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我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国将处于什么位置？当前，世界经济体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重大的调整。未来十年，是国内变革的关键时期，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仍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从“中等”迈向“高等”这个过程中我们仍将面临更多更大、前所未有的挑战。
现阶段，国内收入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匮乏等现象涌现，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发展中无法逃避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是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因此，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国内的改革任务艰巨，成功或失败，都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1．中产阶级能否成为未来的社会主流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被重组，很多小型国有企业倒闭、被出售。在这个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层。同时，1979年经济改革之前尚属违法的私营企业开始在国内每一个角落成长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增长力量。
西方人对中国这种现象感到困惑。那么，“官僚主义”的国有企业是如何转化为追求利益的公司的呢？1991年，中国当时有两家股票交易市场，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深圳，交易市场的成立意在尝试以市场的力量运营。尽管股票市场有很多限制条款，但是仍然可以募集到百亿的资金。1997年，政府决定进一步发挥股票市场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限制都被放宽。之后，国有企业所有权开始重组，国有股份开始缩减，经理人开始拥有大部分股权。政府几乎从所有的中小型企业中撤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百万人丢掉了“铁饭碗”，从国有企业下岗。他们其中也有部分人投入到了私有企业中。到了2007年，中国私有企业雇佣员工超过了2亿人，占据国家所有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二。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有制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目前，中产阶级的定义是从事脑力劳动，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专业素养，对其劳动的对象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同时，他们公德意识比较强，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推动者。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来看，他们居于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国中产阶级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高考制度恢复，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为中产阶级的崛起创造了充分的条件。高考制度恢复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就体现了出来。传统的精英教育开始向大众教育转变，高校招生规模扩大，使得知识分子进一步扩大，这为中产阶级提供了精神文化的基础。
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主要工作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国内社会的分层，从而促进中产阶级的成长；改革开放实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造就了更多的中产阶级；近些年，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与支持也催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从政治角度来看，国家对人民经济生活干涉的弱化是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重要条件。社会科学院杨建华表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社会是发展的，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工细化，从而导致结构的变化，而中产阶级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人群的构成呈“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富翁与穷人都是少数，其主流是以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为主体。而在发展中国家，人群的构成是呈“金字塔型”的，富裕阶层处于最高处，中低等收入阶层处于下面，他们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国现阶段就是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下层社会的人数会越来越少，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向中间靠拢。中产阶级将成为中国的中坚力量，成为“秩序”的最大拥护者。中产阶级更多的是依赖奋斗与创新精神，所以他们会推动社会的变革。因此说，中产阶级的出现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标志。
社会学家刘玉能表示，中产阶级将成为未来的社会主流，因为他们是国家富强程度的体现，代表着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中产阶级比较富有，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所以中产阶级的壮大，是中国实现富强的根本。
就当前来说，我国的中产阶级中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职业化，但是人文、自然科学同样受到人们的重视，仍然造就了一批有思想的年轻人。中产阶级不神化政治领袖，他们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参加民主活动的能力，也具有参与政治领袖选举的能力，目前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走入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参政参议就是很好的体现。中产阶级为组织服务，但并不愚忠，他们会追求变革，同时也有科学、理性的世界观，这些是构建一个理性、民主的社会所需要的。
亚里士多德说过，政治不稳定的本质是由中产阶级的不发达造成的。从阶级斗争来看，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时，国家就会分裂成贫富两派，由于穷人与富人在政治上是很难妥协的，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治”和“乱”的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会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中产阶级没有形成强大的局面，富人在与穷人的斗争中一旦得势就会将中产阶级与穷人隔离在政治体系之外。所以，中产阶级的壮大，将会很好地缓冲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稳定奠定基础。
另外，中产阶级最大的作用就是带动消费。我国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将会对社会的消费起到很大的刺激，市场的需求会得到很大的提高。生产消费市场从而被带动起来，国民生产总值当然就会得到提高。中产阶级对教育、房子、车子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如今这个物质消费时期，每个人的生活中多少都有点“中产阶级”的因子，中产阶级的影响如今已经渗透到消费文化的各个领域。近些年，中产阶级的前卫消费已经很大程度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每年旅游黄金周的推出，就是很好的证明。在日常生活中，中产阶级与名车、名表、高尔夫球、酒吧等联系起来。中产阶级的消费力量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利于政治稳定，使整个社会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比如，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虽然也被击倒，但却是恢复得最快的国家。韩国之所以可以重振雄风，重要原因就是韩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我国的税收也可以得到保证。国家就有能力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社会底层的人群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内，从而缓解社会的冲突。然后，一部分人会在社会保障体系内努力达到中产阶级，这样绝对的富人与穷人将会是社会的极少部分，整个社会会长久地处于稳定的状态。
美中两国学者表示，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政治上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表示，这个阶层的作用将主导中国的未来，推动中国发生巨大的变革。历史证明，中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在中国也不例外。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肯尼思·科伯索尔认为，如今没有什么比中国国内的变化更重要了，这些变化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变化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发展。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威廉·柯比用“复兴”一词形容我国的中产阶级。他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很难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中产阶级都很年轻，他们喜欢旅行，喜欢投资。肯尼思·科伯索尔还表示，这些群体还舍得在教育上投资，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后也没有减少。我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壮大，这支新兴的队伍已经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将会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近些年来，我们看到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发展目标。因此，未来十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十分关键的十年，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艰巨十年，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改革必须要在相关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体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将面临重大的调整。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迎接世界经济体系变化带来的挑战以及实现未来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中产阶级群体在不断壮大，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力。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比如国民收入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形成等等，这些因素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阻碍。
“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就必须要进行改革，改革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也是世界各国都不能忽略的问题。
1995年，政府通过了“九五”计划的实施。实现“九五”计划的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虽然政府当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的观点，但是“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却包含了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因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要与结构相匹配，这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两个转变”与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的本质要求是统一的。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需市场大规模扩大，国内经济迅速摆脱了亚洲经济危机的阴影，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在这个阶段，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而居民消费率却持续下降。这表明，脱离国内消费增长的快速发展已经影响到民生的改善，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日益迫切。因此，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从十七大对这一问题的提出来看，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凸显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要性。所以说，如果忽略国内发展方式转变这种内在要求，过分关注外部环境，寄希望于世界来摆脱危机走向复苏，必定会阻碍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革进程，从而加剧国内经济发展方式所隐藏的冲突。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改变。在市场条件下，消费、投资、出口三大动力的协调，在总体上决定了创新动力机制。其中，消费是根本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投资是消费需求衍生出来的中间需求，出口则由海外需求决定。由于外需关键取决于国际市场状况与国际合作，所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应关注于内需结构，即消费、投资结构。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消费增长速度虽然较快，却长期低于投资速度，使结构日益恶化。据统计显示，我国消费率自1981年以来基本呈下滑趋势，到2008年已经下降到48.6%，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相比明显过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2008年已经低至35.3%，大大低于世界平均60%的水平。同时，国内的投资率却呈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从2003年到2008年之间连续在40%以上，远高于世界平均22%的水平。
从国内发展阶段来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没有结束，较高的投资率具有合理性，但是高投资率并非完全基于国内的发展进程，过分追求增长也是造成投资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投资最终要以消费为支撑，没有消费需求，经济就难以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国内的投资率还与国外需求相关，我国的投资形成有很大部分是国外需求牵动的，也就是说国内高投资率的形成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有关。当国外市场需求萎缩，而国内消费需求又不增长时，供给过剩就会出现。所以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要改变过于依赖于投资的发展模式，在坚持扩大内需的策略下，同时重视国内消费需求，扭转需求结构中消费率下降的局面。因此说，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逐渐提高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让消费主导取代投资主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否有效，主要是看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是否得到相应的提高。
很多人根据以往的经验与数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消费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在国际上也是较快的，所以说不可能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通过政策刺激、干涉消费增长。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警示性，但是并不能表示国内需求结构的合理性。其一，居民消费率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概念而并非单纯的消费增减问题。没有消费率的提高，过分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很难持续。我们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在于，消费的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是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投资增长过快。而这正是消费率长期处于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其二，即使仅从消费增长率来看，增长较快也不能解决消费结构方面的问题。近些年来，带动消费的汽车、电子产品、住宅消费快速增长的同时，占据较大人口比例的农村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另外还有5000万以上的人等待脱贫。如果按照联合国贫困水平的标准，我国有相当多的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三，提升居民消费率并非是一个通过短期经济策略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战略的问题，是关乎经济发展方式能否转变成功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通过刺激消费的经济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结构的调整一直是困扰中国的基本问题，虽然我国政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度重视，但是要实现这一任务是非常艰难的。1997年亚洲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就提出了扩大内需的策略，但是最终实行的依然是扩大投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从实际执行来看，效果很不理想。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涉及面广，因此短期内作出调整难以见效，更关键的原因是体制惯性与重重阻碍使得政策难以执行，甚至与计划政策相背离。因此，在未来十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改革的中心，而且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样的改革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改革的任务变得越来越紧迫，而且必须要克服以往的困难向前进。
以转变经济发展为改革中心，意味着改革必须要纠正以往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过分追求投资扩张的发展倾向与理念。通常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只有在经济结构合理、质量较高的条件下，经济维持快速的增长才可能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是在经济发展结构扭曲，社会不能普遍享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效的情况下，单纯地追求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畸形增长。这种畸形增长将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发展结构的扭曲，甚至会致使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严重失衡。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心的改革与促进发展的改革，其最终目的是相统一的，只不过前者是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中心，更符合未来十年我国的基本经济发展状况。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国外需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再现早期那种快速增长。虽然世界经济的发展依然使外需不断增长，但是寄希望于通过外需的大幅度增长来带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越来越艰难。国内需求过分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在如今资源压力日增、国外需求下滑的趋势下，将越来越不合理，因此，必须转变为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结构。消费需求的提高，尤其是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虽然不能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挖掘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有着巨大的作用。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心的改革，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注重国民同享，能够克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与规模的缺陷。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会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资源调配优化的基础上，能够逐渐改善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功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在这样的前提下，以转变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不仅容易达成共识，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施的可能性。
3．深化改革，小心“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一个经济体系在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发展问题积聚爆发，造成产业升级困难、腐败风气蔓延等社会冲突现象。从全球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是随后掉进了“陷阱”，有的甚至在中等收入阶段停顿四五十年，至今不能迈进高等收入国家。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在中国改革论坛上就“中等收入陷阱”发表观点。他认为中国必须要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十年中国必须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对未来十年转变发展方式所面临的挑战他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社保为国企改革、摆脱低收入级阶段，即“贫困陷阱”、抗击金融危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未来的十年改革之中，中国的社保将面临很多艰难的挑战。
由于受国际金额危机的巨大影响，全球经济遭遇两次探底的风险，经济发展进程艰难，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战略规划，尤其是加强改革规划，探索突破，聚集改革的力量，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推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近些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很大的突破。但是目前国内正面临着很多改革的阻力，因此在关键环节很难取得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缓慢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其一，各级政府强调经济快速发展，使改革退居于次。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体制下，政府控制了太多的财政资源，重增长轻改革，重治标不治本，即使颁布改革政策，也缺乏实质性的实施。很多改革避实就虚，使得具体改革可有可无。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当下没有回报的改革，能拖就拖，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有更好的成绩。
其二，为了应对大事件，很多重要改革被迫拖延。近年来，随着国家的经济实力提升，我国有能力举办重大国际赛事、会议，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等，这些活动的举办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政府对改革的关注。再加上突发性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这些灾难的产生都影响了改革的推进。
其三，利益群体的阻挠，使得改革扭曲。政府强调国有企业要向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集中，增强国内经济控制力。但是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无限制地进入竞争领域，追求利益。
其四，改革的动力不足。从对待改革的态度上来看，有人认为中国就是要靠发展，改革要冒很大的风险，不能轻举妄动，以免影响发展。还有人认为，某些改革措施在实施中有脱离公共利益的倾向，使得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
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要想加大改革的推进，首先要做好改革的协调工作。第一，要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推进体制。在政府职能、依法行政的同时，积极整合资源，建立高层次的改革推进体制。当前的重点是科学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定行政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设计。第二，使改革朝着法治化的轨道发展。在改革的进程中，要根据改革的总体规划、重点环节的要求，逐步加强立法工作。要及时将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在改革中与国家法规相冲突的改革策略应由中央直接安排，而与地方法规有冲突的由地方安排。同时，要加强对改革进程的监督与阶段性的评价，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实施。第三，将好的地方改革推向国家。近些年，地方政府在改革的发展上，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国家应进一步地总结经验，作为政策改善的依据。好的改革经验就应该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政策，使之能够在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就近些年的改革来看，要想进行深化改革，必须克服当下利益对改革的影响。最近几年，政府在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难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一些改革决策很好，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却难以摆脱利益的阻挠，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改革的扭曲。在改革的推动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改革仅流于表面，出现了一个问题取代另一个问题的趋势。如此，改革的积极性逐渐下降，出现了“综合疲劳症”。面对这种情况，政府提出了“加强战略谋划”的要求，这是政府把握改革时机的特征，是推进改革方式的转变。
纵观全球，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原有发展结构失效，最终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本会迅速上升，发展优势不断弱化，这可能是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
经济增长是把“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收益低、失衡严重的问题。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很多行业集中在加工领域，处于世界产业链最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上缺乏主导性。由于产业缺“芯”，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形成了大量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的局面，出现了众多企业“规模大了，但是工资却上不去”的现象。近些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减弱，“用工荒”现象出现。农民工青年比例下降，使劳动力供应关系发生了全面性的变化，这些已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原因就是社会矛盾，即没有实现社会的同步发展，进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其他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就业、住房等问题涌现，使社会负面因素不断增加，一步步掉进“陷阱”不能自拔。值得提醒的是，我国正面临着这些问题。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居民收入跟不上GDP的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老百姓普遍感觉“幸福指数不高”。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交叉作用的后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些相关问题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在长期“加快发展”的趋势下，我国形成了过度工业化、过度依赖出口、过度投资等模式，这种情况会产生生态破坏、收入分配不公、腐败风行等多种问题。这些问题与一些落入“陷阱”前的国家类似，所以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关。但是，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实力已大大提高，抗风险能力也逐渐提高，发展中的风险依然可以防控。与其他一些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具有很强的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我国迎战金融危机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大印证，人才总量大，发展的回旋余地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依然具备增长的条件。
从居民收入来看，虽然当前收入差距大，但是近几年国家出台调整收入分配的“组合拳”，消费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速。未来十年，市场会继续做大，居民消费潜力将会被激发。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前景良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发展空间。尤其是我国企业研发投入明显提高，很多重大项目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从城市化来看，我国的城市化每年都在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都会带动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规模将带动新的消费需求。从社会建设来说，经济保障房、扩大就业、医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民生改善将会帮助普通居民、困难群众，社会服务的“短腿”正在变“长”。就中国目前的增长形态来看，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遇到重大的挫折。
北京大学教授刘方棫表示，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我国有掉进“陷阱”的危险，但是只要我们抓住重要战略机遇，发挥优势，是很有可能避开“陷阱”的。当然跨过“陷阱”并不易，从全球来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以后，是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发展将由创新来驱动，社会发展也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没有完成驱动力的转换，以及对社会公平性的忽略，才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掉入“陷阱”的。
目前，仅有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成功跨过“陷阱”，成为高等收入国家。与这些国家相比，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将面临更大、更多的挑战。我们必须做足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要跨越“陷阱”，必须彻底转变发展方式。每个经济体都有“成长极限”，能否跨越“陷阱”，关键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改变发展方式，从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卓远表示，转变发展结构是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是更上一层的现实选择。因此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高等收入国家，关键要看能否转变发展方式，而并非短期内的快速增长。
要跨越“陷阱”，就必须转变增长动力。在跨越“贫困”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驱动，并由此形成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转为经济强国，要靠创新、效率、内增长为驱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认为，避免掉进“陷阱”就要坚持以内需为主，将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要跨越“陷阱”，需要逐渐缩小收入差距。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后，要实现共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应该以工资改革为主线，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趋向公平，着力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中产阶级，创造低层社会人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要跨越“陷阱”，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体制改革容易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羁绊，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造成投机、腐败现象涌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扭曲，这些都会成为掉进“陷阱”的诱因。所以，我们要在改革的攻坚期，在利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深化改革，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潜力。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勇气，更需要创新思维。要以“民富优先”来改革，老百姓有钱了，消费旺了，各种负面因素才会减少。
要跨越“陷阱”，首先要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我国在转型之中累积了很多问题，土地征用、拆迁、医疗、教育等都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因此未来十年，政府应立足国情，完善社会体系，解决好人们最关心的现实利益诉求，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并将之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从而消除“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4．“三农”问题是最大的难题吗
“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我国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虽然我国城市化进程在加速，但是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还在加大，主要表现在生活水平、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条件等方面。另外，由于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农村资源、人才等要素外流严重。财政资源在城乡的分配也严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城镇居民，这种差距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必定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
“三农”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但是近些年，我国都是以投资为主，消费显得乏力，然而扩大内需才是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虽然农村人口多，市场潜力大，农村市场却未被启动，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才出现买方市场，我国人均GDP只有900美元就出现了农产品过剩。而且，近些年农民消费与市民消费相比呈下降趋势，农民收入不提高，扩大消费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就有了更大的消费力。农村市场的扩大会带动城市的发展，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从而实现持续的健康发展。
我国13亿人中有9亿居住在农村，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三农”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稳定，二是农村的发展。9亿人口在农村，国家稳不稳定，首先要看这9亿人稳不稳定，农村不稳定，国家局势就不稳定。经济能否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否有提高，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难以发展。所以“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吃的、穿的都是农民生产的，因此说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发展中最艰巨的任务。“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战略问题。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在“三农”内部寻找，也需要在“三农”外部寻找，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理论基础存在缺陷。“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理论体现了农业“工具论”与“贡献论”，使农业地位与实际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走的是以工业为中心的偏斜道路。农业资金不断流向工业，我国的工业化启动资金就是靠农业积累实现的。
另外，农业劳动力被强制滞留农村。中国是少数几个用户籍管理人口的国家之一。这种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制度最初是为了让农业人口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同时又不让他们享受工业化的经济利益，从而保持城市工业的高利润，用高积累来推进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农民天生就戴着农民的帽子，城市居民却天生享有市民特权。这种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实际上，农民的选择常常代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生产力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而劳动者是生产系统中的主导因素。由于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导，他们了解生产的需求，所以农民的需求就是生产的需求，所以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就是尊重生产力。我国农民有着悠久的自主传统。20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就是河南农民组织的；农业产业化、社会化也是农民首创的。农民自主选择体现了深厚的生产力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
当然，农民在自主选择时，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我国正面临着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化农业转变的问题。我们在转变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着三大矛盾：一是人多地少，二是人穷就业机会少，三是农业基础薄弱，投入少，发展动力不足。当北方农民面对成堆的粮食发愁，而南方农民任凭柑橘挂满枝头也不去采摘时，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农业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农业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着很多严重的问题，农业结构如何调整，如何解决产品买卖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仅靠农民自己是无法解决的，此阶段政府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共同现象。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是农村发展中的一个紧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关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战略问题。因为数亿剩余劳动力如果不能成功转移，农业必定会成为一个低效率甚至没有效率的产业，而一个没有效率的产业必定是没有发展的。因此，只有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成功转出，农业效率才有可能得到提高，农业才能有所发展。然而，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将会使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尤为艰巨。
国家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以上，而且每年都在增长。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如果不能有效地转移，必将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冲突。现在，我们虽然认识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严重性，相关部门也开始进行疏导工作，但是与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压力相比，目前的工作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要积极地认识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意义，主动、全面地去推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工作。主动是指提前预计剩余劳动力的可能去处，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全面就是要从总体规划、产业改革、户籍改革、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全面推进，而不只是被动地做些事后处理工作。
另外，加快城市化进程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表明，农村向城市转移，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逐步走向城市化道路，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城镇化缓慢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直接影响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市场不开启，国内消费市场疲软等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对经济发展起着直接制约的作用。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三农”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刺激，部分社会群体已经心理失衡，这些都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究竟在哪呢？首先，要面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历史所造成的，企图短期内解决是完全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总体情况依然不乐观。从法律地位上来讲，农民在全体成员中具有平等的地位，与工、兵、学、商具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实际上，农民依然处于社会底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就没有生存所需要的条件，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的社会心理已经根深蒂固。农民劳作一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却被说成是没有“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行业，工作人员都要经过挑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对农民却不需要任何要求，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农业生产。
农民自出生起，就被牢牢地困在了土地上，农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农民想要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与情况，几乎没有可能。国有财产在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中分得均等的利益。但实际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支配权，所得的利益也是极少的。国家对农业投资列项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好像这些资金是从工业上施舍给农民的。农业从来就没有积累资金，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抽取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被掩盖了。最后，农民却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十分荒唐。这种财产关系上的不平等，使得农民社会地位低下。
中国农民是很易遭受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具忍耐力。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不会轻易爆发出来。在过去大搞政治运动的时期，很多农民吃不饱，过着赤贫的生活。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后，农民商品观念越来越强，自主精神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依然较弱，不足以抵抗外来的侵害。
对农民的侵害有政策性伤害、交易性伤害、行政伤害。政策性伤害主要是指国家对农业投资减少，对于某些产品定价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将残次农具、假农药等卖给农民，生产材料价格大幅度提高，超出农民可承受范围。行政伤害，如地方政府的一些干部，依靠权力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只能发发牢骚。农民基本上是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参与者。比如，选村干部、人民代表，农民参与意识淡薄，对乡村发展规划也很少提出意见，通常都是少数人说了算。对于涉及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就更觉得遥远了。干部的选拔与任命，虽然实行了选举制，但是由于参与渠道不通畅，选民的意志难以充分表达。所以，干部几乎都是通过直接任命方式决定的。这样，干部的行为方式就倾向于对上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群众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因此，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互动。事实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减少农民。农民到哪里去，将涉及整个社会的大调整。所以没有宏大的战略眼光，不系统地去解决问题，是无法控制的。
“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一是产业转型。一家一户单干，自给自足小生产是几千年来的基本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二是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与城市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分离的二元结构。农村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区别。城市已经很大程度地走进了现代化，农村却还停留在落后的传统社会阶段。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三是农民身份的转型。人是万物之灵，人权是社会权能中最基本的权能之一。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解决对农民身份的歧视问题，这样才可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政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更多强调的是“粮食”。当需要向农民索取的时候，却又将农民管得很严；当社会福利分配的时候，又常常将农民排除在外，表现极为吝啬。解放农民，还农民以公平的社会待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就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但是这种工业化是靠剥削农民而搞起来的工业化，是一个将农民隔离在外的工业化。至今，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未完成，仍继续开展，但必须改变策略，将以城市利益为中心的工业路线改为有农民参与的工业化路线。在法律与国家的产业政策下，鼓励农民创业办厂，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
城镇化战略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冲突。一是小城镇迅速膨胀，占用耕地，破坏资源。面对这种状况，究竟是该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大城市，政府正面临着重大抉择。二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行政色彩浓厚，搞了很多缺乏经济内容支撑的城镇。这种现象背离城镇化的初衷，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是必须反省的一件事情。农村人向城市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他们首先作为外来人流动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以边缘群体的形式聚居在城市的非主要区域，他们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肯定又会产生很多负面现象，在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不能消极地阻止城市化的进程，而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尽量减轻国内移民所带来的阵痛，帮助他们顺利进入主流社会。
在未来十年，我们要想迈向高等收入国家，避免掉进“中等收入”的陷阱，最大的难题正是“三农”问题。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将成为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题。因此未来十年，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是否能解决好“三农”问题，能不能使区域经济有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