知为出发点的知识论哲学已为以寻求意义为出发点的价值哲学所取代”[83]。
意义的传达和交流尽管要以语言为中介或载体，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语言意义的来源和基础，也就是说，其一，相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而言，语言意义还是第二位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84]其二，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和蕴含着意义的社会性活动，它具有意义的自明性，这种意义人们可以不必借助语言的载体而通过反思和领悟等的方式加以掌握，并通过观摩、欣赏等的方式进行交流。
在哲学特别是发展哲学的视阈内，人们对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变化这一特殊物质运动形式的探究，最后不能不归结到发展的意义问题上。发展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读：“是什么”的事实性意义和“会怎样”的价值性意义。关于发展的事实性意义是人们对社会发展包括某一具体的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的结构、规律、本质、属性等的一种事实性认识，这种认识是人们对发展进行价值评价和选择的前提。就发展的价值性意义而言，可以从形式和内容方面进行细分。在形式上可分为两种：一是对从事或拥有该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的发展主体“自我”（“小我”）的价值意义，一是某一具体的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在宏大的社会时空背景下对“他人”即代内发展主体和代际发展主体（“大我”）的发展活动的价值意义；在内容上，发展的价值性意义也分为两种：一是发展的物的意义；一是发展的人的意义。发展的物的意义主要是指发展所具有的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求、改变人们所处的贫穷落后的发展面貌的价值功能。发展的人的意义是指社会发展在实现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平等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它是关于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的意义。本文正是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谈论发展的意义问题的。
在关于“发展意义”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在认识上进行这样三种提升或超越：第一种提升，要从发展的事实性意义上升到发展的价值性意义上；第二种提升，要从“小我”的价值意义上升到“大我”的价值意义上；第三种提升要从发展的物的意义上升到发展的人的意义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发展的意义问题获得一种完整、准确和深刻的体认。
意义既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当然要从人的角度探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及世界对人的意义等问题，同时也是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发展观而言，传统的发展观的定义是这样的：发展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这样的发展观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它所关注的只是发展观中的事实意义或真理意义，而没有交代发展观中的价值意义。因而真正的发展观应当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意义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没有意义内容的支撑，发展观无疑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意义的支撑和推动，社会发展将不成其为由人所主导的社会运动过程。如果说，发展观中既要探究社会发展的真理性内容，更要探究社会发展的价值性性内容的话，那么，发展实践既要创造物的意义，更要创造和突出人的意义。
2.发展意义的陷落：一种最严重的发展代价
当前，人类正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固然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精神意义上的空虚感和失落感却日趋严重。人类掌握了强大的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能“上天、入地、下海”，却不知如何善待同类甚至自身；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和丰富的影视作品在对人们进行着视听轰炸，却不清楚应该把社会和人的发展轨迹引向向哪里？发达的通信和交通工具在日益拉近着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日趋隔阂和疏远；人们在卖力地营造和美化着自己的“物质家园”，但面对“精神园地”的荒芜却束手无策。总之，当代人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都与意义危机有关，可以说，当代人所遭受的最大的危机，正是发展意义的危机。
自近代以来，人类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两次重大的意义危机：第一次意义危机——“上帝死了”。在古希伯莱语中，上帝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来自天堂的人类”。从耶稣在巴勒斯坦创立基督教以来，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便持续了2000多年。但自近代以来，随着理性的复苏和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进一步确立，这种信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于是尼采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曾被认为是意义世界中的最高主体，它使一切事物都具有意义，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用上帝的目光来理解事物的意义。”[85]人格主义者就曾认为，上帝是宇宙的人格，是“最高的创造理性”，上帝的意志是宇宙的基本法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以上帝为顶点的精神价值体系。现在，“上帝死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崩溃了，而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随之坍塌，于是人们似乎陷入了可怕的信仰虚无之中，感到了焦虑、迷惘、荒诞、绝望和无意义。当然，尼采认为，上帝死了之后，主张以超人来取代上帝。所谓超人，即具有“强力意志”并能将这种意志变成现实的人。“上帝已死：现在我们热望着——超人生存！”[86]尼采要通过超人这个拯救者，赋予这个世界以目标，通过超人战胜上帝与虚无。在他看来，那些“连上帝也没有解决的难题”，就让超人来解决吧，因为“超人是世界的意义”。于是，当人们把目光从“天堂”收回到大地上时，在日益强大的发展力量的支配下，人类逐步走上了一条睥睨万物、傲立尘世的“主宰者”、“征服者”的“超人”之路，这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又遭遇了第二次重大的意义危机。
第二次意义危机——“增长的极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通过对生命规则和价值的重新立法与创造，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开启了一个张扬人的生命强力的自足自立的新时代。在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二战之后的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期”，人们普遍陶醉于经济增长的成就之中。正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浸于丰饶的物质文明成就之中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却发现了繁荣背后的隐忧、成就背后的问题。1972年，米都斯等人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在这本“70年代的爆炸性杰作”中，就对无视生态代价的“指数式增长”的旧有发展观念提出了批判。米都斯等人认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87]尽管“增长的极限”带有悲观论的色彩，但它对世人的警醒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面对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其加剧所导致的“增长的极限”的事实，人们终于发现了单纯的经济增长之路是一条走不通的“不归之路”。如果说，上帝之死，还只是人的精神信仰上的空虚化、无助化、恐惧化的话，那么“增长的极限”的出现，则有可能导致这样两种毁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灭亡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意义的毁灭。
当今人类正处于深刻的意义“毁灭”的危机之中。何以如此，因为发展中的人的意义已陷没于发展中的物的意义之中，“小我”的发展意义在严重排斥着“大我”的发展意义，而且，创造意义的方式是不合理的。就是说，当今发展意义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一味追求发展的物的意义，从而遮蔽了发展的人的意义。发展的意义何在？在于物的创造和积累吗？或者说发展的意义是其创造物质财富的功利性意义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面临着那么严重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问题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感觉不到人生的快乐和意义呢？可见，发展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或主要是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因为发展中的物的价值并不是发展的最核心的价值，物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是一种中介性、服务性的价值，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物的创造背后所体现的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的意义，是人对自身自由和幸福的追寻，是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或者说，发展的人的意义才是发展的本真意义、核心意义。在发展中，人的意义支配着物的意义，即支配着对物的意义的创造、评价和选择。“从全面出发考虑，人类的发展是全人类的至高目标，必须把它放在任何其他目标的前面。”[88]但不幸的是，现实中人们选择了一条唯物质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89]这使得人在现实的发展活动中被大大地异化和“矮化”，即在发展手段上人被异化为一种“工具人”，在发展目的上人被异化为一种“经济人”，同时社会发展本身也被异变成了一个冰冷、枯燥甚至残酷追逐功利、满足人的本能欲望的纯功利化的过程。人们创造了财富，却感受不到创造的乐趣；人们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却体验不出进步的欢乐；人们“寻寻觅觅”，却发现自己被“冷冷清清”的压抑所包围，于是大发“凄凄惨惨戚戚”的感慨。当人的意义被物的价值所遮蔽，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被发展的物化追求所销蚀的时候，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发展意义危机。
第二，将追求“小我”发展的意义凌驾于追求“大我”发展的意义之上，从而造成了“小我”发展的意义与“大我”发展意义的严重对立和冲突。“小我”是局部的，“大我”是全局的；“小我”是具体的，“大我”是整体的；“小我”是眼前的或今天的，“大我”是长远的或明天的。我们既要关注和尊重“小我”的发展意义，更要关注和尊重“大我”的发展意义。由于发展主体是一种多样性的社会存在，发展活动具有横向的局域性和纵向的阶段性的特征，因而，对特定的“当事性”发展主体有意义的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则不一定对其他的发展主体有意义，对今天的发展有意义的，也不一定对明天的发展有意义。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源于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考量则不具有其价值意义的普适性。还有在当今发展实践中依然相当盛行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不能适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实的发展活动中，时常存在着为了追求“小我”的发展意义而损害了“大我”的发展意义的情况。例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不受欢迎，是因为这种模式将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利益之上，其弊端不仅在于实现利益的手段往往是对抗性的，更在于其对意义的追求是极端利己性或自私性的。可见，只有既对“小我”同时也对“大我”有价值、有意义的发展活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也是值得提倡、普及和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平发展的主张等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的反响或广泛的响应、追求，是因为它们对“小我”和“大我”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蕴含着解决世界性重大发展难题的独特智慧。
第三，人们对发展意义特别是对发展的物的意义的创造采取了一种不合理的高代价的发展模式，从而加剧了发展的意义危机。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模式在总体上讲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尽管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实现了人的阶段性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发展代价问题，而一系列代价、问题的集中、大量发生，不仅加剧了社会发展物化追求的消极后果，更使人在日益严重的发展代价的重压下，对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产生了疑问：人们孜孜以求的发展活动，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吗？社会发展的真正希望和出路在哪里？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发展代价和步履维艰的发展进程，人们感到困惑、盲然和无所适从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这其实正是一种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支撑的表现，是一种找不到应有的方向感的表现。物欲横流的社会似乎变成了一架发了疯的钢琴，而人们则在混乱嘈杂的音响的冲击下晕头转向。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有疑问的；他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由于自己有疑问，因此，他以无比的忧虑研究他自己的意义和实在，研究自己来自何方、走向何方。”[90]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世界“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91]
3.科学发展必须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发展
总之，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所谓意义危机，既是旧发展阶段所固有的局限性的显现，也是人们谋求新的发展的一种转机和起点。或者说，意义危机的出现，表明人类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
寻求和创造发展的“意义”，对人类的发展活动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第一，是否有意义，是社会运动区别于自然运动的根本所在。自然运动是一种自在运动，或是一种无意义的自发的、盲目的过程；社会运动是一种自为运动，即具有“意义性”。“意义”只能是属人的概念。美籍著名犹太教哲学家赫舍尔指出：“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dimension）是做人所固有的，正如空间的向度对于恒星和石头来说是固有的一样。正像人占有空间位置一样，他在可以被称作意义的向度中也占据位置。人甚至在尚未认识到意义之前就同意义有牵连。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人的存在要么获得意义，要么叛离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92]这就是说，在社会领域由人所主导或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活动当然也是一个追求和创造意义的历史过程。正是因为有了人并为了人，社会发展才恒久地闪耀着意义的光辉。换言之，人们在发展实践中所创造和追求的东西，绝不仅仅是物质功利性的东西，而是物质功利性的东西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和人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如果只是追求和创造物质性的东西，那么，人就会被异变为动物，社会发展过程也会被异变成一种纯物质化的自然运动过程，而不属于由人所主导的社会性的运动过程了。可见，从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相区别的角度分析，是否有意义，应当是区分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根本标志。
第二，是否有意义，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或标准。“意义”是发展的“灵魂”，是一切发展活动何以进行或为何进行的根本所在。对意义的追求和创造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离开了意义世界作参照，人们的发展活动就无法被准确地评价和理解。而一旦以意义世界作参照来进行考评，人的发展活动立即会显现出其完美性或不足性。换言之，意义世界为人们认识和评价社会的进步程度、文明程度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和“视窗”，人们能通过这个“视窗”发现社会发展的完美与否、先进与否。以往人们总是从物的进步程度来衡量社会的进步程度，这固然不错，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物的标准只是一种非常狭隘和低层次的标准。它无法真正担当起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刻度的重任。前已所述，即使在社会产品有了极大丰富、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的情况下，依然发生了严重的意义危机。可见，物的创造只能给人们带来温饱而不能带来幸福，只能使人们忙碌而不能使人快乐，只能给社会增加财富但不一定给社会增加和谐，只能给意义的生成提供物质基础但它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意义性。只有发展中的人的因素——具体说是社会发展所实现的人的意义的因素，才能真正成为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社会发展是否正当或合理的根本标准。
第三，追求意义，是人们进行发展选择和发展创造的深层根据和最高目的。在发展中，人们会经常反思和追问，什么样的发展活动是人们应该追求的，而什么样的发展活动应该是予以拒绝和回避的。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必然要涉及到意义问题。饥饿的动物看见食物当然只知道吃，而人则往往要在弄清食物的意义之后才做出选择，所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社会发展领域，人正是通过意义或依据意义来从事发展活动的。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发展活动而不选择那样的发展活动，完全是不同的发展意义在使然。换言之，人们在发展实践中所进行的选择活动，如选择新的发展观、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道路等，其背后的根据就是发展的意义，即人们是根据不同的发展意义或基于不同的发展意义来进行选择的。旧的发展模式包括发展观具有物本论的意义，这样的发展意义非但不足以支撑新的发展活动，而且造成了发展的困境和危机，而新的发展模式具有着新的价值和意义，它的宗旨是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具有着新质或新的意义的发展模式，能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已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意义危机，表明了科学发展“出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只有区别于传统发展的科学发展才能拯救和真正体现发展的意义，从而把实然的发展回归于应然的发展。科学发展对发展意义的追求，鲜明地体现在了对以人为本的强调上。因为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才能把自己与传统发展相区别，才能使自己获得科学的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发展的“斗争论”（改革开放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的物本论（改革开放前期，奉行GDP至上）→发展的人本论（新世纪之后，坚持以人为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受极左发展理念的支配，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让老百姓陷入了普遍贫困的状态，使发展出现了大倒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唐，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途，实现了历史的大跨越和发展的大进步。但由于受经济万能论和错误政绩观的影响，我们“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在发展中又步入了物本论的误区，而走上了一条高代价发展的道路。传统的“物本型”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发展观念上，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一味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在发展结果上，主要着眼于经济产值和人均指标的变化或增加。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在促进了生产力极大发展和带来了巨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发展代价，如造成了发展内涵上的一维化、发展评价尺度上的单面化、发展结果上的反生态化和反人道化及拜金主义、唯物质主义盛行等的不良后果。事实上，恩格斯早就对社会生活中的“唯经济论”进行了辩证地分析和批判，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93]恩格斯的论断为我们今天扬弃物本论的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进入新世纪以后，在科学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我们至少在理念上开始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纠偏，力图在发展的价值观上实现又一次重大飞跃：由以物为本而向以人为本过渡，特别是通过对民生的关注和对发展问题的有效解决，真正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总之，科学发展高扬“以人为本”的发展大旗，它将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将“小我”的发展与“大我”的发展统一起来，将创造发展的意义和消除发展的危机统一起来，从而蕴含着解决发展难题和升华发展意义的价值功能。这样的发展为我们消除发展的各种危机特别是发展的意义危机提供了可贵并有效的实践路径。因而，我们要追求发展的意义，就必须追求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