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言 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
北京大学中国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你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2010年，在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人民论坛》一系列社会心态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都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社会心态是指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具有显著的大众性和弥漫性。
“时代决定心态，心态映照时代。”社会心态产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又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心态不仅能够折射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有助于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和社会情绪。
新华社知名调查型记者李松的《民意为天》，是一部从社会心态角度，对中国底层民意进行调查的新作。即通过对普通民众的深入调查，反映他们心态，以及内心面临着的深刻危机。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并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体现在社会心态方面。比如中国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焦躁疑惧、迷茫失落、仇官仇富、愤青思维、拜金主义等，就是社会矛盾的具体反映。
在中国激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两大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贫富差距悬殊。“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未能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是，在城镇居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农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客观地讲，贫富差距悬殊表明全体人民并没有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当前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各方面矛盾错综交织的背景下，如果不采取强力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就无法化解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就必然会影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最终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阶层固化严重。这些年，社会阶层有固化的倾向，赢者通吃、弱者无助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阶层与群体间也存在一些疏离隔阂，这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现象。比如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一个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存在很正常，但如果一个社会阶层固化，又如何能让底层人群看到希望？这个社会的活力又从何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底层人群就越渴望改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就极容易出现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倾向，从而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
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除了要解决好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两大突出问题外，民众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也属于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并非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砝码，这些东西，应该与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最大限度地给予民众。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能遵从于血腥的丛林法则，处处弱肉强食。
可见，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执政者从制度设计上，对社会群体和个人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尊重弱势群体，消除社会偏见，倡导公平、平等的理念，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实现，这样才有利于整个社会平等、公平、互相尊重关怀的实现。
近年来，李松对中国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由点到面的深入调查，并依托来自专业调查机构的独家数据，请国内知名专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理性、客观的精辟分析，为读者解读了当前的中国社会底层心态。
李松的社会调查，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领域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立足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角度来思考社会问题。
《民意为天》主要分为“权力‘黑洞’”、“活在当下”、“未来发展”三大部分，共收录作者58篇深度报道。从李松这部厚重的作品中，读者可以读懂中国，而李松悲天悯人的公共情怀，也正代言着中国媒体人的“社会良心”。
在这部书中，李松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首先，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在李松看来，公平正义不能仅仅是理论准则，更应成为真真切切的实践。满足底层群体发展需求首先要提供就业保障，特别要破除阶层固化。因为，公平正义的社会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付出就有回报，让奋斗者有收获，消极者受鞭策；让强者有得，弱者亦有获。在这样的社会中，奋发进取自然会成为社会心态的主旋律。
其次，健全社会的民主法治。李松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即通过发展民主、建设法治，使得社会公众能有序参与政治发展，使社会公众的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社会诉求与愿望能在民主的制度下得以实现，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能在法治的框架下公正解决。“从某种角度讲，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第三，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李松认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尤其要警惕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左右和干预，因为这会直接导致收入和资产分配永久性不平衡，增加低收入者的投资风险，同时也使扶贫和社会救济计划难以落实到真正的穷人，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流入利益集团的私囊。
最后，营造“和而不同”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阶层群体多元化是事实，也是大势所趋，但是某一个群体的发展不能以影响其他群体的生存为代价，所有社会群体都要在同一个社会中生存与发展。李松认为，要注意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而增加教育公平性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很多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是正相关关系。而事实上，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更容易使底层人群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
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期。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会。作为执政者，有效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则成为一门重要的必修课。
2014年2月8日于北京大学