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既有统一性的一面，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具有普遍的、共同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等；社会发展又有差异性的一面，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结果、发展水平等方面又是互不相同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了科学的论述，而要认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或差异化进程特别是从差异的视角认识和推进科学发展，就要引入或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差异性原理。差异性原理为我们理解社会发展的现实样态、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及科学发展的现实做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独特的认识视角。
一、物质的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
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物质世界，是由多不胜数且存在着种种差异的具体事物组成的。我们描述物质世界所常用的那些形容词如纷繁复杂、形形色色、千变万化、“大千”世界等，无不表达着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的差异性含义。换言之，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不是“一”，而是“多”。差异不仅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样态，而且成为了人类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主张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破除等等，其实都是对事物的差异性的关照和如实应对。对差异性世界及其差异化运动发展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差异性原理的提出。
所谓差异性原理，是在大量观察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总结概括而得出的关于普遍存在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发展中的差异现象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要认识差异性原理，并用这种原理把握物质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就不能不首先分析哲学史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思想。
1.西方哲学史上的差异思想
差异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早已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在狄德罗看来，哲学家就是“以捕促最细微的差别为业的”[226]。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就认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在莱布尼茨看来，人们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或两滴水。他们实际上分别揭示了事物的动态差异和静态差异现象。孟德斯鸠分析了法的差异性问题，他依据“泛法论”的观点指出：“一切存在物都各有其法。上帝有其法，物质世界有其法，超人智灵有其法，兽类有其法，人类有其法。”[227]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尔维修则考察了教育的差异问题，在他看来，为什么会有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区别？这是不同的教育使然。“前者以敏捷见长，后者广有知识，乃是教育不同的结果。”[228]而代表了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最高水平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也注意到了事物的差异性问题。他认为，现象的纷纭只能是物质的某种异质性所造成的结果，而“在这个物质的大洋里，没有一个分子和另一个分子类似，也没有一个分子有一刹那和自己类似，这就是它的永恒铭文”[229]。
如果说以往的哲学家主要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谈论差异问题的话，那么，黑格尔则着重基于哲学的角度关注差异问题。在《小逻辑》一书中，黑格尔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差异及其与差异有密切关系的同一、本质、根据等哲学问题。关于本质，在黑格尔看来，“本质主要地包含有差别的规定。”[230]关于同一，黑格尔特别强调：“不要把同一单纯认作抽象的同一，认作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231]关于根据，黑格尔认为，“根据是同一与差别的统一，是同一与差别得出来的真理。”[232]黑格尔试图给差异下定义：“所谓差异（或多样性）即不同的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各自独立，与他物发生关系后互不受影响，因而这关系对于双方都是外在的。”[233]黑格尔还看到了认识差异对于认识事物的重要意义：“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科学的兴趣总是这一次仅仅在当前的差别中去追溯同一，另一次则又以同样的片面的方式在同一中去寻求新的差别。”[234]
2.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思想及其认识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论著中对差异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主要包括：
（1）关于事物和社会运动过程的不平衡性的思想——不平衡性是事物差异性存在和差异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自然史的角度对事物运动的不平衡性给予了揭示，指出：“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235]“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236]至于人类社会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237]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平衡和不平衡关系的角度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若干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238]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平衡和不平衡是矛盾的统一体，“因为这种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239]
（2）关于实践差异的思想。恩格斯从生产实践的角度对人和动物作了本质的区别，他指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界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240]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认为，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人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这种创造中，那些未能预见的、未能控制的力量对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恩格斯特别强调，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241]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揭示了人的实践目的和实践结果之间所存在的差异问题。在恩格斯的“实践差异论”中，还包括着“劳动结果差异观”，就是说，在一种大跨度的历史时空中，人的改造自然的实践结果可分为最初的或较近的与较远的结果，而且这种较近与较远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
（3）关于人类历史差异化发展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42]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人类是由现实的个体的人组成的，二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其实是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一涉及到个体，便出现了差异问题，因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243]。也就是说，个体总是存在着差异性的个体。如果说个体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差异化发展史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样是一部差异化发展的历史。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中就鲜明地包含着历史差异化发展的思想。恩格斯一方面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244]另一方面又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45]这里，恩格斯所提到的“单个的意志”、“每一个意志”、“每个意志”，其实都是对“意志”的特殊性即差异性含义的表达，而正是存在着差异的“单个的意志”的力量在相互作用中才汇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从而创造着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差异化发展的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有关社会及人的阶段化发展的论述上——阶段性是社会差异化发展的重要特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根据“物质生活的矛盾”把“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划分为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样几个时代。[246]而马克思在写于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则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这样三个依次更替的阶段。[247]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充分认可了摩尔根关于人类“史前”时期的时代划分，这就是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对此，恩格斯特别指出，摩尔根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248]恩格斯还根据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生产活动分析了这三个时代的主要差别：“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249]
（4）基于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差异性原理的认识论意义。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50]表明了理解历史现象、历史发展的“钥匙”在于对差异的发现及其比较。何以如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没有指出differentiaspecifica[类别差别]的解释是不成其为解释的”。[251]就是说，抽象的理念或理论等要想达到对事物的如实的反映和解释，就必须指出事物间的差别来。
此外，恩格斯还提出了在矛盾的同一性中包含着差异和变化的思想。他指出：“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和变化。”[252]马克思恩格斯还阐述了理论观念或理论思维的差异性问题。马克思认为，“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253]这从横向的角度阐述了“理论观点”在空间背景上是各不相同的观点。而在恩格斯看来：“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54]这从纵向的角度表达了理论思维的时代差异性的观点，等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丰富性、全面性和深刻性，不仅把关于差异问题的认识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成为了我们提出并自觉运用差异性原理的重要理论依据。
3.差异及其差异性原理的哲学地位
哲学史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思想和物质世界客观的差异现象从两个方面启示我们：差异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基本样态或基本形式。所谓差异，就是事物及其事物的运动过程的不同或差别。与差异相似或相近的概念还有变异、分离、分化、突变等，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或程度表达着事物间或事物内部“差异”的含义。差异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1）普遍性。差异的普遍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其二是指任何事物、现象、过程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之间存在着不同；其三是指一切事物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或各个阶段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2）客观性。差异的客观性是指差异是事物固有的本性，与客观事物直接同一：事物是差异的事物，差异是事物的差异。既然事物是客观事物，那么，差异也是客观差异，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性。（3）多样性。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差异，即差异是极其复杂多样的。有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有本质差异和现象差异，有内在差异和外在差异，有正向差异和负向差异，有结构差异和功能差异，有质的差异和量的差异，等等。如此众多的差异要求用不同的态度、方法来加以对待或解决。（4）差异的相对性。由差异的普遍性、客观性和多样性等可引申出差异具有绝对性的结论。即“凡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之物”。[255]事物之间、事物内部、事物的运动过程，都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一点是普遍的、永恒的和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但差异还具有相对性，它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差异的相对性主要表现为事物间的差异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事物及其联系的变化即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此一时空条件下事物间的差异和彼一时空条件下事物间的差异不同。把差异凝固化或僵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表现。
恩格斯指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256]同时他认为，世界的存在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因为在恩格斯看来，杜林曾提出了“世界统一于存在”的命题，但杜林眼中的“存在”是一个缺少规定性的模糊不清的概念。对此，恩格斯批判道：“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应物，所以是真正的虚无。”[257]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258]据此，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应该包括两个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基本论断，这就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和世界的物质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看来，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世界上的事物、现象尽管纷繁复杂，却在物质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而世界的物质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着重回答的是物质世界“怎么样”的问题，即物质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看来，组成物质世界的万事万物总是具体的存在，这种具体性实际上就是事物存在的差异性。因而，物质世界是一个差异性的世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就是以世界的差异性为基础的。而事物存在的差异性，又使得物质世界具有了多样性或纷繁复杂性，并进而有了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中，如果只讲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而不讲世界的物质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世界观就是不完整的。换言之，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意味着必然要承认世界的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
4.差异和联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世界“怎么样”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基本的观点。但要理解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同样要以差异为基础。
就差异和联系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没有差异就不能构成联系。如果事物都是混沌一片，没有区别，事物只能是一，而不是多，而只有“一个”的事物是谈不上谁与谁联系的。或者说，没有事物间的差异即一事物与他事物间的确定界限，我们就无法区别事物，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物以及事物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联系着。可见，所谓联系只能是具有差异性的具体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恩格斯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只有研究细节的特性即差异性才能看清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这幅“总画面”。他指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259]另一方面，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差异。这是因为事物的差异要在一物与他物的联系中得到体现或验证。具体而言，事物的差异是在与他物的对比性联系中加以体现或验证的。亨廷顿就根据差异性理论指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他引述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在一个有12名妇女从事其他职业的公司里，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260]可见，正是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我们看到了事物的差异，并验证了这种差异。
就差异与发展而言，它们也是密不可分的。以前，哲学观上的发展范畴总是和联系相关。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没有联系就不能构成运动，也不能显示运动，因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总是通过联系着的诸对象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而相互作用必然使对象的原有状态或性质发生或大或小的改变，即相互联系引起相互作用，引起运动。另一方面，离开事物的运动，也不能理解事物的联系，因为如果一切事物都不运动，都是绝对静止的，那么各事物之间也就不会有相互作用，因而也就没有联系。其实，理解发展，也离不开哲学观上的差异范畴，因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261]唯物辩证法所理解的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下降的运动，而是新事物不断产生和旧事物不断灭亡的过程，这里就有了新与旧的差异。在一个事物的内部，如果不出现新旧因素的分化或差别，那么，事物就只能维持原有的状态，就不会有发展变化。发展正是以差异为动力并打破原有的差异及构建新的差异，差异既是发展的动力，同时又是发展的具体表现样态，所谓发展的波浪式、螺旋式进程，恰是发展之差异性的外在表现。这样，我们理解发展、把握发展就应从差异入手，差异是理解发展的关键一环。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差异问题时也注意到了差异与事物的变化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系。“差异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是一切动力之源。没有差异就没有量子涨落，没有自组织、没有演化、没有系统、没有生命。没有差异就没有一切的存在，没有多元化的世界，没有人类的进步。”[262]“物质的差异性（包括自身差异），它能使物质自身和物质之间引发相互吸引和排斥，发生引力作用。如果说在等同的状态下，一切都将进入静止，那么，没有差异就没有运动。差异是构成物质运动的根源。物质的差异性，提供了引力的本质。”[263]
总之，事物的差异导致了事物的联系，事物的联系又导致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差异→联系→运动→新的差异→新的联系→新的运动以至无穷。可以说，差异、联系、发展是处于同一序列的同等级的哲学概念。
5.差异和矛盾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之后，哲学界出现了将差异视为对立的倾向，而更多的表现则是人们用矛盾来表述差异，或把差异直接等同于矛盾。其实，矛盾和差异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差异不是矛盾，但差异却是构成矛盾的前提和基础，它贯穿于、渗透于矛盾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矛盾有两个基本的属性：斗争性和同一性。就斗争性而言，斗争性中有差异，所谓斗争无非是存在着差异的事物之间的斗争，没有差异就没有斗争；就同一性而言，恩格斯早就指出“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也就是说，没有差异也谈不上谁和谁同一。其次，差异和矛盾之间又具有差别性或非统一性。差异只是代表或表征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不同，但事物不同并不等于就有矛盾。不同的事物只有处于统一体之中即建立了某种稳固的联系才会构成矛盾，而处于统一体之前或之外的事物只存在差异，不存在矛盾，换言之，差异只是一种“潜在的矛盾”，差异永远只能是构成矛盾的前提条件，当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总之，“差异不是矛盾、矛盾也不是差异，……矛盾没有普遍性，而恰恰相反，差异具有普遍性的品格。”[264]把差异视作矛盾或把矛盾看作差异，这是不正确的。我国研究差异问题的学者易小明先生也认为，“差异与矛盾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矛盾固然是差异，但差异并不一定是矛盾，它们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世界的，虽然它们相互渗透，但其区别亦显而易见。”[265]
二、社会发展是一个差异化的过程
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哲学范畴。在关于差异的多样性的论述中，我们提到了正向差异和负向差异的区别。正向差异在方向上是向前或向上的，在内容上是积极的或有益的；负向差异在方向上是向下或向后的，在内容上则是消极的或有害的。基于发展哲学的视角分析，所谓正向差异，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进步性差异，即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领域、某一要素经过发展而表现出与自己既往或与别人不同的具有正向意义的差别；所谓负向差异，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落后性或倒退性差异，即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领域、某一要素由于没有实现发展或发展得不好而在与其他发展主体或自身以往的比较中所表现出的具有负向意义的差别。可见，在社会领域，所谓“进步”，其实表现的是具有正向意义的或积极向上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一个“求差”的过程，即打破原来的平衡格局而取得一种“正向差异”。在这里，差异性原理成为了我们把握社会何以发展、社会怎样发展的一种独特视角。
1.差异性社会和差异化发展
物质世界是差异性的世界，这样，作为物质世界之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是一个差异性的社会。差异性社会生成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66]这表明，组成社会并创造着社会历史的是存在着种种差异的个人，这种差异包括着生理、地域、社会和文化等等的差异。而个人要实现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劳动，但这种生产劳动只能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又表现为分工，“分工”既是对差异的反映，又是对差异的固化。历史地看，这种分工依次表现为以人的生理差异、地理差异为基础的自然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分工等。有分工就有交往的发生，因为交往包括交换或交流等是个人差异进而是生产分工的必然产物。正像马克思在谈到“交换”的生成时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67]正是在生产分工和交往等的基础上，才形成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但社会发展只能是一种差异化的发展，因为社会本身的差异性，决定了社会发展只能采取差异化的形式。换言之，在现实的发展实践中，众多的存在着种种差异的个人及其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将诸多差异反映于或体现于现实的发展活动中，就形成了差异化发展的现象。从发展主体的角度看，差异化发展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同的发展主体之间的发展是不同的；其二，同一发展主体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阶段也是不同的。差异化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普遍形式。所谓社会发展的“波浪式”、“非平衡式”或“不平衡发展”以及跨越式发展或赶超式发展等，都是这种差异化发展的具体表现。
差异化使得社会发展具有了这样一些特性：多样性、复杂性、非同步性、阶段性、一定的对抗性等。
多样性是从直观的表现样态上对社会发展的差异化现象的一种表达或反映，它是指从事发展实践的主体及其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水平、发展结果等是多种多样的。如在发展水平上有高低之分，在发展实力上有强弱之分，在发展观念上有传统与科学之分，在发展方向上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在发展结果上有合目的性与不合目的性或不完全合目的性之分，等等。正是看到了发展的多样性问题即国与国之间在革命和建设等方面所存在的种种不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68]所谓“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实际上是指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革命实践的差异性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践有中国的特点，因而当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自然需要“中国化”。同样，邓小平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发展的多样性特别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269]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既然有如此的“不同”，因而“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270]“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271]总之，“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272]
复杂性是从发展的结构和功能上对社会发展差异化现象的深入考察，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系统的质的分析。发展的复杂性表现为具有本质差别和现象差别的发展的相互交织性，即结构上的交叉性和功能上的相互博弈性。结构上的交叉性或包容性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发展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高水平的发展中包含有低水平的因素，低水平的发展中包含有高水平的因素；等等。所谓功能的博弈性是指不同质态的发展在功能上的相互作用包括抵制、对抗、吸收、交流等，是多种发展力量、多种发展因素相互作用的态势。这种功能的博弈性既表现在某一发展的内部，也表现在多种发展之间。复杂性要求我们以非线性的复杂性思维来把握社会发展，不能把发展看成一帆风顺、平稳笔直的过程，而是要看到，在社会总的进步的过程中，一定是一个起伏不定、涨落不断的曲折过程。
非同步性是从发展的横向关系上对社会发展的差异化现象的分析与概括。由于发展主体间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而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基于横向的角度考察，现实的发展实践总是不平衡的，即横向背景下的发展不可能是同步的、齐头并进的：在发展速度上有快有慢，在发展质量上有高有低，在发展结果上有好有坏，等等。正是基于发展的非同步性的客观事实，列宁发现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273]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274]“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的统治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均衡的发展。”[275]列宁不仅从规律的高度来把握差异问题，而且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进一步得出了这样一个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论断：“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76]毛泽东则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革命差异化发展即不平衡发展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277]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差异化现象进行了理论概括，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人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278]
阶段性是从发展的纵向关系上对社会发展的差异化现象的考察，即任何发展都是分阶段的，而阶段不同，意味着同一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或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等不同。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279]恩格斯则认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280]恩格斯的这段话，包含着这样几层含义：其一，人类社会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暂时阶段”；其二，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必然性；其三，在每个阶段的内部都孕育着使其变得过时和衰亡并让位于新的更高阶段的条件。
一定的对抗性主要是从发展价值的角度——具体说是从差异所带来的发展之消极性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差异化现象的认识。社会差异在价值功能上具有二重性：既具有积极性、合理性，又具有消极性、非合理性。换言之，差异既是动力，又是阻力；既能导致交流和促进，又会产生离异和对立。当不同的发展主体力图把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时候，社会在发展中就会产生对抗，就会导致高代价发展或风险性发展的出现。
2.差异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基于差异性原理来审视社会发展，可以看到，在积极的意义上，差异的存在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论功能和动力机制作用。
（1）“识差法”是我们认识或把握社会是否发展进步的重要方法。差异性原理所提供的“差异性思维”或“识差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所谓认识事物，首先要“认差”，即要搞清某物与他物的不同，如此才能对某一事物的具体性质、状态、水平等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识差”的基础上再采取综合法，即在掌握了事物的不同之后，再设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如共有的本质、规律等，然后再以这种共同的认识去指导把握新的差异性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新的感性的过程。哲学上所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差异性原理的实际运用。
同样，我们认识社会的进步或退步实际上也是认识差异，当然这是一种与自身以往或与他人相比而言的具有正向或负向意义的差异。当某一发展主体出现了与自身以往或与其他发展主体相比而言的具有正向意义的不同，我们基本上可判定该发展主体具有了进步性，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是与过去的中国社会相比而言的具有正向意义的差异；再比如，当某一发展主体出现了与自身以往或与其他发展主体相比而言的负向意义的不同，我们可知该发展主体具有了退步性或停滞性，如改革开放初期，当国门打开之后，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的落后。可见，“识差法”是我们认识某一发展存在所处水平或状态的重要方法。
（2）差异的存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差异的存在，使得存在着差异且具有关联性的事物间生成了一种“张力”关系。这种“张力”既包括事物间的排斥力、对抗力即阻力，也包括事物间的吸附力、激励力等。而正是吸附力、激励力等的存在，才形成了差异对于社会发展而言的强大驱动作用。这种驱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四种“驱动力”。
第一，发展需求与发展存在间的差异所激发的驱动力。人们的发展实践是在人的需要的驱动下并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社会历史性活动，需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281]但人的需要是复杂多变的，而满足或实现人的需要的发展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制度方式等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或滞后性，这样就出现了新生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原有的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差异，在这种差异的驱动下，人们就会设法改变原有的或落后的发展方式，于是就有了创新、改革、革命等的社会活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其实就是一种差距，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消除这种差距，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主要差距”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第二，发展目的与发展结果间的差异所激发的驱动力。根据恩格斯的“实践差异论”，在现实的发展实践中，发展主体的发展目的或发展愿望不可能完全或百分之百地变成现实，即使在某一发展阶段或在某些方面变成了自己所希望的结果，但在以后的发展阶段或在其他方面不可能都会变成自己所期望的结果，这就是发展目的与发展结果间的差异现象，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迫使发展主体不断改进、完善发展实践，努力争取在所有的发展阶段或发展目的的所有方面都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自己所期望的现实结果，这样一种为了实现发展目的而不断改进、完善发展实践的努力，就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或社会某一领域的发展。
第三，追求发展成本和发展收益的正向差异所激发的驱动力。在具体的发展活动中，存在着两个变量：发展成本（包括发展代价）和发展收益。当发展收益大于或多于发展成本，就会呈现出一种正向差异或积极差异；当发展成本大于或多于发展收益，就会呈现出一种负向差异或消极差异。显然，发展主体总是设法追求发展成本与发展收益间的正向差异并尽力避免负向差异的出现，具体而言，总是采取一种收益最大化原则来支配自己的发展活动，由此就推动了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进步。
第四，正向差异具有的示范效应所激发的追赶力或驱动力。前已所述，发展具有非同步性或非平衡性，即不同的发展在发展结果、发展水平等方面总是存在优劣、高下之分，这样，那些优的发展或发展存在对于那些劣的或差的发展或发展存在就具有了吸引力或示范或示优效应，从而促使差劣或比较差劣的发展主体想方设法赶上先进的或优秀的发展主体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发展领域你追我赶、相互激励、虽非同步但却同向发展的效应，从而在总体上推动着不同发展主体的共同进步。邓小平就主张，要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应当允许“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因为这具有重要的“示范力量”。他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82]
三、差异性原理视阈中的科学发展
当今中国发展的主导形态是科学发展。在差异性原理的视阈中，科学发展的推进，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或者说，中国通过科学发展的实践形态，将发生与自身以往相比而言的更好更快的变化。但要推进科学发展，还必须高度关注并正确处理一系列社会差异问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正确对待差异，成了一种发展之为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1.差异问题上的两种错误
由于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或者说，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因而，我们要准确把握并科学对待差异问题，就应当坚持唯物辩证法之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即要根据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来认识差异问题。共性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性质；个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体现并决定着事物的普遍性质、基本性质；个性则体现或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表现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大致包括着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共性要以事物的个性为前提和基础；个性体现着共性并受共性的制约，没有共性则个性就只能是具有离散力和破坏力的孤立的、“死寂”的“点”，从而无法获得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系统条件；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根据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可知，社会发展既是差异化的，又是同一化或统一化的。或者说，社会发展既受差异律的制约，又受统一律或同一律的制约。如果把差异与统一或同一割裂开来，就会在差异问题上犯两种错误：
（1）只讲统一或同一而不讲差异，就会导致差异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出现忽视差异甚至消灭差异的现象，如现实中的平均主义的做法、“一刀切”的做法、强加于人的做法等等都是差异虚无主义的表现。美国驻华使馆曾在北京发布针对北京空气质量的PM2.5检测数据，美国国务院也发出了中国可以监测美国城市的PM2.5数据的“邀请”，美国的这种做法，从学理上分析，其实是没有看到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性的典型表现。同样，面对着生态危机的发生及其加剧，国内外学术界对人类中心主义展开了研究及其批判。但学界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及批判中，出现了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化、乌托邦化的倾向，即把人类看成了一个没有差别的虚幻的“共同体”。人类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当今人类就是由诸多存在着种种差别的种族、民族、国家、集团等具体的社会主体单位组成的。从实然的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没有形成，即在实践意义上说，人类中心主义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将这样一个虚幻的“人类中心主义”判定为生态危机的价值理念根源，显然是找错了地方，有“文不对题”、“隔靴搔痒”的意味，无法真正说明生态危机发生发展的深层次的理念原因。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以全体人类为中心的主义，它只不过是少数人或集团利益的放大效应，实质是群体中心主义。换言之，不是人“类”导致了生态危机，而是当今人类的某一部分、某一些成员导致了生态危机，正是“个人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才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283]
（2）如果只讲差异而不讲统一，就会导致差异问题上的放纵主义，出现差异的扩大化、过度化等的现象。差异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差异的存在特别是社会性差异的存在总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使得社会结构紊乱、社会功能失调、社会发展维艰。我们以极端个人主义为例。极端个人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个人本位、自我至上、自私自利。基于差异性原理分析，它割裂了个人和社会、个性和共性的关系，突出了自我存在和发展的差异性、个性，忽视甚至损害了自我存在的整体性、共性，从而呈现出了世界观上的本我化、主体观上的自大化、实践观上的唯我化、利益观上的自私化以及在方法论上所采取的“走我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等的现象和做法。
2.差异问题上的科学做法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谋划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结合中国的国情，充分运用了科学的差异性原理，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战略。这主要包括：在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上，实行“三步走”的战略，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在地区和社会成员的发展上，倡导“先富带动后富”，体现了发展的非均衡性或非同步性；等等。我国的发展实践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284]，等等。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差异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是与社会差异的扩大相伴而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财富收入以及地区间、行业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这种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直接拉高了国人生存的“紧张指数”，增大了中国发展的“风险系数”，从而给中国的科学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
面对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存在的诸多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我国是否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经济起飞之后应逐步退出非均衡发展机制，走上均衡性发展之路呢？其实，各种社会差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所谓“均衡性发展”也是包含着种种差异的一种具有相对意义的发展道路。当然，根据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均衡性发展”主要表达的是对发展的“共性”即共同进步的重视及对差异制约的一种诉求。对于当今中国的科学发展而言，在差异问题上，我们所应采取的科学的做法是：
（1）尊重和关照差异，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其一，实施差异化发展，是发展活动要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就必然要求发展理念和目标的确立、发展政策的制订、发展手段的选择等都要从差异化的客观实际出发，适应差异、关照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消灭差异，当然也不是放纵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部门千差万别，虽然在根本的价值追求上是共同富裕、共同进步，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则必须是差异化发展。差异化发展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差异化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无论是城市化进程，还是新农村建设，或其他的发展活动，都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做法，那种一刀切的做法，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的效果。
其二，实施差异化发展，是实现社会的动态稳定，破除社会的僵化停滞的重要举措。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一个系统要从无序走向有序，必须处于非平衡态。换言之，只有远离平衡态的系统，才能形成有序的结构和稳健的功能。因为“在所有层次上……非平衡是有序之源”。[285]所谓远离平衡态，就是指系统的各组成要素要有一定的差异，它们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构成要素只有保持适当的差异并形成了非线性关系，才能为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激活”和“激励”效应。可见，在实践中，如果人为采取强力消除复杂系统的差异，必将使系统陷于停滞不前或退化失序的状态。因此，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始终要维持适度的差异，如在决策等过程中，如果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声音、一个方案，那么后果将十分危险；而在社会发展中，如果搞“平均主义”，将会使社会失去活力而步入共同贫困的“死胡同”。对此，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286]
其三，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是激发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展示其“差异优势”，增强其在发展中的吸引力和制胜力的重要做法。如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中，存在着差异化原则。这种原则要求企业通过自己独特的管理特别是具有差别化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达到制胜于人的目的。差异化原则在企业经营和发展中的广泛运用，证明了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2）关注和防范差异的消极性，追求社会的序化运行。社会差异的二重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既得益于差异，又受害于差异。所谓得益于差异是指差异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不断前行的动力、远离“平衡态”的激活机制及多种多样可能的发展空间与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等。这是差异的积极性的一面，但差异还有其消极性的一面。差异的消极性主要表现为两点：
其一，差异的扩大化、放纵化会导致社会离心力、对抗力的增强，对社会的健康运行和发展造成破坏和阻碍。须知，社会系统的差异不是自在差异，而是自主差异，差异主体都是有思想、有追求、凭激情行动的社会性的自我存在者，在自主理念的支配下，自主性差异常常表现出较强的分离性，即总是企图建构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及最大化地彰显自我价值，并力图从“母系统”中索取过多的自我利益，当分离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对抗，从而出现由差异性社会向对抗性社会转变的极端情况。邓小平就看到了两极分化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87]由差异性社会向对抗性社会发生转化的常规机制是：现实的差异特别是在占有社会资源（包括机会、权力、财富等）上的差异人为扩大到一定程度，一定会产生心理上或精神上的鸿沟——于是就出现了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双重差异（主观差异如抱怨社会不公，滋生仇富、仇官心理等等），接着在“导火索”事件的诱发下，社会容易出现内乱或争斗。
其二，一些差异现象具有不良性。在多种多样的差异中，有一些差异对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或作用，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或至少不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及科学发展构成危害。但有一些差异（如所谓的异己分子、害群之马、异化现象等等）的出现则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其科学发展构成了危害。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一方面，就要限制差异的扩大化、放纵化，把差异控制在能使社会安全运行的限度内；另一方面，还要防范种种消极不良的差异因素或现象的出现，以保持社会或社会的某一群体、某一领域的一定的统一性、有序性、纯洁性，增强社会的积极向上的“合力”，使社会出现序化运行的状态。
（3）破除差异的凝固化，实现由负向差异向正向差异的转化。社会差异的凝固化是对原有的地区、部门、阶层间等的种种差距的维持，这种维持固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却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不公平性，它的长期存在，显然会对社会的科学发展造成阻碍和破坏。因此，科学发展在差异问题上，一方面要关注和防范差异的消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容忍差异的凝固化。而科学发展破除差异凝固化的一个根本做法就是要促进差异的转化，即要设法促进那些处于负向差异格局中的地区、群体、部门等较快地向正向差异转化，从而使社会的绝大多数地区和成员最终都能走上共同发展之路。后进在赶超先进、实现由负向差异向正向差异转化过程中所采取的赶超式发展或跨越式发展战略，其实正是基于差异性原理而做出的符合实际的选择。
差异性原理是我们认识和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当然，对科学发展的把握还离不开价值论的视角。科学发展之所以是科学发展，在其根本的价值取向上，是以人为本的，这和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有着鲜明的区别。而坚持发展的人本取向，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根本的和一贯的主张。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指出，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88]邓小平不仅看到了中国的科学发展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有差别化的发展，而且指出了科学发展所蕴含的要实现人民富裕幸福的价值含义。而唯有这样的发展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是说，中国梦和科学发展在根本的价值取向上都是高度一致的。通过科学发展，我们看到了中国梦得以实现的光明前景。事实上，“科学发展”和“中国梦”，都是具有特定时空特征的差异性的概念，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才能把中国梦变成现实，这大概是在差异性原理的视阈中所得出的一个具有极强针对性和深刻启迪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